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男孩缺锌有什么影响: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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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共和国十大将之一、黄埔“三杰”之一
罗瑞卿-----共和国十大将之一、首任公安部长
许光达-----共和国十大将之一、中国“装甲兵之父”、几番让衔 英名天下扬
徐海东----共和国十大将之一、神秘的“徐老虎”
张云逸----共和国十大将之一、毛泽东：“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陈 赓
陈赓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原名陈庶康，化名王庸。1903年2月27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参加爱国活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在贺龙部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陈赓（1903—196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陈庶康。
1926年秋，被派到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8月参加南昌起义，到贺龙部队任营长。失败后，由香港转赴上海。1928年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团长、师长。1932年因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曾向鲁迅详细介绍鄂豫皖红军的斗争事迹。1933年3月被捕，由上海解往南昌。正在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亲自用高官厚禄进行劝降。陈赓大义凛然，严词拒绝。经中共和宋庆龄等营救，脱险后到中央苏区，任彭(彭湃)杨(杨殷)步兵学校校长。
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曾率干部团一部强占皎平渡渡口，使第一方面军得以顺利渡过金沙江。到陕北后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斗。1937年2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任第一队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率部开赴太行山区，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指挥，随后又转战于鲁西北、冀南、豫北。1938年11月聊城失陷后，于
1949年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执行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进军广东追歼逃敌，直插雷州半岛，切断白崇禧部的海上退路，协同兄弟部队进行粤桂边战役，歼敌4万余人。1950年初，指挥所部经14昼夜强行军，直抵云南边境，歼灭企图逃往国外的国民党军2万余人。1950年2月进驻昆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1950年7月应邀至越南，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委。1952年6月回国，筹办并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培养国防科技人才。1954年10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9月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二）陈赓大事年表
1903年
1909年 6岁
开始在家里读私塾。
1911年 8岁
继续在家读私塾。
1912年 9岁
进入邻近的7星桥谭家祠堂私塾，读两年多。
1915年 12岁
进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年（未毕业）。
1916年 13岁
投笔从军，编进湘军鲁涤平部第6团2营当兵。前后4年多，由二等兵以次升至上士。
1916—1920年间
湖南境内发生的战争，如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赵恒惕，“护法”之役，湘鄂之役等，都参加过。
1921年 18岁
从岳阳脱离军队到长沙，一面在粤汉铁路湘局作办事员，一面还曾进过各种补习学校和业余中学，继续读书，阅读进步书籍，如社会进化论、新青年等。
曾在长沙参加“青年救国会”等群众团体，积极从事反帝爱国活动。
1922年 19岁
曾进毛泽东同志倡导开办的自修大学，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有了较密切的接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2月 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经武汉沿长江到上海，并曾在上海大学旁听。
1923年 20岁
2月 参加湖南各界声援“二七”惨案的罢工和示威。
年底 在长沙秘密考进广东陆军讲武学校。
1924年 21岁
2月 前往广州进陆军讲武学校。
5月 考进黄埔军官学校第1期，11月底毕业。
10月中旬 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
1925年 22岁
留校任黄埔军校第2期入伍生连连长，第3期本科副队长。积极参加了历次革命斗争：
5月 参加平定杨（杨希闵）、刘（刘震寰）叛乱的战役。
在
10月 参加第2次东征战役讨伐陈炯明。
1926年 23岁
3月 任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7连连长。参与领导左派学生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跟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5月 蒋介石向国民党2届2中全会提出“党务整理案”。此案通过后，蒋介石强迫黄埔军校国民党内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竟然也劝共产党退党，“作国民党左派”。陈赓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蛊惑，打定主意终身作1个共产党员，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
7月 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参加北伐誓师。
9月 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留在苏联远东地区3个多月。
1927年 24岁
2月 从苏联回到上海。
3月 前往武汉，在北伐军第2方面军任特务营营长。
4月下旬 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
5月 在汉口与上海代表王根英结婚。（王根英烈士生于1906年，上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 起义军撤离潮汕后，经香港转往上海，经党组织帮助，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
1928年 25岁
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共4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
1929年 26岁
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
1930年 27岁
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
1931年 28岁
6月 由中央特科派往天津工作。
9月 被派往鄂豫皖红色区域，于10月初到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3师318团团长。
11月至1932年5月 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3次反围剿作战。
1932年 29岁
6月 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作战。
9月 调任红4方面军参谋长，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战斗中右腿负伤。
10月 红4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行至豫南地区，离队潜往上海治伤。
11月 到上海又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
曾经过上海中央局向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曾两次会见
1933年 30岁
5月 从南京逃出，被党派往中央红色区域，任红军第1步兵学校即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 31岁
10月 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
1935年 32岁
8月 红军干部团与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调任红1军团工作。
9月 红1、3军团在甘肃哈达铺改称陕甘支队，任第13大队队长。
11月下旬 率部参加直罗镇战斗，第3次负伤，弹穿左手拇指。
12月 任红军第1师师长。
1936年 33岁
3月 红军东征，率部进军山西，转战同蒲铁路沿线。
6月 率部回陕北后参加西征，协同兄弟部队解放甘肃、宁夏广大地区。
11月下旬 率部参加山城堡战斗。
1937年 34岁
2月 进延安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2期学习，并兼任第1队队长（学员是红军军、师级干部）。进校正值学校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于
1938年 35岁
3月初 敌人出动兵力3万以上，对晋东南进行9路围攻。率386旅协同兄弟部队，从
5月 敌人在道清线放毒瓦斯，曾在火线中毒。
1939年 36岁
1940年 37岁
5月 成立太岳军区，任军区司令员。
8月至9月上旬 率领太岳军区部队破击正太铁路西段、横扫寿阳至榆次间100多里的铁路沿线，予敌以沉重打击。继于
1941年 38岁
3月 敌人开始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经常对解放区大举扫荡。这1年，率部粉碎敌人多次扫荡。
8月 奉集总命令，以386旅、决死1纵队、212旅及决死2、3纵队1部组成太岳纵队，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
9月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设立太岳行政公署。
1942年 39岁
率领太岳军区部队粉碎敌人多次“扫荡”。解放区度过最困难的两年，冬季又转到扩充发展的新时期。
10月 敌占沁源。12月起，指挥部队1部配合民兵围困沁源1943年6月，亲到沁源围困斗争前线视察，并向参加围困斗争的军民提出“1天杀1个鬼子”的战斗号召。9月，听取了围困斗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坚持围困斗争到底的指示。这次围困直至
1943年 40岁
2月与傅涯同志结婚。
11月 离太岳区前往延安。
12月 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 42岁
4月 参加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6年 43岁
2月至6月 作为太岳部队代表，前去临汾、太原参加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工作。
7月 胡宗南部大举进犯晋南，率部于13日至16日在闻喜、夏县地区歼敌第311旅并予敌第167旅以歼灭性打击。
11月至次年1月 率部策应保卫延安，配合晋绥部队进军吕梁地区。
1947年 44岁
7月 前赴陕北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小河会议。
1948年 45岁
5月 指挥所部及兄弟部队发起宛西战役；协同兄弟部队发起宛东战役。
1949年 46岁
11月至12月 率部陈兵雷州半岛，截断敌人逃往海南岛退路；参加粤桂边大围歼战，协同第4野战军全歼敌华中长官公署直属队和3个兵团部，12个军，25个整师及另外两个兵团部、十个师的大部，共计十六万七千九百余人，第4兵团在此战役中歼敌7万余人。
1950年 47岁
随即率部发起滇南围歼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滇南敌第8军、第26军2万余人。
3月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任云南省主席。
1951年 48岁
1952年 49岁
3月初 由朝鲜回国。
9月 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
11月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 52岁
1956年 53岁
4月 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越南。
9月 出席中共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 54岁
9月上旬 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8年 55岁
1959年 56岁
2月下旬 离京到南方检查工作，先后到过南京、无锡、镇江、苏州、嘉兴等地；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岛屿，其后再经宁波到温州之线进行勘察，4月告一段落。6月底又前往广东、福建，继续进行军事勘察。
10月 国务院免去副总参谋长职务。
1961年 58岁
2月 由北京至上海疗养，住在华山路华东局招待所（原名“丁家花园”）。
（三）后人评价
1.幽默将军---陈赓
在我军将领中，陈赓是传奇色彩最多的一位。这同他活泼好动、幽默风趣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
陈赓与蒋介石之间的故事也是颇有传奇色彩。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东征，陈赓救了蒋介石一命。但很快国共之间反目成仇。1933年，陈赓被捕，蒋介石感激陈赓救命之恩，也不想把这个难得之才放走，便亲自会见陈赓，以感化他。但蒋没想到，初次会见，他就碰了一鼻子灰。双方见面后，陈赓怒目而视，蒋介石也好长时间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开腔："陈赓，你瘦多了。"陈赓冷笑着说："瘦吾身而肥天下，这是校长你教导我们的呀。我看校长也瘦多了，身为一党一国领袖，你瘦了，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呀？"然后双方又是长时间不语。过了好半天，蒋介石劝道："你写个声明，认个错，我会给一条很好的出路。"陈赓接过纸，大笔疾书，蒋还以为他真要认错。等拿过纸来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满纸都是"打倒蒋介石"，"独裁不得人心"一类话。蒋介石再有耐性，这时也忍不住骂了起来："娘希匹，你中毒太深了，死路一条，死路一条！"后来每当有人问起这段住事，陈赓总是说："早知道他那么反动，就把他扔到沟里去了。"
提起陈赓的第一次婚恋，更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1926年，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陈赓遇见曾有一面之缘，并对之早生爱慕之心的王根英。陈赓便决定利用这次会议向王根英求爱。一天，陈赓瞅准机会，坐在王根英附近，掏出纸笔，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然后他让身边同志传给王根英。谁知王根英对这种求爱方式不仅没有好感，反而嗤之以鼻。她噘起嘴，向纸条背面轻轻啐了一点口水，转身把纸条贴在墙上。陈赓一看，并没有觉得脸上无光，反面更加喜欢这位泼辣爽气的姑娘。他马上写好第二张纸条。王根英只看了一眼，便又把纸条贴到了墙上。陈赓一看更来劲了，便又写了第三张纸条。姑娘连看都没看，就把纸条贴上去了。会议休息，大家都注意到了墙上的纸条。有人跟陈赓开玩笑："她这样处理情书，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看总不是反对。她恐怕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陈赓正向她求婚呢！"陈赓感觉倒很良好。"你别太自信，我为什么嫁给你？"王根英绷着脸问道。"因为我爱你嘛！再说，我们郎才女貌，志同道合！"这下连王根英都忍不住笑了，脸红红地回敬了一句："脸皮真厚！"之后不久两人便开始谈起恋爱，直至结为伉俪。
我军将领中，有许多出身贫寒。在战场上，他们奋不顾身，忘死拼杀，脾气也很暴躁。徐海东就是其中著名一个，他有一个外号："徐老虎"。30年代，陈赓曾当过徐海东的师长。徐海东每次指挥战斗，总是冲锋号一响便第一个冲向敌阵，同志们都劝他，他就说：那子弹都是吃素的，我徐海东命大。陈赓便把徐海东叫来，以少有的严肃语气对他说："躺在地上的烈士有多少，他们要是听见你这话，不寒心才怪。你固然忠勇可嘉，可是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让我很伤心。"徐海东当时愣住了，当晚部队集合，徐海东向战士们说："关于怕死不怕死，我徐海东说过不负责任的话，师长批评了我，我从心里认错。"许多年后，陈赓对别人说："乖乖，这一辈子挺光荣的一件事，就是当了几天徐海东的领导，他是著名的'徐老虎'，我当他领导，他没咬我，却帮我打了许多硬仗。老虎呀老虎，真厉害呀。"
不过天不怕、地不怕的陈赓也有害怕的事，那就是不敢同小孩子开玩笑。长征路上，队伍已经过了草地。一天陈赓感到疲倦，便掉在队伍后面，拉着一匹瘦马，慢慢走着。忽然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红军，冬天里，他有两片又干又薄的嘴唇，黄黄的小脸，只穿着一双破不烂看的草鞋，脸冻得又红又青。陈赓把马拉到他身边："小鬼，上马骑一会儿。"那小战士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笑着说："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赶快骑上吧。"陈赓用命令的语气说："上去，骑一段再说吧！""那我就和你的马一起比赛吧。"小战士腰一挺，作出准备跑的姿势。"那咱们一起走吧。""你先走吧，我还等我的同伴呢。"陈赓万般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战士："你把它吃了。"小战士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鼓鼓的，比你的还多。"陈赓只好上马独自走。不知为什么，他此时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他脑子里闪现出那些曾经在上海滩、广州沿街、香港码头同他打过交道的孩子的身影，突然大喊一声："不好，我上当了。"转过马头，奔向原路。等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小战士已经死了。那口袋里只不过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着几道白白的牙印。
陈赓的幽默不仅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在死亡笼罩着的战场上，他都不忘幽默一把。1927年南昌起义后，队伍南撤。陈赓被分在前卫部队，在与敌人的一场恶战中，他左膝盖受重伤，脚腕骨也被打断，不能动弹，敌人进行搜索时，他急中生智，脱去外衣，滚到附近一条田沟里，弄得满身血污。敌人走到他身边，见他闭皮屏息，纹丝不动，以为他是死人，踢了一脚就走了。
不过真要论起作战指挥，连外国人都要害怕。1950年初，中央派陈赓到越南援助胡志明抗击法国。陈赓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在东溪打了一个大胜仗，并迅速对敌发动全面进攻，歼灭法军九个营。等战役结束，驻越的法军最高长官惊呼："上帝啊！陈赓插手指挥了，怪不得越南军队一夜之间变得像个军队了。”
2.仁爱之将
1）老蒋的痛
陈赓，黄埔第一期学员，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在华阳战役失败后，力谏蒋介石突围，夜行一百六十里，背着蒋介石冲出敌人封锁。老蒋在退居台湾时说陈赓是个害群之马啊，五个胡宗南也不抵一个陈赓啊。还是蒋经国问的好，为何陈赓如此和您具有渊源的学生，却没有跟从您呢？老蒋也不禁自问，是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也许蒋介石从来没有想通过，或许他知道为什么却不愿意承认是为什么。陈赓说，天下人饥，我以个人温饱为耻。他胸怀天下人，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是一代枭雄，却不是人民的好主人。
他器重陈赓，他感激陈赓的救命之恩，他甚至偏爱陈赓，他一心想得到陈赓，只是，他不了解陈赓。他对陈赓说，入了共产党是不要紧的，你这个年纪做的事情是不算数的，只要你跟着我就行了；陈赓南昌被抓时，他亲自去看望陈赓，并且向身边的人说，只要陈赓跟着我就行了，我不要他为我提供什么共产党的情报；就是他亲自劝降不成，他也没有完全死心，他希望胡宗南他们可以用同窗之谊来感化陈赓。
蒋介石以为陈赓如此执拗只是因为他的性格，他没有想到这是陈赓的信仰。他也许早该料到陈赓不会投降，可是，也许是人的本性，都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致使他总是有一点点细若游丝的希望。
到台湾后，他才绝望了，所以他要说陈赓是害群之马。他说他在南昌放过了陈赓很后悔。不可否认，虽然共产党展开了营救工作，国母大人宋庆龄也找过蒋介石，可是如果不是蒋介石念陈赓的救命之恩，示意手下看的松些，恐怕并不能轻易的营救成功。所以，蒋中正也是有情义的。
如果陈赓跟了蒋介石，定仍是一员虎将，但是老蒋却不可能改变失败的命运，也许内战还得打的时间久一些；如果胡宗南，黄维，宋希廉，李铁军，丘行厢他们跟随了共产党，人民会更加胜利，内战便不用打了这么久。个人对历史只是加速或延缓，却不能改变它的规律。某种意义上讲，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2）同窗之谊
同窗之谊是割舍不断的，是一辈子都会缠绕在身上的，像亲人兄弟般。陈赓和他的黄埔同学，各为其主。我原以为他们会彼此仇恨，心中再无半点怜惜顾盼之情。但是，我错了。陈赓南昌被抓时，熊受春，黄维，胡宗南，宋希廉，胡琏他们联名上书，希望蒋介石可以放了陈赓。
战役中，陈赓给熊受春写信，希望他能投降，熊本来是准备投降的，但是，后来他决定了不降。当熊战死后，满脸的炮灰，陈赓帮他合上了不得瞑目的双眼，令人把他掩埋起来，并且立一个碑，好让他的家人找到他。看到自己同学的逝去，心中定不会好受，可是，能有什么办法，罪不在他，也不在我，将无奈之情，悲怜之情一起掩埋吧。
在五九年国民党第一批战犯被特赦后，陈赓会见了他的这些老同学。其中，有个人说，如果我们能够迟出生几年，没有了战争，我们也许都是做学问的，而这些恩怨就不会有了。
至此，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用炮火互相轰击，却不能绝决了同窗的情感。只愿再也没有战争，同窗的情感也不用如此唏嘘坎坷。
3）革命的爱情
陈赓对王根英一见钟情。他真诚的追求她，她不可抵制的爱上他了。我想，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拒绝这样的好同志，他是一个英雄，比许文强更有胆略的英雄，虽然没有孙悟空的盖世神力，他却有更为崇高的理想和智慧。他辗转在花红酒绿的上海滩，却不为酒色所动。
英雄携美人。
傅涯也很美。王根英美的单纯，温柔而执着；傅涯美的动人，晶莹而剔透。她们都是真心的爱着陈将军的。陈将军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该有所安慰了。
4）九斤半
陈赓有个儿子叫九斤半。
九斤半是个小红军，他也是一个苦孩子。一门心思的跟着红军，在长征的路上，将自己的粮食分给伤员吃，自己却在粮袋里装了一根骨头，饿的实在顶不住了，就在上边咬几口。最后，这么勇敢的小战士还是被饥饿夺取了生命。陈赓一直没有忘记他。解放后，在全家人的团圆饭上，还为九斤半留了位置。
（四）陈赓纪念馆
（五）陈赓与“哈军工”
1952年6月，毛泽东将陈赓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召回，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创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
像指挥打仗一样，陈赓开始了艰难的办学。一个月后，他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哈尔滨为院址，提出了建院方案。一年零3个月后（
殊不知，创造这一“奇迹”的陈赓为使“哈军工”早日问世，当年耗费了多少心血！
办学最大的困难是师资力量缺乏。陈赓向著名专家求教，列出教授名单，想方设法从各地大学调人，并多次拿着名单去请周总理批示。但总理日理万机，很难找到，陈赓只好在早晨或夜间到总理家里去“堵”。一天早晨，他来到国务院西华厅。这天总理要接见民主人士，客厅里已坐满了人。陈赓一看不便闯进去，就等在门外。恰好此时他看见总理要上洗手间，便迅速地跟了进去。总理见他匆 匆忙忙走进来，问道：“陈赓，你怎么到了这儿？”“总理，有几个教授的名单 ，请批一下！”陈赓说着就递上了名单。“你等一下不行吗？”“等一下你就走了，还是现在就批吧！”陈赓抓得紧，总理全力支持，几个月内，便从华东、中南、西南、京津地区抽调来一大批有名的教授和专家。
办学不能没有教学科研大楼，为“建楼”陈赓心急火燎，经常深入基建工地，遇有重大事情，随即与基建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商谈解决。他不顾自己在战争年 代留下的腿伤，多次爬上脚手架同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质量。仅仅7个月时间，1 0万平方米36幢教学科研大楼便拔地而起。
办学中，陈赓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把他们称为支撑学院的两根柱子之一（另一根柱子是从部队抽调来的军队干部），有关业务方面的领导都要安排专家、教授担任，在生活上，则尽可能给专家、教授以优厚的待遇。他自己住 小平房，而把学院一幢最好的楼房作为老教授的宿舍，并为他们专建饭厅，请来厨师为他们做饭。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还亲自抓他们的家属就业、子女升学等问题。
对陈赓的作法，当时有个别老干部不理解，发牢骚说：“我们是从机关枪底下爬出来的。他们舒舒服服念了几年书，为什么就捧得那么高？”对这种议论，陈赓给予了严厉批评：“你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们十 年寒窗苦熬出来，也不容易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你们有吗？你们是老共产党员，调你们到这里来，是让你们来发扬光荣传统、来带作风的，不是来比照顾的！”
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痛、长期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使陈赓的身体每况愈下。
1954年，“哈军工”刚刚初具规模，陈赓的心绞痛即已频繁发作。此后，医生一再叮嘱他少活动、多休息，可他却不停地操劳奔波。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
1957年
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离京20多公里的郊区试车。当时，陈赓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试验项目与他分管的工作相关。他知道后非要去参加 不可。这天一早，
其实，那天陈赓一脸疲惫，脸色都白了。他心里也清楚，自己的病很严重，胸口常痛。每逢胸口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胸部。日子长了，衬衣都被他摸破了一大片。 1960年冬，半年前第二次心肌梗塞发作、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关的陈赓感到这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胸部疼痛日胜一日。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愈发抓紧时间，想为党多做些工作。他惦念自己亲手创 办的“哈军工”，提笔给院党委常委写信，提出自己对调整后的学院工作的建议。然而，“哈军工”的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陈赓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3个月后（
就在陈赓逝世前一天，他还在构思着他的《作战经验总结》，看材料、写提纲，要把自己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留给后人。但他只写完了《序言》部分，大面积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
附：
曾经的"哈军工"现在分出的院校
1，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长沙)
中国军委直属综合技术类最高学府,副大军区级211,985全国重点大学,是一所直属中央军委的综合性大学。
2，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隶属于工业与信息化部，1978年成为全国首批重点大学，也是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1960年6月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分建为炮兵工程学院，先迁往武汉，后迁往南京，历经华东工程学院，华东工学院几个时期，1993年更名为南京理工大学。
3，哈尔滨工程大学
1978年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重点院校。1994年4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1996年学校通过了“211工程”预审，成为国家“211工程”的首批建设学校之一。2002年国防科工委、黑龙江省政府确定我校实施重点共建。
4，装甲兵工程学院(北京)
装甲兵工程学院是全国重点院校之一。
5，空军工程大学(西安)
全军重点建设的五所综合大学之一。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石家庄)
隶属解放军总装备部，是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
7，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武昌)
8，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北京)
是一所军事指挥和工程技术合一的综合性院校，也是全军唯一一所防化院校。
将军后代
长子陈知非，是陈赓同王根英唯一的孩子，航天部高级工程师，现离休在家；
次子陈知建，现已退休，曾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
女儿陈知进，现为解放军总医院主
三子陈知庶，现为甘肃军区司令员；少将;
四子陈知涯，是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少将.
陈赓的传奇经历: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在红军时期，陈赓在红四方面军任过时间不长的红12师师长。
那是1931年，他受党中央委派，离开上海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他先是任红4军13师38团团长，一个月后，红四方面军成立，他任红12师师长，下辖3个团：红34团、35团和36团，其中红34团团长为许世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红35团团长为高绍先，1932年在红安作战中牺牲；红36团团长为徐海东，1955年与陈赓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另外，在陈赓的战友中还有一位小班长，叫陈锡联，1955年也被授予上将军衔。
对此，喜开玩笑的陈赓后来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偏偏有人不相信：“你什么时候有过这般的荣耀？尽吹牛不犯法。”
“你去查查军史，我当红12师师长时手下是不是一个大将，还有两个上将？许和尚，徐老虎，还有小钢炮陈锡联！”不服气的人顿时就傻眼了。
在红12师期间，陈赓确实带领这3个团长打了几次大仗和硬仗，他有过“统领”这几位大将的“显赫经历”。
陈赓上任红12师师长，就率领12师3个团会同红10、11师和黄安独立团开始了长达43天的黄安战役。
此时，徐海东刚刚带着鄂东警卫团升级改编为主力红军，并任命为36团长。
徐海东号称“徐老虎”，打仗勇猛过人。此时，他率部在大山里打了3年多的游击，吃尽了苦头，如今脱掉黑棉袄，换上红军服，还戴上了八角帽，系上了皮带，高兴劲说有多大就有多大了，他也是和陈赓一样是个闲不住的人，有仗打就打仗儿，没仗打就往战士堆里扎，和战士们又说又闹开玩笑。一个玩笑团长，一个玩笑师长，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两个人的故事于是开演了。
一次激战后，徐海东把大刀一放，衣服都没换，就来到了战士们中间。一个战士眼尖，说：“团长，你负伤了？”
“负伤？嘿嘿，还没听说过。”徐海东吹着牛皮。
“看看你的衣袖子！”这位战士说。
徐海东低头一看，才发现在战斗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袄袖，还擦破了胳膊皮。有人立即说：“怎么不包扎一下呀？”
“没事。没伤着骨肉，只是擦破了点皮，那子弹是吃素的，碰到我的皮，嘿嘿，一拐弯就飞跑了！”
徐海东说着，还手划着做着子弹拐弯的样子，逗得战士们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又得意洋洋地说：“我这个人，生来命大。小时候就死过几次，没死掉。到了战场上，子弹看见了，就向右转哩！”
谁知他的故事传来传去，传进了师长陈赓的耳朵里。
虽然陈赓和徐海东的性格相仿，都爱说爱逗。但是对于这样的事，却不敢开玩笑。一天，他把徐海东叫了过来，冷冷地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人说子弹是‘吃素’的？”
徐海东一听话里有语，便嘿嘿一笑说：“没听说过。”
陈赓郑重其事地说：“我听说了，反正我不信。我信子弹会打死人，它吃荤！”
“你没听懂我的话。”徐海东嬉皮笑脸地说，“我是说，我这个人命大，从小就大难不死。听老人说过，我刚出生，就差一点给淹死。后来烧窑，有几回差点砸死。冬天卖窑货，又差点冻死。到了革命队伍里，多少次该送命的，不料都没有死成……”
陈赓说：“喂！徐海东，子弹可不管你老虎不老虎的啊！它是吃素的？！”
徐海东还是嘿嘿嘿的，毫不在意。结果，没过几天，两颗“不吃素”的机枪子弹果然把徐海东的大腿打中了，他被送进了医院，并且伤势还不轻，其中一颗“不吃素”的子弹夹在两骨之间，非动大手术不可。可红军医院里只有一支过期的麻药，医生迟迟不敢做手术，这下把徐海东惹急了：
“我们就拚刺刀！今天下午就给我做手术，麻药过期就过期，我不怕。”
“那不行，你会受不了！”
“什么受不了？我徐老虎怕过什么呀！”
由于耽误时间过长，再不做手术，病人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医生咬咬牙，和护士拿着一根绳子把徐海东的双腿绑在一条木凳上就动起了手术，徐海东被绑着，还说：“你们放心大胆地做手术，要割哪就割哪，我徐海东是死过几次的人了，我不怕！”
结果，这支麻药的确失效了，一点作用不起。
在手术中，徐海东牙咬得“咯吱咯吱”响，竹椅的把手被捏碎。但他没哼一声，腿也没动一下，当医生一使劲，“咔”，一声脆响，把弹头拔了出来时，他这才“啊”了一声，昏了过去。
一个月后，徐海东拄着棍子离开了医院，还没回到36团去，就一瘸一拐地敲开了陈赓师长的门。陈赓一见徐海东，笑着说：“怎么，放虎归山啦？”
“师长，我有重要事情要和你谈！”徐海东严肃地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陈赓倒一杯水递给徐海东说，“先坐下。我问你，伤口怎样？子弹是吃素的吧？”
徐海东对“吃素不吃素”的问题没有回答，只是拍了拍大腿，说：“没问题了，我要回团里去！”
“这样吧，”陈赓点燃一支烟，“你刚回来，先休息一下，过段时间再安排到别的团去。仗，保证有你打的！”
“那不行。”徐海东急了，“我明天就回36团去！”
“36团已经有团长了。”
“那我就去当副团长！”
“去当副团长？”陈赓笑着问，意思是打仗负伤了，还降半级你也愿意？谁知徐海东回答说：
“这有什么？能当团长，为什么不能当副团长？”
结果，陈赓还真的让他去36团做了个副团长。直到徐海东伤完全愈好后，他才把团长调离，让徐海东“官复了原职”。
【许和尚，你干脆改名叫大刀团长】
在红12师的3个团长中，34团团长许世友也是员悍将，他少林寺和尚出身，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对大刀特别钟爱。
三国时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有一把
他则不像徐海东那么“刺头”，除了爱喝酒、睡觉外，是“最好带的”；平时只管打仗，不管其他，既不喜吹牛皮，也不爱侃大山，他的生活就是打仗，喝酒，睡觉，再有空闲就练武功，带领战士们舞大刀。
但他也是红12师一张不可多得的虎将。陈赓一有硬仗、恶仗就往他身上“压”。
在攻打黄安城时，红12师担任主攻，陈赓把主攻城门的任务交给高绍先35团，徐海东36团为二梯队，除以一个营在西门佯攻外，主力随35团之后冲城；而许世友一个34团却被分开两处，一个营向东门实施佯攻，另两个营夺取城外西南角的溜坡山阵地。
本来，许世友是“打掩护”，但他却打得最为激烈。
在这次战斗中，他两次大刀一举，率领战士们同敌人开展肉搏，硬是打出了红12师的威名。
一次，敌人两个团向34团两个营坚守的溜坡山阵地发动进攻，妄图打开缺口南逃。敌人的炮弹把无数碎石、泥块掀到半空，轻、重机枪吐着腥红的火舌，在炮火的掩护下，敌兵仗着人多势众，嚎叫着向34团阵地扑来，突破了前沿阵地。正在指挥攻城的陈赓闻讯，有些着急，举着望远镜正准备派上徐海东二梯队上，在危急时刻，他只见许世友从背上拔出雪亮的大刀，挺身舞刀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肉搏。
由于许世友经常教部下一些武功，34团人人都会打拳劈刀，敌人哪是他们的对手？战士们在敌群中左一刀，右一刀，前挑后戳，刀刀见红，砍得敌人血肉横飞，魂飞胆裂，狼狈逃窜。危险随即消去，陈赓见状，立即加大攻城力度。
在攻城接近尾声时，垂死挣扎的敌人再次出城从西门逃窜。
此时，许世友身边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当敌人接近时，他又举起大刀，跃出战壕，带领官兵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肉搏。逃敌就像泛滥的洪水碰到了坚不可摧的堤坝一样，立即改变方向逃跑。许世友率领全营挥舞大刀一路追赶，不仅把敌兵赶了回去，还尾追溃敌突入了黄安城内，将城内敌人全部歼灭，黄安城被一举攻下，敌师长赵冠英被活捉。
战后，陈赓高兴地说：“许和尚，你干脆改名叫‘大刀团长’算了。”不久，许世友的“大刀团长”威名远扬四方。多年以后，许世友对这“大刀团长”的绰号还洋洋自得，说：
“这是陈赓大将封的。耍大刀数那个时候最过瘾！”
【徐老虎，他是革命的老虎！】
黄安大捷后，陈赓率领3个主力团挥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
1932年1月，蒋介石的“围剿”大军三个师另一个旅共19个团，分路沿商潢公路南援。陈赓率领着红12师正在双椿树一带集结待命，受命赶到一个叫豆腐店的地方防守，战前，陈赓简单地介绍了反围攻的形势、任务，随后下达部署兵力命令：
“36团作为预备队，负责发动群众、筹粮及搞来500双军鞋。34团和36团正面阻击……”
“为什么叫我团干这些？我不干！”徐海东当场气呼呼地反驳说。
“发动群众、筹粮和搞军鞋。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很大。你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熟悉。作为预备队，随时也要上战场。”师政委耐心地解释说。
徐海东仍不服气，说：“我以前任黄陂区委书记、第5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还打过几年游击，都是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婆婆妈妈的真不少，几乎每天都要和妇女、儿童打交道。事杂、罗索又憋气。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还是派别的团去吧！”
陈赓在一旁耐不住性子，发火说：“你这个老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命令。通不通，3分钟，你再考虑3分钟！”
徐海东心想，再考虑30分钟我也不通。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也曾多次独立领兵打过仗，懂得“命令”两字的份量。虽然还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个军礼，说了声“执行！”便转身要走。
“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陈赓眯着眼睛说。
“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说，“只是希望下次给放在重要位置上，多给仗打。”走出门口，他绷着脸又甩一句：“天天让做鞋收粮，老子快成妇道人家了。”
陈赓手一指，喊：“回来！你骂什么？你是妇道人家，我不成老婆婆啦！”
徐海东怪模怪样地笑笑，说：“发个牢骚，师长那么认真干啥？任务我完成就是了。 ”他知道陈赓的脾气，要真发火，那话就难听了！说完，甩开大步，急忙开溜。谁知背后却传来陈师长放声的大笑声。
过了3天，徐海东就把粮食和军鞋都筹备好了，还是要求参战，说：“豆腐店的情况，我熟悉，我在这里打过游击。”
陈赓考虑到35团这几天激战伤亡较大，于是同意，说：“35团调为预备队，34团居于公路左侧，36团居于公路右侧。”
许世友一听徐海东率领36团上来了，说：“嘿，这下有好戏看了，‘臭豆腐’回到了豆腐店。”
众人哄堂大笑。
“原来‘徐老虎’还有一个绰号叫做‘臭豆腐’，难怪他争着要打这一仗呢。”陈赓也笑着说，“‘臭豆腐’，这一仗只准胜不许败！”
这次跟红12师对阵的是敌汤恩伯部，这个汤恩伯与陈赓的经历颇有些相似，他和蒋介石是老乡加校友，校友也不是同期，并且是洋学堂——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北伐初期回国后，他和陈赓一样当过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北伐军学兵连连长，后一起任过军校军事教官。因此，此战被徐向前戏称为“国共两大将对决”。结果，在此战中，陈赓与汤恩伯对阵，“臭豆腐”徐海东大战豆腐店，少林和尚许世友在左侧助阵，这场较量多了几份戏剧色彩。
军号声、喊杀声伴着呼啸的风雪声，摇撼着整个战场。红12师连续打退了汤伯恩多次进攻。中午时分，汤伯恩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可下午1时许，隆隆的炮声又响起来了，在炮火中，两个师的兵力像恶狼似地向红12师阵地压过来。战斗越来越残酷。陈赓见处境越来越困难，把预备队35团也调上来了，红12师的3个团，顽强地抗击着汤恩伯10个团的轮番进攻，汤部横尸遍野，红军的伤亡也不断增加，但敌众我寡，激战中，汤恩伯6个团的兵力黑压压的一片，迎着漫天风雪，又像潮水般涌了过来，徐海东带着特务连守在正面，一动不动。敌群渐渐近了。突然，徐海东站了起来，刷刷刷地脱开了衣服，他先脱掉棉衣、衬衣、背心，又脱掉了裤子和鞋袜，最后，全身只剩下一条裤衩！全体红军指战员都惊呆了。
“就是死，也得把这群黑皮子打下去！准备上！”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已从警卫员手里一把夺过大刀，大喊一声，一跃而起，率先冲了出去。
正面和两侧的战士们见团长已赤膊上阵，“呼啦”一声，也全都发疯般嚎叫着冲向敌群。
于是，壮景出现了——
狂风大雪中，一位穿着裤衩、裸着上身的红军高级将领高举大刀，发疯似的叫喊着，拼命地冲杀着，浑身上下那十几处明显突出的伤疤，在阳光的照耀和雪地的映衬下，放射出慑人心魄的光芒；上千名同样发疯似的红军战士跟在他的身后，也拼命地奔跑着冲向敌群！在路左侧的许世友见状，大喝着：“大刀团不上，更待何时？”也挥舞着大刀上阵了。
这两个团突发而起的举动、意想不到的阵势，一下子竟把对方给搞懵了。国民党军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新战术？便被徐海东的36团和许世友的34团冲了个一塌糊涂，如潮水般退走了。
就这么简单，汤恩伯的6个团被打得七零八散。
以后，他的第2师一次次汹汹而来，凄惨而归，红12师依然死死地卡住这要冲主道上。第4天中午，已经发动20多次冲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汤恩伯，只好宣布全线撤退了。此时，陈赓下令发出反攻命令，顿时冲锋号嘹亮，喊杀声震天。汤恩伯的手下在雪里滚，在泥里爬，溃不成军。
3天3夜的豆腐店之战，红12师歼敌2000多人。被俘的敌团长问红军：“是谁坚守在豆腐店？”
“36团，团长徐海东，人称‘徐老虎’。”
“难怪攻不下来，‘徐老虎’。”
这一仗，蒋介石嫡系第2师遭受歼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此后该师残部即撤往后方。战后，陈赓对师政委说：“36团这一仗打得好啊，徐海东同志真是只老虎！”
“他这个‘臭豆腐'真有诱人的味道！”政委记起徐海东的外号笑着说。
但陈赓师长当着徐海东的面，却没说过多少夸奖他的话，对徐海东说：“这样的恶仗，你们伤亡不大，你还活着，真是命大哟！”
“那当然，”徐海东笑着说，“我说过么，子弹是‘吃素’的，咔咔，就这么拐过去……”
陈赓大笑，徐海东也大笑。
在战斗的岁月里，同志间彼此敬爱往往是和共同的经历、性格和爱好相联系的。徐海东和陈赓从此更加要好。徐海东总说：“陈赓是我的第一个好师长！”陈赓也经常向别人自豪地说：“我一生中，感到最荣幸的事，就是当过徐老虎的师长！”若干年后，他一提起徐海东，还是念念不忘他“徐老虎”、“臭豆腐”两个绰号，许世友也赞叹说：“蒋介石很怕这个‘臭豆腐’，一沾上就跑不掉了。同志们喜欢这个‘徐老虎’，他是革命的老虎！”
1932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进行第四次围攻，企图“聚歼”红四方面军。时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面对蒋介石30万大军的进攻，强令红军主力向京汉线出击，“威逼武汉”。
结果，七里坪一场恶战，红12师比任何一战都打得更为猛烈，从师长到战士肉搏几十次，血染战衣……七里坪之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将第2师拨归卫立煌纵队“就地整顿”，把第83师加强陈继承纵队，然后，令陈继承配合第1纵队张钫部，会攻鄂豫皖根据地中心新集。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红12师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谁知张国焘却把蒋介石这一兵力调动误认为是“全线溃退”，又令红四方面军在浒湾西北至西南的胡山寨、四面山，金兰山一线迎头堵击。
经过5天战斗，陈继承纵队伤亡2000人，攻势顿挫，遂据地固守。这一战局大出张国焘的意外，惊慌失措，又立即令红军主力向皖西转移。在转移途中，又多次尽说丧气话，被动逃跑。
结果，红军又在河口被蒋介石堵击部队拦住。陈赓坐在担架上指挥红12师与红10师大战敌俞济时88师一个旅和黄埔同学胡宗南第1军1师一个团，结果，激战一天，硬是把老同学胡宗南和俞济时的部队击溃。
这是陈赓与胡宗南的第一次交战。
第2天，敌第2师又来猛攻，陈赓在担架上又指挥战士们拼刺刀、打手榴弹，击溃敌军七八次冲锋，在黄昏时分，还组织了一次阵前反击。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战略失误，红四方面军没能扭转战局，被迫退出了根据地。10月，部队越过京汉路向西转进途中，由于连日奔波，一直坐在担架上的陈赓伤势更加严重，组织上决定他离开部队到上海去治伤，这样，他离开了红12师。
其实，陈赓说陈锡联是红12师的，却是诈唬人的。
当时陈锡联是在红10师30团，在陈赓离开红四方面军后，他才到红12师。当与陈赓“唱反调”的人搞清这个事实后，又找到陈赓：“你说小钢炮陈锡联在你手下的红12师，是咋唬人的，你在红12师时，他在红10师和红11师。”
陈赓嘿嘿一笑：“贺老总的警卫员就是我陈赓‘培养’的，他当时也是师长之职，你信不信？”
他说的这个人就是卢冬生，并且“此话属实”。
卢冬生是湘潭史家坳人，比陈赓小5岁，因家境贫困，7岁就离家在柳树铺的陈赓家放羊当羊倌。陈赓和他很要好，两人都是有名的“顽皮王”。后来，陈赓逃婚投军，对卢冬生影响很大，他在陈家“等”了一年“大哥”，也没等回来，结果第2年他也跑了，在湘潭十三总老王泰厂当钢行学徒工。干了几年，还是羡慕“大哥”，1925年悄悄跑到衡阳投入湘军唐生智部当兵。次年随部北伐，结果，在武汉时，陈赓被派到唐生智特务营当营长，两人相见，陈赓把他调来做了自己的副官。随后，卢冬生和陈赓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仍然做陈赓的副官。起义军在潮汕受挫后，陈赓负伤，他护送陈赓到达上海。在上海，他经陈赓和王根英介绍入了党。
1927年年底，他受党中央派遣，作为贺龙的警卫，护送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边组织革命武装，先后在贺龙红2军团中任司令部手枪连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师长，他英勇善战，与贺炳炎(后为上将)号称为贺龙的“左臂右膀”。
抗战开始时，他担任过八路军358旅旅长，不久又同刘亚楼(后为上将)等一起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时，他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可就在12月一个夜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他立即以熟练的俄语喝问这个苏军士兵：“是哪个部队的？”
苏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卢冬生就这样在哈尔滨殉职，时年37岁。凶手后被苏联红军枪毙。
卢冬生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战功赫赫，但是他的“出道”完全是陈赓“一手带出来的”，贺龙见着陈赓，每次都要提起昔日战友卢冬生。陈赓说：“如果他活着，至少要授个将军。”
陈赓与蒋介石、林彪恩怨始末
在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陈赓大将因其才华横溢、战功卓著而又富于传奇浪漫色彩，而备受人们的推崇与喜爱。上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的东征中，他曾冒着枪林弹雨救下蒋介石一命。尽管蒋介石百般器重和拉拢他，却无法改变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结果分道扬镳。解放战争时，曾是他昔日部下的林彪成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主帅，统领四兵团的陈赓反而受其节制，但陈赓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战略主张，得到了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支持。陈、林三次争论，陈赓两度胜出，第三次则顾全大局，磊落坦荡的胸怀尽显其中。
1、冒着战火救了蒋介石一命
陈赓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10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再次率国民革命军东征。他特调陈赓连担任护卫。
当时叛军主力林虎部集中在广东华阳。由旧粤军改编的东征军第三师缺少训练，师长谭曙卿草率出兵，被敌军重重包围。蒋介石得报，立即驰赴华阳方面督战。
谭部已溃不成军。蒋介石不时责骂粤军，急得脑门上一溜细汗。
“娘希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派用场的时候统统不见了！护卫连，护卫连呢？陈赓！”
陈赓象豹子一般蹿出掩体：“我在这儿！”
“你带上所有的人，冲上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是！”陈赓一面走一面喊道：“护卫连注意！……”
“等一等！你先不要离开我！”蒋介石对着地图指指戳戳，咕哝着：“炮兵一营呢﹖工兵连呢﹖”
枪声愈来愈密集，东征军像潮水一般后退。蒋介石再也无法忍受，盯着陈赓：“你是黄埔的好学生！现在革命危在旦夕，你赶快下山，到前面向谭曙卿师长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退却！临阵脱逃一律枪毙！”
陈赓拔出驳壳枪，冒着炮火找到谭曙卿，传达了蒋介石命令。谭曙卿用衣袖揩干脸上的汗，“我再冲一次！”可跟在他背后冲锋的只有几个人，不一会，便被炮火挡了回来。
陈赓回去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脸部涨得通红。
“校长，我带我的连去冲吧！”
蒋介石把干燥的嘴唇舔了一下，“我命令你代理三师师长，指挥三师反冲锋，快去！”
陈赓跑下山梁，拦住一伙溃退的粤军，喊道：“站住！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我是陈赓！我是师长！”
可是没有人响应。陈赓气喘吁吁跑回山头，报告军情。
蒋介石怒火直冒：“娘希匹，谭曙卿是毁我国民革命，我要枪毙他！”“校长，指挥部该撤退了！”“撤退﹖现在怎么能撤退！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坚守阵地！”“校长，我们已经落进环形包围圈。不转移个地方，无法反击！”“嗯，试试看吧。”轰！高地上发出了一声炮响。一刹那，叛军的喊杀声传到耳边……陈赓架着蒋介石往山下跑，卫兵们纷纷倒下……
蒋介石忽然不走了，坐在地上，喊叫起来：“我不走了！我堂堂总指挥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脸回去见江东父老！”
蒋介石愈说愈激动：“我在黄埔一再教导你们，战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不辱黄埔之威名！……”说着，拔出短剑，举到胸前，泪如雨下。
陈赓一把夺过短剑，喊道：“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争发生影响，这又不是黄埔的军队，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晚啦！”“陈赓！”蒋介石仰面望着陈赓，悲哀地说“我实在走不动了！”“我背你走！”陈赓在蒋介石面前蹲下，蒋介石踌躇不决，陈赓催促：“快！”
陈赓背着蒋介石爬过泥泞的山坡，在草丛里奔跑……过了河，枪声渐渐稀落，蒋介石恢复平静。他把总指挥部的几个军官召集在一间屋子里，自己咬牙切齿地踱来踱去，猛一转身停住说：“此地不能久待！让第一师快来接应我们。我要跟周党代表联系，谁愿意去送信﹖”
几个人你看我，我望你，都不吭气。“我去!”又是陈赓挺身而出。
蒋介石把手按在陈赓肩上：“只好辛苦你了！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将来一定重用你！”便要陈赓化装成农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海丰的后埔去找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从出发地到后埔，少说也有一百六十多里，过河就是敌人盘踞的地区，中间一座山里还有不少土匪，陈赓又是头一次去，道路生疏，任务艰巨，但想到是去找周恩来，便振作起精神。
战胜了黑夜与重重困难，陈赓终于在第二天下午1时赶到后埔。周恩来、何应钦接到信，立即派出一支部队把蒋介石接了回来。蒋介石一到一师，就发出了感慨：“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而陈赓累得连睡了两天两夜。
2、与器重他的校长分道扬镳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经历，蒋介石特别器重陈赓，将他留在身边做了自己的侍从参谋。
蒋介石的办公室，只有陈赓与蒋介石，蒋介石平和中又含威严地说：“我跟你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是为你好。你要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我是个跨党分子。”“我不是问形式上。”蒋介石说，“你和周恩来、恽代英他们是否有组织上的联系﹖”
“我正式加入共产党组织已经三年。”
蒋介石站了起来，高叫道：“你必须脱离共产党，马上！立刻！我要拯救你，你要跟我走！”
“不行。绝对不行！”
“陈赓，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何去何从，将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总指挥，你不是说，三民主义同志和共产主义同志不联合起来不能完成国家革命吗﹖”
“我说过许多话，我说过的不一定记得，我记得的一定会实现！我明白告诉你，一切共产党分子一律要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你考虑好没有﹖”“我考虑好了！我情愿辞职，共产党籍，决不能牺牲！”
蒋介石转过身去，气急败坏道：“你走！你只能去当连长，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历史证明，蒋介石错了。陈赓后来成了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开国大将。
3、南昌起义时曾是林彪上级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指挥部向潮汕撤退。陈赓奉命带领全营掩护。国民党钱大钧部队已逼近，陈赓瞄准一个敌军官，放了一枪，同时他听到了手榴弹炸裂声、短促的机枪扫射声……突然他看见一个熟悉的瘦小背影朝旁边一闪，陈赓挥动着枪支呼喊：“林排长，你往哪儿走﹖”
林彪惊魂未定，他刚喊了一声：“陈营长！”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脚下的土地都震动了，林彪的脸抽搐了一下，他的喊声走了调：“我们连长牺牲了，撤吧！”
陈赛厉声命令他：“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我叫你代理连长往上冲！”
“陈营长，不行！我们人太少！”林彪一面揉搓着跌疼的膝盖，一面抱愧地为自己辩解。“你再说我就枪毙你！”
这声音惊得林彪跳了起来，他手扶着墙，看了看周围的人，尖声嘶喊着：“冲啊！”
4、毛泽东一锤定音支持陈赓
陈赓曾是林彪的上级。但到了解放战争中，陈赓统率的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归林彪的四野指挥。在陈赓打了胜仗的同时，四野也在湖南衡宝地区歼灭了白崇禧主力一部。
林彪的指挥所。林彪用一种通情达理的声调讲话：“以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发报，”他指示，“祝贺第四兵团在恩平、阳春、阳江战斗中取得的胜利。”
他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陈赓的评价——大将之才。
周恩来也说过，他最喜欢的两个知识分子战将，一个是陈赓，一个是彭雪枫。
在延安整风时，康生曾对陈赓不满地说：“当年你要不救蒋介石，现在哪要打这么多仗！”陈赓反齿相讥：“那时他要死了，不成了烈士﹖不就跟廖仲恺一样了吗﹖”
林彪叹了一口气，有所指摘地说：“以我观察，白崇禧已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其第十一兵团鲁道源部正向岑溪以东逃跑，正是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好机会。应立即调四兵团的3个军乘胜追击鲁道源所部，只留13军的39师在廉江阻击白崇禧部队向雷州半岛进攻。”
寂静。领导们在考虑。
“时间不等人！”林彪抬起两只手来，迅速合拢，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火速电令陈赓！”
但林彪的判断与真实的敌情南辕北辙，白崇禧主力张淦兵团正秘密向博白、陆川一线集结，准备夺取广东海南的雷州半岛。鲁道源125军不过是向东佯动，以掩护张淦兵团的行动。
陈赓司令员和郭天民副司令员看到林彪的来电，不禁摇头咋舌。他们认为白崇禧的几个兵团压下来，岂止是一个39师能阻挡得住。如被突破，白崇禧夺取雷州半岛的企图就实现了，即使我们全歼了鲁道源兵团，白崇禧大部分部队占领雷州半岛后，仍有可能从海上逃向海南岛。
“非得全力堵住白崇禧的逃路，待四野的后续部队赶到，整个白崇禧都是瓮中之鳖，鲁道源不过是顺手牵羊。快，向林彪建议！”陈赓放下电报。
林彪的回电神速而固执：“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并开列了各军行进路线。
只有请示最高统帅部了。
毛泽东回电既快又明确：“同意陈赓同志建议。”
郭天民捧着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攥紧拳头大喊：“毛主席英明伟大，真理在我们手里！”
林彪的指挥欲极强，而且有时是“细致入微”，使得陈赓好不容易按捺下去的怒火又冒了上来。林彪来电命令陈赓部下周军部队从合浦东面那个小海峡渡过去，抢占合浦、北海。陈赓拿着电报，用手指敲打着铺在地上的地图，怒气冲冲：“见他妈的鬼！这是十多里宽的海峡，我们连船都没有，是飞过去还是跳过去！他们大概是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在指挥！”
他刷地站了起来，目光停留在发报机上：“不管它，告诉周军绕过海峡向合浦、北海前进。”
周军很快占领了合浦、北海并向广西钦州急进。
5、第三次争论，顾全大局显胸襟
四兵团15军按计划向博白前进，开始先头部队对敌人残留的阻击部队总是歼灭了再前进，行进速度减慢了。陈赓司令员指示15军军长秦基伟：“用小部队处置敌人阻击，主力部队绕过去继续前进。再不快进敌人就跑了！”
在集结过程中，林彪又来电令，命15军就地剿匪。
郭天民一看电报又火了，他吃惊地对陈赓说：“这又是搞的什么鬼！我们是过路部队，没有兼管军区的任务，怎么叫我们剿匪呢﹖现在应该抢时间西进才是！”
陈赓竭力抑制住自己的焦虑心情，嘶哑着嗓子说———几天来，几乎所有指挥员的嗓子都喊哑了：“别争了。自归四野指挥以来已经争了三次。这不是原则问题，剿匪也是党的事业，谁剿都可以，我们就地剿匪吧。”
接着，他向秦基伟做了布置，要求认真剿匪，将逃散的土匪、散兵游勇一网打尽。虽经八天清剿俘敌4000余人，陈赓仍觉得十分遗憾。当时如让15军西出，至少可以比兄弟部队早两天赶到上思一带，国民党军黄杰的第一兵团残部可能全被兜住，不至于1万多残兵败将流窜到国外。
新中国建立后，林彪红极一时。庐山会议后，他取代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而陈赓又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受林彪节制，心情压抑，写了《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文中明白地暗示：当时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部署，这种部署是违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如果按这种部署，白崇禧集团就会从雷州半岛逃跑了……
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
一个斜仰角镜头推上去：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陈赓身穿黑西装，拉低帽檐，侧面表情冷酷。这是电视剧《陈赓大将》里的一幕，然而电视剧里的场景并不完全出于虚构。
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后来被捕时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顾顺章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王牌间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于是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
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他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
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除去和国民党的执法机关打交道，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高层的政治情报信息。上层的内线更隐蔽，情报工作维系全党安危。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要秘书到《辞海》编辑部，说明袁世凯的谋士“筹
营救与复仇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然而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而“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传染病房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尽管白鑫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的范公馆，但并没有怀疑柯达文。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换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陈赓掌握。
可能改变历史的叛变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曾经被亲手抓捕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说成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无声杀人，作战勇敢。但顾顺章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花花公子，周恩来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顾顺章对张说因为他曾用化广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汉游乐场表演，所以朋友很多。
亮出底牌终结特科
就在这天晚上，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办公室接连收到6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当晚是星期六，办公室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他手里掌握了徐的密码本，迅速译出所有电报后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3天之内中共中央将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兵舰运送，第三封则改由飞机送，因为黎明认为兵舰太慢，而且绝不能让徐左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钱壮飞记下电文，又封好电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到上海，将此事转告李克农，再报陈赓。
将近30年后，徐恩曾在其回忆录里讲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对比林彪与陈赓谋略：谁才是第一猛将
南昌起义以后，师兄陈赓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鄂豫皖苏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期间的最高军事职务是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主力师红十二师师长，率领所部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军事作战。
与师兄陈赓九死一生找党和严词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招降的感人事迹相比，南昌起义后的师弟林彪，一度对中国革命失去了信心，对红旗能否再扛下去产生了动摇，差一点彻底成为革命的逃兵，只是苦于无奈又回到了革命的队伍，最终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部队会师，开始了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加武装革命斗争的经历，期间的最高军事职务是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率领所部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军事作战。
俩人都具备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
毫无疑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林彪还是陈赓，做为红军的高级军事人员，都曾经率领部队出色的执行了战役计划，俩人在实战中，正在为自已储存着宝贵的军事指挥经验，正逐渐提高自我的军事指挥能力，为以后独立指挥部队作战创造必备的条件。
在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以后，林彪和陈赓都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长征一结束，在长征中曾与毛主席有过不同意见的林彪，即被调离了红一军团军团长的职位，去担任红军大学的校长，这样的经历，到是很像他的师兄陈赓，所不同的是，陈赓是因为在鄂豫皖苏区与敌作战时负伤，在上海疗伤归队以后，是初到中央苏区工作，被安排在红军步兵学校担任校长一职。
面对自已在军中的职位被如此变更，林彪很快就意识到自已已身处十分尴尬的境地。于是，在陕北轰轰烈烈的批判张国焘运动之时，借着机会大大的表现了一回忠心，因为是根红苗正的老井冈嫡系出身，很快又获得了毛主席的宠信和重用。
这对同出一个师门的兄弟，在陕北结束了红军时期的战斗历程，烽火中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这时，重获宠信的师弟林彪担任了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师兄陈赓则回到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组建的八路军第129师，担任了129师第386旅旅长，俩人随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场，开始了抗日战争的军事生涯。
林彪的“常胜将军”美名传遍神州
在抗日战争中，师弟林彪指挥部队只打了平型关和广阳两个伏击战，就因为被友军的哨兵误伤，过早的退出了领军指挥的行列，只是因为平型关之战是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对日本侵略军的第一个胜仗，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了重点的宣传，被誉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夜之间，林彪的“常胜将军”美名传遍神州，他仅以一个难度最小的伏击战，却赢得了广为人知的威名，这样的结果，就像许海峰在奥运会上夺取首面金牌的情况一样，实属三生有幸。
与师弟林彪幸得的威名相比，师兄陈赓的名气就显的逊色的多，尽管陈赓率领着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中的无数次作战，尽管这支部队在与日军作战中取得了出色的战绩，被日军视为头号的眼中钉，急欲除掉而快之，成为在抗日战争中歼敌数量最多的我军部队，可对比林彪得到的名气，这些出色的战绩，换来的还是于事无补，这就好比一位运动员经过不懈的努力，以后拼得的奥运数金，怎么也无法比那个幸得的首金的情况一样。这一次，师弟林彪简直是太幸运了，但这次的幸运还不算什么，等着他的大幸运还在后头了。
1942年2月，从苏联疗伤回来以后的林彪，在延安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这可是林总第二次当校长了，呵呵)，始终没有再到一线统兵领军与日军作战，在脱离一线作战的闲散中，走完了他的抗日战争历程，一直到全国的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再一次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上，国民党仰仗着军事上的优势，更是把和谈当成了聋子的耳朵，内战一触即发，已成不可避免之事，这个深受毛主席宠信的人，被指派到东北去主持工作，相比我军其他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林彪有幸获得了一块令人十分羡慕的、最肥最好的舞台。
林彪所处的这个舞台不仅背靠苏联，在东北又从苏军手中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其它物资，而且在我军内部得到了最优秀的配置，这是可以从各战区精选抽调出十几万部队和两万多基干去东北就能看的十分清楚，何况在林彪的周围又配置了罗荣桓、彭真、陈云、高岗、程子华、黄克诚、萧劲光。
陈赓对东北我军长期低效的作战愤然不平
林彪所处的这个舞台不仅背靠苏联，在东北又从苏军手中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其它物资，而且在我军内部得到了最优秀的配置，这是可以从各战区精选抽调出十几万部队和两万多基干去东北就能看的十分清楚，何况在林彪的周围又配置了罗荣桓、彭真、陈云、高岗、程子华、黄克诚、萧劲光、曾克林和萧华等政治、经济、后勤的高手辅之，且又有我党在东北的地方组织和抗联的鼎力奉献，相比其它战区，在部队及解放区的建设上，可谓是得天独厚，想不发展都难，在解放战争之初，手中就已十分现成的拥有几十万大军，在东北战场的开局就对国军占有优势，这在全国的其他战场是做梦也不敢去想的美事，也是在全国各个战场中的唯一特例。
可是，在如此优势的战局中，林彪统率的大军，竟然被身处劣势的国军，从山海关一路撵到冰城哈尔滨，这之中丢城失地，损兵折将，败仗连连，万般无奈中十分难堪地撤至松花江以北，开创了我军以多打少惨遭失败的记录。现在想想，当时如果是换上彭德怀、徐向前、粟裕、刘伯承、贺龙和陈赓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去东北，在拥有这么好的优势开局下，都会比林彪干的结果要好的多。
正当师弟林彪在东北战场取得不佳战绩时，师兄陈赓在山西以自已经过多年打拼出来的部队为主，开始了解放战争的军事生涯。在解放战争之初，接连指挥部队发起并取得了闻夏、同蒲和临浮战役的胜利。在临浮战役中，全歼了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活捉了中将旅长黄正诚。随后，又指挥部队接连发起并取得了吕梁、汾孝和晋南战役的胜利。与师弟林彪这时的不爽战绩相比，师兄陈赓则是以一连串的胜利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1947年，中央军委要求陈赓率领部队西渡黄河驰援陕北，对此，陈赓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西渡黄河驰援陕北不如南渡黄河驰援中原战局更为急迫和更有价值，中央听取了陈赓的正确建议后，改变了初衷。1947年7月，陈赓率领部队南渡黄河，挺进豫陕鄂地区，一时间打乱了敌人的军事布署，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的策应了兄弟部队，激活了中原战局。同时，面对猛扑过来的敌军，陈赓从容的指挥部队先在潼(关)洛(阳)间往返作战，后转至伏牛山麓，实施灵活的牵牛战术，歼灭李铁军，开辟豫陕鄂解放区，与陈粟、刘邓大军遥相呼应，呈品字摆开，逐鹿中原。这支名义上是兵团级的野战大军，在陈赓率领下，长期肩负着战略机动任务，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与师兄陈赓正确的军事观点相比，北逃至松花江以北的师弟林彪明显存在着差距。如在是否坚持南满的关键时刻，林彪竟然同意南满我军北上北满，这就等于同意了放弃南满，幸亏此时陈云同志力主坚持南满，并得到了中央的认同，我军才有了坚持南满的四保临江之战，东北战局才有了咸鱼翻身的机会，否则，东北战局将会进一步的恶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林彪狭隘的军事观点在以前就曾有过。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之战，被毛主席认为是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林彪却无知的讥笑毛主席的战术是只识走弓背，不知走弓弦，甚至闹出了要毛主席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的会理风波，气的毛主席反讥他：“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初到陕北之时，毛主席提出了东征，到抗日前线去，但林彪却得出到陕南打游击的荒唐论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林彪抵触甚至是抗拒毛主席提出的南下北宁线，发起辽沈战役的正确主张，目光短浅的提出了攻取长春的方案，结果是长春没有攻下来，碰了一鼻子灰，在毛主席的“连踢带骂”下，极不情愿的踏上了南下北宁线的正确道路，这与师兄陈赓把中央的西渡黄河变为南渡黄河的正确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怪陈赓对东北我军长期低效的作战愤然不平，二者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陈赓与林彪直接对比军事才华
让这对师兄弟直接一争高下的大战在南线大追歼时终于爆发了。这时，陈谢大军与四野一起进军两广云南，陈赓与林彪有了直接共事的经历。
陈赓率领部队自渡江作战以来，以果断神速的追歼战令人赞叹不已，至
可是，这时林彪却电令陈赓停止南攻广州，西行入桂至湘桂地区合围白崇禧集团。接到电令以后，陈赓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如果此时转兵桂林，不仅将会丧失歼灭广州余汉谋兵团的大好时机，而且部队距离桂林路途遥远，这样去进行阻击白崇禧集团效果肯定不佳，况且在拿下广州以后，可以直取南宁，扩大战果。于是，陈赓把自已的想法电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收到陈赓的电报以后，认为陈赓的决策对战局有利，表示支持。
于是，陈赓率领部队直取广州。驻扎在广州的余汉谋率部仓惶西窜，陈赓遂立刻命令部队乘胜追歼逃敌，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却突然收到了林彪令其停止追击的电令。对此，陈赓认为，如果此时放弃对广州逃敌的追击，如同放虎归山，势必会给我军以后的作战带来困难。于是，起草了继续追击逃敌的电报并发往各军。恰在这时，毛主席专门给陈赓发来了电报，内容竟与陈赓的决定不谋而合。
在余汉谋兵团被歼灭以后，退守广西的白崇禧为了避免被全歼，遂命令部队迅速南撤，发动南线攻势，孤注一掷打通南往雷州半岛的路线。此时，陈赓已做好了阻击敌人的充分准备，可又在这节骨眼上，却又突然收到林彪的电令，命其主力北上围歼鲁道源兵团，只留一个师进行阻击。陈赓看了电报以后，认为白崇禧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发动南线攻势就是为了抢夺雷州半岛的入海口，我军只留一个师怎么堵得住？这样会让敌人跑掉的。陈赓遂向林彪提出了自已的建议，顾全大局，陈赓将已见呈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毛主席亲自签署回电："同意陈赓同志建议。"就这样，白崇禧集团成了瓮中之鳖，落了个被全歼的下场。战后，林彪对此事无话可说，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他是错的，陈赓是对的。受困于自已狭隘的军事观点之下的林彪，并没有因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发生质的改变，在全国解放以后，其军事观点的狭隘性仍然是一如既往，这在1950年表决是否出兵朝鲜时，竟然不识大局的持有错误的反对意见，其低劣的军事主张，再一次得到了尽情的表现。之后，不知是因为他本人借病推托(畏战？)，还是因为持有反对出兵的意见被中央弃用(无能！)，本该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林彪(因林多年在和朝鲜自然条件相似的东北地区为军事主官且首次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由四野部队组成)，却没有率领自已熟知的旧部入朝作战。相比师弟林彪龌龊的表现，师兄陈赓在越战中的表现却博得了人们的尊敬。
评比林彪和陈赓的伏击能力
在本文把林彪与陈赓的军事观点分析到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心中会有所不服，会拿出林彪最为善长的伏击战来说事，孰不知伏击战是所有作战类型中最简单的一种作战方式，不过就是论起伏击战来，林彪的伏击能力也不见得比陈赓的伏击能力要高，为了能够说明问题，我列举出他俩参加的最为典型的伏击战做个比较。
我们就拿平型关和神头岭这两个伏击战来说。从林彪在平型关战前布置予伏来看，他竟然漏算了老爷岭这个很关键的制高点。战斗打响以后，有一股日军很快就占据了老爷岭，这也幸亏日军是在突遭打击以后，第一时间里没有完全醒悟过来，因此，没有派更多的人去占老爷岭，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当这股日军占据了老爷岭以后，迫使我686团3营在副团长杨勇的带领下，反到向老爷岭高地开始发起了艰难的攻坚作战，一个本是有备而来提前予伏打伏击的部队，在伏击作战中竟然出了这样的乱子，显然是十分不利的事情，686团3营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有的连队打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了)，终于夺下了这块本该属于自已的高地，在此居高临下，打的日军无处躲藏。
如今，我们再分析这个著名战斗的时候，心中不免会想，那个老爷岭踞于我军欲袭公路的北面，比路面高出三四百米，是控制公路打伏击的绝好制高点，如果让日军占领了这个高地，反到会对我军的伏击部队造成很大的威胁，可战前曾三次到过战场进行过实地考查的林彪，却漏算了老爷岭高地，此误无疑是给我军的实战加大了作战难度，造成了没有必要的损失，对此，林彪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综观平型关之战，可谓是天空做美，雨后路面泥泞不堪，导致日军辎重部队行动迟缓，我战斗部队居险予伏以多打少，袭击敌之后勤辎重部队，虽杀敌一千，却自损八百骨干，虽为胜仗，实为惨胜，一个伏击战打成如此效果，十分不爽！就连参与此战的徐海东大将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沉默的面对这次战斗，淡泊到只是偶尔顺便提提的程度。
回过头来，我们反观师兄陈赓率领部队进行的神头岭之战，打的却是可圈可点。
神头岭，确切地说是一座光秃的只有一二百米宽的山梁，我军欲袭的公路不在岭下，而在岭上的中间蜿蜒而过，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大部队予伏和展开行动，实战操做起来困难很大。面对困难，陈赓对部队做了周密细致的予伏布署，使这次伏击作战达到了万无一失的境地，在已方仅伤亡240余人的情况下，取得了毙伤敌1500余人，俘80余人的战果，让神头岭变成了日军的伤心岭，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伏击任务。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2月，陈赓指挥部队在威县香城固地区设伏诱敌，十分巧妙地歼灭了日军第10师团精锐一部，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模范战例。
诚然，我军在平型关和神头岭的伏击战都是胜仗，但胜仗与胜仗之间也是有区别的，经过以上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仗的伏击效率，平型关比之神头岭，可谓差之一截。
对林元帅和陈大将在勇略方面做一个分析
最后，我对林元帅和陈大将在勇略方面做一个分析。
首先，在这里特别的说一下，我要说的勇略不是单指一般的勇敢，更非匹夫之勇，而是大智之大勇也！对于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来说，勇略与谋略一样是评价其好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砝码，这一智一勇是两个很重要的环节，可谓智以勇为胆而行之，勇以智为谋而行之，两者既各自分立，又紧密地互为依托、互为影响。
说起林彪的勇略，用难以及格来形容也为之不过。林彪生性多疑，患得患失，喜独自算计，却固执已见，虽善于总结作战经验，到时却难以接受别人的正确主张，做事过份谨慎求稳，往往会丧失难得的战机，甚至是埋下失败的隐患，他之所以这样，与其勇略欠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实，体现林彪勇略欠佳的例子很多，如在井冈山打黄坡伏击战时，没有果断的扩大战果。在陕北时，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保守建议。在东北时，不敢力主坚持南满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不敢南下北宁线等等，都很说明问题，我就不一一找出来列举了。最广为人知的是其率领优势之兵南下北宁线的途中，一听说国军增兵葫芦岛，竟又开始犹豫不前，认为是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殊不知做饭的却有三桌人，难到还怕这两桌客人不成？！幸亏罗荣桓和刘亚楼在身边多次提醒，才不至于贻误战机，酿出大错(想想关内各战区的我军长期以少打多的情况，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1949年部队南下后，发起海南岛战役时，林彪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总是过为谨慎的搞小部队潜伏，在战役准备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还不敢果断的发起总攻，此举，引起了韩先楚将军的十分不满，导致中央的直接干涉，海南岛战役才如韩先楚将军之愿，在谷雨前发起了总攻，若不然的话，我军在海南岛上又会上演一出金门之败的惨剧……凡此种种，无比体现了林彪的勇略欠佳。
与师弟林彪欠佳的勇略相比，师兄陈赓却有着过人的勇略，这与他在鄂豫皖苏区的战斗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红四方面军大智大勇的亮剑精神，铸就了他的勇略之魂，为他以后的指挥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时的土城之战中，面对敌众我寡且援军未到的不利局面，陈赓果断的率领红军干部团发起反冲击，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榆辽战役中，指挥部队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的敌人，而且还一举攻克了榆社县城，为我军在抗战中收复县城的少有壮举。解放战争时期，他以过人的眼光和超人的胆魄，率领大军南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战略进攻。在淮海战役中，果断的指挥部队，在南坪集背水为阵，顽强阻击黄维兵团，为围歼黄维兵团，创造了宝贵战机。1949年率领部队打过长江以后，果断的实施远距离大迂回的策略，进军广东，直插雷州半岛，切断了白崇禧集团的海上退路，为我军彻底歼灭白崇禧集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必备条件。
今天，我们追忆军事历史，重新省视林彪与陈赓的军事能力，通过多方面的祥细对比发现，林彪的军事能力显然不及陈赓，网上有些文章将林彪列为我军的五虎大将之一，对于这样的提法，我认为有些不妥，做为我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林彪显然是合格的，可是与优秀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彭德怀、徐向前、粟裕、刘伯承和陈赓才称得上是我军真正优秀的五虎大将。
哪些人是毛泽东的五虎上将？
本文将从确定毛大帅的“五虎大将”应该采用什么标准出发，提出我认为的五虎上将的名单并说明原因，同时也力求解释为什么不包括徐向前、贺龙等成名元帅。
一、 五虎上将的标准
“五虎上将”的出处，主要发自于蜀汉时刘备所确认的关、张、赵、马、黄。联系这一史实，我们可以较为线条化地勾勒出关于五虎上将的有关标准。
首先应该是武功标准。在整个三国，关张赵马黄的武功都是一流的。现代战场不再讲究微观上的马步功夫，但仍然通过参与和指挥作战、打硬仗打恶仗、斩杀名将及名军、创建名军等方面来体现其卓越“武功”。
其次应该是战功标准。经常打败仗的将军肯定不能被列入五虎上将。相对于其他人更多的战功和战绩应该是跻身五虎上将的重要指标。
再次应该是作用标准。是不是经常受到重用、有没有独立担当一个方面作战的能力、可不可以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体现出自己在特定地区的主角地位，这是从作用的角度来品评五虎上将的标准。
第四应该是资历或履历标准。资历和履历是一种长时间、多阶段、不同场景下战功与战绩的体现。所谓身经百战、百炼成钢者，此之谓也。
第五应该是文才武略标准。五虎上将不应该只会逞匹夫之勇的粗豪将军，而应该是能文能武且颇具洞察力熟谙战争规律的智者。
从这样的标准出发，我认为毛泽东属下的五虎大将将是：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陈赓。
二、 为什么是他们
1、 为什么是彭德怀？
彭和林一直是毛泽东军事上的两员大将，一个敢打硬仗，一个善打巧仗，都可以达到极至的状态：一场战斗，如果林彪都说可以打，必胜；如果彭德怀都说不能打，必败。
在中央苏区，彭林也是毛泽东手下的两大王牌军的首脑：林彪主持的一军团是朱毛红军的嫡系班底，曾经在漳州战役大显神威；彭德怀的三军团曾经创下攻下长沙的伟绩。
长征中，一三军团也是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而且，这两支军队身经百战，从长征开始时的各二万人左右，经过一次次地减员和整编、征兵，到达陕北时，两军合计都已经不够八千人。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后改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日战争共产党军队所打的最大规模的战役百团大战就是由彭德怀亲自指挥。
解放战争中，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又亲自率领西北野战军以三万弱旅，采取蘑菇战术和聚歼战法，生生地把胡宗南的二十三万人拖住甚至击败。在五大战场即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原战场上，西北作为国民党军的重点攻击地带，敌人不但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大大地受损。彭将军即俘即补不断壮大自己最终将胡匪驱逐出境并一路追击到大西南并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歼灭之、对西北的马匪则穷追猛打报了当年西路军的一箭之仇。
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朝鲜战场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烈所为，让大局未定的共和国军队在第一军事强国面前扬威。
无论是能力、资历还是战绩，彭都无愧为五虎上将。
2、 为什么是林彪？
林彪打的仗的总数也许不如彭德怀多，这是因为他擅长打精致的、有把握的、有效率和效果的名仗。
且不说年轻的林连长曾经创造过一个连击溃一个师的光彩战绩，也不说一军团和一方面军的累累战功，只说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战和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上的辽沈战役，其震撼程度就是钻石级的。
平型关大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次经典亮相，八路军一战成名。林彪几乎只打了这一仗久去苏联疗养，回国后继续他在抗日战争前的抗大校长角色。解放战争中再次作为奇兵使用，为共和国的诞生开辟了第一块解放区。使用林彪于这个方向的重用程度，可以从同时在这个方向上投入了二十多位中央委员的巨大重要性反射而出。
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五大名牌中的两个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在林彪继锦州战役之后的围歼廖耀厢混战中一举击杀的。
这之后，林彪的四野作为毛泽东手中的生力军下华北、战华中、进中南、渡海南一路凯歌，可以说是纵横天下。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所遇的国民民名将也很多，比如陈诚、杜聿明、卫立煌、陈明仁、白崇禧等，无法一时之俊杰也。能与这些人交手甚至战友而胜之，非五虎上将不能为也。
3、 为什么是刘伯承？
刘伯承的综合秉赋之高，时常被人赞为当代中国难得之军事家。
他在长征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的中原战场上所建树的巨大功勋，以及这期间他在战术战略上的精细心得，都让他高出同仁们许多。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打过许多颇有教科书价值的名仗。比如阳明堡、长生口、七亘村、响堂铺等战斗，无不具有相当的可挖掘潜力。
在解放战争中，是刘伯承的部队第一次从分散状态中集合为能征善战的兵团组合，并在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中，给了国民党军队上了精彩的一课。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是一般人所不能打或打不好的难仗。千里跃进而不要后方的偏师作战，无一不是败多胜少的恶仗。红军的长征、抗日战争后期的三五九旅远征、中原突围，无不是在“保存就是胜利”的旗帜下伤痕累累的壮烈远征。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更大的一个手笔即粟裕率领叶王陶千里蛙跳闽浙赣，就因其前景的不可预期而在粟的坚持和毛泽东的让步下未能成行。从这个意义上，刘邓的南下大别山，其意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
即使只从军事上讲，这一行动也使得战火因烧到国统区、经济和军事压力投向国民党方面、共产党部队逐步积累起在中原的战略优势而使得后来的中原逐鹿和淮海大战因为建立了较巩固的中原根据地和游击区而受益非浅。
二野的前身是一二九师，而一二九师的前身则是第四方面军经四川之败和黄河之败的“残部”。能够把这样一支并非主力的部队打造成一支名军，刘帅之功也。以一位军事家统驭下的名师而建立起卓越战绩，刘伯承不愧一代军神也。
4、 为什么是粟裕？
粟裕不能成为元帅也许和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未能成为方面军首脑有关。
在第七军团和第十一军团都做过参谋长的他，最终因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和方志敏的牺牲而未能建立更大更有震撼力的功绩。加上未能参加长征上而失去了许多指挥大部队建立大功业的机会。而从解放战争的历史来看，指挥大兵团作战是粟裕的强项。
抗日战争中，粟裕已经开始出露头角。韦岗之战虽然只消灭日寇五辆军车二十多个鬼子但毕竟是新四军北上支队的处女战非同寻常。后来的黄桥之战和车桥之战，粟将军已显出不凡气概。
苏中“七战七捷”是粟大将坚持内线作战的杰作。还在第七仗未打之时，毛泽东的贺苏中七战友七捷的电报就发将了过来，这逼着粟将军凑足这个吉利的数字。
策划淮海总对决胜而不是再出奇兵挺进闽浙赣又是粟裕的主意。为此他还专程去面见了毛泽东。以相当数量的华中部队补充中原野战军后，陈毅司令员为协调二大野战军的合力作战兼任了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员，粟大将就以代司令员的身份独立领导华东野战军。在整个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埠会战）中，粟以极大的胃口吃掉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又一个重兵集团，尤其是黄维所率领的以王牌十一师（十八军）为骨干的十二兵团。连同此前在山东战场上消灭的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和后来的邱清泉第五军，五大名牌在粟大将的参与下搞定了其中的三个，威名赫赫。
5、 为什么是陈赓？
以上的四位战功卓著，进入五虎上将序列一般不会有多少争议。
有争议的这第五位。我之所以认为是陈赓，原因如下：
（1）陈赓的资历深。黄埔一期出身的他，在东征之役中救过蒋介石的命，并得到过相当的重用。从事地下工作（在上海党中央特科）和军人生活时，两度被黄埔旧人钱大钧和蒋介石捉而后放，颇有传奇色彩。与鲁迅和宋庆龄的交往，也让他平添几分儒将之气。
在南昌起义中任过营长，在鄂豫皖根据地任过团长和师长，在中央苏区任过彭杨学校校长。
（2）陈赓的皇威重。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土城之战，干部团打出了赫赫神威，毛泽东由衷叹道：“陈赓能当军长！”这样的认知，也为以后在解放战争中将陈赓兵团视为中央直属兵团奠定了一定基础。
（3）陈赓的战功强。抗日战争中，陈赓大将的神头岭、长乐村、香城固，给日本人以重大杀伤，并因此而让他所率领的三八六旅成为日本人都认可的劲旅。香城固一战，日本人的坦克破天荒地写上了“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在电视剧《亮剑》，我们也看到到那样的场面。
这样的标语，至少清楚地说明，在抗日战争中，三八六旅可没有闲着而是让日本人必欲灭之而后快。
（4）陈赓的作用大。无论是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机动使用由太岳纵队组成的陈赓四纵队作为中央直属纵队，还是在实施“三军动出两翼牵制”战法对陈谢兵团（含四纵、九纵和三十八军）的战略运用，或是对大西南用兵时的奇兵四兵团，陈赓的部队一直是作为一个方面军来使用的。这样的殊荣，纵是诸多元帅如叶剑英、徐向前等都未能享受过。
陈大将在解放战争中的主要对手是胡宗南这位同班同学。享受名牌待遇的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曾经做过蒋介石的卫队，可在陈大将兵不强马不壮的太岳部队手下迅速灰飞烟灭。陈大将在当年告别宋庆龄时发誓要率二十万大军来向她“报到”。后来在进军江南时还只嫌自己带的兵少呢。
（5）陈赓的余威响。解放后的陈赓，曾经任过援越抗法战场上的顾问、任过志愿军代司令员、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建国后仍然有这样的阅历，不可谓不受重用也。
三、 为什么不是他们
1、 为什么不是朱德呢？
除了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率领朱毛红军退进剿、反会剿、战围剿身冒矢石，在长征中苦心经营远征中的军事行动、在抗日战争初期运筹于八路军军部，之后的朱老总大多是在延安和解放军以总司令之身赞画军务。
加之年龄偏大，以及毛泽东的乾纲独断，位高但不权重的朱老总（副主席中的第一位、大大书记之一员）乐得“清闲”。再说，与毛泽东齐名的他也不能说是毛泽东的部将。
2、 为什么不是贺龙呢？
从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的一二零师实际上担任了延安边区的守御之责。除了一次大规模地挺进冀中，贺龙基本上安于在晋绥驻防。后来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便是他的地位的较好注解。解放战争中，他的部队基本上都成为守卫延安的主力，而他本人也安于做了延安的大后方——他和薄一波则成为毛泽东们的后勤部长。
3、 为什么不是聂荣臻呢？
聂荣臻曾参加南昌起义和做为一军团政委这样的资格，让他成为一个老资格的元帅。做为一个模范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颇受关注。因为有杨成武等一干名将，他在根据地建设和军区建设上投入的精力更多而具体的军功较少。解放战争开始后，与贺龙一起组织的大同战役惨败，而华北的军事业绩又远不如其他战场显赫。
4、 为什么不是陈毅呢？
在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因为有能征善战的粟裕，陈军长的任务便大多以主持全面和倾力公关为主，说到具体的军功和战绩，陈元帅并不显赫。
5、 为什么不是叶剑英呢？
以做参谋工作见长的叶帅，除了参与组织过并没有胜利的南昌起义等，几乎从来没有担任过主帅。
新四军组建而叶挺四次辞职时，中央曾经有过以此叶代替彼叶的计划，但并未实现。
6、 为什么不是罗荣桓呢？
罗荣桓从在井冈山开始就以做一个“文官”为主。唯一较长时间成为方面军主帅是在抗日战争的山东根据地“挤”掉陈光和朱瑞成为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山东部队进入东北后，罗荣桓任林彪的政委一直到入关病倒。
倾其军事政治生涯的一生，罗的军功并不显赫。连成为元帅都有争议（与其条件相当的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都未参加评帅），进入五虎上将阵容更不可能。
7、 为什么不是徐向前呢？
曾经在四方面军担任总指挥并极力制止一四两方面军火并的徐大元帅，绝对有着成为五虎上将的能力和军功。好多人看好他，自然也有相当的理由。但我认为仅仅从两个方面说，他不大可能成为毛泽东的五虎上将。
原因之一：有过重大失败经历。他和陈昌浩所率领的西路军，有四方面三个军的兵力共二万多人。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他只身化装逃回延安。这样的败军之将，无论如何难以当选五虎上将。
原因之二：徐元帅并不特别受到重用。曾经计划由徐担任八路军的一个师长的计划，在西路军覆灭之后成为泡影。任一二九师副师长和八路军一纵司令员的他，开始了在军中的漂泊：他到过冀南、下过山东，做过晋冀鲁豫的副司令员、做过华北军区的副司令员、又兼过华北一兵团的司令员，总之是以元帅之身却没有能力成为一个方面军的首脑。
原因之三：徐向前的身体不好。因为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离开他已经熟悉了的现任而赴后方休养，又一次次地因为战争需要而披挂上阵。身体不好，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毛泽东未能让他出任一个方面军首脑的原因。
四、 毛泽东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自己似乎没有过闲情逸致来品评自己的五虎上将。
但他在特定时期的一些用人决策，却很能说明他对各大将帅的宠爱程度。从毛泽东在准备入朝作战选择挂帅时的考虑来看，彭、林、粟已经成为毛泽东心中的五虎上将是勿庸置疑的。
对刘伯承，毛泽东很早就有过较高期望。比如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为避免朱毛在军中目标太大而建设二人离开部队到中央时，毛泽东就曾经主张由刘伯承和恽代英来代替朱毛二人。
陈赓的四纵队在一九四六年被确定为中央直属兵团，陕北转战时毛泽东还曾经多次准备将其调入陕北参加对胡宗南的逐鹿，后来又将其做为奇兵使用在敌人力量较为空虚的豫陕战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对陈赓的喜爱和相信。
罗瑞卿
罗瑞卿（
人物生平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闽西游击大队队长，红4军团参谋长、纵队参谋主任、支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军政委、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第2兵团政委、第19兵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毛泽东称“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底考入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被编入入伍生总队（属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参加过讨伐夏斗寅的战斗。
1927年7月15日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部队的教导团。
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率部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辟闽西苏区。1929年6月，随部队编入红四军，任支队党代表。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会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罗荣桓积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使部队获得很大进步。
1930年6月，任二纵队(后改为十一师)政委。
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负重伤，并发大叶性肺炎。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从昏迷中苏醒。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恐怕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的声音。有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那个人长得好高咧!”罗瑞卿意识到这就是说的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1932年3月，任第四军政委，率部参加漳州战役，进驻海边的石码。
1932年6月，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与参谋长徐彦刚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登仙桥伏击战。
1933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
1938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
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个县，行程三千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人称小长征。
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撰写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多篇著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
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
解放战争时期
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
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野战军政委、
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
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等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6月，负责筹建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
开创国家的公安和国家安全事业，在十年内形成国家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1961年11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参与组织战备，指挥海防和边防作战，组织领导尖端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
1964年和贺龙等领导全军性的练兵和大比武，取得很大成绩。他坚持军事和政治的辩证统一，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联系实际，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1965年底至1966年初，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列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残酷迫害，左腿致残。
1977年平反，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的整顿，积极参加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条件。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波恩时间
罗瑞卿诗作《示儿》四首
选自《罗瑞卿诗词集》
爱子即将离家参军，思绪万千。写此四首，既有父子共勉之意，亦略表盼儿成长的真挚之情。
其一
父儿参军巧同龄，时代各异主义真。
父战蒋日确困苦，儿斗两霸更艰辛。
马列主义指方向，主席思想比日明。
盼儿鼓起冲天力，一代更比一代能。
其二
我儿年幼有胆见，挫折迫害只等闲。
正确错误分辨好，虚心待人最为先。
自我傲气须当改，群众关系即不难。
单枪匹马怎胜敌？万众一心能擎天！
其三
军中注意事虽稠，抓着关键即自由。
三大纪律时遵守，八项注意永不丢。
官兵团结如兄弟，军民一致鱼水投。
儿曾观天驱孤愤，望为阶级擒敌酋。
其四
我儿去参军，模范要力争。
政治成熟后，做个党之人。
标准有五条，党章载得明。
达到虽非易，创造凭自身。
思想最高峰，有志亦能登。
父母殷切意，愿儿切实行。
一九七四年年终
两陈冤案
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深受当时“左”倾思想影响，办过错案，影响较大的有“两陈”冤案。
1950年春季，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担任北平公安局长的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
《文史精华》记载，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三百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七百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
在办案之初，罗瑞卿认定这是“国际间谍案”。由于在广州审不出结果，罗瑞卿决定把224名所谓“梁侠中统特务集团”成员交由公安部直接审查，并且指示要按照“国际间谍案”来办。但是公安部审查发现疑点重重，根本无法确定是“间谍案”或者“中统特务集团”案。一些办案人员提出实事求是下结论，但是罗瑞卿批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下去。
1953年，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凌云(后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过中国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在审讯梁侠之前主持会议说：“首先必须肯定梁侠为中统特务，审不出就要打屁股；审不出来就表现审讯工作的无能。”但是由于审讯人员坚持按照实际情况下结论，因此无法得出“中统”特务的结论。
在陈泊被关押期间，陈泊的妻子曾经找到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申诉冤情。周恩来了解案情以后曾经给罗瑞卿打电话谈这个案子。不料，罗瑞卿大为震怒，立即指示不准再让陈泊的家属探监。从此，陈泊的妻子再也没有听到过丈夫的消息。
1959年，在监狱中的陈泊将自己写的申诉材料扔出监狱窗口，期望有人捡到以后帮助投递。果然，一个清洁工捡到这份材料以后交给了有关部门。当时已经担任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看到了这份材料，勃然大怒，马上批示公安部严肃处理。陈泊因此受到更严酷的折磨。
1961年，陈泊刑满释放，还没来得及与妻子见面，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走，送入劳改农场，而且没有告诉他任何罪名。
1972年2月，病痛中的陈泊在被关押了21年之后在劳改农场死去。
1982年5月，陈泊、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两陈追悼大会，亦即平反大会。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
……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坚决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广州解放前夕，他被派往接管广州治安。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在破案 工作中，他总是亲临现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组织破案，防止敌特破坏，保卫了广东各个重要设施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陈泊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他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努力工作。他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大胆无畏，刚直不阿，作风正派，热爱党的锄奸保卫事业。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他爱护干部，联系群众，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
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此后，对所有受到“两陈案”株连的人进行全面彻底的甄别平反。至此，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
曾深爱《霓虹灯下的哨兵》并因此而成为其一大罪状。
罗瑞卿故居
从顺庆区城内出发，驱车向北十分钟，即可到达坐落在城郊舞凤镇清泉坝村的罗瑞卿故居。
故居西边的陈列室，向人们展示着将军的戎马生涯。展品包括将军生前的珍贵实物及文史资料十件，文史照片及绘画百余件。它给人们以启迪和力量，激励人们继承先辈遗愿，不断开拓进取。
毛泽东为何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参加了入城式。之后，罗瑞卿先到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又赶到太原前线，任太原前线副政委。当时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徐向前病得比较厉害，中央军委决定由周士第和罗瑞卿代理指挥。太原战役发起前，彭德怀来到前线。而这时兵力部署已经就绪，彭德怀声明不干预具体事情。四天四夜，攻克了太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参加太原战役的部队，一部渡江南下，一部进军大西北。就在传言罗瑞卿即将出任西北军区副政委时，5月下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来电说，中央要他到公安部担任部长。
这个任命出乎意料，罗瑞卿马上坐火车来到北平，当面请求周恩来，允许他去西北打仗。罗瑞卿说，现在形势很好，仗打熟了，叫我做公安工作，我不太会做，不如叫我去打仗。周恩来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不要很长时间了。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设新的。公安部是管家的，很重要。罗瑞卿建议，公安部长还是请李克农来当好，他比我熟悉。红军1932年打漳州时，就有红军保卫局，局长是李克农，李克农一直没离开本行。
罗瑞卿的意见不无道理，为什么没选李克农来当公安部长呢？中央给各中央局及分局有一份电报，说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李克农一直是我们党内的情报专家，理所当然是情报部长了。所以周恩来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就这样定了。周恩来认为罗瑞卿的保卫经验不一定比李克农差。并说，今晚毛主席要见你，就不要再提打仗了。
当晚，李克农用车把罗瑞卿送到毛泽东住所——香山双清别墅。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到公安部工作？还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深情地说，我真想随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见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我是不太愿意再做公安保卫工作，可是党让我做，我决心当一辈子人民警察！我向毛主席表示，不会可以学习，可以请李克农帮助，一定要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为什么会选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这件事是有原因的。因为罗瑞卿最早与保卫有关的职务是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那时他随第四纵队在蛟洋一带担任警卫大会的任务。从此，他就与保卫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3年初，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瑞卿因头部重伤疗养了一段时间，回到部队后，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就这样，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大约三年，罗瑞卿一直当保卫局局长，积累了丰富的保卫经验。
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后，罗瑞卿每次行军都跟着军团部。只要大队人马一出发，他就照例出现在军团首长的身边，只在吃饭和睡觉时才回到保卫局。那时，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随红一军团行动。对他们的保卫虽然由中央保卫局负责，但罗瑞卿仍把保障他们的安全当成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务求不出一点问题。后来罗瑞卿跟毛泽东外出经常寸步不离左右，就是那时养成的警卫习惯。
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工作尤其是对首长的保卫工作，没有出一点差错，这与罗瑞卿的工作是分不开的。由于罗瑞卿的出色表现，他曾于1933年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
西安事变时，罗瑞卿负责中共代表的保卫工作，他在保卫方面的出色才干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所以新中国的公安部长自然非他莫属。
罗瑞卿的文革岁月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以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获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9年庐山会议后经林彪提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抓军队建设的主要执行人。然而，自1965年起，林彪开始排挤、打击罗瑞卿，使罗瑞卿成为“‘文化大革命’揪出的第一个大敌人”（引自罗瑞卿与《人民日报》原军事记者连云山的谈话）。从此，罗瑞卿成为开国大将中遭受迫害最为惨重的人之一，开始了他在十年浩劫中漫长而痛苦的牢狱生活。
林彪把罗瑞卿往死里整，罗瑞卿不堪其辱跳楼自杀。汪东兴代表中央看望，检查罗瑞卿自杀前留下了什么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汹涌袭来的时候，正躺在北京医院里的罗瑞卿看到报纸上暗示他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时，他觉得像是晴天霹雳一样。他后来对秘书说：我革命30多年了,现在给我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我怎么也想不通的。他更想不通的就是林彪为什么要搞自己！
从1965年上半年开始，林彪暗地指使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编造了11份长达51页3万余字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随后派叶群拿着他的亲笔信赴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据此，毛泽东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上海会议后，林彪继续炮制罗瑞卿的材料，并于3个月后，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有军队和公安系统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会上，林彪为从政治上致罗瑞卿于死地，罗织了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罪名。为此，罗瑞卿不得不做检讨。第一次没通过，要做第二次，罗瑞卿受不了此奇耻大辱，于
听说罗瑞卿自杀，彭真和汪东兴都来了。汪东兴对罗瑞卿的秘书傅国祯说：“你是老秘书了，你要注意，防止郝治平自杀！”到了北京医院，汪东兴又对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这几条对罗瑞卿也适用，等他醒来后麻烦你转告给他。”罗瑞卿醒来后，郝治平把汪东兴的话告诉他，但罗瑞卿面部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说，他的抽屉里放着给郝治平的东西。下午3点多，看见罗瑞卿的情况平稳了一些，郝治平就赶回家，她想看看罗瑞卿给她的是什么东西。等郝治平到家，汪东兴已经在这里等她了。汪东兴对她说：“你去吃饭，我先上去看看。”郝治平想起罗瑞卿留给的东西，就说：“我跟你一起上楼。”汪东兴起初不同意，但是在郝治平的坚持下，一起往上走。但是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汪东兴拉住郝治平，说什么也不让她进了。郝治平没有办法，只好站在门口。汪东兴几个人上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话，就坐上汽车走了。
郝治平急着找罗瑞卿留下的东西，可是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去问秘书，秘书说上交了。郝治平一听急了，说什么也要看一看。最后秘书们商量了好久，还是拿给郝治平看了。上面写着：“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郝治平没看完，眼泪就流下来了。
三月会议并没有因为没有批判对象自杀而停开，而是重新由面对面开成了背对背。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瑞卿还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这一时期虽然遭到批判，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安宁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骚扰。1966年12月17或18日，已经住了9个月医院的罗瑞卿提出要回家。当时他右脚跟已经愈合了，但左脚的伤口怎么也不好。周恩来同意了罗瑞卿的请求。
没想到，还没出院，厄运就来了。
一个人呆在房子里的罗瑞卿，又开始想林彪为什么会整自己，但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推测道：“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后来，晚年在回答一位领导问起林彪打倒自己的原因时，他又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林彪要我入伙，我不入；第二条是要我相信林彪，超过相信毛主席，我不干。”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从1966年严冬的那个夜晚起，罗瑞卿开始了长达7年的狱中生活。
他被一个筐抬着上批斗场，血水从筐里渗出来，流了一地；毛主席批准的手术，被林彪推迟了一年半；罗瑞卿说：“一切人世间的侮辱都受过了，受够了。”
批斗是大多数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的必修课，美其名曰“打态度”，即打掉被批判者的“嚣张”态度，使他们能够“配合”专案组的审讯工作。
对罗瑞卿的第一次批斗是在他被抓起来之后的第四天。
开会中间，有人跑上来照相，郝治平不愿意让他们照，便低着头。那些人抓着她的头发往后拉。这时，她的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抬起头来，让他们照！”这是罗瑞卿的声音，虽然低沉但却有力。她深情地看了看罗瑞卿，他那坚定无畏的目光给了她莫大的鼓舞。她想：“我又没错，照就照！”便昂然挺起了头。
以后，不断的批斗主要是军队系统。有时是三天两天一斗，有时候是四天五天一斗，也有一连斗好几天的，一直斗到1967年3月底。
除了批斗给罗瑞卿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外，他这一阶段还面临着伤痛带来的肉体上的巨大痛苦。
1967年初，罗瑞卿的伤口严重恶化，不仅原有的伤口未愈，而且在它附近又长出几个脓包，很快成为新的伤口，已经封口的老伤口又重新溃破流脓。
然而就在他住院的5个月中（4月至9月），仍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院外，共有31次被拉出去在大会批斗。其中一次，他手术不满一周，线还未拆，就被拉出去批斗。因此，罗瑞卿的腿伤未能好转。
此后，罗瑞卿在文革中就很少住院了。林彪自我爆炸后的1973年，罗瑞卿因为心脏病再次进过301医院，那时他的条件已经慢慢变好了，也没有了批斗。
后来，在自传中回首这段岁月时，罗瑞卿说：“从
审查罗瑞卿，三改专案组。江青出了个“主意”，罗瑞卿写出了20万字的自传
196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
罗瑞卿专案组下设3个组：即一分组（罗瑞卿专案组），二分组（汪金祥专案组），三分组（保卫江青组）。在组织调整时，吴法宪说：“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总后台是罗瑞卿。这3个案子实际上是1个案子，3个组合起来。”于是这3个组合在一起，统称为罗瑞卿专案组。汪金祥曾经任过公安部副部长，将他的专案放在罗瑞卿专案组尚可说通，但吴法宪为什么要将保卫江青组也放在罗瑞卿专案组呢？原来，1958年上海曾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公安部奉命查一查是何人所写，写信人的目的是什么。于是这个案件即由上海公安局副局长黄赤波负责，案件取名“十八号案件”。到文革中，这又被说成是案套案，是借查匿名信之名而“阴谋陷害江青”。由于经办这些案件都是公安系统的人，罗瑞卿任过公安部长，是“后台”，于是“保卫江青”组也被放到了罗瑞卿专案组。
改组后的专案组秉承林彪夫妇和江青的意思，加紧对罗瑞卿的审讯，目的在于把罗瑞卿打成特务。为此，他们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一、查罗瑞卿的特务问题。专案组查阅罗瑞卿的历史，企图运用无限联系的方法，把罗瑞卿打成特务。罗1929年在上海，专案组即想查他这一段是否参加了中统和军统。一了解，中统和军统均成立于1938年，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及其核心励志社均成立于1930年以后，其时罗瑞卿已去苏区，因此同罗均联系不上。吴法宪不肯善罢甘休，又将罗瑞卿几次到国统区（包括1938年到武汉，1946年到北平、重庆）的时间定好，然后查在这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的一切反动组织，从中统、军统到青帮、红帮，一个一个往罗瑞卿身上套，看看有没有合身的，其结果自然是白费心机。
二、通过查利用敌人电台，妄图把罗瑞卿打成通敌分子。利用敌特电台使其为自己服务，这是对敌隐蔽斗争常用的方法。公安部门使用利用电台是经过中共中央常委的批准。但中央文革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陈伯达竟然装糊涂地说：“什么利用电台，我怎么不知道？”吴法宪等发现1962年罗瑞卿建议公安部门利用敌台给国民党保密局长叶翔之打电报，落款是“知名不具”，便说这是给叶的暗语。由于利用敌台曾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查来查去也就不了了之。专案组还从公安部档案中查出，罗瑞卿曾经批准释放一名认罪的特务，运用他对付敌人。叶群知道后，如获至宝。8月中旬，她对吴法宪说：“一○一说，这一下抓住罗瑞卿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罪状了。专案组要狠狠抓住这个罪状对罗瑞卿进行审讯和斗争。要注意罗瑞卿十分狡猾，几年来一直不认错，没有交代出什么材料。过去专案组斗争和审问不力，现在抓住罗瑞卿放纵×××的材料，要穷追狠审，搞些材料来。”
三、查罗瑞卿的假党员问题。专案组在中央组织部借来的罗瑞卿档案中发现，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3个入党介绍人，不符合党章。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1967年11月中旬一个上午，罗瑞卿又主动向专案组说：“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这样一来，吴法宪等人以为找到了罗瑞卿案件的突破口，勒令专案组死查他的假党员问题。后来经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证实：罗瑞卿在1928年10月由原武汉军校的一位同学，在上海与中央军委欧阳钦（当时负责联络工作）联系上，后由军委安排，几经周折于1929年初进入闽西苏区傅伯翠部参加红军。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只是件“入党没有组织手续”的“憾事”。原来，倾向进步、一直急于入党的罗瑞卿和同学任伯芒到达上海后，罗瑞卿向已经是党员的任伯芒提出了帮助他解决组织关系的问题。任伯芒给他出主意说：要罗瑞卿充作在军校入党的党员，与党失去了联系，写个报告给中央，要求恢复关系，信头写“中兄”，并写明他是证明人，这样比较简单快捷，否则组织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当时罗瑞卿虽然感觉到这样做有些不合适，但由于入党心切，就照他说的办了。报告由任伯芒转上去了。不久，中央军委就派欧阳钦在上海黄浦滩（外滩）公园同罗瑞卿接了头，简单地询问后即告诉他组织关系已经恢复。就这样，这个问题也不了了之。至今，罗瑞卿的入党即以“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见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为准。不过尽管如此，没有入党手续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罗瑞卿。
这一时期，专案组“认真”贯彻江青提出的方法，即让“犯人”写自传，写好就上交，接着再让写。然后把几遍写的自传拿来对照，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作为突破口。罗瑞卿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思考、总结自己的一生。
罗瑞卿对待审讯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有啥说啥，而对那些专门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提问，他都据理驳斥，常使审讯者哑口无言，下不来台，常被说成“态度不好”。审讯人员中也有颇具正义感的人，他们对吴法宪这一伙的做法表示了怀疑，结果便被说成“右倾”，撵出了专案组。对罗瑞卿的审讯闹腾到1968年底，一无所获。
在与林彪集团的最后斗争中，他因与20来岁的看守吵架而懊恼；为自己判断的证实而兴奋；为揭批林彪而推迟与分隔7年的家人见面
这些看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左”的思想的蒙蔽，感情被扭曲，把这些被关押的老同志当“黑帮”，常同这些老同志发生了冲突。那时，“犯人”在室内打蚊子要“报告”，上厕所也要喊“报告”，经哨兵允许方可去打，方可去上。罗瑞卿行动不便，室内有一个小卫生间，但他上厕所也要打“报告”，有些看守听了“报告”故意刁难，不予应允，罗瑞卿说了“憋不住了”以后，看守仍然让“等一等”。在不能忍受的情况下，罗瑞卿不得不提出抗议。“犯人”被允许自费订阅一份《人民日报》。有一个看守收到罗瑞卿的报纸后，自己先看，看完才给罗看。有时故意慢慢地看，就是不把报纸给罗。有一次，看守看完了报仍不交给罗，罗瑞卿就向他要，看守死活不给，还奚落他是“反革命分子”。罗瑞卿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我抗议，我要告诉你们的上级。”看守像没听到一样，直到下岗时，才将报纸交给罗瑞卿。第二天看守来时，两人又为报纸的事吵了起来。干部听到争吵后过来问清情况，向罗瑞卿表示道歉后，这才平静下来。类似的争吵次数很多。有时争吵完了，罗瑞卿又感到后悔地自言自语：“唉，我和一个孩子有什么可吵？”
1971年，已经在狱中度过5个年头的罗瑞卿开始为自己制定新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革命四十几年，读书未有今日之好读。”他阅读毛泽东亲自圈定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30本马列著作。
“九一三事件”后，每天都会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罗瑞卿发现外面的世界开始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那一段时间里，舆论保持沉默，但罗瑞卿敏锐地发现林彪的名字渐渐从报纸上消失了，监狱的条件也在悄悄地改善。
罗瑞卿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后，连续几个夜晚他兴奋得不能入睡，同林彪几十年的交往一幕幕浮过眼前。他认真回忆并开始奋笔疾书清算林彪的罪行。时隔不久，监狱通知他可以和家人见面了。7年来未睹亲人的罗瑞卿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断然决定推迟探望时间，待写完揭发林彪的材料后再和亲人见面。
子女们不解地问罗瑞卿：“你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罪，为什么还要这样？”他回答说：“我怎么能够不这样呢？我不把我掌握的全部情况写出来，怎么会安心呢？我再也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林彪的自我爆炸，乙裁挥兄竿峄钭偶侥忝恰？墒窍衷谡庑┦迪至耍一怪竿裁茨兀课医衲?lt;SPAN lang=EN-US>66岁了，身体搞成这样，今天见到你们，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也不知能不能见到你们的母亲。趁我脑子还清醒，我要给你们留下几句话，算做我的遗言吧。你们要转告组织，转告你们的妈妈，我对组织上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能在我的生前搞清我的问题当然更好。中央现在一定很忙。林彪等一伙给党造成的损失是不能在一天两天中恢复过来的，但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如果等不到那一天，我死后，你们不要惊动任何人。摇一条小船，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去，恩格斯当年就是这做的，这是我最后的要求……”
这以后，罗瑞卿的处境转好，刚开始专案组守在屋里监视他与子女们会面，后来到屋外，再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不过，孩子们还是很小心，生怕惹恼了专案组，取消了和父亲见面的宝贵机会。每次会见完，专案组都坚持让罗瑞卿先走，一直等到罗瑞卿的汽车离开很远才准许孩子们离开。
罗瑞卿的解禁得益于毛泽东对“九一三事件”的反思。林彪的叛逃，给暮年的毛泽东打击很大，他决定撤销林彪时期设立的军委办事组、纠正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事件、平反邓小平等人的冤假错案、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福州治脚期间，他一不小心成了“以诗言志”的诗人；作为军委顾问，他是真“顾”真“问”；面对“四人帮”的最后挣扎，他说“四人帮”肯定是短命鬼
1974年底，经曾在福建请老中医林如高治过腿的张爱萍的介绍和邓小平的批准，罗瑞卿去福州治疗腿疾。在这里，罗瑞卿一不小心成了诗人。
虽然他已获得自由，但“四人帮”的横行肆虐使他思想上深感压抑。为此，他曾写信给总参谋部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文一，诉述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党的前途的坚定信念。而李文一则把这些书信带给老战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老院长魏传统看。魏深为罗瑞卿的刚正、忠诚所感动，但又为他的身体而担心，怕长此下去会影响治疗。于是，他写了一首五言诗通过李文一转给罗瑞卿：“疗疾先疗心，乐天看风云。鼓山春意浓，不负东南行。”意在劝他多到外面走走以排遣抑郁之情。但魏传统却没有想到，他的这首诗竟引发了罗瑞卿的两首诗。这已是1975年4月。一天，李文一清晨就扣开了魏宅的大门，他给魏传统送来了罗瑞卿的亲笔复信，信中写道：“我得到附在你信中寄来的老魏的诗，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令人高兴。”他告诉魏传统他已到鼓山游过，并在信的后面附了答魏传统的两首五言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愿君知我心，何畏遮云天；太阳终归山，一样照人行。”此诗可以看出解除监禁后的罗瑞卿的喜悦心情。
1975年夏天的一天，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全国的形势好转，远在福州养病的罗瑞卿心情也逐渐舒畅起来。茶余饭后，他和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省委书记廖志高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兴元等在庭院的林荫道中散步，谈论党和国家的希望和前途。8月，也就是八一招待会后，罗瑞卿和谭政、陈再道、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公开露面是在这一年的八一招待会上。此前，军委派专机把罗瑞卿从福州接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之后，他返回福州，开始调查研究工作。
任命军委顾问，这在我军中是第一次，有的人不知道顾问该如何开展工作，罗瑞卿说：“我们可以搞一点调查研究，比如我就准备研究一下台湾问题。”此时，罗瑞卿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近10年了，对外面的情况确实比较生疏了。为了能尽快工作，他需要补补功课。为此，他向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冯征提出，希望冯将这10年来的文件送给翻一翻。于是，他的办公桌又堆起了成摞的文件资料。
期间，他行使了一次顾问的权力。有一次在和人的聊天的时候，他偶然听说一个叫大小登的英雄岛被诬蔑为“反动堡垒”、“修正主义堡垒”受到批判，曾经受到自己接见过的在该岛担任指导员的洪秀纯也被打倒了。听到这个消息，罗瑞卿立即向军委建议，派人到该岛了解情况，以重新树立这面对敌斗争的旗帜。由总参和总政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很快来到该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证明这面当年的旗帜并没有倒。罗瑞卿听罢工作组的汇报，立即找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马兴元谈话，他说：“大小登是个坚强的堡垒，这个堡垒中的民兵也好，民兵干部也好，表现得都很英勇，非常坚定，敌人采取各种办法想把他们拉下水都没有能够得逞。把它说成是一个黑样板，错了！红旗还是红旗！希望你们给以支持。”当时，“四人帮”及其在该省的爪牙还十分猖獗，工作压力很大，但在罗瑞卿的支持下，省委、省军区派人深入到该岛帮助工作，排除阻力，终于使这面红旗重新飘扬起来。
但是，不久以后，政治形势开始变得严酷起来，“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日益猖獗。1975年11月下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达后，罗瑞卿把军区和省委的几位领导约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福建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中央的指示、小平同志的指示贯彻得很坚决，工作开展得很好，很顺利。但是‘人家’不甘心啊，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皮定均说：“你就在这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罗瑞卿不服气地说：“打起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一样打冲锋。”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罗瑞卿立即返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但此时，局势已急转直下。2月，廖志高从北京返回福州，刚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揪斗。罗瑞卿所住的省委宿舍汤井巷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造反派出入如入无人之境。罗瑞卿对马兴元说：“要坚持下去，要沉得住气，不要动摇，他们（指‘四人帮’）肯定是短命鬼。”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冲进来一伙人抢占了省委宿舍，马兴元也被抓走了，并抄了他的家，马兴
那天到天安门，是儿子罗宇陪着罗瑞卿去的。下车后，穿过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门口，碰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她看见罗瑞卿站在烈日下暴晒，便劝他找个阴凉处。罗瑞卿气愤地说：“连这里都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让我参加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呀！”毛泽东的追悼会一开始，罗瑞卿便站起来，拄着双拐，和所有的人一样用一条腿一直肃立了一个多小时。他不停地流泪，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又一次住进了301医院。
不久，“四人帮”被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罗瑞卿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春天：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二次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此时，他已经72岁了，但他表示“要当成27岁来干工作”。然而，遗憾的是，不久去西德治疗腿疾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时为
对于罗瑞卿在文革中的表现，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诚哉斯言！
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
有一说法，称庐山会议后林彪提议罗任总长是出于讨毛欢喜。其实，并非如此。在1949年后，先后有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任总长。短短10年，就换了五任，其中固然有工作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总长也的确难当，主要是源于历史上的恩怨，山头太多，(从解放军的形成来看)，婆婆太多。(有些元帅在军中无职，但影响还有。很像中共12大以后的中顾委)。再说59年总长人选，在元帅中只有叶剑英合适，但不知毛，林为何不用？同时，考虑到叶的资历，给林当部下，也稍有不妥。因此，只能从大将中选。粟裕58年刚被罢官，不会再用，徐海东1940年后就养病，黄克诚垮台，陈赓长期心脏病，另外，谭政时任总政主任，萧劲光时任海军司令，许光达任装甲兵司令，就剩下张云逸(1892年生，时年67岁，比毛泽东还大一岁)，王树声和罗瑞卿。在王，罗两人中，林彪当然要选罗。因此，可以说，选罗任总长既是必然，也是无奈。从林彪的心意讲，恐怕更想让刘亚楼出任。
林彪领导军委的前三年，军队的作风与彭时有很大不同，毛十分欣赏。毛自50年以后长期对军队工作持批评态度，此时，却对林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大加称赞。后人，不乏有些元帅，将军在其回忆录或其他著作中对林彪所倡导的“突出政治”多有批判，并列举当年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是如何如何抵制等等。看待历史事件，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简单地把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归于某种个人野心是不客观的。
其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与毛泽东有着历史的渊源，自南昌派(原国民革命军第25师残余部)，和三湾派(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会师后，毛泽东长期直接领导军队，并在军队中拥有大批高级将领的支持，典型如：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人。
其二，59年庐山会议后，尽关毛泽东打赢对彭德怀的战役，但其威望，尤其在地方上的威望也严重受损。只有军队(其核心领导是毛的基本力量：红一方面军骨干)是毛的大本营。在全国一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形势下，唯有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其三，“突出政治”并非林彪个人发明，在一些具体方法上，军委一些成员解释有差异，但大前提是一致的。尤其以罗荣桓，萧华领导的总政治部，更是排头兵。同时，军委第二负责人贺龙元帅更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推广到他兼管的体委，在现在看来是极左的“徐寅生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就是贺龙不甘落后，紧追林彪的例证。为此，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
林彪为何要打倒罗瑞卿?
庐山会议后，按中央军委分工，贺龙兼管国防工委，聂荣臻兼管国防科委。但贺龙的工委与聂荣臻的科委关系如同水火，军委无奈只得另组国防工办来协调贺，聂的关系。前期，罗瑞卿基本处事公道，后期不免有失公允，为此引起聂的极大不满。(聂荣臻自离任总长职务后，与历任总长的关系都出问题，尤以其对粟裕和罗瑞卿。粟裕在军内的名言是：勤勤恳恳打仗，战战兢兢做人。50年代，聂荣臻因一事遭毛批评，代总长一职被撤，粟裕同时受表扬。聂便嫉恨，以至于两人见面不说话。
在解释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打倒罗瑞卿原因时，均将其归为林，罗工作上的冲突，林彪担心罗瑞卿取而代之。而毛泽东似乎是无辜的，被迫接收了这个结局，因为他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毛，而不是刘，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此为大谬也。尽管，林彪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由叶群以林办主任身份代表林在会上做相关发言。
“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极为重大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1965年5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1965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时开始于1965年5月。
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除毛，林外，军委主要成员均出席。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元帅叶剑英为了这个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而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把叶帅凉在了一边。会议刚结束，叶，聂，萧，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６３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此时林彪已知毛泽东及众多元帅，将领对罗不满，但林又不能明说。罗瑞卿除与贺龙保持密切的关系外，与军委大多数成员关系很差。罗自认为有在军中有毛，林，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彭真支持，在党内有邓支持，舍我其谁？孰不知此时毛泽东在其打倒刘少奇的全面战役中对罗的立场已产生怀疑。
正是在有此大背景下，才出现了林彪与罗瑞卿的谈话，林对罗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还说，你去我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为了说明通气的必要， 还拿出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字一句念了起来。林彪此时要罗瑞卿“加强通气”是为罗瑞卿好。 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提出也是为了引起罗瑞卿的重视。 因为他已经引起了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老帅的不满。 此时要罗加强“通气”是毛泽东和许多老帅的意思，林彪的过渡放权和罗瑞卿的过度专横已经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可惜，“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罗瑞卿终于还是没有明白。类似的话后来林也与贺谈过，贺也同样听不懂。这样，毛泽东就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兵权的准备，以确保在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杨成武，李天佑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在叶剑英元帅主持下的收集罗瑞卿材料的工作进展顺利。这其中包括海军第一副司令王宏坤，第一副政委李作鹏提供的材料，总参杨成武转来的兰州军区的材料，雷英夫(时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少将，被毛誉为“洛阳才子”。1950年我军第一个发觉美军会在朝鲜仁川登陆就是此人当时是50年8月中。距美军登陆还有一个月。)的材料。11月，总政召开军队政工会议，批判肖向荣，矛头指向罗瑞卿。而罗此时尚蒙在鼓里。
同月10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姚文元文章发表，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此文在北京遭到彭真主持的书记处和北京市委的顽强抵抗。毛泽东早料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不会转载，然而让毛震怒的是除了华东地区的一些报纸外，全国没有一家党报转载。尤其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历来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解放军报》也同刘、彭站在一起公然对抗他。为此，毛泽东让陈丕显捎话给罗瑞卿，表示毛对北京各大报都不转载“姚文”强烈不满，毛此时已是在给罗瑞卿最后的机会，以证实毛对罗的看法，以及对刘派的态度。但罗没有太当回事。直到
在完成这些部署后，
常委会表决：常委7人， 毛、周、朱、林赞成；刘、邓、陈反对。四比三通过。
政治局及书记处共38人，表决结果：29票赞成，2票反对( 彭真、刘伯承)，7票弃权(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
这样，在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上，均获通过。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林彪固然认为罗工作有错误，但以“反对林副主席”为由来打倒罗，却是林本人始料所未及的，但除此也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会后，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协助林彪主持工作。杨成武为代总长。罗瑞卿从此离开政坛达12年。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12月上海会议突然打倒罗瑞卿时，当时很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都大大感意外，大家诚惶诚恐，不知道谁会受到牵连，只有叶帅兴高采烈，会后竟当众唱了一段评剧。
罗瑞卿被打倒5个月后，彭真垮台。又4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相继垮台。
林彪为罗瑞卿罗织“十罪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彪借总结讲话突然发难
1964年5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出席作战会议。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
在作战会议期间，罗瑞卿经常到林彪处请示工作。一次，他告诉林彪，与会人员希望毛主席接见，但主席不在京，他建议请在京的中央常委接见一次。林彪同意。罗问林能不能去，林彪摇摇头，“身体不好，不见了。”但是，
接见即将结束，刘少奇已经宣布散会，林彪突然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我还要讲话。”接着便讲了一通，批驳了那三位组长的发言，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让杨成武他们去讲。”罗瑞卿讲不讲，他只字未提。
作战会议定于5月底结束，结束前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作总结发言，这一信息已登载在会议简报第63期上。
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
林彪的秘书立即将此指示用电话通知罗瑞卿的秘书。当晚，罗瑞卿一回到家就看到林的“指示”。这时，叶群来电话了：“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个事。一○一(林彪代号)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
罗瑞卿立即登上汽车来到毛家湾。他刚坐下，叶群便指着她的儿女故作正经地解释：“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也叫来。”她接着说：“下午他可是大发脾气呵！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我回来后，一听说这事，连忙向他解释，并不是你自己要做总结发言，那天我在场嘛。大家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作的……”
叶群继续说：“4月份你说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5月份，亚楼同志刚死，刚刚作了通气的规定，又出了干部评级定薪的问题。干部的事情，他林彪要负责呀！”
所谓干部评级定薪，是指高干的评级定薪，总政搞了文件和一个名单，呈送林彪和罗瑞卿。罗已阅，让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请示林彪。叶群答复：一○一身体不好，名单不看了，汇报也不听了，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即可。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在办公会议讨论后即将文件和名单上报中央。叶群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件后立即打电话责问：“刚刚规定了的要通气，为什么又不通气？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经过林就送中央？”后来，在
叶群接着说：“今天这件事不要扩大，公开是不利的。我已把所有电话记录追回了，并交代秘书任何人都不准讲。”罗瑞卿不接这个话茬，而是问她：“我怎么过关？”
叶说：“由我来转弯，说服他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
罗瑞卿点点头，答应照办，便起身告辞。回到家，他憋了一肚子气，便对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是怎么回事！”
叶群不伦不类将林、罗比作贾宝玉林黛玉
第二天早饭后，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通了，按昨天晚上说的办。”叶又对郝说：“你也来吧。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的，谈不好又谈崩了。你来，你来，你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要是出事，也好缓和一下。”郝治平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罗瑞卿夫妇到了林家，林彪和叶都出来迎接，林彪脸色很不好看，他同罗瑞卿握了握手，便招呼罗坐下。罗瑞卿即按叶群昨晚所说，只谈要到作战会议作一个发言的事。最后，罗瑞卿请他指示，他说：“去讲一次好，就照这样讲。”
林彪和罗瑞卿谈话时，叶群将郝治平让入另一间会客室，对郝说：“一○一脾气坏得很，他只同自己最亲密的人发脾气。总长就是他最亲密的人。他们就像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因为太好了，所以就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吵，又要好。”
叶群谈兴正浓，又造谣说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如何分了一半功劳给罗荣桓。她见郝治平对这一话题没有兴趣，又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郝有点茫然：“没想到什么合适的东西呀。”叶群说：“就是送张孩子们的照片也好嘛！”郝治平答应了。叶群又提议到院子里走走。这时牡丹、芍药正在盛开，叶群剪了一些花朵，过了会儿罗瑞卿已经出来，郝治平赶紧向叶群告辞上车。叶群将花由车门送给郝治平。郝治平说：“这么好的花，你们留着看吧。”叶群说：“大家看，大家看。”郝只得将花接到手里。
当天下午，作战会议召开中心小组会，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有一个习惯，谁主持会议，最后讲几句，有叫总结发言的，有叫发言的。没有统一规定。以后是否改一下，不叫总结发言。”罗瑞卿讲的事实上是贯彻了叶群让收回的林彪的指示，第二点则是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林彪、叶群在高干评级定薪中出尔反尔的补救措施。
罗瑞卿夫妇回家后的第二天，郝治平给叶群送去了几张孩子的照片，叶群回电话说：“一○一喜欢极了，已将这些照片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
林、叶一面甜言蜜语，一面授意收集揭罗材料
在这几天，叶群每天差不多都要给罗瑞卿来两次电话，反复说：“一定要改善关系，你们过去的关系是最好的了。我同林结婚后，经常听他说，他有两个好干部，一个叫罗瑞卿，一个叫刘亚楼。亚楼同志去世了，你们两个不要凶终隙末，不要因为关系不好，而使亲痛仇快呵！”罗瑞卿被她唠叨得十分厌烦，便说了一句：“请你放心，我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后来，在整罗瑞卿时，林彪、叶群便抓住这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大做文章。
为了搞好同林彪的关系，罗瑞卿又做出了几项决定。
然而，林彪、叶群此时整罗瑞卿的决心看来已经下定了。早在
删去“最高最活”成了罗的罪证
挨了林彪几闷棍以后，罗瑞卿在处理同林彪的关系上更是如履薄冰，极端的谨慎。
1965年，《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在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提错了，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去另一个房间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
康生正大力提倡“个人崇拜”、“反修防修”，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接到罗瑞卿电话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便表示：这是新的提法，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康生未正面回答，说还是按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
于是，“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从“前言”中删去了。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这便成为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冒雨前往大连汇报，反被诬为向林彪“突然袭击”
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的提法，林彪、叶群知道后又给记了一笔账。但表面上，他们对罗瑞卿表现得十分热情。
7月下旬，罗瑞卿和郝治平到北戴河。
第二天，罗瑞卿和郝治平冒雨乘飞机到大连，一下飞机，罗瑞卿即打电话给叶群，叶群忙说：“马上来吧，今天见见面，工作明天再谈。”罗瑞卿夫妇在倾盆大雨之中按时到达林彪住处。
林彪同罗瑞卿寒暄了几句后，便一言不发，枯坐在那里。罗瑞卿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便不再遵守叶群第一天不谈工作的约定，开始汇报起工作来。他讲了为林彪起草《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情况，又谈到这一年用军队负责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有三篇。林彪立即追问另两篇是谁决定写的，用谁的名义发表。罗瑞卿告诉他，一篇是用罗的名义，题目叫《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已在
随后，罗瑞卿送了一本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记录给林彪。林彪接过略翻了一翻，便就具体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他的设想，要求罗回京后向毛主席报告。
后来，这一次罗瑞卿的大连之行被林彪叶群说成是对林彪的突然袭击。罗瑞卿反躬自省，究竟是在什么事上又触怒了林彪，后来他忽然想起，他曾按林彪通气的要求，送了一份毛泽东在武昌同谭启龙等人的谈话纪要给林彪。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说：“我就不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说军队干部不能向地方同志提意见，为什么不能提呢？”
罗瑞卿考虑：林彪看了毛主席的话肯定不高兴，“不送吗？他将来要是知道了，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我隐瞒起来不告诉他，这我怎么吃罪得起……两者相较，前者总还是较轻的。我还考虑过，是否把主席指示中这几句话拿下来。可这样做，不仅技术上办不到，而且首先是政治上不许可，我怎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主席的指示，所以考虑的结果还是决定送去。”
林彪启用亲信李作鹏，暗地收集黑材料
为了打击罗瑞卿，林彪又采取了新的步骤。
不让面见，罗瑞卿便采用写信和送文件的办法去通气。他让秘书把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写成工整的大字，给林彪送去。叶群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总长，林总说这个办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通气。”
然而，这完全是为了稳住罗瑞卿。
在这份“揭发”材料上，林彪批道：“纯属造谣。”在材料中还两次批道：“从未报告。”
后来，到
1962年，罗瑞卿同志代表军委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公开宣布：李挡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为第二线，萧(劲光)为第三线。此后，常委决定萧、苏不在时，常委工作由李作鹏同志主持，并报军委批准了。但今年交心会后，萧、苏酝酿成熟后，突然提出：萧、苏不在时，由王主持常委工作，把李由一线改为二线，把王由二线改为一线……
对于这一牵涉到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分工的问题，林彪何以发这么大的火？
当林彪出任国防部长时，海军司令员是萧劲光、政治委员是苏振华。他们在林彪提出坚持“四个第一”和大兴“三八作风”后，没有紧跟，引起了林彪的不满。1962年3月，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刘承司驾机叛逃，林彪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对海军领导横加指责：海军四个第一没有摆在第一，大路不走走小路，现成药方不用另开药方。林彪所谓大路是指通往林家毛家湾的路，林彪所指现成药方就是指“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之类。
林彪在进行了这一通指责之后，便于1962年4月组织了一个军委检查团到海军检查工作。李作鹏等随检查团到了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结束后，他们即留在了海军。
李作鹏在解放战争初期曾在林彪司令部当过参谋处长。李一调入海军，林彪就要他任党委第一副书记、管常务的副司令。那位主任，原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与李同时调入海军。
为了贯彻林彪指责海军的指示，1963年1月，海军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李作鹏等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和萧、苏展开了争论。
他不同意李作鹏等所说，海军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他说：“我看，海军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正确同错误的矛盾……”
李作鹏等对此十分不满，认为罗瑞卿搞调和、偏袒萧、苏。李作鹏秉承林彪的旨意，联络个别人企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打击萧、苏。李作鹏在海军一次党委会上发言，题目就叫《驳萧劲光》。他所以如此傲慢，就是因为有林彪撑腰。那位主任去海军后，也很骄横。罗瑞卿知道后，曾托人捎话给他，希望他谦虚谨慎一些，注意联系干部、联系群众，夹着尾巴做人。
了解了这一背景，便可知那位主任何以要“揭发”罗瑞卿批“以王代李”的报告了。
抛出陷害罗瑞卿的“重磅炸弹”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指罗瑞卿)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
然而，就在10月初，那位副部长写这份材料以前不到一个月，林彪已经发话了：“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在这份材料的附件中，那位副部长叙述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起草过程。据他说，《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央原决定由三座门编写组负责写的，
这显然已引起了林彪的不快，然而林彪又不便因此而发作，因为发表文章、讲话都是中央决定的，并非罗瑞卿个人的主张。拿这件事指责罗瑞卿，罗只要稍作解释便会不攻自破。
9月间，罗瑞卿看到一些材料，反映自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以来，部队中搞空头政治的倾向有所滋长。于是，他在《军报9-12月宣传要点》上批示：“政治、业务，红与专的关系，主席在工作方法60条里已经讲清楚了，社论要很好体现出来。主席讲了不要脱离政治、迷失方向，又不要当空头政治家。这方面，现在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需要有这样一篇社论。”
10月间，罗瑞卿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听说陶铸要去上海，也想同去。此时林彪规定的两月不见的期限已过，他想去向林彪“通气”。罗打电话到苏州请示，林彪的回话是身体不好，不要来。于是罗瑞卿便径直去广东看地形。
打倒罗瑞卿的前奏：整垮萧向荣
当罗瑞卿到达广州时，整个神州大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林彪接着说：“什么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林彪1960年提出的“精神原子弹”的重复。
林彪在发出这一指示的同时，又下决心把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整倒。
萧向荣，1932年打漳州时便调入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抗战胜利后，又调到四野任宣传部长，是林彪的老部下。1962年春天，林彪从外地回京，萧向荣去看望他，叶群对他说：“今天早晨，罗总长打电话来，说要向一○一汇报工作，但一上午也没有来，一○一气得在电话上冲他发了一通脾气。今后你可以直接来向林汇报工作，不必先打电话约，随时都可以来。”
关于这件事，罗瑞卿的回忆是：有一天，他告诉秘书，让秘书向林彪的秘书问一下，昨晚林睡得好不好，如睡得好，他想去汇报工作。不知是罗的秘书还是林的秘书听错了。林彪把这听成当天上午罗要来汇报工作。而罗却一直在等林彪的秘书回话。由于没有回话，罗便到海军去调查机要通信工作。快到中午12点，林彪让秘书要通罗瑞卿的电话，然后冲电话大声嚷嚷：“你说来为什么不来？我要做工作，要了解情况。你不来汇报，我怎么工作？”未等罗回答，他便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下午，罗在林午睡起床后赶到林家说明了情况，检讨了自己的疏忽。但后来这件事便成为罗瑞卿“封锁”林的“罪证”。
到了1965年林彪有一次把萧找去汇报工作，便专门征求了萧对罗瑞卿的意见，萧向荣实事求是地答道：罗总长身体好，工作非常紧张、积极，未发现他的工作有什么问题。林彪见话不投机，便不再说什么了。
20世纪50年代末，叶群由地方调回部队工作，干部部门建议授予上校军衔。叶不满意，要求授予大校军衔。在一次军委办公厅党委会上，萧当着叶(军委办公厅党委委员)的面说：“如果给你授大校，我们这里好几个处长怎么办？”从此，叶便对萧记下了仇。
这些事积累多了，加上萧不愿揭发罗瑞卿，林彪夫妇便决心整他。萧向荣曾说过一些话，如：“我们这些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人，为人民服务已经解决了，光学‘老三篇’是不够的，要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萧的错误便被定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当晚，罗瑞卿觉得不妥，又打电话给李作鹏，说自己今天不冷静，要求不要把刚才的争吵反映到会议上去。李作鹏表示同意。然而过了两天，林彪授意秘书给李作鹏打电话，让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打沉敌舰以后罗、萧的表现”的材料。李接完电话立即把那位主任等叫到李家，由那位主任在李作鹏的办公桌上起草了材料，为罗瑞卿罗列了“十大罪状”，把罗瑞卿和萧劲光联在一起。材料说：“我们估计由于他们对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不通，都存在着严重的单纯军事技术观点，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加上对林副主席一些正确批评不满，就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罗瑞卿同林彪的最后一次见面
接见朗诺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周恩来汇报完后，罗瑞卿提出，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林彪。毛泽东点点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周恩来也要求罗瑞卿把他向主席的汇报向林报告一下。罗瑞卿没有料到，这就是他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晚，罗瑞卿见到了江青，江青谈起姚文元的文章，她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了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瑞卿立即答应她，《解放军报》可以加按语转载。随后罗瑞卿吩咐秘书电话通知《解放军报》社。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彭真，告诉彭，他在同主席谈起此文时，主席笑了。因此他估计主席已看过此文，他建议《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彭真未给明确答复。后来在“文革”中有人说罗瑞卿此举是向彭真通风报信。他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毛泽东要通过批吴晗达到整彭真的意图。他所以要给彭真打电话是希望《北京日报》尽快转载姚文，以免毛主席生气，以免彭不好交代。
罗瑞卿到林的住处，一进门秘书就告诉他，林还未吃午饭。罗点点头，便来到林彪的会客室，林彪照例拉手、让座，又拿出糖盒请罗瑞卿吃糖。叶群未露面，而是在附近一间屋子里偷听。罗瑞卿知道林尚未吃午饭，几次声明，明天还可以留一天，再谈一次。林彪要求他一次谈完。罗瑞卿说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了在两广看地形及沿途部队情况，北京批判萧向荣的情况。他认为对萧的问题看得过重。林未置可否。罗瑞卿汇报中还谈到最近空军一飞行员驾机投敌的事，并对林说：“听说吴法宪为这件事急得满脸大汗。”林彪立即点点头：“这个人就是责任心强。”罗瑞卿突然联想到1962年海军刘承司事件后林借机指责海军主要领导干部的事，对比他对吴法宪的态度，真是不胜感慨。林彪接着又说：“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
罗瑞卿汇报完后问林彪还有什么指示，林彪说：“没有了，谈完了。”罗站起身要走，林彪又问他身体如何，罗说：“还好，只是最近牙经常疼。”林彪说：“牙疼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疼了。”这就是林彪最后一次见罗瑞卿的临别赠言。
从此，林彪开始了对罗瑞卿的残酷迫害。
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将帅之间的一桩公案
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与会者大都表示了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汇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对林彪突袭罗瑞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叶群可不管这些反应，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读者请注意：就是这个语句都不怎么通顺的“四条”，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黑白颠倒、人鬼莫辨。
要说清这桩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帅、大将、上将间的公案，得从公案的引发人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三者间的关系谈起。
一、刘亚楼曾是林彪多年的“亲密合作者”
右一为林彪，右三为刘亚楼
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一向是个敏感的话题。早在红军时代，作为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刘亚楼有着显赫耀眼的战功。到陕北后，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同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毕业后，三人皆受命离开军队留校任职，林任校长，罗任教育长后升副校长，刘任训练部部长后迁副校长。抗日战争既发，林彪离校上战场，就任一一五师师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被阎锡山部误伤，后赴苏联治疗。
在此前后，刘亚楼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派遣，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和林彪常有接触。苏德战争爆发时，两人经常出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的第三国际军事领导人集会，为苏方献计献策。刘亚楼那个未被采纳后被事实证明了的判断，更使林彪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不但胜任参谋长，而且还能当主官。
1946年春，鉴于首战四平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也正因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团结默契，灵活贯彻中央正确意图，东北野战军屡屡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妙仗，并成功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林彪卓越的军事智慧，刘亚楼是由衷佩服的，但并非无原则地听从他。辽沈战役中林彪试图放弃打锦州时，刘亚楼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对。
有一次林彪还把他的“天机”以题字相赠的形式告诉了刘亚楼：“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 ”不管刘亚楼接受不接受这种“教条”，但从林彪不爱给部属题字这点，可以看出，他和刘亚楼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 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叶群自然是感激刘亚楼的，不仅是感激，客观地说，甚至还有点怕。这不仅在于林彪对刘亚楼的信任，还在于刘亚楼是个在原则问题上不低头、不溜须拍马的、正直的人。和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不同，刘亚楼不主
二、建国后，中国政坛大红人林彪对刘亚楼信任不稍减
刘亚楼和林彪更多的接触，是在1959年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后。
1958年5月，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召开前4天，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
但刘亚楼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
刘亚楼和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罗荣桓全身发抖，却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刘亚楼回家后，心情十分不好，他试图给林、罗作调和。但叶群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华社要公布军队领导人的名单，林彪不同意公布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刘亚楼对此十分感慨。
其间，他几次去看望罗荣桓，罗荣桓和他作了促膝谈心。这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住进北京医院，刘亚楼多次前往探望。
刘亚楼很希望林彪能参加罗荣桓的追悼会，但林彪犹豫不决，并且终于没有前来。刘亚楼对此很不理解。
笔者为写作《百战将星——刘亚楼》，走访了数十位在党内和军内担任要职的老同志，他们几乎都认为，刘亚楼与林彪后来所谓的“四大金钢”（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非此辈所能比。
话回到叶群在上海会议的所谓“揭发”。说她满嘴谎言，那也不对，因为在刘亚楼病重住院时，她和林彪也确曾多次前往探望，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屈尊”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
一小时后，
林彪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番举动，翟云英一家自然是深受感动。至于他当时有没有企图利用刘亚楼整人，或演戏给活人看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三、刘亚楼和罗瑞卿过从甚密
自迈进红军的大门后，刘亚楼便与罗瑞卿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战友情。两人的职务升迁都较为迅速，有时罗瑞卿在上，有时是刘亚楼在上。
刘亚楼和罗瑞卿共同的特点是精明干练，而在一定程度上，刘亚楼又更露锋芒。自从刘亚楼患病后，罗瑞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还专门从北京给他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1965年2月底，罗瑞卿来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见面，汇报工作。林彪让他先去华东医院找刘亚楼谈谈，尔后再行约定两人会面时间。
刘亚楼已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有点僵，在谈话中希望两人消除误会。他说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谈过，“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后，刘亚楼神情凄然地告诉罗瑞卿：“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结束了和刘亚楼的谈话后，林彪才约见罗瑞卿。
在回忆这一次谈话时，罗瑞卿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病中的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军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
而从日后林彪对罗瑞卿的栽赃陷害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刘亚楼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后给罗瑞卿罗织一些“死无对证”的罪证。
四、隐蔽在林彪罪恶之后的真相
林彪要把时任要职的罗瑞卿打翻在地，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作旁证，谁来干这事呢？他和叶群选择了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还管辖著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会议前夕，在林彪的利诱兼施下，吴法宪已向林彪表忠靠拢，吴法宪从上海回京后就来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司令逝世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如实回答从未听过。吴法宪绝不是什么草包司令，他采取了迂回战术，问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翟云英作了肯定回答后，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个指头，问刘司令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回答说没有注意。
吴法宪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他又来了，如此一点儿一点儿地磨，一心要从翟云英口里掏出叶群会上陈述的“四条”的实证，并要请她专此写个材料，翟云英对此事断然拒绝了。吴法宪却一点也不灰心，说你身体不好，我请别人写吧，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
在吴法宪的授意下，秘书人员捉刀写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越俎代疱的材料给翟云英，要她在上面签个字即可。翟云英看材料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哀求说是叶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单纯的翟云英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也一无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说四点是怎么一回事，被纠缠不过，便在上面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立即把这份通过欺诈骗得翟云英签字的材料呈送林彪、叶群邀功请赏。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乾脆自己身体力行做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
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份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九一三”林彪自爆后，身陷囹圄的罗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材料中对此予以痛斥：
……至于说我4月中旬写给刘的那封信，说得作用那样坏，完全是反革命叶群有意夸大、有意散布的。
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批罗最积极的吴法宪在特别法庭上，如是交代那黑暗的一幕：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最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自己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劫难历尽之后，重掌军权的罗瑞卿大将关心着老战友刘亚楼的家人，并明确指出：“四条是林彪一伙恶毒的诡计，根本没这回事！”
许光达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
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1932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零师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1908.11.19～1969.06.03)
原名许德华，
1925年05月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0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后来编入炮兵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1927年05月，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领导的反击军阀夏斗寅叛军的作战。
1927年07月，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
1927年08月，在江西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曾任11军25师75团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了会昌和三河坝等战斗。后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
1929年05月，在国民革命军驻芜湖部队担任下级军官，从事兵运。10月，被中共中央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
1930年02月，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先后任军参谋长,第17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等职。参与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多次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
1932年春身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在苏联期间，曾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
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从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培养抗日军政干部。
1941年01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后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 2军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偏关一带，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历任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太原第三小组、驻本溪第二十九小组少将代表。
解放战争初期
1946年06月，任晋绥野战军代参谋长兼独立第二旅旅长，
1946年11月，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
1947年08月，率3纵队西渡黄河，改属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参加了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等战役。
1949年01月，任军长，
1949年07月，任第2兵团司令员，在围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战役中,率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为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继而挥师西进,攻破兰州南山敌军主阵地，抢占黄河大桥，与第19兵团全歼城中守敌，解放兰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6月，受命组建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曾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9年0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著有
《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1939)
《论新战术》(1940)，
《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1985)。
许光达缘何自请“降衔” 毛泽东：这是一面明镜
大将许光达缘何自请“降衔”
——纪念许光达大将诞辰100周年
他被称为中国的“装甲兵之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时，还不满47岁。
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高扬起许光达的这份“降衔申请书”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在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中，在10位开国大将中，许光达是最年轻的一位。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时，还不满47岁。今年11月19日是他的百年诞辰。
功不可没 战场显神威
许光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攻习炮兵专业。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他与数名黄埔同学追赶起义部队。在三河坝，他率领数十名战士，冲入国民党军队，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朱德亲自率领的第25师转移。朱老总高兴地说：“这个娃娃连长打得好！”
1929年到1932年，许光达跟随贺龙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他任工农红军第6军参谋长，第17师师长、政委。许光达曾指挥17师官兵与国民党军数次激战，掩护了第二军团指挥部安全转移。事后，军团主要领导人激动地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
1932年，许光达负重伤，赴苏联治疗。在苏联5年间，他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者大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他是10位开国大将中两位留学生之一。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从苏联回国，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他被誉为“抗大四杰”之一。
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在彭德怀、贺龙直接指挥下，他率部队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转战大西北，一路斩关夺隘，立下汗马功劳，周恩来曾用“功不可没”四个大字概括他的卓越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他就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受命组建军委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他白手起家，备尝艰辛，励精图治，从严治军，提出并践行“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著名口号，很快组建起一支年轻而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并入朝参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因此，许光达被称为中国的“装甲兵之父”。
几番让衔 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的老首长贺龙这样评价他：“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我觉得应授予大将。”
1955年9月，许光达得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时，对家人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以及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友都牺牲了！我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很高的荣誉了，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他曾经几次找长期领导过他的贺龙等老首长“走后门”，提出降衔申请，但均未获得同意。无奈之下，他几经思考，提笔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性转移。战友们在敌人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的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高扬起许光达的这份“降衔申请书”，声音洪亮地对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主席越说越激动，他站起身来，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继续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徐达是何许人也？他是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他用兵如神，为人公正。在辅佐朱元璋战群雄、打天下、夺江山的斗争中，他立下了头功。毛主席拿许光达与徐达相比，古有徐达，今有许光达，这当然不是说他在10位开国大将中战功数一数二，但至少也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肯定了他的赫赫战功，二是表彰了他的高风亮节。
党中央、中央军委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他鉴于党的决定，接受了这个衔级。后来，他又经过再三申请，总算是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10位开国大将，有9位定为4级薪金待遇，只有许光达定为5级。这样，他才勉强感觉心理平衡了一些。
正义凛然 清白留人间
“四人帮”呼风唤雨的时候，一些“造反派”先后两次把许光达抓走， “审讯”100多次。有一次许光达被连续批斗了53个小时，“造反派”们轮流吃饭、睡觉，却不让年过花甲的许光达休息片刻。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他们还特意从摩托队找来一个
许光达在被关押、受折磨期间，一直胸怀坦荡、镇静自如。有一次“造反派”审讯他时，他以愤怒和嘲弄的口吻，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说的所谓‘二月兵变’，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如搞所谓的‘二月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弄个‘参谋长’当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会干吗？”直说得那些狐假虎威的人无言以对。
在他第二次被抓走时，他就有了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他对夫人邹靖华说：“他们哪里是要我去做什么检讨，他们是想要我的命！”走后，他委托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公务员，带给家里一张纸条，上面抄录了一首七绝：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明朝景帝时兵部尚书于谦写的一首题为《石灰吟》的言志诗。于谦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后被奸佞害死。他在抄录这首诗的后面，还特意加注了一句话：“我觉得这首诗很好，特抄。”
家属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在许光达反复阅读的《毛泽东选集》扉页上，他用苍劲的字迹写了一首七绝：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年近百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为许光达故居题写了12个大字：
光被四表，
誉达三江，
清白传家。
不朽功绩在三军 开国是大将逸事及性格分析
一、倔 强 王 树 声
（１９０５—１９７４）
王树声将军躯干伟硕，敦实剽悍，胡须丛密，双唇前突，脸上有酒刺，人称“绷麻子”。钱钧将军告余，红军时期初见王树声将军印象：将军正坐草地上脱衣捉虱子，虎背熊腰，金刚怒目，吓得我不敢近前。杜义德将军告余，西路军失败后，与王树声将军一路乞讨寻生，其时虽手无寸铁，衣裳褴褛，人见王皆大惧，躲避之。故每至一地，必由杜义德将军前行，好言慰民，而王树声将军则不得不低首藏之后。
王树声将军，湖北麻城乘马岗区项家冲人。乳名王国荫，小名王宏信。
１９２３年春，王树声将军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将军言，该校建于前清科举试场，虽为新学，时人仍称其为“考棚”。既教“子曰”、“诗云”，又教史、地、英文，新旧合壁，不伦不类。全校七位老师，五位是前清举人、拔贡、秀才，校长为老翰林。１９２５年，将军高小毕业后，回家乡教私塾。
某日，军阀吴佩孚派一团军队镇守麻城。团长戎装革履率部进城，马弁簇拥，威风凛凛，鼓乐齐鸣。将军与同学俱观，击掌呼曰：“好男儿当如此！”遂自称团长，以破伞骨作文明棍，领同学仿效之。
王树声将军，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任乘马岗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某日，王树声将军舅公丁枕鱼，派人捣毁农民协会办公室，并撕毁标语。将军闻之，振臂曰：“谁反对农会，就是亲娘老子，也要跟他斗！”即率众活捉其舅公，并戴高帽游乡，公审枪毙。乡里人皆曰：“绷麻子是铁了心干革命。”
１９３７年２月，西路军兵败倪家营。时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将军所部——九军仅余３００余人。为保存实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散突围。王率部转战祁连山，历尽艰险，由３００余人而１１人，由１１人而８人，由８人而４人，由４人而孤身１人。将军一路乞讨终至延安。毛泽东见之曰：“树声同志，你吃苦了。”又曰：“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不能由你负。”
１９４４年，王树声将军被中央派往豫西，率豫西军区南下，与由湘、粤北返之王震八路军南下支队、李先念新四军五师会合于桐柏地区，组建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王震与王树声任副司令员。将军于延安出发时，毛泽东作临别赠言：“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预祝你们胜利。”
王树声将军善射，于红四方面军有“神射手”之称。１９２７年春，王树声将军率领农民自卫军守麻城。敌红枪会万余人攻之。将军登城北门，见敌蜂拥蚁行而至，为首者一红衣“师爷”。将军取步枪，推弹上膛，射之，“师爷”应声倒地，群匪四散逃命。红四方面军老战士董国元言，长征途中某日，董见王树声将军为红军战士授短枪射击要领。将军举驳壳枪，指一座破屋顶言：“瞧，我打右下角翘起的那三片瓦。”话音刚落，“啪、啪、啪！”三片瓦被击得粉碎。又“文革”中某日，将军为其子表演射技，以汽枪击梨树上之小梨，连发三枪，３只梨相继落地。其子捡之，见均完好无损，盖弹丸均击于梨柄上也。是时将军已年逾花甲。
王树声将军与陈赓将军友善。将军言，延安时期，每天晚饭后，最喜与陈赓将军一起散步，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无所顾忌。某年建军节，总部机关会餐，四菜一汤。上菜时，陈赓将一盘红烧肉暗藏于桌底，冲服务员喊道：“这桌少一盘！”服务员纳闷，无奈，即补一盘红烧肉。会餐开始，陈赓将桌底红烧肉端出，大声曰：“你们不跟陈赓一桌，就少吃一盘红烧肉吧？”众皆大笑，服务员白眼。
抗日战争某日，延安。王树声将军洗头净面，着装全新，勇进中央门诊部，对正在值班的医生杨炬曰：“杨医生，我对你印象很好！”杨炬吓了一跳，脸红耳赤，扭头躲进隔壁换药室。将军则昂首挺胸，向后转，退出门诊室，不失大将风度。后，将军第二次与杨炬见面，仍昂首挺胸，曰：“小杨同志，请你嫁给我。”杨炬无言默许之。
王树声将军与杨炬恋爱一年，遂定终身。１９４４年中秋，王树声将军偕杨炬看望贺龙和徐向前。两位元帅甚喜，建议道：“今晚是中秋佳节，就把婚事办了。”杨炬曰：“我们还没有向组织打报告呢。”徐帅曰：“我是树声老上级，可以当半个家。”贺帅曰：“我是联防军司令，完全赞同。”遂强留王树声与杨炬当日办婚事。
是日晚，众将官闹新房，要将军与杨炬交代恋爱经过。杨炬无奈，羞答答言：“他呀，可真厉害！”王树声立即回曰：“她呀，真调皮！”是时徐深吉为之作喜联：调皮遇厉害；花好见月圆。横批：革命伴侣。邵式平书写。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杨炬于临沂生下一子。王树声将军闻讯，大喜，见人便高声道：“我有儿子啦！”将军为其子起名“鲁光”：一象征革命的曙光；二纪念诞生地山东。其时王树声将军４１岁。
中原突围前夕，王树声将与其妻分散突围。临别，将军送其与夫人杨炬合影照片一张，背面题诗云：
久别重逢今又别，
不知人月几时圆？
伤思艰险犹尝尽，
誓将奋斗会中原。
此照片杨炬保存至今。
“文革”之初，上级考虑王树声将军宅陈旧狭窄，决定另选地皮建新房。初选西城城畔某古庙，临护城河。将军闻该庙为某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曰：“这有违我党民族政策，麻烦再选一处。”次选地点为一处独门四合院，环境幽雅。将军闻该处为民主党派办公处，亦摇头否决。规划人员解释曰：“民主党派早被红卫兵赶跑了。”将军答：“那是胡闹，早晚得请他们回来。”第三处为玉渊潭附近，风景如画。将军见附近有农舍，不悦。规划人员告之：“农舍要搬迁。”将军曰：“凭什么撵人家老百姓？我能在这儿盖房，人家就不能在这里住？这房子我不盖了。”
王树声将军爱养花，尤喜君子兰。将军常往同院老花工任师傅家请教养花技术。某日，任师傅患病，适将军到，见家中无人，急奔解放军报社门诊部，亲领医生诊治。此后每日散步必至任师傅家，问寒问暖，直至任师傅完全康复。王树声将军时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王树声将军喜京戏，常光顾北京长安大剧院，尤喜看《空城计》、《辕门斩子》、《霸王别姬》等。“文革”中古装戏停演，将军移情于“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百看不厌，百听不厌，有时亦学唱几句，虽跑调仍乐此不疲。将军常携一“三洋”牌半导体小收音机以听“样板戏”。
“文革”中某日，王树声将军至京西宾馆礼堂看京戏《龙江颂》。演出结束，朱德、江青等领导上台接见演员，江青居中上，朱德则侧行，演员们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将军忿忿，回家途中骂道：“这个家伙，敢欺负老总，向她学习个屁！”
“文革”中某日，王树声将军与李先念等于北京饭店乘电梯下，姚文元亦在其中。姚见王伸手欲打招呼，将军则沉脸转首，不予理睬，只与李先念握手告别。姚文元尴尬不堪。又某日，将军乘车街上行，后有一车直催喇叭。秘书提醒曰：“是春桥同志的车。”将军曰：“不理他，不要让，我们照常开！”
王树声将军之子王鲁光言：“父亲一生打大战、恶战特多，他不迷信，可是很怪，逢七便倒霉。”所谓逢七倒霉者，即为１９２７年黄麻起义、１９３７年西路军覆灭和１９４７年中原突围。命乎，运乎？悲乎，壮乎？！
１９７４年１月７日，王树声将军病逝，终年６９岁。记者云：瀑布为水之跌落，落差愈大，其愈壮美，虽一落千丈，粉身碎骨，无须悔也。王树声将军一生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悲且壮，壮且美，当如是。
二、 谦 恭 许 光 达
（１９０８—１９６９）
１９５５年秋，毛泽东提议，许光达应授大将衔。许光达将军闻知，夜不能寐，惶惶难安。９月１０日，将军向军委领导提交《降衔申请报告》，要求：“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将军夫人邹靖华回忆：将军获知将授大将衔消息当日，一夜未眠，翻来覆去。次日，授衔命令公布回来，将军于屋里转来转去，不言不语，似乎压力很大。邹靖华问之，将军方与之言：“授得太高了”；“上面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将军递交《降衔申请报告》后，中央虽未同意降衔，但同意降了级别。此后，将军情绪略有稳定。
据云，毛泽东阅《降衔申请报告》后，甚为感动，举报告与中央其他领导曰：“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闻之，赞曰：“句句腾正气，字字发奇香，宜作军民范，永为邦国光。”
许光达将军为人谨厚，言貌温和，待上下左右均恂恂有礼。将军小名许德华，曾用名许泛舟、许洛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以中央代表身份，被委派洪湖革命根据地，改名许光达。将军是时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
许光达将军１９２５年５月加入共青团，同年９月，转为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许光达将军入学黄埔军校，为五期炮科学员。许光达将军毕业后，入张发奎之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见习排长。
１９２７年８月，将军接地下党组织令：开小差，速去南昌，参加起义。将军与数名党员晓行夜宿，跋山涉水，８月６日达南昌。是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败退，途中多散兵游勇，悲观气氛弥漫。将军则毫不气馁，继续南下尾追起义部队。有人问将军：“起义军已败，知道吗？”答：“知道。”问：“为何还追败军之师？”答：“虽败犹荣。”问：“这不是去送死吗？”答：“虽死犹生。”其志可钦可佩。
后，许光达将军赶赴宁都，毅然参加南昌起义部队第二十五师，始任该师七十五团三营排长，人称“娃儿排长”。会昌之役，将军率全排为全连尖刀，克敌一高地，获团嘉奖。战后，将军被任命为代理连长，人称“娃儿连长”。是年将军１９岁。
１９３２年春，许光达将军率部与国民党军激战于鄂西之瓦庙集，一弹击中胸部，弹头入腹腔，距心脏仅１０公分。战后，将军于红军医院手术，因弹头深嵌，开刀三次均未能取出，遂被秘密转送上海疗伤。将军言，于上海某医院手术，甫备皮，忽见一时髦女郎推门进，与护士言：“家中有急事，我弟弟手术不做了。”急帮将军穿衣，扶之出院，上一辆轿车急驶而走。时髦女郎，为上海地下党交通员也。因叛徒出卖，该医院为苏区红军指挥员疗伤事暴露。将军走后１０分钟，国民党特务即包围了医院，另一红军指挥员惨死于手术台。是年，经我党地下组织安排，许光达将军拖病躯忍疼痛，辗转赴苏联疗伤。将军伤愈后，先入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后报名参加了东方大学举办的汽车训练班，初涉汽车、坦克、大炮之驾驭技术。业余时间钻研坦克作战技术与战术。
１９３７年冬，许光达将军回国达延安。贺龙元帅见之，曰：“好你个许光达，国民党打了你一枪，却救了你一条命。别人挨一枪是祸，你挨一枪是福。”
延安时期，许光达将军为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治校严肃正规。将军颁布内务条令规定，行进间军人相遇，下级应先向上级敬礼。初始，此规定甚难执行。将军身体力行，凡上街见学员，均举手敬礼，后招学员宣传内务条令。如此反复多次，抗大军人礼节蔚然。
１９４７年８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中央机关撤至黄河边，被挤压于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面和北面敌大军步步压来，处境十分危险。８月１６日，时任西北野战军三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将军奉彭德怀令，火速前往保卫中央机关转移。将军回忆言，８月１７日，率部冒雨到达指定地域——乌龙镇。一到吓了一跳，仅隔一条雨裂沟，中央机关男女老少队伍隐约可见。是时，将军召各旅旅长登高望之，并下达死命令曰：“看到了没有？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前面。哪怕是敌人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８月１８日上午，三纵于乌龙铺以北与敌接火，激战一昼夜，敌三个旅轮番进攻，未能前进一步，中央机关得以安全转移。
事后，毛泽东称赞此战曰：“侧水侧敌本是兵家之忌，而我军却犯了这个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许光达将军作战善思索，喜用计。１９４８年春，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并决定以“围点打援”战法，即以部分兵力围攻宜川，集中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来援之敌。战前，许光达将军向彭德怀献策曰，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急慢相兼，引蛇出洞。如猎人设陷阱，以打狼崽引老狼，既要把它打哭，又不能把它打死，方能活捉老狼。彭总点头称善。是役，果大捷，“老狼”（刘戡援军）与“小狼”（宜川守敌）俱获。毛泽东闻之连曰：“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廖昂，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六师师长，许光达将军黄埔同窗。１９４７年１０月，许光达将军指挥三纵战清涧，克之。战后，将军骑马率部进城，遥见一队俘虏前行，将军突勒马指其一者曰：“莫不是廖昂兄？”即嘱人呼一穿士兵服之俘虏，曰：“你，抬起头来！”该俘虏惶惶回头，果为廖昂。后有人问将军，只见背影，如何知其为廖昂？将军答曰：“黄埔军官气质如月之光，水之影，你不见廖昂走路姿势与众不同吗？”
１９４２年某日，许光达将军会同美军观察组成员简士少校至晋绥二分区视察。训练场上，简士突拔举手枪，瞄靶射击，五发五中，已而目视将军。将军会意，取枪欲射，适天空群雁飞鸣，自后遥击，无发不中，雁纷纷坠地。简士大惊，亦钦服。将军时任晋绥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二旅旅长。
许光达将军命大，身经百战，遇险十余次，均大难不死。某役，将军于一堵墙豁口举望远镜观察敌阵地，甫离去，警卫员移驻豁口，欲张望，敌一冷弹飞至，当场毙命，前后仅差１０分钟。又某役，行军途中，突遇敌机扫射，将军坐骑被击中，压于马下，敌机折返又扫射，坐骑中数弹而亡，将军则无恙。又某役，将军于指挥所打电话，敌机一弹正落屋顶，将军急撤出，许久，无动静。派人上屋视之，原来是一枚哑弹。
建国后，许光达将军任装甲兵司令员。将军率装甲兵官兵自力更生，励精图治，定规划，颁条令，建学校，办工厂，学技术，任内政绩尤著。中苏交恶后，仍先后自行设计和制造出５９式坦克、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装甲运输车等。
许光达将军极重视技术。将军曾提出“没有技术就没有坦克部队”、“为掌握坦克技术而斗争”等口号，是时装甲部队官兵人人皆知，耳熟能详。将军身体力行，５０岁仍带头学习坦克技术和操作技能，治下排以上军官，无一不是合格之坦克驾驶员。
许光达将军与苏联驻华大使馆某中文翻译友善，来往甚密。某日，翻译应邀至将军家作客，门卫见洋人阻之而口角。是事，沸沸扬扬于装甲兵机关大院。又许光达之子许言滨曾与该翻译会于颐和园，公安部为此有文发装甲兵要求协同密查。“文革”之初，许光达将军由此被疑为“里通外国”罪。
新华社记者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言，许光达将军于“文革”中，被诬“贺龙兵变总参谋长”，受尽中央专案组的轮翻审讯，严刑拷问。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９年１月入院治疗６０天，仍受审７９次，逼写交代材料２５份。后又住院８１天，受审２９次，逼写交代材料２９份。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３日已报病危，仍然加强审讯，病逝前３天已卧床不起，专案组则拖其下地，逼其“向毛主席请罪”。
１９６９年６月３日，许光达将军含冤惨死于病房厕座上。赵朴初有《许光达哀词》云：
早步举赤帜，洪湖云从龙。
卅年历艰险，百战建殊功。
堂堂雄杰姿，落落坦荡胸。
桓桓装甲兵，保卫江山红。
讠寿张复罗织，环词而围攻。
哀哉已酉岁，忠良罹鞠凶。
双星先后陨，大将又元戎。
虽云疾病死，实与牺牲同。
幸赖党日照，昭雪得其公。
正义终获伸，一扫阴霾空。
我数攀谈笑，久已钦英风。
清明逢老兵，感慨话旧踪。
夜深思先烈，不知涕何从。
三、幽 默 陈 赓
（１９０３——１９６１）
１９３３年春某日，因叛徒告密，陈赓将军于上海被捕。后押送南昌，蒋介石于科学仪器馆（现南昌图书馆）召见陈赓曰：“陈赓，你瘦了。”将军对曰：“瘦吾貌而肥天下。”将军谓蒋氏曰：“校长也瘦了。”蒋氏对曰：“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不安哪！”将军曰：“身为一党一国领袖，校长瘦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蒋氏哑然。
１９４３年夏某日。毛泽东主席于延安作报告，陈赓将军忽抓耳挠腮，东张西望，后整衣起立，直奔主席台。毛泽东一愣，问：“陈赓同志，有何急事？”将军不语，取主席搪瓷杯，“咕咚咕咚”喝之。而后，擦嘴、敬礼、报告，曰：“天太热，借主席一口水。现在没事了！”在场干部哄堂大笑，毛泽东亦微微笑。
陈赓将军脸色红润，天姿英绝，气识豪放，望而知之为大器。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有何困难有何险恶，将军均笑嘻嘻，乐哈哈，妙语连珠，无拘无束，出言四座生风。人称“幽默陈赓”。
陈赓将军，湖南湘乡柳树铺人。祖父陈翼怀，清军管带。据云善使大刀，重达８０余斤，抡如旋风，水泼不进。后太平军起，解甲归田，隐居乡里。将军自小聪颖机智，随爷爷练功习武，棍棒拳脚，样样精通。常统领村前屋后“娃娃兵”，演阵比武，指挥自如。及长，成大将之才实胚胎于此。
１９２５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于华阳镇一役遇险。粤军一部侧击东征军，距蒋氏仅数里。陈赓将军弓身负蒋氏急行，命一连官兵掩护，且战且走，遂使蒋氏过河脱险。故陈赓将军与黄埔同学蒋先云、贺衷寒并称“黄埔三杰”，时云：“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
陈赓将军有表演天赋，模仿各类人物神态动作，维妙维肖。年轻时入黄埔军校，为该校“血花剧社”骨干。某日，“血花剧社”排练讽刺剧《皇帝梦》，陈赓将军自报奋勇，男扮女装，饰袁世凯五姨太。演出时，“五姨太”“金莲”碎步，挤眉弄眼，黄埔学生大笑不止。
南昌起义失败后，陈赓将军随撤退部队恶战会昌。将军左膝盖受重创，断脚腕骨。遇敌军搜捕，将军急中生智，顺势滚入田沟，以血染面，以粪污身，闭目装死。敌近前，脚踢之，不动，将军遂脱险。
１９２７年秋，南昌起义军败走广东潮汕。其时，陈赓将军于贺龙第二十军第三师任营长，周逸群任第三师师长。将军拖断腿，几经周折，潜入香港。寻党，不遇。又拖断腿买票登上海轮。恰逢周逸群便衣混入船。陈赓将军见之，以报纸掩己面，念叨曰：“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周逸群闻之大惊失色。细思量，其音稔熟，掀报纸见为陈赓，释怀大笑。
１９２８年４月，陈赓将军化名“王庸”，赴上海担任中共特科情报科长。将军或西装革履，如租界之“西崽”；或全副武装，如国民党之高级将领；或绫罗绸锻，如富商大贾。将军与国民党特务称兄道弟，打得火热，皆称之为“王先生”。以至陈赓被捕时，国民党特务还以为是“王先生”玩的把戏。
某日，上海党组织于法租界某戏院进行秘密接头。参加者，以看戏为掩护，交换情报。散场之际，租界巡捕与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戏院，逐人检查。陈赓将军大声吆喝：“别让共党跑了！”遂与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充当“蟹角”，独把一门，参加会议者皆由其门走。
延安整风时期某日，陈赓将军与彭德怀元帅聊天。康生掀门帘进，问：“聊啥？”彭德怀对曰：“陈赓救老蒋。”康生阴脸谓陈赓：“当年你要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里要打那么多仗”陈赓坦然对曰：“那老蒋不就跟廖仲恺一样成了烈士？我岂不成了反革命？”康生自觉无趣，呐呐而退。
抗日战争某日，彭德怀元帅途经河北南乐城，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的陈赓将军欲设宴招待彭总。有人劝之，彭总性暴烈，尤恨大吃大喝，当心挨骂。陈赓将军嘻嘻曰：“无事，无事。”是日宴前，陈赓将军特请示彭总：“我叫战士到河里捞了几条鱼。今天午餐，只吃鱼，不吃别的，可否？”彭总点头称好。宴始，上菜。彭总边吃边赞曰：“这鱼确实不错。”继上菜，彭总不悦，问：“你不是说吃鱼，怎么又有肉丸子﹖”陈赓从容对曰：“这丸子是鱼肉做的，你尝尝。”彭总无言。又上菜，彭总放下筷子，问：“这鸡难道也是鱼做的﹖”陈赓将军不慌不忙，嘻嘻曰：“这河边的鸡主要吃鱼，归根结底还是鱼……”彭总无言而食之。
１９４１年，陈赓将军与傅涯结识并相爱。３年后，陈赓将军向上级申请结婚，中央组织部因傅涯出身问题未批准。陈赓将军不睬，扬言：“再不批准，我们就先斩后奏了。”刘伯承、邓小平闻言，急向中组部做工作，陈赓、傅涯终获批准结婚。
淮海战役，陈赓将军率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背靠浍河，于南坪集阻击黄维兵团。是役，第十一旅三十一团扼守杨庄、郭庄前沿。战犹酣间，陈赓将军电话询之三十一团梁团长，通讯如何，阵地如何，伤亡如何，预备队如何。通话后，将军即口授纵队党委给第三十一团嘉奖令，并要求转达全纵队。机关有人提出：胜败未决，即发嘉奖令，毫无伸缩余地。陈赓将军言：“我与梁团长通话，正是敌进攻最猛烈之际。敌若再组织强大火力，将至夜晚。届时，我军后续部队也到了。故而断言胜局已定。”众闻言皆服之。
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陈赓将军，命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率两师兵力渡赣江追敌。不料敌四个师回头围周部。河对岸，枪炮声甚烈，一日情况不明。下午，周希汉发来电台密语，报告陈赓：“初战告捷，已俘虏几百人，缴获十来门大炮，敌向后溃退，我正在出击！”其时，兵团指挥部人人皆喜，惟陈赓低头不语。沉思片刻后，将军果断下令周部立即撤退，渡赣江回返。其时人皆不解，后于敌军中获悉，敌军之败为佯败，欲引周军成追击队形，后沿江将渡口切断，实行分割歼灭之。
陈赓将军于上海被捕后，宋庆龄及数十名国民党军黄埔同学纷纷给蒋介石说情，蒋氏故未敢加害之，并口头答应释放，于狱中移住旅店。不久，陈赓将军乘隙逃逸。故有人言陈赓将军“知明节可以保身。”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十四军参谋长梁岱回忆言：淮海战役被俘后，偶遇陈赓将军。将军问：“你是哪个部队的？”答十四军。又问：“你们军长呢？”答已阵亡。问：“尸体在哪里？”答在村里。陈赓将军即嘱十四军熊绶春军长卫士留下，寻熊绶春尸体，埋葬，立牌，上书：“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
１９６０年初夏，陈赓将军约特赦战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等六人到四川饭店吃饭。其时中央已提出阶级斗争理论，然陈赓将军仍毫无拘束，意气诚挚，与昔日黄埔同窗畅谈、痛饮达３小时之久。杜等六人皆感慨不已也。
１９３２年冬，
云南和平解放后，陈赓将军任云南军区司令员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将军力排众议，礼贤下士，或登门拜访，或分批宴请，起用了一批旧知识分子。有人提出疑问：他们出身不好。将军曰：“我出生大地主，更不好。”又曰：他们为国民党办过事。将军曰：“我还救过蒋介石呢。”其时，被重用者有：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牙科学院的牙科博士郭乃全、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专家陈光璧及眼科医学博士邹子度、开业医生孙建毅、教会医院医生樊恕等。
１９５０年夏，陈赓将军奉毛泽东之命，秘密出使越南协助抗法。将军有日记曰：“车过宜良，偶然探首窗外，众皆伫足以望，只好缩首反坐。苦矣哉！莫如行动无自由也！”越方接到通知后，派出迎接人员和三名妇女推水果车随行。陈赓将军始活跃，为三位越南妇女各起一雅号：身材苗条者称“柠檬小姐”；肩膀粗圆者称“菠萝大姐”；肤色棕黑者称“咖啡嫂嫂”。
越南胡志明主席闻陈赓将军到，于其住处——一林间茅草高脚屋与将军共进午餐。饮酒间，胡志明朗诵中文诗赠陈赓：“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美人来。”陈赓将军摆手曰：“不妥，不妥，我这模样哪能称美人？”胡志明手掠银须，曰：“改两字：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
１９５０年９月，陈赓将军指挥越军攻克东溪法军，首战获胜，继于谷社山区追敌，遇敌顽抗，进展困难。其时武元甲命令停止进攻，陈赓将军闻之大怒，谓武元甲曰：“如果这样的仗还不打下去，我就卷铺盖走了！”胡志明闻之，令武元甲按陈赓方案继续打下去，遂大捷。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６日，陈赓将军病逝于上海丁香花园公寓，终年５８岁。记者言：陈赓之幽默，为大智大公也。盖在于其胸无羁绊，禀性卓迈，故所涉无不发挥其天性之极至。
四、敦 厚 张 云 逸
（１８９２—１９７４）
张云逸将军身材短小，气识宏深，温和敦厚，做事周密，久经沙场而喜著长袍，弥志革新而长髯飘飘，见者皆不知其为大将军也。
陈毅元帅称张云逸将军“同志长兄”，“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又曰：“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４日，余随胡奇才将军至南宁西园７号楼拜访莫文骅将军，莫言张云逸将军不抽烟，不喝酒，无嗜好，喜恒端坐一室，戴老花眼镜，镇日读书、批阅文件无怠容。凡有所思所想所感，以派克笔或小楷毛笔疾书如飞。
张云逸将军，海南岛文昌县人，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１６岁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旋秘密参加同盟会。辛亥广州之役，张云逸将军踊跃报名参加“先锋队”（即敢死队），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４月２７日，“先锋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激战半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却。其时，清军围逼，张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翌晨，将军挎竹篮，佯买菜，上街探视，以觅突围道路。回返之际，见所居民宅清军林立，所有同志皆被枪杀，血染街头，而独将军幸免。故张云逸将军自言：“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张云逸将军于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长，与国民党大员交往甚多，如张发奎、叶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薛岳、杨虎城、廖磊等。１９３４年１月，将军奉博古指示入闽，任中共驻十九路军军事联络员，与方方共同参与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反蒋之谈判。将军曾撰文《一次重大的失策》，详述此事。
张云逸将军与叶挺同为黄埔同学，亦同为张发奎部属。抗战之初，将军奉党中央命，化装为华侨阔佬，西装革履，秘密潜入澳门，会见叶挺将军，力劝其出山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谓：“
张云逸将军言，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赴欧洲“考察”。闻“七七”事变，匆匆回国，请缨杀敌。途经香港，张云逸接党中央指示，曾设宴款待杨虎城，建议他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再赴延安。杨虎城答曰：“蒋公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将军尝与人言此长叹曰：“千古遗憾啊！”
《福建民报》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５日曾载文记张云逸将军入闽事：
原新编第×军参谋长张云逸，于前日抵福州，下榻安民巷。福建社记者于昨日上午７时，前往访问。张偕政治部主任王助出见，发表谈话如下：本人系广东琼崖人，现年４０余，过去追随孙总理多年。曾任炸弹队队员（长）。蒋委员长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曾任参谋处参谋，在江苏及陕北亦任参谋工作。此次系奉中央命令，派任第×军参谋长。奉命后即来闽，途经广州，遇叶挺军长（张与叶系昔年陆军学校同学，张发奎部下同事），后入江西。时王助部下正集中江西候命，张即日编组，即与王助从闽北到福州，同行者尚有王秘书柏如。到福州后，张参谋长即晋谒陈主席，接洽一切，当即将队伍开赴前线杀敌。至是否在福州组织留省办事处，尚未决定。目下该军人数有× × × × × 人至× × × × × 人，分为× 支队。至该军整个计划，已电致中央批准执行。末云：现在唯有全国军民坚强团结，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抗战到底，并运用国际间的矛盾，联合爱好和平国家，共同制裁侵略者。且日本国内，每日军费约需７０００万元，若能与其作持久作战，则敌人势必掘俱劣，人民不堪其苦，必众起反战，日本军阀势必灭亡后，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至于保卫大福建，我中枢当局已有整个计划。谈竟，记者兴辞而退。
孙克骥将军言，张云逸将军入闽后，会见国民党某旅旅长。该旅旅长酒后得意忘形，吹嘘其与蒋介石之师生关系。将军佯问：“我与蒋委员长已多年不见，近来好吗﹖”旅长一愣。张继曰：“还是民国初年，我们在许崇智幕中共过事，有数十年了吧？”该旅长大惭。
１９４０年３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纠集八个团兵力，万余之众，乘虚进攻新四军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张云逸将军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以教导队５００余人固守半塔，以十团、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半塔之敌，苦战７昼夜，半塔阵地巍然屹立。陈毅元帅高度评价半塔战役，曰：“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曾任张云逸将军随从医生的欧阳山言，百色起义后，张云逸将军任红七军军长，与士兵同薪饷，同衣食，同甘苦，同祸福，布衣蔬食，怡然自得。每到宿营地，将军必至炊事班，拾柴、烧火、煮饭、炒菜，忙得不亦乐乎，故大家均称之为“老伙头军”。
１９３１年１月，红七军奉命由全州北上，往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敌前堵后追，我且战且走，步履艰难，伤亡甚大。半年时间，竟至千里。某日，张云逸将军于行军路上，见一伤员一拐一拐行，十分艰难，便上前相扶，伤员大惧，避之。将军不解，人告之曰，此伤员已安置老乡家，是偷偷跟来的。将军闻之神情肃然，传令曰：“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伤员”此语遂遍传全军，伤员闻之无不动容奋进。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将军任新四军副军长。某日，房东大娘患腹痛，将军急煞，穿田埂，越沟壑，小跑至军部门诊所，请医生去诊治。又一日，将军夫人患头痛，警卫员至门诊所请医生，欲往，遇将军，止之曰：“以后凡是我家属有病，只要她自己能走来看的，不要门诊所派人来。”原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医生沈华新忆此曰：“那时军部驻江苏阜宁县停翅港。将军风范，终身难忘啊！”
原新四军参谋处参谋李晓光言，解放战争某日，李晓光发高烧，张云逸将军闻之，夜持汤水，为其沐脚，并安排医生诊治。李晓光呜咽曰：“首长待我如父母，我愈不自安矣。”
某日，张云逸将军乘坐吉普车赶路。途中，遇一群伤兵拦阻，强行乘车。警卫员告之：“这是副军长的车。”伤兵见其身着长衫，且敝垢点点，不信，欲驱之下。后当地县公安局急调一个班来解围。伤兵始信其为大官，皆面面相觑，诚惶诚恐。将军微笑下车问伤兵，缘何拦车。伤兵答，到某地集中，粮票已用完。将军当即批条子，为这批伤兵解决粮票问题。
张云逸将军对文电要求极严谨。某日，将军见一份电文中有“河流一岸”语，召参谋曰：“是河流的左岸还是右岸？”参谋即改为“河流左岸”，将军又曰：“必须写上河流流向，否则会引起误解。”将军规定，凡起草文电，不准用草书，“一般”、“可能”、“大概”、“或者”等语，均戒之。
某日，抗大八分校举行开学典礼，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抗大八分校校长的张云逸将军，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时出席。会间，将军起立，向邓子恢敬礼，并请其作指示。有人提出：“副军长向政治部主任请示报告，不合礼仪。”将军不以介意，曰：“我虽是副军长，但也是学校校长，学校校长向军政治部主任请示报告，有何不可？”闻者称其知书达礼，谦虚谨慎。
抗战时期，成仿吾曾于华北致函陈毅、张云逸，要求发一把手枪和一把提琴。成仿吾曰：“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陈毅阅函谓张云逸：“文人持戈，抗战必胜。”张云逸将军当即挥毫批曰：“剑胆琴心，精神可嘉，速办！”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将军曾嘱新四军供给部长胡弼亮：“能否办个烟厂，以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新四军四师供给部经调查后，提出与当地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入股、共同管理之计划，张云逸将军许之。“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此改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原“神龙”香烟易名“飞马”。后与路东军分区创办的东联烟草公司合并，称“新群烟草总公司”。１９４８年春，新群烟草总公司并入山东大鸡烟厂。解放后，济南、徐州等烟厂均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名牌“飞马”烟，亦源于此。由此推知，当今之“股份制”并非首创，战争年代张云逸将军即倡导实行也。
广西解放后，张云逸将军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将军居南宁市桃源路３号，常布衣出行，入市肆，与市民并坐谐谈；走农家，与农民共话桑麻。某日，将军驱车往柳州，途中见两樵夫于山凹打柴，即下车与之拍肩交谈。其时广西匪患甚烈，警卫见樵夫手持砍刀，甚为紧张，而将军谈笑自如，良久方上车。又某日，将军驱车往百色，途中见山林起火，即令司机停车，与当地群众一道上山灭火。火灭后，方驱车继续前进。人谓：“张将军毫无官场习气，犹是书生本色。”
１９３１年３月，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失败后向中央苏区转移。邓小平中途离队赴沪向中央汇报。其时既无中央电报，又无会议决议，故有人揭发邓为“逃兵”。“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造反派旧事重提，问询于张云逸将军。将军曰：“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据史载，红七军赴江西途中，渡乐昌河，即被敌军从中拦截，邓小平率先头部队于河东，张云逸殿后于河西，遂断联络达数月。故张云逸对家人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文革”中，张云逸将军于案头手抄两块毛主席语录牌，其一曰：“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其二曰：“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凡造反派来外调，将军必先念语录，后回答问题。将军言：此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五、风 雅 肖 劲 光
（１９０３—１９７４）
肖劲光将军善水兵舞。红军时期，将军常于晚会上一身戎装，登台表演苏联水兵舞：曼步舒臂，旋转腾越，皮鞋“嘎嘎”，四座寂然，至精彩处观众击掌和之。是时将军甫由苏联回国，任职红军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杨得志、罗元发等将军回忆录均有将军跳水兵舞记载。
肖劲光将军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擅长洞箫、二胡，亦能弹曼陀林。将军以洞箫吹《春江花月夜》、《苏武牧羊》、《满江红》，以二胡拉《浏阳河》、《信天游》，以曼陀林弹《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最为拿手。长征途中，将军偕一管洞萧前行，常于人困马乏之际吹奏，官兵听之恍有憧憬之想。
肖劲光将军富收藏，鉴别字画独具彗眼。家中客厅曾悬元代名画《芦雁图》，可惜“文革”中被造反派烧毁。１９６５年，将军向故宫博物馆捐赠四幅明代名画，分别为成化沈周之《松荫对话图》、永乐林良之《雪景稚鸡图》、万历张宏之《泰山松色图》、明末皇室朱翰之之《远浦风帆图》。
肖劲光将军与著名画家来往甚密。李可染、唐云、谢稚柳，高冠华、李苦禅、黄胄、周怀民等均为将军家中座上客。名流满座，赏丹青，论笔墨，为将军一大快事也。
肖劲光将军喜书法，尤善大字，８０高龄仍挥毫频频。师颜真卿，笔力遒劲，雄浑古朴。凡人求字，将军必即兴挥豪应之，或“热爱海洋，征服海洋”，“要做海洋主人，不做海洋奴隶”；或“劲松”、“云海”等大字；或自撰诗文以题之。
肖劲光将军有旧学功底，能诗善对，常有佳句流传，如为贺晋年将军画册《将军竹》题词为：“未出土前先有节，凌云高处仍虚心”；为长子永定题联：“碧海蓝天秋风劲，江天万里明月光”，末字藏“劲光”二字；１９２７年将军于苏联度十月革命节作对联曰：“清明志向长驻大地春色，淡泊心境不著节日盛装”。以诗言志也。
肖劲光将军，湖南长沙赵洲港人，家境贫寒。两岁，丧父，奶奶纺纱织土布，大姑妈绣湘绣以供其读书：８岁，就读私塾；１０岁，转镇“洋学堂”读新学；１４岁考上长沙长郡中学，与任弼时同窗，至好。每至暑假，将军与任弼时去画像馆画碳笔肖像画，以所得收入弥补学费之不足。将军对绘画艺术喜好由此始也。
“文革”中改名之风盛行，肖劲光将军老家赵洲港亦易名为红旗港。１９７０年将军回乡，见“红旗港”门牌，心中不悦则难以言之。后将军思之再三，对乡亲曰：“红旗港不错，但重名太多，是否改为照洲港更好，毛主席光辉照九洲嘛！”乡亲皆称善。照洲之名遂沿用至今。
１９２１年初春，肖劲光将军与任弼时、刘少奇等十余人，由上海乘轮船赴俄国勤工俭学，途经日本长崎，达海参崴，经伯力，６月方抵莫斯科。其时，共产国际正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军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轮流出席会议，并聆听了列宁讲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亲眼见列宁者寥寥也。
１９２２年，肖劲光将军被分配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取苏联名查戈洛斯基。一年后，将军与任岳、周昭秋、胡士廉等被选送苏联红军学校学军事。陈独秀闻之，召将军斥之曰：“胡闹，谁同意你学军事？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肖劲光等又回东方大学学习。
１９２４年春，肖劲光将军回国。１９２７年７月，肖劲光将军与湖南教育
红军时期，肖劲光将军曾自编自演独幕话剧。将军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演军阀，
１９３２年７月，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肖劲光将军率部参加水口战役，大捷。将军回忆言，１０日拂晓竟见毛泽东端着驳壳枪，半跑半走，迈鸭步追敌。将军急阻之，毛则振振有词，曰：“你指挥你的，我追我的。我也是个红军指挥员，追个敌人都没权力呀？”又曰：“久居指挥所，无缘上火线，你也让我透口气嘛！”又曰：“兵败如山倒，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我为何怕他，追追何妨？你不让我追，我偏要追！”
黎川，位于江西广昌东北，为中央苏区北部门户。１９３３年９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国军三个师直逼黎川。肖劲光将军奉命率仅有７２人的教导队守黎川，因寡不敌众，将军率部撤出黎川城，驻军于城外６０里的溪口。９月２８日，黎川失守。１１月１１日，“前总”命肖劲光率部阻敌于浒湾，并命三军团急驰增援。将军率部激战一昼夜，再次失利。博古、洛甫认为肖不战而弃，是右倾逃跑主义。１９３３年冬，《红色中华》报“铁拳”副刊登《反肖劲光机会主义》专号。
１９３４年１月６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以“右倾逃跑主义”罪行公审肖劲光将军，开除党籍，判处５年徒刑，无权上诉。后李德等人起草了枪毙肖劲光的报告，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曰：“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将军由此而幸免于死。
肖劲光将军言，抗日战争时期某日，毛泽东向将军借书两本：《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初始，将军不舍，毛曰：“好小气。”将军急辩之：“部队讲课全靠它。”毛保证曰：“好借好还。”将军方许之。将军言，毛借走后两书均未还也。
１９４６年秋，蒋介石飞抵沈阳，对东北制定“南攻北守”战略。敌集中八个主力师十万之众，向南满我军大举进攻，连克安东、通化、辑安等城，南满我军三、四两纵队且战且退。其时形势万分危急，多数人主张退守北满，而肖劲光将军则力挽狂澜，与陈云同志拍板坚守南满。陈云告肖劲光将军：“军事问题由你考虑决定。”而后将军从容指挥三纵、四纵一保临江，歼敌四千余人，初战告捷；二保临江，歼敌近两千，险中取胜；三保临江，歼敌近万人，以勇胜敌；四保临江，歼敌万余人，再获大捷。至此南满局势定也。
“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１９４８年春始，东野１０万大军围长春达５月之久。经济封锁致敌于死命也。时任第一线围城指挥所司令员的肖劲光将军，有笔记录其时长春城高粱米价格如下：６月２日，４万元（东北流通券）；６月２３日，２２万元；７月１４日，８０万元；７月２８日，３３０万元；８月１１日，７２０万元；８月１８日，２３００万元；９月１０日，２８００万元。仅６月到９月，高粱米价就上涨７００倍！将军言，一捆青草可易一捆钞票；一个大饼可易一个金镏子；几个大饼可易一个大姑娘，并非虚言。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旬某日，肖劲光将军突接军委电报通知，曰毛泽东召见。将军由长沙急赴京进中南海，毛泽东晚餐招待。席间，毛告之：“现在着手组建海军，想让你当司令员。”将军曰：“我是个旱鸭子，晕船，哪能当海军司令？”毛大笑曰：“空军司令刘亚楼晕飞机，你这个海军司令晕船，这就是我们的干部政策。”肖劲光将军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员。
１９５０年秋，肖劲光将军第三次赴苏联，考察海军。斯大林于克里姆林宫会见将军，并赠送一把佩剑。
海军创建之初某日，肖劲光将军偕苏联顾问库兹敏等人至青岛等地考察。某日，将军一行至威海上刘公岛，随行参谋召一小舢板，对渔夫曰：“老乡，这是我们海军的肖司令，想借你的船到刘公岛去一趟。”渔夫上下打量将军，似信非信曰：“司令？向我们借船？”随行参谋无言以对，将军亦无言以对。１９８６年４月，将军回忆此事仍感慨曰：“其时著名军港连条小舢板也没有，渔夫的话我终身难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对李作鹏、王宏坤等海军领导曰：“肖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肖劲光、苏振华做什么？”据云，林彪曾向主席建议撤换海军司令，毛泽东不悦，答道：“海军司令还是要肖劲光当，肖劲光要当终身海军司令。”
肖劲光将军言，江青喜欢小题大做，无事生非。“九?一三”后某日，将军突接江青电话，言于青岛有人监视她，企图谋害她。后经查实，为一老人在江青住处附近钓鱼，一工地在爆破石头，并无监视、谋害之事实。
１９６９年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成员时，肖劲光将军于选票上划掉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名字。其旁一中央委员见之，揭发此事。江青亦疑其未投她的票，故多次责问肖劲光将军：“对毛主席没有感情。”某次政治局会议，肖劲光将军列席。江青旧事重提：“肖劲光啊，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你就是没有投我的票，你以为没人知道？我们把票查出来了。”江青继望周总理曰：“是不是啊，总理？”总理问将军：“劲光，你怎么没投毛主席身边人的票呢？”又曰：“不过，主席是不主张查票的。”江青自讨没趣，此事遂平。
六、 耿直罗瑞卿
（１９０６—１９７８）
罗瑞卿将军长身剑立，耳圆鼻直，双瞳炯炯。与人聚，如鹤立鸡群，尤为突出，毛泽东尝戏呼“罗长子”。
余见一张罗瑞卿将军与诸元帅之合影，左起：罗瑞卿、徐向前、罗荣桓、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将军虽谦立一旁，则均高于诸元帅，神彩飞扬，气势夺人。是照摄于１９６２年３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
毛泽东谓叶剑英元帅：“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谓罗瑞卿将军：“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时人谓叶剑英元帅：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故而平安无事。谓罗瑞卿将军：水至清，人无徒，故而人生坎坷。
据云，有人给邓小平送礼，邓小平曰：“礼照收，事不办。”有人给周恩来送礼，周恩来曰：“礼可收，要付钱。”有人给罗瑞卿将军送礼，将军回话曰：“礼退回，人处分。”时人以此评三人原则性之风格不同。
罗瑞卿将军年少时，某日。学校组织春游，至郊外一古庙。庙内有罗汉堂，堂中供奉一卧佛，闭目侧躺，支颐安睡。将军心有所感，口占打游诗四句：“一觉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想同你睡，大事没人搞。”
红军时期，第二次反“围剿”某役。时任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将军头部中弹，一颗子弹由左侧靠太阳穴下穿过，破颅骨出。因弹创处不好手术，后勤部已通知做棺材。将军昏迷数日，略苏醒，闻隔壁有锯木之声，夹杂人声：“棺材做得长一些，没见那人，个子长得好高咧！”毛泽东闻之言：“罗长子是阎王爷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１９３８年，延安。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将军奉毛泽东之命，撰写《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当是时，将军与毛泽东毗邻而居，常见面，常请教。某日，毛泽东突然兴致勃发，至将军住处，取纸笔书两句话送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将军文革中之遭遇，不幸被言中也。
罗瑞卿将军办事干练果断，快捷利索，极具效率。将军夫人郝治平告余，将军晚饭后即开始工作，我坐一边，削水果给他吃；秘书立一旁，口头汇报工作。食毕，将军指示如何如何，秘书记录。后将军对秘书言：“在客厅稍候。”取文件置办公桌，“哗啦哗啦”翻阅，笔走龙蛇，倾刻批完，交秘书办理。据秘书统计，１９６０年全年，罗瑞卿将军共处理文电３、６万份，平均每月３０００份，每天１００份。是时，将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郝治平又言，罗瑞卿将军白天工作，晚上亦不得闲。毛泽东、周恩来喜夜晚工作，常找他办事。毛泽东无论饭前饭后，或深更半夜，有事即找罗，罗闻命即去，一刻也不耽误。周恩来凡有事找罗，必先问，睡了没有，睡了就不要叫他了。后将军闻之，交代家人和秘书：“不行，睡了也要叫我。不能耽误公事。”
建国后某日，罗瑞卿将军回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初，叶剑英元帅实地观看了南京军区十二军的“郭兴福教学法”。叶帅高度评价：“大动脑筋，大开眼界。”１２月２７日，叶帅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毛泽东阅后批示：“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发扬。”罗瑞卿将军闻风而动，推广甚力。据郭兴福告余，那一年从１月到１０月，罗瑞卿总长先后十多次组织我们到各个部队表演示范。每次表演结束，罗总长都要讲话。
１９６５年５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全军官兵一律佩带红五星帽徽和全红领章。某日，
１９６５年冬，中央于上海召开会议。会前，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极少数人知道会议内容。
１９６６年３月，中央于北京召开批评罗瑞卿会议，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开始，邓小平曰：“我请个假，要到西北去。”会议期间，彭真曰：“大家提意见，有的就讲，没有的不要乱讲。激动时讲的话，等你平静下来后想一想会后悔的。”彭真因此言亦被“炮轰”。而后，会议一直由叶剑英元帅主持。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８日夜，罗瑞卿将军着睡衣，跳楼自杀未遂，断左腿足跟骨。批罗会议因此暂停。是晚，将军留遗书曰：“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罗瑞卿将军复出后，曾谓郝治平：“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７２岁要当２７岁来过。”郝治平曰：“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耿直、拼命。人各有志，秉性难移。人家经过文化大革命接受教训，遇事，拐个弯，绕个圈，他不，反而更耿直、更拼命了。”
１９７８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一时议论蜂起，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甚众。罗瑞卿将军阅后，拍案叫好，曰：“此文甚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并指示《解放军报》立即组织编发评论员文章，予以支持。《解放军报》领导高度重视，约理论家吴江撰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将军审读后，指示：“要精心修改，使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据华楠言，为修改此稿将军与胡耀邦通六次电话，与《解放军报》领导通五次电话。罗瑞卿将军于电话中对《解放军报》领导言：“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不要紧，出了问题我负责，打板子打我的。”
１９７８年７月，经邓小平同意，罗瑞卿将军赴德国波恩治腿。８月２日手术，中午１２点，手术顺利结束。将军醒后用英语对德国医生言：“晚上好，谢谢你！”８月３日凌晨２点４０分，将军因心肌梗死不幸去世，终年７２岁。郝治平告余，同年８月１０日，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将军遗体运回北京。是日北京大雨，甫下飞机，见邓小平伫立机场，神色凝重，风吹雨打不动。将军棺木抬下飞机时，邓小平上前扶摸棺木，沉痛曰：“在最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走了！”小平强忍眼泪，语甚悲切，郝治平与子女闻之均泣不成声也。
七、豪勇徐海东
（１９００－１９７０）
徐海东将军高大壮实，面圆耳长，虎背熊腰，望之如泰山压顶。
毛泽东谓徐海东将军：“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最好的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蒋介石视徐海东将军为“文明一大害”，曾发通缉令：“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后，徐海东将军入晋，阎锡山亦发通辑令：“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五万元。”徐海东将军闻之，自摸后脑勺曰：“阎老西不如蒋介石，太小气了。”
孙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觊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徐海东将军善山地作战，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顶，冒丛箐，攀援上下，捷如青猿，健如黄犊。识山经，辩水脉，以岩石为阵，以草木为兵，故能以少胜多，以弱凌强，人称“山大王”。
徐海东将军，湖北黄陂人，七代窑工世家，历经百余仗，九次负伤，身上战创十七处。时人称“中国之夏伯阳。”
徐海东将军七岁时，尝与小儿游戏。某日，见神龛藏一鸟窝，诸小儿望之，无一敢上者，将军垒桌凳，登高端鸟窝，了无惧色。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西行漫记》言：徐海东将军２１岁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遍查有关将军回忆录，皆言受赤色宣传离家出走，家庭纠纷一事均无记载。
《西行漫记》言，徐海东将军参加革命后，徐家亲属６６人被国民党杀害，其中２７位近亲，３９位远亲。余曾至徐海东家乡――湖北大悟夏店，目睹徐家合葬墓。墓四周遍植松柏，有石凳若干，陵墓为亭式结构，亭额有徐向前元帅题字：“光荣流血”，一青石墓碑兀立其间，上书徐海东将军家被国军杀害亲属之姓名，抄录如下：
四哥徐元海 共产党员
五哥徐元波 共产党员
堂兄徐元洪 共产党员
堂兄徐元大 共产党员
堂兄徐元典 共产党员
堂兄徐元兴 共产党员
堂兄徐元庆 共产党员
侄儿徐文初 共产党员
侄儿徐文治 共产党员
侄儿徐文雄 共青团员
侄儿徐文亭 共产党员
侄儿徐文东 共产党员
侄儿徐文朗 共产党员
伯父徐有义 共产党员
据将军幸存之侄孙徐明德言，该墓仅十一棺，牺牲之人均为１９２８年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当是时，徐海东将军指天发誓：“大仇不报，誓不还家！”
程启文将军言，徐海东将军喜骑白马驰骋沙场，扬鞭奋蹄，疾如迅雷闪电。若见畏缩不前者，贪生怕死者，违反军纪者，必挥鞭挞之，故红２５军将士见白马至，无不踊跃向前，英勇杀敌。
１９３３年初春，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未果，自损３０００余人。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大计。徐海东直言沈泽民为“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只顾自己喝饱吃足，不顾红军战士死活。”沈大怒，当场推押其出会场，命作检讨，并拟以“肃反重点人物”处置。是时，忽报国军大举进攻，徐海东将军暗忖：冤死不如战死。遂直奔前线，脱棉衣，脱衬衣，脱背心，脱长裤，浑身筋突，赤体挥刀，率交通队官兵冲向敌阵。国军大骇，溃退。沈泽民目睹此景，亲往慰问徐海东将军。沈紧握将军手曰：“惭愧，惭愧，险些误杀忠良。”将军傲然曰：“杀了我，谁去杀敌人？”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６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初，行至独树镇。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一一五师和骑兵团追至，两翼包抄。翌日拂晓，将军见远处山影团团，略近，三座山峰兀立天边。将军挥鞭指道：“三个团的援兵到了。”红二十五军进山后，占据有利地形阻敌，果脱险。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上旬，徐海东将军率红二十五军于陕南庾家河与敌激战。一弹洞穿徐海东将军左眼底，由颈后出。将军昏迷四天四夜，醒后第五天，即由四人抬着指挥作战，屡战屡胜。
１９３４年９月，中央派程子华由江西至大别山。徐海东将军主动建议程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徐海东将军自谓曰：“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
宋维?将军告余，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将军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两至三日。将军睡后，部属皆不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将军醒，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
徐海东将军治军极严，动辄挥鞭鞑人。某人提意见言：“军阀主义。”将军曰：“娘卖×的，不打好人。”仍不改其习。长征途中某日，大雨。部队宿营某村，夜半，前方传令：“快速前进”。其时，敌前堵后追，官兵亦十分疲劳，号声嗒嗒，全然不觉。徐海东将军殿后，挨家挨户检查，挥鞭先将团长政委抽醒，逐屋鞑之，共驱出２００余人。某人亦在内，后将军问之：“不用鞭抽你，你能活到今日？”某人无言以对。
红军时期，徐海东将军与周东屏恋爱。将军高大，东屏娇小，出入军部，尝以大衣裹东屏。哨兵见之，甚诧异：“徐军长怎么有四条腿？”
徐海东将军闻战则喜。不战，则病发，精神恍惚；战，则病愈，精神焕发。将军自言，作战为治病之良药。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徐海东将军率红二十五军长征，由皖西，经鄂东、陕南、陇东至陕北，与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战，连战连捷。入陕时，兵强马壮，极为神气，有陕北“信天游”民谣言：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对对喇叭一对号；
头号盒子红绳绳，
军号吹起嘀嘀哒。
１９３５年冬，毛泽东派杨至诚向徐海东借２５００块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将军问供给部查国桢部长：“家底有多少？”查答：“７０００块。”徐海东将军毫不犹豫命令：“留２０００块，拿出５０００块，送中央。”故毛泽东常言，“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延安时期某日，徐海东将军挥鞭策马。途中，马蹄撞一士兵，将军急挽缰绳。马受惊，昂首嘶鸣，前蹄腾跃。将军被甩下马背，头撞一大树，遂昏迷。两星期后方苏醒，口中缺两门牙。后至出事地点，见两门牙深嵌树干，拔之不出。
某日，徐海东将军移住湖兴寺。寺中长老闻将军大名，特送昙花一盆。当晚昙花即开放，众僧皆谓福星到，待将军如上宾。
徐海东将军病后，程启文将军一直跟随照料。将军言，毛泽东极关心徐海东将军病情。１９４１年５月亲手起草电报，慰问将军：“静心养病，天塌不管”。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０日，毛泽东主席亲笔致信徐海东将军：“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全愈。”
解放后，徐海东将军于辽宁大连休养。凡来人探望，将军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将军夫人周东屏提醒曰：“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怎么好这样问？”将军执拗曰：“净说好听话，算什么老战友！”
１９６０年春节，毛泽东至广州冬休，居鸡颈坑，与徐海东将军为邻。凡出车，必先由上坡下滑一段，然后发动。毛嘱司机曰：“海东同志住隔壁。他是病人，不要吵他！”某日，周恩来总理于北戴河理发室理发，闻报徐海东将军来访，留半边头，急出迎，与将军交谈。
“文革”中，林彪红极一时。徐海东将军病中卧床，见一传单言林彪“出生贫农”。将军以掌拍床沿曰：“放屁！”“胡说！”周东屏急劝之：“林彪现在是副主席，可不能乱说。”将军继以掌拍床沿，曰：“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份。”又拍床沿曰：“红军时期，我打过林彪家的土豪，四五间新瓦房，十几台织布机，怎么会是贫农？”
“九大”前夕，某日深夜。周恩来总理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朗声宣布：毛主席提议，徐海东应出席“九大”，参加大会主席团。“九大”开幕，将军坐轮椅，椅上携氧气筒，缓缓进会场。毛泽东见之挥手致意，众代表起立欢迎，掌声雷动也。
八、 慈 心 黄 克 诚
（１９０２－１９８６）
王平将军、邓逸凡将军、宋维?将军、叶建民将军、魏佑铸将军、吴纯仁将军、程启文将军与余谈起黄克诚将军，动情处无不唏嘘哽咽。是时，诸将军皆古稀之年也。
黄克诚将军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物，故人称“黄瞎子”。将军待人随和，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故人又称将军为“老头子”。将军性执拗，爱发牢骚，故又有人称之为“反对派”。
邓逸凡将军言，黄克诚将军身体瘦弱，待人极随和。红军时期某日，将军至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在他屋里，解包裹，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坐一旁，笑眯眯，曰：“你们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罗！”其时，黄克诚将军任红三师政委。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江西某地。秋雨淅沥，道路泥泞。时任红军第三师政委黄克诚随王平团行军。将军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夜，王平将军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斥之曰：“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６日，余至东钓鱼台访王平将军，将军谈此事仍忍俊不禁。
魏佑铸将军告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去北京探望黄克诚将军。其时将军双目已瞽。魏进屋，将军举首。魏出声，将军侧耳。一语未了，黄克诚将军即曰：“你是小魏子！”小魏子即魏佑铸年青时称呼。其时，魏与黄将军已四十年未谋面也。魏将军言此潸然泪下。
梁兴初将军，林彪麾下战将。抗美援朝，曾率三十八军重创美李军，该军获“万岁军”美誉。文革中，免去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因与林彪有嫌，无人敢为之说话，故迟迟未能复职。黄克诚将军出任军委纪委书记后，力排众议，还其清白。将军举九指，慨然曰：“梁兴初同志身上九处弹创，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梁兴初将军夫人任桂兰与余谈及此处，泣不成声。
某将军，为黄克诚将军旧部。１９３１年冬，红军打“ＡＢ”团，某将军被列入黑名单，肃反大员明令枪毙。其时，某将军正在前方指挥战斗。黄克诚将军急令一参谋，策马前往，将某将军藏匿于山洞。肃反大员询查，黄克诚将军曰：“已战死。”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军委扩大会批黄。某将军登台告发其贪污，使之蒙受二十年不白之冤。粉碎“四人帮”后，某将军被判刑入狱。服刑期间，患重病，请求监外就医。有关部门领导特征询于黄克诚将军。将军不计前嫌，朗声同意，并嘱接其夫人，以随身照料。某将军闻知痛哭流涕也。
王平将军言：黄克诚将军对彭德怀元帅十分敬重。红军时期某日，三军团部通知师团干部至某山看地形。各师团干部骑马疾行，至山下，见黄克诚政委立道中，挥手曰：“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作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将军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皆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越岭攀山。解放战争中，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黄克诚将军长兄，一农夫也。湖南暴动失败，将其弟藏匿于猪圈顶棚。官府追捕，乡绅逼供，无所畏惧也。解放后，黄克诚将军官至总参谋长，兄则忐忑不安。乡人劝其进京谋职，曰：“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１９５９年，庐山事发，急赴京。将军告之已解职，即道喜曰：“好了，好了。”又曰：“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一介农夫，有此真知灼见，非凡人也。
黄克诚将军极关注农事，尝备一花磁脸盆，置院中接雨雪，以测水量，断农事。久旱逢雨，喜行于色；淫雨连绵，愁眉不展。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
１９３７年冬，某日夜。朔风劲吹，滴水成冰。黄克诚将军于前沿阵地，夜不能寐，思念前妻。遂披衣而起，赋《思亲》诗一首。诗曰：
大雪纷飞冻难支，
衾单炕冷晓更迟，
长夜不眠忆往事，
铁石征人也相思。
“文革”中，黄克诚将军入“牛棚”。某日夜，梦白发老母，面沉怒色，责其不孝。醒后赋《梦母》诗一首。诗曰：
梦旧故里看亲娘，
亲娘见我惊倒床，
欲哭无泪望眼穿，
欲言无语思断肠，
面沉怒色示指责，
为何更早不还乡？
九、智 慧 粟 裕
（１９０７－１９８４）
粟裕将军常自谓：“沧海一粟”。某日，粟裕将军访叶剑英元帅。临别，叶帅扶杖送。粟裕急阻之曰：“老帅相送，不敢当。”叶帅曰：“百战之老将，岂能不送！”粟裕对曰：“沧海一粟，不足挂齿。”叶帅送出大门，望其背影赞曰：“战功高不居功，贡献大不自大。不简单哪！”
萧锋将军言：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９日，红军包围国民党张辉瓒部于江西龙岗，初见粟裕，印象极深。其时，粟裕将军任红军第六十五师师长，正立于龙冈小街，飒爽英姿，温文尔雅。忽见两骑兵飞至，下马向粟裕报告：“朱总司令、毛总政委问捉住了张辉瓒没有?”粟裕答：“张辉瓒跑不了。”即命一骑兵先回，报告即可捉住张辉瓒；另一骑兵暂留，待捉住张立即返回报告。约一刻工夫，前方即传来消息：“张辉瓒捉住了?张辉瓒捉住了?”
１９３９年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驻江苏溧阳水西村。某日，日寇集结重兵席卷而来，距指挥部仅数十里。粟裕将军亲临前线指挥抗击，大胜归。陈毅元帅闻讯，手书对联贴水西祠堂，以赞粟裕。联曰：“食少事繁诸葛公，轻裘缓带羊叔子”。
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３日至８月２７日，粟裕将军发起苏中战役，首战宣（堡）泰（兴）、再战如（皋）南、三战海安、四战李堡、五战丁（堰）林（梓）、六战邵伯、七战如（皋）黄（桥）路，连战连捷，歼敌六个旅又五个交警大队共五万人。史称：“七战七捷”。战后，当地军民欢欣鼓舞，以歌颂之曰：“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粟裕将军闻之大惊，急阻其传播。
粟裕将军作战，善于示形，以迷惑和调动敌人。莱芜战役“示形于鲁南决战于鲁中”，即为示形范例。初，南线之敌密集稳进，难寻战机。粟裕将军果断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命少量部队减兵增灶，伪装华野全军于南线与敌周旋。其时，将军率主力急速北上，虎跃鲁中，一举全歼深入我鲁中解放区腹地之敌李仙洲集团。战后，粟裕将军总结曰：“此役功在示形。为引敌于南线、歼敌于北线，我一示连续作战疲惫之形；二示必保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将决战于鲁南之形；三示我主力失利于临沂外围之形；四示我军准备西渡黄河，撤出山东解放区之形。示形之妙，使敌深信不疑，故而为我获得战机。”众皆服之，敌亦服之。
粟裕将军指挥作战，素以冷静沉着著称，严格细致闻名。南京军区原副参谋长金冶告余：孟良崮战役，传来击毙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消息后，各部队或休整，或报捷，或总结，均以为敌已全歼也。而粟裕将军则埋头案牍，将我上报歼敌之数与敌七十四师实编之数反复核对，发现相差七千人左右。将军即口授命令曰：“各部队继续搜查孟良崮，不可放松警惕，特别是一些比较隐蔽的山沟里，没有命令，不许停止。”果然不出将军所料，我军于一隐蔽山沟里发现了这批敌人，并及时全歼之。
淮海大战最后阶段，粟裕将军于指挥所运筹谋划，调兵遣将。其时，指挥所墙壁上挂淮海之战形势图，图上插满了红蓝旗子，红旗代表我军，蓝旗代表国军。参谋们根据各部队战况拔蓝旗、插红旗，或拔红旗、插蓝旗。粟裕将军注目地图，口授命令，日以继夜，七天七夜未眠，虽疲惫已极，仍一刻也不松懈也。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张震副参谋长报告，我军攻克敌最后一个据点刘庄。将军仰天长舒：“好啊！”即昏睡过去。三日后，方醒，众将领急前往慰问。将军面容憔悴，轻声问：“有没有鸡汤啊？”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５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等：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师后，在陈毅领导下，粟裕负责战役指挥。见电后，陈毅对粟裕曰：“军事上我出题目，主要由你来做文章。”粟裕答曰：“我还象过去那样，当好你的助手。”之后，粟裕将军作为陈毅之助手，将帅协谋，珠连璧合，亲密无间，故华东有“陈不离粟，粟不离陈”之说。
粟裕将军有四宝：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均为军事指挥员须臾不可离身之物。
粟裕将军极重视地图。战争年代，一到新地，首要之事，即挂地图，看地图。常倒骑椅子， 凝视半日不动。全国解放后，将军办公室、书房、卧室、仍满挂地图。将军曰：“不谙地图，勿以为宿将。”
粟裕将军善骑，且能倒骑马背，如张果老之倒骑毛驴。行军途中，将军常召开“马背会议”，背朝前，面朝后，与马上诸将徐行徐议事。
粟裕将军善打运动战、歼灭战、大兵团作战。有人问将军作战体会，将军一言以蔽之：“从当面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
粟裕将军善射，尤喜打运动目标。某日，将军至某部途中，见一大獾扒土寻食。将军提枪不发。警卫员急曰：“快开枪！”将军挥手，命之：“你去惊它一下。”警卫员遵命前趋几步。大獾闻声，疾跑。将军举枪毙之。又某日，粟裕将军泛舟高邮湖，湖中有野鸭群。将军先投石惊之，野鸭急飞遁；继连发三枪，三野鸭凌空而坠。
粟裕将军喜开车，凡长途行军，将军必与司机轮流驾驶，乐此不疲。１９４８年４月，将军奉中央、毛主席之命，由河南濮阳赶到河北省阜平县南城庄汇报。途中有一半路程为将军持方向盘驾驶。
粟裕将军喜音乐，会月琴、口琴、洞箫、钢琴。尤喜演奏《新四军军歌》。歌曲、汉剧、京剧亦为将军拿手好戏，战斗间隙常雅兴突发，一展歌喉。抗日战争某日凌晨，粟裕将军率部转战途中，欲借宿一小学。教师见军人至，急关门躲避。将军命部队就地休息，取口琴吹奏《苏武牧羊》。教师闻之，急开校门迎部队进。
著名音乐家沈亚威告余：１９４１年夏，粟裕将军召其谈话，打开收音机，曰：“你听听?”又曰：“敌人用它的音乐鼓舞法西斯士气，我们也要用自己的歌曲鼓舞我们的军队。”沈亚威故此创作了《淮海战役组歌》等优秀歌曲，遂成我军著名作曲家。
粟裕将军带兵严而不厉。某日，粟裕将军至训练场，见几位战士边练射击边聊天。将军从口袋里取出一枚铜钱，置于枪之准星，命一士兵曰：“击发！”随着扳机声，铜钱“铛啷”落地。将军取枪，卧姿趴下，复置铜钱于枪之准星，击发数次，铜钱纹丝不动。将军站起，即走。众士兵羞愧不已。
原三野司令部机要科长左金祥言：抗日战争时期，机要科借了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家争相传阅。粟裕将军闻之，甚喜。并于扉页上题签曰：“炼成钢铁如保尔，莫做浮草似罗亭。”
粟裕将军喜吃狗肉。部队行军，每到一地，将军即出五元钱“请客”，派人与群众商量打狗。部属凡吃狗肉，必送将军一份，无论何时将军均喜纳之。故将军发怒时，参谋人员急传令：“打狗！打狗！”
粟裕将军每临大战有静气，可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黄桥战役前夕，将军居溧阳水西村，处理完公务后，仍荷锄下地，或挑水，或锄地，或拔草，或与当地老民闲话桑麻。殊不知一场大战将至也。
粟裕将军身居高位，常轻车简从，微服出访。某日，将军至某部，哨兵不识将军，挡之门外。将军和颜悦色曰：“小同志，我有事找你们领导，让我进去吧。”哨兵横枪挡之，曰：“不行！这有规定，等会儿给你通报一声。”哨兵进请示。将军则蹲于门口，等待之。直至哨兵回复，方进。某日，将军着便服至３０１医院探视其夫人楚青。因不到探视时间，医务人员阻之，将军即怀抱一网兜苹果，坐病房大楼外台阶上，安详等待。探视时间到，方进。此两事余闻康林等将军言之。
１９７５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粟裕将军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某日，江青亲临军队代表团参加讨论。某将军问粟裕：“粟裕同志，是否请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话？”粟裕将军急转身与人搭话，佯装未闻之。某将军不解，又问之，粟裕继续与人搭话，仍不理。江青见状，不发一言，忿忿而去。
孙克骥将军告余： 全国四届人大后，粟裕将军受邓小平之命，下华东部队调查研究。其时，“四人帮”正大力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经验。某日，于安徽合肥召开座谈会，有人问将军：“如何看待城市民兵指挥部？”会间气氛顿时紧张。将军徐徐答曰：“五十年代我任总长时，听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
十、敬 业 谭 政
（１９０７―１９８８）
解放战争某日，毛泽东便宴招待谭政将军。毛问将军：“谭政（繁体）两字多少划？”谭于手心暗写，答：“二十八划。”毛又问：“我毛泽东（繁体）三字多少划？”谭亦暗写，答：“也是二十八划。”毛曰：“这二十八划不平常啊！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二十八划吗？我们都姓共嘛！”谭政将军若有所思，点点头告辞。
谭政将军，湖南湘乡人，原名谭世名。东山学堂毕业，就职小学教员。将军性格文静，意气风发，素有″白面书生″之称。谭政将军之父谭润区与陈赓将军之父陈绍纯为同乡至交。将军幼时曾寄宿陈赓家，读乡间私塾三年。其间与陈赓四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结为夫妻。
１９２７年春，经陈赓介绍，谭政将军离家从军，初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文书，继投奔卢德铭之武昌警卫团，亦任文书。武昌警卫团与秋收起义队伍合编后，将军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是时将军二十四岁，改名谭政。
谭政将军参加红军后，某领导问将军：“给你十发子弹，能否命中十人？”将军对曰：“打中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某领导曰：“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笔扫千军嘛！”将军暗记之。
１９２８年２月，谭政将军调任红四军前委任毛泽东首位秘书。将军于井冈山砻市与毛泽东同住一屋，毛居里间，谭居外间，形影不离，无话不谈。谭政将军回忆曰，甫上任即帮毛泽东誊抄名篇《井冈山的斗争》，抄了改，改了抄，反复多次方定稿。后以复写纸复写两套，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点头称善，曰：“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
谭政将军言，毛泽东喜作报告。红军时期每至宿营地，部队常请其讲话，听众少者一个连百余人亦不辞。毛讲话时必先双手叉腰，以湖南腔曰“同志们！我们红军……”故凡士兵们见毛双手一叉腰，便齐声学之“东支们，我们红灯”，全场大笑，毛亦笑笑。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读谭政将军文《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华北已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等后甚喜，与人曰：“谭政者，谈政也！”
毛泽东喜与谭政将军聊天。抗日战争时期，常召谭政将军至其窑洞，围炉长谈，炭火熊熊，其乐也融融，不觉日小欲晚也。谭政将军言，其时军队一系列重要决策均于与毛聊天中决定，如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开展拥军爱民工作和反对部队军阀主义作风等。据莫文骅将军言，其时谭政虽为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主任王稼祥负伤养病，总政的具体工作，包括文件的起草、电文的拟定等以及政策的出台，均由谭政具体负责。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１日，谭政将军于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与会人员为西北局高级干部。将军由此而走红，亦由此而倒霉。
据将军回忆，该报告为毛泽东授意将军起草，并作多处重要修改，加写三千余字内容。将军报告后反响强烈，有新《古田会议决议》、建军里程碑之赞誉。是时，将军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年仅三十八岁。１９６０年夏，有人以此事发难将军：这是毛主席的著作，为何用你的名字发表？
谭政将军为人谦谨。据云，辽沈战役期间，初时东总电报署名均为“林（林彪）罗（罗荣桓）谭（谭政）刘（亚楼）”，后改为“林罗刘谭”，后又改为“林罗刘”。有人疑之谭政将军，曰：“政治部主任放在参谋长后面说得通，但也不能没有政治部主任啊！”将军笑笑，曰：“可闻将相和故事否？”
谭政将军驭军尤重视群众纪律之执行。解放战争时期，东野某部一连长与当地一地主小老婆私通，并枪杀村长马玉。“马玉事件”上报东野政治部，将军立置诸法，命当地政府为马玉举行追悼会，枪决犯事连长，并向东北全军发出通告：“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据《赖传珠日记》载，经谭政将军精心策划组织，东北军区政治部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２日至３月７日，召开了东北全军纵、师政委或主任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安排精心妥善，白天开会，晚上看电影看戏。电影有《水泊梁山》、《柏林大战》、《保卫斯大林格勒》等，京戏有《吕布与貂蝉》、《玉堂春》、《霸王别姬》、《借东风》等。
谭政将军作报告，必先调查研究而后发言，决无大话空话。１９４８年２月，将军于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列举各部队军阀作风问题，直呼其名，直点其事，如曰：“四纵有三人打了老百姓，其中有一小孩，一纵七人打车夫，二纵、四纵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人，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在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其时，各纵政委端坐台下，无不脸红气虚，有一纵万毅，二纵吴法宪，三纵罗舜初，四纵彭嘉庆，六纵赖传珠，七纵吴富善、八纵邱会作，九纵李中权，十纵周赤萍，十一纵陈仁麒，十二纵袁升平等，均为身经百战的老资格干部也。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谭政将军赴京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将军就职后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即在全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学文化、学理论活动，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魏佑铸将军告余，其时谭政将军下部队视察言必称“学文化”。其提出招收地方大中学生担任部队文化教员、干部要达到高中以上，部分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等。
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央军委于广州小岛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旨为批彭德怀、黄克诚，而谭政将军则津津乐道其全军学文化之汇报，林彪因此不悦。期间，林彪提出将抗大作风，即“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简括为“三八作风”。谭政将军则曰：“这种提法不科学，且容易与三?八妇女节混淆，需要再斟酌斟酌。”林彪又不悦。是时，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背警句”的观点，而后谭政将军则于《解放军报》刊文《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林彪更不悦。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军委扩大会通过《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１９６１年１月，谭政将军被撤消总政治部主任职，由萧华取而代之。１９６５年调离军队任福建省副省长，排名第五。
“文革”中，谭政将军身陷监狱八年，与彭德怀、黄克诚同关于北京卫戍区“什坊院”。１９７５年初出狱后，将军上书叶剑英要求平反并工作。叶帅批转邓小平，小平为之上书毛泽东：“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毛泽东圈阅同意。１９７５年８月，谭政将军复出，任中央军委顾问。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６日，谭政将军因病于北京解放军三零一医院逝世。前军委领导书挽联痛悼：
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
终身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守正不阿高尚风格启千秋。
徐海东
杰出军事家、革命家、新四军老战士
（
1909年春，在原籍喻家祠堂上私塾。
1912年，辍学，在家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
红军时期
1924年夏，共产党员吝积堂回黄陂开展革命活动。在吝积堂同志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6年04月，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经党组织同意，离武昌，南下广东。
1926年05月，在广东韶关附近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
1926年08月，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率领一个排，歼灭军阀吴佩孚四个炮兵连，受到全师通令嘉奖，被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后又参加进攻武昌等地的战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党组织帮助下离开武汉，返回黄陂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06月，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主反动武装。
1927年07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河区区委决定农民自卫队分散活动。返回徐家窑，以窑工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08月，党的“八七”会议后，在窑工中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俞咀建立党支部。
1927年10月，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与田道生、丁彩光、田耕三一起，组织领导攻打夏店雨坛寺“缉私营”的武装暴动。夺得武器后，重新整编农民自卫队，转移到陂孝交界之苎麻岭山区打游击。
1927年11月，奉黄陂县委命令，率领农民自卫队参加支援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黄陂重建党的工委，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1928年秋，任黄陂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
1929年初，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失败后，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底，鄂豫边区党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任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
1930年04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
1930年05月，任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
1930年10月，任黄陂县补充六师（实际上是赤卫队）师长。
1931年02月，第五教导队编入中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任警卫二团团长。
1931年03月，警卫二团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任团长，后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
1932年05月，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四师师长。
1932年07月，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2年09月，任鄂皖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二十七师来到金家铺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领导的英山独立团、六安、霍邱、霍山独立营会合，组成东路游击师，任副司令兼师长。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任七十九师师长。
1932年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任七十四师师长。
1933年02月，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1933年05月，对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围攻七里坪失利，部队损失过半。
1933年06月，七里坪撤围后，红二十五军向皖西转移，在皖西坚持斗争。
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人切断，率七十四师一部折回皖西。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任军长，在皖西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到达鄂东后，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增补为鄂豫皖省委委员。
1934年04月，与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
1934年05月以后，与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
1934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为准备长征，与吴焕先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从皖西转移到鄂东北。
1935年初，在鄂豫陕省委（由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和吴焕先、程子华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1935年07月，红二十五军跨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在陕西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陕南留部分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
1935年08月，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陇东地区的泾川，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代理红二十五军政委和鄂豫陕省委书记。
1935年09月，在陕北豹子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
1935年10月，率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到陕北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
1935年11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02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举行东征。他率领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逼近太原，直取晋西北。
1936年05月，东征军回师河西。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中旬，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率红十五军团一部与红一军团并肩战斗，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命令红十五军团立即由甘肃海原县出发开赴商州，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1937年0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共合作，红十五军团奉命由陕西商州、雒南开赴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0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
1937年09月，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率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1937年10月，平型关战斗结束后，随朱德、彭德怀同志参加晋东南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战斗。
1937年1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和王震同志率部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
1938年06月，指挥町店战斗，歼灭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来援之敌。
1938年08月，病倒在华北战场上，后回延安休养。他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战斗危急时刻，经常身先士卒，被群众誉为“徐老虎”，先后９次负伤，积劳成疾。
1938年10月，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列席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9年08月，跟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开展工作。刘少奇是以徐海东的随从身份为掩护到新四军的。
1939年12月，在皖东周家岗，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后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任华中局委员。
1940年01月，由于紧张的战斗生活，劳累过度，旧病复发，病倒在皖东战场上。
1940年05月，在安徽省津浦路西根据地休养。
1940年08月，在江苏省淮安一带休养。
1941年0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08月，在山东诸城、莱阳等地休养。
1946年09月，从山东到大连市休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4年0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在疗养期间，写了几篇重要回忆录。
1955年0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1956年09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后，从大连回到北京。
1958年00月，任第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病情稍有好转，到湖北参观访问，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00月，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向编委会提出，一定要写党、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个人。
1962年00月，红二十五军战史编成后，又一次累得大吐血，病危九天。
1964年00月，任第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9年04月，带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他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海东是建国后中央军委认定的解放军36个军事家之一，尤其擅长游击战。
徐海东 出身最苦的大将
红色窑工
夸海东
壮兮鄂豫皖，
伟哉大别山。
黄麻烽火举，
英豪数万千。
丛峰碧血浴，
村闾尽狼烟。
窑工成名将，
百战显心丹。
凯旋觅故旧，
未见几人还。
丰碑今犹在，
巍然云汉间。
建国后仍穿新四军旧军装
1951年5月，周恩来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看见徐海东的卧室里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就对其夫人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后来，实行军衔制，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其名字排在粟裕之后，位列第二，十分显赫。徐海东得知后，非常不安。恰巧，周恩来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身居高位，但从不恃功自傲。他在大连期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大连文史专家孙玉写道:"徐海东大将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为节约用水，大将吩咐工作人员不要将他的洗澡水放掉，而是用来冲厕所。大将对工作人员说，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我们应该带头节约，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抓起。疗养院的老同志都记得，战功赫赫的大将不择衣食。平常他舍不得吃鱼、肉，只是到了周末才改善一次伙食。他吃剩的饭菜从来不许倒掉，而是让厨师妥善保管，下顿热热再吃。他说，每顿饭为国家节约一分钱，日积月累，也是不小的数字啊！"
1956年9月，徐海东离开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但是，他与大连的友谊仍在继续。一次，徐海东咯血不止，中央派出军用飞机，将大连著名中医李寿山请去会诊。由于支气管扩张，诱发大咯血，北京专家组采用石灰散、咳血方等凉血止血的方子，效果不佳。诊断时，李寿山发现徐海东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而且烦躁汗出，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语声低微，喉有痰鸣，咳中带血，其色浅红或暗红有块，每次约100～200ml。李寿山认为，他患的是阳虚夹寒不能摄血之症。于是，他对症开方，并亲自煎药。徐海东连服6剂，咯血症状止住了。随后，李寿山给他开了一些补养的方子，以增强体质。 1962年2月，徐海东再度病危，高烧不退。徐海东点名叫李寿山去北京。李寿山在北京住了两个月，诊脉煎药，使徐海东转危为安。
开国大将徐海东遭蒋介石满门抄斩被杀66口
徐海东是党领导武装斗争时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代表，也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一员虎将。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海东传奇般的经历本身，便构成一部壮丽的武装斗争的史诗。
生平
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
国民党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解放后，他常年靠吸氧维持生命，但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
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夏店(现属大悟县)一个世代陶工之家。徐海东从小就在饥寒中生活。1925年，有一位家乡籍的共产党员吝积堂从武汉学校回来，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徐海东明白了过去受穷的原因是受军阀、地主压迫，便到武汉找了一份码头上的差事，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徐海东不久又想学习军事，于是到湖北军阀部队里当兵。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翌年，因国民党反共，他回到家乡，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暴动。后来，他任过县赤卫队大队长和红军的团长、师长，以勇猛著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敌人"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入"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来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他因大胆批评领导的错误而被人怀疑，但革命意志从不动摇。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徐海东任三四四旅旅长，在平型关战斗中指挥左翼突击。此后，他又率部在晋东南等地与日寇作战9个月，因身体不支，1938年夏回延安养病。翌年秋，他任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副总指挥。1939年年末，徐海东抱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日军一个大队。战后，他向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地。此后7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
1947年秋，他被送到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在那里治疗休养9 年。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领导编写战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1969年"九大"召开时，毛泽东仍提名要徐海东参加，会上他又当选中央委员。翌年秋，因战备疏散，他被送到郑州。1970年3月，他因肺炎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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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得知徐海东一家被杀了66口，就此懂得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参加革命只为求阶级的解放，日后想做个普通劳动者。他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 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 "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洋鬼子"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
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输得不明白，问他:"你是黄埔几期？"他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在"肃反"扩大化期间遭怀疑时，他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冲锋并打败了敌人，以血战证明自己的忠诚
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 "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
神秘的大将徐海东：怕死的不能参加红二十五军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这样评价。本文是徐海东大将之子回忆了父亲的战斗生涯。
“黄陂有个臭豆腐”
记者：1936年的夏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前往陕北苏区，要探寻“红色中国”。他采访了毛泽东和很多红军将领，后来在书中对您父亲徐海东的描写用了“大名鼎鼎”和“神秘”这两个词，他对这位出身贫苦的将领的身世非常着迷。有人叫他“泥巴人”，有人叫他“臭豆腐”、“徐老虎”，甚至徐海东也不是他的本名，请给我们讲讲您父亲的身世。
徐文伯：我老家是湖北黄陂县，1960年时爸爸出生的屋还在，爸爸烧的窑也还在。“泥巴人”就是做窑的，我们家七代都是窑工，爸爸是第七代，做了11年的大水缸。他原名徐元清，后来参加北伐改名为“少奎”，觉得“元清”不够革命的气魄。到1928年他为了表示决心，一定要把革命再搞起来，他改成“徐海动”，大海闹动，要像哪吒一样把大海闹动起来，后来人们听来听去，就听成“海东”了，都喊他“海东哥”，“海东哥回来了”，所以爸爸就干脆改成了“徐海东”。
记者：您父亲很能打仗，是当时第二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整个四方面军有“徐老虎”之称，但是“臭豆腐”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呢？
徐文伯：我记得陈再道叔叔给我讲：文伯，你知不知道关于你爸爸的民歌，他就唱起来了，“黄安有个赵次吾，麻城有个邱江埔，黄陂有个臭豆腐”。“黄陂有个臭豆腐”就是指我爸爸，也是当地最早起来闹革命的，这三个人在当地广为流传。“臭豆腐”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爸爸家里很穷，到10多岁了，还没有衣服穿，一身泥巴，他的嫂子们看到他，说简直就像一个臭豆腐，就这样叫起来了。
参加革命以后，蒋介石就是消灭不了徐海东，打一仗败一仗，蒋介石就讲徐海东跟他的名字“臭豆腐”一样，粘上了就甩不了。这个故事是陈赓叔叔跟我讲的。
而且这个“臭豆腐”整个部队都知道。在东北，解放军最初的王牌部队，一支是三十八军，一支是三十九军，三十九军就是由爸爸的十五军团，原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起来组成的。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一次，美军39辆重型坦克一下子冲到三十九军阵地，结果一辆都没回去。这个部队美国人没有见过，后来他们一调查，就报了：三十九军，徐海东旧部，后面加了一个括弧，注明“臭豆腐部队”。
记者：真是惹不起的“臭豆腐”，据说他最早组织农民自卫军时只有一支手枪，八粒子弹？
徐文伯：1925年爸爸到了广东，正好碰到国民第四军，即叶挺的那个部队，师长是张发奎，我父亲当代理排长。第一仗就是打汀泗桥，他领的一个排消灭了吴佩孚4个炮兵连，缴获了12门炮。张发奎非常高兴，全师集合，把我父亲叫到前面，当众表扬，把父亲提为少尉排长。
汀泗桥以后，我父亲就随着北伐军打了贺胜桥、南昌，一直打到郑州，又返回武昌。这时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党组织告诉我父亲，你赶快离开部队，蒋介石对共产党下手了！他带着1支手枪，8粒子弹，把花名册一扔就走了，他来到黄陂担任了军事部长，一开始确实只有13个人，1支手枪，8粒子弹。
徐海东在红军将领里是出了名的能打，一次他以2000人的部队击溃了敌人一个师，并俘获了敌军师长。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输得不明白，问他：“你是黄埔几期？”他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鄂豫皖根据地逐渐发展为全国第二大苏区，红军创建初期，在国民党的缉拿名单中，毛泽东、彭德怀和徐海东是悬赏金额最高的3个人。
“战场上是个凶老头，战场下是个好老头”
记者：当年斯诺在去十五军团驻地的路上，到处可见国民党飞机散发的传单，上面印着：“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当赏洋10万。”我们很想知道徐海东在战场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徐文伯：我也是听他战友说：“战场上是个凶老头，战场下是个好老头，跟大家打成一片。”
我父亲这个人脾气暴，他讲自己的缺点是脾气急。打仗的时候，不能讲第二声，叫你马上冲，你就得马上冲，你要搞慢了，他手里有一条马鞭子，“啪”就一鞭子，全军都知道他严格。
长征途中，有一次与国民党刚打了一仗，特别劳累，吹号大家都没听见，他就着急了，他一个一个房间去找，他拿着一个棍子打出200多人，当时假如晚了，就全部被国民党抓了。还有一次在于家河战斗中负了伤，子弹把他的脸打穿了，警卫员说：“军长，你负伤了。”他很凶地说：“谁负伤了？”他怕影响军心，结果警卫员很委屈，事后他诚恳地向警卫员道了歉。
我父亲负了9次伤，8次枪伤，1次是红枪会往屁股上戳了一枪。所以他身上有17个枪眼，17个洞，他洗澡的时候我就帮他数。他负伤多，所以知道负过伤以后需要什么，打完仗第一要慰问伤兵。有一次他负伤后正是年三十，没有一个人来看他，那时候心里非常难受。所以他打仗，所有的伤兵他都一一看到，全军上下特别敬重他。
1932年，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围剿”，张国焘被迫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红二十五军一部和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在苏区坚持斗争，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20万国民党大军和满目疮痍、日渐缩小的根据地。
记者：在张国焘后来的自传《我的回忆》中对徐海东的评价非常高，因为他最终把红二十五军带到延安，并且途中还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非常年轻是吗？
徐文伯：对，平均年龄18岁。红四方面军发展的人很多，而且在老苏区牺牲的人很多，所以后来参加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当时红二十五军的战斗部队都是以18岁以下的战士为主，战士都很年轻，我母亲参加长征的时候才16周岁。所以，后来苏联也出过一本书就是《徐海东和他的童子军》。
他这个部队非常年轻，但很能打。二十五军有个传统，就是凡是来参加二十五军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怕不怕死，你要怕死就不要到我们二十五军来。
记者：就在北上的路上，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当时您父亲跪在坟前大哭，他给您讲过当时的情景吗？
徐文伯：讲过。他与吴焕先的感情很深，非常怀念焕先叔叔，每次跟我讲都会流泪，他们是一起共患难、同生死的战友。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一文一武，文是吴政委，武是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离不了我，我离不了你。打仗的时候、最后决策的时候，爸爸总要找吴焕先，因为他是政委。从鄂豫皖到长征，他们是二十五军的两个灵魂。
他牺牲以后，爸爸抱着他的尸体大哭，把吴焕先平时爱穿的呢子大衣准备好，亲手给吴焕先洗脸、洗身体，然后把呢子大衣给他穿上，买了最好的棺材，把他埋葬。埋的时候，爸爸跪在坟头当众宣誓，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红二十五军带进陕北。
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突破层层堵截，一步步向陕北进军。1935年9月，与陕北刘志丹会合。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终于见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杀绝徐族”
记者：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为革命牺牲最多的是海东同志，在您的老家有一座
徐文伯：死了66口人，近亲27人，远亲39人。斯诺采访的时候就问到这个问题，斯诺都不相信他的耳朵。
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爸爸见过我的奶奶，但是随着他的名望越来越大，蒋介石就下令杀绝徐家。1930年开始“杀绝徐族”，逮到姓徐的就杀，百姓都不敢姓徐。父亲离开鄂豫皖参加长征的时候，家里已经死了66人。解放后，在家乡已经没有跟他同辈的老人了。
记者：您父亲第一次吐血是什么时候？
徐文伯：他第一次吐血是1932年，就是四方面军走后，他23天没有睡觉，有时打个盹，结果把敌人打败了以后，他一连睡了三天，起来以后就吐血，那时他当师长。
多次的死里逃生，使徐海东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1939年，徐海东被派往华中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取得新四军抗击日伪军的第一次胜利后，他又吐血了。
记者：在华中病倒前，您父亲指挥了在新四军上任后的第一仗，这一仗对当时的新四军来讲意义很大是吗？
徐文伯：是的。1939年11月到了华中，12月周家岗战斗，消灭日伪军160多人，还抓了一个日本少校。原来新四军在华中不敢打，因为日军太强，所以这一仗是个奠基仗。
记者：您父亲的病究竟重到什么程度？
徐文伯：那时候，父亲的担架都是特制的，因为他发病的时候，肺都肿起来了，不能盖被子。是我母亲想出的办法，上面弄个铁丝架，被子盖在铁丝架上，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只要碰一下就吐血。
到了反“扫荡”的时候，当时毛泽东给新四军来了一封电报，讲海东同志是军队的一面旗帜，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任何时候不能出问题，更不能让敌人抓去。
记者：您父亲病倒时才40岁，正是军事生涯到达顶峰的时候，让他离开战场肯定心有不甘，内心非常痛苦。
徐文伯：皖南事变那一次，开始不敢跟他讲，后来跟他说，那对他简直是天大的耻辱，结果吐了一脸盆血，最后报告了毛泽东，认为他已经不行了。
记者：您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后来毛泽东亲自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是什么内容？
徐文伯：当时是新四军领导陈毅、张云逸都向中央报告，说我父亲还在坚持工作，怎么办？毛泽东就给我父亲发了个电报。父亲后来回忆说电报有200多字，讲主席在延安不能来看望，听说你还在坚持工作，送你8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看到这个电报，我父亲流泪了。
徐海东最后一战: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要他的头
徐海东大将的最后一战
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要他的头，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是谁？他是著名的军事家徐海东大将。
50多年前徐海东在淮南指挥新四军，粉碎日军“扫荡”，首战告捷，万古流芳。我生长在淮南，作为直接受惠者，早想写文纪念徐将军，但因未采访其子女，不能如愿。值此纪念红军诞
生80周年，新四军诞生70周年和卢沟桥事变爆发70周年之际，我专程拜访了徐海东女儿徐文惠等知情人。文惠已是年近古稀之人，但她思维敏捷，对其父亲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给我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九次负伤何所惧 三上三下赤子心
徐海东原名徐元清，
1925年，在武昌一所小学教书并已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吝积堂，返向家乡。徐海东在他的指引下，走向革命的道路，
1928年秋，徐海东任黄陂县委委员、军事部长、他领导的游击队又扩大到60余人。县委派他担任夏区区委书记。腊月三十晚上，暴动开始，他指挥暴动队伍冲进地主豪绅庄园，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农民。敌军开过来一团人马，驱散了暴动队，杀了很多人，年关暴动失败了。敌人抄了他的家，逼他妻子改嫁。
1929年底，鄂豫边区特委派游击队组成5个教导队，徐海东任第5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翌年春，他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1931年初，徐任鄂东警卫2团团长。后2团整编为红军第4军第13师第38团，他任团长。
3月中旬，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敌46师、30师、31师、33师合击新集、七里坪我根据地中心区，徐海东在率领38团配合主力反击敌军的一次战斗中，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在包扎所他昏迷了一天一夜，后送到红军家属陈大娘(陈锡联的母亲)家才慢慢苏醒过来。这是他第一次负伤，陈大妈像对待亲儿子一样照料徐海东。徐海东休养了一个月，伤未全愈，就拄拐棍找到师部，要求回团工作。“你们团已经有团长和政委了！”师长陈赓说。那我就当副团长。师领导批准他当了副团长。这是他第一次主动下调职务。同年11月上级调他任红12师36团团长。
1931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翌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部部署了商潢战役。红12师部署在杜傅店担任正面阻击。10师、11师从左面包抄，73师从右面迂回，围歼敌军。敌第2、第76师突然从河南方向压过来，徐海东所率的第36团成为敌军的主攻目标。1营苦战一昼夜，干部大部阵亡。徐海东的警卫员负重伤下去了，司号员牺牲了，命令无法传达。他亲自吹军号指挥。战士们见团长上了前沿，退下来的又纷纷冲上去。徐海东高喊：“共产党员，牺牲也要向前倒！”陈赓师长三次派人向他传达“坚决守住”的命令。徐海东脱去棉衣说：“一定守住！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他指挥全团又坚守3昼夜。第4天，我包抄敌人的部队赶上来，前后夹击，敌全线崩溃。此次战役历时20余天，毙伤俘敌约5000人，缴枪2000余支。陈赓对徐海东说：“这一仗，你们团打得好啊！”
1934年3月，敌独立第5旅1个团和金寨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红军。徐海东带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移到侧后，两面冲锋，打垮敌1个团，俘虏800多名，缴得了3门迫击炮，4挺机枪，400多支步枪。部队做饭休息，敌54师161旅两个团从南溪杀来。徐海东令84师第1营坚守阵地阻敌，82师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小石家沟佯动，吸引敌人。随后，只留1个排守阵地，其余的部队又顺原路撤回，敌误为小石家沟是红军主阵地，就将主力转向那里。徐海东率领4个营从东西两侧迂回到敌侧后，突然进攻，敌两个团大部被歼，俘敌代师长兼旅长刘书青以下官兵1000多人。刘书青问：“长官，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摇头。刘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徐海东哈哈大笑说：“ 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刘问：“这青山大学在哪？”徐手指门外的山说：“就在那儿”！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开会，传达了中央《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等文件，决定红25军向平汉铁路西实行战略转移。省委决定红25军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近3000人。徐海东主动建议由程子华当军长，自己当副军长。省委同意他的建议，并任命吴焕先为政委，这是他第二次主动降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这是他第三次降职。徐海东在枪林弹雨中拼杀20多年，从士兵到军团长，九次重伤、三上三下。他真是赤胆报国的优秀共产党员。
毛泽东放虎出山 刘少奇当他“秘书”
徐海东奉命率部参加平型关围歼日寇板垣师团战斗，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日军1000余人。1938年参加打击日军对晋东南发起的“九路围攻”，取得多次胜利。他半年多，率部从山西打到河北，驰聘数千里，由于过度劳累，肺病复发，他又大口吐血，病倒在华北战场。同年8月，徐海东奉命回延安养病。徐海东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他在学院学习结业后，去找毛主席说：“我要到前方去打仗！”主席说：“你的病情刚有好转，就着急了？”他答：“只要有仗打，我的病全好了”。后来，中央开会研究，毛主席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去。毛主席找徐海东单独谈了三小时，主席交待：你们有三项任务：一是向东发展，打进大别山。你本来就是大别山的一只虎嘛！第二，第四支队要你负责；第三，你带去的干部一律任副职。包括你自己在内，都任副职。这是为了团结好原部队的干部。主席讲的事，有的是要绝对保密的。
六中全会决定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中央让少奇带50多位营以上干部到华东敌后去。当时形势十分复杂，刘少奇不能公开露面，就以徐海东少将名义，率检查组出发。徐海东着少将服，佩少将肩章。少奇以“胡服”名，当海东的秘书。海东实在不习惯。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少奇做得很自然，一路上给海东拿衣服，拿帽子。他提醒海东说：“要注意身份，这就像演戏，我俩要演好”。白天，海东当“首长”，少奇当“秘书”；夜晚，少奇是首长，海东请他讲刚写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们戏演的很真，但还是出了险情。
郭寄峤似乎看出了什么，随机应变说：“徐将军，卫长官行前特地嘱咐属下，你是上宾，要在司令长官部安排官宴，为将军洗尘，我看，不如郭某设家宴招待，也便于叙谈叙谈，如何”？徐答：“难得郭将军这么热情，徐等尊敬不如从命啊”！“请
海东和少奇等50多人乘三辆卡车离开洛阳。刘少奇和周东屏坐在第一辆车驾驶舱、轮换抱着3个半月的徐文惠。守城的国民党宪兵拦阻，要进行检查。少奇放下孩子跳下车。宪兵们并不是查找什么人，而是在找东西，两个宪兵爬上了车厢。少奇带的重要东西和文件全在第一辆车上。坐在第二辆车的海东看到宪兵强行检查，跑来大吼一声：“你们干什么？我的东西，谁也不许动！”宪兵连长看到来人是少将，高喊：“立正！”“报告长官，在下不知道是您??”“现在知道了，还不赶快把东西搬上车”“是！冒犯了，长官息怒！” “算了，算了，往后要多长个眼睛！” “是，长官。请问您是？”海东随手掏出名片：“别问了，自己看吧”。宪兵连长看名片大吃一惊“徐海东”！这是老蒋当年悬赏25万大洋要捉拿的“徐海东！”“徐老虎！”连长忙喊：“全连立正！欢送徐将军！”
皖东初战奏凯歌 壮志未酬心何甘
海东说：“您来皖东后，一直讲抗战要有个‘家’。我们这个‘家’才搭了个架子，敌人就要摧毁它。敌人现在骄傲得很，我们利用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狠狠地揍他一顿，以巩固和扩大我们这个家。我请求，把这个任务交给4支队。”
“好！这个仗具体怎么打，就请海东同志负责。”刘少奇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海东受领任务后，废寝忘食地考虑着如何打好这一仗。最好的战法是伏击。但在哪里伏击呢？他发现在周家岗与复兴集之间有块狭窄山地，“对，就在此埋伏”。
原在周家岗的友军，已经闻风而逃。海东部署是：以第七团三营七连、八连在周家岗西北的常山岭一线占领阵地，保证中原局，指挥部和4支队司令部的安全。以九团主力在周家岗以南复兴集、玉屏山一带构筑阵地。先以少量兵力阻击马厂之敌北进，伪装成第4支队主力，引诱秦岭集、施家集两路敌人来夹击，待敌溃退时，主力再出动，乘胜追击。以第七团一营、二营和9连埋伏在周家岗至复兴集之间的一带山地。以若干小分队埋伏在敌人可能溃退的路上，袭击逃敌。徐海东立即召集干部会议，希望他们把计划变成事实。善于动脑的徐海东设过许多圈套让国民党军经常钻，使海东名扬四海。但没想到日军也往他设好的圈套钻。
21日拂晓，进至马厂之敌首先北犯。9团以3个连兵力利用阵地揍它，打了7小时，敌人退缩复兴集。21日，进到施家集和枣岭集的两路敌人合击周家岗，扑了空。两路敌人会合后，得知复兴集附近正在激战，迅即向复兴集前进，企图与复兴集日军合击新四军。16时30分，这部分敌人进入海东设置的七团一营伏击区。海东料到敌人天明后会向复兴集逃窜，立即令七团除以一部兵力趁夜袭击敌人外，主力分别在通向复兴集的道路旁设伏。22日，敌人真的夺路向复兴集溃逃，又撞到新四军的枪口上了。敌士气沮丧于23日上午全线撤退。第七、第九团随即跟踪追击。三昼夜的鏖战，第4支队以伤亡很小的代价换来毙伤敌人160余人，俘5人，其中击毙日军中队长1人，俘日军分队长1人的胜利。缴获了大批炮弹，枪弹和其他军用物资，这是新四军东进抗日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战，是徐海东到华中首战，也是徐大将最后一战。
捷报频传，有口皆碑
“徐司令一到，就旗开得胜，今后保险更能打胜仗！”徐海东并没有那么高兴，他对七团领导说：“消耗子弹8000多发，只毙伤敌人160多人，喏，我们平均是50发子弹才打倒一个敌人，太不合算了”。
少奇、云逸等领导来看他时，都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工作。”他经常为不能重上战场而焦躁和苦恼。毛泽东以党中央的名义起草专电给他，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想到4年前和毛主席初次见面的情景。“打下张村驿，迎接毛主席！”全军发出了响亮的口号，徐海东正在指挥攻打张村驿，突然程子华政委派来7名骑兵通信员给徐军团长送信，说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到军团司令部来。海东立即骑马往回赶，130多里路，3个多小时就跑回军团部(甘泉县道佐辅)。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军团长、李富春4位来到军团部。
大家都非常高兴。海东向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行动。”临走，主席给了他一部电台。
海东连夜回到前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接着发起攻击。打下了张村驿后，他发电报向毛主席报告。随后，海东又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
日军侦悉海东重病，在滁县西部皇甫山北麓一个山村里休养，迅速调兵千人去捕捉徐海东。北面、西面、南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海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连长建议“立即向东转移。”
“慢！”海东说：“枪响的方向是虚张声势的小股敌人，大批敌人在东边。快，去人侦察！”去东路侦察的人很快跑来报告：“东边发现大批敌人。”徐挥手说：“向西北转移！我们沿南边山梁下面走，一定能插过去！”他在小分队的掩护下，从敌人的夹逢中走出包围圈。“我们的首长，躺着也比敌人站着高。”海东身边的人这么自豪地说。
开国大将徐海东乘着担架指挥作战打敌军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一、为什么改名
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夏店(今属大悟县)一个六代陶工之家。夏店位于大别山区，与大海相距千里，是个热带风暴都无法光顾的地方。1928年除夕夜，身为夏店区委书记的徐元清，组织领导了农民年关暴动。暴动队伍冲进地主豪绅庄园，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断粮多日的农民兄弟。敌军闻讯，立即开过来一个团。年关暴动失败，徐元清的许多亲友倒在了血泊中。为了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徐元清改名"徐海动"，意思是要像哪吒那样，把沉闷的大海搅动起来，改天换地。在黄陂话中，"海动"与"海东"是一个声音。人们叫来叫去，就把他叫成"海东"。他也顺乎民意，索性把名字改成"徐海东"。岂料，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他与大海结缘，在辽东半岛的大连市工作、休养、居住了八个春秋。
二、从哪个"军校"毕业
红军初建时，徐海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用鲜血交"学费"。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先后9次负伤，留下了17个窟窿--16个弹孔，一个刀痕。他的亲友有66人惨死敌人的屠刀下--从呀呀学语的儿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近亲27人，远亲39人。
1933年初春，红25军围攻七里坪，未能攻下，反而损失了3000多人。在省委紧急会议上，徐海东指着省委书记沈泽民说:"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喝足，不顾红军战士死活。"沈泽民大怒，当场将其推押出会场，命作检讨反省，并准备以"肃反重点人物"严厉处置。赶巧，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报告传来了。徐海东心想:冤死不如战死。于是，他脱去棉衣，赤膊挥刀，浑身青筋暴突，率领交通队官兵冲向敌阵。国民党部队哪见过这样的阵式，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退。事后，沈泽民亲自去慰问徐海东，紧握他的手说:"惭愧，惭愧，险些误杀忠良。"徐海东爽朗回答:"杀了我，谁去杀敌人？"
不久，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徐海东采用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俘虏了敌代师长兼旅长刘书春以下官兵1000多人。刘书春十分佩服地问道:"长官，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摇头。刘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军校的了？"徐海东哈哈大笑，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刘不解地挠头:"这……这青山大学在哪儿？"徐海东把手朝门外一指:"就在那儿！"
由于能征善战，蒋介石打一仗败一仗，就是消灭不了徐海东。蒋介石很气恼，愤愤不平地骂道:徐海东就跟他的名字"臭豆腐"一样，粘了就甩不了。抗美援朝时，有一次，美军39辆重型坦克一下子冲到我39军阵地，结果全军覆没，一辆都没回去。美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败绩，经过一翻调查，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徐海东旧部39军，在调查报告上还特意加了一个括弧，里面写着"臭豆腐部队"。
1940年1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在作反扫荡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昏倒桌旁。当时，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他的病床是一副特制的大担架，担架上搭着一个篷，活像一间小房子。从此，他便开始了乘担架指挥作战的军旅生涯。令人称奇的是，他闻战则喜，自言:作战为治病之良药。不战，则病发，精神恍惚；战，则病愈，精神焕发。每次大战之后，他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两至三日。睡着以后，部下们都是忧喜参半: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醒了之后，大家喜形于色，奔走相告。
三、何以"临终犹在想大连"
1947年9月，徐海东的担架部队到达山东半岛。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
1951年5月，周恩来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看见徐海东的卧室里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就对其夫人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后来，实行军衔制，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其名字排在粟裕之后，位列第二，十分显赫。徐海东得知后，非常不安。恰巧，周恩来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身居高位，但从不恃功自傲。他在大连期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大连文史专家孙玉写道:"徐海东大将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为节约用水，大将吩咐工作人员不要将他的洗澡水放掉，而是用来冲厕所。大将对工作人员说，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我们应该带头节约，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抓起。疗养院的老同志都记得，战功赫赫的大将不择衣食。平常他舍不得吃鱼、肉，只是到了周末才改善一次伙食。他吃剩的饭菜从来不许倒掉，而是让厨师妥善保管，下顿热热再吃。他说，每顿饭为国家节约一分钱，日积月累，也是不小的数字啊！"
1956年9月，徐海东离开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但是，他与大连的友谊仍在继续。一次，徐海东咯血不止，中央派出军用飞机，将大连著名中医李寿山请去会诊。由于支气管扩张，诱发大咯血，北京专家组采用石灰散、咳血方等凉血止血的方子，效果不佳。诊断时，李寿山发现徐海东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而且烦躁汗出，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语声低微，喉有痰鸣，咳中带血，其色浅红或暗红有块，每次约100～200ml。李寿山认为，他患的是阳虚夹寒不能摄血之症。于是，他对症开方，并亲自煎药。徐海东连服6剂，咯血症状止住了。随后，李寿山给他开了一些补养的方子，以增强体质。1962年2月，徐海东再度病危，高烧不退。徐海东点名叫李寿山去北京。李寿山在北京住了两个月，诊脉煎药，使徐海东转危为安。
大连人民也没有忘记徐海东大将，大连市人民政府已经将徐海东旧居分别列入"大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张云逸
张云逸(1892—1974年)，原名运镒，又名胜之，汉族，海南文昌人。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8年考入广州陆军小学，次年加入同盟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百色起义、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红7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毛泽东称其“老成持重，威望颇高”。张云逸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关心人民，爱护同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正如毛泽东所称赞的：“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生平概述
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参与创建右江苏区。1931年3月率部进入湘赣苏区。同年冬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1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第5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师同敌伪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1月，陈毅赴延安后，他代l理军长，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1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1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大事年表
1892年——1929年
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开始受到军事熏陶。
1909年10月，与同班的几个爱国学生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4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加入革命军行列，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
1912年，到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由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中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在此期间，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
1921年，到粤军工作，任香山护沙营营长。
1923年，任广东揭阳县县长，为政清廉，受到廖仲恺的赞扬。
1924年，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受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
1925年，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谋长、第2方面军参谋处处长。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0月，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与周士第等秘密组织、掩护第25师的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1月，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遵照党的指示，执行“经营海南计划”，在登陆海口时情况突变，机智脱险，到上海找党组织。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广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8月，中央决定他到广西做兵运工作。
1929年7月，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在此期间，采取措施，改造部队，使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1930年——1939年
1930年3月，率红7军到桂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筹措了大量经费和物资，攻占了贵州榕江等城市，歼灭了不少敌人。
1933年11月，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具体规定，推动了第19路军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接着，又奉命去福州对李济琛、蔡廷锴等开展统战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参与制定红军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为红军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任北上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副参谋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
1936年4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与回师做了许多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华南搞抗日统战工作，与桂、闽、川等地方当局的代表谈判，订立共同抗日协议，在广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同时，到闽、浙等省传达中央指示，为新四军的整编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在此期间，整顿了新四军第4支队，组建了新四军第5支队，创建了以半塔集、藉塘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新四军向皖中、皖东战略展开的任务，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1940年——1949年
1940年春，和刘少奇等领导淮南军民英勇作战，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12月，和徐海东等指挥部队，取得了对日伪军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第2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他大力号召和组织军队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2年2月，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作出了很大努力。同年夏，他奉命专任新四军副军长，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期间，主持全军军事工作，领导淮海、淮北和淮南军民取得了冬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3年3月，部署了新四军第3、第4和第1师的反“扫荡”作战。
1944年，部署和指挥苏北、苏中部队连续开展了春夏季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反攻，攻克了许多重要据点。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署新四军第4师西进作战，收复了8个县，恢复了豫皖苏边根据地。同年秋，部署新四军第1师渡江南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1月，兼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军区工作（陈毅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
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日常工作。8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至渤海惠民地区，成立了党的后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华东地区的土改、支前、整风、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等工作，为华东野战军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
1949年1月初，提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问题，并制定了兵员、干部、民工、粮食等支援计划。3月，参加党的7届2中全会。
1950年——1974年
1950年2月，在广西省委、省军区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作为全省部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至年底，全省消灭土匪11万多人。
1951年，全力组织和领导广西剿匪工作，胜利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在
1952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在杭州疗养，后到苏联治病。
1953年，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同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连任第2、第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2年3月，作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力量委员会副主任，对沿海7个省军区参谋长发表重要讲话。9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张云逸将军纪念馆
张云逸将军纪念馆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51号，在文昌市文昌中学南面，1992年为纪念张云逸将军诞辰100周年而建。张云逸（1892-1974年），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文昌市头苑镇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云逸纪念馆坐东朝西，高
大门和陈列室中间是张云逸全身铜像，总高
共和国十大将军之张云逸:百色起义功盖华中
张云逸（1892—1974），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省文昌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一、陈赓“逮捕”张云逸
1928年8月的一个深夜。上海新闸路一栋小楼上，两位中年男子正用广东话低声交谈。
“胜之兄，由于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行安排去处。”说这话是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
被称为“胜之兄”的男子眉头一动，说：“眼下革命处于低潮，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好，现在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到各地组织军事斗争，准备东山再起。”
“此着甚合我意。连日来东躲西藏，隐姓埋名，我早就不甘受此屈辱了。”
停了一会儿，“胜之兄”问道：“党准备派我到哪里去？”
“广西” “广西？”，“胜之兄”略有迟疑，因为他曾栽在桂系军阀手中。但作为共产党员，他知道命令就是一切。“我服从命令，我一定尽快赶到广西去。”
“胜之兄”回到寓所，订好船票，准备出发。“天有不测风云”，在他即将动身之际，四名警察突然闯进了“胜之兄”的住处，不由分说，扯下了他的长袍马褂，给他换上了一套西服，并且还在头上安了一个假发。
“你们这是干什么？”“胜之兄”大怒。
“从现在起，你就是毒品贩子！”警察头目笑着说。
“放肆，我是正经生意人，哪有什么毒品，放开我！”
“正经生意人？”警察头目冷笑一声，下令一名警察打开“胜之兄”的皮箱，打开之后，“胜之兄”目瞪口呆。皮箱里面真有十几袋“白面”。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胜之兄”大叫。
“带走！”
刚走出公寓，又有一伙人拦住了去路。“干什么的？”
“抓住一个贩毒的。”警察头目洋洋得意地说。
“等一下，我们要检查！”那伙人强硬地说。
“胜之兄”一看这阵势，伸冤的机会来了，大喊起来：“我不是毒品贩子，放开……”话音未落，一只手帕塞进他的嘴里。警察头目又扬起一只巴掌，照“胜之兄”脸上劈了下来。又把眼睛一瞪，向拦路的便衣喝道：“执行你们的任务去，看什么热闹？小心放跑了狐狸。”
便衣们一看这架势，便不再纠缠，各回各位，继续守株待兔。
警察把“胜之兄”押上车，警察头目望着他，戏谑地笑道：“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胜之兄”已被扯掉手帕，他似乎觉得有什么蹊跷，“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贩毒，自然要把你押到警察局了。”
“我不是毒品贩子。”
“哼”，警察头目打开了“胜之兄”的箱子。“胜之兄”紧张起来。当警察头目拿出一叠文件时，他大叫一声，欲扑过去，无奈被反绑，动弹不得。
“哈哈，本来只想发点小财，没想到抓个共产党，大名鼎鼎的张云逸。兄弟们，发财了！”
张云逸现在只有后悔的份了。
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张云逸被反绑着押下了车。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报告局长，犯人押到！”警察头目笑哈哈地说。
“怎么搞的，还扭着双手？”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张云逸抬起头，天哪！这不是周恩来吗？
“云逸同志，委屈你了。”周恩来快步迎了上来，又扭头向警察头目训了一句：“你这个陈赓，什么时候还开玩笑！”
陈赓则哈哈大笑：“我这场戏演得好啊！”扑上来，一把抱住张云逸：“张大哥，小弟失礼了。”
张云逸恍然大悟，一拳打过去：“你呀，真会装神弄鬼，也不怕我跟你拚命？”
“我要不这样，你会这么配合吗？我虽然打了你，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笑，要是你也被活捉，谁也笑不起来了。”
原来党内出了叛徒，好几名同志已经被捕，杨殷同志也包括在内。如果不是陈赓演那场戏，张云逸说不定也早被门口那四个便衣抓了起来。
而如果不是陈赓这场戏，后来的百色起义，也会少了一色。
二、审时度事打不过就撤
1930年11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准备攻打宜山县的庆远镇，尔后之取柳州。因庆远守敌防守严密，部队改道向天河、罗城方向前进，当我军行至天河与罗城之间的四把时，突然与敌遭遇。原来，广西军阀白崇禧已发现我军企图，亲自带领2个主力师前来围追堵截，并以2个团的兵力据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四把。敌人拼死把守关口，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我军。我军与敌激战4个昼夜，在消耗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后，张云逸得知敌主力正向我右侧迂回，战局将要发生逆转，如果继续恋战，后果不堪设想。他当机立断，决定连夜撤出战斗，向龙岸、三防迂回前进，从而使敌包抄计划全部落空。
我军转移攻击方向后，直取长安镇，在这里又与敌激战4天，歼敌大批。张云逸闻报敌正在向我两翼迂回，援军急驰而来，而我军连日竞战，疲惫不堪，战斗僵持下去，对我不利。他又一次改变计划，放弃了攻城，指挥部队迅速转移，使敌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从而保存了我军力量。正如他在战后总结这两次战斗时所说的：“四把和长安这两次战斗不等于是敌人的胜利，我们的主动撤离，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今后的胜利......”
又如，1930年10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在袭击武岗的战斗中，由于城墙太高，我军缺乏攻城器材，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顽强死守，连日攻城不下。战至第六天，守城之敌得到飞机的火力支援，湖南军阀又急派8个团的兵力赶来驰援，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张云逸根据这种客观形势，决定立即放弃攻城计划，带领红军向安全地区转移，迅速撤出了战斗，甩开了敌人，使我军转危为安。
三、一曲空城计拖住数千顽军
而此时新四军的兵力几乎全上了前线，驻大桥部队除1个特务营外，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者，情况十分危急。大敌当前，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的张云逸临危不惧，从容调兵遣将，部署反“摩擦”。他首先果断命令离大桥较近的第四支队第十四团火速从红心铺驰援大桥，命令特务营迅速占领池河东岸的有利地形，准备坚守待援。宛如诸葛亮弹琴退仲达一样，张云逸也从容不迫地安排了一曲空城计。
第二天一早，乌云布满东边的天空，直到10点，太阳才从乌云里露出脸来，池河水面上洒了一条条暗淡的光环。颜仁毅率十二游击纵队一千多人马，气势汹汹来到池河西岸。可是，池河边，却呈现出这样的场面：
成百上千的群众，手举彩色三角小纸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群众高呼口号：“欢迎国民党部队抗日！”“欢迎颜主任抗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四野，震荡着池河上空。
颜仁毅进攻前，估计到战况的激烈，甚至估计到失败，可万万没有估计到这个场面，不觉愕然，在民众面前涨红了脸，羞愧难言，一时不知所措。这些群众手提茶水、香烟来到颜仁毅部队，倒水递烟，说着没完没了的话，千方百计地磨蹭时间，拖住了这股敌人，从而为新四军主力的到来争取了集结兵力的时间。
这一“军”，将颜仁毅“将”得动弹不得，在池河西岸逗留了半日。
四、“江青算个什么东西！”——文革二、三事
“文革”中，张云逸将军大义凛然，刚直不阿。在那场空前的浩劫中，他几度受到冲击。当大字报铺天盖地时，他心境仍能平静，因为他对自己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有着“谱”。但是，面对老战友一个个被揪斗，他心中掀起了狂澜。一天，造反派闯入他家。一个头头拿出一份张将军的一次讲话稿，说是和刘少奇、邓小平一个“腔调”，勒令“交代”与刘邓在历史上的黑关系。张云逸义正辞严地驳斥道：“黑关系，什么黑关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是新四军政委，我是副军长，他和我一起领导新四军抗战，你们说，他和我是什么关系？这种已经写进历史的关系，我还能划得清吗？”造反派们张口结舌，无语可答。
“说到邓小平，他代表党中央，到广西和我一起组织策划，成功地发动了百色起义，他和我的这种历史关系，我也无法划清吧？”造反派理屈词穷，只好悻悻地离开张云逸家。
在造反派闹哄哄地搞“围困中南海”的日子里，张云逸将军在散步到护城河旁，望着对岸故宫那高墙内的红砖黄瓦，听着从中南海方向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歇斯底里的“打倒刘少奇！”的叫喊声，将手中的拐杖连连撞击地面，大骂，“丢那妈！乱来，乱来！”妻子韩碧听见后吓了一跳，忙跑去扶他回屋里。韩碧为了张云逸不再受刺激，只好和丛秘书商量，尽量对他封锁消息。张云逸知道后，吩咐孙儿孙女们到王府井给他买来各种各样的小报。看了小报，他又总是阴沉着脸，唉声叹气。韩碧发现，又给他断了小报的来源，他虽嘟嘟囔囔的，但也只好接受。
1969年初，林彪一伙为了整倒徐海东大将，不让他出席党的“九大”。而经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还是出席了开幕式，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一天，张云逸将军刚坐下来吃饭，就有一伙人闯进家里，要他揭发交代徐海东在新四军与他共事时反毛主席的罪行。张云逸开始还一声不吭，但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将筷子一拍，站起来吼道：“你们懂个屁！”他看到一些大字报，气愤地说：“胡说八道！天下都是你们打的！”还对身边的人说：“江青算个什么东西，到处讲话发指示，在延安我就看她不成才，不成器，不是个东西。”“陈伯达从没带兵打过仗，写文章还可以，当中央领导人不合适。”“黄永胜到了北京就变了，与林彪搞到了一起，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
传奇大将张云逸的爱情故事同时有两位贤惠妻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年龄最大(授衔时已63岁)，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多；工资级别最高，是惟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更让人称道的是，张云逸不仅有着辉煌的革命经历，而且他的婚姻和情感生活也极具传奇色彩。
二女共夫———张云逸同时拥有两位贤惠的妻子
17岁时，张云逸在广东陆军小学堂里秘密加入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1914年毕业后被派到部队任连长。不久，他结了婚，妻子王氏是一位十分厚道贤淑的同乡。
结婚后，一边是张云逸戎马倥偬，家里难得着边；另一边却是妻子王氏常常忐忑不安，成亲好几年了，她只生养了一个女儿叫张琼，却等不到一个儿子光顾他们的家庭，没有儿子成了妻子的一块心病。旧社会的妇女讲究三从四德，海南岛的妇女尤其为甚，她们认为不能生儿子续香火是最大的不孝和缺憾。因此，王氏自作主张决定给丈夫纳妾。
人生旅途上常常出现许多机缘。有一次，王氏带着女儿到理发店剪发时，认识了一位叫韩碧的小同乡。她一打听，原来韩碧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自幼随父母沿街乞讨，尝尽人间疾苦。几年后，父母先后病逝，她便跟着一位远亲离开故土，到广州闯荡。先是在一家工厂当童工，由于不习惯囚笼似的工厂生活，加上听不懂也不会说广东话，苦恼之下，便开始学习理发。她凭着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一手漂亮的理发技术。于是，她离开工厂到理发店打工去了。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来我往之后，她们觉得很有缘，彼此怎么看着怎么都觉得顺眼，常常无话不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间更加了解了。终于有一天，张云逸的妻子向韩碧倾诉了自己的那块心病，并非常诚恳地要她嫁给张云逸“做小”。
韩碧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请求，十分惊讶和恐慌，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当时她没有给王氏明确答复。韩碧一直过着飘零动荡的生活，她何尝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安定的港湾呢?那几天，韩碧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王氏又来到理发店找韩碧。她把韩碧拉到一边悄悄问道:“我上次提的那个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阿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这个事，是个大事情，大哥他，他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
“不知道?!”韩碧大吃一惊。
“我替他做主了，他不会反对的。”王氏笑着拉她坐下，“你又年轻又漂亮，人又这么好，娶过来为他生儿子，他还能不同意呀?我想问的是你，你到底同不同意嘛?”
“那不行，万一大哥不同意，那不是给你们家添乱吗?”
“你放心好了，我能做大哥的主，家里的事，他一贯听我的。”
韩碧禁不住王氏的再三游说，只好含羞地答应了。见韩碧有了那个意思，王氏觉得自己终于了却一件心事。
也许是王氏太喜欢这位漂亮聪明的小妹了，她当真不给张云逸捎个信就迫不及待地娶亲过门了。
在娶亲这一天，她不声张，不摆宴席，只是选定了良辰吉日，让自己7岁的女儿一手抱着一只大公鸡(代表着张云逸)，一手与韩碧各牵着一个红色的绣球，由她本人当主婚人，举行完再简单不过的拜天地、拜祖宗、夫妻互拜的婚礼仪式，吃完象征喜庆的婚宴，韩碧就算娶过门走进洞房了。那一年是1923年，韩碧刚满19岁，张云逸31岁。
终于有一天，张云逸因患风湿性关节炎，腿脚不灵便，只好返回广州看病。他一进家门，便看见一位陌生的年轻女子在家里做饭。妻子王氏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原委。
张云逸听后，觉得此事做得太荒唐，于是勃然大怒训斥道:“什么!这么大的事，你竟然就背着我替我做主了，你简直是太糊涂了!明天一早，你把她送回家，我不认这门亲事!”
韩碧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能躲在屋里，伤心地悄悄抹眼泪。“云逸，你听我说，你阿爸死了，你的两个弟弟也都死了，张家就剩你一个男人了，我又不争气，嫁给你这么多年也没为你生个儿子!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想绝后呀?你想我还不想呢!再说了，她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她哪里还有什么家呀!”妻子说着说着竟然呜呜大哭起来了。
看见妻子哭了，张云逸没话了，他一边为妻子擦泪，一边耐心劝导说:“我当然也想生儿子嘛，可生个女儿，也不错啊，再说了，你生女儿我怪过你吗?这又不是你的错!”
张云逸思考了一下，又说道:“我是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在疆场，你把韩碧姑娘娶进家里，她还那么年轻，我要是战死了，那就要拖累人家一生啊!”
躲在房间里的韩碧听着这一番话，她感动了。她在广州也闯荡了多年，三教九流，什么样的男人她都见过，可像张云逸这样正派，为别人着想的男人，她却没有见过。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应该把终身托付给这样的男人，哪怕就跟他过上三年五载的日子也值得。
张云逸回家本来想好好享受一下家的温馨，没有想到妻子背着他做了这么一件荒唐事，这倒让他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把韩碧姑娘送走的话，她没有家，她还要再嫁人，虽然没有与她同房，但她已经是“履行了结婚手续的人”，也许终生就找不到婆家了。如果承认现实，实在违背他的意愿。张云逸看到两个女人都很伤心，只好无奈地不再说什么了。
在广州治病期间，在王氏的“精心”安排下，韩碧天天去给张云逸送饭送菜。这样，两人接触多了，张云逸也了解了她的身世，对她既同情又佩服，开始喜欢她的干练和聪明，他风趣地对韩碧说:“你由农民当了工人，我由农民当了军人，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工农兵了。”
张云逸的病好之后，就要离家了，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也默默地接受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他觉得妻子在家也太不容易了，确实需要一个帮手维持这个家。不久韩碧果真生了个儿子，那时张云逸又调回军队中当了旅长，全家人高兴得又是放鞭炮又是摆喜宴，很是热闹地庆祝了一番。可谁知不久，儿子夭折了，韩碧哭得死去活来，张云逸和妻子轮番安慰她，慢慢地她的心才平静下来。
聚少离多———八年杳无音信，他们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192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次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由于张云逸英勇善战，被任命为著名的第四军(即铁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1926年他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留在二十五师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利用该师驻防江西九江市的机会，策划和掩护输送该师大部分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自己则听从党的安排留在第四军，跟张发奎移师返回广州。这时他又与妻小有了短暂的家庭团聚。革命受挫后，秘密工作又十分紧张，他疲倦的身心从妻小那里得到了很多慰藉。
1928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于是，张云逸又告别妻小，离开温馨的家，取道香港转赴上海找党中央报到去了。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突变，党中央又命他返回广州。这时韩碧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已好几个月了。他回家后，给儿子取名为张远之。不久，张云逸就奉命去广西组织百色起义。就这样，一别8年，张云逸都未与妻儿见过面。
韩碧和张云逸的结发妻子王氏则带着儿女，冒着被“格杀勿论”的危险，隐蔽在广州以理发为业，等待张云逸的消息。丈夫长期在外，对于韩碧和王氏两个女人说来，既没有经济来源，又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韩碧每日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在西濠口理发店打工。好在这一带是广州的繁华地带，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顾客盈门，理发生意非常红火。后来，女儿张琼长大，也出去打零工为家里增加些收入。19岁那年，张琼便出嫁了。这样，王氏那颗善良的心就全用在了儿子远之身上。韩碧早出晚归地外出打工，张远之的衣食住行乃至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一类事，就全包在王氏身上，以至孩童时代的张远之，觉得最亲最爱的倒不是韩碧而是王氏。不幸的是，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王氏在逃难中不幸被炸死。就这样，韩碧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担子。
1937年上半年，时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奉党中央之命，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亲友的多方帮助下，1937年年底，张云逸才找到他们母子俩，而且知道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于战火，他含泪把妻儿接到香港，韩碧则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
那时，他们住在一间不到
可半年之后，张云逸奉命离开香港返回延安，韩碧本坚持也要跟他同去，但张云逸耐心地劝道：“咱们一起走目标太大，等我回去把一切安排妥了再派人来接你们母子俩，这样比较安全些。”韩碧只好含着泪点头。就这样，这对恩爱的夫妻又离别了。韩碧重操旧业，以理发养活自己和儿子。
1939年7月，韩碧和张远之奉命离开香港，到新四军张云逸身边工作。一行人到桂林之后，叶挺军长接见了韩碧母子。在桂林稍作调整，他们继续上路，直到9月份才到新四军军部。一到军部韩碧和张远之就穿上了军装，算是正式参军了。韩碧和张远之编在军部教导队，母子参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文化，接受抗日教育。他们一人一个背包，课堂就设在山坡上，除了上文化课，他们也常演戏学唱歌。这使中年的韩碧也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视野开阔了，知道的新鲜事越来越多了。
因为张云逸在江北指挥部，所以韩碧母子于1940年2月离开军部，出发到江北去与张云逸团聚。1940年3月，韩碧带着长子远之和新四军干部以及护送的战士25人，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的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到无为县襄安镇的保安第八团。当他们得知韩碧和张远之是新四军高级将领张云逸的妻儿，便急速将韩碧一行25人被扣详情电告蒋介石，想邀功请赏。国民政府立即回电：“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消息传来，张云逸立即发电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被扣押官兵。电文说：“炮火余生，不罹于暴寇(指日寇)之后，反被国家军队横加捕押，妻子何辜？遭此荼毒。况职(指张云逸自己)弃家抗战，家属从未受优待，亦不得以侮辱。”张云逸在电文中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官兵，归还我新四军枪支、军械和军款等，但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
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出面，亲自过问此事，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家属以利抗战。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才释放了被扣押7个月之久的韩碧和10多岁的儿子远之。
韩碧从血泊中走出来了，10多岁的张远之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淮南。韩碧见到了丈夫，热泪忍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张云逸深知妻儿受苦了，扶着他俩坐下来。张远之劝道：“娘，你别哭，见到爹爹咱们应该高兴呀！”张云逸也劝慰说：“儿子说得好，我们全家团聚了，应该高兴呀！”
组织上考虑到韩碧忠诚老实，为人可靠，而文化水平比较低，就安排她到供给部做出纳员。出纳员就是管钱，工作单纯，但责任重大。韩碧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每天都非常认真，并且夜间抓紧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41年3月，由于表现突出，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一家人虽然团圆了，但三人分在三处，根本没有办法待在一起：张云逸经常在一线指挥，韩碧在供给部工作，远之送到学校学习去了。直到1942年，张云逸与她们母子俩才真正住到一起，因为这时他不兼任师长而回到军部专任副军长了。从此，韩碧就跟着张云逸走南闯北，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受命来到广西筹建领导机构。韩碧则被任命为广西保育院第一任院长。在丈夫的鼓励下，韩碧逐渐进入角色，把保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两年后，张云逸却病倒了。为了丈夫的身体健康，韩碧辞去保育院院长一职，无微不至地照顾张云逸的衣食住行。一直到1953年底，他们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离不弃———韩碧突发精神分裂症，张云逸铁心“糟糠之妻不下堂”
1953年底，眼看50岁的韩碧进入妇女更年期，她的生理和心理突然间出现明显变化，对人对事常常感到烦躁不安，情绪波动特别大，这本是正常现象。只是韩碧受过关押折磨和战友惨死的精神刺激，解放战争期间1岁的女儿的死又几乎使她精神失常，这些历史因素使她更年期现象显得格外突出。偏偏此时，她又收到文昌老家同胞弟弟的来信，他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这一消息让她惊呆了：不错，她祖上确实是大户人家，但到他父亲一辈已经没落潦倒，如若不是这样，她也不会浪迹广州去打工求生了。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实在想不通，但又不想告诉丈夫，怕加重丈夫的病情。沉重的精神负担折磨着韩碧，久而久之终于爆发了。
一天晚上，楼下正在举行舞会，她疯也似地从楼上奔跑下去，冲着正在跳舞的人大声嚷叫：“别跳了，我受不了啦！”说完，就冲出楼外，向海滩跑去，边跑边在寒风中脱去衣服，跳进大海，向远处游去……
等大家把她从海里拉上来，送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原因是妇女更年期综合症加上过去的精神刺激所致。韩碧在医院吃药静养时，组织上又专门从上海请来名医，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她就回家了。
然而，她的病时好时坏，有一次张云逸请战友来吃饭时，她先还好好地在饭桌旁作陪，大家边吃边聊，谈笑风生。谁知她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变脸了，愤怒地一把将饭桌掀翻，饭菜盘碟撒满一地，她却若无其事地转身上了楼。狼狈、尴尬、难堪，张云逸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发呆，秘书慌忙陪着笑脸送走客人。
这件事发生之后，张云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一致主张把韩碧送到精神病院去，理由是：一可以抓紧治疗彻底治好韩碧的病，二免得刺激影响到张云逸，保证他的身体健康。
为此，张云逸也犹豫不决，老也拿不定主意。他在海边沙滩散步，他坐在办公室里独自沉思，他走进卧室静静地凝视着韩碧……最后，他毅然决定把韩碧留在家里。
他对工作人员说：“送到医院，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她会感到孤独，情绪恐怕会更坏。这种病，光靠药物，我看不顶用。韩碧同志跟了我几十年，实在不容易啊！她跟我长期分别，受苦受累受折磨，没有过上几天安稳舒心的日子，总是艰难曲折悲欢离合。她是个农民，后来当了理发工人，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但到底没有多少文化，为人忠诚厚道，可处事又十分认真。眼下如果送她去精神病院，离开我，离开儿子孙子，离开你们这些熟悉热情的工作人员，她会失去亲人的温暖，失去更多的关心和体贴，不仅不能治好病反而还会加重她的病。”
就这样，韩碧就留了下来。张云逸每天陪着韩碧去海边散步，陪着她说话，带着小儿子和大孙子陪着她玩耍。与此同时，医生经常来家里给韩碧看病检查，吃药治疗。渐渐地，韩碧犯病的间隙期越来越长了，情绪也相对稳定多了。
1954年，张云逸接到中央指示，带着一家人调到了北京。
也许是伟大的爱情力量在起作用，在张云逸的精心照料下，两年后，韩碧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到了1956年韩碧又重新穿起军装，被分配到总参管理局工作，后来一直担任张云逸的生活秘书。从此，他们一直和睦恩爱地生活在一起。
1957年长子张远之和妻子调到北京后，张云逸告诉他们：“
张云逸驰骋江淮杀敌寇
参与组建新四军
张云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抗战期间，江淮大地是众多抗日名将纵横驰骋的战场。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曾在这里跃马挥戈，奋勇杀敌，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张云逸就是其中的一位。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８月，张云逸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广东，多次同国民党将领余汉谋谈判，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使余汉谋接受合作抗日的主张，并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１０月初，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８省１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２月，张云逸和项英、陈毅、曾山等，分赴粤赣边、湘赣边、闽赣边、闽东、闽西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部队迅速集中，开赴前线抗日。张云逸去福建，先在古田县与国民党县长洽谈了闽东游击队叶飞所部第六团北上抗日的问题；接着到福州与陈仪进行多次谈判，达成了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协议，并说服陈仪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归还了被缴去的闽中红军游击队的人枪。２月底，张云逸筹备成立了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随后，张云逸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就“漳浦事件”提出强烈抗议。经过多次交涉与谈判，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得不交还了３００件武器，使红三团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张云逸还到闽北地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并将这支队伍从福建带到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经过张云逸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将新四军编成了四个支队，共１０３００余人，６０００多支枪，于三四月间陆续在皖南、皖西集中。
新四军在江南的各支队于皖南岩寺地区集中后，随即进行整训。在整训中，张云逸强调治军先治干。他说：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带出什么样的部队，因此，对于干部的训练尤其要严格。他要求干部保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教育战士，反对游击习气。经过整训，使部队从过去分散游击、比较自由散漫的状态向正规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率部向敌后战略展开
张云逸在皖南期间，为了支持第一、二支队东进江南敌后，将所率的第三支队第六团调归第一支队领导，自己率领第三支队立即进入皖南前线展开对敌作战，以策应一、二支队东进。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张云逸和谭震林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以机动防御方式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日伪军３００余人。１１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的两个连，渡江北上，抵达皖中，向四支队领导传达了军部关于第八团首先挺进皖东的指示。１２月底，张云逸到立煌县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就江北部队活动地区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商定新四军第四支队到皖东津浦路南段两侧活动，并留一部在无为地区。张云逸由立煌返回皖中后，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在原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的基础上扩建组成江北游击纵队，由戴季英任司令员。２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及战地服务团１００余名干部抵进皖东，在皖中活动的第四支队机关、部队亦陆续向皖东开进。
１９３９年５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东汤池正式成立，张云逸兼指挥。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建前后，张云逸和军长叶挺都曾动员第四支队滞留在皖中的主力东进。但由于高敬亭思想跟不上形势，对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抗日的方针执行不力，行动迟缓，丧失了开辟皖东的最有利时机。６月底，江北指挥部整编所属部队，将四支队分编成第四、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改由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部队整编后，在张云逸的部署和指挥下，即挺进淮南津浦路两侧，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不久，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在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和青龙厂开展游击战争。到１９３９年底，新四军江北部队由４０００余人发展到８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初，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相继主持召开了３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作出了发展华中的一系列决策。１２月下旬，日军由南京、蚌埠等地出动２０００余人，向津浦路西周家岗、大马厂等地“扫荡”，驻古河的国民党军队闻风逃窜。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指挥部队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战术，在周家岗、玉屏山、陈郢后山等地与“扫荡”的日军进行了３天激烈的战斗，毙伤日军１６０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扫荡”，并乘胜恢复了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这是新四军在皖东首次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从此，我军威震皖东，树立和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至此，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广泛发动，为创建巩固的皖东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到同年１２月，江北新四军部队迅速发展到１万余人。
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张云逸等江北指挥部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首先将苏皖省委撤销，分别成立路东、路西两个省委和联防办事处、联防司令部。为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领导力量，张云逸还从江北指挥部所属新四军主力各团派出大批军事干部，协同地方党，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５日，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接着，张云逸主持江北指挥部又独立自主地委派了盱眙、嘉山、来安、天长、六合、高邮、仪征、淮宝、滁县、凤阳、全椒、和县等皖东各县县长，基本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根据地的任务。
由于中共统一战线在皖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很多革命知识分子陆续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投奔到皖东参加各级政权建设，一些原国民党政权机构的公职人员和开明绅士，也纷纷向新四军靠拢，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于是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三三制”原则，成立县、区、乡各级民主政府和参议会，吸收开明士绅和部分进步的旧政府人员参加各级政权的机关工作，以补根据地初创时期干部的不足。民主政府成立后，普遍制定并公布了财政、贸易、减租减息、征收公粮等法令，组织了农会和各级人民抗日自卫队，积极扩充部队，建立地方武装，县大队和区中队相继建立起来。在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运动中，根据当时皖东的具体情况，张云逸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并依据党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强调在减租减息之后，保证交租交息，较好地调整了租佃关系和债务纠纷，既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争取了大部分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参加抗战。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共“三三制”的政策，抓住了斗争的间隙，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建政工作，因而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开创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皖东敌后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南京等城镇的日军及两条铁路运输线，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震惊。１９４０年４月底，日伪军向我路西“扫荡”，占领定远县城。张云逸针锋相对，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将日伪军击退。接着，日伪军又向我路东“扫荡”，骚扰破坏我盱眙、嘉山地区，２７日又占领来安县城。５月底，新四军五支队胜利地进行了“火烧来安城”的战斗；６月又对津浦路南段开展破袭战，袭击滁县县城、沙河集、张八岭、嘉山集等敌据点，破击津浦路，迫使日伪军撤出来安城。
此后，张云逸坚决地贯彻了坚持路西，巩固路东，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方针，命令新四军第四、五支队配合陈、粟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了淮宝地区，沟通了皖东与淮宝两个地区的战略联系，全力支援了陈、粟部队于１０月初进行的黄桥战役。
随着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以及淮宝地区的开辟，对日军占领区特别是南京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日军视之为心腹之患。１９４０年９月，日军纠集第十五、十七师团和江都警备部队铃木部以及伪江浙“绥靖”部队一部，共１．７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趁新四军第五支队北进淮宝、路东兵力空虚之际，从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等地，分７路对津浦路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张云逸立即动员路东军民行动起来，投入反“扫荡”的斗争。根据敌情，张云逸在兵力上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发布命令，要求新四军第四支队和在路东的新四军各部队，在人民自卫武装的配合下，就地分散，广泛开展游击战，狠狠打击日伪军的进攻；要求淮宝区的第五支队等部在外线积极策应，牵制日伪军兵力。９月５日，日伪军对皖东根据地分进合击。为实施灵活作战，张云逸和江北指挥部其他领导人分散到各个部队，进行直接指挥。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自卫队的密切配合下，采取灵活穿插，以袭击、伏击等战术，使日伪军到处扑空，被动挨打，特别是竹镇附近伏击日军指挥机关的胜利，使日伪军极为恐惧。到９月１７日，出动仅１２天的１万余日伪军被迫分路回窜原地。至此，路东反“扫荡”战斗胜利结束。在１２天的反“扫荡”作战中，在张云逸的指挥下，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６５次，毙伤日伪军６００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以较小的代价赢得了粉碎日伪军大“扫荡”的重大胜利。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张云逸任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并兼淮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发展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大胆放手扩军，抽调主力部队骨干，加强地方武装；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专署各县政权机构和群众抗日团体。到１９４１年底，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地区面积发展到１．２万平方公里，人口近２００万。地方的财经、税收、生产建设都有很大发展，部队供给得到了有力保证。他领导淮南军民贯彻生产自给方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在财政、粮食等方面，支援了兄弟根据地。后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都迁到了淮南地区。
１９４２年底，张云逸随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转移到盱眙县东南的黄花塘。从此，他在军部与陈毅一起直接领导全军的工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３年，陈毅去延安，张云逸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
１９４３年７月中旬，张云逸主持新四军军部，确定以５个团执行西进任务，２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并调第三师第七旅到淮北地区作为机动力量；以第二、七师积极钳制桂系顽军，策应第四师西进。在张云逸领导下，第四师主力在西进的４个多月中歼灭日伪军和顽军１．３万余人，拔除敌据点３６处，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商亳公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至涡河的广大地区，解放人口２５０万，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豫皖苏地区，使淮北解放区获得近１倍的发展，扩大了新四军在西线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上旬，日伪军７０００余人，分７路向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进行“扫荡”，桂系顽军也乘机以一七一师向路西根据地大举进攻。张云逸指挥新四军第二师，分两路作战，到１１月１６日，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从而巩固了淮南津浦路西阵地，同时完成了对西防御的战略任务。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９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张云逸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新的部署，领导华中军民大举进攻，解放县城３２座、重要市镇４００余个，歼灭日伪军３万余人，完成了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的基本任务。
百色起义
1929年 12月11日，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1929年6月，新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掌握广西军政大权。他们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党中央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龚鹤村、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以邓小平为中央代表，负责广西党的工作，陈豪人为广西军委负责人，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邓小平等到南宁后，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与俞、李新建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担任大队长。同年9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李急于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战而败。在此风云突变之时，邓小平和陈豪人当机立断，决定把我党掌握的武装斗争拉到左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武装斗争。
百色起义的胜利，标志着右江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