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共和国上将

叶飞----共和国上将

李天佑----共和国上将

张爱萍----共和国上将

陈再道----共和国上将

萧克

萧克（1907.07.14—2008.10.24），原名武毅，字子敬。乳名克忠，男，湖南嘉禾泮头小街田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曾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军事学院院第一政治委员等职。为中国共产党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文名：

萧克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

出生日期：

1907年7月14日

逝世日期：

2008年10月24日

职业：

军人

毕业院校：

嘉禾甲种简习师范学校

主要经历：

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

　　萧克，1907年生，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南宜章黄沙堡游击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第十二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冀察冀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萧克生平介绍

　　萧克同志生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国防部原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萧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0月24日12时5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萧克同志，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小街田村，原名萧武毅。他受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学生时代就组织“共学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冬，从本县甲种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广州，1926年初，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该教练所后归并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并随国民革命军征战江西、浙江等地。1927年初，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叶挺部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洪流，并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萧克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利后，他在家乡组建中共嘉禾南区特别支部，组织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1928年初，他参加了朱德、陈毅组织的湘南起义，参与组建宜章独立营，任副营长兼连长，并率部参加井冈山会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历任连长、营党代表、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他身先士卒，数次在战斗中英勇负伤。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奉命率部先遣西征，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辟通道，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成立，他担任副总指挥，10月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1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带领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为保存红军力量和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萧克同志于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副师长，与贺龙、关向应一起挥师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率部参加了忻口战役，组织指挥了收复河曲、保德、偏关等7座县城的战役。1939年2月，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提出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发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在北平周围创造和发展了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开展有声有色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1942年2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坚持、发展和壮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指挥该地区的反“扫荡”战役，总结推广了冀中地区的地雷战、地道战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194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1944年4月，他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8年5月，萧克同志根据党中央关于办“大军校”的指示，参与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兼任副校长。1949年5月，调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南下，横渡长江，进军中南。他联络民主人士，组织策划河南张轸起义和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为武汉的顺利解放和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他参与指挥第四野战军千里追歼，席卷中南、西南，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中南地区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诸部共43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桂等省和海南岛，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残存主力。 1950年6月，萧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部长。他在组建军训部机关的同时，着重抓了筹建军事学院、组织编写军事条令和指导全军军事训练等主要工作。 1954年11月，萧克同志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兼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负责全军的教育与训练。1957年11月，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同志遭到错误批判，并被解除职务。1959年9月，调任农垦部副部长，他坚持原则，反对浮夸，纠正在橡胶种植工作中的冒进计划，先后主持制定了《国营农场工作条例》、《国营农场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等40余项综合性和专业性规章，对加强和改善国营农场的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打击迫害。1969年冬，他遭受错误批判，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逆境中，他始终坚定信念，坚持学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1972年5月，萧克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他重返军队院校领导岗位后，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同其他校领导一起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狠抓领导班子、教员队伍和教材建设，全面整顿恢复了学校正规的教学工作秩序。1975年，他顶住“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深入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了“治军必先治校”、“把教育和训练放在部队建设的首位”等主张，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的充分肯定。在他主持军政大学工作的5年中，学校共开设12个班次，培训学员6600多名，为后来军队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军队建设与发展培养了大批治军骨干。1977年12月，他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后又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他带头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恢复和发扬我军治校办学的优良传统。萧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萧克同志永垂不朽！

生平经历

　　1907年7月14日，萧克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香门弟之家。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尔后，上高等小学，就读同善高小（后改同善中学）。1923年，考入嘉禾甲种简习师范学校。

　　1926年初，萧克从简习师范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到广州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

　　1927年初，转到叶挺部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第71团3连任政治指导员，随军进至河南前线，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

　　1927年5月30日，在作战前线的许昌西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萧克随叶挺部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途中任71团4连连长。南昌起义军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后回乡组织发展基层支部。

1928年初，在嘉禾县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南区支部，1928年1月任宜章县游击队长并后率一部宜章农军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在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领部上井冈山被编入红军第4军，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参加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七溪岭和桂东战斗中先后两次身负重伤。在井冈山的“八月失败”中，红四军第27团回乡心切，不战而溃，而萧克指挥的3营7连，却保持完整建制归队，一时传为佳话。

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萧克任支队长、纵队参谋长。在宁都攻城战中，率部首先登上城墙。1930年春，任红四军第3纵队司令员，率领部队进军江西、湖南。萧克利用打仗间隙，针对部队的具体情况，抓紧训练，使第3纵队成为红4军的主力之一。

　　1930年6月后历任红4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12师师长。1931年7月，萧克调离第三纵队，任江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率领部队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红1方面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0月，任湘赣苏区红8军军长。

　　1934年1月，奉中央军委之令，率领部队北上破袭南浔铁路，在国民党军46个整团兵力围追堵截中，率部4000余人，纵横驰骋，历时两个月，行程1250余公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灵活作战，击溃国民党军6个团及许多保安团队，捣毁敌人无数碉堡和据点。回师湘赣苏区后，在沙市伏击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击溃国民党军4个团，并活捉国民党军旅长侯鹏飞，受到中央军委的传令嘉奖，并获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8月，率领部队从江西永新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在敌人近40个正规团的围追堵截中，穿越敌境2500余公里，于1934年10月与贺龙所率红2军团会合，尔后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参与领导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1月中旬，在红2军团的配合下，率部设伏十万坪，歼国民党军两个旅，击溃国民党军一个旅和一个团，俘国民党军2000余人。在陈家河遭遇战中，指挥部队歼国民党军近一个旅，并击毙国民党军旅长李延龄。在桃子溪奔袭战中，部队仅用2个小时，歼灭国民党军人1个师部、1个旅部、1个山炮营和1个步兵团，活捉了国民党军师参谋长周植先。

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一起，率领部队声东击西横渡沣水沅江，直插湘中，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而后挺进黔东，开辟了黔（西）、大（定）、毕（节）苏区。在将军山战役中，指挥若定，坚守阵地7天7夜，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行动。还参与指挥了乌蒙山千里回旋战、宣咸城外反击战、普渡河遭遇战及六甲阻击战。

　　1936年7月，成立红军第2方面军，萧克任副总指挥，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北上途中，到红军第四方面军任31军军长，率领部队参加了郭城驿、蒋家大路、萌城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克任第120师副师长，与贺龙、关向应一起东渡黄河，开展晋西北的游击战争，参与指挥收复7城的战役，创建了晋西北根据地。

　　1939年2月，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任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了平西、热河和冀东的游击战争。

　　1940年1月，指挥部队反击敌人的“十路围攻”，经14天激战，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落飞机1架。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战斗中，作战数百次，歼灭日伪军5500余人，巩固了平西根据地，开辟平北根据地，发展了冀东根据地，并向热河南部、辽宁西部地区发展，形成冀热察辽边大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东北的解放创造了条件。

　　1942年5月，萧克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司令员开展晋察冀边区工作，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同年赴延安，后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期间，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张家口保卫战；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指挥了平泉战役和叶赤战役。

1946年6月，萧克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1月，率领主力部队转移到平汉线，在易县、满城战役中，歼国民党军7900余人。1947年1月，指挥保（定）南战役，围点打援，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控制了保定以南的平汉铁路100余公里，切断了保定、石家庄两地国民党军的联系，使冀晋、冀中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同年4月，在正太路指挥作战，连克井陉、娘子关、阳泉、寿阳和盂县等城镇，歼国民党军3.5万人，控制了正太路全线，使晋察冀和晋鲁豫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在大清河和清风店战役之后，夺取了华北重镇石家庄。

　　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3副司令员，后担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协助校长叶剑英为华北、全国培养干部。

　　1949年4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1参谋长，在南下作战中，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以及广东、广西的追歼战。

　　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第1参谋长，参与指挥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军委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1954年10月后，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主持全军教育与训练的常务工作。1957年11月任训练总监部部长。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撤销部长职务，离开军队。一年后，分配到国务院农垦部任副部长。1972年重返军队，担任军政大学校长。1977年，军事学院成立，任院长兼第一政委。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党委书记。

1959年任农垦部副部长。1972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7年，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1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1980年8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当选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1987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晚年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发表多篇文章。著有《浴血罗霄》，获1988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主编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出版《萧克回忆录》《萧克诗稿》。

　　2008年10月24日12时5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2008年11月2日，萧克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前往八宝山最后送别。

人物评价

　　萧克是一位战将。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参与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他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25岁当军长；27岁率领红6军团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30岁率八路军开创革命根据地；40岁参与了指挥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直追穷寇，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曾经在朱德、彭德怀、陈毅的麾下工作；做过罗荣桓、徐向前、刘伯承的直接下级；担任过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的副手。

　　萧克是一位军事教育家。战争年代，他办教导队，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华北军政大学的副校长，为革命战争和我军的发展壮大培养了人才。解放以后，他首任军训部长，继任训练总监部长；编写条令、创办军校，是我军院校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1972年后，他先后担任军政大学校长和军事学院院长。是他最先提出院校的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是他率先倡导要把我军的初级指挥院校办成正规大学，把我军的干部培养成“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的军地两用人才。

萧克是一位作家。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他写下一部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这部奇书50年后才得以出版，并于199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萧克是一位诗人，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他偷闲赋得许多动人的诗篇，记下了他的情感和思考，袒露了他的心路历程。

　　萧克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笔走龙蛇，直抒胸臆，展示了他是军人又是诗人的个性。

　　萧克还是一位统领文化军团的总指挥。他率领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历经8年，编写出一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他好读书，善思索，阅览过大量中外名著，即便在沙场运筹帷幄、指挥鏖战间隙，仍手不释卷。斯诺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评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精彩人生

屡战井冈显将才

　　1927年7月底，萧克随部队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同年10月，南昌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州、汕头遭到失利，他从汕头回到湘南，在临武县牛头汾与地方党组织接上了联系。1928年1月初，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进入湘南，与地方党共同发动了湘南暴动。他在家乡闻得讯息，赶到宜章县的石参加暴动，担任 石农军独立营副营长。是年4月上旬，湘南农军在强敌的合攻下向井冈山撤退，肖克奉命率独立营翻过骑田岭山峰向东转移。

　　4月中旬的一天，独立营进入资兴县的龙溪洞，在路上，突然与毛泽东带领的井冈山红军相遇。开始萧克等人紧张起来，传令准备战斗。井冈山红军发现对方是湘南农军，派第一连连长陈毅安过来联系。陈毅安与萧克走到毛泽东跟前，陈介绍说这是宜章 石独立营副营长萧克。毛泽东与他握手，风趣地说：“好哇，没接到朱德，接到个萧克！”说完打量着这支五六百人的队伍，对肖克问：“你们有多少人枪？”萧克答道：“人倒有600多，枪只有七八十支，都是梭镖，所以叫我们梭镖营呢。”“梭镖营？是啊，果然那么多梭镖。”毛泽东说完又倾吐心中的感慨，“揭竿而起，这就是揭竿而起呀！”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1928年5月4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初时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萧克率领的 石独立营编在第29团，萧克担任连长，29团系红四军的主力团之一，全团有1600余人枪。

　　朱毛会师后，5月10日，赣敌杨如轩师两个团自吉安开到永新，兵分两路向红四军夹攻而来。军情报至，毛泽东与朱德在茅坪计议对策，决定集中精锐先把一路敌军打垮，由朱德率28团、29团从茨坪方向开出去迎击犯敌。

　　5月11日上午11时，两个团的红军走过了朱砂冲，朱德命29团为前卫赶往黄坳。29团团长胡少海命1营走在前面，萧克在该营任3连连长。3连是全团中战斗力最强的连队。第1营行至黄坳村口不远，尖兵班返回来向肖克报告，说黄坳村的河滩、大路边，三三两两地坐着正在休息的敌人。萧克听说黄坳到了敌人，对营长朱舍我说：“敌人也是刚到不久，应当乘其不备打过去！”朱舍我犹豫着说：“光是我们打过去，要是28团跟进不上怎么办？”萧克回道：“早下手一分钟就早强一分，28团是一定赶得上的。”朱舍我见萧克说得决断，思忖萧克在北伐军就打过很多仗，应当有把握，于是对萧克回道；“好吧，你们连打前锋！”

　　萧克指挥第3连和另两个连冲进黄坳打响了战斗。只一转眼的工夫，猝不及防的敌人便死伤了四五十人。村里的敌人赶来参战，一到村口就遇到一排排子弹迎面射来。敌人见活活地挨打，只得往村里退。萧克命令部队追击过去。随着后续部队赶到，29团那些亮光闪闪的梭镖，看上去就像6月里沙洲上的片片芦花，声势好不吓人。只十几分钟，以萧克连为前锋的29团，打垮了赣敌81团的先遣营，消灭敌军100余人，俘虏40多人。随后不久，朱德率28团赶到，问明情况，欣喜而道：“俗语说打架靠头场，这一仗打得好！”随即夸赞朱舍我指挥得当，朱营长指着萧克说：“当时我下不了决心，是肖连长说要乘敌不备打过去。”朱德听后望着萧克点头：“要得，打仗就讲究快捷，哪个占先就哪个得利！”

　　朱德向敌人俘虏兵问明第81团的另两个营正从永新拿山向这里开进，决定部队赶到前方30里的五斗江伏击敌人。当下释放被俘的敌兵，有意带着部队向遂川方向开进，给这些俘虏造成了一个假相。

　　5月12日上午10时，红军在五斗江大败敌81团，团长周体仁只带200多残兵逃走了。红军留下1个连打扫战场，部队乘胜追击，第一次占领永新县城。在红四军的首次胜利中，萧克给朱德和胡少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年5月下旬，红四军在永新草市坳歼灭赣敌第27师79团，击毙团长刘安华。6月中旬，军部对4个主力团的部分干部进行调整，萧克被任命为29团1营营长。

　　萧克升为营长后不到10天，就在新七溪岭的红白两军的激战中担当重任，指挥第1营扼守主要阵地之一泰山亭。 赣敌杨池生第九师3个团和得到补充的杨如轩师两个团，共5个团从新、老七溪岭向宁冈进击，这是湘赣两省对朱毛红军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的迎敌方针是：28团在老七溪岭御敌，29团与31团1营扼守新七溪岭，31团3营在宁冈睦村方向警戒湘敌。

　　泰山亭是红军在新七溪岭的头一道阵地。朱德布置萧克营防守于此，是以交叉火力封锁那条蜿蜒而陡险的小路，阻击敌人的仰攻。萧克带领部队于天亮时开到山上，布置战士们在两侧山梁上做了工事，没有泥土挖不下去的地方，则用岩石垒起一道宽厚的石墙。上午10时，敌人第27团连着攻了两回，都是苦于地势陡险不可得手。敌团长李文彬赶上山来指挥战斗。他明白要在这样险恶的地方打通胜利的道路，只有用火炮开道，用士兵的尸体奠基，命令全团的火炮和重火器向红军阵地轰击，再以连为单位一拨接一拨发起冲锋。

　　29团1营的官兵们沉着应战。萧克指挥炮手将军部调拨过来的两门迫击炮，专门轰击敌人的机枪阵地，其余的武器只有等到冲锋的敌人到了离阵地八九丈远的地方，得到他的命令后才先用枪打，再投出手榴弹。只见阵地上尘土飞扬，柴枝翻飞。第1营的官兵们连续打退了敌军的两次强攻。

　　在新七溪岭主峰望月亭指挥战斗的朱德，几次派参谋来到泰山亭阵地，向萧克了解战况。萧克充满信心地表示：坚决挡住敌人的猛攻。敌人的第4次进攻增加了两个营和五六挺机枪。子弹像成群的蝗虫一样密集，打得满山的树木叶落枝断，迫击炮弹不断飞出，炸得山石横飞，树木乱倒萧克与营党代表彭睽依次来到各处的阵地，鼓励战士们奋勇击敌。

　　临近晌午的时分，朱德在了解到泰山亭阵地的战况后，考虑到萧克第1营已坚守了两个多钟头，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自身的伤亡也不小，便下令第1营从泰山亭撤出，退向红军的第二道防线。朱军长对第1营在战斗中的表现已经非常满意了，认定萧克是个堪负重任的优秀指挥员。

　　新、老七溪岭红白两军鏖战的结果是，由于红军32团团长袁文才率1个营捣毁了敌军的前沿指挥部，旋在老七溪岭敌人的背后猛揍一拳，配合28团击垮敌军，又迅速增援新七溪岭，前后夹攻将敌人打败。此役红军全歼了赣敌1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2000多支，取得了威震湘赣两省的大捷。虽说红军战士们写下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的标语，但整个战斗还是打得很苦的，付出了血的代价。如萧克的第1营就是这样，没有像1营那样不惧伤亡的硬战，红军是无法取胜的。

　　其实，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对肖克也是印象良好。9月间红军大队从湘南回师井冈山的路上，因为追击叛徒牺牲了28团团长王尔琢。在崇义县整训的时候，毛泽东提出：“28团不可没有团长，由谁接任合适？”朱德戚然地缄默少时，说：“可惜萧劲在老七溪岭牺牲了，能找到这么一个人不容易。”毛泽东提出：“萧克这个人怎么样？”朱德回道：“萧克的文才武略都很不错，只是他一贯在29团，对28团不那么熟悉，要么就让一营长林彪担任吧。”毛泽东点头。接着二人议定调胡少海到一营接替林彪，王展诚到三营任营长。第二营则由萧克任营长。

　　萧克调到28团，实际上是回到老部队――原叶挺第24师就是28团的前身，而第二营恰好是肖克所在的71团保留下来的建制。该营在萧克的指挥下，回到井冈山后参加了11月9日击败赣敌周浑元旅1个团的战斗，带领部队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

　　萧克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显露出来的军事才干，其后在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得以展现。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他担任了红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后来的开国将军刘亚楼、刘忠、杨成武、张南生、王集成等，都是他的部下，闽西的群众称他为“闽西肖司令”。1932年，学克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八军军长，成为一个独立战区――湘赣苏区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其后红六军团成立，他担任了军团长，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智勇双全的骁将。

“三次站错队”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萧克将军在谈到三次“站错队”的讲话，是在1973年讲的。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他用了“站队”一词。站队是以毛主席划线的，萧克也把文革中的这种划线站队方式，套到了他历史上的那两次经历中去了，那时党内生活高度民主，哪有什么以人划线的问题呢？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个人崇拜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

《炎黄春秋》

　　戎马一生、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同志，晚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离职后受中央军委委托主持编纂八路军史料丛书。他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力倡实事求是，反对人云亦云。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纠正一些讹传，在学界传为美谈。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翌年5月在北京宣布成立；7月，这个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正式创刊。从此，《炎黄春秋》在萧克将军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走上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10年耕耘的辛勤中，10年收获的欢乐里，都有着萧克老将军的身影。10年来，萧老对《炎黄春秋》的指导、支持、呵护，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然而都是深刻的，久远的。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筹备时，萧克同志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在他的直接关怀指导下，很快就办好了有关手续。《炎黄春秋》杂志初创时，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文革”时写大字报的痕迹。如此简陋的办公室，使前来看望大家的萧克老将军立刻想到了延安，想到了“抗大”。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萧老还特别嘱咐一位副社长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

　　萧克将军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4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恰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萧老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萧克同志是一位十分谦虚的长者。他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但对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即使布置工作，也从不用命令的口吻。《炎黄春秋》的记者随他出差，他走在哪里都是询问、倾听；他出席各种学术研究会，需要讲话时他一定事前听取有关同志特别是学者的意见，认真准备。萧克讲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平实无华中常常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

“大树将军”

　　萧克将军虽然排名在上将的头一名，其实以萧克的资历和职位来讲，这个安排还是有点委曲了。虽然在大将评衔时林彪曾致信毛泽东希望突出井岗山在解放军历史上的地位，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也确实有四位大将（粟裕，黄克诚，谭政，罗瑞卿）是从井岗山上下来的，可大将里面原有的分配给红二方面军的名额却没给最有代表性的上过井岗山的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而给了临时突击提拔的许光达。许光达让帅时也曾提了两个人名，一个是萧克，二是王震，可都没被通过，授衔时明着看军功，资历，职位，暗着看以往的政治表现。军功，资历，职位上萧克都没问题，由此可见萧克是在最后一点上吃亏了。同理，很多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也因为张国焘的原因军衔被人为的压低了。

　　萧克上将是个老革命，和林彪一样出身于黄埔四期。萧上将十六岁就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北伐，后在叶挺部效力，并于一九二七年入党，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路败退上了井岗山并在整编后的红四军任职。从这点看按说萧克该算是主席的井岗嫡系了，可从萧克个人的回忆录来看，萧克对毛主席一直是有保留的支持的，在朱德，和毛泽东在关于前委和军委的争论中，萧克也倾向于朱德一边，而正是在这场争论中，林彪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不过萧克还是凭战功于24岁当上了红八军的军长，虽然比不上林彪的24岁军团长，也算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年轻将领之一了。

　　当然单单支持了朱德这还不是主席不喜欢萧克的主要原因。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萧克受命担任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做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西征寻求和贺龙部会师。从此萧克作为贺龙的副手开始了和贺龙长达十年的不算太愉快的合作。说起来萧克和贺龙的第一次误会还是因为某次战斗中萧克，王震所部擅自撤退，使贺龙部受到了很大损失。

　　在西征会师后，萧克贺龙联军所部一路损失巨大，仅萧克一部就从出发时的近万人减员到了不足四千。贺龙，而这时萧克所部真正的救命草却是当时在川康黔大出风头的张国焘。张国焘当年手下全胜时有八万之众，别看张国焘看别人都从上向下看，对贺龙横竖不顺眼，可对萧克就挺客气，从萧克的回忆录来看，萧克对红四方面军很有好感，对张国焘本人也没甚么微词，而张国焘本人在回忆录中也对萧克表示赞赏。萧克并对一方面军突然离开四方面军北上表示了不解，据萧克称这也代表了当时红二方面军大多数将士的态度。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萧还在张国焘手下做了军长，而这时贺龙，萧的政委王震都是支持毛泽东的，以后，毛泽东对萧克有些成见也就不奇怪了。另外还有萧克在红六军团时的后台老板任弼时，当年在苏区也曾激烈的反对过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支由弼时，萧克统带的队伍有所偏见也就在所难免了。

　　等到张国焘彻底失败后，萧克也回到延安，进了军政大学。抗战时期再次和贺龙搭档做了120师的副师长，萧克这个人说起来还是挺戈的，给贺龙当副手时还向中央告了贺龙一状，说贺在120师搞土匪作风，提拔乡族亲信，这事报到毛主席处中央又给打回到贺龙手里了，和萧克一起告贺龙的王震马上做了检查过了关，当然贺龙那时还打不倒萧克，不过以后贺龙对萧克这个120师的二把手也就没了好脸色。抗战后期萧克还当过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在晚年写了本小说《浴血罗霄》，还得了茅盾文学奖，书中人物一个个鲜活鲜活得，说的就是这段时光的事。

　　等到解放战争打响，贺龙是晋绥军区的司令员，萧克就当了个军政大学的副校长，仗仗挂个名，可临阵指挥决策却没了份，有点可有可无。到了1949年萧克算是终于解放被分配到四野当了个参谋长，可这时全国都解放的差不多了，连刘亚楼都从参谋长转到兵团司令了去过打仗的瘾了。萧克不过是烧了个冷灶。虽然赶上了衡宝等战役，但命令都是林彪亲自下的，萧克能独挡一面的机会怕是微乎其微。

　　一晃时光到了开国后，萧克这个土地革命时期的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的副师长，革命半辈子到头来就混了个上将中的状元，看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师长都是元帅，旅长里当大将的有两个，副师长里聂荣臻是元帅，红一方面军其它的几个军团长级干部除了死了的和转民职的剩下的则都是元帅，就算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萧克的职位也高于黄克诚，罗瑞卿等，更别提解放初才是省军区副司令的许光达了。萧克这个叱咤风云曾和贺龙聂荣臻平起平坐的红六军团军团长、120师的副师长当初戴上这上将肩章时确实有人为之惋惜。

　　萧克对此却很坦然，他说，“很多战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战争中都牺牲了，我早该打死了，评不评衔、评什么衔都行。”并谈起了一段佳话：东汉大将冯异是光武帝时期的开国大将，战场上勇不可当，功勋卓著，但他为人谦和，每到将军们聚会论功时，他都会躲到一旁的大树下，从不参与争论，由此东汉军中都称他为“大树将军”。他说，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古人吗？萧克宽广的胸怀和高风亮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国“儒将”

　　在萧克的办公室里，有一排偌大的笔架，毛笔悬垂，显示着主人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兴趣。让人想不到的是，萧克还曾仰仗一笔好字糊口度日。1927年南昌起义后，萧克随起义部队南下，遭到伏击后，部队溃散，他流落到广州时已身无分文。萧克在一个老先生的卖字摊上留了下来。平常，他给老先生铺纸磨墨，客人多时，他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挣几毛钱以解决生计问题。

　　一直到耄耋之年，萧克写字仍很讲究“四正”，即心正、身正、纸正、笔正——这是他的开蒙老师对他的严格要求。萧克小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来家里请父亲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不停地写，萧克就在一边磨墨，看着父亲写的那些对仗工整、字迹秀美的对联，萧克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萧克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父亲五兄弟中有三人是读书出身，其中三伯父的学问最好，家里收藏了许多书，萧克最爱到三伯父家去翻书看。

　　就读嘉禾甲等师范简习所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拿不出钱来供萧克读书。好在校长很同情萧克，让他给学校刻蜡版、印讲义，这样可以得些补助。那时，总穿着一件破旧蓝布长衫的萧克以宋濂《送东阳马生叙》一文中的“贫非罪”观念鼓舞自己，努力把书读好。从那时起，萧克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军队中才开始学习文化的。在这些将帅中，能诗善书的萧克可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正像斯诺前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所评价的那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即使在长征途中，萧克也不放过诗情勃发的时刻，硝烟尚未散尽，他就在简陋的指挥所挥毫赋诗了。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不可思议，但萧克却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指文学创作）看得那么神秘。”1985年底，萧克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做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将军一生所喜爱的文学创作。

　　离休以后，萧克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笔耕不辍，除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萧克诗稿》、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等书籍外，还出版了《萧克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等作品，并被复旦大学人文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文学创作

　　萧克将军爱好文学，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在运筹帷幄的指挥间隙，还是在关山飞渡的行军路上，他经常抽空读书，先后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阿Q正传》等作品。

　　萧克将军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1985年底，萧克将军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作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将军一生所喜爱的文学创作。

萧克将军在文学创作上的成果，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

　　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的《浴血罗霄》，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出版了，作者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青年，变成了81岁的老人。

说到萧克在文学创作上的赫赫“战绩”，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上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　

　　1991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通知84岁高龄的萧克，《浴血罗霄》荣获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是对萧克将军本人及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之后，经夏衍等介绍，萧克将军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谈起萧克创作《浴血罗霄》的背景，要从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说起。西安事变后，萧克读了苏联小说《铁流》，书中讲述的俄国工农武装队伍的故事及所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都让他激动不已。萧克想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完全可以写出中国的《铁流》。经过构思，他决定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的成长历程为故事主线，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创作过程非常艰苦。资料缺乏，萧克就全靠自己的记忆；没有稿纸，他就用办公纸、书信纸，颜色不一，大小不等。不久，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萧克是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公务繁重的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写作。

　　有一天晚上，萧克正写得投入，爱人蹇先佛来了。那时他们的住地相距十几里山路，十天半月见一次面还得翻山越岭。蹇先佛一进门便急切地说：“孩子生病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寄养在湖南老乡家，结果死于日军细菌战。这第二个孩子刚满周岁，寄养在几百里外的晋察冀军区驻地。心急如焚的蹇先佛大喊了两遍，萧克竟没有听到，蹇先佛气得扭头就走。直到几天后，萧克到蹇先佛的住地，才知道这件事。

　　从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萧克将军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书名暂定为《罗霄军》。在随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三次大修改，多次小修改。

　　让萧克和蹇先佛想不到的是，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小说手稿会给他们带来横祸。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那尘封了21年的书稿被用作批判他的资料。为取得批判的效果，小说稿被打印出来，装订成三册，“内部”传看，还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样。得到这个“善本”，当时他心里真是高兴，就把原来的草稿扔进了火炉。

　　“文化大革命”时，萧克和他的小说又一次在劫难逃。造反派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批判他和小说。为批判萧克，造反派又将书稿拿去油印了数百册。曾有人说，萧克将军的小说是全国唯一一本还没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两次的小说。

叶飞

叶飞（1914.05.07～1999.04.18），原名叶启亨，曾用名叶琛。生于菲律宾吕宋岛奎松省，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文名：

叶飞

外文名：

无

别名：

叶启亨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菲律宾奎松省

出生日期：

1914年5月7日

逝世日期：

1999年4月18日

职业：

军事家、政治家

毕业院校：

中国厦门第五中学

信仰：

马列主义

主要成就：

参加土地革命战争

参加南方3年游击战争

参加抗日战争

参加解放战争

指挥漳厦战役

指挥炮击金门

担任海军司令员

　　叶飞（1914－1999），原名叶启亨，曾用名叶琛。福建省南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4年出生于菲律宾吕宋岛，1918年归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福州市中心市委书记等职。1932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到闽东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1935年起担任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等职。1936年4月任闽赣省委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领导闽东军民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指挥等职，率部火烧上海虹桥日军机场，大振军威。后北渡长江，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指挥了郭村保卫战和参加黄桥战役。皖南事变后历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苏中第三分区地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车桥、天目山等战役。抗战胜利后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等战役。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上海战役。之后率部南下解放福建，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并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1953年起历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组织和指挥五十年代炮击金门等对台军事斗争。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99年4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著有《叶飞回忆录》等。

生平概况

叶飞，原籍福建南安。1914年生于菲律宾奎松省一个华侨家庭。1918年归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闽东参与创建闽东苏区和游击武装。曾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领导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1939年7月下旬，指挥部队突入上海虹桥机场，击毁敌机4架，震撼了日伪军，扩大了我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副师长。1944年3月，指挥了著名的车桥战役，一举扫除敌伪据点，歼灭日军500余人，受到了上级表彰。1945年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和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参与领导建立苏浙皖敌后新区，参与指挥天目山战役。在抗日战争中，叶飞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l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10兵团司令员，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交通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9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

　　1975年，中国和菲律宾建交。菲总统马科斯访华，送周恩来总理数盒雪茄。总理取一盒转送叶飞将军，曰:"叶飞同志是中国的将军，也是菲律宾的儿子。"

　　叶飞将军，出生于中菲混合家庭。父亲叶荪卫，福建南安人，1900年漂洋过海，至菲律宾奎松省地亚望镇谋生。后娶当地人麦尔卡托小姐为妻，生两子，长子叶启存；次子叶启亨，即叶飞将军，菲律宾名为西思托麦卡尔托迪翁戈。

　　叶飞将军5岁被其父送回中国，14岁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及长，成福建共产党之中坚。

　　1938年1月，叶飞将军由闽东下山至福州，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于省政府会见叶飞。叶飞将军进办公室，陈仪仔细打量，惊讶曰:"你就是叶飞？！"将军答:"是呀。"陈仪情不自禁曰:"你是个书生嘛！"当晚，陈仪设宴招待。叶飞将军特意着缴获的国民党军保安旅旅长毛料军服，昂然入席，目不旁视。国民党军方面如保安司令等人虽不悦，亦难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飞将军率山东野战军一纵进驻山东华丰。华丰有一日军仓库，物资甚丰，由二旅之一营看管。纵队规定，待清点后分发各旅，而二旅则以看管之便，偷运物品。事发后，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汤光恢、纵队副政委谭启龙先后到现场阻拦，二旅官兵了无避意，副旅长王胜更傲气十足，并嘱加快运送。叶飞将军闻之大怒，乃率一警卫驱车前往，始入仓库门，二旅官兵望其神姿即如鸟兽散也。副旅长王胜亦大惧，束手就擒，称罪不迭。叶飞将军将其捆绑带回，关禁闭半日。

　　据云，陈毅、粟裕至西柏坡，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汇报工作。谈至午夜时分，毛、周、朱均精力不支，哈欠不断，忽闻叶飞捆绑王胜事，均来精神，询之甚详。毛泽东听粟裕详细介绍后曰:"哦，原来如此。"有好奇之心，无批评之意。

　　中央于1958年决定炮打金门，毛泽东仍点将叶飞将军指挥。其时叶飞已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职由韩先楚将军接任。

　　1958年9月7日，美舰为蒋舰护航，往金门国民党守军运送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此时若炮击金门，难免伤及美军。叶飞将军立即请示毛泽东：打不打？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将军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将军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是时，毛泽东指示均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将军传达。将军闻之不解，恐传达有误，再请示："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是不是也不还击？"王尚荣回答："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叶飞将军晚年回忆曰：当时美舰把蒋舰和运输船夹在中间，和蒋舰相距仅二海里。所幸，我们一开炮，美舰就弃蒋舰于不顾，仓皇溜之了。

　　1976年7月，中央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王洪文亲自出马，以批判"条条专政"为名，加"崇洋媚外，买船卖国"之罪名于交通部。为此，交通部党组开会研究发言内容，有人建议以交通部党组名义作一"检讨"。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将军闻之大怒，曰："买船问题，不能检查。买船是中央领导叫办的，是中央决定的，怎么检查？"继而曰："这个问题不能在计划工作座谈会上讲，要讲就到政治局去讲。政治局决定的事情，我们无权检讨。那个报告，政治局委员全画了圈嘛，江青也画了圈嘛！"又敲桌曰："我是部长，天大的事我负责，该当何罪由我去，你们慌什么？大不了一死。革命几十年，不能死了让后代骂！"再拍案而起，曰："我们不检讨，也无权检讨。就是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会后，大字报《叶飞依然故我》、《叶飞你要把机关运动引向何方》等，汹汹而来，兴师问罪。将军依然故我，不违心检讨半个字。

　　叶飞将军思想活跃，观点前卫。苏小明，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1980年以一曲略有通俗韵味的《军港之夜》走红。其时非议之声汹汹，批其为"靡靡之音"。总政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多次不点名批评海军。叶飞将军闻知，则邀请部分懂行的老同志一起观看有苏小明参加的海政歌舞团的演出。之后，将军在病房里接见了海政歌舞团的领导和苏小明，明确表态曰："《军港之夜》的歌，反映部队生活，有海味、有兵味，不错。革命歌曲也不一定非得都是进行曲，都是硬邦邦的口号，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将军鼓励苏小明："只要战士喜欢、部队喜欢、广大群众喜欢，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叶飞将军一锤定音，《军港之夜》风波遂平息。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99年4月18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毕业于厦门第一中学

大事年表

1914年5月7日，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一个华侨家庭。幼年回国就学。

　　1928年5月，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 部长、代理团省委书记。

　　1932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下半年由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到闽东巡视工作。

　　1933年5月，他率领工农自卫队取得“霍童暴动”的胜利。

　　1934年2月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

　　1934年至1937年，他历任中共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闽东独立师政委、闽东特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闽东独立师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

　　1939年5月，率部从茅山地区出发，与共产党领导的无锡、江阴游击队合编后，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指挥、路东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0 年3月，奉命率部驰援半塔集。6月，成功地指挥了郭村保卫战。随后又率部参加了黄桥战役。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副师长。

　　1944年3月，指挥了著名的车桥战役，一举扫除敌伪据点，歼灭日军500余人，受到了上级表彰。

　　1945年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和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参与领导建立苏浙皖敌后新区，参与指挥天目山战役。

　　1946年至1948年，先后参加指挥宿北、鲁南、莱芜、泰安、孟良崮、豫东、睢杞等战役。无论是率部穿插分割、阻击增援，还是担当正面进攻重任，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3月，他担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战役，率领所部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并争取江阴要塞国民党军起义，为解放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起到重要作用。随后，率部解放丹阳、常州、无锡，切断宁沪铁路，占领苏州。5月，率部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率十兵团进军福建，先后组织指挥福州战役和漳（州）厦（门）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10余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飞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第一书记，福建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5年1月，出任交通部部长。

　　1979年2月，任海军司令员。

　　1983年3月、1988年3月，叶飞连续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 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3年10月至1988年8月，任国立华侨大学校长。

　　1984年被推举为全国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名誉主席。

　　1988年8月至1999年4月，任国立华侨大学名誉校长。

　　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于1999年4月18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主要事迹

血战孟良崮

　　在4月26日结束泰安战役，活捉敌整编72师师长杨文瑔后，为在孟良崮全歼全部为美械装备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粟裕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从“百万军中‘剜出’上将首级”。1947年5月13日，孟良崮战斗打响。敌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发觉我大部队抵达其周围，后路已为解放军切断时，则改变为固守孟良崮及以西之600、540、520一带高地坚守待援。

　　15日晚10时，陈毅给在孟良崮前线的华野1纵司令员叶飞来电话说：“敌整9师、整11师已靠近蒙阴，第5军已到新泰，整64师已到青驼寺。如在明天（16日）拂晓前不能全歼整74师，则解放军将陷入敌人包围。”陈毅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又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 前拿下孟良崮，消灭整74师，我们就全盘皆活了！”陈毅果断地授权叶飞统一指挥1、4、6、9纵总攻孟良崮。陈毅说：“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

　　16日凌晨1时，总攻开始，华野首长几乎每隔5分钟就给叶飞来一次电话。战斗空前激烈，敌整编74师不断告急，西面敌整编65师、整编25师在蒋介石严令下拼死支援。我阵地失而复得，反复争夺，终于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16日拂晓，在前线总指挥叶飞的统一指挥下，各纵队同心协力，直取孟良崮。强大的炮火惊天动地，孟良崮如同火山爆发一样。下午6时，敌整编74师被我全歼，狂妄的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战役结束后，敌整编83师师长李天霞被押到南京“军法会审”，敌整编25师师长 黄百韬也被撤职留任，“戴罪立功，以赎前愆。”

敢于负责

　　1949年10月27日，解放军攻击金门失利，登岛部队三个加强团9000余人全部损失，成为内战爆发以来解放军最惨重的一次败仗。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地来到兵团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司令员惨痛地对他们说：“哭什么， 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11月1日，由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张鼎丞、兵团司令员叶飞、兵团政委韦国清、29军军长胡炳云、29军政委黄火星、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参加的10兵团党委扩大会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指挥作战的萧锋首先作检讨并要承担全部责 任并请求处分。叶飞很决就接过他的话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

　　叶飞在会后给陈毅司令员起草电报，并报中央，请求处分，毛泽东当时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11月8日，毛泽东又提出：“以3个团去打敌人3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叶飞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再次攻金。

　　此后由于美国悍然入侵朝鲜，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停止解放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抗美援朝。

　　1958年，炮击金门战役打响。党中央和毛主席特别指定当时的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作为战役指挥。经过四个多月炮战，给国民党金门守军以重创，有力的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

金门炮战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对台斗争中，有两次金门炮战，担任指挥任务的都是叶飞。第一次金门炮战是1954年9月3日到22日，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负责指挥。

　　1954年炮战规模较小，大规模的金门炮战，是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7月的一天，在基层指挥部队帮助农民抢收庄稼的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福州军区1956年成立）接到通知，明确说要他到福州的军区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告诉叶飞，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你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负责军事工作。叶飞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重点主要是地方。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叶飞有点疑问，问王尚荣：“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王尚荣答：“ 是中央决定。”叶飞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感觉到叶飞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是福州军区副政委，此时正在北京，他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培善说：“那你就不用问了。”

　　8月上旬，一个炮兵师的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8月20日，北 京来电话要叶飞立即去北戴河。21日下午3时，叶飞奉命赶到毛泽东的住处。见到 毛泽东，叶飞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彭德怀、林彪、王尚荣也在座。汇报完了，毛泽东突然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 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立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毛泽东听到这里，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叶飞很干脆地说：“主席，那无法避免！”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条子给叶飞看。林彪很会捉摸毛泽东的意图，他知道毛泽东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个条子，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看到条子，叶飞很吃惊，便问王尚荣：“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说：“主席没说什么，只给拿给你看。”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自己表态，叶飞就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决心已下，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毛泽东对叶飞说： “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炮击金门，叶飞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8月23日炮击开始。一个小时内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有人评论说“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金门炮战中，为是否以空军袭击金门，叶飞与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之间还有不同看法，最后毛泽东支持了叶飞的意见。8月底，韩先楚陪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到厦门以后，就向已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的叶飞提出使用空军轰炸金门。叶飞考虑到毛泽东并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如果要空军轰炸金门，不但要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叶飞这时已经意识到毛泽东的意图，力求避免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不同意韩先楚使用空军轰炸金门的意见。但既然韩先楚已提出建议，为了尊重他，叶飞就建议他们两人的意见报告军委和毛泽东。韩先楚也同意。第二天王尚荣打电话给叶飞，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叶飞把五尚荣回答的电话记录拿给韩先楚看，他看后也就不再说什么好。

　　9月7日，美舰为蒋舰护航，把蒋舰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二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运关粮食和燃料等补给品。叶飞感到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是否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出决定。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叶飞第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 ，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叶飞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叶飞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确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

　　叶飞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于是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叶飞表示：“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为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叶飞就亲自向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叶飞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叶飞又把毛泽东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9月7日中午12时整，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叶飞立即报告北京，毛泽东下令开火。全线所有炮群立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美舰不敢还击，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仓皇逃去。

　　叶飞在前线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到美舰在我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时，大感意外。直到后来叶飞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对美舰蒋舰区别对待的深远含义，即试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绞索”政策。金门炮战是毛泽东 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但它也是叶飞军事生涯中最璀璨的一笔。

家庭生活

　　叶飞自参加中国革命后，就与华侨家庭断绝了一切音信联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病故，母亲依然经营小商店，大妹妹挑起了全家生计的重担。此后，他突然接到大妹妹的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将宣布破产。弟妹还在读书，为不使病中的母亲受到如此打击，希望叶飞能借笔钱给她。

　　这封信，使叶飞这位建国之初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长和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十分为难。一位堂堂的省级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没有钱可以寄给急需用钱的家庭，这是海外华侨以及 许多外国人难以理解的。

　　为了尽养家之责，叶飞考虑再三，决定复信告诉家里，自己无钱借出。只请母亲及弟妹一同回国，由他来负担养家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读书。但这封信寄出后，就再不见回音。直到1965年，母亲病故叶飞也未能见她老人家一面。

　　母亲去世后，家乡的朋友写信描写了送葬的情形，说虽然下着雨，但送葬的群众达两百多人。后来，妹妹爱玛给叶飞写信，说家里生活困难，自办的碾米厂面临倒闭，希望哥哥能寄一些钱回去，帮助渡过难关。这在爱玛来说是很正常的事，妈妈不在了，有了困难当然找大哥。但是对叶飞来说，却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叶飞就与家庭断绝了经济关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碾米厂再小，也是资本家的产业，资助资本家是一个原则问题，叶飞是决不会做的。但作为家中的大哥，又不能不管，考虑再三，叶飞给爱玛回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和态度，表示如果弟妹愿意回国，他可以负责他们的生活。此信一去，爱玛再也没回信，当然，爱玛怎么能理解呢。后来听说爱玛去做女佣，给人家当管家，供养弟妹，并支持他们上大学。为此，爱玛一辈子独身，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这件事叶飞一直挂在心里。

叶飞故居

叶飞故居在福建省南安金淘镇占石村，为清代所建，与普通民居一样，为一般的土木建筑，建筑面积480平方米。建筑布局两进五开间带单列护厝，坐南朝北。虽然没有飞檐翘脊，没有精雕彩绘，但是古朴高雅，在青山翠树的映衬下，更显得气势不凡。故居近年修葺，现辟为“叶飞将军纪念馆”。门前有南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竖立的“叶飞故居文物保护单位”，深红色的大字在阳光 照射下熠熠生辉；大门匾额题“叶飞同志故居”六字，为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所书。步入故居，叶飞将军的汉白玉雕像置于前厅；穿过天井，但见大厅正中的巨幅照片上，将军凝重深邃的目光端视着来访者，又像凝望着门外山清水秀的故里。故居内陈列着叶飞将军生前事迹的照片、文字资料、少时和战争年代的部分生活用品等，展示了将军一生的显赫战功。

共和国最年轻上将

　　在1955年全国将帅授衔时，55位上将中最年轻的一位，就是，时年39岁(有误，1914年出生，1955年为41岁，肖华1916年出生，1955年39岁，为最年轻上将)。而且，他还是一位菲律宾归侨。

　　其实，他与一般归侨的身世有差异——叶飞的父母是分属于两个国家的公民。叶飞的父亲叶荪卫，福建省南安市金淘乡人。1900年只身下南洋谋生。叶飞的母亲麦尔卡托，是具有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1914年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地亚望镇，中国名字叫叶启亨，菲律宾名字叫西思托·麦尔卡托·迪翁戈。叶飞五岁时，随父亲回到福建省南安县金淘老家，他的菲律宾母亲含泪站在岸边送行，久久不愿离去。

李天佑

李天佑上将（1914~197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34年荣获三等红星奖章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中文名：

李天佑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广西临桂县六塘圩高陂寨

出生日期：

1914年1月8日

逝世日期：

1970

职业：

军人

　　李天佑，广西临桂县人，汉族客家人。1914年1月8日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六塘圩高陂寨的一个贫农家庭。读过两年私塾，但家境的贫寒，使李天佑在小小年纪便产生了离家出走找出路的念头。

　　1928年夏，年仅14岁的李天佑在桂林报名加入了北伐军著名将领李明瑞的部队。由于李天佑能吃苦，作战勇敢，被提升为上等兵，不久又被送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创办的广西南宁教导总队当了学兵，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启发下，李天佑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摆脱贫穷和饥饿。1929年9月，李明瑞起兵反蒋失败后，李天佑果断地投向共产党。之后，教导总队的大多数人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组成了一支革命队伍，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前身。10月下旬，邓小平、张云逸等共产党人在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起义的当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李天佑从此成为红军战士。李天佑先后担任军部特务连副连长、连长，在参加攻打榕江城等一系列战斗中，英勇善战，身先士卒，两次带伤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他还带领干部、战士下乡帮助群众斗地主，缴田契、分土地，参加土改工作。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李天佑带领特务连，跟随军首长经过桂、黔、粤、湘、赣5省边境，1931年7月在于都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这次行程一万两千里的行动中，李天佑不仅保卫了军部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还多次在危急关头带领全连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掩护部队脱离险境。当时红七军的许多同志都知道李天佑的“大名”，称他是“年轻的老虎连长”。

运动歼敌

　　红七军与红一方面军于都会师后，归红三军团建制。不久即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李天佑率领特务连参加了莲塘、良村、东固、方石岭等战斗。

　　1932年2月上旬，在红七军攻打赣州的战斗中，李天佑身负重伤。3个月后，伤愈归队，任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副团长。不久到瑞金中央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学习，于1933年1月结业归队，升任五十八团团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黄陂、草台岗等战斗中，坚决执行了在运动战中伏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对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歼国民党军3个师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3年5月，红三军团在宁都大湖坪按三三制整编，李天佑被任命为第五师第十三团团长。7月初，随红三军团加入东方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入闽作战。在攻克泉上堡和解放朋口的战斗中，率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随后，在兄弟部队协助下，消灭国民党十九路军主力七十八师。8月中旬，指挥部队将号称铁军的十九路军三六六团全部消灭，创造了红军一个团在运动中歼国民党军一个主力团的新战绩。为此，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赞扬。同年9月，因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李天佑随红三军团回师黎川，先后参加了洵口、硝石、团村等战斗。年底，因指挥第十三团入闽作战战绩出色，荣获第二届全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的三等红星奖章，其部队荣获“模范十三团”锦旗一面。

　　1934年1月，20岁的李天佑升任红五师师长。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指挥下，率领红五师参加了第二次入闽作战，相继攻克沙县和尤溪县。4月，奉命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中著名的高虎脑战斗。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以钢铁般的意志在负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坚守阵地3天3夜，击退了敌人9次大的冲击，直到接到命令才撤离战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红五师作为红三军的前卫，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的指挥下，先后突破了敌军的3道封锁线，为军团主力打开了通道。在随后进行的湘江之战中，李天佑面对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毫无惧色，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阵地坚守3天3夜，终于保住了红军向湘江前进的通道，掩护中央机关纵队渡过湘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扎西整编，红五师改为十三团，李天佑被调到军团部任作战科科长。1935年6月，被任命为右路军第三十军参谋长，在巴西地区，李天佑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路线，随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1月下旬，时任陕甘支队二纵队十团团长的李天佑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1936年2月，李天佑调任红一方面军二师副师长，协助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参加东征。5月，东征红军胜利回师陕北，被任命为红四师师长。

　　1936年5月，李天佑和政委黄克诚奉命率红四师参加西征战役，先后歼灭马鸿宾的一个旅和其骑兵师的一个团。1936年10月，率红四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为结束10年内战的最后一仗贡献了力量。

编辑本段抗击日寇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师在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李天佑任团长。1937年9月23日，率六八六团作为主攻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斗，击毙日军精锐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10月，指挥部队在广阳附近歼灭日军千余人，缴获战马数百匹。1938年3月，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代旅长，率部开进吕梁山地区，寻机痛歼南犯之敌。

　　1938年5月，李天佑因病调回延安，不久转到西安治疗。年底，奉命到苏联学习，通过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为他回国后指挥大兵团作战打下了基础。1943年8月，化装成蒙古商人，骑着骆驼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到达延安。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七大”。

攻战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天佑奉命到沈阳，协助吕正操完成鞍山、营口地区的设防任务。1946年1月，被任命为北满军区参谋长，不久北满军区改为松江军区，李天佑就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1946年冬至次年春，率领松江军区部队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6万余人。1947年5月，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狠抓部队的战略战术训练，使部队学会大兵团作战。在夏季攻势作战中，指挥第一纵队歼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一部，占领了公主岭等地。在参加6月进行的攻取四平的战斗中尽管没打好，但使部队初步获得了大规模攻坚战的经验。1948年3月，攻取四平的战斗再次打响，和万毅指挥部队经过23个小时的激战，解放了四平。9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率第一纵队担任战役总预备队。攻锦胜利后，率部参加了歼灭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和新三军各一部。辽西会战刚结束，李天佑又率部直扑沈阳并很快攻克。　辽沈战役后，部队整编，第一纵队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李天佑任军长。1948年底，率三十八军6万精兵直插华北平津之间参加平津战役，与兄弟部队共同担负主攻天津任务。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动总攻，李天佑率部从西向东过关斩将，杀入天津城，战至15日下午3时，守国民党军13万人全部被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天津宣告解放。

　　1949年4月初，李天佑出任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

大山剿匪

　　广西是桂系经营多年的老巢，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成灾。1949年10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总体战”，发动“一甲、一兵、一枪”的运动。他指令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容山、大明山和大小瑶山开展所谓“广泛的游击战争”。

　　1950年新年一过，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钟祖培煽动群众闹事，纠集几千名土匪在恭城暴乱，高喊着“反北老”、“反征粮”，聚众攻打县城，抢劫公粮，闹了个“新年乱”。

　　在湖南友邻部队的驰援下，李天佑平息了恭城暴乱，并且擒住了匪首钟祖培。

　　谁知恭城平暴后，平乐、玉林、柳州等地发生规模更大的土匪暴乱。几百股土匪，聚集了9万多人马，声势浩大。李天佑派兵围剿，在3个月内，剿灭土匪4万，剩余的5万多人马溃散，有的逃进了深山和岩洞里。3个月后，美军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广西，土匪们以为美国佬又来帮助蒋介石了，匪乱发展到最高潮，全省102个县土匪蔓延到了97个县，500多名干部被杀，公粮2800多万斤、牲畜26万多头被抢。土匪如此猖獗，李天佑天天剿匪，忙了个不亦乐乎，但是，土匪还是多如牛毛，剿灭不尽。

　　1950年11月10日，毛泽东亲自来电，限期广西省委要在1951年5月1日前完成肃清全省土匪的任务。随即，李天佑挥戈直指大瑶山匪帮。

　　大瑶山是土匪的大本营。它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地区，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外围延伸到鹿寨等10多个县。这一带山环水绕、地势险峻，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屯兵的好场所。

　　早在广西解放前夕，白崇禧就令保密局特务队——交警总队一部分进驻大瑶山，后来又不断从香港派特务进来打着各种旗号拉队伍。他们把梧州、平乐、桂林等地区的重要匪首纠集在这里，加上大、小瑶山本地的土匪，一时号称有8个军，12个师、3个旅、2个纵队、1个行署指挥部，把矛头直指革命政权，进行颠覆活动。

　　李天佑对大、小瑶山地区的复杂地形及匪情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之后，提出了一条消灭土匪的妙计:“围鸟驱丛，围鱼驱水”，利用瑶山四周的天然屏障，构成一道封锁线，不让土匪逃跑。然后，把瑶山外围土匪赶入山内，采取分散驻剿和搜剿双管齐下。

　　另一条妙计是封江封路，由三条江一条公路构成。以大瑶山为中心，从桂平到浔江为一线，从梧州到平乐的桂江为一线，从桂平到柳江为一线。公路从鹿寨到平乐为一线，长达1000多公里，穿过12个县境，形成梯形封锁区，把大、小瑶山及外围地区包围在中间，形成大包围圈，布下天罗地网。

　　1950年秋，李天佑亲自率领广西剿匪前线指挥部，奔向贵县、桂平、蒙山等地，组织14个团的正规部队和十多个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参加大瑶山会剿。

千里封江封路给包围圈内的土匪敲响了丧钟，土匪曾组织了40多次突围，没一次得逞，被我军在封锁线附近歼灭了五六千人。与此同时，我军到处张贴剿匪布告和标语，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反霸、反特和收枪行动，狠挖匪根，摧毁其社会基础。

　　1951年1月8日，李天佑命令部队向土匪发起总攻，部队冒雨奔袭，但只在几个村子歼灭土匪400多名，多数部队扑空。李天佑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改变战略战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在他的指挥下，部队采取敌变我变，以驻剿发动群众，实行剿匪与反霸相结合;组织飞行队实行进剿跟踪追击，搜山搜洞，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同时，号召部队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把宣传品贴遍村子和山洞，迫使敌人投降。2月2日，广西剿匪部队集中13个营的兵力，进入大小瑶山，逐山、逐村、逐洞围追堵截，剿灭土匪。经广大军民50天英勇顽强奋战，大、小瑶山及其周围的土匪全部被歼，主要匪首无一漏网。杨创奇、余铸、甘竞生、林秀山等主要匪首被活捉，林秀山在公审后被枪决，韩蒙轩被击毙，共歼灭土匪3.8万人，使大瑶山人民获得彻底解放。与此同时，还消灭了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重点地区的全部土匪。

功勋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就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指挥肃清国民党余部和剿匪的斗争。1957年后，先后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曾任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李天佑于1970年9月2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人物生平

　　李天佑（1914-1970），广西临桂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排长、特务连连长，红三军团第五十八团副团长、团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团长、师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十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副师长、第四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副旅长、代旅长。一九三九年赴苏联学习军事。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军长，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1914年1月8日生于临桂县六塘圩高坡寨，家境贫苦，幼年读过两年私塾，缀学后随父劳动谋生。1928年，参加北伐名将李明瑞独立团当兵，次年被选到南宁的广西教导总队当学兵，在张云逸等的教育启发下，懂得了穷苦人要跟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1929年10月6日，南宁军校发生叛乱。李天佑正在睡梦中，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号声，他急忙穿衣，拿起武器，电灯忽然熄灭。室外响起了枪声，室内一片混乱。他听到共产党员、政训教员李朴在大声叫喊：“赞成革命的跟我来！”李天佑毫不犹豫跑到他这一边。又听李朴叫道：“快抓反革命！”原来，主政广西的俞作拍、李明瑞通电反蒋，结果手下三个师长被蒋介石收买叛变，有人煽动教导总队的学员去投蒋。但是，张云逸早有部署，李天佑积极配合共产党人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开始了革命戌马生涯。10月中旬，李天佑跟随革命队伍由南宁开赴百色，途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1月，李天佑任教导营机枪连的排长，参加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并收缴百色县警察局和附近民团枪支的战斗。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发动了百色起义，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年仅15岁的李大信任军部特务连副连长。

　　1929年12月中旬的一天，桂西土匪2000多人向百色扑来，留守百色的只有军部机关部分干部和勤杂人员以及教导营、机枪连和半个特务连，敌我力量悬殊，形势严峻。李天佑毫不畏惧率领特务连参加了守城巷战，接着又抢占城外高地。城里城外密切配合，粉碎了敌人进攻。1930年2月初，国民党桂系军阀黄绍竑调遣4000余人“围剿”右江苏区，妄图消灭年轻的红七军，李天佑跟随红七军主力参加隆安战斗，激战5昼夜，带头冲锋夺取敌人占领的制高点，脚部负伤还坚持战斗。1930年3月底，红七军决定开展外线作战，李天佑脚伤未痊愈，就随军向贵州挺进。4月初，16岁的李天佑被任命为特务连连长。4月底，红七军攻打贵州国民党军阀王家烈的后方基地榕江县城。由于城防坚固，炮火猛烈，红军连续几小时攻击未能突破。红七、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喊道：“特务连，跟我上！”李天佑忙说：“总指挥，让我上！”李天佑挑选1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肩扛竹梯，身带铁钉，跃出战壕，冲过敌人的火力网，把竹梯搭上城墙，他带头冒着敌人炮火攀竹梯登上城头，不顾大腿中弹，血流如注，咬紧牙关，扔出几颗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机枪，并同城头的敌人展开肉搏，打开突破口，为部队开辟杀进城里的血路，攻下榕江县城，红军歼敌6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还筹得军饷数万元。5月，李天佑又随部回师右江，在攻打马鞍山一个大碉堡时带头冲杀，脚板第3次被打穿负伤，先后参加了收复百色、奉议、恩隆等县的战斗。

　　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12月底攻打武岗县，敌人突然增兵8个团，红七军同敌人激战5昼夜，伤亡严重，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我军被迫撤退。李明瑞命令：“特务连顶住！”李天佑对特务连党代表吴西说：“我带一个排掩护，你指挥其他排保护军首长转移！”李天佑奉命带一个排顶住追击的敌人，掩护军首长和军部机关的转移。1930年2月3日，在广东省乳源县梅花村，敌4个团前来围攻，敌众我寡，我军杀伤敌1000人左右，自己也伤亡6至700人，干部伤亡近三分之二。在红七军首长指挥下，特务连连长李天佑率领全连浴血奋战，杀出血路，掩护部队冲出重围。在抢渡乐昌河时，敌军同时扑来，把红七军截成两路，李天佑带特务连紧跟军长张云逸，掩护尚未渡河的第58团少数连队和机关人员，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前进。特务连随红七军主力转战湘赣苏区，配合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参加了安福、宜黄、莲花等战斗。在攻打莲花城外一个山头时，我军久战不下，张军长要特务连上。李天佑找到司务长，给他10块光洋说：“你今天一定要买一头猪回来广第二天一早，全连杀猪加菜，吃了一顿饱饭，李天佑问大家：“都吃饱了吗？”“吃饱了！”“吃饱了，就跟我来，去攻占那座山头！”李天佑赤膊上阵，双手拿着大刀和驳壳枪，指挥全连冒着敌人炮火勇猛冲击，不到半个小时就攻占了山头，保证了莲花战斗的胜利。李天佑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英雄气概，被大家赞誉为“小老虎连长”。

　　1931年7月，红七军跟中央红军在江西省于都县会师，划归红三军团建制。李天佑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后到会昌、寻邬休整扩红。1932年2月上旬，在攻打赣州攀登城墙时，李天佑身中3弹。伤愈后，升任红七军第58团副团长，调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后任团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黄破、草台岗等战斗。1933年6月，任红三军团第5师13团团长，参加东征福建的朋口、连城等战斗，李天佑在南平县西芹指挥该团歼灭国民党号称铁军的第十九路军的366团，开创了红军1个团在运动中歼敌1个主力团的辉煌战绩，荣获三等红星奖章，该团被授予“模范13团”奖旗。军团长彭德怀拍着19岁的李天佑的肩头说：“小鬼，你年纪不大，指挥打仗还真有本事！”

　　1934年1月，李天佑升任红三军团第5师师长，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石城县高虎脑阻击战中，左手受伤仍然指挥全师坚守阵地，打退敌人9次集体冲锋。10月，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李天佑率领红5师担任军团前卫，奉命在广西灌阳新圩抗击国民党两个师，激战3昼夜，完成掩护中央机关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1935年1月，李天佑任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协助军团长积极贯彻执行遵义会议确定的新的作战方针，先后参加了攻占娄山关、袭取遵义城、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等战斗，10月，到达陕北。直罗镇战役后任红1军团第2师副师长，第4师师长，1936年参加西征作战。10月间，李天佑率部参加了打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队的山城堡战斗，为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仗贡献了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4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李天佑任团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9月，李天佑率全团参加歼灭日军板垣师团1000人的平型关战斗。1938年，任第343旅副旅长，参加正太路的多次战斗，消灭日军数百人，缴获战马数百匹和200支步枪。3月，代理343旅旅长，率部转战于吕梁山区，参加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奉命赴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4年春返回延安。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李天佑先后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4野战军38军军长，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组织和指挥部队参加三下江南，战四平、夺取公主岭、新老开原等战斗。1947年6月，指挥2个纵队另1个师和配属5个炮兵营攻打四平，歼敌1万多人，攻占城区五分之三。战后，总结出一套攻坚战术，在东北各部队推广。1948年5月，指挥3个纵队和4个炮兵团再次攻打四平国民党守军，歼敌近2万人。1948年9月，率部参加辽沈战役，歼敌近3万人。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中，李天佑担任解放天津西线指挥员，指挥38军、39军，全歼天津国民党军13万人。是役后，担任第13兵团副司令，率部南下参加渡（长）江、解放湖北等战役，为全国解放立下赫赫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天佑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领导广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斗争。他亲自指挥部队实施以瑶山为中心的重点会剿，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开展群众性的反霸反特收枪运动，歼灭土匪42万多人，如期肃清广西匪患，受到毛主席发电嘉奖。1954年，入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获得上将军衔。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8年1月，任广州军区代司令员，196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是中共第七、八、九届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1970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年仅56岁。

张爱萍

张爱萍，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早年在家乡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建国后张爱萍曾就任过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同时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党的中央委员等职务。2003年7月5日，张爱萍病逝于北京。

张爱萍同志1910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入达县中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任学生会副主席。1926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８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罗江口党支部书记、临时县委委员，积极组织学生、群众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6月赴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委员、副书记。曾两次遭外国巡警和国民党保安队逮捕，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14军１师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大队长。在攻打老虎庄、泰州的战斗中，作战勇敢，左臂负伤。

　　1930年底，张爱萍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万（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中央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和红军后备兵源的组织动员工作，创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主编少先队中央总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发表数十篇文章。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春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9月任红3军团第4师第12团政委。长征中，历任红３军团第４师政治部主任，第11团、第13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以及抢占白层渡口、金沙江堵敌、青石嘴痛歼敌骑兵等战役、战斗中，他率部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他刻苦学习骑兵技术和战术，很快成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员。为配合红军大部队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长城内外的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纵横驰骋，屡建奇功，有效地牵制了敌军。1936年６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派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１９３８年春，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同年４月下旬，赴浙江金华进行统战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组织抗日队伍。８月中旬赴河南确山，发展武装力量，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１９３９年１月，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同年６月，赴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任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处长，广泛团结、扩大抗日力量，仅用３个月就建立了包括５县１６区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同年１２月，任新四军第６支队第４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开辟苏皖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１９４０年８月，任八路军第５纵队第３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淮海、盐阜地区，接应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３师第９旅旅长，第３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任第３师副师长兼第８旅旅长、政委，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及盐阜地委书记，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他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领导军民粉碎了２万余日、伪军的大“扫荡”。１９４４年９月，任新四军第４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连续作战，收复失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

　　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同志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在指挥部队破击津浦铁路顽敌的战斗中头部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１９４８年底，他伤愈回国，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渡江战役伊始，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坚持以人民军队为基础，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团结教育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及第一个海军技术研究指导机构━━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从接管国民党海军机构、舰船开始，不到两年时间，就建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

建国初期

　　１９５１年初，张爱萍同志任解放军第７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后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华东局委员。他组织指挥沿海岛屿的剿匪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残部及潜伏特务，深入海防前线勘察地形，部署修筑工事，有力地加强了浙东地区海防建设。１９５４年８月，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指挥大陈列岛战役。同年９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于１９５５年１月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岛，大陈列岛不战而克，解放了浙东沿海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他到总参谋部任职后，任总参党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负责军事行政、装备、军务等工作。他反对一切照搬外军的做法，主张从我军实际出发进行编制体制建设，注重建章立制工作，主持制订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总参谋部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十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及组织编制》、《全军组织、装备八年规划》、《对改变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受命国防建设工作

张爱萍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工作，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自１９５９年９月，先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专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４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面临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他深入全国各地的核工业单位调查研究，向中央建议集中全国力量，加速攻关，并呈报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他长年奔波在大漠深处、深山僻壤，与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参试部队官兵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为解决核试验中的难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关键的指导性意见。１９６４年２月，任地地导弹专门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建立导弹作战基地及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工作。１９６５年６月，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的报告》，得到军委批准。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他亲赴全国各地勘察、选址，为第二炮兵和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同志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６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７５年３月，他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提出“要尽快拿出武器装备上的‘杀手锏’来”，领导制订并组织实施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发射。

　　１９７７年３月后，张爱萍同志再次复出，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他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创造性地建立了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中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１９８０年５月，他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同年９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委合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１９８２年９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同年１１月，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强调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国防建设，走民富国强的路子。他建议并组织领导了我军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工作；加强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并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发射。他十分重视我军信息化建设，对“银河”巨型计算机、军用汉字系列微机等信息装备的研制给予极大支持。他倡导“保军转民”工作，为秦山核电站等重大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出访了许多国家，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和对外国防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我军与世界各国军队的友好交往，促进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他积极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国防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张爱萍同志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退居二线后，他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热心参与开拓老年事业和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出版了诗词、书法、摄影选集。著有《神剑之歌》、《张爱萍军事文选》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晚年

　　张爱萍同志是著名的将军诗人、摄影家、书法家。他以诗、书、摄影为武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热情讴歌真善美，无情鞭挞假恶丑。他的大量诗词、书法、摄影作品，艺术地记录了党史、军史重要事件及重大活动，对弘扬革命传统、振奋军心士气、陶冶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爱萍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评价

张爱萍同志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1910年1月，张爱萍同志出生于四川省达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入达县中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战争年代，张爱萍同志无论是面对白色恐怖，还是面对艰难困苦，都始终忠贞不渝，信念坚定。在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时，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面对敌人疯狂“扫荡”和“铁壁合围”，他坚韧不拔，深入沪杭宁地区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以满腔的赤诚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十年动乱期间，张爱萍同志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87年11月，张爱萍同志退居二线后，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特别是晚年病重期间，他还心系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张爱萍同志能征善战，军政兼优，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张爱萍同志身经百战，参加和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战斗。1930年底，他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他历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1团、第13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等战役战斗中，率部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到达陕北后，为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屡建奇功，有效牵制了敌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开辟了皖东北、苏皖边区、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12月，他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粉碎了2万余日、伪军的大“扫荡”。1944年9月，他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连续作战，收复失地。解放战争初期，他在指挥部队破击津浦铁路线顽敌的战斗中头部负重伤，赴苏联治疗，1948年他伤愈回国，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渡江战役。1951年初，他组织指挥沿海岛屿的剿匪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残部及潜伏特务。1955年1月，他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岛，大陈列岛不战而克，解放了浙东沿海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张爱萍同志是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渡江战役伊始，他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及第一个海军技术研究指导机构——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不到两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他在总参谋部任职期间，注重建章立制，主持制订了总参谋部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十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及组织编制等重要文件，促进了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张爱萍同志不仅善于军事指挥，也善于开展政治工作，多次担任部队政治委员，创造性地开展宣传工作、青年工作和统战工作，发挥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特有优势。

　　张爱萍同志尊重科学，勇挑重担，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张爱萍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1955年12月，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工作，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自1959年9月，他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具体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4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他长年奔波在荒漠深山，与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部队官兵工作生活在一起，为解决核试验中的难题呕心沥血，提出了许多关键的指导性意见。他任地地导弹专门领导小组组长后，向军委呈报了关于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的报告，1966年6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他亲赴全国各地勘选导弹部队驻地和阵地，为第二炮兵和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3月，他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出“要尽快拿出武器装备上的‘杀手锏’来”，领导制订并组织实施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1977年3月他再次复出，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创造性地建立了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中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成功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并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发射。他积极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强调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走民富国强的路子，建议并组织领导了我军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工作，十分重视我军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和对外国防科技交流与合作，为国防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爱萍同志品格高尚，公正无私，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张爱萍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了坚强的党性。他一贯从党的事业出发，始终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放在最高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长期担任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始终艰苦朴素，清廉自律，每次下基层调查研究，他总是强调节约，绝不允许铺张浪费，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贯严格要求，不允许以他的名义办任何违反原则的事情。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良师益友，与科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多次主动提出辞职让贤，充分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境界。他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模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张爱萍同志还是著名的将军诗人、摄影家、书法家。早在红军时期，他就创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摄影和书法作品，这些作品一如他的人品，扶正祛邪，激浊扬清，艺术地记录了党史、军史重要事件及重大活动，对弘扬革命传统、振奋军心士气、陶冶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爱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征程上奋勇前进。我们今天纪念张爱萍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战胜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以大局为重，大公无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抓实干，勇于创新的优良作风。

　　张爱萍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在长达７８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身处逆境，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无限忠诚，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敢于坚持真理，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疾恶如仇，爱憎分明。

　　张爱萍同志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他能文能武，军政兼优，博学多识，多才多艺。他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公道正派，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坚持求真务实，不务虚名，不尚空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雷厉风行。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识才，敢于用才，勇于护才，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良师益友，与科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他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张爱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陈再道

陈再道（1909-1993），湖北麻城人，上将军衔。1926年参加革命。历任红四军一师排长、连长，红十一师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是中央军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文名：

陈再道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

出生日期：

1909年1月24日

逝世日期：

1993年4月6日

军衔：

上将

1909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乘马岗乡新村程家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年参加了麻城最早的农民运动组织－－乘马岗农民协会，并成为农协敢死队队员。同年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中旬，参加了黄麻起义，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先后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边根据地实施的“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以及出击平汉线的作战。

　　1930年11月后，蒋介石先后调集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4次大规模“围剿”。陈再道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作战，在双桥镇、苏家埠、七里坪等战役战斗中，身先士卒，多次带伤指挥，率领全营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地区后，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先后率部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以及强渡嘉陵江战役。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1935年6月，任红军第四军副军长，8月，升任第四军军长。

　　长征途中，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率红四军在甘肃靖远以东蒋家大道、宋家河畔一带沿黄河东岸实施宽大正面防御，掩护了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11月，率部参加萌城、田水堡战斗及山城堡战斗，与兄弟部队配合，重创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了 长生口战斗、两次七亘村伏击战和黄崖底伏击战，均以极小的代价而大量歼灭敌人，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7年底，第一二九师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赴冀南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到冀南仅3个多月时间，就协助冀南区党委建立20多个抗日政权，并广泛团结各路抗日武装，使最初只有500人的东进纵队，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使我党我军在冀南平原站稳了脚跟。

　　1938年底，业已占领武汉的日军逐渐回师华北，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陈再道先后率领冀南军民采用游击袭扰和伏击作战，粉碎了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的多次围攻。

　　1940年8月，冀南军区与东进纵队的领导机构合并，陈再道任冀南军区司令员。8月，率所辖四个野战旅参加了百团大战，将冀南的铁路、公路破坏得支离破碎，并毙伤俘敌2000余人。

　　1941年8至9月，陈再道率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秋季破击战役。

　　1942年，率领抗日军民粉碎了敌人对冀南根据地发起的700余次“扫荡”合围与袭击。

　　1943年10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学校学习。 1945年7月，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之际，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派出第十九军所属3个师、2个挺进纵队，乘我军忙于对付日伪军反攻之际，抢占了上党地区的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并企图占领整个晋东南解放区。晋冀鲁豫军民遵照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予以坚决的回击。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陈再道率冀南纵队一举攻克潞城，围困起孤城长治。随后又率部投入围歼援军的战斗。上党战役的顺利进行，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从而使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立即丧尽了民心。

蒋介石很快就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出动3个军向冀南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打通平汉线，北调重兵至东北。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陈再道率冀南纵队与兄弟纵队一起发动了平汉战役，将国民党军3个军近5万人包围于邯郸以南、马头镇以东、商城镇以西的狭长地带。待高树勋率国民党新八军起义后，迅速将其余国民党军第三十、第四十军全歼，为我党我军抢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5年11月4日，冀南纵队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陈再道先后率部参加了佯攻豫北行动、定陶战役、龙固集防御战、鄄南战役、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等一系列作战。其中龙固集防御战打得尤为出色，被刘伯承、邓小平誉为“值得全军学习”的“模范防御战例”。

　　1947年1月，为配合山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鲁南会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皖边战役，陈再道指挥北集团（第一、二、三纵队）克城攻敌，终将王敬久集团吸引到冀鲁豫腹地并歼其一部，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作战目的。3月下旬至5月下旬，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分为四个集团发动了豫北攻势，陈再道负责指挥第二集团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鲁西南战役。陈再道统一指挥第二、三纵队力克羊山集，全歼国民党守军整编六十六师，生俘中将师长宋瑞珂以下官兵3000余人。8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兵分3路挺进大别山，他率二纵在东路斩关夺隘，跃进千里，参加宛西、宛东战役，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腹地，直接威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陈再道继续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淮海战役开始后，带病指挥部队先是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后又胜利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的任务。

　　1949年2月，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

　　1955年3月，武汉军区成立，任军区司令员。

1956年，任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他在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刚直不阿，因此而得罪了林彪等人。

　　“文化大革命”中，陈再道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江集团制造了武汉“七·二0事件”后，受到围攻和批斗。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调任中央军委顾问。

1977年9月，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

　　1980年12月，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未获批准 。

　　1982年，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主持了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的工作。

　　陈再道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将军轶事

　　“中计”结良缘

　　陈再道将军是沙场上的一员宿将。他曾用不少计谋诱敌上钩，然而却中了自己的同志设下的美丽“圈套”，缔结了一桩浪漫而多情的婚姻。

1938年初，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年近而立的陈再道任司令员，卜盛光任参谋长。参谋长的职责是为司令员出谋划策，可卜盛光的职责似乎并不仅限于此。

　　卜盛光牢记着陈赓旅长给他下的“帮陈再道找个好老婆”的特殊“命令”。一次，他和陈再道一起去河北南宫县妇救会走访，俊秀活泼的姑娘张双群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心细精明的卜盛光似乎从陈再道与张双群的偶然接触中窥测到了点什么，他有意从中撮合。

　　“喂，人家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哩！”返回途中，卜盛光“谎报军情”，陈再道却缄口不语。

　　“你要是不说话，那可就算是默认了。我要以你的名义去给双群回话去了！”说罢，卜盛光一扭头便朝妇救会走去。“站住！”陈再道压低声音吼道。卜盛光站住了，呆呆地看着陈再道。就那么对望了好一阵，陈再道“噗哧”一声笑了：“关你屁事。”说完，又径直朝前走去。

　　卜盛光愣了。关我屁事？他反复琢磨着司令员的话，恍惚间忽然明白了什么，摸着后脑勺哈哈笑了起来。

　　原来，卜盛光的话正中陈再道的下怀。老实说，第一眼看见张双群，他就觉得那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至于娶人家为妻，他可压根没那么想过哩！但经卜盛光这么一点破，他还真觉得有那么点意思。特别是老卜一说姑娘已经同意，只是要他陈再道表个态，他心里可真是又惊又喜，只是碍于情面，不好说出口罢了。回到纵队司令部，他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张双群的影子。智勇双全的陈再道，不知不觉中了卜盛光的计。

　　正当陈再道心神不宁地在纵队司令部的小院子里踱步的时候，张双群也同样被卜盛光拉入了爱的魔圈。原来，刚回到司令部的卜盛光看到陈再道默许的态度之后，他兴奋极了，立即又从司令部返回妇救会，高兴地向姑娘通报说司令员看上了她，要张双群尽快表个态，他还特意拿了一份陈再道的个人简历，说是陈再道让她“参考参考”。

　　送走了卜盛光，张双群显得十分激动，她茶饭无心，便索性点灯看起书来，可是精力集中不起来，陈再道的影子总是在她眼前晃动。她拿起笔，铺开了信纸……

　　还是参谋长棋高一着，由卜盛光导演的一幕喜剧又上演了。这天一大早，张双群突然接到东进纵队司令部转来的通知，说陈司令员约她务必去一趟，有要事相商。

　　张双群如约来到纵队司令部时，陈再道正在接电话，他示意张双群坐下，等接完电话，他开腔了：“双群！”一句话，把老革命与新同志之间的差别全叫没了。张双群羞涩地望着地下“嗯”了一声，两手不停地搓着。“你来这儿干什么？”陈再道问。“不是您今天一早通知我来的吗？”张双群用诧异的目光望着对方。陈再道如梦初醒：“傻瓜哟，傻瓜，你又让人家给骗了！”

　　说着，他自言自语道：“又是这个老卜捣的鬼！”张双群顿时觉得有点不自在，嗫嚅着说：“既然没有什么事，我就不打扰您了。”抬腿要走。陈再道双手一拉，说：“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再走嘛！”说着又踱开了步。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双群，你的那封信，我看了……”

　　陈再道的半句话，像一柄小槌，敲得张双群的心咚咚直跳。她突然感到自己那封信写得有点冒失。司令员会不会拒绝呢？她越想越紧张，似乎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陈再道那半句没说完的话一直憋了半天他才像带着部队向敌军阵地冲锋似的，一捋袖子，然后右手握拳在空中一挥，猛地拍在桌子上：“咱俩的事，就这么定了！”张双群被这种特殊的爱情表达形式逗笑了。幸福的云，飞上了她的双颊……

　　1938年11月，陈再道和张双群结为伉俪。从此，他们风雨同舟，走过了54年的人生旅程。

评价

　　提到陈再道，人们往往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出现的“七二○事件”，该事件惊动了中南海的所有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面，林彪和“四人帮”也直接插手，一时江城风云变幻，陈再道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了。但是毛泽东对陈再道充分信任，他说过他不相信陈再道会反党。因为他知道陈再道战斗的一生，是时刻和党站在一起的。

　　陈再道出身贫苦，父母双亡后，成为孤儿，苦难的生活使他对革命有着极端强烈的追求 ，走上革命后又一无牵挂，因此意志十分坚定。英勇的作战表现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长为班长、排长、连长等，然后一步步地走上了中上层军事领导岗位。由于他出身贫苦和文化不高，凭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革命。而又正是有了这种纯朴的感情，他才能在革命战争中永远保持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崇敬。在他一生军事活动中，虽然他不太能辨别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早年也不知道什么是“左”倾路线，什么是“右”倾路线，但是他对上级的命令是毫不犹豫地执行的， 无论是革命艰难困苦时要他暂时离开部队，还是战争残酷阶段要他率领部队开辟根据地，他都从不怀疑党的决定，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且往往有所建树，成效颇为壮观。他的文化和军事指挥水平是通过自学提高的，并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加上党对他的培养，革命时代的风云际会对他的锻炼，他几乎没有什么挫折地走进了共和国将军的行列。

　　枪林弹雨，浴血杀敌，金戈铁马，叱咤风云，这都是战争年代无数军人和将领走过的共同道路，然而有的人牺牲在战场上，为革命的成功英勇地奉献出生命；有的人离开了革命队伍，对革命的成功产生过深深的怀疑；有的人叛变了，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绝大多数革命者只要没有牺牲，就把个人利益和党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步步走向胜利。陈再道就是如此，他的一生和党与军队密不可分，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心心相连，永远对革命充满信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这一点是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和和平建设时期的事实证明了的。他没有因战斗一时处于劣势而动摇过革命意志，也没有因受伤离开长征队伍，几十年如一日地对党忠诚，从思想根源上来说，就是纯朴的麻城山区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信仰和对伟大领袖的高度崇拜。也许是陈再道把山民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化作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成就了他的将军事业，也铸造出共和国一位将军的独特形象。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1909年1月生，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人。原名程再道。青年时代在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参加与组织农民协会。

1926年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始终坚持斗争。

　　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起义失败后，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四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3年1月至6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同年7月至1934年5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1934年7月至8月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同年8月至1935年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

　　1935年3月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4月至同年冬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长征中，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1936年8月从红军大学毕业后，同月任红四军副军长，10月任军长。率红四军在甘肃靖远以东掩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

　　1936年11月率部参加萌城、田水堡战斗及山城堡战斗。同月至1937年8月任红军援西军第四军军长。

　　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

　　1938年至1939年6月兼任第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在刘伯承率领下，参与指挥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战斗。

　　1938年1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冀南抗日前线，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3月至8月任中共冀南省委委员。7月至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抗日纵队司令员。

　　1940年6月至1944年5月任中共冀南区委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0年8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并领导冀南军民粉碎敌人历次的“铁壁合围”和“扫荡”，开辟、发展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4月前往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10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8月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9月率冀南纵队参加上党战役。10月率部参加邯郸战役。同月至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

　　1946年7月至1948年5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6年夏兼任中共冀南区委常务委员，同年11月至1947年8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6年8月率部参加出击陇海路战斗。10月在巨野战斗中，率部在龙固集等地阻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达11昼夜，大量歼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著名战例。

　　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役中，率部强渡黄河后，统一指挥7个旅，于羊山集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而又进军大别山，参加宛西、宛、东战役。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副书记。在淮海战役中，率领第二纵队，先是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吸引、牵制了敌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随后参加阻击、合围敌第十二兵团的作战。

　　1949年2月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3月至6月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

　　1949年9月作为华中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0月至1955年3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52年10月陪同毛主席视察黄河。

　　1954年3月至1955年3月任中南军区第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4年10月起）。

　　1955年3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至1956年8月），1955年5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55年6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务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10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1972年5月至1975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2月至1975年8月任福州军区党委副书记。

　　1975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9月至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12月起）。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红军时期

　　陈再道，原名程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他3岁时因肺痨去世，母亲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不久在汉口码头当搬运的叔父回乡，帮助他们整理家业，抚养两个小孩。7岁时，叔父把程再道送到程家祠堂念私塾，让他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程再道未能用心读书，随学随忘，混了两年，就没念下去了。11岁时，母亲又因病去世，他就与叔父学干农活，农闲时还学会了蔑匠手艺，编席编篓编篮编筐，上市卖钱，艰苦度日。

　　1926年，程再道17岁，在石河寨农民协会成立会上听了共产党员王树声的演讲，开始真正明白穷人受苦的原因，并得知其它地方都在进行革命活动，知道了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事迹。会后，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加农民义勇队，程再道也挤上前报名，登记时因同音缘故，别人将他的姓写成了“陈”，从此他没有改正，便以“陈再道”为名了。这一年叔父病逝，他孑然一身，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再道参加了乘马岗区八乡农民义勇队，次年部队改编为麻城农民自卫军。自卫军从不同渠道搞来十几条步枪，六枝驳壳枪，加上大刀、梭标、长矛等，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打击罗家河恶霸丁枕鱼，之后又捕捉了十几个土豪劣绅，一时农民协会威风大振，汉口《民国日报》还为此作了报道。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处于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反动势力一时气焰嚣张，开始向农民协会反扑过来。4月下旬，反动组织红枪会纠集了上万人直奔乘马岗而来。农民协会和义勇队寡不敌众退至麻城县城，敌人追至城外，团团围住县城。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及国民党部负责人的董必武听到麻城事件后，命令省警备团一营会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300名武装学生军日夜兼程，驰援麻城。5月16日，国民革命军队到达麻城，红枪会闻风而逃，部队和农协会员乘胜攻打了几个反动窝点，捣毁了红枪会巢穴方家垸。打退了敌人的反攻之后，麻城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陈再道被编在第3排。此后，自卫军在当地又和敌人作过多次战斗，势力渐渐壮大，声威也传扬四方。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武装起义。中央精神传达到麻城，人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积极行动起来，很快掀起了一股革命风暴。鉴于这种有利形势，中共湖北省委拟举行黄(安)麻(城)起义。经过周密计划和小型的战斗演习，最后决定实施起义计划，攻克黄安(今改名红安)县城。陈再道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第3排奉命赶赴黄安七里坪以北的木城寨一线，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援之敌。11月14日，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克黄安，活捉反动县长贺守忠。11月27日，黄安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第30军独立旅秦进忠部4千余人进犯黄安，企图夺回县城，久攻不克。至12月5日夜，国民党第12军任应歧部调一个师奔袭黄安城，革命军与敌激战四个多小时，终因力量悬殊，党组织决定弃城突围，以保存革命火种，黄安于是失守。二十一天后，黄安被国民党反动派血洗城垣。黄麻起义虽然失败，但使陈再道和一大批革命战士从战火中成长起来。

　　麻城农民自卫军在黄麻起义失败后，奔向黄陂县木兰山。1928年1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下设三个分队，陈再道编入第3分队，不久当了班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木兰山的第7军实际上只有72人，人少兵弱，无力与敌军作战，在省委指示下，第7军决定以木兰山为中心，积极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击当地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在生存中求发展。不久，由于敌人的追剿，部队转移到黄冈境内，再转进罗田县境，最后又回到木兰山。但是敌军追剿紧迫，部队决定分散活动，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少数战士要离开部队。陈再道被指定离开，隐蔽活动。

　　1928年4月，黄麻地区形势发生变化，敌军内部冲突导致守军势力削弱，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第7军陆续返回黄麻老区，开展对敌斗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陈再道迅速回到了第7军部队，随部队驻扎在鄂豫边界的麻栎树岭北边的柴山堡、河南湾、水口寺一带。同年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下设四个大队，陈再道编在第4大队当班长。经过多次战斗，部队发展到400多人，又成立了第5大队，陈再道又奉调任第5大队班长。1930年春，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再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31师则改为第1师，徐向前同志任师长。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1师向平汉线出击，沿线攻打了敌守军多次，屡获大胜，部队人数也不断扩充，达3000余人，陈再道也升为第3团第9连第2排排长。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围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调兵遣将包围此地红军。夏斗寅的第13师进犯根据地南部，黄麻地区战局顿时紧张起来。前委决定，红1军迅速南下奔赴黄陂姚家集迎战敌军。11月11日双方相遇，激战一整天，彼此伤亡较大，最后夏斗寅部逃往黄陂。13日，红1师挥戈东进，连克黄安、新洲两城，俘获敌军数千人，缴获大批枪枝和军需物资。陈再道参加了这几次战斗，胜利使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12月，红1军接上级指示，转进皖西，24日攻克金家寨。不久回师麻城，与红15军会师，两部合编为红4军，下设第10、第11两个师，陈再道编入第11师31团。

　　1931年2月，部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红4军部队在广水以西的双桥镇痛歼敌军岳维峻的第34师，使敌人对我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陈再道任第31团第9连连长。不久部队南下，攻克英山，西击浠水，北扫罗田，又占广济梅川，正在乘胜追击时，张国焘来信批评红4军南下行动，命令红军北返麻埠，并撤消了红4军军政委的职务。陈再道感到十分不平，但军令不可违，只能随部北返。这年秋天，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搞了一场“大肃反”运动，在部队里打“AB团”，错误地杀害了许多革命同 志，陈再道因为出身贫苦，才幸免于难。“大肃反”之后，陈再道调任第32团第3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这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军和红25军在中央分局的指示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陈再道仍在第4军第11师第32团3营。三天后，部队在黄安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大仗，这场“围点打援”的战斗前后长达43天，敌我攻守对抗，达到白热化程度，陈再道亲自带领全营战士冲入前沿阵地，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力战群魔，手刃数敌。黄安战役后，部队又发动了商(城)黄(川)战役，痛歼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师，其师长汤恩伯战败后被撤职。

　　1932年3月，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在皖西进行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该战役历时48天，共毙俘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8月，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张国焘从后方来到红4军驻地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作出南下攻麻城的决定，而徐向前等人认为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应当及时休整训练，但张国焘坚持自己意见，部队只得挥戈南下。当时提出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骄阳似火，部队急行军直趋麻城，先后歼敌第31师第93旅，继而荡平方圆百里的反动民团，然后重兵包围麻城县。敌军急从黄陂、武汉派兵驰援，途中被我击溃退至宋埠镇等地。8月8日，红4军部队再次向麻城展开进攻，受阻于陡坡山之敌，师长命令陈再道率第3营突击，拿下陡坡山。陈再道大声说道：“保证完成突击任务!”他右手一挥，带领全营战士猛扑向陡坡山。战斗中，陈再道不幸负伤，子弹从右臂上部射入，从后颈下穿出，他一时竟不知疼痛，仍不顾血流满身率领全营向前突击，最终突破敌人阵地，后续部队攻了上来，猛攻守敌，全歼敌一个团。战后，陈再道被送进了后方医院。不久因部队转移，他提前出院，随军转战至平汉线以西，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在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中，红4军被迫长途转战，陈再道伤未痊愈，坚持随军东征西战，和敌人打了大小几十场仗，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向西北方向挺进。红4军沿途冲破敌人多层包围圈，进入陕西境内，与陕军杨虎城部交战，击溃敌军后，即刻撤出战斗，翻越白雪皑皑的秦岭，渡过汉水，再翻越巴山进入四川。在与四川军阀的战斗中，一个月内捷报频传，歼敌三个团，击溃敌八个团，最后立足通江、南江、巴中一带。陈再道伤愈参战，不久升为第31团团长。

　　红4军在四川的胜利，使各路军阀闻风丧胆，红军乘机在川陕边界建立了根据地。1933年6月，部队召开了军事会议，总结了作战经验，决定改编红军，把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原红10师扩编为第4军，下辖第10师、11师、12师，陈再道任第11师师长。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底，四川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对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总攻，均被粉粹，以伤亡3.7万余人而告退。不久，刘湘复仇之心大涨，又组织兵力围攻红军，于1934年7月发动了六路围攻，攻击红军驻地万源。陈再道率第11师坚守在巴水西岸的玄祖殿山上，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波浪式的密集冲锋，英勇顽强地抗击攻山之敌。当刘湘所部又一次战败退回去之后，红军决定乘胜进行反攻，突破万源西南的青龙观。8月9日夜，夜袭青龙观的战斗开始了，红军很快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大军从左右两翼发动进攻，向敌人的纵深猛插。陈再道率第11师攻占了龙池山以西的五龙台、石寓场，迎战援敌陈兰亭师，痛歼敌军大部。最后红军打败了刘湘指挥的六路围攻，取得了巨大胜利。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许世友调到红4军任军长，辖第10师、11师，陈再道仍在第11师任师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北上，打算和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打通北方之路，红四方面军于3月强渡嘉陵江，陈再道率第11师会同第10师负责掩护主力渡江，取得成功。渡江后，红军兵分三路，横扫沿江守敌，彻底摧毁敌人防线，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地区，部队也发展到8万多人。 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由于川西地区多是高山险谷，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北方陕甘地区地域宽阔，居民较多，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又是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并且邻近华北，距华北抗日斗争的前线较近。于是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此时张国焘却加以反对，打算率部西进到新疆、青海等地。红4军完成钳制敌人任务后，踏上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原。陈再道率军走进草地，一周后从死神统治的草地挣脱出来到达班佑地区。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红军主力会师后，陈再道到红军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回到红4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不久，红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出发北上，历经千辛万苦，斩关夺隘，于10月10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宣告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陈再道率红4军进入陕甘宁根据地，不久驻扎盐城池附近进行整训。

　　1937年2月，中央决定组成援西军，为解除去年西渡黄河的西路军之危，在刘伯承司令员的率领下，陈再道率红4军日夜兼程向西疾进。当部队行至甘肃东部镇原时，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来刘伯承接到西路军弹尽粮绝，已经兵败祁连的电报，援西之举已无意义。大家听到此消息后，泣不成声。陈再道泪如雨下，想到一同战斗过的战友再也不能见面了，心情异常悲痛。

抗日战争时期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经多方努力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国共再度合作，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三个师及直属部队。红4军编为第129师第385旅，红31军改编为第386旅，陈赓为旅长，陈再道为副旅长。部队整编后，一部分部队留守陕北，129师师长刘伯承则率386旅等部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陈再道从红4军调到386旅，心情十分沉重，他对红4军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军长，整整10年，他曾与战友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一朝别离，也不免英雄落泪，心潮起伏。

　　不久，部队整装出发，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陈再道所在的第386旅在山西长生口与日军作战，毙伤日军300余人，首战告捷。其后，第386旅又在刘伯承亲自指挥下，伏击日军于七垣村、黄崖底多次，歼敌数百，大大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情绪，也使八路军军威大振。

　　1937年12月，抗日形势发生变化。129师决定抽调五个连组织一个东进纵队，陈再道任东进纵队司令，率部开往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12月5日，陈再道率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约五百健儿下太行，开赴冀南，展开了抗日斗争。

　　陈再道率部进入冀南后，依靠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迅速开展工作，打击反动武装，收编土匪和争取伪军反正，开办“抗日军政学校”，培训当地进步青年，并亲临讲课。很快，东进纵队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冀南地区抗日形势日益见好。

　　1938年4月，徐向前副师长率两个团和一个支队开赴冀南，并策划了进攻威县的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陈再道则乘胜率东纵等部扩大战果，数次歼敌军于冀南周边的县镇，扩大了冀南根据地。几个月后，冀南地区南到成安、北到枣强、西至隆平、东至高唐的广大地区，均被八路军占领，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成立冀南行政公署和党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成立冀南军区，与东纵分开，陈再道仍任东纵司令。整编部队后，东纵辖有三个团。整编刚结束，陈再道接师部命令，率部发起了扫平漳河以南伪军和土匪的漳南战役。1938年8月30日夜，陈再道率东纵、青纵等主力向临漳守敌发起总攻，激战10天共歼敌4千余人，俘获伪军长李台及官兵共1100多人。战斗期间，日寇两次出动飞机轰炸八路军，又派出汽车10余辆，满载日军200余人，对我骑兵团进攻，仍未能挽回伪军败局，反被重创，仓皇逃回安阳。之后，战斗向纵深发展，八路军攻克滑县，最终歼敌7000多人，漳南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8年11月至1939年下半年，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疯狂大扫荡，八路军在冀南人民的支持配合下，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发起大小战斗四百余次，毙伤敌数万人，使日伪军不敢再入冀南根据地一步。

　　1940年2月，八路军在冀南开始了反击石友三的讨顽战役。石友三原为冯玉祥部下，曾任冀北保安司令，其部后被国民革命军改编为181师，石友三任师长，不久任扩编后的第69军军长、第10军团司令。他秉承蒋介石旨意，与八路军对抗，制造摩擦，又发展到武装进攻，捕杀我游击队战士和抗日家属，同时与日寇勾结，配合日军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对于这个顽敌，129师决定发动讨顽战役，痛打石友三部，以巩固冀南根据地。当时在冀南地区的顽军共有17000多人，八路军出动了20多个团分成5路分别进攻和钳制敌军各部。陈再道和刘志坚负责指挥左翼队伍共十个团兵力，担任主攻任务。战前陈再道作了动员报告，部署了各部作战任务，提出了要求。会上群情激愤，战士们斗志昂扬，誓死为战友报仇，讨伐石友三这个叛逆。石友三闻讯率部秘密南逃，陈再道命各部迅速追堵，沿途击溃守敌，直逼石友三至威县东南的下堡寺、摇鞍镇一带。八路军立即包围顽军所在地区，经五天五夜激战，歼敌两千余人，石友三则乘雪夜率残部西逃。这天夜晚，陈再道心绪不宁，夜间冒雪出门，想四处走走消除连日的疲劳。忽然发现雪地上有大车驶过的痕迹，正从两个村子之间辗过，立即亲率百余名骑兵跟踪追击。至凌晨，发现顽军在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正准备西渡滏阳河。由于敌众我寡，陈再道命令骑兵部队严密监视敌人，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发动攻击。中午时分，东纵的两个团赶到，猛攻顽军阵地，石友三拼命抵抗，下午四时许，石友三率残部南逃。这时周边日伪军出动两千余人，掩护石友三，双方激战之时，石友三渡过滏阳河，逃窜而去。三月初，八路军开始了第二次讨顽作战，陈再道改率中央纵队，主攻石友三部。第一天首战告捷，攻占了六塔集等地，继而击溃顽军反击，并切断石友三部与高树勋部的联系。3月5日，石友三部溃散，陈再道命部队分路追击，自己则亲率骑兵团穷追顽军主力至东明海头集。至3月11日，石友三率部逃过了陇海线，八路军遂奉命后撤，回师再歼他敌数百人。两次讨顽战斗，八路军打跑了石友三等部顽军，歼敌65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八路军伤亡也有两千多人，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巩固了冀南、冀中以及鲁西、豫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129师决定将冀南军区和东纵合并，撤消东纵番号，划归军区领导，陈再道任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委，将所有部队改编成四个野战旅。整编后，冀南地区的部队达十三个主力团，转战各地，威震敌胆，成为冀南平原抗战的中流砥柱。1940年秋，我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参战部队多达105个团，20余万人，200多万民兵，历时三个半月，史称“百团大战”。陈再道奉命率冀南部队参战。数月中冀南部队作战175次，毙伤日伪军1790余人，破坏敌人的铁路40余华里，公路1120余华里，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百团大战后，日军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先后对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报复，推行所谓蚕食政策、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日寇对冀南的大扫荡是从1941年3、4月间开始的，敌人采取分区进攻的战术，但很快被八路军粉碎了。之后，陈再道指挥冀南部队对日军进行了破击战，又奇袭类子镇，炮轰敌据点，大灭了日伪汉奸的威风，大长了抗日群众的志气。1942年4月29日，日军对冀南出动重兵搞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3万余日伪军分兵合围冀南部队各地驻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各部将士分别突围，伤亡惨重。陈再道在“四二九”大合围中，正率部在外线作战，闻讯后急赶回军区，但部队已突围出来。他听到战士们英勇奋战、浴血拼搏、视死如归的消息，难抑悲痛之情，悲恨交加，决心誓报此仇!这次合围之后，日军组织了多次合围行动，使八路军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陈再道率部与敌巧周旋，开展了游击战，趁空偷袭敌伪据点，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冀南地区的民兵则与敌人展开了地道战，配合正规部队打击了进犯之敌。

　　1943年5月，陈再道被派往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10月又派往延安学习。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陈再道作为冀南地区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报告，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再道与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人于8月25日乘飞机离开延安，回到了太行。此时，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调集大军，兵分三路向解放区扑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两个军，经风陵渡进抵运城以南，第十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由皖北向徐洲推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四个军攻占我集宁、丰镇后，向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一带发动进攻。陈再道随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飞回太行前线，风尘未洗，就投入了反击国民党军的上党战役。是役，陈再道率冀南军区主力配合太行、太岳部队和地方兵团共计3.1万人，首先发起攻击长治的战斗。经过两天激战，刘邓部队基本肃清长治外围各城敌人，大军直逼长治城下。此时，阎锡山部第83军三个师约20000人从太原出动向南驰援，其先头四个团进至新店地区，有救援长治迹象。敌变我变，陈再道奉命率冀南纵队全部配合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继续包围和佯攻长治，吸引敌83军向长治驰援。同时，刘邓部太岳纵队主力和太行纵队全部兼程北上打援，钳击来援敌军，逐步将敌合围于老爷岭、榆林、关上村、磨盘?地区。后经侦察发现，被围困敌军并非只是从太原来援的三个师，当面之敌为敌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领的第23、83军和消防军等八个师、两个炮兵团，共计2万余人，与我围城部队大体相等。为了加强兵力，刘邓当即决定调担任围城任务的冀南纵队投入打援作战。陈再道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直奔磨盘?、老爷岭，将敌重围。经过数日激战，10月12日下午6时，部队围歼敌2万余人，敌军长史泽波及两个师长被活捉，取得了上党战役的全胜。

　　捷报传到延安，宝塔山下一片欢腾。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对上党战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没有实现。……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

　　参加上党战役后，陈再道率领晋冀鲁豫第2纵队(由冀南纵队改编)又在刘邓指挥下，配合兄弟部队投入了紧张的平汉战役。此时，刘邓根据敌人第30、40军、新8军沿平汉线北上，企图增援东北的动作，将主力集中在平汉线，除令陈赓所率第4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担任同蒲路方向阻敌北进外，集中第1、第2、第3纵队及太行、冀鲁豫、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共6万人，并动员10万民兵、自卫队发起平汉战役。此战开始，第1纵队开至漳河一线，迟滞阻敌前进。10月24日，陈再道命第2纵队所属两个旅控制了邯郸及其以南之罗城头、张庄桥、张家桥、陈家岗地区。此时，我第3纵队集结于东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和太行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平汉路之敌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战役进入合围阶段后，刘邓首长采取分而治之战法，一面派部队阻击从石家庄南下之敌；一面派部队牵制从安阳北上之敌；同时命所部袭击、割歼、疲惫当面之敌，在对敌实行军事打击之时，辅以政策攻心瓦解敌人，促动摇之敌起义。此时，国民党新8军军长高树勋经共产党派进该部的共产党员王定南多次做工作，迫于威压之势，于10月30日在战场率部起义。随之，部队采取“围三阙一”战术，故意网开一面，诱敌突围，进入预设伏击圈。陈再道率第2纵队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冲击，打得国民党军溃不成军。此役，部队共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被俘。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为实现其“三个月消灭共军”的狂妄计划，又从豫西、陕南抽调三个整编师，从淮北、徐州调来一个军、两个整编师，加上原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等地的七个整编师，共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二个旅计30万人，迅速集结，准备对我冀鲁豫军区腹地荷泽发动进攻。面对严竣的敌情，刘邓首长决定挟胜利之威发起定陶战役。发动此次战役时，我晋冀鲁豫部队仅有四个纵队，约5万人，在数量、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刘邓首长仔细研究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发现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系敌军主力，其与整编第47师虽齐头并进，但有8至10公里间隙，便于分割围歼，于是果断决定将我第3、第6、第7纵队主力集结于定陶地区，调陈再道指挥的第2纵队至东明东南地区，组成两个集团；以第2纵队(欠第4旅)、第6纵队共五个旅组成右集团；以第3纵队(欠第9旅)、第7纵队共四个旅为左集团，共同担任歼灭敌整编第3师的任务。9月5日下午，敌整编第3师被诱至大小扬湖预设战场。午夜，部队突然向敌发起总攻，至6日上午，歼敌一个团。随后，陈再道率第2纵队配合第3纵队、第7纵队歼敌一部，使敌整编第3师遭受重创。敌师长赵锡田见势不妙，企图率部南逃，敌军刚刚离开工事，部队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将敌逐个分割，迅速全歼敌人，敌师长赵锡田也被活捉。围歼整编第3师一仗是一场恶仗、险仗。战斗中，敌军火力凶猛，固守阵地，死不投降。陈再道所部第2纵队及王近山所部第6纵队指战员在战斗中前仆后继，不惜流血牺牲，敢于刺刀见红，令敌人闻风丧胆。虽然伤亡较大，但使部队得到了强化攻坚锻炼。

　　1947年，在晋冀鲁豫战场上，我刘邓大军越战越强。继定陶战役之后，我晋冀鲁豫部队在鲁西南战役中，一举在羊山集又取得全歼国民党军四个整编师、九个旅共6万余人的空前胜利，接着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在这一重大行动中，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分三路向中原大别山挺进：第3纵队为东路，第1纵队为西路，第2纵队和第6纵队为中路，分路直奔大别山腹地，刘邓首长及野直指挥机关随中路军前进。8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开始了!我10万大军按照原计划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层层屏障，沿路扫除国民党军拦截障碍，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兼程向大别山挺进，于1947年夏末到达大别山区。在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陈再道率第2纵队紧密护卫着野司机关及刘邓首长，发扬“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排除千难万险，终于胜利抵达目的地。陈再道——这个湖北出生的虎将阔别18年后又回到故乡的怀抱，说不出心里有多么激动!他捧一把故乡的土，禁不住热泪涌流……

　　部队到达大别山后，陈再道奉命率第2纵队与第1纵队、第6纵队一个旅、中原独立旅共九个旅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牵制敌人，掩护兄弟部队展开。接着，陈再道率部在商城以北河风桥地区与敌军打了一仗，由于部队初来乍到，地形不熟悉，虽未能达到预期作战目的，但调动了敌第48师、第7师从新县、宣化店地区回援，掩护了大部队展开。不久，陈再道率部配合兄弟部队在商城光山附近连打两仗，歼敌新17旅一个团，击退了敌增援部队第855师的进攻。这样，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以九个旅的兵力将敌牵制抑留在大别山北面，而以五个旅的兵力分别向鄂东、皖西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十七个县的民主政权，取得了立足之地。

　　这年10月初，为了反击敌军七个整编师对我大别山北部主力的合围，陈再道奉刘邓首长指示，率第2纵队配合第1纵队及中原独立旅乘虚出鄂东，寻机歼敌，于10月8日至10日，歼灭了驻歧亭、柳子之敌第56师新17旅旅直及所属第1、2团，攻克李家集，歼敌第25师一个营，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长江北岸敌军，连克团风、浠水、广济、英山等城镇。10月下旬，刘邓首长集中第1、第2、第3、第6纵队，将蒋军第52师诱至高山铺的崇山峻岭间一举将顽敌全歼，计歼敌一个师部两个半旅共1.26万人。陈再道率第2纵队作为预备队亦参加了此次战役行动。11月下旬，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白崇禧任主任，总揽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他叫嚷与共产党逐鹿中原，确保长江大动脉，组织了十五个整编师又三个旅的兵力(计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围攻。

　　此时，转眼进入寒冬腊月，刘邓大军千里南下，衣服单薄，过冬成了大问题。在刘邓首长的指示下，陈再道所率的第2纵队自己动手买土布、染布，缝制棉衣，顺利解决了部队过冬问题。接着，刘邓亲率由第1、第2纵队及中原独立旅组成的西路突围部队出击鄂东南，寻机歼敌，尔后集中十个旅一举歼灭跟进的国民党军第40师、第52师82旅1.26万人，粉碎了敌人的重点扫荡。不久，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第12纵队从根据地出发来到大别山，并送来了一批新战士和伤愈归队的指战员，第2纵队各旅也及时得到兵员补充，战胜敌人的信心更足了。随之，刘伯承司令员为了分散敌军，率第1纵队跃入外线，北渡淮河，在淮西区展开，陈再道的第2纵队及第3纵队、第6纵队等部在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留内线作战。经一个月战斗，到12月底，歼敌1.1万余人，收复了太湖、黄山、金寨、广济、潜山、黄梅、礼山等10余座城，继而回师许昌、信阳扩大战果，连续歼灭了敌第5兵团整编第3师，给敌第20师以歼灭性打击。

　　1948年2月24日，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及后方指挥部会合于安徽临泉以南的韦寨，又奉中央命令筹划与华东野战军展开围歼国民党军主力的大战役。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为中原野战军。

　　1948年3月，我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两兵团发起进攻，一举攻克河南大城市 洛阳、开封。5月2日，陈再道指挥的第2纵队与陈赓指挥的第4纵队及华野第10纵队联合发起宛西战役，解放县城九座，歼敌2.1万余人。

　　6月17日，部队发起豫东战役，华野歼灭敌邱清泉部等9万余人，中野负责阻击胡琏、张轸部北援，亦歼敌7000人。

　　7月16日，我中野第6纵队举行襄阳战役，一举解放襄阳，歼敌2.1万人，活捉国民党大特务康译。

　　11月上旬，我中野、华野联合发起淮海战役。11月10日，华野部队将黄伯韬所率国民党第7兵团包围于碾庄，经十一天激战，全歼该兵团。此时，我中野各纵队转入徐蚌线作战，经请示中央，决定发起歼灭敌五大主力之一黄维所率敌第12兵团的战役。11月25日，将敌第12兵团包围在宿县以南的双堆集。黄维兵团系蒋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并配有飞机、坦克及重型火炮，要歼灭它谈何容易。总前委决定，将兵力组成三个集团对敌围攻：由陈赓率东集团，陈锡联、陈再道所率第2、第3纵队组成西集团，王近山指挥第6纵队及陕南12旅等部组成南集团，于12月6日对敌发起总攻。陈再道所率第2纵队在对敌进攻中，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不怕伤亡，前仆后继，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激战至15日，终全歼黄维兵团10万余人，生俘敌兵团司令黄维。这次战役，是陈再道参加革命军队以来历时较长、伤亡较大、危险最大、胜利最大的一仗。打扫战场时，陈再道望着倒下的战友们的遗体，心中十分难过，但当他看到一群群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从自己身边低头走过时，他的脸上又露出胜利的微笑……

　　此后，在刘邓首长指挥下，陈再道率领的第2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参加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渡江战役及进军大西南的战役，直至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