中财网大宠爱用法用量:郭廉夫《王羲之评传》第二章：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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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自二十二岁任秘书郎至五十三岁辞官退隐，他的政治生涯达三十一年之久，其间政局多变，矛盾错综复杂，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王羲之为官期间对民情了如指掌，深知人民的疾苦。朝廷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忍受，他同情百姓，主张改革弊政，减轻人民负担。他曾指出："任国钧者"要"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王羲之身体力行，忠于职守，为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北伐是东晋朝野关心的重大举措，王羲之"审量彼我"，决定支持或是反对。他曾指出殷浩北伐必败，其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他虽然未曾亲自指挥和参加任何战争和战役，然而他的真知灼见足以证明他有鉴裁之能，显示了政治上的成熟。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故笔者将北伐问题放入政治思想一章里一并评述。王羲之作为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一个伟大的目标始终在驱动着他，那就是，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王羲之在会稽任内史期间，针对东晋当时存在的弊端，发表了一系列的政治见解，向朝廷和某些当权者提出了许多从宏观到微观、从大政方针到具体实施的正确的建议。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不辞辛劳，不避风险，为当地人民办了许多实事，为稳定时局作出了很大贡献，政治业绩斐然。他胸怀宽大，一身正气，勤政廉政，表现了一种忘我的精神，他在《深情帖》中说："古人云：'行其道忘其力身，真。'卿今日之谓，政自当豁其胸怀，然得公平正直耳。"王羲之引古人的话说明当今，行政必须豁其胸怀，然后才能公平正直，事事、时时顾及自己的得夫，这样的人是不能行政的。王羲之在任职期间，是一位为古人所说的行道忘其为身者。王羲之正如宗自华所说他是一位"浓于热情"的人，他以艺术家的胸怀热爱人民，对人民一往深情。
（一）开仓赈贷
王羲之曾对朋友说，有的官员不肯多为人民做事，敷衍了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任期一到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这叫什么父母官？王羲之为官清正廉洁，十分体恤人民的疾苦。就在他任会稽内史期间，有一年在他管辖的地域之内发生了灾荒，老百姓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不少人贫病交加在死亡线上挣扎。面对这一严重灾难，羲之心急如焚，这时有人提出：由官府拿出一点钱、粮来攸济灾民，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有人提出，从外地运粮到会稽来，但当时其他地方也没有粮食，更何况远水救不了近火，难以解决燃眉之急。这时王羲之巡视郡境五百里，断然决定打开城南几座大粮仓赈济灾民。当时主管补给业务的刘平急忙提出：那些仓库听存粮食是百姓交给朝廷的赋税，动用不得！擅分税粮轻则罢官，重则杀头！王羲之向刘平和其他官员解释，粮是百姓缴的，如果百姓逃荒的逃荒，饿死的饿死！又有谁来交粮纳税呢！救命如救人，至于后果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事后朝廷、皇上并没有对王羲之兴师问罪，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王羲之在危急关头开仓赈贷，救活了很多人，他们来年可以交纳税赋。在执行这一举措时，官员都没有营私舞弊行为。其二，王羲之同情人民，关心大众，在会稽很得民心，威望很高。其三，东晋皇权不振，东晋的皇帝不比其他朝代皇帝至高无上，一呼百应，他对权臣有很大的依附性，权力有限。王羲之在朝廷有三亲六戚二十余人，掌握实权，东晋政权依赖他们支撑，皇帝也不能随意降罪于王羲之。
《晋书·王羲之传》云：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作为父母官的王羲之经常上疏力争，要求减少赋役，减轻人民负担，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往往获准。在这之中，谢安起了不小的作用。王羲之在致谢安的信中，表达了感激之情，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如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会稽一带早就蹈入东海不复存在了。
（二）禁酒节粮
东晋时期饮酒成风，特别是那些风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疯疯癫癫地大发议论。这种风气自然也波及到民间，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同僚们被当地百姓宴请，席上自然少下了酒，王羲之酒量很大，也许他会痛饮一番，然而他端起酒杯呆在那儿，踌躇了半天没有喝，众人都纳闷不解。
王羲之回到官府问手下的官员，本地一年之中用于酿酒的米、麦、高粱等粮食要多少斤？大家面面相觑，回答不上。过了好一会刘平才说："属下不知道具体数量，不过百姓都会人工酿酒，井市也有水酒出售，日子艰难大家借酒浇愁。每年酿酒所用的粮食，其数量相当可观。"王羲之这才说明自己的意图：这些年灾荒不断，年景不好，粮食精贵，酒不饮无妨，没有粮食就会饿死。粮食从播种到收获要好几十月时间，来之不易，我们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储备起来，以作度日之须。现在下令，本郡在一年之内不得酿酒，市面上也不得出售酒类。禁酒这一举措，在此以前曹操也曾实行过，那是为在困难的条件下筹措更多军饷用于战争。而王羲之则是为了"救民命"，其意义是不同的。"禁酒节粮"实施以后，果然节约了谷物，使粮食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然而，王羲之却受到各方人士的指责非议，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好友谢安阐明下令禁酒是为节约粮食，防止百姓被饿死，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他说："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庚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王羲之万分感慨，他愤怒异常地写道："处世不易，岂惟公道"。
所谓漕运，旧指通过水路（间或陆路）将粮食解往京师和指定地点的运输。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将山东粮食运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作军粮。汉桓宽《盐铁论·刺复》云："泾淮造渠，以通漕运"。事实正是如此，汉代"始引渭渠以漕山东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汉中之谷，初不过岁运数十万石，及其盛时，岁益漕六百万石，类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汉，偏安洛阳，然犹任邓艾，广开漕渠以达江准??"历史进入晋代，由于战争不断，中华大地呈割据局面，漕运久停。到北伐之时一切军需只好转运供给，西输许洛，北入黄河，应征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难，故"流亡日众"。更重要的是东土饥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运的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对灾荒采取"移民就食"的方法，即河东发生灾荒将民众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灾则移民于河东。有了漕运这一良法，一遇到灾年，则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移民就食"使百姓拖儿带女离开自己的家园，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再者灾荒严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随之而来，移民有时难以实现，将会有很多人因饥饿奔彼而丧生，这都是弊端。而漕运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灾自救，以免跋涉之苦，这对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了实施办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将复开漕运的事决定下来，并委派下臣实施，到年终以此来考核政绩，尤其是长吏如不能完成任务，政绩很差，可送至大台治罪。如果三县不实行，则郡守必须罢免，或派到环境艰苦的边疆，降职使用。
（二）惩办贪官
王羲之在视察诸具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耗"，管理不善，如虫、鸟、鼠、至食以及发霉变质等消耗，是有一定规定的，超过了范围就是仓督监的失职行为；仓督监自己盗窃官米是执法犯法，有的数量巨大，如余姚一个具就达十万斛。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属会稽管辖的其他诸县也同样如此。由于地方官贪赃枉法，致使国库空乏，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危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他主张对那些奸吏给予重判，"诛翦一人"起到"杀一人儆百"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其后便断"。
（三）
改进征役修改刑法北伐军兴，战争不断，东晋初建时，司马昱的"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和许诺，根本兑现不了。出现了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百工医寺，死亡绝没的局面。王羲之详细分析了发生这种状况的源由，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有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王羲之：《与尚书仆射谢安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令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人数很多，官方按常规"补代"，结果是"上命所差，上道多叛"，负责管理的官吏索性与叛音席卷同去。至于为何吏与叛者一直叛散，因为这方面官吏也相当艰辛，他们对朝廷和当时的法律心怀不满，发生叛乱事件，叛散者的"同伍"，同样要受"课捕"，与此同时对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课捕，家人得到消息纷纷逃亡。上述的原因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没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提出减少判死刑的人，让他们补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杂工医寺"，充当杂工医寺的人，他们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则，逃亡的事将与以前一样，移其家"可绝其亡叛"，因为家在都邑生活比较安定，逃跑亡叛必须顾家小，再者都邑范围有限，管理比较严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保证朝廷官府和军队的需要，也可以供应市场。医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对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战时医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稳定百工医寺的队伍，事关重要，有了他们，城市就比较充实，他们不叛亡，社会也就稳定多了。部邑充实稳定是政治之本。王羲之将自己的政见概括为："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虽轻但惩办实际上很重，是不合时宜的。
王羲之巨识深邃，先觉于人，很多主张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未能实施。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其操履识见，议论闹卓，当世亦少其比。
诚然，这样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一个人的功名成就，除了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之外，还要有许多条件，其中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诸葛亮才华横溢，谋略超群，如果没有刘备"三顾茅庐"及群雄逐鹿的历史舞台等客观条件与机遇，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就无法施展，更谈不上有伟大的功名与光辉的业绩。
王羲之的许多政治主张均未被当权者所接受，内心是非常忧愤的，特别是伯父王导、工敦，岳父郗鉴亡故以后，他更加无能为力。王羲之的思想主张并非纸上谈兵没有价值。历史是一面镜子，他的主张对南北朝也产生过积极影响。南朝北朝对峙，特别是南朝偏安一隅与东晋相似，他的许多政治主张被当时的政治家所"移植"采用，都产生了积极的有益的效果，这些都斑斑可考。
王羲之是作为一个名垂历史的书法家，对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有如此精辟的见解，古往今来委实是不多见。
王羲之"少有美誉"，是王氏望族的的骄傲。作为三朝辅政掌有实权的伯父王导，对他有不少赞扬之词，非常器重他。王导要他到朝廷任侍中、吏部尚书一类要职，他总是推托谢绝："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后来投入了王导的政敌庚亮的幕中，充当了参军。王羲之弃高官当幕僚，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原因的。古代文献虽然对此没有专门的记述，但我们分析这一方面的原因，从中可以了解王羲之的政治主张。在王导辅政期间，豪强横行，贪赃枉法，人民大众苦不堪言。王导对此则采取容忍宽恕的态度，有时仅惩办下级人员，以此敷衍塞责。人们对此非常愤慨。庾翼在给庾冰的信中，表示了他对王导的不满情绪。"大较江东政，以伛儛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使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逻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辟共驱之，不得安席。??虽皆'前宰'之昏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前宰"王导的昏谬是当时朝野议论的话题，人们对王导的治国方略称之为"愦愦之政"。"愦愦"是贬意同，糊涂、昏乱的意思。也就是说王导施行的是昏乱之政。而王导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徐广《历纪》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果然如此，后人对他的"愦愦之政"大加赞赏。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历任元、明、成三帝，是权重位高的三朝元老，历史上的评价很高，《王导传》六千余字，几乎全是溢美之辞。他在建立东晋时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执政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晋初立，需要安定的现实要求，但此政治方略不能全盘肯定，特别是在后期有较为恶劣的后果。据《晋书·顾和传》载："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和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导咨嗟称善。"既然可以网漏吞舟，何须"察察为政"？细致了解治理情况岂不是多此一举？在当时由于《晋书·王羲之传》。
王导的愦愦之政，对贪官污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门阀豪强更是宽容放任。"时王寻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井下奉法，大臣患之。"鉴于这种情况，陶侃和瘦亮都曾想起兵废黜王导，由于郗鉴的劝阻，未曾行动。王羲之对在王导政治统治下的时局极为不满，尤其对"仓督监耗盗官米"的罪恶表示极大的愤慨。主张惩办贪官污吏和不称职的官员。王羲之反对"网漏吞舟"、反对王导的"愦愦之政"是不言而喻的。
王羲之被后人称为"拔萃国举"，在他一生中不乏救国匡时之志。他给殷浩的书信中曾表示：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当时关陇由苻秦王国统治，已蜀是由成汉王国霸占，他们都很强大，经常侵扰东晋，构成外患。王羲之立志要"宣国家威德"，收复关陇、巴蜀，在边疆艰苦奋战、建功立业。但事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后来他做殷浩的护军将军和会稽内史，在《恭命帖》中云："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命，遂不获已，处世之道尽矣！"他的政治抱负并未实现。
王羲之认为力争武功，作非所当，主张文治为上，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宜虚己求贤，与有识之士共谋国家大事。
王羲之希望自己成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自然他想有一个像刘备一样的君主"三顾茅庐"。他非常赞赏诸葛亮对刘备的建言。诸葛亮在隆中长期观察天下形势，精心谋划统一中国的策略。与刘备的这番谈话就是所谓的"隆中对"。
上羲之在《遗殷浩书》，《与会稽王笺》中均站在比较客观的主场，对"彼"、"我"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提出了"保江"战略策略，从中不难看出他吸收了诸葛亮军事思想。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诸葛亮不同，刘备按照诸葛亮的政治纲领行事，而殷浩拒绝接受他的战略对策。
王羲之敬慕诸葛亮，他与诸葛亮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山东临沂人，都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任过职；他们唇枪舌剑，都有辩才。王羲之赞赏诸葛亮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联合孙权、内修政理，以夺取中原，完成统一大业的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政策策略。
王羲之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他反对党同伐异，主张协和共处，维护政局安定。为了统一大业，要效法廉颇、蔺相如，一致对外，他劝殷浩把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画在屏风上，以示训导。文献上这样说：殷洪源与桓温不协，王逸少移书苦谏，欲画廉蔺于屏风???王羲之曾在谢万的信中说，"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陆贾是汉初政论家，辞赋家，官至大中大夫，他认为武力可以夺取政权，却不能单靠它来维持政权。所以《晋书·庾亮传》。
他向汉高祖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王羲之依陆贾处世，即依陆贾的政见处世。
东晋建立不久，其政权需要进一步巩固，使用武力是不适当的，政以道胜，其道者就是儒家、黄老之道，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评述。
战争中有一系列的决策问题，王羲之认为要"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
这与"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认为"审量彼我"的军事思想更加深刻。这里有精审、审时度势的内涵，对"彼此"有量的分析，这一点无论是对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非常重要，没有对各种军事要素"量"的掌握与分析对比，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量"不仅限于数的概念，还有衡量权衡之意，通过"审量彼我"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
对待北伐的基本态度东晋虽然在江南建立了政权，但北方的中原大片领土被胡人占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北伐是当时政治、军事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我们不能离开当时双方的形势，简单地用支持或是反对北伐来判定是否正确。东晋初建时期，南渡的百姓，他们饱尝了家破人亡离乡背井之苦，怀念故土。而北方的士族迁至江南，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且惊魂未定，何去何从，如何对待残酷现实？存在着两种精神状态和情绪。《世说新语·言语》作了这样的记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竹宴。周侯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止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的周侯是王蓑之的延誉者周颌，他对江叹息代表了一部分过江士族的思想感情。而王导"愀然变色"，慷慨陈辞："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显然是另一种精神状态。王导的这一政治纲领，团结了朝野一批人，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拥护。他们以上述纲领作为精神支柱，盼望有朝一日光复中原大地。第一次发动北伐的是祖逖，他是中原沦陷后移居京口的一位将领，当时王导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敢对北伐提出异议，怕夫去民心丢掉具有号召力的"克复神州"的旗帜，故提出"使白招募"组织北伐，只给祖逖调拨一千人的粮食、布三千匹，不给铠仗兵器。建兴元年（313年），祖逖带领一批人马渡江，当船行驶到江心时，祖逖击揖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表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祖逖在淮阴铸造兵器招募士兵，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失地，晋元帝怕他势力太大，派怔西将军戴渊总领北方六州军事，阻止祖逖北伐活动。此时祖逖感到深受掣时，缺乏有力的支援，北伐成功无望，优愤而死，使收复的领土再次失去。
诚然，东晋政权建立不"，立足不稳，政治上尚下强大，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统治阶级不肯支持是主要的。王导虽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克复神州"，但这纯属是一种策略，拢络人心而已。吕思勉论及《王导传》时说："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收用北来上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间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台。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这种评论分析确实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有经纶大略的军事将领庾翼"以石虎衰暴屡表北伐"，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他移屯襄阳，征发六州内车牛驴马和地主的奴仆当兵组织力量，命庾冰镇守武昌，为翼的后援，准备大举进攻后赵和成汉。当时蔡谟认为"若弃江远去，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实际上，东晋士族地主和多数朝臣偏安江左，不肯冒"累卵"之险，害怕失去自己的安乐窝，所以反对这次北伐。而王羲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想克定有期"。王羲之盛赞如此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东晋统治集团内部虽有矛盾还不是太尖锐，更重要的是北方石虎继位，他暴虐成性，任意残害百姓，"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一触即发。这些都为北伐提供了准得的良机。王羲之支持庾翼北伐还基于对庾翼为人的深刻了解。庾翼"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翁然，称其才干。由是自河以南，皆还归附。"他早有"复兴"的雄心壮志，以"灭胡平蜀为己任"，对北伐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基于敌我双方的形势分析，王羲之决定支持这次北伐。
（二）反对殷浩北伐
对殷浩发动的北伐，王羲之竭力反对。殷浩、桓温都是握有兵权的大将，他们为权力之争水人不容。殷浩将颖川荀羡作为羽翼以对付桓温。王羲之密说殷浩、荀羡应以大局为重，他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睦，不宜内构嫌隙。可是殷浩、荀羡怎么也听不进去。当王羲之知道殷浩要冒然进行北伐时，立即以书劝阻，但没有奏效。殷浩仍整军前行，结果在颖水桥（今河南省许昌县）吃了败仗。殷浩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准备再度北代。王羲之以为必败，并立即致书于殷浩和会稽王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尽怀极言"劝其休养生息，尊贤虚已，不要快意于目前，致生民于涂炭。
王羲之在《遗殷浩书》中写道：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恒，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今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摩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之所厝。自顷年割剥遣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王羲之首先从上次北伐失败谈起，殷浩第一次北伐是公元352 年，就在这一年又准备第二次北伐，阖朝上下正为之"惋怛"，不能忘怀。在这种情况下，应诙认真地总结失败教训，而不能重蹈覆辙。还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从长计议，以期改弦更张，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东晋的江山大业。信中分析了"自寇乱以来"的形势和前几次北伐失败的教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王羲之还从私人的角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利害关系，"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北代失败，会激起民愤，世态变故，那你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无地自容了！
《遗殷浩书》对虚务玄谈而无军事才能的殷浩，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时王羲之忧心如焚，便又写信给会稽王司马昱，这就是所谓的《与会稽王笺》。司马昱是辅政亲王，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实权，王羲之在书中论及时事，陈述了不宜北伐的理由，并希望司马显对殷浩再举北伐提出忠告，加以劝阻。
《与会稽王笺》云：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年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牢。令功未可期，而造黎歼尽，万不幸一。且万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叫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令安徽毫县）、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朱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于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未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于此，欲后悔之，亦无及也。殿下德冠字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遗殷浩书》和《与会稽王笺》析理透彻，充满激情，切中时弊，抨击了朝政，在当时是很危险的。然而，他从大局出发毫不顾忌，"取怨于执政"仍"尽怀极言"，这不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军政才能，而且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大无畏的精神情怀。
王羲之的书札为殷浩所发，可谓仁至意尽，情真意切，"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此时吏部尚书王彪之与王羲之持相同意见，也认为殷浩妄动失策，立即上疏："弱儿等（雷弱儿、梁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会稽王司马昱将忠良的建议放置于一旁不论不议，继续支持这劳而无功的北代，而殷浩求胜心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于永和九年（353 年）将北伐付之于行动，结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败涂地，损兵折将，阵亡和被俘者达一万余人。事后会稽王后悔莫及，感慨地说：王彪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实真正的人才要数王羲之。殷浩再次失败给桓温以口实，故桓温上疏列数殷浩之罪状，结果殷浩被废为庶人，徙东阳信安（浙江金华）。古人云，"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殷浩的最终结局对于王羲之来说，不正如此吗，有人根据王羲之对殷浩北伐的态度得出结论，王羲之对北伐持消极态度，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过祖逖、庾翼的北伐外，还有一例可证，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温北伐，取得局部胜利，当时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了，他仍十分关切战事，对胜利充满信心和喜悦：恒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着，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
王羲之对几次北伐都审时度势，他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复中原之志，之所以反对殷浩北伐是殷浩动机不良，各方面条件不具备。一旦条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战果，他自然兴高采烈。在重大问题面前不凭一时感情冲动做出决策，才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败"的结论，最后北伐果然以失败而告终，这预测的准确性，可谓是神机妙算。然而这绝不是偶然的碰巧。战争胜负是冒险、碰运气还是预先可以测知，当然是后者。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一再申述"见胜而战"，"必胜乃战"，"善战者见胜如见明；其错（措）胜也，如以水胜火。"作为一个战争的指挥者，开战以前，就能很有把握地测知战争的胜负，就像见到太阳、月亮一样。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像以水灭火一样有把握，善战者总是在看到必胜后再出战，贸然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对北伐的准胜谁负看得很准，他是经过一番调查分析，才得出结论的。他认为北伐战争"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
朝廷争权夺利，桓温与殷浩视为死敌，严重不和，互相牵制。桓温想独揽军政大权，谋取皇位；殷浩想借北伐取胜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他刚愎自用，缺乏军事才能，不善于用兵，第一次北伐损失惨重，"遗黎歼尽，万不余一"，元气尚未恢复，又再度举兵北伐。东晋是进攻的一方，"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利因素。而北方领土辽阔，进退有很大的余地，相比之下，东晋所占地域就此较狭小，"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因循所长，以固大业"，这里的"因循所长"，是指的东晋的地理环境，就是说东晋的地理环境仍有优势，江淮是天然屏障，对守势极为有利。
在"内忧已深"的情况下，想诉诸于武力，解决"外不宁"是很难实现的，诚然历史上曾有过"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但这种情况是有前提的，它不仅在于"独运之明足以迈众"，而且"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现实与历史上的"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情况不同，岂能"求之与今"。据此，王羲之认为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他提出"保江"（又称"保淮"）的战略计划：以江淮流域为根据地，把徐州、商丘的兵力拉回来，这样可集聚在安徽合肥、焦郡，江苏广陵、河南许昌的力量，等待时机发动进攻。"保江"策略源于王导的思想，那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这是置中原于度外，忘仇忍耻。事实证明，不审量彼我，盲目采取军事行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审量彼我就是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这是许多军事家都懂的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必须对"彼""我"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只有审量准确，结论才可能正确无误。人的认识正确了，战争的战略才有可能正确。殷浩对王羲之的对敌我双方的分析和建议置若罔闻，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王羲之对北伐后果一语中的的分析预测显示了他的正确思想。
王羲之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了解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研究得也不够。明代洪应明在《容斋随笔》中列举了王羲之对北伐的真知的见后，不胜感慨他说，"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洪应明的话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