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溶液中组分分离的方法:马一浮引荐李叔同出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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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出家是马一浮的引荐
马一浮不是出家人，但却是最著名的佛学家。1904年，精通多种外文的马一浮自清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公署工作和游学英国、德国、日本回国后，在全身心将治学重点转为传统文化儒学前，曾苦心研究佛学，醉心结交杭州定慧寺、灵隐寺、香积寺、海潮寺等高僧大德，写有《童蒙箴》、《法数钩玄》、《与蒋再唐论儒佛义》等佛学专著，倡导发起组织般若会。所以马一浮不仅是北大著名教授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史》赞美的“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仅有的硕果”，不仅是梁漱溟称颂的“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而且从马一浮19岁丧偶后终生不再娶，将一切献给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传统文化“虽劫火洞然，不敢自阻”的精神看，他完全称得上是方外高人。当年在浙一师任教“才华盖代，文学、演剧、书画靡不精，而书名尤籍甚”，事业蒸蒸日上，家庭无比幸福的李叔同，为什么于人生旅途“绚烂之极”时却置恩爱家庭、富裕生活不顾，硬要出家从佛“归于平淡”，去修那最艰苦的“日中一食”过午不能再吃东西的律宗，以华严为境、戒律为行、净土为果呢?有人以为这是他受家庭信佛的影响和好友、浙一师舍监夏丏尊戏言刺激的结果。可我认为这是缘于李叔同强烈的爱国情结和畏友马一浮的人格感化。
李叔同虽比马一浮大3岁，但马一浮1898年会稽乡试以15岁独占鳌头名噪东南，不久在上海自学外语时又因与广西才子马君武、四川才子谢无量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闻名遐迩（马一浮本人被苏曼殊称为“江南才子”），后因在美、英、德、日工作和游学期间，专门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文学，与陈独秀、周树人、马叙伦等结交，如《知堂回忆录》所说，在清末就很有了名气。到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马一浮回国后与谢无量在镇江焦山苦读1年，在杭州广化寺夜以继日专攻文澜阁四库全书3万6千余卷3年，从南京教育部恳辞秘书长，回西湖后又独居陋室青灯黄卷钻研佛典和古籍10年，成了如丰子恺所说“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书，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先生所能背的书，有的我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直到85岁去世，马一浮一直读书不求闻达。所以1957年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在周恩来陪同下拜访他，贵宾问他过去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将来干什么时，他回答的都是“读书”二字。而李叔同呢，这位早年加入同盟会的音乐与美术天才，也跟当时觉悟了的青年一代一样，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热衷变法，写过《祖国颂》。辛亥革命后，更写过《满江红》、《金缕曲》等表示了自己“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的志向。可是辛亥革命后目睹革命党人争权夺利，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对我国的欺凌，使爱国心切的李叔同“痛感于众生疾苦”和教育救国、艺术救国的无望而无法解脱。于是在精神极端苦闷中他也跟当时熊十力、梁漱溟等一样转向佛法，开始三天两头带了丰子恺等爱徒从贡院前浙一师到延定巷马一浮往处，向这位自己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时就以闻名心仪的哲人请教。丰子恺后来在《缘缘堂随笔》中回忆道：“那时我只十七八岁，正在杭州师范学校读书。我的艺术科教师L先生（指李叔同），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了他的精神生活的瘾……带了我到这陋巷去访问M先生（指马一浮）……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丰子恺的这段话是最好的说明。如若不信，还有李叔同给另一爱徒刘质平的信为证。李叔同1917年给刘质平信中说：“自去腊(去年)受马一浮大士薰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日荒……”现存资料中也有一张常被用到的李叔同出家后与丰子恺和刘质平一起参禅的照片。李叔同就是在马一浮等的影响下，于1918年7月14日（即农历六月六日）大势至菩萨生日这天，在马一浮引荐下到杭州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拜了悟长老为师，法名演音，号弘一。了悟法师是马一浮挚友，当时为定慧寺住持。李叔同出家后两月，马一浮又送他到灵隐寺受比丘戒，亦赠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等佛书。此后20多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弘一法师是位恪守律宗戒规的高僧。为了严守律宗，跟在浙一师提倡国货时，因宽紧带是舶来品，所以他连宽紧带也不用一样，连当时流行的牛骨柄猪鬃牙刷也不用，只用杨柳枝洁牙。因用牛骨、猪鬃等动物身上东西做的牙刷也有杀牲之嫌未免罪过。杨柳枝含有与阿司匹林相似的水杨苷成份，可防牙痛。我国古代和印度古代僧侣都以它洁齿。今天中国寺庙中观世音造像多为执杨柳枝与净水瓶的女性，其源也与此有关。
弘一法师更是位爱国高僧。1938年1月14日，他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讲演结束时，曾以清人龚自珍“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以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难免余情绕”的诗作临别赠言。说明他即使出家苦修多年，情感深处也仍有难以忘却的隐痛。这隐痛便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所以在当时抗日战争艰苦年代，他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的口号，到处以墨宝广结胜缘，表示自己“以护法故，不怕炮弹”的决心，称自己住处为“殉教堂”，不成功便成佛，甘愿以身殉国，救民族于水火，解人民于倒悬。
记得有一次，在听了弘一法师弟子、新加坡佛学院院长释广洽来杭向马一浮请益，要向马一浮送点食品，马一浮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这样岂不是吃十一方了吗”，我笑着问马一浮：您遍读佛经，又荐引了李叔同等朋友成佛，可您自己却怎么只做居士不出家呢?马一浮说，研究佛法不必一定出家，出家要六根清净，无奈他还心系六艺没有到达这一境界。其实，我认为出家人也不可能完全空空如也。像弘一法师，如北大美学家朱光潜所赞，“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这种不能完全脱俗的“余情绕”正是我们每个佛教徒最可贵的地方。而马一浮由于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因为文化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难所不能入的”，因此专注于献身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这种“六根不净”也决不妨碍我们每个世俗之徒与佛陀的息息相通。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以求，咫尺千里。问我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这是65年前弘一法师于国难当头圆寂时的遗偈。马一浮去世前的1967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生日这天所作的《拟告别诸宗友》中，也有“乘化吾安适?虚空任由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讴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滋”之句。一个是“花枝春满”，一个是“花开正满枝”。何以相似乃尔，视死如归，对涅槃都这么从容?这都源于心存灵犀缘相通，对世界和人生的大彻大悟。
马一浮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后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
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 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工诗词，喜吟哦，他对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字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延伸阅读（一）
马一浮的诗与书法
马一浮与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合称“中国当代四大儒”。1939年初，马一浮先到重庆，后到设在四川乐山乌尤寺的复性书院担任主讲。复性书院是在马一浮门人陈立夫、陈布雷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名义，电请蒋介石指令教育部筹办并拨专款成立的。《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云：“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凡在院师生，不参加任何运动。”以“复性”为书院名，盖“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分设四学：玄学、义学、禅学、理学。学院以主讲为最高，下设“特设讲座”，由熊十力担任。又设“讲友”，相当于名誉教授，聘赵熙、梁漱溟、谢无量、钟泰等先生。抗战结束后，书院迁杭州，以西湖葛荫山庄为临时院址。1948年秋，书院解散。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移居西湖花港蒋庄。
马一浮对中国古代文学、宋明理学等深有造诣，并倾力写诗、临池。自1913年直至离世，传世诗词3000余首。对篆、隶、草、楷诸书理论都有深邃研究。书法典雅肃穆，气格高古。诸体皆备，尤以隶书、行草造诣为深，享有盛名，兼能篆刻。
马一浮所书墨迹是应和钟山先生诗之作。诗云：山市无宵不看镫，诗来风解小池冰。有生都付忘年境，无事真同退院僧（年来久谢讲事）。黑豆摊书馀蜀刻，黄梅题壁少庐能。门前春水如相见，应上峨眉最上层。乙酉正月既望，浮再拜。
乙酉是1945年，正是马一浮编刻历年自作诗词之时。
马一浮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是同乡。光绪二十四年（1898），马一浮应绍兴县试，名列榜首。同时应考者就有周豫才（鲁迅）、周遐寿（作人）。关于此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有记曰：“……会稽凡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马一浮的妻子是曾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之女，但婚后3年因病去世，马一浮则终生再未续弦。1901年至辛亥革命前，与谢无量一起赴上海，同学于同文堂习英、法文、并留学美国和日本。后寄居杭州西湖广化寺，精研国学，遍读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两万余册。
民国初年，蔡无培任教育总长，马一浮被聘为秘书长。1917年始，通读“三藏十二部”佛家经典，参谒名山古刹，广交高僧大德，撰写佛学专著，提出“儒佛互摄说”，所谓“尧舜孔佛是一人”，在佛学界名重一时。李叔同出家，自述受到马一浮影响。1923年后，归于儒家，专研“文艺”。之后曾为丰子恺《护生画集》撰序，为熊十力《新唯识论》作序。1933年，熊十力、梁漱溟到杭州，三人相聚，门人称为“三圣”。抗战时期，曾讲学于浙江大学。
同熊十力一样，“文革”中，马一浮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所藏书画被焚毁，最后又被赶出蒋庄，寄居安吉路一斗室。他曾愤激呼号：“斯文扫地！斯文扫地！”遂积郁成疾。1967年6月2日逝世于浙江医院，享年84岁。
延伸阅读（二）
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
我们知马一浮先生很难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开头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千古文章，难在知音。不是谁都可以了解马一浮先生的。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最难解读的一位。
陈寅恪也比较难于解读，但他是史学立场，时、地、人出典清楚。他的思想的关键，是晚清大变局所引发的家国的悲剧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痛。了解马一浮的难，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著作当中，他的著述其实很少，我们经常读的，无非是泰和、宜山两《会语》和《复性书院言讲录》，以及《尔雅台答问》和《答问补编》等。但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是他的学问的另一载体，那里呈现的是马一浮先生学问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讲，你看我的诗，就会了解我的学问。可是真正读懂他的诗，就难了。还有更重要的，马先生的学问是儒佛会通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解读起来自然更增加难度。
我们一般习惯把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作新儒家的“三圣”。但是，如果加以比较(其实不大好比较，他们各有擅场)，我个人认为，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会觉得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一点“杂”，而且还有“理障”；而马先生不杂不泥，一体通透，毫无理障。当然熊先生我也喜欢，率性真情，学问己出。如果把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我们会觉得梁先生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而马先生强调学问本身的境界，一向不看重学问的实用性。所以，如果以为学的本我境界来衡量，马先生的名字应排在前面，虽然他们都很了不起。解读马先生的难，我们从他极少知音可以得到证明。他的学生很少能了解他，当时在复性书院听他课的人，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就是他身边的王星贤、乌以风等资质好的早期门生，也没有真正地懂他。
马先生自己说：“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78)所以“不求”，是他深知他的学问不容易为人所了解。马先生的书信里面，常常流露一种孤寂感。当时后世，谁知马一浮？也许如陈寅恪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吧。
马一浮其人就是一个文化典范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的时流完全不相符合，可以说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学问家有不同的等分，有专门家，有通儒。专门家多，通儒少。马先生是通儒。另外还有一种学问家，可以称作“高人”，就更少了，极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譬如我们不能讲熊(十力)先生是高人，也不能说梁(漱溟)先生是高人，但马一浮先生的的确确是高人。不仅是高人，他还是逸士。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说法，马先生既是高人，又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是很少见的。陈寅恪自是高人，但还不能说是逸士。马一浮是20世纪学者里面真正的高人逸士。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明的文化典范，一个不沾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办复性书院，最高当局具名特请，这在一般人眼里，很容易认为是了不起的大事，实际上熊十力先生就有类似的看法，所以主张把这件事做得像样一些。但马先生却很低调，认为是一个异数，是不应有不可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出之。因此他想用佛道山林的方法办学，力主不隶属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内，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反对所谓“名士论政”。国民政府开始虽有筹办经费拨给，马先生仍主张通过社会的途径筹措，反对仰赖政府。他并不存有奢望，认为有少数人在这里从事就行了。实际上书院的生员一向也不多，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总之是“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65)。马先生的这种行事方式，熊十力先生不以为然，所以两位老友发生了争论，以至于后来熊竟拂袖不辞而别。其实不“枉道徇人”，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不“曲学阿世”，都是冀图保持人格与思想的独立性。
朱维铮先生提到叶圣陶先生的信，其实我看过这些信，无非可以证明熊十力先生和马先生有分歧，证明贺昌群和马先生也有分歧，不仅熊拂而离去，贺后来也离开了书院。分歧就是熊、贺主张书院要为学生谋出路，课程应包涵有切合实际的可以致用的内容。而马先生坚持不求致用，不谋出路。这些，在书院筹划过程马和诸当事人的通信中，已经反复讲明了。所以我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一文，没有征引叶圣陶的信。叶的信和日记亲切有味，对马的儒者气象和诗学造诣赞美有加，作为史料，成书时我会引述。我个人当然也很尊敬叶圣老，他是淳厚的前辈，但遗憾的是，他也未能懂得马先生。其实当时没有谁赞成书院像他那样办法。可是时过境迁，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马先生的理念是对的，恰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为人行事，特立独行，是绝不徇己、趋时、随俗的文化典范。
马一浮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特点，是主张把“闻见知识”和“自性本具之义理”区分开来。每个人一生都通过耳朵(闻)和眼睛(见)接触到许许多多的“闻见知识”，但这些“知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维过滤，化作生命本体的一部分，这些“闻见知识”不过是与自己无关的暂时堆放物而已。即使是往圣前贤的嘉言懿行，也必须经过自己的体悟。
所以他说：“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问学私记》，《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140)马先生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的讲词，也曾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说，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体，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常讲思想，也常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其实不一定。
我们现代的教育制度，向学生灌输的大都是新旧杂陈的闻见知识，不容易化为自己生命的自觉意识。马先生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但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永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的学者，我个人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儒佛会通的学问结构
大家都知道马一浮是儒学的大家或大师，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甚至讲过，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几乎可以说他是宋明以后的最重要的学者。而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他的儒学研究是与佛学结合在一起的。这有他的著作为证。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应该讲，都是关于儒学的特别是“六艺之学”的著作，但即使是这些著作，亦即集中讲述儒学问题的论著，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体讲述的。
我个人反复阅读马先生的著作，发现他从来都是既讲儒学，又讲佛学，他的佛学修养和对佛理的探究，绝不在儒学之下。他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当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我找不到还有另外哪几位在佛学方面能和马先生相比。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文会以及欧阳竟无两位现代佛学的大师，他们的著作我仔细读过，但就圆融贯通而言，我宁愿相信马先生还是站在了杨、欧的前面。他对佛氏的义学和禅学的研究体悟，看不出有谁更有靠近他的资格。我曾经说过，他的佛学造诣之高，使得有幸和他多所接触的人，难免有出尘之想。李叔同就是个例证。当然李的出家，有各种缘会，马只是其中一因。但另外一位叫彭逊之的人，其出家跟马先生的影响应有直接的关系。其实马先生不赞成其出家，后来彭出家却不能戒掉瞋恚忿怼，甚至和小僧人吵架，结果不得已又离寺还俗。马先生早预知其佛缘未到，只是不便强行劝止，只好对彭的家庭子女多方施以惠顾。
马一浮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证儒，儒佛互阐，儒佛会通。他的一句著名的话是：“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马一浮集》第一册，页743)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64)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跟头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儒学。如果问，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我倾向是儒佛并重，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吴光教授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马一浮主要是儒学。我认为他是儒学，同时也是佛学。
如果说熊、粱都经过“由佛返儒”的过程，那么马是在不同时期对儒佛有所侧重，不存在返而不归的“返”的问题。比如他在复性书院和弟子讲，如果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学义理，“彼此印证”，可以说“无往而不合”，并说他所以对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为“从此得来”。然后才说：“比年颇少道及，亦所谓‘反之于六经’。”(《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52)从“比年”一词，可知指的是1938年在浙大开始国学讲座以来，佛学讲得少了。而究其实，如前所说，即使在泰和，在宜山，在乐山复性书院，主要讲的是儒学，也未见佛学少讲。事实上他随时都在讲经说佛，他一生的精神旨归从未曾离开过佛学。
马一浮的学问是“达道之学”
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
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包涵有传道的内容，所以韩愈的《师说》开头便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看，传道是第一位的。但是现代的知识主义的教育，却不再担负传道的职责。有人也许会发为疑问，说西方的教育不是也不传道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感到遗憾？其实西方并非不讲传道，只不过另有系统，他们的宗教设施专门负有此项使命。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的为学而能“达”之于“道”，是越来越少了。很多学人只讲“证据”，不讲“证悟”。只满足于“知”，而缺少“识”。按《说文》段注，“识，常也”的“常”是“意”字之误，应作“识，意也”。而“意”，则是“心之所存”。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证悟”。经过“证悟”，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的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永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这样的学问态度，显然和通常所谓求知的学问是相区隔的。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可是在马先生看来，“求真理”仍然是“向外寻求”的方法，其真实性未免可疑。只有“反身而求”，才能达之于道。如何达道？需要拔俗。马一浮说：“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心性，是谓俗儒；昧于经术，是谓俗吏；随顺习气，是谓俗人。”(《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一·示吴敬生》)当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主要是在人文学科的范畴之内。
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理价值
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立名原是有所置疑的，他认为这个名词“本不可用”，但一定随俗使用，他认为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这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的不同于已往的新定义，可惜学术界长期未予足够重视。2006年我写《论国学》一文，重提此案，郑重表示对马先生的国学定义本人最能认同，并建议在小学教育中设国学一科，内容以《论语》和《孟子》的选读为主，搭建通向“六艺”即“六经”的桥梁。2008年八月，我又在《文汇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分别刊出《国学辨义》长文，再一次对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学理价值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说。我说国学已往有过两个定义，一是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二是国学指中国的固有学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是第三个定义，其学理内涵最为恰切，可以施之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并有助于厘清国学概念的乱用和滥用。最近几年，国学前所未有地热络，人人都在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讲国学，什么都成国学了。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国学的盛宴”，实在拟于不伦。还有人把古代的胎教也称作“国学”。最近又有人提出“大国学”的概念。
马一浮先生讲国学是“六艺之学”，使国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的初典，可以看做是对国学定义的最经典的表述，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也就是“六经”，是中华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马先生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会语》)熊十力也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论六经》)熊、马的学术思想虽存在分歧，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完全一致。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马一浮言文体制的典范意义
马一浮先生的言说和文笔极为独特，是典雅的文言或者带有文言色彩的典雅白话。他讲述、论证、诠解、叙论，均讲究分际，用词遣字，非切毋取。他重文体，重称谓，重场景，重义理，重礼仪。为言为文，不止在于达理，而且在于达礼。达礼需要持敬。马的言文都有“敬”存焉。百年来的学风和文风，是越来越世俗化、粗糙化和粗鄙化，可是马先生的文字，既能曲尽事体情理，又能做到典则质雅。
他对华夏文藻，对国家的文事，实抱持极大的期待。当全民抗战的艰难窘迫的环境，他对国家未来复兴之时的文体问题便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尔雅台答问续编·示王子游》)同时援引汉代张汤想让倪宽来写奏书，而武帝不以为然，说“此非俗吏所能为”的例证，说明制诰之文，须通达治体。“鄙倍”一词见于《论语·泰伯》，曾子说要想达之于道，有三点亟需注意：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二是“正颜色，斯近信”，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鄙倍”是凡陋悖理的意思，马先生以之批评40年代的文风，是很严厉的。而今天，文风之恶俗，辞气之鄙倍，拟喻之不伦，更今非昔比了。马先生文风辞气的雍容典雅，本身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修辞立诚的典范。
兹举一例，以见马先生文辞称谓的断限之严。1942年岁杪，一位叫李芳远的人士，将弘一法师临灭前的偈语二首寄给了马一浮先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一偈为“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第二偈“问余何遗，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马先生用偈中语成一诗，写给李并嘱其告于弘一法师的灵座。第二年李又有一信奉马先生，信的内容已不可知，但马先生的复信颇耐人寻味。由于李在信中对马一浮以师相称，又有“座主”、“师叔”等称谓，实属拟于不伦。故马先生说：“来书谬于相师，所以见呼者，忽曰座主，忽曰师叔，皆非所当施。”又解释道：“吾非讲经法师，何来座主之号？与尊师弘一虽为朋友，然在俗素非同门，出家更非法眷，师叔之称，尤为不伦。凡世间名字称谓，各有所当，岂得混乱而施。又贤固未尝及吾门，未具师资之礼而遽自称弟子，亦为不可。若依通俗以先生见称，自称後学，此犹不失于礼也。”(《马一浮集》第二册，页1013至1014)人我之间的称谓问题，直接与礼仪相关，马先生特别重视。本来由于弘一法师的关系，马先生对这位李芳远是优礼的，前信还称李为“仁者”；这次由于称谓不伦，严重失礼，马先生不得已施之以教诲。按之今天当然算不得什么了，岂止“师”可以随便称呼，“师傅”不也是各阶层人士乐道互称彼此为礼为尊的普世性概念么！是又越发证明马先生当年对一青年后学失礼的施教，在辞气鄙倍和称谓紊乱的今天，具有怎样的启悟证发的意义。
还有马一浮先生的言文辞气带有浓厚的佛禅意境，其发为言说或写为文章往往千回百转，荡气回肠。他的许多书信尤其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刘公纯是马先生比较看重的弟子，因一次提问不惬，被马先生严加钳锤了一番。公纯想寻觅“悟缘”，马先生说：“悟後一字用不着，但可借此引起疑情，切莫向他言句上觅，转觅转远，忽然捉得自家鼻孔，方知死尸原是活人，到此方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也。”然后又说：“参禅须是猛著精彩，古人从这里翻过身来者，个个似生龙活虎一般。所谓野狐跳入金毛队，如此方真是变化气质，立地超凡入圣。岂是不唧溜汉，终日寻寻觅觅，伫思停机所可等待者，不可将一言半语小有解会便当作悟也。”(《马一浮集》第一册，页730至731)古代禅宗大德为使人解悟，有时不免用“恶辣语言”，钳锤棒喝，而其发心则无限慈悲。马先生说，他仅仅是对他喜欢的弟子，“聊为倾出一栳栳”，尚不是古德的“骂会”。以此，如果我认为佛氏义学和禅学的修养，使得马一浮先生的语言在典则古雅的同时，还真的“生龙活虎一般”，“猛著精彩”，恐怕不算溢美之词。
马一浮的诗学成就
我们不要忘记马一浮先生的诗学成就。马先生生平为诗三千多首，数量已经可观，而质量尤少可比肩者。20世纪学者当中，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萧公权、吴宓等都能诗，但马先生的诗学成就应该排在前面而又前面(诗余似逊于静安先生)。他的诗避熟弃俗，禅意馥馥，独辟意境，自创理境。他说“作诗以说理为最难”，古贤理境高妙者应推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对释氏义学和禅学影响下的诗的创作，他给予正面评价。实际上他自己的诗就充满了禅悟和理趣。《答虞逸夫》信中所说的“自有义学、禅学而玄凤弥畅，文采虽没理极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後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以及“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尔雅台答问补编》)，固然表达的是他关于我国诗歌流变的史识，但如认作是他的自评，亦若何苻契。当然禅悟和理趣不等于在诗中说理，而是诗旨的幽深。
马先生所以擅长诗道，首先在于他是感情极为深挚充溢之人。所以他主张“诗以感为体”，在复性书院讲《论语大义》的时候曾说：“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复性书院讲录》)还主张“诗贵神悟”，随手拈来都成妙谛，语可拙而不可俚。作为诗人来说，还须有天真之气和旷逸之趣(同前)。发而为诗的这些条件，马一浮先生悉皆具备。一次他颇为自负地说：“但使中国文字不灭，吾诗必传，可以断言。”又说：“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语录类编·诗学篇》)马先生为人谦谨，很少作如是语，可知他对自己的诗学和诗道是何等看重。而对沈寐叟、陈散原、郑孝胥等近代大家，他能道其所长，也知其所短。揆诸民国时期的学人诗坛，马一浮先生是有一无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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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无量致马一浮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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