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hclo分解: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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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宾----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甘肃省主席、1949年9月起义
马鸿逵----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宁夏王”、宁马
马步芳----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青海王、”、“西北王”、青马
马鸿宾
马鸿宾（1884－1960），字子寅，回族，著名爱国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甘肃省河州临夏县（今临夏和政县）韩家集阳洼山村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被任命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3月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3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以后，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第一副省长兼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民族委员会委员。1958年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民族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大代表，甘肃省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初创时期
马鸿宾父名马福禄，字寿三，曾率回民军队马步七营旗，编为“简练军”，驻防山海关、永平府及蓟州之帮均镇等地。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是年
马福禄阵亡时，马鸿宾年仅16岁，还在家乡。其叔马福祥回到甘肃任靖远协副将时，令马鸿宾和马鸿逵在署读书。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兼代青海办事大臣时，曾成立西宁矿务马队。由马鸿宾带领，从此起家，以后发展为马鸿宾的基本武装力量。1913年，改任昭武军骑兵中营营长，历任甘肃新军(骑兵约五营)司令，军衔升至陆军中将，勋四位，地位仅次于马福祥。此间经历几次战役，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和沉着勇敢，深为马福祥所倚重。
1915年秋，绥远变兵及会党在河套发难，推弓占元为首，起事于五原县属之东皮房，以狼山为根据地。马福祥命新军统领马鸿宾率所部往击，大捷于科布尔。后来变兵复出狼山，马福祥亲启率兵出击于千灵庙，变兵相率引去。马进至五原，因留马鸿宾驻守。
次年二月，马福祥到台梁，接马鸿宾告急电，变军数千人已至西山咀，马鸿宾以数百人与之鏖战已三日。马福祥往援未至，马鸿宾已经战胜，变军向东溃退。
1916年5月，马鸿宾于同心城布置伏击圈，击散变军卢占魁部，并率轻骑追杀两日夜，斩俘甚众。
1917年春3月，高士秀挟达尔六吉，奉之为“皇帝”，自称御林将军，率众数千人，由绥西犯宁夏，忽至磴口。这时；马福祥因送母丧归葬，由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职，鸿宾急电请马福祥回署，并擒斩高士秀所派间谍，出兵分道迎击。马福祥得电后，先至灵武布置河东防务，然后回宁，即派马鸿宾率骑兵、炮兵前往石嘴山督战。又派骑兵前往阿拉善旗王府防守，并以步兵为后续部队继之。高士秀等过河时，黄河即将解冻，冒险进入磴口，河水陡涨，冲尽岸冰，尚未布置妥当，突然腹背受敌，辎重拖累，损失甚重，突围逃走。马鸿宾又以大队分九路包抄，困之于贺兰山阴。高士秀不能支，自烧辎重，退入山内。最后，马鸿宾大索山中，搜得伪皇，全部送至宁夏交军法审判，处伪皇以下首要19名死刑，次要30余名徒刑，眷属20余口资遣回籍，从犯100余人劳役百日后释放。
宁夏镇守使时期
1920年直皖两系军阀战争，直系军阀得胜，马福祥当时是站在直系军阀一边，因此得升任绥远都统。1921年马鸿宾随之升任宁夏镇守使，仍兼管内蒙三旗军事，其兵力主要为马福祥留下的军队。计有昭武巡防军，骑、步兵五个营，司令为马福寿—(马鸿宾的三叔)；甘肃新军，骑兵三营、步兵三营、炮兵一营；共七个营。司令马鸿宾兼，炮兵营长马普仁是马鸿宾的长子。此外，马鸿宾又成立了镇守使署卫兵马队一营，营长是马楚卿(马鸿宾的岳叔)。
1924年，第二次直奉军阀战争后，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任西北边防会办。但马福祥失去了绥远地盘，向冯玉祥要求扩充马鸿宾的兵力，经冯玉祥允许自行招兵，够一师编一师，够一军编一军，因此马鸿宾委派宁夏当地绅士和头面人物在自己地方上拔壮丁，一共扩充了三个补充甲(计步兵七个营)：第一团团长王德铨(又名王衡之，外号王大炮、天津人)。第二团团长马献文(马鸿宾妻弟)。第三团团长马显诚(马鸿宾四弟)。以上骑、步、炮兵共20个营，约有2000余人。
1925年冯玉祥准备向甘肃进军之前，曾派人进入甘肃刺探军政情况，对于八个镇守使的底细，打探的较为清楚，并且各加评语，冯玉祥将这个情报交给马福祥过目，其中对马鸿宾的评语是“面黑若漆，骁勇善战”，马福祥看了也觉舒服。有此缘渊，所以刘郁芬率部入甘时，在宁夏得以顺利通过。
刘郁芬到兰州后，代理甘肃督办职务，以兵力不足，曾许马鸿逵为他的副指挥，调第七师拱卫兰州，意在让甘肃的军队自己火并，好收渔人之利。马鸿宾劝马鸿逵不要轻举妄动，免伤回汉感情。马鸿逵听从了这个意见，按兵不动。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进攻冯玉祥，同时，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也发出声讨刘郁芬的通电。刘部孙良诚旅与张兆钾开战之后，地方遭受战祸，人民怨恨，马鸿宾于是发起“平番会议”，意在调和。刘郁芬在上述情势下，极表赞成，派人以汽车接马鸿宾至兰州面商，然后再往平番(今甘肃永登县)，并通知兰州各界代表及各镇代表先赴平番等候。此时马鸿宾举足轻重，这一倡议很得人心。他行至石空时，为了更有把握，又渡河经中宁至同心城，欲先与张兆钾电话交换意见，再往兰州、平番。马鸿宾在同心等候多时，张兆钾才派其司令谢有胜(外号“谢苛子”，湖南人)、参议马国义(回族)、县长李某等三人为代表，携带张兆钾向刘郁芬提出的八项条件来同心与马鸿宾商讨，马鸿宾估计张所提各项条件，刘郁芬不能接受。而张兆钾又电马鸿宾，还要追加四条。
此时冯部吉鸿昌已率兵一旅援甘，经宁夏至兰州，因此刘郁芬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电催马鸿宾速来兰州面商，早已到达平番的各界代表和各镇代表也都电催马鸿宾速到平番开会。马鸿逵也电催马鸿宾，电中说：“甘局如不能调和，请离开同心，以便向平凉进兵，免得刘郁芬责难疑心。”马鸿宾觉得调和无望，就悄然返回宁夏。平番会议因而流产。不久，孙良诚打败了张兆钾，代理陇东镇守使。
冯玉祥部下时期
1926年，马鸿宾部改编为国民军二十二师，委马为师长，仍任宁夏镇守使。二十二师下辖三个旅：六十四旅，旅长王德铨，下辖两个团，团长为马玉麟、马维麟；六十五旅，旅长马显图(马鸿宾之弟)，下辖三个团，团长为马义新、马显诚、马彦新；骑兵旅，旅长马献文，下辖两个团，团长为马忠、马荣华。师直属部队有炮兵营、手枪队。共实有8000余人，马1200匹，各种步枪4000余支(其中仅有好枪1500余支)，各连的第四排全部持矛杆。此外，有“三七”、“五七”、“七五”口径的火炮10门。
1927年春，冯玉祥命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率二十二师出击原陆洪涛旧部甘肃地方军队韩有禄、黄得贵等部，战事波及正宁、宁县一带，在金村庙、龙湾激战七昼夜，马鸿宾部退守庆阳，马鸿宾因旅长王得铨、马显图、—团长马荣华作战不力，先后遣返宁夏。擢升马玉麟为六十四旅旅长，马显诚为六十五旅旅长，王正德为骑兵团团长。冯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指挥步兵暂一师、骑三师、步兵第三师、步兵第八师、二十二师五个师，攻下敌城，击毙韩有禄和与韩合作的张九才，黄得贵逃往天津。是年秋，马鸿宾升任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并拨高金唯师列天二十四军建制。擢升马彦新代替马献文为骑兵旅旅长。以冶成章代替马维麟、马应图代替马义新为团长，补充枪支，休整部队。
1928年3月，甘肃马仲英等起事，三次围攻导河县(今临夏县)城，冯玉祥命马鸿宾只身赴甘调停其事。马鸿宾去导河亲与马仲英、马廷贤洽谈，对方拒不接受和解。是年冬，刘郁芬指挥各军击溃马仲英等，临夏粗定。孙连仲率军进入青海，马鸿宾随同前去，从中斡旋，将马麟所部编为骑兵旅，开往陕西。
1929年春，马鸿宾由甘回陕。冯玉祥命将青海马步青旅(即上述原马麟所部)列入二十四军建制。马步青于是年夏到同州驻扎。渭北各县，仍由二十四军驻防。不久，阎(锡山)、冯(玉祥)倒蒋(介石)之事起、马鸿宾部奉命编为护党救国军第四方面军第七军。郑大章师拨归七军建制。但郑师在河南，并无联系。二十二师师长始终由马鸿宾自兼，兵力仍只一个师而已，适逢冯部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背叛冯玉祥倒戈投蒋。马鸿宾部也中止了出关之行。冯玉祥因调吉鸿昌率所部到河南前线，所遗宁夏省主席，派马鸿宾继任。
时马部所属二十二师的三个旅及骑、炮等团营和直属几个连，分驻陕西朝邑，大荔。韩城，邰阳等县。冯玉祥命马鸿宾于二十二师内抽调一个团兵力，前往宁夏维持地方。余留陕西归刘郁芬指挥，同出潼关赴河南参战。
这时，宁夏杂牌军队很多，境内秩序紊乱，马鸿宾只带了五个营及手枪队等约2000人到宁夏就任主席，深感力量单薄，遂令各县成立护路队，由本地豪绅负责招人买枪，无力自备者酌情发给枪支，并委任马赞良为北路司令，马忠为南路司令。对杂牌军队一面安抚，一面打击，不到一年，把苏雨生赶到陕西、马谦赶往凉州(武威)、韩进禄赶往陇南，安抚杨子福、马存良，把杨猴小撵到后套，消灭了马大牛，宁夏暂又出现平静局面。
1930年冬，蒋介石打败了冯玉祥，杨虎城进入长安。二十二师留防渭北部队由马玉麟、马显诚率领离开陕境返回宁夏，沿路人枪散失不少，实到宁夏的人不过4000，枪还不及4000。
甘肃省主席时期
阎冯倒蒋失败后，马鸿宾接受蒋介石任命，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七师，马任师长，后又被任命为甘凉肃边防司令。
1931年，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随后又正式任命为主席。
当时第七师的编制如下：十九旅旅长马玉麟，第一团团长冶成章(后升骑兵旅长)，第二团团长马应图。二十旅旅长马显诚，第一团团长马赞良(兼北路保安司令)，第二团团长马开基。直属工兵营长马忠，炮兵营长马普仁。
马鸿宾受命接任甘肃省主席后，感到宁夏兵力不足，先以民政厅长马福寿(马鸿宾的三叔)代理宁夏主席，以马玉麟为宁夏城防司令，由宁夏各县组织护路队各六七十人至百人维持交通和秩序。自己只带了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手枪营，令团长冶成章率领赴兰。中途又令冶成章团留驻靖远县，随身只带一个步兵营和两个直属连进入兰州。
当时兰州因扩充军队，就地筹饷，以致人民负担骤增，又经1928年河州变乱，更加穷困不堪。及至冯玉祥军大部调走，地方大小军阀分割盘踞，极为混乱，马仲英、马谦等在张掖、酒泉一带；马廷贤在天水一带；鲁大昌在陇西、洮、岷一带；陈硅璋在平凉一带；黄得贵、王富德、李贵清等在固原一带，蒋介石都给以各种名义，使之反冯。所以各霸一方，不相统属．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冯玉祥残部只有吉鸿昌留下的一个旅，旅长是雷中田，后扩充为一个师，蒋介石也给以暂编第八师的番号，雷任师长，驻在兰州。
甘肃省政府主席，自孙连仲调走以后，由民政厅长王祯代理。后来冯部在甘肃势力日益减弱，王祯辞职不干，由省政府八个委员共同负责，当时人称“八大委员执政”。他们是：杨思、张维、裴建准、喇世俊、赵元贞、王廷翰、王祯、李朝杰，是地方士绅和冯部残余的混合体，并且因为兰州是甘肃省会，兵力不足，由青海主席马麒之弟马麟为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率兵驻兰防守。在此以前，1930年马麟已任临夏宣抚使，并由青海调马为良旅驻防临夏地区。
马鸿宾到兰之初，各方都表示欢迎。雷中田自知势孤，且系客籍，对马尚不摸底。雷的师部原驻甘肃省政府内，向马表示愿意迁出。马鸿宾客气谦让，未驻进省府而临时暂住民政厅(今兰州警备区)，也不换城门岗哨。久之，雷更不提迁移，马也无可奈何，只得容忍，以示大度，后来觉得不安全，携带幕僚，在小西湖居住办公，开会时才进城。马本军人，对于政治并不内行，措施不当，所带军队除留驻靖远者外，以一个营驻在兰州北塔山，一个营驻在永登，只有少数军队防卫左右，又不善联系地方士绅，用廖元佶(广西桂林人，旧文人)为秘书长，协助办理例行公事，相随多年的马恕、陈梗(均为和政县秀才)只能办些应酬文字及书信，幕僚中更无其他人才和得力助手为之策划，因之逐渐为雷所轻。
马鸿宾就任后的一些理政措施，产生了消极因素：
1.裁员减薪，取消兼职。甘肃本是穷省，经过变乱及荒年之后，民力枯竭，并且各军阀割据，就地筹饷，财政不能统一，只靠兰州附近八个县，维持不了省上所需军政费用。而—些公教人员，薪金微薄，许多人也靠兼职兼课维持生活。马鸿宾因为财政困难，又不能开辟财源．就想裁员减薪，取消兼职，以资节流，许多人员收入本来不丰，又怕裁减，有些靠兼职兼薪维持生活者，也起恐慌，致引起公教人员的不满。
2.马鸿宾到任后，马麟的保安司令部尚未撤消，其所部2000余人仍在兰州驻扎，原来每兵每日口粮按一斤十二两发给，马鸿宾减按每兵每日一斤半发给，引起了马麟的不满。
3.地方士绅头面人物保荐熟识之人作县长、局长及其他职位的，马鸿宾没有应付得当，强调考试取才，表示用人无私。曾经亲自在民政厅后西花园内四照厅(故址在今通渭路省图书馆内)面试县长，中悬幕布，隔幕问答，以为互不见面，挑选自必公正。但事后首批发表的县长马良(眉生)正是他的老师，跌祝南是他的同乡，引起时人讪笑，讥之为“垂帘听政”。
4.不善于交际应付，和上层人物没有建立很好的友谊，逐渐貌合神离，陷于孤立。
5.对当时窃据一方的各军阀，既无力驾驭，又不善接纳，打不开局面，无法建立有力的统一政权。政令不出省城，财政收入也难维持。
雷中田见马鸿宾在政治上无能，在兰州的兵力也很有限，全省回、汉军阀也都未向马输诚，遂起觊觎之心。蒋介石这时派马文车、严尔艾、刘秉粹、谭克敏等四人为视察员。来甘肃视察国民党党务。马文车是个政客，和雷勾结，想捞取政治资本，取马自代。雷中田有通讯设备和冯玉祥保持联系，计划由苏雨生从彬县、长武回攻宁夏，雷同时起事扣押马鸿宾，想占据甘、宁，发展势力。在雷马事变发生之后，冯玉祥曾派李世军来兰与雷联系。
雷马事变是
雷马事变时，马麟虽不在兰，但有骑兵2000多人驻在东教场，事变发生第二天才撤出兰州，雷竟敢动手，无所顾忌，可见二马平时关系疏远，为雷洞悉。
事变之日，马鸿宾仅带极少数侍卫人员进城参加会议，经民政厅到后花园会议室，觉得气氛不对，就离开会议室越墙至城隍庙(今兰州市工人俱乐部)内躲藏。此时雷中田即关闭，城门，同时派人前去捉拿。因马已离去，未能得手。将要进行大索。同时派军队解决马鸿宾驻兰军队，双方交火，枪声大作。马鸿宾知不能久藏，也无法脱身，又怕交战伤及地方人民，遂出至街上，对站岗武装警察说明身份，要其带往省会公安局长高振邦处。因为高振邦是雷中田属下的旅长，兼任公安局长，马鸿宾受命来甘之时，先派其子马敦信来兰与各方接洽，曾与高振邦结为兄弟，故对马鸿宾尚表好感。高振邦就将马鸿宾安置在家。马鸿宾提出双方停火，免致伤人，其它均可商谈，可由他写手令，派人出城送达。高振邦把这个情况报告雷中田后，就先停了火，马鸿宾仍由高振邦负责看管，暂时软禁起来，直至后来释放。高振邦知道雷难成大事，也心向着马鸿宾，为自己留个后路，故不把马鸿宾交给雷中田。
这时，苏雨生、高广仁等率部往袭宁夏，但未得手，被击溃后，苏逃后套，高被俘。但宁夏守军只有防守之力，不敢远离来兰援救，而马鸿宾自带之兵，又以马被软禁，也不敢轻举妄动，撤至新城、河口一带。雷中田成丁骑虎之势。
雷马事变之第二日，马文车等就以各界代表名义开会，成立了甘肃临时省政府，27日又开会推举马文车、雷中田、杨思、李朝杰、赵晚江、李克明、陈硅璋、鲁大昌、王家曾、喇世俊，裴建准马锡武、慕寿祺等13人为委员，由马文车兼代主席，杨兼民政，李朝杰兼财政，马文车兼教育，喇世俊兼建设。由季子英任秘书长。其中：杨思、李克明、喇世俊、裴建准、马锡武、慕寿祺是被拉拢的甘肃绅士，陈硅璋、鲁大昌是意图拉拢的甘肃军阀，但均未来兰。雷中田、李朝杰、王家曾是国民军残余。赵晚江原是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自他参加了事变，杨另派了代表，赵在任委员期间被人刺杀。马文车是蒋介石派的甘肃党务视察员。这个临时省政府从
雷马事变后，只有少数人附和，实力派皆持观望态度，马麟试作调解未成。适吴佩孚启四川经甘肃陇南天水过临洮来到兰州，仍然以“孚威上将军”名义，托词闲游，到兰后进行调解，劝雷中田释放马鸿宾，马仍回到宁夏。而蒋介石恐吴佩孚利用甘肃混乱局面，乘机东山再起，遂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其师长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名义，率陕西军队杨渠统部，由陈硅璋前导，向兰州进攻，雷中田在定西防御失败，将残部交鲁大昌，鲁资送雷中田他去。马文车随吴佩孚仓皇离兰，经宁夏往北平。孙蔚如进入兰州以后，设宣慰使署管理省政。1932年5月，蒋介石正式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从此，蒋之势力逐渐控制了甘肃。
马鸿宾被释之后，仍然返回宁夏，将到中卫之时，在天水之马廷贤部被陕军马青苑师打败，率众逃至宁夏边境，马鸿宾一面防御，一面收抚。在这时期，马鸿宾部下人数骤增至2万以上，但马廷贤所部多为惯匪，马鸿宾恐难驾驭，把一些马匹枪支收缴后，士兵大部遣散。马廷贤的势力从此消灭，马廷贤本人也离宁他去。
1931年冬至1932年春，马鸿宾按新编第七师的编制，整顿了部属，共编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旅和骑兵旅，旅长为马玉麟，马显诚、马培青、冶成章。师直属部队为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特务营。编制人数上报1．2万多人，实则不足1万人，各种枪支约8000．还有一些刀矛。随后又向阎锡山处买了关退式大炮8门，充实了火力。1932年秋，二--十旅旅长马显诚病故，由骑兵旅长冶成章接任。
驻中宁和陇东时期
1932年冬，马鸿逵准备就宁夏省主席职务，时马鸿逵所部三十五师驻在河南，蒋介石令马鸿宾到河南接替马鸿逵任三十五师师长，将第七师交马鸿逵，互换防地租部队。1933年春，马鸿逵到宁夏要接收第七师，并催马鸿宾前往河南接三十五师防务。此时马福祥已经病故，马鸿宾、马鸿逵在国民党中央失去靠山，所以马鸿逵来宁之时，蒋介石限令只带少数部队，他就挑选三十五师的精锐带走，留下的多系老弱。马鸿宾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原有部队，就去面见蒋介石陈述不能离开部队前去河南的理由。蒋介石为了笼络他们，准把两个部队的番号互换，就把第七师改为三十五师。下为一O三、一O四、一O五3个旅，旅长分别为马玉麟。马献文、冶成章。以马培青为骑兵团长，直属炮兵、工兵、辎重、特务四个营。蒋介石又配发了些重机枪，令其驻在金积、中卫、中宁—带，受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指挥，由宁夏补助军饷每月2万元。在这个时期，马鸿宾与马鸿逵因权力上发生矛盾，不大和睦。
1933年，蒋介石令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部前往柴达木屯垦，指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何应钦支持其赴任。但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却又指使马鸿宾、马鸿逵与青海马步芳合兵堵截，拒孙殿英部进入西北。三马因共同利害关系，遂又联合一致拒孙，马鸿宾亲自在银川指挥作战，历时两月，孙殿荚战败，时为1934年仲春。此役结束后，马鸿逵、马鸿宾弟兄之间，又因军队驻地及械弹补给问题发生龃龉，仍闹矛盾，马鸿宾的三十五师仍驻在金积一带。此后，马鸿宾即以中宁为基地，长驻于此。不久，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命令三十五师向陇东开拔，堵击红军。
1934年秋，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除留少数部队驻中宁等地外，派一O三旅旅长马玉麟、一O五旅旅长冶成章，率部向甘肃之庆阳、环县出发，马本人也往陇东指挥。1935年夏，马鸿宾部骑兵曾在六村与红军有所接触，均系小规模战斗。
是时，蒋介石令朱绍良下令马鸿宾堵击北上抗日红军进入陕北。马鸿宾派一O四旅的步兵在平凉一带布防。并在正宁县属湫头和四村先后接触两次。这时，三十五师师部已从固原移至西峰镇。
1935年秋，红军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路过平凉，马鸿宾部设防堵击，并派兵尾随，相机夹击。红军在平凉县白水镇附近马莲铺击溃了三十五师尾追红二十五军的马吉庵团三个营。这时，马鸿宾正赶到马莲铺，率随从20余人参加战斗，时已黄昏，又值大雨，红军撤离战场。第二天，马鸿宾在当地收集部队，埋葬阵亡士兵。而红军已进到泾川县王母宫山上，击溃三十五师二O八团，团长马开基被击毙。红二十五军顺利北上，进入陕北根据地。
后来，另一支红军经过陇东，陕北革命根据地派出红军接应。时马鸿宾部冶成章旅驻环县曲子镇，适当其冲，交战之后，被红军击溃，冶成章受伤被俘。红军教育后释还。其后又在固原的白杨河与红军遭遇，被打垮了一个营。经过几次交锋，马鸿宾受到教训，知道了红军的厉害，不敢轻举妄动了。以后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包围陕北、陇东，布防的除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外，还有蒋之嫡系部队和东北军部队。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才改变了这种局势。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马鸿宾部编为八十一军，马鸿宾升任军长，所辖仍为原部队三十五师和一个独立第三十五旅，以马腾蛟为师长，马献文为旅长。编制定后，奉命前往绥西抗御日军，由马腾蛟率一部分军队开往前方。1940年，又改以马惇靖(马鸿宾第三子)为三十五师师长。
1939年的沙沟事变，是伊斯兰教沙沟门宦教主马震武之侄马国瑞在固原、海原、西吉－－带反抗国民党的一次斗争。时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兼代西北行营主任，调动大军镇压，也调马鸿宾协同行动。马鸿宾派团长马奠邦率骑兵两营，步兵一营，前往固原三营镇防御，后来马国瑞被国民党部队在泾原击败。起事群众惧怕国民党报复，十分恐惶，马鸿宾到固原三营当面指示马奠邦到沙沟八只窑与当地士绅、阿訇商议，由马鸿宾出示安民，交出武器。不咎既往，使参加此次事变的群众情绪暂时安定下来。
1939年秋，八十一军主力三十五师及两个骑兵连，从绥西移防伊克昭盟北部达拉特旗，驻在黄河南岸滩地(东胜县属之农业区)及滩地之南沙漠台地。二O五团团长马维林、副团长韩哲生率团部及两个骑兵连驻台地边沿之新民堡。三个营进驻滩上，相距十余华里。二O六团团部及一个营驻王乃召(距新民堡十余华里)庙外，其余各营也驻滩上。三十五师师部则驻沙漠中的李玉山圪坝(东距新民堡十五六华里，北距王乃召七八华里)。军长马鸿宾率指挥所驻占檀召(在王乃召西约十七八华里)。其余部队驻在占檀召前面及迤西地区。
1940年2月底，黄河已经封冻，侵占归绥的日军，以军用汽车六、七十辆，载运军队及大炮，从托克托县附近过河，向西进犯。先在树仁台一带和民兵义勇军接触，义勇军不支，日军有沿滩西犯可能。我方得此情报，已经傍晚，军部即电话通知各团注意警戒。次日黎明，二 O五团进入阵地。日出时，日军军车已到新民堡阵地前方，先以30余门大炮猛轰，摧毁了我军右翼阵地，并掩护其步兵冲破右翼，包围过来，马鸿宾部士兵仅有旧式步枪，抵抗不住，向东北撤退，留一小部分战士坚持在前沿阵地掩护，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这一役阵亡副连长一人，排长二人，士兵40余人。开始，二O五团发现敌人，向马鸿宾电话报告，马鸿宾指示速将部队撤离阵地，退入西南沙漠地区。但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来不及撤退，故受此损失。随后，马鸿宾令该团在门坎梁(距新民堡约五华里)收集散兵，乘黑夜把驻在滩上的三个营撤回。
日军占领新民堡后，第二天黎明，又向二O六团王乃召阵地进攻。仍凭借其武器之优势，先以炮火轰击，随之掩护步兵进攻。二O六团根据马鸿宾的指示，凭借工事抵抗了一个多小时，撤向沙漠内部，损失较轻。
此后，日军以新民堡为据点，向滩地进行“扫荡”战。我方在滩上驻军，先后均撤至南面沙漠台地。日军又从包头调来伪蒙骑兵，号称五个师(实际每师只有二三百人)，分驻滩地。马鸿宾命令各团利用沙漠敌人汽车不能畅行之利，以“磨盘”战术与敌周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常保持五六华里之距离，遇到有利地形和机会，就进行反击。并选拔了二三十人组成突击队，夜间到新民堡附近鸣枪扰敌，使之不得安宁。这样过了八九天。某日上午，日军又以军车二三十辆，满载敌军，从新民堡向门坎梁开进沙漠地带。日军军车只能慢慢蠕动，我军即向西南撤退。日军也下了汽车，趾高气扬，步行前进。到了距门坎梁五六华里之兰西圪坝，当面有一条虽不甚高但坡度较大的山梁，双方都抢先登山，争夺制高点，当敌军爬至半山，在敌东翼之我军一部分已抢上山顶，向爬至半山之敌开枪猛击。同时，我驻李玉山圪坝的骑兵一连，也从西翼抢上山顶对敌开火，从上压下，将山坡上的几十名敌人全数击毙。敌之后续部队一面仰攻，一面抢拉伤亡敌兵，我军继续枪击，并投掷手榴弹，又伤毙敌军200多人，遍坡都是尸体。
因敌已接近阵地，敌军炮火失去作用，同时，地形有利，有全歼进犯之敌的可能。正在这关键时刻，敌以坦克四辆，后随大批敌兵前来增援沙窝、山坡都阻不住它的前进。马鸿宾的军队还是第一次见到敌之坦克，知道不能硬拚，遂向山后及两侧迅速撤退。敌之坦克上到山顶，未再追击，掩护敌兵抬运死尸和伤兵，装入汽车开回新民堡。这一战马鸿宾部共伤亡20多人。
经过这次打击，日军连夜在新民堡焚烧尸体。次日一早，敌人放火烧了新民堡及王乃昭的全部房屋，匆匆撤走，经滩地，过昭君坟(在包头附近黄河南岸)、简板营子，渡河北去。时天气逐渐转暖，黄河结冰已渐融化，敌之重武器不便渡河，也是敌人北撤原因之一。
日军撤走之后，马家军经过几天准备，分别向滩上伪蒙骑兵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几十次交战，伪蒙军一触即退，逃过黄河。最西面才登昭的敌人据点，被傅作义部攻克。于是伊克昭盟大面积的滩地，全部收复。
1941年，蒋介石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驻五原、临河一带，以防日军再向河套侵进。是年冬，日军过黄河南，向包头以南之桃力鸣、大树湾等地进行扫荡，与马军遭遇，激战两昼夜，击退敌军。又数次派兵袭击包头以西昭君坟之日本侵略军，并在包头以东，使士兵伪装成老百姓，相机破坏铁道，阻滞日军运行。 1942年，蒋介石又派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改派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加强绥西防务。傅作义部前线部队进驻包头以西昭君坟、蔡灯台一带，马鸿宾部前线部队进驻包头以南大树湾，桃力鸣一带。是年冬，傅作义部攻下蔡灯台的日军阵地，马鸿宾部一七九团马奠邦部攻下史家营子，二O五团攻下新城日军阵地。
1943年，傅作义部完全接替了绥西防务。马鸿宾率部撤回宁夏中宁县进行休整。
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蒋介石命令马鸿宾协同行动。是年3月，以马悼靖为固原、海原司令，参加作战，马敦靖派其所部一七九团进至环县将台。夜间，被解放军包围，全团被俘，其后续部队一个团在环县附近也被击溃，后来解放军对被俘的一七九团团长马奠邦进行教育，阐明国内外形势，交待了民族、宗教政策，释放回宁。并带信给马鸿宾。马鸿宾也把拘押在中宁的解放军方面18名被俘人员放回。
1947年七八月间，蒋介石计划成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以马鸿宾为总司令．马鸿逵、马步芳为副总司令，
1948年，马鸿逵任宁夏兵团司令官，马鸿宾为副司令官，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惇靖升任。这时八十一军的编制和人事如下：
军长马惇靖，副军长马敦信。
参谋长杨遇春，参谋处长郭奎武，政工处长马长瑞，副官处长王有弟，军需处长正宇栋，军医还长何云山，军务处长王树功，军法处长李育生，机要主任孙昭贤，人事科长谢兆藩。
八十一军共辖三个师(每师辖三个团)：三十五师，师长马奠邦；二九四师，师长马绍翰；三五八师，师长马明德(1948年增加的编制，1949年8月才成立。新兵尚未接收完毕就解放了)。
军直属部队：警备营营长马悖恭，工兵营营长韩哲生，通讯营营长孙昭贤，炮兵营营长吴振文，辎重营营长马正有。
全军人数最多时约有23000人，历经将台堡、环县、中卫等地作战消耗及逃亡，后来起义整编时只有l万人左右。
1947年至1949年，八十一军前方指挥部设在固原三营镇，军部仍在中宁县。所属三十五师，二九四师主力布防在海原、固原一带，新编三五八师未曾投入战斗。1949年8月，兰州解放时，八十一军指挥所一度移至靖远东湾附近，军部及眷属住海原，解放军向宁夏挺进时，八十一军部队及家属均集中于中卫县一带。
光荣起义
1949年5月，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解放军于解放西安之后，迅速西进，于
解放军十九兵团已到达三营镇，曾派三营镇绅士马明三等到宁夏中宁县，约马鸿宾在中宁以南的四口子见面，商谈起义问题。马鸿宾派其子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代他前往会见，以马明三等未持证件，同时宁夏还有一定的武力，因此含糊回答而还。9月上旬，马鸿逵两次电催马鸿宾去银川商谈一同逃走，马鸿宾派马悼靖代他去见马鸿逵，说明不愿出走。马鸿逵打算自己先走，然后叫其长子马敦厚(宁夏骑兵师师长)走，最后叫其次子马敦静(宁夏兵团司令官，马鸿逵之子，马鸿逵走后代理宁夏省主席)走。马鸿逵离宁以后，9月中旬，解放军向宁夏进军，在兵临城下之时，马鸿宾自知大势已去，不能拖延时间，就先到银川，见马敦静不听自己的意见，不能合作，就想去绥远找傅作义商量。马鸿宾到银川后。适逢国民党政府原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到宁夏、绥远活动，马鸿宾就搭乘徐的飞机前往包头。
这时，傅作义、邓宝珊也在包头，马鸿宾住在包头复聚恒银号，与傅作义、邓宝珊谈了很久。事后，据邓宝珊对人说，马鸿宾开始想和绥远一同起义，但对起义后的前途未卜，对家属、部下的安全有所顾虑。经傅、邓说明党的政策，劝其打消顾虑。马鸿宾于
马鸿宾及所属部队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后，尚有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派了各级干部300多人，到各师、团、营、连担任政治工作，并改编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军，仍由马悼靖任军长，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任军政委。1950年缩编为独立第一师，1953年改为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1956年全部转业。马鸿宾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以后，马鸿宾转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直至1960年逝世为止。在这期间，他还兼任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代表、甘肃省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马鸿宾在解放前后，致力于民族团结、特别是甘肃回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内部团结，常以近百年甘肃历史上的民族事件，引以鉴戒，教育各族群众，反复说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伟大，很受人们的称赞。
1960年
马鸿宾三次主持宁夏军政
1921年春季，马鸿宾时任宁夏镇守使。我于是年8月份以同乡、同教的关系，并经他的三弟马负图介绍，由原籍临夏来宁夏投效镇守使署，在马鸿宾的办公室当勤务兵（当时我19岁）。从那时起，直到解放（我48岁），没离开过这个小集团，工作了28年之久。在此岁月里，我除当过短时期的勤务兵以外，其余的时期，我的工作是文书、参谋、秘书、科长、处长、副参谋长、高参等职。因此，我对马鸿宾的历史，知道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撰写了这份史料。
马鸿宾系清朝武进士马福禄的长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时马福禄在董福祥部下任军职，先后在天津附近和北京城上，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最后把生命献给祖国，阵亡于北京正阳门城楼上。
1912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任命马福祥（马鸿宾的四叔）为宁夏护军使，马鸿宾在四叔马福祥的部下当骑兵营营长。当时，正值后套的卢占魁、三边的高士秀、陇东的张九才等股反袁军，先后窥伺宁夏，真是地方不靖，四郊多垒，警报频传，一夕数惊。马鸿宾在马福祥的部下将领中，作战比较有胆量，能沉住气。马鸿宾经过防守金、灵两县击退金占魁、卢占魁合股窜扰宁夏的战役；经过在贺兰山后、磴口一带击败高士秀，俘虏伪皇达尔六吉的战役；经过在后套狼山一带击败卢占魁，消灭白彦公的战役；经过支援陇东击败张九才的战役，他逐渐由营长升任驻后套统领（等于团长），由统领升任甘肃新军司令（等于旅长）兼炮兵营营长。在当时他的军职是司令，而他的军衔是陆军中将勋四位（是北洋政府授的）。在将近10年的时间内，能升到这样高的地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1920年夏季，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与以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又叫安福系）为了争夺北京政权，在北京附近爆发了直皖战争。结果，直系胜利，皖系失败。当时，甘肃虽然远处西北，交通不便，但影响所及，地方军阀马福祥不能隔岸观火，置身事外。他站在直系方面，派代表、发通电，遥作声援。直系胜利后，曹、吴把马福祥升任绥远都统，并允许对马鸿宾、马鸿逵作相当的提拔。于是，马福祥就保荐马鸿宾继承他的职位作宁夏护军使，保荐马鸿逵为第五混成旅旅长（相当于师长），随他到绥远作基本力量。但当时护军使是由北京中央直接领导的，官阶、地位与督军相当，马鸿宾等升任护军使，资望尚浅，不孚人望，恐因此引起甘肃其他各镇守使尤其是马麒兄弟的不服，因此，北洋政府旋又下令，撤销宁夏护军使一职，改任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由甘肃督军公署节制，与其他各镇守使平行，并仍管辖内蒙古阿拉善旗、鄂托克旗、额济纳旗军事。所以，当时颁发的镇守使关防是用汉、蒙两种文字铸成的，镇守使署的编制表内增设蒙旗办事员3名，翻译员1名。
马鸿宾任镇守使时的兵力如下：
1. 昭武巡防军：共计骑、步兵5个营，马福寿为司令，是马福祥赴绥远时未带去的部队。
2. 甘肃新军：骑、步兵各3营，炮兵1营，共计7个营。司令马鸿宾兼，炮兵营营长马普仁。这也是马福祥赴绥远时未带去的部队。
3. 镇守使署卫兵马队：1营，营长是马楚卿，是马鸿宾做镇守使后新成立的部队。
4. 补充团：3个团，共计步兵7个营。第一团团长王德铨，第二团团长马献文，第三团团长马显诚。
以上骑、步、炮兵共计20个营，共计4000余人。
1924年，直奉第二次作战，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曹锟、吴佩孚失败后，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统治中国，冯玉祥以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马福祥被调为督办公署的会办，实际上等于冯的高等顾问，刘郁芬代冯玉祥为甘肃督办。这时，马鸿宾想扩充实力，迭次向冯、刘呈请增加兵力，马福祥在冯前也极力替马鸿宾说情。经冯允许先尽力拔兵，够1师就编师，够1个军就编军。马鸿宾在当时原计划先成立3个团共编9个步兵营。后来因用人不当，拔兵困难，成立了3个团共计7个营。这就是前面所述3个补充团的成立经过。
当时拔兵的方法是：委派当地的绅士、头目人等在自己的地方上拔壮丁，够1营时委营长，够1连时委连长，够1排时委排长。所以当时的营长都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如金、灵两县有马世恩、马鸿恩、马玉书等，同心一带有洪寿龄，南营一带有纳守业，北营一带有马义彪、马赞良父子。
1926年秋季，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是年冬，冯由五原到宁夏，把马鸿宾所部的昭武巡防军，甘肃新军、卫兵马队、补充团等庞杂名义一律取消，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二十二师，师长由马鸿宾担任，并仍兼宁夏镇守使。到1927年4月间，冯由洛阳调马鸿宾率部到陕甘边境围剿黄得贵、韩有禄两部，并委马鸿宾为司令。宁夏镇守使就无形中取消了。
1925年，冯玉祥以西北边防督办兼任甘肃督办，但冯玉祥本人暂未来甘就职，刘郁芬、蒋鸿遇两人以甘肃正、副指挥名义率国民军第二师来甘，代理冯玉祥的督办职务，并以薛笃弼为甘肃省长。那时，以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为首的甘肃地方军阀，反对客军刘郁芬。这时张兆钾因为有吴佩孚作后台老板，遣兵调将，向兰州发动攻势，并发出声讨刘郁芬的通电。刘郁芬也不甘示弱，把张兆钾的陇东镇守使通令免职。于是，双方激战于定西、华家岭、马山一带。
刘、张争权的战争，使战地的百姓饱尝锋镝之苦。马鸿宾不忍百姓受害，与马麒多次电商并取得马麒同意后，便发起了平番（甘肃永登县）会议，以调和甘局。
这时，刘郁芬正处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东路方面，与张兆钾已经兵戎相见；南路方面，虽然与孔繁锦没有用武，但互相防范各有戒心；西路方面，马麒老成持重，不表示态度，可是禁止西宁粮食运往兰州；北路方面，马鸿宾兄弟拥兵自卫，也不表示态度。此外，冯玉祥远在苏联，张之江对付直奉联军向南口的攻势已经精疲力竭，阎锡山出兵大同截断京、绥铁路，宋哲元统率部队在晋北苦战，绝无援兵能来甘肃。所以，刘郁芬对马鸿宾发起的平番会议，自然双手赞成，并派其副官长张某，以3部汽车来迎接马鸿宾先到兰州晤面，再往平番开会。兰州各界的代表和各镇守使的代表，在刘郁芬的催促下已经到达平番等候马鸿宾到来，共商解决甘局。此时马鸿宾在甘肃问题上，有举足轻重之势。甘肃的百姓颂扬马鸿宾是深明大义的好人。但是，马鸿宾行至石空，又突然渡河经中宁至同心城，要先与张兆钾从电话上交换意见后再往平番。马鸿宾在同心等候多日，张兆钾始派其司令谢有胜（湖南人）、参议马国义（回族）、县长李某3人为代表来同心与马鸿宾接头，并带来张兆钾向刘郁芬提出的谈判条件8条。马鸿宾以张的条件苛刻，估计刘郁芬不能接受，于是停留在同心，进退维谷。这时，早已到平番等候马鸿宾的各界代表和各镇守使的代表，迭催马鸿宾速来平番开会，刘郁芬电催马鸿宾速来兰州面商大计（此时吉鸿昌率一旅兵力援甘经宁夏到达兰州，刘的态度就强硬了），马鸿逵也电催马鸿宾：甘局如不能调和，请即离开同心以便向平凉进兵，免得刘郁芬责难疑心。张兆钾又电马鸿宾说：因为我兄出面调和，在万分容忍和客气的情况下只提出8条，这是看在兄面对刘的极端客气，倘以敌对的地位提条件，还有追加的4条：要刘赔偿战费和战地百姓的损失；把刘的国民军经过改编后参加“讨赤军”序列；要刘通电全国声明脱离国民军，参加“讨赤军”等等。因张的条件苛刻，平番会议没有开成。当时大家把它叫做“流产的平番会议”。
不久，孙良诚打败张兆钾，攻克平凉城，张兆钾携带眷属取道陕西省，逃往大连过寓翁生活去了。他的部队土崩瓦解，剩余的少数残部，投附韩有禄、黄得贵，进入宁县、正宁的山区。孙良诚作了平凉镇守使。
1930年初，军阀中原混战序幕快要揭开时，冯玉祥对陕、甘、青、宁4省的军政负责人员，作了如下的调动：
1. 调宋哲元率部到河南前线担任某路总指挥，陕西省主席由甘肃省主席刘郁芬继任。
2. 调孙连仲为甘肃省主席，青海省主席由该省建设厅厅长马麒升任。
3. 调吉鸿昌率所部两师到河南前线，宁夏省主席由马鸿宾继任。
陕、甘、青、宁4省当时是冯玉祥的大后方，冯的这个调动部署，对于前方作战，对稳定大后方人心，均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甘、宁两省，经过马廷勷的反冯和马仲英的流窜，土匪遍地，民不聊生。此时，利用马鸿宾、马麒来维持大后方，可收“以回制回”之效，安定后方。假若此时对后方的处置稍有失当，就会影响前方的作战，并且对前方的物资补给也有断绝的危险。这就是当时冯派马鸿宾由陕来宁作主席的根本原因。
这时，马鸿宾是冯部第四方面军第七军军长，这个军由第二十二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编成。郑师归马鸿宾建制，不过是虚有其名，实际上郑师远在河南省境内，不要说调遣指挥，就是通讯联系也不方便。所以这时马鸿宾虽然是军长，实际上他的基本力量只有第二十二师（师辖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3个旅和1个骑兵团，工、炮各1营，几个直属连），分驻在陕西朝邑、大荔、韩城、郃阳等县。
那时，冯玉祥给马鸿宾的命令是：准许马鸿宾由所部第二十二师内抽带1个团的兵力，前往宁夏维持地方，其余兵力，仍留驻原防地不动，归陕西省主席刘郁芬指挥。二十二师师长职务，由该师第六十四旅旅长马玉麒兼。
马鸿宾接受这个命令后，思想上一喜一忧，发生很大的矛盾。喜的是回宁夏作主席，这是梦想不到的好事情，并且安居后方，免得卷入战争漩涡，遭到“被吃掉”的危险。忧的是准许带的兵力只有1个团，而宁夏的杂牌军队和收编的土匪军队很多，这些军队野性难驯，不服从命令，深恐尽不到维持地方的责任，有负冯的期望和重托。兹将那时宁夏各杂牌军队主官的姓名、族别、驻地分列如下：
1. 苏雨生军，驻宁北平罗县一带。原系后套独立队，1926年经冯玉祥收编为师长，后又升为军长，原驻后套一带，马仲英犯宁夏时，经宁夏省主席门致中调来拱卫宁夏的。
2. 马谦军（回族，临夏市人），驻中卫县一带。原系马仲英的副司令，经吉鸿昌收编的。
3. 杨子福师（外号杨老二，回族，同心县人），驻金积县一带。原系宁夏境内的股匪，马仲英攻陷宁夏后投入马仲英的部下，后来经吉鸿昌收编。
4. 马存良师（回族，临夏市人），驻吴忠堡一带。原系马仲英的师长，后经吉鸿昌收编。
5. 韩进禄军（外号叫韩以司麻，回族，临夏市人），驻灵武县、大寨子一带。原系马廷贤的师长，后与马仲英合伙，人数较多，经吉鸿昌收编的。
除以上3个杂牌军，两个杂牌师以外，还有一个农民自卫军，司令是单有才（回族，临夏市人），也是从马仲英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小股，人数不满100人，驻在宁夏城内。
上述的5个杂牌军队中，苏雨生资格最老，人数比较多，实力较雄厚。他对马鸿宾作宁夏主席有些不服气，处处表现蛮横，盘据平罗，俨然一个小独立王国，马鸿宾用以柔克刚的手法装作容忍，但时存戒心，以防万一。其次，韩进禄在马鸿宾主宁后，自觉灵武地盘难保，正焦虑间，适其旧主马廷贤自北京到灵武，图谋东山再起。马廷贤与马鸿宾不但有同乡、同教之谊，而且还有姻亲关系（是马鸿宾的远房表侄），但因为自他们祖先以来世代有仇不和，所以马廷贤不甘心听马鸿宾的命令，不愿意在马鸿宾的篱下寄生，遂率韩进禄部窜往陇南。驻中卫的马谦年纪轻，阅历浅，对马鸿宾很是恭顺。杨子福整天躺在大烟灯下就心满意足。马存良年纪老，兵力单，只求自保，并无野心。
马鸿宾深知苏雨生桀傲不驯，难以驾驭，相处日久，恐怕变生肘腋。于是，向冯玉祥、鹿钟麟函电要求调苏雨生往陕西，增加前方的战斗力，并借以减轻宁夏百姓的负担。冯、鹿虽然答应了马鸿宾的要求，但苏雨生百般推诿，迟迟不行，最后虽勉强出发，实非出自本心愿意，所以行至同心又突然折回中宁。这时，马鸿宾驻中宁的冶成章团把苏雨生的部队包围在中宁城中，相持月余，互有伤亡。最后兰州孙连仲派专员沙耀辰来中宁调解，冶团撤围，苏雨生仍率该部赴陕。但在这一战役中，苏雨生的兵力损伤很大，仅余800余人。从此以后，宁夏全境始得平静。
在阎、冯讨蒋的中原大战中，马福祥是青岛市市长，马鸿逵在大战前夕即背冯投蒋，是中央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他们父子二人都是蒋介石的马前卒，而马鸿宾则仍属冯玉祥的部下。
马福祥在西北回族军人中，资格最老、交结最广。当混战开始时，他就预料到蒋介石必然胜利。因此，他把青岛市长的职权交给他的幕僚焦沛南、王端尼等代理，他本人给蒋介石作顾问，有时作蒋的代表向各方奔走疏通，替蒋介石说话，深得蒋介石的喜欢。另外，他在蒋介石的耳边经常吹嘘马鸿宾为今日之曾国藩、胡林翼，胜过马鸿逵。所以，马鸿宾和蒋介石虽然没见过面，但经过马福祥这样不断的吹嘘和赞扬，蒋对马鸿宾已经有了好的印象，这对马鸿宾以后归附蒋介石和晋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原战争结束后，在马福祥的周旋说情下，蒋介石改编马鸿宾部为新编第七师。又由于马福祥的保荐，蒋任命马鸿宾为甘肃代主席。甘肃是大省，马福祥为什么厚侄薄子而不保荐马鸿逵呢?因为马鸿宾的为人老成稳练，沉默寡言，能应付环境，不轻易得罪人；而马鸿逵性情暴躁，言语疯狂，骄傲自大，恐怕到甘后惹起汉、回纠纷，加深汉、回的隔阂。
自从马鸿宾主政甘肃的命令发表以后，甘肃的大、小地方军阀，为了长远保持自己的兵权和地盘起见，都给马鸿宾打电报敦促他赶快到甘肃以收拾人心，甘肃的各界、各团体、各机关也函电不绝，敦促马鸿宾赶快到任以慰众望。于是，马鸿宾于1931年1月离开宁夏，往兰州就任主席职务。
马鸿宾由宁往甘上任时，把宁夏省主席的职权，暂时委托民政厅长马福寿代理，并由财政厅长扈天魁、建设厅长魏鸿发辅佐。军事方面，以新编第七师二十旅旅长马玉麟为宁夏省防司令，主持全省的防务，马鸿宾只带1个步兵团和两个师属连前往兰州。路过靖远时，又把步兵团团部和团属的两个步兵营留驻靖远，马鸿宾只带1个步兵营和两个直属连进入兰州。
马鸿宾就任甘肃省主席不到8个月，就被雷中田发动政变扣押了。1931年冬，在吴佩孚的说和下，马鸿宾始得脱险，率部退驻红城子。这时，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以潼关行营主任名义，派孙蔚如率十七师来甘戡乱，孙、雷双方激战于定西一带。结果，雷中田失败只身逃走，孙蔚如进驻兰州。不久，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宣慰使，取代了马鸿宾的职务。这时，马鸿宾在红城子进退维谷，处境尴尬。宁夏各界遂派代表去红城子欢迎马鸿宾仍回宁夏。这是马鸿宾第三次主持宁夏军政。
当马鸿宾回到中卫时，适马廷贤率部突然由天水也来宁夏。他是因川军进攻，天水不能立足而投奔宁夏的。杂牌大军压境，百姓苦于供应，无处申诉。马鸿宾也深知马廷贤野性难驯，恐怕喧宾夺主，不免有些疑虑。后经马鸿宾劝说，马廷贤表示情愿缴械听编，本人离开军队去天津作寓翁。马鸿宾便把该部改编为第七师二十一旅，以马培清为旅长。所有骑兵的马1000余，一概送交南京国民党政府。
1932年8月，马福祥病故后，蒋介石以“眷念西北宿将”为名，任命驻军河南的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于是年冬率部出发赴宁。马鸿宾深知马鸿逵一来，他在宁夏将难立足。于是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一天，他想起要试探蒋介石的态度，没和别人商议研究，便自己动笔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宁夏地盘是马鸿逵的，请令他前来就职，我在甘肃失职对不起你，现在情愿率部去南京伺候你，报答知遇之恩。蒋介石接到电报后，马上复电，大概内容是：从前令叔在世，称赞你是现代的曾、胡，我很敬仰你，你既情愿前来，我表示欢迎。为了节省开支，你不要带第七师来，马鸿逵不要带三十五师去，只你兄弟调换一下就行了。原来马鸿宾给蒋介石电报，用的是试探手段，看宁夏地盘自己是否能继续保持下去，并不是真心要去南京，但蒋介石竟“准如所请”，未予慰留，不免大失所望。于是，暗示旅长马玉麟领衔，全师团长以上军官署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挽留马鸿宾的电报，意在阻止马鸿逵西来。这个电报未起作用。后来马玉麟埋怨马鸿宾说：“……你把一个主席坐在窑房里（马鸿宾的办公室）一封电报发掉了。”马鸿宾以笑置之。
1933年春，马鸿逵到宁夏，带来3个独立旅和直属部队。但他的野心很大，还想接收马鸿宾的第七师。马鸿宾把军队移驻灵武、金积，本人住在王洪堡坚不交代。马鸿逵对马鸿宾的部队停发粮饷，并将马鸿宾主政时期县、局长借欠的公款20余万元拨作第七师军饷。这些县、局长都是马鸿宾的旧属，不愿拿出，有的拿不出来。这就苦了第七师的下级军官佐和士兵，他们吃的是杂粮，没有衣服鞋袜穿，有时连吃盐的钱都没有。
1933年冬，蒋介石嗾使孙殿英进攻宁夏。晋绥两省是孙的大后方，阎锡山是孙的后台老板，全力支持孙军西犯，兵力号称10万，声势浩大。马鸿逵虽有青海方面的协助，但众寡悬殊，绝对不是孙的对手，孙殿英也深信马鸿逵是要弃城跑逃。
是年夏间，马鸿宾到南京见蒋介石后又去太原见阎锡山，提到孙殿英去宁夏的问题，马鸿宾说：“我的防地是金、灵两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有中央命令，孙军可以通过宁夏去青海，不许在宁夏停留。”阎锡山都答应了。当孙殿英快要发动进攻时，马鸿宾从太原到兰州，由兰州又回河州扫墓。马鸿逵曾多次邀请，均拒绝不来。这是对马鸿逵的报复，也是履行对阎锡山的诺言。眼看情势紧急，马鸿逵的母亲派亲信去河州叫马鸿宾，并责以大义，马鸿宾才回到宁夏，抽调了14个步兵营编成7个支队到银川协助马鸿逵作战，主力仍留金、灵两县。
1933年12月，国民党政府命令将马鸿宾的第七师改为三十五师，马仍任师长，驻防金积、灵武一带。1935年，奉命移驻陇东一带。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马鸿宾部由陇东北撤驻中宁及固原北川一带。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奉命扩编为国民党八十一军，马鸿宾任军长。1938年，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开赴绥西参加抗战。1943年，回到宁夏，仍驻中宁及固原北川一带，直至宁夏解放。
马鸿宾抗日
一、参加抗战
西安事变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北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甘、宁、青划为第八战区。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包头，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队”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目的在于引诱西北诸马。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驻于宁夏南部的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一军，马鸿宾任军长，其子马惇靖为参谋长，下辖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独立三十五旅，旅长马献文；骑兵团，团长马培清。马鸿宾抗日态度积极，他感于民族危机，决心统帅所部抗战到底，保家卫国。
1938年春，马鸿宾在宁夏望洪堡举办八十一军军官训练班，把全军营附、连长两级军官进行集中训练。在开学典礼上，马鸿宾身穿黄呢子军装，佩带中将军衔领章，足登马靴，腰带佩剑，登上讲台，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我们军人首先要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土卫国，尽职尽责。在战场上要能攻能守，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到底之决心。他还指出，日寇有飞机大炮，我们缺少飞机，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坚固的工事，加强射击训练，做到弹不虚发，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发挥我们的优势。同时，要加强陆空联合，步炮联合训练，多多练防空、防毒。马鸿宾的这次讲话，对将要开赴前线的官兵，指明了方向，起了很好的作用。”[1]
1938年春，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除绥西现有各部队统归马鸿宾指挥外，并由马鸿逵部调步兵一个旅、骑兵一个旅，也归马鸿宾指挥，开赴绥西。当时，傅作义部退守山西，绥西防务主要由宁夏马鸿宾、马鸿逵部负责。5月，马鸿宾赴绥西临河就职。他到绥西后，亲自察看了防区各友军的设防情况，指定了乌布狼山至五原一带为八十一军的防区范围，随后命令八十一军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率领103、104两个旅四个步兵团，马鸿逵部骑兵一旅（旅长马光宗）、骑兵二旅（旅长马义忠）警备第二旅（旅长马得贵）开赴绥远省西部的五原、临河等绥西前线。
在部队出发前，马鸿宾召集军官反复强调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战争，我们要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要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信心。同时也要认识到抗日战争是艰苦的，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因此，无论行军、驻防都要讲究军风军纪，爱护老百姓，时刻牢记‘观民心之向背，知军纪之良否’，沿途决不能骚扰老百姓，任何人不准进入民房，一切辎重炊具、用具都要带全，不准借用老百姓的任何东西。”
二、乌拉脑包大捷
1939年夏秋之交，日军坂垣师团一部约三万人，配以汽车、装甲车、坦克，由黑田团长指挥，分两路从包头向绥西进犯。一路向乌布浪口、四意堂、乌拉脑包、乌镇一带的八十一军防区进犯；另一路在马七渡口向门炳岳的骑七师防地进攻。
日军到达八十一军三十五师阵地前，首先用大炮轰击乌拉脑包206团和205团阵地。206团迫击炮连也用八二迫击炮还击，但是，206团迫击炮一冒烟，就被日军发现，敌人立即向206团炮兵阵地倾泻炮弹二百余发，206团炮兵连只打了三发，就被敌军的炮兵打哑。日军在大炮、机枪的掩护下，用坦克、装甲车、汽车，向八十一军阵地冲来。八十一军的官兵，按照马惇靖参谋长的命令，利用工事沉着固守，发扬火力，打击敌人。当敌人进入八十一军步枪有效射程以内，正在下车，准备攻击之际，206团一营官兵发起猛烈冲锋，一下子冲到敌人机动车辆跟前，与敌人展开肉搏，并用大刀砍敌人汽车的轮胎，把敌人打了个昏头转向。有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被打死在车上，下了车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剩下的抱头窜进汽车、装甲车逃跑了。据王五典对这次战斗的回忆说：战斗结束后，“我军缴获了两辆汽车，一百多发炮弹，几十箱子子弹，少数枪支、指挥刀、食品罐头等军用物资。这次在战场上发现，敌人把我军打死的日寇尸体用装甲车上的特殊装置翻挑到车上去。八十一军把缴获日本鬼子的汽车开到五原县城向群众展览宣传，老百姓写的欢庆标语，在汽车全身贴上一层又一层，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热爱祖国、仇恨敌人，军民一致的民族感情。乌镇街上有位老艺人，在八十一军打了胜仗后的几天内，就编出了不少歌曲，在街头自弹自唱。唱词中这样几句：‘咱们的老西军（指八十一军），打起仗来真能行。打跑了日本兵，缴获的汽车拉进五原城，全城百姓庆祝又欢迎。依靠咱们的老西军，打败日本兵，百姓得安宁’。”
三、袭击包头
1939年秋，傅作义重返绥西，成立了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积极准备发动反攻。傅作义与马鸿宾商议决定袭击日军重要据点包头，以牵制华北日军。
日军在包头惨败后，大为恼火，自1940年1月开始，就从张家口、太原、大同等地调集三万余军队，配以汽车、坦克、大炮、飞机及伪蒙军六个师，由黑田师团长指挥，向绥西发动大举进攻。
四、浴血四意堂
面对优势敌军，绥西军民在傅作义、马鸿宾指挥下，一面进行坚壁清野，一面进行军事部署。具体部署为：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在西山嘴、马七渡口阻击日军，然后转向黄河右岸，威胁敌人左侧；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及马鸿逵骑一旅于乌布浪口、乌镇一带设防，阻击敌人后转入狼山，威胁敌人右侧；傅作义部三十五军集结五原西北，机动打击敌人；其他部队选择有利地形，随时扰乱疲惫敌人；各部均以宁夏为后方基地。
马腾蛟（1876——1944），字子云，梅珊，回族，河州大河家四堡子村（今积石山县四堡子村）人，1926年授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衔。曾先后在马福祥、马鸿宾部任营长、陆军第六十四师副师长兼师长、第三十五师师长、第八十一军副军长等职。他跟随马鸿宾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特别是在绥西抗战中，多次与日军殊死激战，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逝世后，张质生先生为他作的《马故中将子云讳腾蛟诔》一文中称赞他的“部将，类皆饶勇善战，所向有功，而独详人所略，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惟吾畏友子云公首屈一指。”[4]
这时候，集结在四意堂正北枣树林子、大沙滩的敌军三百多辆车，一齐向乌布浪口和四意堂阵地开来。八十一军事先按照马鸿宾的命令在阵地前挖有
夜间10时许，206团第二营营附马建功率两个连，从乌拉脑包出发，经四意堂向乌布浪口增援。由于夜黑，地形不熟，脚下发出声响，被敌人发现，与敌人激战中马建功被敌人手榴弹所炸牺牲。但两个连已经与208团会合，加强了防务。敌人发现208团阵地增加了兵力，也加强了进攻兵力，继续进攻。约夜间11时半左右，208团阵地被敌人突破，乌布浪口阵地失守，但敌人在夜间也不敢贸然前进。在后半夜的战斗中，时紧时缓，双方一直对峙到天亮。
四意堂阵地被敌人突破后，就从右面堵住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四意堂阵地全是大沙漠，地面又被大雪覆盖，中国军队在撤退中很难找到掩护物，敌人又是陆空联合、步炮联合。敌人占领了壕沟的东头，用机枪扫射正在壕沟内撤退的中国军队。在另一个深沟里，敌人占领了壕沟北头，用机枪顺壕沟扫射，中国军队无路可退，许多战士牺牲在这里，比激战中损失的还多。撤出壕沟的，在撤退中，敌人除用地面部队追击外，还用飞机在空中扫射，用大炮延伸射击，封锁退路。马腾蛟师长和马玉麟旅长退到乌镇收容部队，然后退到临河，又从临河退到磴口。马培清率领二千多人退到沙漠，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行军，才到达磴口北面的哈巴尔滩才第一次见到村庄，稍事休息后，最后到达磴口。中国军队从
这次战役，马鸿宾八十一军共损失一千余人，伤二千余人，其中冻伤者就有七百余人，还丢失了不少轻重武器。后来在寻找烈士遗体是发现，有的官兵虽然面目全非、肢体不全，但嘴里仍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伤痕累累，但双手仍抱着敌人不放，难以拉开，……。宁夏和河州等地数千名各族抗日战士为捍卫祖国，英勇牺牲于绥西抗日前线，写下了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
马鸿宾在重庆得知部队战败的消息后，立即赶到磴口，收容部队，查询情况，追问责任。他在召集军官讲话时，讲了其他战区的抗战情况，讲了八十一军的简要历史和战史，责问208团团长马钟和该团第二营营长马希舜：“为什么在
当三十五师重返五原乌布浪口阵地时，当地老百姓自发地以隆重仪式，在乌布浪西口安葬了三十五师善后人员找到的148具烈士遗骸，从此这里成为一个烈士公墓。一直到1995年，内蒙古五原清真北寺在墓地立石碑一座，碑名为“抗日八十一军三十五师民族英雄纪念碑”。1997年，巴彦卓尔盟、乌拉特中旗政府和民众再立一碑，并将这个公墓定为烈士陵园。
五、伊克昭盟之战
日军占领五原后，以为绥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短时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同时又因本身战线过长，补给困难，便留一个联队及伪蒙军四个师驻守河套，其余部队向东收缩。
1940年3月傅作义决定组织战役打击日伪驻军。以傅部三十五军为主力，马部八十一军主力三十五师向西进入伊克昭盟北部的达拉特旗黄河南岸及沙窝沼地一带。军长马鸿宾的指挥所设在王乃召西约十七八里的展旦召；三十五师师部指挥所设在沙窝地的一个小村里。
3月20日夜，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突入五原，全歼了五原的日伪军。包头日军利用黄河封冻军车可以行走的条件，有六七十辆军车满载大炮、军队，从托克县附近渡过黄河，向西进犯，企图从南线包抄三十五军后路。马鸿宾即命令部队注意警戒。马部第三十五师205团直属部队进入预构台地边阵地；206团据守新民堡以西约十华里的王乃召。
这天太阳刚升起时，日军军车已经开到距205团阵地东南约四五里路的高丘上，并推上来了三十多门大炮，一字摆开。205团副团长韩哲生即在电话里向马鸿宾作了汇报。马鸿宾指示迅速将部队撤出阵地，退入西南沙窝地区。马鸿宾的指示未及传达，敌军三十多门大炮同时向中国军阵地猛烈轰击，团直属队右翼阵地全部被敌人炮火摧毁，一名副连长和两名排长牺牲。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右翼阵地包抄过来。205团即向北撤退。东面两个步兵连受到敌军火力阻挠，不能西撤和团直属队会合，乃向北退去。前沿阵地有一少部分部队因掩护团直属队撤退，未及撤下，即被敌军包围。205团团长马维麟和副团长韩哲生撤到沙窝后即用电话向马鸿宾汇报了情况。马鸿宾在电话里严厉批评马维麟和韩哲生行动迟缓，未在敌人开炮前撤离阵地，以致遭受重大损失，他又命令马维麟在门坎梁收集散兵，并派便衣队乘夜寻找其他三个营，绕道撤回，归团建制，要警惕敌人行动，不能再给敌人可乘之机，如再疏忽，决不宽贷等语。
第二天黎明，敌人向206团阵地进攻，先用大炮轰击，将召内雄伟的广慧寺大佛殿轰平，随后步兵进攻。206团按照马鸿宾的指示，凭共事抵抗了约一小时，然后向沙窝内撤退。此后敌人以新民堡为据点，分兵到滩地进行扫荡战。滩上中国军队全部撤到南面沙窝沼地。敌人又从黄河以北的包头调来六个伪蒙骑兵师，接替日军，驻守新民堡一带地区。
第三天半夜，205团三个营也回到门坎梁附近归团建制。这时马鸿宾命令各团利用敌军车辆不能在沙窝地畅行的有利条件进行游击战术。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保持五六里路之距离。如遇有利地形和机会，就进行反击。并选拔二三十人组成突击队，夜间大新民堡附近放枪骚扰，使敌人不得安宁。这样过了八九天，一天上午发现敌军军车二三十辆，满载敌兵，从新民堡出发，向门坎梁开来，当敌车开进沙窝地带以后，慢慢蠕动，不能快行。中国军队即向南撤退，敌兵也下车向门坎梁前进。敌军走到距门坎梁约五六华里的兰四圪坝时，被一个不甚高的山岭挡住。中国军队和日军都抢爬山头，争夺制高点。当敌军爬到半山腰时，中国军队抢先登上山头，占领了制高点。中国军队驻李玉山圪的一连骑兵也从西翼登上山顶。两支军队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将走在前面的几十名日军全部击毙，后面的敌兵一面爬山佯攻，一面抢运被死者尸体。中国军队沉着射击，并投掷手榴弹，打死打伤敌人二百多人。这时，双方近距离作战，敌军大炮失去了作用，中国军队的武器虽然比不上敌人，但是，凭英勇杀敌的爱国热情和优势的地形，把进犯的敌人几乎全部歼灭。这时日军又用四辆坦克车掩护大量敌兵前来增援。敌人的坦克爬上山来，中国军队第一次遇到坦克，不知所措，即向山后和两侧撤退。日军坦克攻上山以后，掩护士兵抬运尸体和伤兵，装入汽车，运回新民堡去了。日军把死者尸体运回新民堡以后，在堡外场地焚烧死尸。据附近老百姓说，日军将重伤员也浇上汽油一并烧了，重伤兵的哭叫之声惨不忍闻。第二天一早，日军放火烧了新民堡和王乃召全部民房，匆匆撤走。在昭君坟、简板营子附近渡过黄河，向北撤退而去。
日军撤退以后，马鸿宾指挥八十一军，经过几天的准备以后，分头向滩上伪蒙骑兵进行攻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小十几次战斗，将日伪蒙骑兵打败，并赶过了黄河。只剩下一个柴登召据点，后被傅作义部队攻克，伊克昭盟大面滩地全部被中国军队收复。
1941年冬，日军渡过黄河，向包头南桃力民、大树湾等地进行扫荡。八十一军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将日军击退。八十一军又袭击驻守包头西面昭君坟的日军，派小股部队化装成老百姓，炸毁包头以东的铁路，阻止日军的铁路运输。
1942年，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绥西防守司令，马鸿宾为副司令。傅部防守包头西面昭君坟、柴登召一带地区；马鸿宾部防守包头南大树湾、桃力民一带。傅作义部郭师长率领该部攻克日军占领的柴登召。傅命令八十一军攻打大树湾、史家营子、新城一带的日军。八十一军179团马奠邦部攻下了史家营子；八十一军另一部攻下了新城。
1943年底，傅作义部队奉命全部接管了绥西防地，马鸿宾部八十一军奉命返回宁夏中宁。
1945年9月抗战胜利，10月国民党中央政府授予马鸿宾忠勤勋章。
六、对马鸿宾绥西抗日的评价
对马鸿宾率领八十一军回汉官兵，为保卫绥西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宁夏通史》中评价说：“绥西战役中，八十一军艰苦奋斗，屡创敌军，与傅作义部密切合作，收复了大片国土，击毙日军水川中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日伪势力悉被肃清。这次战役对保障宁夏、甘肃和陕北后方安全，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战斗中，八十一军士兵表现出为捍卫民族利益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涌现出很多动人的事迹，受到群众的广泛赞扬。”
马鸿宾生平事略
一、家世及少年时期(1884—1911年)
马鸿宾，字子寅，回族，世居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城西韩家集阳洼山，一八八四年生。高祖玉玺，字国宝(1761——1846年)。曾祖泰，字翊云(1784——1850年)。祖千龄，字松坪，号建成(1826——1910年)，同治初年曾参加回民起义，旋降清，得左宗棠厚赏，经商赢利，渐致富裕，后以子孙为官，遂富甲一邑，去世后，清廷追赠为“建威将军”。父福禄(1853——1900年)，字寿三，马千龄之次子，光绪六年(1880)中武进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练团勇名“安宁军”，马福禄为督带兼步营管带，其弟马福祥为帮带兼骑营管带，同隶河州镇总兵汤彦和麾下，镇压回民起义军。一九00年八国联军入侵，马福禄兄弟随董福祥入卫京师。同年
马鸿宾为马福禄之长子，其父殉国时，马鸿宾方十六岁，居家读书习武。稍长，被马福祥带在身边。马福祥既悯于其兄福禄为抗击侵略而牺牲，又感于他的腾达是由继承其兄余荫而发轫，故对马鸿宾极为爱护，尤其重视对马鸿宾的教育，常亲自督责，朝夕课读。自马鸿宾的青年到壮年，一直聘请河州秀才马良(字眉山)为家庭教师，教马鸿宾以经书史鉴等。1
光绪三十年(1904)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马鸿宾在总兵衙门充“戈什”头目(戈什，满语勤务之意)，为马福祥的贴身侍卫。光绪三十四年(1908)，马福祥兼西宁矿务总办，为保护金矿，组成三十余骑的矿务马队，擢马鸿宾为队官，兼矿务委员和放荒开垦委员，并兼理蒙番事宜2。时藏族刚扎部族聚众抗清，清廷饬令镇压，马鸿宾为之和解，事得平息。以后又多次办理当地蒙藏各族事务，较能持以公允，当地群众誉为“活佛官长”。3
二、从骑营管带到甘肃新军司令(1912——1920年)
会办绥西军务
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八月，马福祥被调任宁夏镇总兵(后改为护军使)，率其“昭武军”步骑一十三营赴宁就职。将骑兵中营分为二营，由侄鸿宾、子鸿逵各带一营，分任管带，各辖人马约一百二十余。
先是，宣统三年八月，在沙俄煽动支持下，外蒙一小撮反动封建王公、活佛在库伦宣布“独立”，先后占领我边防重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与此同时，沙俄还公然向我国伊犁、喀什噶尔、阿尔泰三地出兵，妄图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吞并我国西北的野心。内蒙各地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后套活佛旺德尼玛聚众数千人响应库逆“独立”，攻城略地，袭击官军，劫杀商旅，势力几遍于西蒙。一九一三年七月，马福祥赴京觐见袁世凯，舟行至后套，谋擒旺德尼玛，乃调马鸿宾(时任营长)率兵四营，自宁夏驰往，扼守各要隘，马福祥诱旺德尼玛至其舟中擒获，押至北京。其众被马鸿宾会同晋绥军击溃。
嗣后，宁夏邻封不靖，四方多垒，北有后套卢占魁的反袁军“独立队”，南有陇东张九才部的农民军，东有自宁夏灵武退据陕北的辛亥革命民军高士秀部。各股势力虎视眈眈，皆有进据宁夏之意。警报频传，一夕数惊。一九一四年，马福祥以马鸿宾为统领，率部至绥西，协助北洋系统的绥远都统蔡成勋，围剿后套反袁军，保护外国教堂和通往北京的水陆交通。
一九一五年八月，后套独立队第三标第一营弓占元(即巩占元)部百余人，出没东西场一带，打击官军和王公、贵族。九月，攻占河套地区的东皮房(今属内蒙占五原县)。绥军遣骑兵三营分路出击，中伏大败。弓部迅速发展达千人，势极嚣张，驰骋沙漠，飘忽无定，官军莫敢撄其锋。伊盟各旗扎萨克、王公贵族迭函宁夏，请求救援。马福祥乃令马鸿宾率队往援。马先以百余骑，一昼夜疾驰三百余里至科布尔，与绥军合围弓部，弓军败退狼山。十一月弓占元复出狼山，进扰临河、五原一带，马鸿宾率部穷追不舍，与弓军激战于汇德城，弓占元、包永华等民军头目均战死，残部溃散。
一九一六年元月，卢占魁、金占魁(回族)、达赉公(蒙古族)、白彦公(蒙古族)等率部复据河套，逼和林，略东胜，围五原，窥宁夏，纵横河套，震动包绥。北洋政府令马福祥会办包绥军务，进行围剿。二月，卢占魁等部由西山咀进窥五原，马鸿宾奉命率部在西山咀阻击，一战于公胡洞、西山咀，再战于白家地、苏海口、石拉干，卢部受重创，遂撤至托克托渡口。
不久，北洋政府批准马福祥迭次呈请扩充军队的报告，允其增募新兵七个营(步骑各三营，炮兵一营)，队号“甘肃新军”，粮饷均由甘肃负担，以马鸿宾为甘肃新军司令兼炮兵营长。
绥靖宁夏
一九一六年四月，卢占魁、金占魁得知高士秀、张九才欲进军宁夏，乃率众渡河南下，欲先袭灵州，次攻宁夏城，以相呼应。马福祥急令马鸿宾离套渡河，兼程疾驰灵州。四月下旬，卢占魁袭击灵武崇兴寨，被马鸿宾部击退，
未几，陕北兵变，民军再起，与卢占魁部会合，在陇东一带与官兵对抗。马福祥再命马鸿宾率部围剿，卢军不敌，北撤后套。一九一七年春，卢占魁、高士秀、张九才等诡称甘肃静宁人达尔六吉(汉族，本名吴生彦，小名六吉，)为清朝后裔，奉为皇帝，以资号召，攻城略地，屡挫官军，纵横陇东、陕北一带。
是年三月，高士秀等拥达尔六吉及部众数千人，自西山咀进入磴口，直捣宁夏。并先遣党羽潜入宁夏城为内应。一时谣诼四起，人心震恐。此时适马福祥告假护送母榇归厝河州，以马鸿宾代行护军使事。马鸿宾一面电告马福祥，一面关闭城门，搜捕细作，并派军急往石嘴山阻击。马福祥甫至中宁，即急返回宁夏城，派马鸿宾督率各部分道并进，与绥军步骑合围高士秀等于石嘴山。高军苦战竟日，始出重围。宁军跟踪追击，连败高军于三转子、八拉庙(均在贺兰山北段)及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驻地巴音浩特)北寺山等地，斩获甚众。擒达尔六吉等二百余人于贺兰山中，毙近百人。后将达尔六吉及其他首领于凌云、苏学奉、姚占魁、张振清、李宗文等十九人，解送宁夏枭首示众。其余或处徒刑，或“髡为城旦”。高士秀率少数人脱逃。5
北洋政府因马鸿宾历年“戡乱”有功，曾历授二等文宪章、二等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和四狮军刀。又因保护河套外国教堂有功，比利时国政府授予三等宝兴(译名)勋章。一九二一年黎元洪任总统时，晋勋五位，升为陆军中将。还颁发了授勋证。6
三、从镇守使到宁夏省主席(1921——1930年)
一九二O年七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以直胜皖败而结束。马福祥因站在直系一边，便联络甘肃各回族镇守使，欲赶走皖系督军张广建，取而代之，但遭到陇东陆洪涛、张兆钾的坚决反对。北洋政府为调解争端，避免引起回汉纠纷，乃晋升马福祥为绥远都统。马保荐马鸿宾继任宁夏护军使。
扩充实力
马鸿宾镇宁伊始，即积极扩充实力，将各地影响较大的伊斯兰教教主、教长、阿訇、商人、乡绅、地主等分别委以军职，许其召募兵马，训练队伍。以召募兵马多寡授以相应官职，足一营者委营长，足一连者委连长……。美其名日：“寓兵于农”。一时，地方上一些有钱有势之人，得以跻身军界，当上了军官。其中较显要者，如平罗宝丰人马羲久，是地方“公正”，财殷势大，人称“宝丰王”，被委以管带，马羲久的长子马赞良被委为连长，后升营长；委吴忠的马玉堂为管带，马左邦(马玉堂之侄)为连附，后升骑兵营长；委大洪沟周光敏为管带，周死后由其弟周干臣继任营长；委纳家户的纳守业为营附，其侄纳璋为连附，后来升为营长。以上均属回族。汉族方面，如金积县董福祥后裔董让，吴忠谦益店商号老板马季麟，盐池县的聂瑷，惠安堡的张乾生，石嘴山的郑万福，中宁的胡维祯，广武的贺建棠等人，均委以军职。这就无形中助长了争权夺利，卖官鬻爵的风气。如河东的马开基向镇守使署各部门要人送礼巴结，花去五百多块银元，才弄到一个连长，时人戏称“五百块”。
一九二四年直奉军阀第二次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吴佩孚失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以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军，冯荐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马鸿宾迭电冯玉祥，请求增兵加饷。马福祥亦在冯面前为之说项通款。冯充其自行募兵，以所募兵员多寡而予相应之建制，够师编师，够军编军，马鸿宾原计划先编三个团共九个营，后因征兵困难，勉强编成一个暂编团，以马秉臣为团长；一个补充团，以马彦虎为团长；一个新军团，以马汉卿(即马献文)为团长。三个团仅辖七个营。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的七年中，其兵力由原辖的“昭武巡防军”和“甘肃新军”共十二营扩充到二十个营，共约四千多人。计有：甘肃昭武巡防军步、骑五个营，巡防司令是马鸿宾的三叔马福寿；甘肃新军步、骑各三营，炮兵一营，马鸿宾自兼新军司令，炮兵营长由其长子马普仁担任；镇守使署卫队一个营；新征三个团，共步兵七个营。
解除烟禁
甘肃种植大烟(鸦片)，在一九二O年以前早已禁绝。一九二一年陆洪涛督甘后，平凉镇守使张兆钾、天水镇守使孔繁锦首先破坏禁烟，在其势力范围内，允许农民种植大烟，甘(州)、凉(州)肃(州)、河(州)四镇相继效尤，陆洪涛亦因财政拮据，默许不问。同时，各镇因一九二O年争督之事(争夺甘肃督军职位)，先后宣布与陆脱离隶属关系，陆亦无力过问。
宁夏土地肥沃，所种大烟向称上品。一九二一年，宁夏个别地区农民偷种大烟，到收割时，马鸿宾派军队下乡铲光打尽，一株不留。一九二二年春，甘肃其他各镇破禁种烟的消息传来，各县士绅遂推举代表向镇、道二署请求，解除烟禁。道尹陈必淮乃前清故吏，久仕官场，且与马福祥交情甚厚，亦想乘此机会大捞一把，故对解除禁烟的要求一口答应。而马鸿宾新镇宁夏，深恐开放禁烟将授人以柄，遂与西宁镇守使马麒商得一致，坚决反对开放烟禁，欲借此作为攻讦陆洪涛包庇张兆钾、孔繁锦破坏烟禁的口实。这样以来，却引起陈必淮的不满和乡绅的失望；再加上当时有些人从中挑拨离间，四处散布说：陈道尹允许种大烟，体谅百姓，马镇守拒绝开烟禁，不恤民情。这就是当时盛传的所谓宁夏镇、道不和，欲往北京大理院打官司的原因所在。陈必淮老于世故，担心事情弄僵，于已不利，并未诉诸于大理院，却函请马福祥劝马鸿宾从长计议，不可固执己见，以逆民意，马福祥亦认为宁夏种烟对绥远不无厚利。至于开放烟禁的罪名则可诿诸陆洪涛。遂写长信给马鸿宾，晓以此意。马鸿宾以叔父出面说话，不便坚持已见，默许开放烟禁。于是，从一九二二年起，宁夏烟禁开放，遍地罂粟矣。
如同其他各地一样，当局既允许农民种烟，又以种烟为非法，征取烟亩罚款，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并成立了“宁夏道署禁烟罚办处”，专办烟亩罚款事宜。马鸿宾和陈必淮同兼罚办处总办，镇署参谋长和道署秘书长兼任罚办处襄办，下设十数个办事员。罚办处设在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北大街“屏兰寄庐”中。
为了杜绝县长和地方乡绅互相勾结舞弊，以多报少，规定每年在大烟露苗时，先由县署派委员下乡，会同当地绅士、头目等调查种烟亩数，报罚办处备案，并预交二成罚款，是为初查。到大烟开花即将收割时，再由镇、道两署会派八个复查委员(当时宁夏道共辖八县)赴各县勘查所报烟亩数字是否属实。这些“钦差大臣”于酒醉饭饱之余，躺在大烟灯旁，或坐在麻将桌边，与绅士、地主和县长进行讨价还价的所谓“商议”公事。最后总是酌量增加些烟亩数字，再将地方按规定奉送给他们的车马费及其它贿赂装入腰包，满载而归。此外，镇、县所派催要罚款的委员、差役和地方绅士，都趁机巧立名目，百般勒索。农民终年辛苦的果实，最后就所剩无几了。
一九二五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后，以马福祥任西北边防会办，李鸣钟任绥远都统。时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驻防绥远，李鸣钟令其率部移驻五原以西，待马鸿逵部队开到五原后，李又令其移防甘肃边境。当时，甘肃督军陆洪涛令马鸿宾破除情面，拒绝任何客军入境，并电告马鸿宾：如顾虑兵力单薄，驻宁安堡(今中宁县)的韩有禄团和驻靖远的包玉祥团均由马鸿宾指挥使用。马鸿宾也怕马鸿逵大兵入境，抢夺宁夏地盘，演出“逼官”，便以陆洪涛的命令为由，拒止马鸿逵部队入境。马鸿逵无奈，遂停驻于磴口三盛公一带。此处近荒漠，风大沙多，气候恶劣，居民稀少，粮食难筹。马鸿逵部队露宿野外，狼狈不堪。为此，两兄弟剑拔弩张，几致兵戎其见。后马鸿宾同意协饷十万元，才得避免这场冲突。后经马福祥在冯玉祥处多方斡旋，冯将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扩编为第七师，适值冯玉祥派刘郁芬以甘肃指挥、代理甘肃督办，率部经宁夏入甘，马鸿逵遂尾随刘部进驻金积、灵武。
发起“平番会议”
一九二五年十月，刘郁芬入甘后，首先翦除实力较弱的地方势力。河州镇守使裴建中被削去兵权，解除职务；甘军师长李长青、旅长包玉祥、团长花联芳被设计诱杀；原督署参谋长兼亲军司令魏鸿发被调任他职；并将这些人的部队分别改编或遣散。兔死狐悲，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亦不自安，遂联络天水镇守使孔繁锦、汉中吴新田，以及韩有禄、黄得贵等部，招兵买马，屯粮积谷，修筑公路，积极备战。张的这些举动引起刘的猜疑。为防患于未然，刘郁芬委马鸿逵以甘肃副指挥，命率所部第七师赴兰州拱卫省城。马鸿宾则劝马鸿逵不可冒然轻举，免启衅端。马鸿逵听兄劝告，一直按兵不动，坐观于金积、灵武。不久，冯玉祥通电下野，吴佩孚、张作霖组成奉直联合“讨赤军”，攻打国民军。张兆钾见时机已到，遂派代表赴保定谒见吴佩孚，吴给以甘肃“讨赤军”总司令的名义，令其攻占兰州，抄国民军的后路。张兆钾立即调兵遣将，进攻兰州，声讨刘郁芬。刘亦不甘示弱，委马鸿逵为陇东镇守使，令其率部由金、灵进攻平凉，(马只进至中宁、同心再未前进)令孙良诚师和梁冠英旅由兰州攻平凉，双方激战于定西，华家岭、马缸山一带，互有胜负。
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甘肃人民因为刘、张争雄而惨遭锋镝之苦。马鸿宾有见于此，多次函电就商于马麒等甘肃各镇将领发出倡议，要求甘肃督署以及各镇均派代表前往甘肃省平番县(即今永登县)，共同协商，和平解决甘肃问题，以平息这场战争。这一倡议，对于多年来惨遭兵燹之苦的甘肃人民，无疑是件好事。因此得到了甘肃各界的赞同，纷纷派代表赴平番参加会议。而此时的刘郁芬正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东与张兆钾已兵戎相见，南有孔繁锦蠢蠢欲动，西宁的马麒及凉州马廷勷居心叵测，北路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拥兵自重，态度暖昧，冯玉祥又远去苏联，国民军在南口一败涂地，阎锡山又出兵大同，截断京绥铁路，宋哲元统率所部在晋北苦战，绝无援兵能来甘肃。所以，刘郁芬逼于不利的形势，对马鸿宾倡议的平番会议亦表赞成，立即派其副官长张某，以三部汽车赴宁迎接马鸿宾先到兰州晤商后，再往平番。兰州各界代表以及甘肃各镇代表，亦陆续到达平番，等候马鸿宾的到来。一时，即将召开的“平番会议”轰动西北，马鸿宾也成为西北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马鸿宾离宁赴平番时，宁夏各界在南关外列队欢送。他行至中宁石空，突又渡河至同心城，说是要与张兆钾在电话上交换意见后，再定行止。讵知等候多日，张兆钾始派其某部司令谢有胜、参议马国义(回族)、县长李某为代表，到同心与马鸿宾接谈，并带来张兆钾向刘郁芬提出的八项条件。马鸿宾见张的条件过苛，估计刘郁芬不会接受，平番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一时进退维谷，便滞留同心。早已等候在平番的甘肃各界、各镇代表，迭电催促，刘郁芬也屡电促其速往兰州。马鸿逵又电告马鸿宾：甘局如不可为，请速离同心返宁，进兵平凉，免得刘郁芬责诘猜疑。这时，国民军吉鸿昌已率援甘劲旅到达兰州，宣侠父(中共党员，时任职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亦专程面晤刘郁芬，告诫刘氏：甘绅欲借平番会议之名，拉拢各镇共同对付国民军，“如果真要上了他们的圈套，我们就都成为釜中游鱼了。”7
援军的到达，宣侠父的告诫，促使刘郁芬的态度强硬起来，立即下令逮逋力主召开平番会议的绅士。这批绅士闻讯，便纷纷逃出兰州省城。而此时的张兆钾又电告马鸿宾说：看在子寅(马鸿宾的字)兄的份上，对刘氏提出的八条实属过分容忍，同时也是对刘氏的极端客气。倘站在敌对立场提条件，则还有追加的四条：要刘赔偿战费和战地百姓的损失，将刘部所属国民军改编加入“讨赤军”序列，刘通电全国，声明脱离国民军，参加“讨赤军”等。上述情况的变化，使马鸿宾对平番会议彻底失去信心，悄然回宁，轰动一时的“平番会议”，无声无息地流产了。一九二六年九月，刘郁芬、孙良诚、吉鸿昌等军全线出击，南路拿下天水，东路攻入平凉城，孔繁锦、张兆钾溃退陕西后，孔去天津，张去大连，都作了寓公。
加入国民军与陕甘剿匪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自苏联归国，誓师五原，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宣布撤销宁夏镇守使官制，将马鸿宾之步、骑兵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二师，马鸿宾任师长。辖步骑三个旅，计步兵六十四旅，旅长王德铨，辖两团，团长马玉麟、马维麟；步兵六十五旅，旅长马显图，辖三团，团长马义新、马显诚、马彦新；骑兵旅旅长马献文，下辖两团，团长马忠、马荣华；师直辖部队有炮兵营、手枪队等。以上共计兵员八千余人，马一千二百余匹，各种步枪四千余支(内有新式钢枪一千五百余支，夹有部分铅枪)，小炮十门。
一九二七年春，冯玉祥委马鸿宾为陕甘剿匪司令，令其率部入陇东庆阳、合水一带，进剿张兆钾残部和黄得贵、韩有禄两部。马鸿宾迟迟不肯开拔，经冯函电累催，迟至
马鸿宾部开至甘肃正宁、宁县一带，即与韩、黄接触，在金村庙、新湾一带展开激战，相持不下。陕西省主席宋哲元派张万顷率骑兵第三师支援，始将黄、韩两部赶往陕西泾阳一带。是役，马部六十四旅旅长王德铨、六十五旅旅长马显图、骑兵二团团长马荣华等，以作战不力，被马鸿宾先后遣返宁夏，升马玉麟为六十四旅旅长，马显诚为六十五旅旅长，王正德为骑兵二团团长。
一九二七年秋，马鸿宾率部转战至陕西境内，编入宋哲元的第四方面军战斗序列，受宋指挥。退到泾阳一带的韩有禄、黄得贵残部与前国民二军张九才部会合，坚守泾阳。马鸿宾率部配合宋哲元部的骑三师、步三师、暂一师围困泾阳。宋哲元亲临泾阳城下指挥。不日，攻克泾阳，击毙韩有禄，张九才受伤，黄得贵脱逃，部队溃散。
是年秋，由于冯玉祥的总参谋长石敬亭的保荐，马鸿宾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兼二十二师师长，并将高金唯师拨归二十四军建制，补充部分枪枝、弹药，分驻西安、渭南、华阴、潼关一带。不久，调防至渭北的三原、韩城、朝邑等地。高金唯师在名义上虽属二十四军建制，但非马鸿宾的嫡系部队，指挥不灵。因此，马在对上下行文中署名时仍自称师长，冯玉祥问其原因，马鸿宾说：“实力只有一个师，称师长名符其实。”由是引起冯的重视，誉之为“谦谦君子，老诚练达”。8
一九二八年，陕西的国民二军李云新部与河南的樊钟秀部互通声气，合谋倒冯。李率其部下田玉洁、冯子明、侯天祥、段茂公等部，于当年春、夏之交，包围渭北各县及长安、潼关。适宋哲元奉命率主力部队出潼关与樊钟秀周旋于河南，长安仅有其参谋长张维藩留守，冯玉祥以马鸿宾部担负陕西防务。是时，马鸿宾正在潼关，急令驻守西安的冶成章(代马维麟任团长)部力取守势，以保西安。约月余，孙连仲自豫返陕，潼关、西安之围遂解。马鸿宾部又奉命进剿仍围渭北各县的国民二军李云新诸部，渭北渐平。唯李虎臣部固守泾阳，马鸿宾部全力围攻，李虎臣突围逃脱，李部谢宝全、马跛子、康润林、耿景惠等旅都缴械投降，陕境遂平。
马鸿宾在转战陕西期间，每当攻城或包围敌人时，马均建议宋哲元不可硬攻，造成双方无谓的牺牲。只须“以大义劝之，以兵力迫之”，围而不撤，并须留开一个城门，诱敌方之士兵投降。对投降的士兵留去自由，愿当兵的编入部队，愿回家的，发给路费。同时马鸿宾对俘虏亦较宽大，令其归里务农，少杀戮。以是人称为“马善人”。
一九二八年八月，甘肃河州的马仲英，马廷贤聚众数万人，第三次攻打河州，马廷勷亦暗中支持。冯玉祥因主力东调，无暇西顾，遂派马鸿宾为全权代表，只身由陕回甘与刘郁芬商量，调解河州事件，与马仲英、马廷贤议和罢兵。刘郁芬本无言和之意，但为了敷衍舆论，乃派士绅水梓、张维、喇世俊、魏绍武和财政厅长张允荣，教育厅长郑道儒、高等法院院长韩俊杰等，随同马鸿宾前往永靖莲花堡，与马仲英，马廷贤谈判。马仲英等知为缓兵之计，拒绝接受国民军所提条件。马鸿宾又赴青海享堂会晤马麒、马廷勷，亦未奏效。调解工作拖延四、五十天，毫无结果。于是，马鸿宾又与马麒单独面晤，经协商决定：河湟事变归咎于马廷勷，对马麒既往不究，任凭国民军讨伐马仲英、马廷贤。农历十月，刘郁芬调集大军进攻河州，马仲英、马廷贤不支，撤离河州。
一九二八年底，青海建省，冯玉祥委孙连仲为省主席，马鸿宾陪孙上任后，仍回陕供职。
营救马福祥
一九二九年春，冯玉祥将从青海调来的马步青旅编入马鸿宾的二十四军建制，马步青于夏天移驻同州。时二十四军仍驻防渭北，军部驻朝邑。是年冬，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将马鸿宾部改编为“护党救国军”第四方面军第七军，仍以马鸿宾为军长，并拨郑大章师归马鸿宾节制。但郑师远在河南，鞭长莫及，莫说调遣指挥，即通讯联系亦非易事，马鸿宾所能指挥的部队，仍是他自兼师长的二十二师。
当时，马福祥被蒋介石派往陕西华山冯玉祥处游说联络，恰逢马鸿逵随韩复榘、石友三叛冯投蒋，冯遂将马福祥扣留，并欲杀之。马福祥极为惶恐，派亲信尤素甫赴马鸿宾处，要马设法营救。马对尤说：“别的办法没有，也行不通，只有我亲去见冯总司令，上攻守之策，设法使四叔脱险”。马鸿宾遂带副官马维祺等上华山谒见冯玉祥。马一见冯就说：马鸿逵等背叛，是对不起冯，他要求冯派员接管、改编他的部队，他愿交出军队，做冯的随从。冯则要马鸿宾不与马鸿逵相比，仍叫马好好招呼自已的队伍。此时冯已决定联阎讨蒋，并要选派一人负责联阎。马鸿宾趁机建议，叫他叔父马福祥前往，因马福祥与阎是换帖兄弟。冯许之，即请马福祥出面联阎，一致讨蒋。次日，马福祥由马鸿宾陪同先到朝邑马的军部小住数日后，便赴山西太原与阎协商。阎对两家合力讨蒋表示赞同，并要求冯玉祥亲到山西面谈。9 后来冯到山西，被阎锡山软禁，马福祥则平安回到南京。最后由于蒋介石一再向阎施加压力，阎又二次请出冯玉祥，联合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
二主宁政
一九三O年初，中原大战即将爆发，冯玉祥对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人员，作了如下调整：调宋哲元赴河南前线，以刘郁芬继任陕西省主席；调孙连仲为甘肃省主席，马麒继任青海省主席；调吉鸿昌(一九二九年宁夏建省后，继门致中任宁夏省主席)率部赴河南前线，由马鸿宾继任宁夏省主席，令其由所部二十二师中，抽一团兵力带赴宁夏就职，以维持地方治安，其余部队仍留驻原防地，归刘郁芬指挥。马鸿宾兼任的二十二师师长职务，由六十四旅旅长马玉麟暂代。
陕、甘、宁、青四省，当时系冯玉祥的后方根据地，经过“河湟事变”和马廷勷、马仲英、马廷贤等部的窜扰，加上旱灾严重，因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股匪及由土匪收编的杂牌军队，割据称雄，为非作歹。这些土匪和杂牌军队的头目中，回族有相当势力，用二马维持宁夏、青海，作用较大。一九三0年三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又将孙连仲东调前线指挥作战，于
如甘人所共知，马鸿宾在任宁夏镇守使时期，虽无大建树，但尚能勉力维持一个保境安民的局面。所以，一经发表为甘肃省代理主席，暂理甘肃政务的八大委员和地方绅士，一致连电欢迎，再三催请，马鸿宾却一直稳坐宁夏，未去就职。其原因，一是冯军全部东下，甘肃遍地兵匪，极为混乱，马鸿宾兵少力单，自觉难以治理；二是阎冯讨蒋之战，谁胜谁负，虽难预卜，然揆度全局，蒋介石处于有利地位，马鸿宾不能不为以后出路着想。
马鸿宾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时，宁夏由于遭马仲英部的骚扰，加之杂牌军林立，各自为政，相互征伐，涂炭生灵，糜烂地方，派款要粮，民不堪命。马鸿宾只带五个营和手枪队共约两千余人，深感力量薄弱。遂令各县成立护路队，由当地绅士负责自筹款项，置办枪械，招募兵丁。无力自筹者由省府酌情补助。并委马赞良为北路司令，马忠为南路司令。一九三0年冬，马鸿宾部二十二师留陕部队，在出潼关对蒋介石作战失败后退回陕西，由于杨虎城部入陕，始由马玉麟、马显诚率领返宁，分驻各县，马遂将各县护路队编入正规军，就地驻防。
当时，宁夏平罗、金积、灵武、中卫等地，由杂牌军队分别割据，番号混乱，互不统属。主要有：苏雨生军驻平罗一带，马谦军驻中卫一带，杨子福师驻金积一带，马存良师驻吴忠一带，韩进禄军驻灵武大寨子一带，单有才农民自卫军驻宁夏城内。以上各部，虽号称一军一师，实际兵员缺额很多，如单有才的农民自卫军不满百人。这些杂牌军，均曾由前任宁夏主席吉鸿昌收编，而其割据形势，仍基本未变。除此之外，尚有小股土匪如杨猴小子(即杨跃峰)、马大牛等部出入宁境，扰害地方。对上述杂牌部队，马鸿宾决心区别对待，分化瓦解，逐个解决，最后达到统一宁夏军政的目的。
首先是苏雨生。苏部是河套、宁夏一带土著军队中人数最多、实力最雄厚的一支，苏本人的资格也较老，盘踞平罗一带，自行其是，俨然一独立王国。他对马鸿宾作宁夏省主席极感愤懑，很不服气，处处表现蛮横跋扈，根本不把马鸿宾放在眼里。马鸿宾深知苏雨生骄傲不驯，难以驾驭，相处日久，势必患生肘腋。故对苏表面上礼遇推重，虚予委蛇，暗中早已拿定注意，先用“调虎离山”的办法使其离开老巢，然后相机消灭。他一再电请冯玉祥、鹿仲麟将苏部调往陕西前线，以减轻宁夏地方负担。冯、鹿复电批准，苏雨生却百般推诿，迟迟不肯开拔。后经冯、鹿迭电催促，始勉强出发，行至同心，突又折回中宁，时驻守该地的二十二师冶成章团，趁势将苏部包围在中宁城内，围攻月余，未能攻克。后经孙连仲派专员沙耀辰到中宁调解，冶团撤围，苏部始赴陕。此役苏部损失惨重，余部不满千人。
其次是驻灵武的韩进禄部。韩虽名为军长，实际仅有千余人，枪不过八百支。马鸿宾来宁，韩进禄知其军长职位及灵武地盘难保，对马鸿宾耿耿于怀。适其旧主马廷贤自北京到灵武，更促使其下定另谋出路的决心；而他的引兵倡乱，也给马廷贤东山再起造成机会。马鸿宾得知马廷贤到灵武，恐其相互勾结闹事，当即询问韩进禄，韩却在电话中故意寻衅叫骂，有意与马鸿宾闹翻。后在马廷贤的唆使下，率队进攻盐池、海原、固原等地，未克，即流窜天水。
驻中卫的马谦，原是马仲英属下，年纪轻，阅历浅，尊马鸿宾为长辈，比较恭顺。马鸿宾对马谦的办法是携带大批银币，亲自到中卫，用劝导和金钱利诱的办法，遣散了一部分士兵，马谦自觉在中卫难以立足，便率余部去甘州。
另外，自后套窜入陶乐的杨跃峰(杨猴小子)，经马鸿宾收编后，因粮饷供应不及，又北去后套。驻金积的杨子福，整天躺在大烟灯下，不求发展，不久，被马鸿宾收编。驻吴忠的马存良，年老力单，只求自保，并无野心，也接受了马鸿宾的整编。马大牛部被马鸿宾击破，全军覆没。至此，宁夏全境始告统一，地方渐趋平静。
宁夏的金融问题也急待解决。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入甘后，为解决军政费用，成立了西北银行。宁夏设分行，发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共三十五万元。国民军开赴豫、陕前线时，将西北银行基金全部提走，西北银行钞票，大幅度贬值几成废纸，致使一些商号、厂家倒闭破产，市面萧条。马鸿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之初，为改变市场萧条状况，照顾商人利益，遂改“西北银行”为“宁夏省银行”，以银币三十万元为基金，仍使用“西北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流通市面。
四、离冯附蒋及“雷马事变”(1930——1931年)
附蒋内幕
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下野。马鸿宾虽是冯系将领，但马福祥在大战前，曾为蒋介石奔走游说，不无微劳；马鸿逵部在津浦铁路为蒋作战亦颇卖力。故经马福祥在蒋介石面前极力说情，把马鸿宾吹嘘为现代的曾(国藩)、胡(林翼)，是道德高尚的理学家；马福祥还指使几个旅居南京的甘肃人，假充马鸿宾的代表，引见蒋介石，表示输诚和拥护。于是，蒋介石表示对马鸿宾不究既往。马福祥又趁机为子、侄求官。由于蒋介石正忙于中原事务，无暇西顾，同时又为笼络西北回族实力派，利用马家集团稳定西北局面，遂于一九三O年
第七师下辖步兵第十九旅，旅长马显诚；步兵第二十旅，旅长马玉麟；步兵第二十一旅；旅长杨子福；骑兵第四旅，旅长冶成章；师直辖骑兵一团，手枪、特务各一营；共约五千余人，均驻宁夏。
主甘八月
马鸿宾接受代理甘肃省主席的任命后，即派次子马惇信先到兰州与各方面联络。马惇信到兰后，首先与冯玉祥留甘部队、后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的第一旅旅长兼兰州市公安局长的高振帮(高部时驻兰州城垣)结为金兰，高表示拥护马鸿宾主持甘政。甘肃当时的大小地方军阀中也有为讨好马鸿宾以保持自己的实力地位，纷纷来电，敦促其作速赴兰就职。兰州各界，亦函电促驾。马鸿宾乃保荐其叔父马福寿暂代宁夏省主席兼民政厅长，与财政厅长扈天魁，建设厅长魏鸿发三人主持宁夏政务。以其二十旅旅长马玉麟任宁夏省防司令，主持军务。其第七师大部仍留宁夏，马只带步兵一团和两个直属连离宁赴兰。途中又将步兵团团部和两营步兵留驻靖远，只带一个步兵营和两个直属连于
马鸿宾离宁时，曾有人建议：甘肃情况复杂，应多带部队，以防不测。马则以为上有其叔父马福祥在中央撑腰，自己又有五千人的部队驻宁夏，青海、甘、凉诸马，虽不为用命，亦可以壮声势，故未听从。马到兰州时，雷中田的师部驻在省政府内，马鸿宾为了表示自己推心置腹，以诚相见，一再挽留雷不必迁出，自己住省府西花园办公。所带步兵营驻北塔山，一个直属连住两关，另一个连住西花园作警卫。各城门的防务，仍由雷部担任。
当时，甘肃情况十分混乱，盘踞在甘肃各地的大小军阀、互不统属，各霸一方。马仲英在甘州自称“甘、宁青总司令”盘踞河西，后被马步芳逐出嘉裕关外，河西又为青马所盘踞，陈国璋盘踞陇东，鲁大昌盘踞洮岷，黄得贵盘踞固原地区，马廷贤占踞陇南，雷中田部驻兰州至定西的交通线上，该师所属第三旅旅长石英秀，原为苏雨生旧部，非雷嫡系，驻军静宁，势同割据。兰州近郊，还驻有在一九三O年因马廷贤派兵进攻兰州，由王桢自青海请来增援的马麟部骑兵千余人，马曾被任命为甘肃保安总司令。此外，还有盘踞一县、两县的小军阀。这些大小军阀，各在其势力范围内，委官收税，各自为政，省府政令，不出百里。全省七十余县，省府能直接控制的只有兰州附近的不到十个县。
在各个军阀中，马廷贤的实力最大，他在马鸿宾就任不久，即联合陈国璋、鲁大昌、黄得贵组成四路联军，马自任联军总司令，联名通电，反对国民军的残余势力(指马鸿宾)把持甘政，指责马鸿宾“十四年开关迎敌，十七年代敌指挥”，藉口讨伐国民军余蘖，扬言进攻兰州。惟黄得贵虽具名发了通电，又说
“既是汉回联合，甘人治甘，就不应当反对子寅，以免引起民族纠纷。”
在政治上，既有原来主持甘肃政务的杨思等八人组成的所谓“八大委员”，与马鸿宾貌合神离；又有国民党中央派来的视察员马文车、严尔艾、谭克敏、刘秉萃等打着中央的招牌，招摇撞骗，封官许愿，企图控制甘肃政权。
甘肃经一九二0及一九二七年两次地震灾害，元气未复，各地军阀又横征暴敛，互相征战，继以旱魃肆虐，赤地千里；国民军入甘后，各种苛捐杂税有增无已；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又经马仲英、马廷贤的流窜扰乱；天灾兵祸，搞得十室九空，村落成墟，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强者流为匪盗，弱者死于沟壑。
马鸿宾正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甘肃局面，走上代主席的职位。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堆积如山。其中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首先是金融问题。国民军入甘后，即建立起西北银行，发行钞票，一九二七年又成立造币厂，铸造银元。故西北银行最初基金较充实，拿银元换钞票尚要出“贴水费”，信用很好。后因国民军实力日益扩大，军费浩繁，便滥发钞票，更有所谓“流通券”“军需券”等共达数百万元，钞票日益贬值。国民军离甘时，将西北银行基金全部提走，钞票不能兑现，又大幅度贬值，每元只能折二、三角使用，以致银贵钞贱，物价日涨，民怨沸腾。
其次是国民军遗留下的兵站制度。当时，甘肃各类军队多如牛毛，所需粮秣，均由各县政府设立兵站，向民间征收供应。这些军队多无固定编制，向兵站虚报冒领，然后转手出卖。甘肃百姓，经连年的兵燹战乱和严重旱灾，早已十室九空，家徒四壁，加之兵站的敲诈勒索，深陷于水火之中，再次是由于地方势力各霸一方，征赋抽税，自筹饷粮，致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微乎其微，光军政开支，已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因此，教师的薪水和学生的津贴就被挤掉，师生们数月领不到薪水和津贴，衣食无着，嗷嗷待哺。最后是人事安置问题。当时凡是各军阀势力范围内的县、局长，均由该地军阀安置亲信，再报省政府加委，省政府不敢驳回。甘肃虽有七、八十个县，但省府所能掌握的不到十个县。马鸿宾到兰就任后，马麟一次就保荐了二十多个县、局长，其它方面保荐的更多。粥少僧多，无法安排，得到安排的如狼似虎，搜刮百姓；未得安置的，不仅本人不满，且得罪荐方。
马鸿宾在接篆视事后，为稳定人心，不使旧职人员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惶恐之感，曾宣布旧设官职一概不动。为便予处理公务，他以所带人员组成一个军务处，下设四科：一科为参谋，二科为财政，三科为军法，四科为教育，均在西花园办公。
根据当时甘肃情况，马鸿宾采取“拉文笼武，相机分化”的策略。对在地方上影响较大及反对他的政客、遗老、清流等，均按月馈送礼金，表示优礼；对于实力派如雷中田等，则容忍退让，不与争衡。因此，从表面上看，甘肃局面似乎暂时趋于平静，实际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依然存在。诸如：马麟、马廷贤与马鸿宾间的矛盾；鲁大昌、陈国璋与马鸿宾之间汉回势力消长的矛盾；甘肃土著军阀与雷中田客军之间的矛盾；以及老百姓因军匪为患而憎恨任何统治者的军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冯玉祥暗中操纵的雷中田与马鸿宾之间争夺政权的矛盾，更为突出。
在财政方面，当时省府赋税收入每月仅十八万元(银币)，仅兰州一隅的军政费用，月需达四十万元。为了解决财政问题，马鸿宾主张“精兵简政”，裁员减薪，以省支节流。他首先在省府会议上提出要“核实兵员，点名发饷”。这一提案，表面上当然无人持异议，但风声一出，军人集团首先大为不满，因为这些人一向靠虚报冒领发财致富。
马鸿宾首先核实马麟部队的名额，并裁撤了他的甘肃保安总司令部的编制，引起马麟的极大不满。继而，马鸿宾又将各部队士兵的口粮，由原国民军时代的每人每天一斤十二两，减为一斤八两(十六两制)，每匹军马每天豆料三合减为二合，这自然又引起士兵、伙夫、马夫的普遍不满。对雷中田、高振邦部的兵额，马鸿宾也限制在其原有数目之内，不得随意增加。这些办法起初还能勉强执行。不久，马鸿宾以自已在甘肃的势力单薄，收编了临洮的张彦明部，调驻庙滩子一带，雷、高遂借此为口实，大肆招兵买马，增领粮饷，马鸿宾亦无言以诘。于是，马鸿宾又另想办法，采取自己亲批领条的办法，随时查究，加以限制。但有一次．雷部第二旅旅长潘振云亲带手枪队，闯入马的办公处批条子，马于无可奈何中，只好照数批发。从此打开缺口，眼看着雷中田、高振邦不断扩充兵员而毫无办法制止。
甘肃连年战乱，政局几经更替，因而机关林立，人浮于事。马鸿宾欲次第裁撤，以节糜费。但一经摸底，中上级官吏各有来头，一个都不能动。于是，马又转向各机关下层职员身上，用考试的办法裁汰了一大批。这些人都携家带眷，保持一个职员名义还能告贷赊欠，一旦丢职，生计无着，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舆论界对此亦大表不满。
由于各方面保荐的县、局长太多，无法安置，马鸿宾便决定以口试的办法择优录用，以示其吏治清明，“任人唯贤”，大公无私。甘肃省府在马鸿宾就任之前，已有一个“行政人员训练班”储备了一批待用人员。马想在这批待用人员中挑选一批他所想象的人才，便以口试办法进行考核、挑选。考场设在省政府西花园的四照亭(今甘肃省图书馆地址)，亭中挂一帷幕，马鸿宾自任主考官，另聘教育厅长李克明、中学校长李炳，以及社会名流张维、慕寿琪等为“陪考”。主考官和陪考人在幕内出题发问，应考人在幕外即席回答，相互之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问答情况当场由秘书三人分别记录，然后根据记录评定优劣。
马鸿宾幼读经书，在陕西期间，又致力于明末清初关中理学家李二曲(名颙)学说的研究，注重“明心养性”之道。所以在考试时，有些口试内容，常常反映出他的为人处世的思想。比较典型的如：
问：“你作县长，打算从什么地方下手?”
答：“灾荒之年，着重民生，叫百姓多打粮食，该打一斗的，要求打二斗。”
“这不对，你的心太重了，作事要心轻，心重了要渗底。”
再如问：“你说，当了县长，应怎样革命?”
答：“革故鼎新，建没新县政。”
“你说的不对，革命必先革心，心要端正，才不妄为。”
又如问：“你当县长，劝农民种什么?”
答“糜谷。”
问：“为什么?”
答：“收成多。”
结论：“为政不在多种田，要培养性中田。”12
马鸿宾就任之初，各地回族及宗教界的头面人物，都来贺喜，他对首批来自家乡临复的贺喜者，一律谢绝，概未接见。这些人趁兴而来，扫兴而归，便到处传说：“马主席不认乡亲。”这就引起一部份回族上层的不满。
当时，甘肃造币厂和军械厂均控制在雷中田之手。马鸿宾为夺取军械厂的权力，曾通过沙耀臣暗中将该厂厂长郭某(人称郭大头)收卖。至此，该厂对马鸿宾所交任务说一不二，提前完成；对雷部所交任务则阳奉阴违，推卸拖延。不久为雷中田侦悉，大动肝火，遂令旅长潘振云亲率部队，大闹军械厂，并将库存枪械一抢而光。马鸿宾为此事很恼火，当面与雷论理，雷先是佯装不知，继而勃然大怒，声言要严办潘振云，以振纲纪。马鸿宾信以为真，恐因此逼出事来，反为潘讲情，请免于处分，以示其宽大为怀。雷正好顺水推舟，不予追究。
马鸿宾视国民党中央视察员如“钦差大臣”，毕恭毕敬，以图结好于南京政府。在省政府改组时，马将财政厅长的肥缺，拟由视察员中一人担任。马文车自视为“四大视察员”之首，财政厅长一职，非他莫属。而在决定厅长人选时，马鸿宾却以视察员之一的谭克敏任财政厅长。这又引起马文车的愤懑，一怒之下，投入雷中田的怀抱，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许雷以甘肃总司令之职，极力煽动雷中田发难制马。雷中田先前欢迎马鸿宾主甘，本欲以马鸿宾为依靠，盘据甘肃。不料马鸿宾上台后自有主张，柔中有刚，并不以雷之马首是瞻，反而对一批原先的反对派大事笼络。这就使雷中田大失所望，遂生变乱之心。
另外，因平日社交方面的细节问题，也影响马鸿宾与一些实力派的关系。如兰州五泉山东龙口八卦台建成，马麟遍请全城文武官员、绅商名流吃手抓羊肉。给马鸿宾送去首席请柬，马却在请柬上写道：“应办事情很多，哪有闲工夫作此无谓应酬”，交来人带回。马麟大感扫兴，认为马鸿宾蔑视了他，积怨于心。再如，省政府每月在中山堂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马鸿宾也到会，每次会后，雷中田总要邀请马鸿宾到他师部坐坐，马却托辞不去，也导致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甘肃情况既如此复杂，马鸿宾到兰后的诸措施，有的无法推行，有的隔靴搔痒，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一些好心肠的人，找马鸿宾出谋献策，希望治理甘肃，有所建树，别有用心的人，则故意给马出难题，看笑话，致使马鸿宾窘于应付。起初，省府各厅长、委员请示棘手难办的问题，马鸿宾多哼哼哈哈，不置可否。后来索性拒不见人，逢有人到西花园求见，常由随从人员谎说主席他去，终不得见。于是，厅长、委员们也就不愿和马鸿宾见面了。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后，曾希望再回甘肃，重整旧部，东山再起。因此，在
随着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马鸿宾愈感形单势孤，束手无策。后来索性称病，迁至兰州城西六、七里的小西湖(又名莲花池)办公。各方来文，每天由参谋送到小西湖，自己批阅不及，就由秘书、亲信代阅代批。重要公文由秘书长廖元佶亲到小西湖请示处理。当时，兰州流传一句民谣：“走了个刘捣板(指刘郁芬，刘初到甘肃为“督办”，谐为“捣板”)，来了个马不管，莲花池里坐督办。”
“雷马事变”经过
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旬，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委员中以杨思兼民政厅长，谭克敏兼财政厅长，张维兼建设厅长，水梓兼教育厅长。四大视察员之一的马文车，只落得一个没有实权的委员，雷中田连委员也没有得到。马鸿宾接到任命电文后，精神为之一振，立即进城召集文武官员，宣读电文，并研究宣誓就职事宜。而马文车和雷中田等，却加速其发动政变的步伐，密谋计诱马鸿宾入城，逮捕拘押。雷中田又以驻军兰州城郊的青海马麟与马鸿宾终属同宗同教，还有表兄弟关系，恐其出面干涉，故迟疑不决。马文车遂亲自出马，向马麟疏通游说，马麟表示“对甘局不闻不问”。雷中田这才下了决心。
马鸿宾自后门走出后，几经辗转，最后由随从人员找来两张八仙桌，登上一民房顶隐蔽。黄昏后，马又乘黑转移到官开巷杜四院内，杜将其藏于后院一座破旧空楼上。次日晨，马鸿宾听到密集枪声，即要出去，随从人员多次劝阻，马执意不听，并说：“他们要的是政权，要的是主席，我给他们交了，总可以了吧!要我的命有什么用?”说罢，即出门向大街走去，随从人员只好跟随护卫。此时，街市戒严，岗哨密布。马鸿宾经过两道岗哨，均因哨兵不认识被放行。至第三道岗哨，适有一巡警署员名任风林者，认识马鸿宾，即被挡住，且连吹警笛，附近各哨兵纷纷而来，将马鸿宾一行围住。任风林立即电话报告雷中田、高振邦。时高正在黄河铁桥指挥作战，闻讯亲自赶来，雷中田亦派副官带士兵数十人前来。马鸿宾恐雷对他下毒手，向高振邦要求去公安局内，并保证其人身安全，高表示同意，并对雷中田的副官说：“你们先回去，让主席留在局里，出事我负责。”马鸿宾又请高陪同他到李朝杰家中，见面后，马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这算干什么!是要我的命呢?还是要我的权呢?”李朝杰避免正面答复，只提出请马鸿宾给其进攻西门的部队下令停火。原来这时马鸿宾驻扎塔山的一个营，已被高振邦旅包围，经交战后全部被缴械，惟驻西关和小西湖的两个连，仍并力猛攻西门，战斗颇激烈。马鸿宾对李朝杰的请求，初以一切印鉴和私人图章都被抢走，不肯写，经李、高反复劝说，马才写一亲笔信，派马炳臣送去。马部见信，遂退至河口。马鸿宾在李朝杰家中暂住，又恐雷中田派人劫持，经与李、高商量，搬到公安局。此后，雷中田曾多次派人来要，均被高婉言拒绝。雷、高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15
(一)公推雷中田为甘肃省保安总司令；
(二)组织临时省政府，推杨思、李朝杰、赵晚江、马文车、李克明、陈珪璋、鲁大昌、王家曾、雷中田、喇世俊、裴建准、马锡武、慕寿祺共十三人为委员；
(三)公推马文车担任临时省政府代理主席兼教育厅长，杨思兼民政厅长，李朝杰兼财政厅长(雷中田兼代)，喇世俊兼建设厅长。
“为布告事：照得军阀马福祥、马鸿宾夙蓄扩张地盘之阴谋，冀填自私自利之欲壑，蒙蔽中央，把持甘政，蔑视全陇汉回蒙番，重兴帝国主义，实与先总理革命宗旨大相违背。溯自马鸿宾擢代甘肃省政府主席以还，所为罪恶，罄竹难书。举其大者如：(一)庇匪殃民；(二)把持财政；(三)私造枪械；(四)操纵金融；(五)侵吞公款。已属罪无可逭，还复招收土匪，且外引马廷贤率部北犯，扰乱治安。中田驻师是邦，除暴安民，自属天职。兹遵从中央视察员马心竹既陕甘边防督办代表赵晚江之协商，重以省党、政、军、学、农、工各界大义之责请，不得不随诸父老兄弟之后，先事预防，共维甘局。凡我汉回蒙番同胞，自当一视同仁，无有畛域。除呈报中央外，为此布告周知，其各安居乐业，无得自相惊扰，致贻伊戚。切切此布。”16
“雷马事变”的发生，引起各方面的不同反应，一时成为国内的头等要闻。西北各派，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着翻云覆雨、错综复杂的活动。
马鸿宾虽身陷囹圄，但仍想方设法，将事变真相，告知在南京的马福祥，期得上达国民党中央，以揭穿雷中田、马文车的谎言。马福祥对马鸿宾一向很器重。早在这年五月，马廷秀到南京，马福祥问道：“子寅怎样?”马廷秀说：“甘肃情况复杂，财政困难，那个局面很不好维持。子寅以德服人。但人人不是尧舜。”马福祥说：“子寅要是治不好甘肃，再没有人能治好。”“雷马事变”发生后，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即致电在南昌的蒋介石，要求蒋为马鸿宾作主，严惩肇乱祸首。电文如下：“甘肃事变前据各方电告，曾经分陈府院。顷见甘肃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通电，略谓省政府主席马鸿宾被扣，公推雷中田为甘肃保安总司令，马文车兼代主席，业已就职各情，复于俭(28)日电呈钧座，谅蒙明察。该电列举鸿宾窃夺政权，继庇匪恶，并以凉州、镇番各地所遭兵燹亦诬马福祥与马鸿宾所为。其颠倒是非，混淆事实，凡稍知甘肃政情者，均能立辨其伪，原不值置辨。惟犹不能不为钧座言者，查鸿宾被任代理甘肃省主席，事在去年十二月(应为十一月——编者)。时值甘肃大乱之后，兵匪横行，流亡载道，省无政府，民犹倒悬。鸿宾以本省之人，受命于丧乱之际，支撑应付，倍感艰难，迭以才力不胜，屡请另简贤能，以免丛胜。其后阅时两月，迫于中央一再之电促，省方各界络绎之呼吁，义无可却，始轻骑简从，由宁赴兰。同时又向钧座声明暂代，时间至多两月。抵省以后，调解纠纷，安辑流亡。对于兰州原驻各军加意抚循，对于中央所派视察诸员马文车等和衷共济，迭次电保，是为明证。凡此事实皆具案牍，岂福祥个人所能曲为解脱。至此次改组甘肃政府之举，亦因半年以来，甘省除主席外，各委员均未任命，遇事推诿，无法处理。中央念边政重要，始于旧日各委及各视察员中，分别任命，俾专责成。鸿宾虽仍任主席，而受命之后，仍迭电恳辞，声明暂任过渡。则其平日对于名利尚知淡泊之心，亦当为钧座所鉴。通电竟以攘窃政权妄相栽诬，殊乖事实。至福祥本人，离省已十余年，对于桑梓虽有恭敬之心，对于子侄实切殷满之戒。前次顾军长祝同奉命入甘(马鸿宾任甘肃主席之前，国民政府曾任顾祝同为甘肃主席，祝未受命——编者)福祥迭电敦促，并迭恳钧座令促速行。原虑阴谋日久，隐患方滋，鸿宾若得早卸仔肩，实所厚幸。今通电所列，对祥个人亦复任意罗织。横加诬蔑，抑何可哂!至甘肃连年惨遭兵祸，均归咎于祥等之所为，则于事实相去益远。查镇番、凉州前后迭遭兵匪，事在民国十七、八年，而鸿宾于十六年已由宁夏率队东征，福祥亦离甘已久，对于乡邦灾乱，实仅耳闻。且是年兵匪之患，福祥全家受害最烈，导河、宁夏两处庐合，同为煨尽，事实俱在，伊处为谁?至马廷贤等与祥既非一族，平日意旨尤不相合。去春，鸿宾奉命主甘，马廷贤即昂首反对，文电俱在，均可覆按，何以张冠李戴，混为一谈。鸿宾受代主席，事事退让，省府及城警卫，均由雷中田部驻守，出入办公未携一卒。曾身家责任之所在，何便衣入城之足云。凡此颠倒蒙蔽之词，更不值识者一噱。是该电所云各节，是否事实，公道天理，如未尽流，是非顺逆，不难立白。现时兰州附近少数部队，全数撤退宁夏，肃、凉、青海各处驻军，亦严守原防，悉听中央公允办理。惟甘省久苦兵旱，省中各界，方日拥护中央，祈祷和平。今忽有此横逆之电，苟非威胁，定系捏名，其中操纵亦一二人而已。钧座德威，无远弗届。伏乞鉴别是非，整饬纲纪，绥定西服，奠安边园，国家幸甚，甘省幸甚。临电屏营，敬候训示。福祥老矣，远离乡土，垂十余年，素怀息影之心，竟召无因之谤，自惭流德，元补时艰。惟是弁髦纲纪，国有常刑，颠倒是非，世存公论。诚恐远道传闻，淆乱事实，用布区区，诸希明教。马福祥叩，三十日。” (此电载北京《月华》杂志第三卷第二十六期，又见王德清1964年稿本，现存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此电发出后四、五日没有回音，马福祥又电召其子马鸿逵(时驻山东泰安)十五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海涛到南京，面授机宜后派往南昌见蒋介石。据海涛回南京向马福祥汇报说：蒋介石听了他关于甘肃政变情况的汇报及要求电令雷中田释放马鸿宾的意见后说：他接到马福祥的电报后，即电促马文车作速返回南京；蒋还说：“我本想让少云(马鸿逵)到甘肃去，但马委员长(马福祥)说，甘肃是他的家乡，少云脾气躁，容易得罪人，子寅柔和，还可应付环境，我预料到子寅去了会出这样的事来。”
蒋介石在接到马福祥和各方面的报告后，一方面为维护自己的威信，另方面也感到对西北鞭长莫及，而西北诸马又属实力派，于西北大局有举足轻重之势。遂于
事变发生之初，甘肃各实力派，表面上大多倾向于临时政府，实际则心存观望，回族实力派既不明显反对临时政府，又主张和平解决争端，保障马鸿宾的安全。特别是蒋介石
嗣后，临时省政府委员杨思、李朝杰约同青海代表马昆山等出面调解，希望和平解决，以免靡烂地方。雷中田提出三个条件：
(一)马鸿宾私人财物损失，概不赔偿；
(二)下令驻靖远、新城的部队一律缴械；
(三)马鸿宾自行电请南京政府辞去省主席职务。
马鸿宾的答复是：
(一)私人财产不要赔偿，只要兰州和全省人民不受损失，本人私产损失无甚关系；
(二)所部缴械命令由我下，服从与否，不能保证；
(三)辞职一事，何用他人提及，本人从来未尝有如此厚颜。
雷中田对马鸿宾的答复未作任何表示，调解因而搁浅。19
尽管各方反应不同，但是，甘肃各族各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乱的愿望是一致的。事变发生不久，兰州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以及教育会、佛教会、实业待行会等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即四处奔走串连，呼吁和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向以清高自居，被甘肃文人墨客誉为清流之首的晚清翰林刘尔炘，在经过一段时间观潮后，特为“释马”问题亲访雷中田，雷避而不见。刘愤然对其传达人员留言说：“我是刘尔炘，从未进过衙门，从没找过官吏，今天为地方治安，民众福利，特来访雷兰波，望速转达。”20 次日，雷中田亲往刘尔炘处，询问对时局的看法，刘晓以大义，谕以利害。并说：“马子寅是忠臣后代，系回族众望”，催请即日释马，雷当时口头应允，并未实行。刘尔炘又致函高振邦，对高在这次事变中的一些作法，深表赞许，并鼓励高协调各方，力促尽早和平解决事变。刘在信的最后写道：“马主席一不征兵，二未刮钱，你们把他扣起来，师出无名，地方人士能答应你们吗?”21 未几，刘尔炘又约同甘肃各界名流千余人，联名发表了《告雷中田利害书》，其大意是：你们扣押马鸿宾，欲取而代之，但恐难以得逞。若因此而挑起一场西北回汉之争，试问你们将何以善其后?……。刘尔炘的这一纸弹，对雷中田震动很大，遂急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大多数人主张只要马鸿宾自己辞去省主席，即可释放；少数人坚决要求杀马，尤以赵晚江、慕寿祺为最力。两派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结果是议而未决，不欢而散。
高振邦在会议后，愤愤不满地对马鸿宾说：“现在不能和平解决的主要阻力是慕(寿祺)、赵(晚江)二人从中作梗，我打算把这两个人干掉，以促成和局。”马鸿宾听后诧异地说：“请不要莽撞，以伤感情。”高则说：“赵晚江这个家伙，挑拨离间，不是个好东西。”第二天，即发现赵晚江被人暗杀于寓所，据说凶手就是高振邦的督察长马子高。22
在此期间，马福祥、马福寿(代理宁夏主席)、马鸿逵等又函电交至，营救马鸿宾。马鸿宾的部队亦陆续向兰州外围集结，局势骤然紧张。西宁马麟一改其中立观望态度，逐渐倾向马鸿宾。此时的陈珪璋、鲁大昌也已先后就任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三、十四师师长，对临时省政府的态度若即若离，暧昧难测。青海马步芳的第九师在把甘州的马仲英部赶入新疆，控制了河西十余县后，也扬言要进攻兰州。冯玉祥、吉鸿昌的来电，既不主张立即释马，亦不主张杀马，并一再叮嘱雷要优待马。此时的临时省政府实际已处于摇摇欲坠、四面楚歌的窘境。
雷中田、高振邦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发展到高振邦策划倒雷，后因所部蔡呈祥反对而作罢。
吴佩孚入甘及马鸿宾脱险
甘肃政局的动乱，引起了蛰居四川的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死灰复燃的野心。他在邓锡候的怂恿下，以游览为名，携其眷属及主要随员和二百多名卫士，打着五色旗，自称“兴国军总司令”，于九月间入甘。
吴佩孚一到天水，即派代表金殿甲、刘宜宾到兰州活动，为他的兰州之行铺路；并致电雷中田及临时省政府，说他不日赴兰，共商和平解决“雷马事变”的办法。雷中田即派代表去天水欢迎，临时省政府并筹设“吴上将军行辕”准备热烈欢迎。
在吴佩孚抵达兰州的前一天，马鸿宾请高振邦转告雷中田，他要出城迎吴。雷逼于形势，允其出迎。
吴佩孚下榻于临时省政府准备的“上将军行辕”，稍事休息，即派人拉车一辆(俗称洋车)，到高振邦处接马鸿宾来相谈，并给马黄缎子委任状一幅。马接状并未打开看，只向吴要求出城安顿部队，以免发生意外。吴听后说：“可以。但在走以前，我打算让你和雷见见面，甘肃的事情还得你回来主持才成。”马鸿宾连连称诺，遂即告退。出了行辕，马即将委任状交给冒良辰，感叹地说：“这样的时候，他还在搞这些名堂!”马回到寓所，即与随从人员商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雷中田见面的问题。马征求大家意见，是否去见?大家齐问：“在哪里见?”马说：“在行辕吴帅处见”，大家说：“在行辕则可以见”；二是要大家作好出走的准备。正商谈间，高振邦突然进屋对马鸿宾说：“听说吴帅让你明天和雷见面，去倒是可以，我的意见你们要作好准备。”马说：“准备什么?连什么武器都没有。”高立刻唤人取来三只新手枪，交给马鸿宾。24
临时省政府原定于十日设宴为马鸿宾饯行，并请吴佩孚及处长以上随员和兰州各机关首长作陪。但在九日傍晚，马鸿宾决定于当日午夜后二、三点钟出兰州，并从高振邦处得到出城的安全保证。高曾于当日晚向马的随从人员冒良辰等慷慨地说：“主席出城，保证绝对安全，此处到西关的岗哨全部是我的人，不会有什么问题。”并向其督察长马子高命令道：“你现在去检查一下，让沿途岗哨注意，主席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不得留难，还要加强警戒。”27
“迳启者：鸿宾不才，谬绾乡邦大政，愆尤丛集，惧懔冰渊。因思以曾文正之贤，犹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语，宾何人耶，宁敢讳饰。仅列举咎心者数事，披露报端，借抒自讼之忧，兼当临别之赠，维我同人暨父老昆季谅詧焉。宾受事半载，百废未克兴举，闾阎痛苦未得解除，此咎心者一；纸币低落，社会久已病之，宾接事即抱整理之决心，乃事与愿违，故未做到，此咎心者二；行政训练所学员，分别委任，乃各员未克履新，一展所学，负我初衷，此咎心者三；此次变乱，实由宾不合时宜所致，转劳各界同
仁以身家为宾担保，奔走说项，煞费苦心，此咎心者四；宾前去职后，即有牺牲权位以换得地方安宁之宣言，虽两月以来，形势业已和平，而人民精神上日益痛苦，此咎心者五；兹者承吴玉帅鼎言调解，兰波诸兄已释疑团，商定日内离省，未能一一走辞，面伸谢意，此咎心者六。至于以后甘政，惟望兰波与心竹两兄，视民事如家事，爱民身如己身，则宾之退让，庶有代价。此心耿耿，翘企以待。情长纸短，不尽依依，诸希亮詧!
“雷马事变”前后共计百日，至此方告一段落。
马鸿宾出兰州城后，率部暂驻于红城子(兰州西北约百余里)，静观事态变化。
孙蔚如入甘前后的马鸿宾
冯玉祥、吉鸿昌皆电责雷中田“迎吴释马”乃为失策之举。雷只好复电说：“放马迎吴，实出于万不得已”。而吴佩孚却以为自己调处“雷马事变”的成功，捞取到不小的政治资本，在其政治处长刘泗英的积极奔走活动下，联络马麟、马鸿宾、金树仁、邓锡候等十八人，发出了甘、宁、青、新、川五省将领拥吴出山，主持抗日军事的联名通电。通电发出后，尽管马麟、马鸿宾先后电告蒋介石、杨虎城，否认自己曾参与联名通电，但已使蒋介石大为震惊，遂命令杨虎城派兵入甘“戡乱”。杨于十一月下旬派其潼关行营参谋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部入甘。至平凉后，与陈珪璋合军前进。不久攻克会宁、定西，雷中田败退鲁大昌防区渭源后只身逃往四川。
时高振邦主持兰州防务，吴佩孚仍在兰州。迨孙军占领定西后，吴大感恐慌，匆忙组织各界代表，要求马鸿宾率军入兰，主持防务。马鸿宾则虚与应付，答应待军队整顿后再作决定。未几，孙军至甘草店，吴闻讯，再次派各界代表出城请马鸿宾。马则表示：此时无入城之必要，只答应将部队布防于金城关、十里店、崔家崖一带，以维持地方治安。孙军迫近兰垣，高振邦与吴商议后，派公安局科长王大兴，持高振邦亲笔信，连夜往十里店迎接马鸿宾进城，共商大计。马鸿宾当时在米家井子，由团长马开基接见，并用电话向马鸿宾转达了高振邦的意见，马鸿宾仍拒绝进城。当王大兴返城复命时，东路电讯已断，高振邦自觉兵力单薄，难以据守，乃率部退往北山秦汪川一带，吴佩孚亦仓惶逃出兰州。孙蔚如军于
五、第三次主宁至陇东“剿共”(1932——1937年)
重返宁夏
孙蔚如率部进驻兰州不久，即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宣慰使，同时免去马鸿宾甘肃主席，任命为甘、凉、肃边防司令。此时马鸿宾的处境极为尴尬，进兰无力，返宁有愧。欲去武威就任甘、凉、肃边防司令，又遭到青海方面的坚决反对。马步芳竟在电话上命令其部属说：“如果马鸿宾的瘦兵入境，不必等候命令，干脆缴枪赶出去。”宁夏军政各界见此情景，即组织代表前往红城子欢迎马鸿宾返宁，仍作宁夏省主席。这是马鸿宾第三次主持宁政。
一九三二年初，当马鸿宾返宁行至中卫途中，曾在天水一带杀人如麻、给当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马廷贤，被川军击溃，率残部窜入宁夏，一时民情骚动，人心不稳。马鸿宾深知马廷贤桀骜难驯，若任其逗留宁夏，后患难测。乃善言相劝，晓以利害。后马廷贤表示愿意解甲赴天津做寓公，部队由马鸿宾收编。这才使马鸿宾如释重负，遂将马廷贤部收编为第七师第二十一旅，以马培清为旅长。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民党政府为遏制陕军势力，以“军民分治”为辞，派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为省府委员之一，马本人仍在宁夏。
一九三二年冬，马福祥病故，蒋介石以“眷念西北宿将”为名，任命驻军河南的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
马鸿宾深知马鸿逵来宁，自己在宁夏将难立足。在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心情下，于一九三二年冬，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愿率部赴南京拱卫中央，以报答蒋的知遇之恩。马鸿宾这封电报的真正目的是在试探蒋介石的态度，企图蒋收回成命，制止马鸿逵来宁。不料蒋于接电后，立即复电“准如所请”未予慰留。并以“节省开支”为由，要马鸿宾不带第七师去，马鸿逵不带三十五师到宁夏，兄弟俩的部队和番号互相调换。蒋的复电使马鸿宾大失所望，十分难堪，只好示意其部下团以上军官，联名电请蒋介石收回成命，挽留马鸿宾，但未见复电。时马鸿逵已自河南启程。后来，马鸿宾部的番号改为三十五师，马并未去南京。
马鸿逵的刁难
马鸿逵于一九三三年元月率部到宁，马鸿宾部移驻河东的灵武、金积一带，本人和师部移驻河西永宁县属王洪堡。
多年来，马鸿逵对一九二五年他自绥远入宁，在磴口被马鸿宾阻止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同时，马鸿逵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旧怨新隙，都使他要对马鸿宾进行刁难和排斥。
他首先扣减或停发马鸿宾部的粮饷，有时数月不给马鸿宾部拨饷，对三十五师驻地亦严加限制。马鸿宾被迫无奈，将师部移驻金积，而金积县县长杨思和又奉马鸿逵之命，所有马鸿宾部的粮饷，都要通过县政府，不准直接向地方摊派。马鸿逵还将马鸿宾主政时各县、局长借的公款二十余万元拨作三十五师军饷。这些县、局长多是马鸿宾亲故、部下，要他们把已经装入私囊的钱拿出来是困难的，只苦了下级军官和士兵，有时连吃盐的钱也没有。马鸿逵的刁难引起三十五师广大官兵的严重不满。马鸿宾部下冶成章等想以武力相抗，马鸿宾不许，最后只好于是年夏初去南京见蒋介石面陈衷曲。时正值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声势浩大，蒋担心逼马鸿宾太甚，于其不利。遂准马鸿宾部归甘肃绥靖公署直接指挥，仍驻宁复金、灵地区。甘、宁两省，每月各协饷一万元，其余由国民政府拨付。
此时马鸿宾的三十五师辖三个步兵旅，每旅辖两个团。即一0三旅，旅长马玉麟，副旅长马应图，下辖二0五、二0六团，团长为马惇靖、马文清；一0四旅，旅长马献文，副旅长杨福荣，下辖二0七、二0八团，团长为马赞良、马开基；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副旅长杨自福，下辖二0九、二一O团，团长为马绍武、马歧山。师直属一个骑兵团，团长马培清，辖四个营；师属炮兵营，营长马普仁；工兵营，营长马敦信；辎重营，营长马锺；还有特务营、手枪队、传令队、军官教导大队等。全师官兵共计九千余人(上报一万一千余)，各种步枪八千余支，重机枪三十余挺，各种口径炮十六门。
联合抗孙
一九三三年秋，蒋介石为瓦解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乃任命驻沙城(属察哈尔)并与冯有联系的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部经宁夏赴青海就任。因遭西北诸马反对，蒋又令孙暂停西进。当时孙部已移驻绥西整训，准备仍按前令于次年一月向宁夏进军。蒋又命令马鸿逵堵截。马鸿宾由于利害上的一致，乃抽兵与马鸿逵并青海马步芳，联合抗孙。但事前也故作壁上观的姿态，给马鸿逵以难堪。
原来当孙殿英部尚在绥西整训之际，适马鸿宾到南京谒蒋述职后，绕道太原面晤阎锡山。阎提及孙部将途经宁夏，马鸿宾当即表示：“我的防地是金、灵两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况且中央命令，孙军可以通过宁夏去青海，并未许其在宁夏停留。”30阎对马鸿宾的态度颇为赞许。时马鸿逵迭电马鸿宾速返，共商拒孙大计。马鸿宾却以扫墓为名，经兰州回河州老家，迟迟不返。后经马鸿逵的母亲派人赴河州，晓以家门宗室之情，马鸿宾才返宁，抽调步兵十四个营，编成七个支队，参加拒孙战役。
当孙军主力逼近宁夏城郊，战局危急之际，马鸿逵张慌失措，准备弃城逃走。经马鸿宾晓以利害，坚决制止，马鸿逵始安定下来。而马鸿宾部攻克并坚守宁夏城北大小礼拜寺之役，对稳定整个战局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四年三月下旬，孙殿英失败，孙马战争结束。马鸿宾部分驻金积、灵武、中宁等地整训。经过这次战役，马鸿逵对马鸿宾的态度有所改善，三十五师的粮秣也能得到及时供应。
参加“剿共”，南梁扑空
一九三四年底到次年初，马鸿宾先后接到蒋介石的两次电令。第一次电令说：陕北红军在庆阳县以东的陕甘边境南梁堡建立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设有军事组织，令马鸿宾师移防陇东地区，协同陕北的高桂滋、井岳秀部，“相机进剿，以绝根株。”31后一个电令说：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自豫、鄂、陕根据地西进，企图进入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令马鸿宾师即日移驻西峰镇，以一部兵力对南梁根据地实行封锁，主力集结于西峰、平凉之间，截堵红二十五军，勿任窜入陕北。战略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术上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步缩小包围圈，到相当时机，再一鼓聚歼……。32 马鸿宾奉命后，除以一0四旅之二O七团部署于中宁、固原之间，保护后方交通外，其他部队于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由宁夏出发，移驻庆阳、合水、环县、宁县、正宁等县，师部驻庆阳西峰镇。
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马鸿宾亲至庆阳西三十里铺部署兵力，以三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分路向南梁合围，妄图一举歼灭南梁红军游击队，摧毁南梁根据地。马鸿宾亲临前线督战，其二0六团首先冲进南梁，但红军已先期转移至陕北地区，马的进攻部队扑了空。
马部在南梁扑空后，即调整部署，并以一部进驻平凉，担负了陇东地区的全部防务。嗣后，马以马培清的骑兵团为主，配属必要步兵，在陕甘边境与红军游击队周旋。马部累遭红军袭击，略有伤亡，其骑兵团二营营附马占林被击毙。南梁及其南北之陕甘交界一带，山大沟深，林木茂密，地形险要，利于红军游击而不利于骑兵活动，故马部骑兵的几次袭击，或扑空，或被红军据险反击，失败而归。马部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一次在槐树庄附近进攻红军时坠马跌伤，以为出师不利，引兵撤至甘肃正宁。
惨败于红二十五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红军第二十五军由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经陕南、陇南到达陇东静宁以北的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今属宁夏西吉县)，陇东局势骤然紧张。马鸿宾将部队部署于环县、曲子、庆阳、西峰镇、固原、宁县、平凉、泾川之线，企图凭借六盘山天险，堵截红军。马鸿宾率师直属部队及步骑兵各一团驻西峰镇。
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单家集稍作休整后，于
瓦亭峡战斗结束后，红军东进至平凉以西之蒿店、安国镇一带，略作休整，大部登上北塬东进，一部指向平凉，佯作进攻平凉的姿态。马鸿宾以为红军真要进攻平凉，急忙调集部队，部署平凉防务。红军却由安国镇一带上了北原，与前已上北原的主力汇合，继续向东挺进。
马鸿宾见此情况，一面指挥炮兵从平凉城中向北塬轰击，以张声势。又以为红军可能进攻泾川，便令驻守泾川的一0四旅二0八团团长马开基亲率步兵一营，在泾川以西七、八里的王母宫塬构筑工事，作为防守泾川的外围据点；命该团副团长张海禄，率第二营马国忠部固守泾川城；命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率骑兵三个营从西峰镇赶到泾川，占领南塬；令一O五旅二O九团马维麟营从西峰镇赶来泾川增授；又命一0三旅副旅长马应图率步兵三个营，从三关口附近上北塬，沿红军行军路线向东尾追，企图与泾川的马开基团和马培清团夹击红军，妄图一举将红军逐出陇东。
八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为打探和迎接北上的中央红军，在平凉以东四十里铺附近南渡泾河，沿公路东进到达白水镇一带。马鸿宾派骑兵团一营营附卡得云率该营及辎重营步枪手百余人，由平凉沿公路向东追击。马本人与其一0四旅旅长马献文带传令队二十余人，乘卡车至平凉以东马莲铺附近一个小村庄。此时，沿北塬尾追红军的马应图部，亦南渡泾河到达马莲铺，继续追击。
红军为了痛击马鸿宾的尾追部队，冒雨返回抢占了马莲铺以东公路右侧打虎沟高地，并以一部进占打虎沟山顶一座小庙，进行反击。马部一0三旅副旅长马应图指挥部队从正面仰攻红军阵地，被红军的猛烈火力击退。马应图又抽调两连兵力，从打虎沟西面上山，企图攻占山顶小庙，再从高处压迫红军侧翼。刚爬至小庙附近，遭到庙内红军轻机枪的猛烈扫射，立即溃退下来。此时，红军进占白水镇的一个团，从南山折回投入战斗，山顶小庙红军又猛扑下山，发动了全线攻击。在倾盆大雨中，红军冲锋号声、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震山荡谷。马部顿时大乱，官兵不相顾，纷纷向北溃逃，死伤二百余人，三个营长狼狈逃回平凉。马应图自率两个步兵连向泾川逃窜，途中又遭红军伏击，溃不成军，马只身逃脱。
马鸿宾在小村中听到枪声大作，便亲带传令队二十余人，冒雨赶往马莲铺。当时他还不知马应图已被红军打垮，放心走进一个村庄，被红军发现，四面包围。马初以为是自己部队发生误会，当弄清已被红军包围时，已无路可逃。遂指挥随从卫兵，避入附近一个四面有围墙的场院内，进行抵抗，情况十分危急。幸而卡得云率骑兵一营赶来救援，马鸿宾始得逃脱，返回平凉。红军后卫部队在完成掩护主力前进的任务后，即撤离白水镇，向东前进。
八月末，因连日暴雨，泾河水涨，红军渡河困难，乃至泾川西南之王村附近，南渡泾河支流汭河，部队刚渡过一半，因山洪爆发，河水骤涨，后卫部队二二三团被阻于北岸的四坡村。据守泾川附近王母宫源之马鸿宾部一O四旅二0八团团长马开基侦知后，即指挥四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和骑兵一部，趁机向红军二二三团进攻。战斗刚一开始，马开基派出的一排前哨骑兵即被红军全部俘虏。红军趁势冒雨发起猛攻，马部尾随骑兵之后的两个步兵连，亦被红军冲乱，节节后退，一直退至王母宫源西南塬头，才站住阵脚，双方在倾盆大雨中展开激战。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红军战士激于满腔悲愤和仇恨，奋战愈力，马开基部抵挡不住，纷纷溃退。但退路已被红军火力封锁，马开基身中七弹阵亡，营附马进蛟负伤后从悬崖上跳下脱逃，两个连长死亡，另一连长王全被俘。士兵伤亡百余人，被俘三百多人，残部落荒逃散。一小时的激战，马开基部约六百多人全军覆没。
瓦亭峡、马莲铺、王母宫之战，马鸿宾部虽屡遭惨败，未能完成堵截红军的任务，但因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阵亡，马鸿宾仍向蒋介石报捷，得到蒋的重赏。不久，被俘连长王全被释放回来，并带来红二十五军写给马培清的一封信，大意说：“你们不要再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我们应该一同抗日。”34
王母宫战斗结束后，因红军尚在泾川西南附近，马鸿宾调集重兵于泾川，并亲到泾川坐镇。对当时在泾川、南塬等地附近的各团营长不肯救援马开基，大加斥责，对参战部属设宴犒劳；追悼阵亡官兵，请阿訇给马开基念经；同时研究红军的打法及今后动向。
马鸿宾原以为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已筋疲力尽，不值一击。经这次战斗后，才不得不说：“这么厉害!这么厉害!”
红二十五军在王母宫大捷后，为了迷惑敌人，从四坡村出发，西进金龙庙，直逼崇信。又绕过崇信，经安口镇、华亭，突又北进至平凉以东之四十里铺，渡过泾河北上。由于红军进军方向的不断变换，给马鸿宾判断情况，部署兵力，造成极大困难：他既惧怕红军乘虚反戈攻取平凉，又担心红军挥旌东进，攻占其师部所在地西峰镇。加上在瓦亭峡等地的多次惨败，马鸿宾再不敢主动进攻，只得调整部署，构筑工事，消极防守，以保全实力。为了应付蒋介石，派马培清率骑兵三个营，配合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所属王富德骑兵团尾随红军，相机追剿。在尾随中，马培清始终未与王富德团取得联系，只自率骑兵远距离尾随红军，不敢靠近。到合水县以西之板桥镇，曾与红军接触，发生战斗，双方均略有伤亡。此后，红军沿陕甘边界无人区北进，于九月上旬，进入陕北。马培清未敢再追，退回西峰镇。至此，马鸿宾堵截红二十五军的战斗，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政府对于非嫡系的地方势力，向来是歧视排斥，并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予以消灭。而地方实力派为了保存自己，都要千方百计争得一块地盘，以便于扩充实力，筹措经费。马鸿宾是没有地盘的，马鸿逵给他的唯一栖身之地是宁夏中宁，尝够了寄人篱下之苦。自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后，马鸿宾认为甘肃陇东境内将安谧无事，准备长期占据，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积极整顿部队，补充兵员、武器、弹药，恢复战斗力。他把主要兵力分布在西峰镇、驿马关、庆阳、埠城、曲子镇、环县这条长达二百多里的封锁线上，构筑工事，以防堵红军；并以泾川、平凉、固原、中宁构成第二道防线，形成一个三角形地区；同时报请甘肃省政府批准，将位于陕甘边界山河镇的正宁县政府西移至靠近宁县的平子镇，以策安全。
再败于中央红军
一九二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长征入甘，继续北上。这一新的情况，威胁着马鸿宾经营陇东计划的实现，而且最使他担忧的是中央红军取道泾源、固原或庆阳、环县，直捣其后方唯一落脚地中宁。因为那里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和他的私人财产，住着他的家眷；就是在固原及其以北之三营、黑城等处堡寨内，也存有不少军用物资。其次，这时东北军已从陕西源源开进陇东，马鸿宾在陇东的地盘，势难保持。经反复考虑，乃决定向固原集结重兵，守住固原，确保中宁。于是，马鸿宾便命令在庆阳、西峰镇、环县的部队，向固原集结。
马部驻西峰镇之一0三旅二O五团第一营王凤云部、二0六团第一营魏荣昇部，自驻地向固原集结，于
中央红军在古城对马鸿宾部小作打击后，即由任山河经三岔、何连湾(环县西北)向陕西吴旗前进。马鸿宾即令驻固原之马培清骑兵团和两个步兵营，行至七营进入东山，沿双井子、毛曲井向环县行进，企图与驻何连湾的一0五旅二0九团第二营马进锡部会合，截击红军。
十月上旬，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何连湾与马进锡部接触。由于马部阵地比较坚固，红军亦未认真进攻，只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后，便主动退出战斗，向东北方向行进。至马培清部到达何连湾时，中央红军已挺进至何连湾东约七、八十里之黑城翁。时国民党政府调集在环县地区堵截红军的部队，除三十五师外，还有毛炳文军的第八师陶峙岳部，第二十四师李英部，何柱国骑兵军的第二师白凤翔部及第三师郭希鹏部。各部继续向前追击。马培清骑兵团被派为白凤翔师前卫。以后马鸿宾觉得马培清部兵力单薄，恐被红军吃掉，又派其一O三旅旅长马玉麟率步兵两团赶来增援。
中央红军到达吴旗后，利用吴旗以西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及五里沟口等地区的有利地形，以两侧设伏，正面用小部队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准备予追击之敌以歼灭性打击。红军以一部对付马鸿宾部，主力则对付何柱国骑兵军的第二、三两师。
马培清率骑兵团沿头、二道川轻率前进，沿途遭到红军多次伏击，伤亡惨重。后在撤退时，复被红军截击，已溃不成军。红军于击溃马培清部后，即回师与主力会合，投入对何柱国军两个师的战斗。结果，何柱国的第三师郭希鹏部伤亡过半，第二师白凤翔部亦损失惨重。两个师即向庆阳溃退，马培清部逃回曲子镇。至此，马鸿宾堵截中央红军战役，又以失败告终。
三败于西征红军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央红军为了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包围，并迎接正在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乃继东征之后，又挥戈西向，进行西征。
五月中旬，马鸿宾连续接到国民党西北“剿总”电令，令其加强庆阳、曲子、环县一带防务。时，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师部驻固原，马本人在中宁，其部队分驻驿马关、合水、庆阳、曲子、环县一带。马鸿宾得知红军西征消息后，即拟将驿马关、庆阳、合水一带防务一并移交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把部队迅速向环县一带集结，以确保通往宁夏与固原的退路。但因红军来势迅猛，加以马鸿宾正由中宁向固原行进，电台联络一度中断，其驻曲子、庆阳、驿马关等地部队，未能及时北上。
曲子是当时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是从庆阳到环县的孔道。有城一座，面积约一乎方公里，四周筑有碉堡。驻有甫自环县撤来的马鸿宾部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亲率的旅部特务连、骑兵团通讯排和环县保安队共约三、四百人。冶成章是马鸿宾部的一员悍将。西征红军一军团第二师决定首先攻占曲子镇，切断庆阳至环县的通道。乃以二、五两个团包围曲子镇，以红二团为主攻部队，选定城东南为突破口，并以一部向庆阳方向警戒。红二团于
冶成章及其所部被俘后，红军认真执行了优待俘虏政策，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对伤兵精心治疗。在生活上尊重回族习惯，给予各种照顾。冶成章负伤两处。他和副旅长杨子福的妻子化妆躲入县政府后院一枯井中，红军找来和他们团聚。后又把他们送往后方医院养伤治疗达数月之久。直至伤好，红军又派人送至环县甜水堡，转送至盐池县惠安堡，由马鸿逵部马光宗派人接回宁夏吴忠。红军对被俘的冶部官兵，每人发给路费，宽大释放。冶的副官孙清太所带冶的一百四十块银元，如数发还。
由于党的政策感召，许多被俘官兵，坚决要求加入红军，抗日救国。有的后来还被送到红军大学学习。起初，被俘官兵中，有极少数人对党的俘虏政策持怀疑态度，个别人甚至听信谣言，说：“冶司令被共产党活埋了。”红军为了粉碎这个谣言，在俘虏中组织一个看望冶成章的代表队，由三十五师骑兵团少校军需主任卫一吾(早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联系，同冶成章在曲子一起“被俘”)率领，到环县李家园看望了冶成章。冶曾对看望的人说：“我过去是当黑兵的，在中国我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好的军队。”又说：“过去我们也俘虏过红军，我们对红军怎么样?今天我们被红军俘虏了，红军对我们多么好!”
红军对曲子守敌的迅速歼灭，出马鸿宾的意料之外。所以当马培清骑兵团于
马鸿宾部在曲子、阜城惨败后，马亲往西峰镇，收容溃兵和红军释放的被俘官兵，然后将部队撤至固原及其以北之杨郎、三营、七营地区，总兵力约近五千余人。红军挺进至同心县的李旺、预旺和固原县的七营附近川区，切断了固原至中宁的交通线。
七月中旬，红军一部约七、八百人，趁夜袭击固原以北之杨郎庄。时该庄及其附近几座堡寨的守军，有马鸿宾的骑兵团马培清部和三个步兵营，统由马培清指挥。红军以迅速行动分别包围了杨郎庄及其附近的李家寨，冲入烧经场，歼灭马部两个步兵排，并一度冲进杨郎庄街道。继又转攻马培清指挥部所在地万家寨。红军边打边喊话：“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我们合作，共同抗日!”但马部仍负隅顽抗，马培清亲率两营骑兵从万家寨冲出，进行反包围，企图与烧经场的步兵夹击红军。红军以众寡悬殊，又值将近拂晓，逐向清水河以东撤去。
与进攻杨郎庄的同时，进抵七营附近川区的红军，乘夜包围七营祁家堡，攻占了附近的两座碉堡，消灭马部守军一个排。继又向七营西官堡进逼。红军向马部守军喊话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道理，并说：“缴枪不打，不缴枪退去也不打”，对马部围而不攻。驻守祁家堡的马部一0五旅二一0团团长马岐山见红军逼近，便挖开西面堡墙，率部逃回固原。七营及其附近堡寨，遂全部为红军占领。
七月下旬，马鸿宾为打通固原至中宁的交通线，与东北军联合进攻七营。参加作战的部队有：三十五师一O三旅二0六团马文清部，一0四旅二O七团马赞良部，骑兵团第一营卡得云部，东北军谭自新、白凤翔两个骑兵师。具体战斗部署是：以三十五师两个步兵团由南向北，从正面进攻七营，东北军谭自新师沿清水河进攻红军左翼，白凤翔师自黑城镇进至七营西面，进攻红军右翼。白部前进至七营附近阎家沟口，其先头一个团进入沟底后，即被预伏的红军三面包围，经一个多小时激战，该团大部被歼，被俘三百余人，死伤三百多人。接着红军主动撤离七营、李旺，退驻清水河东岸一带。为争取东北军团结抗日，红军将被俘人马枪支，全部送还。至此，马鸿宾部乃得占领七营、李旺等地，保护固原至中宁的通路。
固原到中宁的交通线，虽因红军主动撤退得以打通，但因清水河东岸仍驻有红军，此交通线随时都有再被切断的危险。于是，马鸿宾派马培清率骑兵团赴海原构筑工事，作为第二条退路，以备万一在固原立足不稳，北路被红军切断时，经海原、靖远绕回宁夏。九月初，马鸿宾又派二0九团马绍武部接替海原防务，调马培清骑兵团移驻海原至黑城镇间的郑旗堡，以便随时接应增援。不久，三十五师师部从固原移至黑城镇的祁家堡子，固原城防由东北军何柱国部接替。
嗣后，在八至九月初的一个多月中，红军为等待二、四方面军北上，一直驻在清水河以东，与驻清水河以西的马鸿宾部隔河对峙。红军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开展了争取马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宣传。马部驻地经常有红军的宣传信、标语等，有时在一夜之间，防地附近遍贴红军的标语口号。这在马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九月中旬，红一军团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西进。一路包围了驻守李旺堡的三十五师二0八团；一路占领七营，包围了驻守七营以南马莲窝子的三十五师二0五团；主力越黑城镇直扑海原。
马鸿宾驻守李旺堡、马莲窝子的两个团被围，唯一的退路海原又告急，匆忙部署由三营、黑城镇到海原一线的防务。当时，红军曾致信马鸿宾说：被围的两个团，红军不打，可以派人接回去，或下令把他们撤走。马鸿宾却认为红军另有他图，不敢相信。遂要求国民党西北“剿总”派飞机两架，给被围部队空投粮弹。至十月初，东北军谭自新师奉西北“剿总”命令，协同三十五师骑兵团(欠一营)、一0三旅二0六团和一0五旅二一0团，解马莲窝子之围。未及接触，红军主动撤围退至七营。马部被围的二0五团始得撤出马莲窝子，随解围部队返回黑城镇。接着，马鸿宾又积极部署兵力谋解海原之围。
红军到达海原后，以一部监视该城守军，大部向西兰公路前进。时海原驻马鸿宾部两个步兵团，马又派马培清骑兵团由郑旗堡前往增防。该团行至海原城东十华里处之史家堡子附近，与红军回民独立骑兵师马青年部遭遇，发生激战。马培清团前卫营卡得云部，因受红军侧射，伤亡较大。该团其他三个营，见战况不利，四散逃命，马培清自率第二营向西逃至海原以南的南华山附近，于次日退入海原城。第三、四营逃回郑旗堡。卡得云营经海原城内守军接应，始得退入海原城。从此，马部海原守军，再未敢主动进攻红军，红军亦只进行监视。
到
马鸿宾部驻守李旺及其附近几个堡寨的一0四旅二0八团，自九月中旬被红军包围后，至此已困守约六十天，给养困难，无力解围。国民党西北“剿总”曾派飞机空投炒面、干粮等，但因红军火力对空封锁严密，不能低飞，致不少粮秣落于红军阵地。马鸿宾曾亲往固原面见何柱国，欲以重金为酬，请何柱国部协助解围。时何柱国收到王以哲转来张学良的命令：“与红军方面联系，已将韩府湾(李旺以南)大路让开，可即派队去接二0八团。”35何将此意转告马鸿宾，马狐疑不信，深恐上当吃亏，迟迟不敢去接。于是，何柱国派白凤翔亲率骑六师协同马部骑兵团，自黑城镇出发，前往李旺接二O八团。一路上马部提心吊胆，深恐陷入红军埋伏。快到李旺以南的韩府湾时，白风翔就地停留，派其第十六团(团长董某)协同马培清团前往李旺。时已午后，董团先行，马部跟进。经韩府湾街道时，见红军已在大路两旁摆着水桶、水碗等，并在街道上张贴了许多表示欢迎和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标语，如“欢迎三十五师合作抗日!”等等。沿路两旁寨内虽驻有红军，外面却不见人，只有两个通信兵查修电话线路，态度从容自然。快到李旺时，要经过一条东西大沟，沟南岸两个寨子内也驻有红军。马部不放心，在南岸留上一部分部队把守路口，沟南岸寨子内的红军又给留下的部队送来开水。马部到达李旺接出二0八团后，已近黄昏，复经韩府湾沿李旺堡至七营的大路向黑城镇急驰，沿途红军始终未放一枪。
据《红色中华报》
“‘万全’师奉令进攻李旺堡，该敌是三十五师二0八团和二0七团两个连。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进行了下面的工作：
写信——开始没有围攻他，是实行监视警戒。我们就用人民抗日红军政治部名义写了数次信，说明目前中国民族危机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立场。我们的信送去时没有封口，经过敌之哨线连和营，有许多的兵都看了信的内容，但敌人并没有回信，而且仍经常捣乱袭击我们。
散传单——利用来往商人老百姓送进了许多宣传品，夜晚派了少数武装到敌人附近去散发与张贴宣传品。
喊话——当我们部队接近了敌人，就组织了喊话组，日夜进行喊话。头几天他们是不答话的，同时还要打枪骂人。我们就组织了唱歌队、音乐队，每夜晚到火线上去吹呀!唱呀!……。经过几昼夜艰苦喊话工作，不管他任何(怎么)打枪和骂人，我们总是以和气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最后他们来找我们讲话，要我们的小同志唱歌给他们听。这个影响很大，几天功夫就跑过来五个士兵，背了七支步枪。该庄敌人开小差约一百以上。
优待——五名白军过来时，就立即每人发一套棉衣服，每人发了十元大洋，买羊买鸡给他们吃，派得力同志和他们谈话，最后都参加了红军。同时他们去火线上对白军士兵宣传，更加影响大。
送礼物——为了更进一步接近他们，他们很久没有吃盐，我们就送了几十斤盐，还(送)了几百斤馍馍和纸烟、袜子等，他们迎出来的下级军官都很高兴。
联欢——在敌我堡垒之间开了数次联欢会。在开会中有二、三十个人来，还有下级官长参加。在联欢时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和白军谈起话来有些就双眼流泪。
欢送——当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条件，送出李旺堡时，我们又派许多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士兵与下级官长谈话、唱歌、喊口号，吹欢送号。他们临走时还讲：‘红军同志呀!以后到抗日战线上去见面!’”
“西安事变”后的态度
六、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
部队扩编与绥西抗战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宾部三十五师扩编为八十一军，马任军长。辖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暂编六十师(师长马献文，兵力只有两个新兵团)、骑兵团(团长马文祥)和军直属特务、炮兵、工兵、通讯、辎重等五个营。三十五师仍辖一0三、一0四、一0五三个旅，旅辖两个步兵团，共六个团，为八十一军的主力，马鸿宾以其三子马惇靖任三十五师参谋长。
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政府划甘、宁、青三省为第八战区，朱绍良为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马鸿宾、马鸿逵均兼任副长官。不久，又以两马部队组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为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主席；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
马鸿宾对这样的人事安排是不满的。因为论辈份，他是兄长；论资历，更比马鸿逵深。过去由于自已没有一块固定地盘，寄居中宁，因粮秣不给，曾一度就食陇东，饱尝寄人篱下之苦。现在又要作马鸿逵的副手，受其节制，于心实有不甘。就任军长不久，一次遇见蒋鼎文给他贺喜，马鸿宾冷冷地说：“这不过是中央想用人了”。他为了摆脱马鸿逵的节制，另找一块适当地盘，曾屡次向朱绍良表白苦衷。朱绍良答应向蒋介石代转其意。通融帮忙。
一九三八年五月，国民党政府军委员会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命令中规定：除统一指挥绥西现有各部队外，并由马鸿逵部调拨步骑兵各一旅到绥西，亦归马鸿宾指挥。
马鸿逵出于保持自己地盘的完整，对马鸿宾去绥西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打破以往拥兵自卫的一贯立场，拨两个骑兵旅开往绥西，受马鸿宾节制，一个旅驻五原，一个旅驻狼山，又加派一个警备旅驻磴口县三盛公，为预备队。
当时绥西属第二战区所辖，所有军队统归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节制。包绥及太原沦陷后，傅作义率部退守山西河曲、偏关一带，对绥西防务鞭长莫及。时驻绥西的杂牌军队和地方武装，兵力较大者计有：
一、章文轩的伊克昭盟游击军。
二、绥西专员兼游击军司令马秉仁的游击军。
三、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
四、安荣昌的暂编步兵第三师。
五、徐自珍的屯垦军。
六、固阳县武峻峰的农民自卫军。
七、内蒙东公旗奇峻峰(女)的骑兵自卫军。
八、内蒙中旗巴云英(女)的自卫军。
此外，还有多不胜数的小股武装。这些部队，除门炳岳、安荣昌、马秉仁三股属正规军外，其余都是地方团队。他们自我封官，各占一方，独树一帜，互不隶属。马鸿宾到五原就职后，首先是分配防区。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各股武装头子，都避险求安，保存实力，不愿到易受日军进攻的地方去。最后，只得采用抓阄的办法，分配了防区，而以其三十五师在乌卜狼山各要隘布防，担负第一线防务。继又下令五原、临河、安北三县修城垣，掘战壕，准备滚木垒石，以备日寇进攻时防守。后来傅作义主持绥西军事时，以高城深沟不足以御敌，反为敌所用，成为我军收复的障碍，又下令拆城墙，填壕沟。
一九三八年冬，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调整战区，将绥西划入第八战区，以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于一九三九年初由山西河曲、偏关移师绥西。在临河陕坝镇组成副长官部。从此，马鸿宾的绥西防守司令无形中撤销了。傅为发展绥西抗战力量，在五原成立绥远省动员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特聘马鸿宾为委员。
一九三九年夏，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分乘战车、装甲车、坦克进攻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二0六团张海禄部防守的乌兰瑙包阵地，该团官兵奋起抵抗，激战竟日。日军曾施放毒气，致该团官兵百余人中毒，但广大官兵仍然浴血奋战，终于迫使日军退回驻地。是役，共缴获日军汽车两辆，炮弹一车，极大地鼓舞了绥西军民的抗日斗志。五原城内市民，拥上街头，游行庆祝，欢呼胜利。
一九三九年十月，傅作义命令马鸿宾部三十五师沿乌镇、乌梁素海至两山咀之线防布，守备后套地区。
一九三九年底，日寇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部队三万余人，以及大批汽车、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集结包头，由伪蒙军配合，在黑田师团长指挥下，准备进犯绥西，企图消灭傅作义部队。傅当时的作战部署是：令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马腾蛟部并配属其它部队，在原驻守的乌镇、乌布浪口一带阵地，阻击日军，迟滞其前进，摸清其主力。当日军进入河套后，以主力向北转入狼山，腰击日军右侧背，切断其后方补给线，坚持敌后游击战，消灭日军。
一九四O年二月一日，日军由包头分两路向绥西进犯。一路经大余台、公胡洞向乌镇，乌布浪口一带的八十一军三十五师阵地进攻；一路沿包宁公路向安北、五原、临河进攻。时，马鸿宾正在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三十五师由师长马腾蛟负责指挥。日军先用猛烈炮火轰击三十五师二0八团防守的乌布浪口阵地，继以坦克、装甲车进攻。由于三十五师广大官兵的英勇抵抗，战斗十分激烈。傅作义派队增援，激战至黄昏时，日军突破乌布浪口阵地，影响全线，三十五师阵地全面崩溃，全师官兵，纷纷溃退。日军装甲车沿公路追击，马部避开公路后退。防守狼山、五原的马鸿逵部两骑兵旅，不战而退。日军相继侵占五原、临河，其先头进至临河以西之黄杨木头，即停止追击。三十五师大部官兵，经六天六夜退到磴口，一部分退到石咀山。是役，该师损失兵员千余人，丢失各种武器甚多。
马鸿宾在重庆得知部队溃败的消息，立即赶到磴口，收容部队，并召集军官训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起仗来，怎么能拉上尾巴跑呢!往哪里跑?能跑出中国吗?当军入见打仗就跑，还不如回家给老婆抱娃娃去。……我们不能丢下地方和老百姓一跑不管，我们还要打回后套去，守住地方，保护老百姓。我相信，我们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好样的，只要指挥得当，是能够和日本鬼子周旋的。……”马鸿宾在讲话时，两眼血红，声音嘶哑，情绪激动。对在乌布狼口作战失职的二0八团团长马钟和该团二营营长马希舜，撤职镣押至黄渠桥查办，师长马腾蛟及其他作战不力的军官，分别给以撤职、降职处分。(本段史实是王五典提供，据王称，马鸿宾讲话时他亦在场。事后并将他由二0五团第一营营副提升为该营营长，原营长马维麟提升为二0五团团长)随后，马鸿宾派人在磴口、石咀山一带收容残部约二千人，缩编为两个团，令旅长马培清率领重返后套，向正与日军作战的傅作义部靠拢，协同作战。不久，日军以后方补给线累遭我军截击，不敢久留，乃向包头败退，我军相继收复临河、五原等地。
是年夏季，傅作义命令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移驻伊克昭盟，担任河防，防范日伪军渡河，窜扰伊盟。防线东起包头对岸之王爱台(喇嘛庙)，西抵西山咀对岸的马七渡口。这一时期，马部在包头附近，曾与渡河南犯的日伪军发生过几次小规模战斗。不久，傅作义以马部需要补充整训，命令该师返回中宁。自此，马鸿宾部便驻在中宁、中卫、同心及固原七营一带，直至日寇投降。
参与镇压海固回民反蒋暴动
抗战期间，国民党各级政府借抗战之名，向广大人民抓兵派款，百般勒索，民伕徭役，频繁无已。对少数民族，更推行其反动的民族歧视和宗教侮辱政策，使广大人民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
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甘肃海原沙沟、白崖和固原红崖堡等处广大回民群众，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马国磷、马银贵、马少敬带领下，揭竿而起，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月之内，回民军发展至近万人，转战西吉、海原、固原一带，声势浩大，震动西北。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调遣九十七师韩锡候部、一九一师吴允周部、预备第七师严明部和马鸿宾部暂编六十师马献文部，分由中宁、平凉、静宁推进，妄图将回民军围歼于海固山区。马国磷率海原回民军五千余人，在隆德重创严明部，逼使该师败回静宁。马银贵率固原回民军三千多人，在硝关口(固原西)击溃马鸿宾部一个团，继又进攻固原未克，乃退回西吉偏城，与马国磷会师。此时马鸿宾、韩锡候、吴允周等部，因恐再遭回民军伏击，均迟迟不敢进山。
朱绍良闻严明失败，回民军力量强大，具备主动出击的作战能力，尤其担心回民军进入固原东山，向陕北革命根据地靠拢。认为单靠武力围剿恐难奏效，遂改变策略，采取“以回制回”的政治欺骗手段，由几个回族上层人物组成所谓“宣抚慰问团”，以长官部副官处长拜伟(回族)为团长，携带大批劝降、诱降宣传品，赴固原三营会同马鸿宾部收降马国磷、马银贵等。回民军的首领们，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在敌人的欺骗利诱下，答应和国民党“宣抚团”在海原大寨乡举行和谈。时马国磷负伤，由马银贵前往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利用回族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高举《古兰经》起誓说：天下
回回是一家，放下武器，可“既往不咎”，谁若失信，将受到“安拉”的严厉惩罚。马银贵信以为真。他代表回民军提出七项条件，其中有承认回民军为回民独立军，划定防区，不许国民党政府在回民军防区征兵，征粮等。拜伟假意表示完全接受。马银贵认为协议已定，万事大吉，只待国民党政府封官赐爵，划分防区，遂命起义军各自回乡，休息待命。
就在回民军分散回乡的同时，国民党一九一师和马鸿宾部暂编六十师迅速进至海固山区，将回民军三面包围，欲先设计诱擒回民军首领，乃派人假意邀请马银贵、马国璠等到三营祁家堡子共同商讨整编事宜。马银贵等笃信前约，毫无防备，仅带五、六十名卫队赴三营。谁知国民党军早己张网“恭候”。当马银贵、马国璠的等进至三营附近时，马国瑶父亲的莫逆之交“宣抚团”成员郭南浦派人给马国璠通了气，马急带随从催马转回。而马银贵已被“欢迎”的军队前呼后拥，迎进祁家堡子，一进堡门，即被伏兵拿下。次日，马银贵被押解兰州。一九三九年春，又被押回固原杀害。
当马银贵被押解兰州后，朱绍良即命令马鸿宾部进驻回民暴动的中心地区——海原沙沟，白崖一带，进山搜剿，办理善后。马鸿宾当即“派队分驻肇事地区鹞子川、小坡儿、下白崖子、陶家村等处，进行清乡，追缴藏枪、马匹等工作”(见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代理海原县县长王敬向朱绍良呈报“遵令宣抚沙案详情”)。与此同时，国民党代理海原县县长王敬、国民党海原县党部书记长孙尚贤、海原县国民自卫总队队
附庞凤歧及回绅田成裕等，奉朱绍良指示，于
(二)使马汉奎(阿訇)觉悟，通知教下回民军回家听候编组保甲；
(三)乱民缴出枪枝，则发良民证，伪官职缴出枪枝，则发免究证。”38
回民军由于政治上幼稚，在这些欺骗宣传下，有的思想动摇，尤其是没有坚强的领导，人心涣散；加之马忠武、马汉奎等有影响的回族人物出面游说宣传，故多数回民军下山交枪投降，领取了“良民证”。回民军副司令马少净被解送兰州软禁八年之久，团长海登朋、马占清，参谋长白受采被押送兰州惨遭枪杀，一百多名回民军战士被捕遇害。一场大规模的回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武装暴动，在敌人“以回制回”的政治阴谋和欺
骗宣传下土崩瓦解，终于失败了。从此，马鸿宾部一个团常驻固、海山区达三年之久，专门防范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九三九年五月，被国民党软禁在兰州的马国璘之兄马国瑞，趁日寇飞机轰炸兰州的混乱机会，逃离兰州，到达海原艾蒿湾(现属西吉县白崖公社)，召集亲信回民马喜春、王文杰等商议，准备再次发起反蒋暴动。当即决定：
(一)农历四月初八发起暴动；
(二)先攻占固原山区马鸿宾部驻守的龚家庄、榆林沟、小坡、石坡、八只窑等据点；
(三)围攻得手后，转至泾源大山林作根据地，会集各地人马。
到四月初八，回民军在马国瑞、马喜春、马正荣、王文杰、马凤歧、陈子福等人领导下，一举攻破八十一军占据的四个据点，缴获枪六十余支，首战告捷。不几天，人数迅速扩大到四千多，号“崇义军”，编为一旅四团，司令马国瑞，旅长马喜春，团长由马正荣、咸成华、马凤歧、王文杰等分任。提出了“五族共和，打倒蒋贼”，“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民同胞报仇”等口号。
朱绍良闻变，即令八十一军马鸿宾部，十七军高桂滋部、五十七军刘安琪部，从四面将回民军包围在海固山区，并严令绝对不能让马国瑞的一人一马逃进陕甘宁边区。由于国民党军力量占绝对优势，回民军进入泾源后，在白面河被围，激战数日，马国瑞，马喜春，马凤歧阵亡，回民军伤亡千余人，暴动再次失败。至一九四一年农历四月初八，马国璘、马国璠及马思义等领导海固回民又举行第三次暴动，在国民党军四十二军杨德亮部的血腥镇压下又告失败。只有马思义率领一部分人投奔陕甘宁边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光明道路。
七、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
部队整编及军内概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八战区撤销。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张治中为主任。同时，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马鸿宾部八十一军整编为八十一师，马惇靖任师长，直辖于西北行营。马鸿宾被特任为西北行营高级参议，仍住中宁。八十一师的领导权仍控制在马鸿宾手中。整编后的八十一师，辖三十五、六十两个旅，共五个步兵团，即一0三、一0四、一O五、一七八、一七九团。师直辖
部队有特务、工兵、搜索、炮兵、通讯、辎重等六个营和一个骑兵团。师部及直属各营驻中宁，五个团分驻中宁、中卫、同心及固原七营、海原米家团庄等处。
整编后的八十一师，营以上军官中，甘肃人占大部分(主要是河州人)，宁夏及其它省籍人很少。军官中行伍出身的多，军校出身和从各地来的学生很少。
同其他西北各马部队一样，马鸿宾部在军官佐的任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与地区之见。当时在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会说河州话，一个副官少不下”，就是说河州籍的官提升快，受重用，其它籍贯的则提升极慢。蒋介石中央军校派来的学生，不受欢迎，多方排斥，最后只好自动离去；个别留下的也得不到重用，给以挂名虚位而已。
马鸿宾当军长时，每逢春季放水，夏季收麦，即命令各部队尽可能帮助老百姓挖渠、收麦，有时部队还自带干粮，不用百姓供给伙食。对融洽军民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马惇靖任八十一师师长后，仍继承这一便民工作。
马鸿宾部队中，对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很不重视，政治工作人员被视为军佐，没有什么权力，多数时间闲散无事。师政治部曾办过每日一期的《时事简报》，只发至营部，连以下不发，就是发下来，由于士兵多不识字，也没人看。在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全体官兵都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但由于马鸿宾父子对国民党不感兴趣，所以部队中的国民党组织，并未建立，纯粹的党务活动，也未开展。
扰犯陕甘宁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旧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是年八、九月间，马鸿宾八十一师三十五旅一0三团进驻盐池县属惠安堡，与驻兴武营的马鸿逵部骑兵第十九团马德英部遥相呼应，准备进犯盐池县境。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在其全面进攻遭到惨败后，改变战略，实行两翼“重点进攻”，即右翼攻山东，左翼以胡宗南部为主力，调集西北诸马兵力，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时驻宁夏中宁、固原一带的马鸿宾部，奉命配合马鸿逵部进犯陕北三边地区。以另一部开赴陇东环县、将台一带。
三月下旬至四月初，乌鸿逵部相继侵占了盐池、定边、安边等城。与此同时，马鸿宾部三十五旅之一0三团及一0四团一部和一个骑兵支队，屡向宁、陕边境羊圈山一带窜犯，企图消灭活跃在这一地区的解放军回汉支队和盐池县游击队。由于解放军游击队采取声东击西、灵活机动的战术，使马部疲于奔命，屡次扑空。
三月末，马鸿宾部一O三、一0四团及配属的骑、炮兵各一连，再次向边区进犯，在陕甘边界处的王彪台、刘崾岘一带，与解放车回汉支队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回汉支队仅数百人，且枪支不全，处于绝对劣势，在敌人猛烈炮火攻击下，边打边退，损失较大，第一支队长刘振玉受伤被俘，最后退至吴旗县之金佛坪休整。
将台、环县的惨败
一九四七年三至五月间，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大捷后，旌旗西指，向陇东将台、环县一带挺进，然后北上，歼灭马鸿逵部队。
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初进陇东时，彭德怀司令员曾写信给马鸿宾，说明解放军西进是为了消灭胡宗南、马鸿逵的军队，目标不是八十一师，要求马鸿宾部队不要挡路，或者让开，或者退走；如顽固抗拒，坚决与人民为敌，难逃覆灭下场。此信未得马鸿宾的答复，解放军即向马部驻守的将台进逼。
当时将台驻有马部八十一师六十旅一七九团团长马奠邦率领的两个步兵营，构筑了六个据点防守，由马奠邦和副团长马登云及两个营的正副营长，各带一个连，分兵防守。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二时，解放军先向马奠邦的阵地发起攻击，随即向其他五处阵地全面进攻。一七九团二营营长张殿英所守的两个碉堡先被突破，阵地被解放军占领。随后，解放军在各山头对马奠邦喊话：“八十一师的官兵们，你们被包围了，走不脱了，赶快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我们是要消灭胡宗南，你们不要给胡宗南卖命了!”。但马部一七九团副团长马登云带着六连继续顽抗，解放军开炮轰击其阵地，将碉堡摧毁，其中一炮击毙马登云，阵地被解放军攻破，官兵们纷纷投降。其他阵地守军，也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相继投降。早晨八时，战斗结束，历时六小时。马部两个营全部被歼，团长马奠邦以下千余人被俘。
彭总亲自接见了马鸿宾的侄婿马奠邦，要他转告马鸿宾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国民党败局已定，全国解放为期不远。还给马鸿宾写了一封信交马奠邦带去，并说：“你回去将信交给马鸿宾，我们俘虏你部官兵将全部放回。你回去要多做工作，不要持敌对情绪”。彭总还要求马鸿宾释放被捕的环县地下党工作人员。遂给马奠邦乘马一匹，放他回去。马奠邦释放后，新华社播发了专条消息，报道释放时间和地点。马奠邦被释放回来后，将彭总的信交给马鸿宾，马鸿宾很受感动，将那匹马奖给马奠邦，并释放了环县地下党工作人员。
马部负伤被俘的官兵，均被送到解放军野战医院治疗养伤。在生活上，都得到按照回族习惯的特殊关照。对未负伤的被俘回族官兵，亦单独开清真灶。还组织排长以上军官学习共产党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在集训期间，西北野战军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彭绍辉，先后看望了被俘人员，并说：“你们回家不可能，还是继续在你们部队里干下去，我们还会再次见面，但那时枪口不要对着我们真打，这就是我们的希望。”约四十天后，解放军给被俘官兵发了路费，全部送至驻庆阳的马步芳部，转送中宁。
将台战役结束后，六月初，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继向环县推进。当时防守环县的八十一师一0三团、一0四团、一七八团，另有一个炮兵营和一个骑兵支队，由六十旅副旅长马忠统一指挥。他们以环县城为支撑点，驻兵一团，其他两团分别防守环河东西两侧高塬，构筑碉堡和工事。其中马忠亲率一O三团防守环河西之王家塬。
六月十三日，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包围了环县城。彭总于当日率各部指挥员到环县城周，查看地形，研究攻城方略。彭总经过仔细观察后说：“关键是东西山头阵地，只要我们拿下山头阵地，就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县城。敌人失去了两翼山头阵地，环县城是难以防守的，环县城虽坚固，但城很小，西北野战军虽没有攻城的大口径火炮，却可以充分发挥追击炮的威力。”(王政柱口述，李太友整理《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
六月十五日，西北野战军向环县发动总攻。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十六日午前，西北野战军三五八旅在独四旅的配合下，攻占马部王家塬阵地，歼灭了一0三团，防守总指挥马忠慌忙逃走，马部全线溃乱。解放军直追到环县以北的洪德城和黑城岔附近，将马部全部打垮。
此役，八十一师三个团和一个炮兵营，共被解放军俘虏三千多人。至此，马鸿宾部八十一师在西北野战军沉重打击下，元气大伤，退回中宁休整补充。
一九四八年，马部又向陇东西峰镇和环县边境的砖城子、梨花咀一带解放区多次窜扰，均遭失败，部队遂移驻固原一带。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西北行营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国民党行政院，仍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特委张治中为长官，马鸿宾为长官公署副长官。
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间，国民党为增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实力，扩编军队，将原整编军扩大为兵团，整编师恢复为军，整编旅恢复为师。马鸿宾部八十一师于十一月在固原县恢复为八十一军，由其三子马惇靖任中将军长，马惇信为副军长，杨遇春为参谋长，马惇德为副参谋长。军辖三十五师、二九四师、三五八师。其中三十五师辖一0三，一O四、一O五三个团，二九四师辖八八一、八八二两个团，三五八师辖一0七二、一O
七三两个团，军直属部队有：警卫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通讯营、骑兵团。总兵力约一万六千八百人。
八 率部起义走向光明之路(1949年9月～1960年10月)
认清形势 弃暗投明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在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于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胡宗南败退陕南、川北。只留裴昌会兵团龟缩在宝鸡及其以东地区，随时准备逃走。此时，把甘肃的统治权和西北军政长官一直控制在其嫡系手中的蒋介石已自顾不暇，加之久己窥视甘肃地盘的宁、青两马(马鸿逵、马步芳)咄咄逼人，逼使蒋介石不得不将甘肃主席和西北军政长官两要职，让给宁、青两马，借以利用两马实力，作垂死挣扎。同年六月初，宁、青两马组成近十万人的所谓“宁、青联合兵团”，自陇东进犯陕西。马鸿宾的八十一军驻守固(原)、海(原)一带，军指挥所驻固原。马鸿宾本人一直住在中宁。他对马鸿逵、马步芳进犯陕西和争夺甘肃主席职位，始终采取不介入的消极观望态度。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前后，马鸿逵从兰州去平凉向宁夏兵团军官讲话后回兰州时，绕道至中宁与马鸿宾会晤。马鸿宾对马鸿逵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等胡宗南解决了，我们插上共产党的旗子，接受和平，就可保安全。”并说：“甘肃的事，你最好不要管。”马鸿逵拒不接受。40
马鸿逵临逃跑前，又见马鸿宾，约他夫妇一同逃走。马鸿宾说：“去香港，去外国，什么都需要黄金，我哪有如此多的黄金?”马鸿逵说：“你和新姐(指马鸿宾继室夫人)的用费我包了，尕娃们(指子女)丢下。”马鸿宾大笑说：“尕娃们丢下，我就永远不‘无常’?命就这么贵吗?”饭后兄弟二人洒泪而别。第二天，一架飞机飞经中宁上空，盘旋一圈，马鸿宾用望远镜看着说：“少云(指马鸿逵)不听话，竟然走了!”41
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旬，马鸿逵的宁夏兵团自陇东败退宁夏。宁夏兵团指挥官卢忠良在中宁见马鸿宾和马惇靖，卢说：“现在形势不好，主席(指马鸿逵)准备要走，金银也运走了，你看怎么办?”马鸿宾反问道：“你看怎么办?”卢说：“这个部队是打八国联军时临夏子弟继承下来的，你和主席商议一下，共同渡过难关。我听了主席不要与共产党打硬仗的话，从关中将部队保存到现在。”马鸿宾点头称是。42
此时。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已解放了固原，挺进至同心附近。马鸿宾部由海原和甘肃靖远向中卫退却。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马步芳部主力被全歼，人民解放军分向甘肃河西和宁夏前进，绥远国民党军正酝酿起义，宁夏形成孤岛。马鸿宾、马鸿逵部队已处于绝境。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放下武器，弃暗投明；一是负隅顽抗，彻底被歼。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自兰州沿黄河西岸北进之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进至中卫以西约二十里处之迎水桥，逼近中卫县城。沿黄河东岸北进之六十三军(欠一八八师)和六十五军向中宁挺进。同心方面的六十四军之一部，以急行军经同心以北之土坡、麻黄沟，于九月十四日解放了中宁县鸣沙，切断中宁至银川的交通，六十四军主力沿公路向中宁前进，十四日解放中宁。撤退至中卫常乐堡、枣林(均在黄河南岸)两渡口准备北渡的马鸿宾部二九四师八八一团和三十五师一0三团两个营，被解放军六十三军一部包围，八八一团团长孙天才等千余官兵投降。
在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宁夏时，马鸿宾逐渐认清了只有求和才是唯一出路。他曾和马惇靖商议前途，马悖靖说：“现在我们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绥远向傅作义、董其武部靠拢：一是走新疆投陶峙岳。”马鸿宾说：“我哪儿也不走，大势所趋，听其自然，共产党要我，我就投靠共产党刀43话虽这么说，但仍顾虑重重。当其获悉傅作义受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嘱托，前往绥远动员董其武部起义的消息后，曾产生率部北撤就商于傅作义的念头。另外，他又以马鸿逵早已逃走，宁夏军政由马鸿逵次子马敦静主持，欲以长辈身份，说服马敦静，共同起义。于是，马鸿宾于九月十五日到银川，途经小坝(今青铜峡县府所在地)时，与驻当地之马鸿逵部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商谈，拟先说服马全良同意求和。马全良坚持由“司令官”(指马敦静)决定，他不能擅自作主。马鸿宾便于当日到银川。
在过去，马鸿宾每次来银川，马鸿逵都要率其文武官员到郊外迎接。这次却一反常态，竟无一人来接。马鸿宾进城后，马鸿逵次子马敦静避而不见。宁夏省府秘书长马廷秀请示马敦静是否去些人看看?马敦静只同意让厅、处长级官员前去做一次礼节性拜访。马廷秀要求马鸿宾不要走，留下来共商宁夏之事。马鸿宾问，跟谁商量?马廷秀说是马敦静。马鸿宾生气地说：“他避而不见，我反去找他?你如能够将他找来，我就暂时不走。”待马廷秀接通电话，向马敦静说明情况，马敦静才答应来。一见面，马鸿宾以长辈的姿态，很不客气地质问马敦静：“你避我干啥?家务事可以商量嘛。你阿爹(指马鸿逵)走了你能否负责?能负责的话，该拿出个办法来干!不能嘛，看谁能干，或者那几个人能干，就让人家干，大家共同负责。”马鸿宾又说：“我看还是以和为好，打是打不出什么名堂来。至于你阿爹的安全问题，不要考虑，那好办，对老蒋就说军队掌握不住了。”马敦静一声不吭低头沉思。马鸿宾又问马如龙(马鸿逵的副官处长)和马廷秀：
“你们看怎么办?”二人同声答道：“由司令官(指马敦静)拿主意。”于是，马鸿宾又对马敦静说：“你快回去，连夜召开军官会议，商量办法，签名盖章，共同负责。”马敦静去后，并未照此办理，亦未再见马鸿宾。原来马鸿逵早有密电，宁夏事务，只能由马敦静和他的几个将领负责，不许他人插手。这个“他人”就是指马鸿宾。44
在马鸿宾到达银川的当日午夜，人民解放军自兰州派来的和谈代表团到了银川。这是担负解放宁夏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军事打击与和平争取相结合的精神，为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避免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在向宁夏进军的同时，主动采取和平争取方式，派出以回族上层人士郭南浦为首的八人和谈代表团，来银川解释党的政策，说服两马走和平道路，归附人民。但坚持反动立场的马敦静，只派省府秘书长马廷秀出面应付，本人始终未与代表团接触。
马鸿宾于代表团到达的次日，即与郭南浦等会面。郭南浦转达了解放军十九兵团领导人的和平解决宁夏之诚意。郭说：解放军六十四军曾思玉军长说，宁夏如不接受和谈，一定要以武力解决。马鸿宾听后有些生气地说：“和平的字义是平能和，不平不能和。自从兰州战役开始，我们始终摆出和平姿态。你们是讲和的代表，未曾到来，解放军就把我们打成这个样子(指在中卫常乐缴械其两个团)。你们的讲和究竟是缓兵之计，还是真正讲和?毛主席比蒋介石好，我们当然跟毛主席，但不平咋能和呢?……”45代表团解释说：“我们来的时候解放军首长说得明白，只要宁夏有和平诚意，我们就一面由郭南浦先生给兰州彭总司令去电，一面到前线联系。由于我们在路上遇雨耽误了些时间，双方已经开战。在前线的解放军没有奉到停战命令，当然不能停战。你看，现在可不可由郭老先生给兰州去电，同时我们到前线去接洽?”马鸿宾才说：“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不往来。此刻他不来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他。只有八十一军马惇靖部我能负责，我给他去电话，让在石空渡口和你们见面，研究起义。其余另作商量”。会谈结束后，马鸿宾闻讯马敦静限郭南浦等人三小时内离开银川，遂于当晚为代表团准备了汽车，送他们去石空。
在这以前，解放军前线部队，为争取八十一军起义，曾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进至迎水桥的一八八师利用八十一军未拆除的电话线，劝告马惇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并派联络参谋栗荣祥去中卫同八十一军副参谋长马惇德洽商。马惇德说：“和谈的事，报告我们军长后再做答复”。46
十九兵团政治部亦派中宁县康滩渡口老船工张万元，将八十一军看守渡口炭场的副官马某渡过河，向马惇靖递交了解放军敦促其尽快接受和谈条件的信。马惇靖见信，不敢擅自作主，只表示等和在银川的父亲商量后，再做正式答复。
九月十七日凌晨，兰州和谈代表团到达石空。马惇靖已先到等候。他对代表团说：“我们军人的职责是保国卫民。毛主席比蒋介石好，我们就跟随毛主席。”47遂以小羊皮筏子将代表团渡到黄河南岸。兰州和谈代表团向人民解放军首长报告了马鸿宾父子愿意接受和谈的情况。十九兵团据此决定：暂停对八十一军进攻，指定六十四军同八十一军谈判。同日，马惇靖派其参谋处长郭奎武率地方绅士十余人至迎水桥，请求宽限时间，以便做好和谈准备工作。解放军一八八师师长指出：“时间不宜拖得过长。”双方暂以美利渠为界，各不相扰。
马鸿宾与傅作义、邓宝珊是夙交故友。在包头，傅作义、邓宝珊以对共产党政策的亲身感受，解除马鸿宾的顾虑。他们告诉马鸿宾“和有利，战无利”，“只有走这一条路”，告诫马鸿宾现在切不可轻举妄动，并表示可将宁夏及八十一军情况报告毛主席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存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和平解决八项原则，经双方代表数度协商，做出如下协定：
(一)国民党八十一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制度和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二)国民党八十一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资和仓库，不得破坏和转移、隐藏、盗卖，准备点交。
(三)国民党八十一军应将莫家搂船只于二十日二十二时移交申家滩解放军，石空堡船只二十一日八时移交解放军。
(四)国民党八十一军应立即停止中(卫) 银(川)公路之运输。
并为了以上四项条款保证迅速执行，特作以下具体规定：
(一)八十一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给解放军驻防。
(二)八十一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路线——经中卫镇乐堡以北通过。在国民党八十一军确实履行上项条件后，人民解放军则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允许部队不放下武器。但八十一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交通之行为。
本协定于九月十九日十九时签字后立即生效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全权代表 曾思玉
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全权代表 马惇靖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为了解除马惇靖对个人及其家属安全问题的顾虑，曾思玉军长当场宣布：解放军保证马鸿宾一家生命财产的安全，如解放军已动用其在中宁的财产将一律归还。签字完毕，双方代表合影留念，解放军还设宴招待了马惇靖一行。马惇靖返回中卫后，即命令八十一军向指定的地区集中，等待解放军改编。至此，国民党八十一军正式宣告起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国民党第八十一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军长马惇靖，政治委员甄华，副军长马惇信(马鸿宾次子)，参谋长杨遇春，副参谋长马惇德。下辖两个师，共四个步兵团，另有一个骑兵团，共九千余人。在中卫举行了授旗典礼，马惇靖军长代表全军受旗，并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读誓词。宁夏军区司令员王道邦代表中共宁夏省委、宁夏省人民政府、宁夏军区致词，宁夏军区其他领导同志曹友参、牛化东也讲了话，最后由政委甄华致答词。一九五一年三月，该部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马惇信，政委张建纲，副师长王世杰，参谋长郝耀。原辖四个团整编为三个团。原任独二军军长马惇靖升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二年八月，独一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屯垦于宁夏西大滩一带，参加大规模开发祖国边疆的生产建设，为发展宁夏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致力于宁夏省的和平解放
马鸿宾于九月十八日自绥远归来后，曾面谕马鸿逵次子马敦静要认清形势，战无利，和有利。但马敦静早已打定逃走的主意，对马鸿宾的劝告，无动于衷。当九月十九日晨马敦静乘飞机逃走，马鸿逵部防守金灵地区的一二八军被解放军歼灭和击溃，马部各军长于九月二十日通电求和，九月二十一日接到彭总复电后，马鸿宾在其五亩宅召开马鸿逵部军政要员会议，决定派出卢忠良(全权代表)、马光天、马廷秀三人代表团，赴中宁与十九兵团谈判。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宁夏反动军队分别要求投诚”。48
此时驻守河西、银川及小坝地区的部队失去控制，纷纷溃散，银川城陷入一片混乱。马鸿宾于
“当解放军进入银川市时，宁夏耆老马鸿宾先生率领前省政府人员和城内各中、小学学生及回汉人民各界代表约七百余人，齐集南门外欢迎。城内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标语。当我军雄壮的步兵行列和载重卡车通过时，人们高呼：‘欢迎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万岁’等口号，鞭炮锣鼓声响成一片。人们到处拥挤着争看解放军张贴的《约法八章》等布告”。
九、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党对马鸿宾在政治上给予了充分的重用和很高的荣誉。解放后，马鸿宾历任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民族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马鸿宾在起义后，一贯拥护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维护民族团结，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其年过花甲的十多年中，为自己的晚节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一九五0年一月八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鸿宾被任命为副主席。同日，他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表示“谨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彭总等于十二日复电，勉以“团结各民族及各民主阶级，胜利地进行各项建设事业。”51
解放初期，我国为恢复经济，克服财政困难，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一九五0年元月，甘肃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推选马鸿宾为副主任委员。
一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举行成立大会，马鸿宾当选为委员，并在开幕式上讲话，号召西北回族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民族团结，遵守共同纲领，并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作人民的公仆。讲话全文如下：
“鸿宾今在西北军委员会成立之日，代表西北的回族讲几句话：
(一)我西北回族的经济、文化均比较落后，望各兄弟民族多予帮助，以便共同负担起建设新西北的任务。
(二)今后各民族要团结一体，随从共产党领导，联合国外各民主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保卫祖国的主权独立与自由。
(三)今后各民族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团结互助精神，遵守共同纲领。鸿宾个人年老智弱，感毛主席不弃，叫我为人民服务。惟自知无学无识，实难有益现代任务。盼望先进兄弟们，要热情的教我，使我添加新学识而作今后人民的公仆。”52
三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马鸿宾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马鸿宾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献人民币一亿元(合新人民币一万元)。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周年，马鸿宾在《甘肃日报》上发表题为《两年来的甘肃》一文，“以无比的热忱和信心，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成、壮大和辉煌的建设事业。”称赞两年来甘肃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热情颂扬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他在文章中说：
“两年来，我们中国各种事业，在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都有惊人的进步和发展。就我们甘肃来说，农业方面：省人民政府抓紧了春耕的领导，发动群众，使农民的生产情绪空前高涨，粮棉产量大为增加。据初步统计，小麦增加七十二万多亩，扩大棉田二万五千多亩。
水利方面：在省人民政府贷款帮助下，根据恢复与扩修并重、工程与管理并重的原则，动员了行政、技术、群众三方面的力量，继续进行武威黄羊河、皋兰湟惠渠的未完工程，并整修扩展临洮溥济渠工程，增加了水地九十余万亩。
工业方面：在基本建设上，获得了巨大成绩，如兰州面粉厂完成了安装钢磨四部，增建了洗麦机一 部。毛纺织厂筹建处完成了420绽的绒织场基建工程及修装锅炉工程，并完成了4480绽全能毛纺织厂的初步设计工作。水泥厂筹建处，完成了日产七十吨的水泥厂的初步设计工作。造纸厂完成了日产两吨纸的纸厂初步设计工作。其他新建厂，正在筹划设计中。
生产救灾：有许多地区，去年发生灾荒欠收，贫困农民今春缺乏籽种和口粮，特别是遭重灾的灾民，生活更加困难。省人民政府为解决广大灾民和贫困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困难，拔发大批救济粮和救济款，并将在减租、清债、反恶霸中所得果实，如粮食、土地、房屋、耕畜等，都分配给灾民和贫民，渡过了灾荒。
其它，如兽疫防治工作，在各地扑灭了牛瘟、炭疽、口蹄疫，防治了牲畜五十余万头。植树造林工作，在各地共造林一万多亩，群众植树一千多万株。
以上这种成绩，是由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各部门首长及各级干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所得来的，是值得我们兴奋和热烈庆祝的。
最后敬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这两年中，马鸿宾以充沛的精力忘我地工作，多次深入基层检查、指导。他曾一度患病，但在病情稍有好转后，不顾劳累，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甘肃省兰州市各族各界代表三千余人集会，热烈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马鸿宾在大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热烈庆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他说：“我们抗美援朝的目的，原在于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了，但并不等于朝鲜问题已经解决了。因而，我们各族各界人民，必须继续亲密团结，为实施朝鲜停战协定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53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兰州市各族各界七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国庆四周年和兰新铁路兰州到永登段的通车典礼，马鸿宾主持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电。
十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马鸿宾被任命为副主席。
十月二十五日，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在固原县隆重开幕。马鸿宾代表西北行政委员会、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人民政府及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出席大会并致贺词。他在贺词中，首先指出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海固地区民族团结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阐明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是我国第一个专区级以上的回族自治区，勉励与会代表，在团结、友爱、和睦的气氛中开好这次会议，完成各族各界人民委托的重任。马鸿宾在贺词中，着重就今后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他说：
“首先，我要指出，解放四年以来，由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各级政府正确的执行了民族政策，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已铲除了。由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民族仇恨和隔阂，经过解放后四年来的努力，在毛主席平等团结的
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已基本肃清。各族人民都能亲密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感觉到各族人民大家庭的温暖。在我们西海固地区，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团结。特别是在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八个月中，根据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通过有关区域自治的准备工作，解决了各族人民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重大问题，并都与各民族、各地区、各教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给这次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更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民族之问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不但是成立自治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且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的。虽然我们的民族关系已有了新的变化，人民民主政权已巩固，但我们仍要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的乘空造谣和捣乱。尤其反革命分子和特务，他不愿我们过好日子，他惟恐天下不乱，所以就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进行反革命活动，扩大事态，制造纠纷，破坏民族团结。这种情况，我们固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防止，但主要的还须依靠大家及时揭发，及时驳斥。凡遇到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一切纠纷，都应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在双方互尊互让、互敬互谅的基础上，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妥慎处理，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击的行为，免得把事态扩大。事实证明，凡是按照上级人民政府的政策指示，团结了群众与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和爱国民主人士，及时揭穿了谣言，对问题采取了民主协商方式的地方，坏人就无法活动，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纠纷没有扩大，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同时从已成立的各民族自治区内各族实际生活中深刻的体验到：只有听了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胜利，就是幸福。我们回忆过去所遭受的痛苦，再看看今天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怀，真使我们感激万分。尤其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即将成立，我们西海固的回族人民就要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实行当家作主的权利了，这更值得我们庆祝和祝贺!
其次，我要说明的，就是如何搞好生产，度过灾荒的问题。甘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区，又加上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的压榨剥削，使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受到严重的损伤。我们西海固的人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残酷压榨，曾进行斗争和起义。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废除了苛捐杂税，使各族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的农村生产基础，也得到了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但因农村所受的摧残较重，在恢复时期粮食的收获和储蓄量仍较薄弱。同时，西海固部分地区群众，在去年因受反革命分子的挑拨、骗诱和胁迫，参加了“四二”叛乱，使社会秩序一时紊乱，生产上也受到了相当影响，又加上今年的旱灾、虫灾等，部分地区的灾情比较严重。省人民政府对于这些灾情，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自去年到现在，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给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共拨救济款和解决饮水贷款共六十九亿六千万元。这说明人民政府对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关心的。但我们必须要了解，政府的救济主要是帮助解决生产中的一些问题。度过灾荒的关键问题，要靠大家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坐待政府救济的思想要坚决纠正。据我知道，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对于领导群众生产自救作的很好。今后要在即将成立的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下，更进一步做好生产救灾工作，从生产、从有饭吃，做到不饿死一个人，为明年增产创造条件。
第三，关于西海固的文化教育事业，应根据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重、稳步前进”的总方针，结合西海固地区目前的政治、经济具体情况，仍应在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逐步地开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文教工作仍应在服从生产救灾工作的原则下，量力进行。因为西海固地区的经济条件较差，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上学的儿童数量也较少，所以全省学校虽然是整顿巩固，但在西海固地区的学生，仍可适当的发展。学校教育是为国家、人民培养建设人才的，我们必须加以重视。
各位代表!在这次的会议上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主协商是开好会议的保证，也是今后作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希望全体代表本着这一精神，共同努力，为建设新的西海固回族自治区而奋斗。54
同年十二日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马鸿宾出席了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传达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并根据总路线、总任务的精神总结西北地区一年来的工作，确定一九五四年的工作任务。马鸿宾在会议上发言，表示衷心拥护党中央确定的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完全同意马明方副主席所作的关于西北地区的一九五三年工作总结和一九五四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并愿为其贯彻执行而努力。这次会议的精神，马鸿宾于一九五四年元月十六日甘肃省第二次专员、县长会议上作了传达。
一九五四年元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讨论如何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实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讨论决定成立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及1954年工作任务。马鸿宾到会祝贺。
二月十二日，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第二次盟员代表大会召开，学习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并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检查民盟甘肃省支部三年多来的工作，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同时选举第二届委员。在开幕式上，马鸿宾到会讲话说：“几年来，甘肃民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各项社会改革，从而也巩固、发展了组织。为了使民盟进一步在国家过渡时期内做好各项工作，希望能深入地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55
马鸿宾一向关心教育事业，尤其关心少数民族的教育。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三日甘肃省第一届中等教育会议上讲话时，高度评价了四年来甘肃省中等教育工作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特别指出：少数民族教育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全省有专设的少数民族中学八所，师范学校七所，兼收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校五十二所，少数民族学生共计一千四百八十余人。……这充分地说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关怀和重规，也是正确地执行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改革的结果。
一九五四年三、四月间，全国人民掀起了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年来在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支援祖国建设和部队的正规训练等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和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马鸿宾为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二总分团副团长，三月间，在兰州深入部队机关和连队，慰问了西北军区驻兰州机关部队和甘肃军区驻兰全体指战员及甘肃省公安总队驻兰全体人员。
同年八月十六日，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马鸿宾致了开幕词。全文如下：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现在宣布正式开会了。
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我省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毛主席指出：‘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因此，在今天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过去几年中，我们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了甘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一九五0年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和决定了全省减租和经济恢复工作，并选举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在一九五一年第二次会议上，讨论和决定了全省土地改革工作。这种过渡办法，在过去的一定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是合乎人民利益的。它对于团结和动员全省各族各界人民，贯彻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进行各项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工作，是起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的。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在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光辉下，胜利地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为了更好地团结和动员全省人民，进行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就有必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代替原来的过渡办法。今后，我们的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中，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它将进一步密切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地领导全省人民向着社会主义胜利前进。
现在我们全省人民正在热烈地迎接即将诞生的我国人民第一部宪法和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胜利地进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年度的任务，正在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宁夏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甘肃省’的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
们这次大会的意义和任务都是十分重大的。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审查和批准甘肃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工作报告，学习和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选举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五年来，甘肃省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行政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省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完成了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在工作中也还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甘肃省人民政府要求大会对五年来的工作予以审查和批评。同时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并适应大区一级行政机构撤销，宁夏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甘肃省，以及全省工业建设加重等新的具体情况，大会要对甘肃省人民政府提出的今后工作任务进行审查并做出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已经公布，在经过全民的充分讨论后，就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我们全体代表对于宪法草案要认真地进行学习和讨论，深刻领会它的内容和精神，并积极地提出对究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这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一件大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我们这次大会就要选举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应该按照选举法的规定，认真地做好这一重大的选举工作。
各位代表!面对着这样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严肃地担当起全省人民赋予我们的责任，充分发挥民主，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保证开好我们的大会，以回答全省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
我们完全相信，这次大会将以自己的重大成就，进一步鼓舞全省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旗帜下，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政权，为胜利进行今后的工作任务，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56
次日，大会选举甘肃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马鸿宾当选为代表。
八月二十七日，赴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军区副政委范明由西宁抵达兰州，马鸿宾前往西郊机场迎接，班禅额尔德尼在热烈的掌声中向马鸿宾赠献哈达。二十九日下午六时，马鸿宾举行宴会，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和范明。晚八时半，甘肃省人民政府举行欢迎晚会，马鸿宾在晚会上致词，对班禅和范明受西藏人民的委托和信任，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示庆贺。
九月十八日，马鸿宾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全文如下：
“各位代表，我完全同意并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五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大家庭。
宪法草案序言中规定：‘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这是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宪法草案，在全国各地、各民族广大人民中进行了多日的讨论，参加了各个人的意见，又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次修改才提出来的。我们国家的光明前途和广大人民的美满希望，都完全在宪法草案上载明了。它是最完满的、最幸福的。我相信，这部宪法草案通过后，我们西北少数民族一定拥护，一致遵守，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幸甚!”57
九月二十八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成立，马鸿宾当选为委员。
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马鸿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十月十八日，国防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指示，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报告。马鸿宾出席了会议。
十月十九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马鸿宾出席了酒会。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甘肃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二十八日，全体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方式选举马鸿宾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马鸿宾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他首先提出这次会议的议程后说：
“自从上次会议以来，甘肃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摆在全省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地团结和动员起来，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为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
题。这次议还要讨论中共甘肃省委提出的关于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具体规划初稿，这个规划给我们甘肃的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发展指出了远景，是全省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请全体代表对这个规划多多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使它能够更加符合于
甘肃的实际情况。
我们相信，由于全体代表对人民事业的无限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58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马鸿宾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致开幕词。
马鸿宾在开幕词中，盛赞甘肃省从上次人大会议以来的近一年期间，各方面都发生了伟大而深刻的变化。全省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各项建设事业获得空前的发展。这些伟大的成就都是全省各族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光辉成果。接着，他就甘肃省完成一九五七年工作任务的重大意义，和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及充分发扬民主开好这次会议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
“一九五七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任务，是一九五六年伟大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全省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计划，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地完成，并且为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实现今年任务的过程中，我们有着许多新的有利因素，但是也有新的困难。因此，我们全省各族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遵照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再接再厉，克服困难，为胜利地实现今年的任务而奋斗。”
“各位代表来自全省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希望对于过去一年的各项工作和今年任务，对于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本着和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广泛地发表意见。我相信，我们的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自己
的任务，并且对于推动全省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将会有更大的贡献。”59
会后不久，马鸿宾出席了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召集的省属机关负责人、各专区、自治州负责人和部分县长座谈会，讨论了深入、持久、全面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六日，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马鸿宾在大会闭幕时致了闭幕词。
六月十八日，作为全民办铁路，建设现代交通网的开端，甘肃省第一条县办铁路渭源县小型铁路第一段正式通车。通车典礼在渭源县官堡镇现场举行。马鸿宾到会祝贺。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马鸿宾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第一副省长，同时当选为甘肃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五五年四月，马鸿宾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四月二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马鸿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同日，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马鸿宾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马鸿宾同志虽身患胃癌等多种疾病，年迈体弱，但仍坚持工作。一九六O年，病情再次加重，周恩来总理极为关怀，亲自打电话要求有关方面全力治疗，并派专人送来急救药品，后又接到北京会诊。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马鸿宾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才返回兰州市继续治疗。后来，病情突然急剧恶化，虽经医生多方抢救无效，终于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在兰州市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当日，中央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省长邓宝珊及其他省党政领导人前往医院吊唁。同时，立即成立了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主任委员的马鸿宾副省长治丧委员会，积极筹备治丧事宜。
十月二十四日，甘肃省、兰州市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文化会堂举行公祭。公祭大会由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主祭，邓宝珊、黄正青、马青年、黄罗斌、李培福、蒙定军，王育平、葛维西、胡炳云、周祥初、吴鸿宾、赵元贞、李翰园、马全良、严树棠、孙建峰陪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兰州部队，以及甘肃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送了花圈和挽联。
甘肃省副省长李培福在公祭大会上介绍了马鸿宾的生平事迹。李培福说：“马鸿宾副省长早年参加国民军。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虽然他曾经追随蒋介石一个时期，但是当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他看清了大局，脱离了国民党反动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致力于宁夏和平解放，参加了人民革命事业。”
李培福说：“十一年来，马鸿宾副省长一直跟着共产党走，维护民族团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能够分清大是大非。………近年来，他虽因年迈体弱，但仍关怀全省各项工作，关心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值得称赞的。”
马鸿宾 分别看待的人
民国时期，在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有几股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都姓马，因此被称为“西北群马”。20世纪 40年代后期，在西北诸马中，以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三个军阀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这三马中，马步芳、马鸿逵一直与人民为敌，只有马鸿宾在党和人民的引导下走向了光明。
马鸿宾，字子寅，回族人，
马福禄阵亡时，马鸿宾年仅 16岁，他的叔叔负责抚养他，供他读书。后来马鸿宾成立了由其带领的西宁矿务马队，并从此起家，以后发展为马鸿宾的基本武装力量。1910年，马改任昭武军骑兵营营长，历任甘肃新军司令，军衔升至陆军中将，此间经历过几次战役，他的军事才能和沉着勇敢让叔叔非常高兴。
之后，在很多战役中，他都屡立奇功，而且马鸿宾所到之处以“保境安民”为原则，反对暴政，主张“以德服人”和“谦受益”。他虽然出身名门，少年为官，步步迁升，但他个人生活一直比较俭朴。
1921年马鸿宾升任宁夏镇守使，兼管内蒙三旗军事。此外，马鸿宾还成立了守使署卫兵马队一营。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马鸿宾的叔叔向冯玉祥要求扩充兵力，冯玉祥允许了，马鸿宾于是到处抓壮丁，因此大大扩充了兵力。
1925年冯玉祥准备向甘肃进军之前，曾派人进入甘肃刺探军政情况，对于八个镇守使的底细，打探得较为清楚，并且各加评语，其中对马鸿宾的评语是“面黑若漆，骁勇善战”。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进攻冯玉祥，开战之后，地方遭受战祸，人民怨声载道，马鸿宾于是发起“平番会议”，意在调和。马鸿宾这一倡议很得人心，他也做了大量的努力。尽管后来调和计划流产，但是马鸿宾真心为人民着想的举动给当地人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马鸿宾部被改编为国民军二十二师，马鸿宾为师长。1928年 3月，甘肃马仲英等起事，冯玉祥命马鸿宾只身赴甘调停。但是对方坚决不接受和解。1929年春，马鸿宾由甘回陕。不久冯玉祥派马鸿宾继任宁夏主席。
当时宁夏杂牌军队很多，境内秩序混乱，马鸿宾首先发展了自己的军力，然后对杂牌军队一面安抚，一面打击，不到一年，宁夏的政治就比较清明了。
阎、冯倒蒋失败后，马鸿宾接受蒋介石任命，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七师，马鸿宾任师长，后又被任命为甘凉肃边防司令。
1931年，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随后又正式任命马为主席。8月，西北军暂编第二旅旅长雷中田发动政变，扣押了马鸿宾，后经吴佩孚力劝，雷同意恢复马的自由，但条件是马率部回宁夏。马鸿宾虽未能主政宁夏，但仍为第三十五师师长。1934年奉蒋介石的命令移防陇东，堵击北上的红军。
1935年秋，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陇东，马鸿宾亲自指挥与红军作战，被红军击败。红二十五军顺利到达陕北。
后来，另一支红军经过陇东，交战之后，马被红军击溃。其后又在固原的白杨河与红军遭遇，被红军打垮了一个营。经过几次交锋，马鸿宾受到教训，知道了红军的厉害，不敢轻举妄动了。
1936年西安事变后，全国的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马鸿宾部编为八十一军，马鸿宾升任军长。
1940年 2月底，黄河已经封冻，日军用六七十辆军用汽车，载着军队及大炮，从托克托县附近过河，向西进犯。战斗持续几日后，日军以新民堡为据点，进行“扫荡”战。马鸿宾命令各团利用在沙漠里敌人汽车不能畅行之利，以“磨盘”战术与敌周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常保持五六华里之距离，遇到有利地形和机会，就进行反击。这牵制和损耗了敌人的兵力，为我军的反击提供了条件。后来我军经过几天准备，分别向滩上伪蒙骑兵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几十次交战，伊克昭盟大面积的滩地，全部被收复。
1941年，蒋介石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驻五原、临河一带，以防日军再向河套侵进。是年冬，日军过黄河南，向包头以南之桃力鸣、大树湾等地进行扫荡，与马军遭遇，激战两昼夜，被马军击退。之后，马鸿宾又数次派兵袭击包头以西昭君坟之日本侵略军，并在包头以东，使士兵伪装成老百姓，相机破坏铁道，阻滞日军运行。
1942年，蒋介石又派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改派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加强绥西防务。是年冬，傅作义部攻下蔡灯台的日军阵地，马鸿宾部一七九团马奠邦部攻下史家营子，二○五团攻下新城日军阵地。在抗日战争中，马鸿宾立下了不少战功。
1949年解放军于解放西安之后，迅速西进，
与此同时，马鸿逵两次电催马鸿宾去银川商谈一同逃走，马鸿宾派人去见马鸿逵，说明不愿出走。马鸿逵于是自己走了。9月中旬，解放军向宁夏进军，在兵临城下之时，马鸿宾知道自己再不能拖延，就乘飞机前往包头。当时，傅作义、邓宝珊也在包头，马鸿宾与他们谈了很久。马鸿宾开始想和绥远一同起义，但对起义后的前途未卜，对家属、部下的安全有所顾虑。经傅、邓说明党的政策，他终于打消了顾虑。同时，毛泽东起草、薄一波复电给傅作义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和马鸿逵部分别看待……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和马鸿逵是有区别的……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就在这一天，马鸿宾在中宁县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宣布起义，派其子在协议上签了字。
马鸿宾及所属部队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后，尚有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派了各级干部 300多人，到各师、团、营、连担任政治工作，并改编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军。马鸿宾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以后，马鸿宾转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直至 1960年逝世为止。在这期间，他还兼任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代表、甘肃省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马鸿宾在解放前后，致力于民族团结，特别是甘肃回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内部团结，常以近百年甘肃历史上的民族事件，引以鉴戒，教育各族群众，反复说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伟大，很受人们的称赞。
马鸿逵
马鸿逵(1892～1970)，回族，西北军阀“ 三马”之一，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长达十七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被人称为宁夏的“ 土皇帝”。加授陆军上将衔，曾获得一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抗战时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后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
马鸿逵，乳名三元，字少云，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韩家集阳洼山村，马福祥长子，祖父马千龄，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因劝说马占鳌(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称之为“ 良回”。这就是马鸿逵后来自诩他家“ 不是造反的回回”一语的缘由。光绪初年，马千龄次子马福禄中武举人、武进士。马福禄在对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牺牲后,马鸿逵之父马福祥继承了其兄的职务和部队。马鸿宾是马福禄之子，马鸿逵是马福祥之子。
马鸿逵自幼受家庭重教习武影响，读书习武。18岁人甘肃陆军学堂学习，期间参与反清活动，秘密加入同盟会，被清军逮捕入狱。经马福祥奔走，保释出狱。后马福祥令他人军，任“昭武军”教官，骑兵中营帮带，率部阻击白朗。袁世凯因马鸿逵围剿白朗有功，授其陆军少将衔。后来袁世凯为牵制各路军阀，令送公子人京，马鸿逵亦人京任侍卫武官。“昭武军”奉袁世凯之令，改编为“宁夏新军”，马鸿逵任新军分统，但仍在京担任侍卫。袁世凯死后，马鸿逵继任黎元洪的侍从武官。冯国璋任代总统，马鸿逵因其父与冯是盟兄弟，仍在京任侍从武官。
马鸿逵是国民党军西北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9年，段祺瑞上台后，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1925年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后来马鸿逵参与中原大战，“四马拒孙”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
马鸿逵参与的战争
马鸿逵参与第二次直奉战争
马鸿逵参与中原大战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4路军，任总司令。1927年初，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4军，马鸿逵任军长，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并封他为总司令，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
民国十八年（1929）5月，马鸿逵随韩复榘、石友三在洛阳联合通电反冯拥蒋，蒋介石迅即复电嘉奖，将马鸿逵部十七师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一军，马鸿逵任军长兼六十四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河南省政府委员。拨给军饷30万银元，千余支新枪。民国十九年（1930）蒋、冯、阎中原大战，马鸿逵攻占山东泰安市，升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徐州警备司令。后唐生智、石友三、韩复榘密谋反蒋，韩复榘以徐州为交通枢纽、军事重镇，且与马鸿逵为倒冯投蒋时的契友，联络马鸿逵共同倒蒋，并委派孙桐萱协商，马鸿逵同意反蒋。韩复榘派一个旅进驻徐州，以监视马鸿逵。马鸿逵思虑再三，深感蒋介石势大，倒蒋难以成功，遂向蒋告密。蒋介石得知密报，即采取措施，反蒋遂告失败。马鸿逵得蒋信任，奉令参加围剿红军。所部十一军被蒋介石缩编为第三十一师，师部驻信阳。民国二十一年（1932）蒋介石因马鸿逵“剿匪”不力，大为不满，令刘峙以优势兵力包围马部驻地信阳，双方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马福祥闻讯抱病奔走汉口（时蒋介石在汉口）、信阳之间，为马鸿逵说情，在汉口身染时疾，旧病复发。马鸿逵得知老父为救自己劳累染病的消息，急奔汉口，遵医嘱转北平途中马福祥病逝。蒋介石得报，派员慰问致祭，令刘峙撤军。为“顾念西北宿将”，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路军总指挥，但只准带两个团入宁。
马鸿逵参与“四马拒孙”战争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夏，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又密使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联合拒孙，史称“四马拒孙”。民国二十三年（1934）孙殿英率八万之众西进，经宁夏时马鸿逵、马鸿宾与马步芳结盟拒孙，投入宁夏主力。青海马步芳率兵参加，战况甚为激烈，蒋介石看孙军不支，派轰炸机一架轰炸孙军阵地，宁青军士气大振，孙部溃退河南。民国二十四年（1935）9月，马鸿逵接蒋介石电令，截击北上红军。接电令后即向定边调动人马，并向蒋介石进呈《剿共意见书》，献策乘红军长征初到陕北立足未稳，应立即全力“永绝根株”，蒋介石亲到宁夏布置“围剿”红军。民国二十五年（1936）蒋介石授马鸿逵陆军中将衔。马鸿逵再次向蒋介石进呈《剿共意见书》，马鸿逵部在盐池县与红军激战，红二十五军攻盐池后连克定边、安边、豫旺，马部一触即溃。马鸿逵到吴忠堡给部下面授机宜，如红军强大不能抵抗时就放弃河东，坚守河西，保守宁夏。奉蒋介石之命，令所部在同心、豫旺、韦州、金积、灵武等地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地方构筑“防共碉堡线”，共构筑碉堡220余座，蒋介石特加授马鸿逵陆军上将衔。
马鸿逵参与抗日战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卢沟桥事变”后马鸿逵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大量征兵。派第一、二骑兵旅参加绥西抗战。民国三十四年（1945）蒋介石授予马鸿逵胜利勋章，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并配合马步芳的军队作战。
马鸿逵参与内战
1947年马鸿逵为配合胡宗南重点进攻延安，组织宁夏兵团并兼任总指挥，向盐池、定边、靖边等地进攻，蒋介石授予马鸿逵一等云麾勋章。马鸿逵发布《告宁夏全省民众书》反共总动员令，并二次出兵包头，与解放军作战。12月底，国民党政府准马鸿逵“回籍养病”，其次子马惇静代理宁夏省主席。1949年郭寄峤因贪污横行，引起各方不满，在甘肃无法立足。马鸿逵和马步芳在青海民和享堂会晤协商，商定互相推举，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任甘肃省主席。并商定组建“宁青联合兵团”，在陇东阻击西进的解放军。回宁夏后组织宁夏兵团，向陕西咸阳、乾县进兵。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后不履行享堂诺言，7月马鸿逵到台湾购置房产后飞抵广州，控告马步芳欲自兼甘肃省主席。返回后在甘肃静宁召开的“青宁联合兵团”军事会议上发觉马步芳想让宁夏兵团打头阵，立即电令所部退守宁夏，青宁联盟破裂。8月，国民党行政院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解放军逼近西北，兰州解放，马鸿逵乘飞机去重庆，将军权交给儿子马敦静。
马鸿逵统治的宁夏
1929年11月，马鸿逵从信阳北上赴任。主政宁夏后马鸿逵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宣布清丈地亩、整理金融、建立保甲、“围剿”红军为四大治宁方针。颁布《清丈地亩条例》，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清查核实地亩。颁布《宁夏省各县保甲人员服务规程》，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实行连环具结的保甲制度，防范红军。在宁夏银行私印纸币345万元，强令百姓用手中旧币折半兑换新币。
参加抗战的时期，马鸿逵曾经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大量征兵。
马鸿逵主宁期间，注重创办地方教育，遵父遗嘱，民国二十三年（1934）用马福祥遗产建成宁夏中阿学校，在家乡创办以马福祥字命名的“云亭中学”。成达师范第一届留学埃及的学生出国时，他赞助白洋5000元。组织军队用两年时间修成长130多里、灌田20多万亩的“云亭渠”。马鸿逵的宁马军队，士兵将官也要求“识字三千”。
马鸿逵的最后岁月
马鸿逵公馆
马鸿逵在永宁县王太堡曾建有两座公馆。现在宁夏农科院农作物研究所所在地，当年是马鸿逵四夫人刘慕侠的公馆，人称“四太太公馆”，也叫“东公馆”；现在的宁夏农学院所在地是马鸿逵的嫡母马载德、庶母马书诚的公馆，人称“老太太公馆”，也叫“西公馆”。
宁夏王：马鸿逵
（1892～1970），乳名三元，字少云，回族，临夏县韩集阳洼山人，马福祥长子。自幼读书习武，18岁入甘肃陆军学堂学习，后入军任“昭武军”教官、京师，侍卫武官等。西北军阀“三马”之一，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长期在其父马福祥统率的宁夏地方军供职。曹锟任总统时，准马福祥组建第五混旅，马鸿逵回宁夏任族长，后历任国民联军第四路军司令兼第七师师长（1926），第四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1927），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徐州警备司令（1930）。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６年授国民党陆军上将军衔。抗战爆发后，任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委员长西北行营副主任等职。1949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未上任。任宁夏省主席长达十七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
八岁见慈禧，羽翼丰得志
马鸿逵，1892年3月9日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县）韩家集阳洼山村。祖父马千龄，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因劝说马占鳌（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称之为“良回”。这就是马鸿逵后来自诩他家“不是造反的回回”一语的缘由。光绪初年，马千龄次子马福禄中武举人、武进士。
马鸿逵父亲马福祥先后任清政府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绥远都统。1925年，依附冯玉祥，任西北边防会办（冯为督办）。1928年，马福祥转投蒋介石。1932年病卒于涿州琉璃河旅途中。其政治手腕灵活，长于交际，善于游说，常以在政争中当“调人”自居。这些都为马鸿逵进入军界政坛打开了广阔的门路。
马鸿逵8岁在西安行宫中得见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小德张。12岁，其父马福祥以1000两纹银为他买得“蓝翎知县”虚缺。
1914年至1917年，马鸿逵在北京先后为袁世凯、黎元洪当侍从武官，对统治阶级最高层官场的活动颇多了解。袁氏称帝，马福祥错估形势，上京劝进，被封为男爵。及张勋复辟，马福祥通电拒绝复辟“朝廷”委其的甘肃提督的任命。此后马氏父子对前事讳莫如深，对后事则大肆宣扬。其时，马鸿逵还悄悄离开北京，跑到天津，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当了讨逆军的中将参谋。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欲收马鸿逵为羽翼，拨给日式轻重武器及经费6万元，授他为第五混成旅旅长，令其扩编宁夏新军。
先附冯后投蒋，左右逢源军阀间
1925年3月，冯玉祥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开始着力经营张家口以西地区。马福祥父子迫于冯军势力，仍采取以退求存手法，对冯表示顺从。马福祥将绥远都统交给冯军大将李鸣钟，自己担任了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其部队则交马鸿逵带领。冯为安慰马氏父子，委马鸿逵为第七师师长。
1929年春，蒋介石一手包揽大权的编遣会议和国民党“三大”召开之后，新的军阀战争开始酝酿。
1929年5月，冯玉祥决定反蒋，命所部由山东、河南向郑州、洛阳集中。
马鸿逵为摆脱冯玉祥的军事围困，率兵东走郑州；并沿途炸毁桥梁，以阻冯军追击。郑州是冯玉祥军需供应中心。马鸿逵在此获得大批军火、粮草。冯玉祥为扭转局面，屡电马鸿逵，温婉慰劝，望马部归返。蒋介石闻讯后，即派钱大钧、贺耀祖、邵力子等前往郑州宣慰，给马鸿逵带去百万元的重赏，并在南京召见马。款待马的宴会，甚为隆重，宋美龄及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均出席。最后又拨款几十万补充马的部队。因此，马鸿逵决心投靠蒋介石；不久，马部奉蒋介石之命调驻徐州。
当时，蒋、桂大战结束，蒋介石正准备收拾冯玉祥。接到马鸿逵等人的电报，蒋介石好不高兴。冯玉祥这几个得力干将的反戈，无疑给自己取得胜利增添了举足轻重的砝码。
蒋介石立即复电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人，对他们进行嘉奖，并将马鸿逵第十七师扩编为讨逆第十一军，任命马为军长兼六十四师师长和郑州警备司令，还拨给军饷30万银元，作为奖赏。
原来，冯玉祥准备拉起队伍和蒋介石大干一场，因为韩复榘等人的反叛，他的反蒋计划被全部打乱，最后不得通电下野。
1930年4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原大战爆发在即。为了讨伐李宗仁，蒋介石调安徽省主席石友三南下赴粤作战。而此时，石友三、韩复榘却被唐生智收买，暗中密谋，准备配合桂系，对蒋介石实行南北夹击。
当时，马鸿逵驻防徐州。韩复榘素与马鸿逵关系不错，他把与石友三共同反蒋的事告诉了马，并约他一道参加。
4月的一天，韩复榘派部下孙桐萱与石友三、马鸿逵在徐州秘密召开会议，决定一致行动，共同反蒋。韩惟恐马中途变卦，还派了一旅人开驻徐州，对他进行监视。
那天散会后，马鸿逵心里一直不踏实，他不太愿意掺和到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反蒋活动中去，觉得老蒋对自己也不错，靠上这棵大树，日后也好飞黄腾达。但他又碍于韩复榘面子，会上没有表示反对态度。回到家里，马鸿逵思前想后，决定向蒋介石告密。
第二天一大早，马鸿逵秘密离开徐州，乘车去了南京。
那天，蒋介石正在办公室里闭目养神，听秘书进来报告，马鸿逵来访，说是有要事禀报。蒋介石觉得奇怪，便说：“要他进来吧。”
马鸿逵一进办公室，还没有落座，便把韩复榘等人准备反蒋投唐的事，一五一十，全都抖了出来。
听完马鸿逵的汇报后，蒋介石眼睛都气绿了。他对马鸿逵夸奖了一番，要他先回去。
马鸿逵一走，蒋介石马上做了部署。他不露声色，一面稳住韩复榘，把石友三部调到蚌埠、浦口一带，分裂韩、石联合。一面急调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唐生智发起了进攻。
就在蒋、唐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通电反蒋，并在浦口炮轰南京，同时迅速将部队北撤，向韩复榘靠拢。
韩复榘开始还蠢蠢欲动，意欲会同唐、石共同反蒋。后来见蒋介石突然行动，且局势对唐极为不利，没敢贸然动手。
战局的变化，使得韩复榘的态度随之改变，由拥唐很快转为反唐。这样，唐军在许昌、漯河一带陷于孤立，最后被蒋打垮，全军覆没。
打垮唐生智后，蒋介石扬言要找石友三算账。马鸿逵又假惺惺地请出其父马福祥在蒋介石面前奔走调停，又要石友三向蒋悔过。老蒋考虑，当时正是用人之时，不好得罪太多人，便接受了马福祥父子的建立，将石友三所部划归韩复榘指挥，免予处分。
没过多久，蒋介石作为奖赏，调升马福祥为安徽省主席，同时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命令马鸿逵同韩复榘守备山东。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马鸿逵奉命，率部向阎锡山占据的泰安发起进攻。经过激战，攻占泰安，将守城阎军官兵全部俘虏。
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获胜而结束。蒋介石论功行赏，任命马鸿逵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下辖六十四师和七十二师，另有教导团、炮兵团、骑兵旅及独立第六旅等直属部队。至此，马鸿逵的兵力大增。
1931年1月，蒋介石“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调马鸿逵部到河南许昌、漯河一带。马鸿逵设总指挥部于信阳，指挥其部参与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但他鉴于黄杰和曾万钟部俱被红军击溃、岳维峻被红军活捉，一度装病，迟迟其行，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后又发生刘峙部包围马部的事件，主要原因是马鸿逵丢失了鸡公山，堂堂“国军”败在了共产党的一支游击部队手下，不能不使身为河南绥靖主任的刘峙大为震怒。后由马福祥出面斡旋才罢休。
星夜兼程返老巢，扩军独裁敛钱财
1932年8月，蒋介石已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但马鸿逵希冀任河南省主席一职，长期滞留中原，宁夏省政由他人代理。蒋介石亦曾有意给他河南地盘，后来因刘峙报称马鸿逵贻误军机，蒋介石改变主意，不仅不发表新职，反以刘峙压迫马鸿逵，马处境窘迫呼援无门（马福祥于1932年夏死）。恰这时甘、宁政局紊乱，蒋介石要他回宁夏就职，于是急急赶回西北。
离开河南时，接蒋介石的命令，马鸿逵部队基本不动，由马鸿宾接带，马鸿宾在宁夏部队则交马鸿逵，双方互换番号。马鸿逵借蒋允其可带直属部队返宁为理由，连夜选拔精壮人员，密藏优良武器，于隆冬寒天，将部队运往包头，再由包头步行，星夜兼程进驻宁夏。留在河南的队伍，只是一些老弱病残而已。后马鸿宾又托词留在了宁夏。此后，两马之间为利益和军饷产生了许多矛盾。
1933年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职务。他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制定公务员“行为准则”的八项要求，甚至连官吏、职员的着装都有规定（必须一律短装）。马鸿逵真正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他的一切活动无不是以“抓兵”、“抓权”、“刮钱”为目的展开的。
为了独自控制地方政权，马鸿逵处处安插亲信。宁夏当时交通落后，生产极不发达，加上位置边远，蒋介石感到无须控制太严，决定宁夏省政府委员、各厅、处长，除教育厅长外，其他均由马鸿逵自行提名保荐。
尽管如此，马仍然一连赶走了五个国民党政府派来宁夏的教育厅长，最后由他自己保荐亲信杨作荣上任。马鸿逵以军管政，以政管党，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及各县党部，都在他的操纵之下。
马鸿逵在宁夏长期实行所谓“合署办公”，其总司令部和省政府主管各部门的人员，每天早上到马的办公室外等候召见。前者出，后者进，依次问安、汇报、请示。马鸿逵高坐太师椅上，根据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他的办公桌旁不另设椅凳，召入者只能站着回答，如同蒙童背早课。僚属们谓这种做法为“上朝”。马遇事外出，军政事务则由其次子马敦静代行。马敦静每于此时昂然出入省政府办公厅，执笔乱批公文，各属官恭敬听命之态，一如对马鸿逵本人。
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被称为“宁夏王”。
马鸿逵主政宁夏伊始，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12000人，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不久就壮大至数万之众。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建议加大进剿红军的力度。同时，马鸿逵将全省划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
整个8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战8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过了8年土皇帝的生活。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而欢庆的时候，马鸿逵却痛心疾首地说：“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中国不亡于日本，要亡于共产党!”
两马交恶
马鸿逵与马鸿宾是叔伯兄弟。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禄与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是同胞兄弟。马鸿宾是马福禄的长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马福禄在北京正阳门激战中阵亡，他的部队便由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统带。
马鸿宾当时只有16岁，从此便跟着叔叔马福祥长大。马鸿宾少年老成，能武能文，温文尔雅，与马鸿逵骄横粗暴、不可一世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因而马福祥非常宠爱这个侄子，人前人后夸奖他，说他将来必成大器。父亲对这位堂兄的宠爱，久而久之，便引起了马鸿逵的妒忌，兄弟间往往因小事发生龃龉。后来，马福祥对马鸿宾扶植提拔甚于马鸿逵，因而两人矛盾越来越深。
马福祥在宁夏当护军使时，马鸿逵任昭武军骑兵营长，而马鸿宾已升为昭武军统领，为此马鸿逵很不服气，是常带人与马鸿宾手下的人打架斗殴，为此，马鸿逵常常受到马福祥的责备，认为他过于霸道。后来，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时，又保荐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并将所辖部队全交其统辖，这更引起了马鸿逵的不满。
1924年，冯玉祥逼迫马鸿逵率部离绥远撤至宁夏。马鸿逵带着部队来到宁夏边境磴口时，遭马鸿宾拒阻。马鸿宾不想马鸿逵靠近宁夏，担心他的部队扰民。马鸿逵只好驻扎在磴口县三盛公一带。那里靠近沙漠，居民稀少。时值隆冬，气候恶劣，风沙很大，部队露宿野外，没有粮饷，又冷又饿，非常狼狈。马鸿逵一气之下，要带着人与马鸿宾拼命，兄弟二人几乎兵戎相见。最后，马鸿宾作了让步，在烟亩税款内给了马鸿逵10万元，让他解决部队的军饷，这才避免了一场大冲突。
1933年，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后，为报昔日磴口被拒之恨，他命令部下数月不给马鸿宾部队拨饷，对马鸿宾的第七师驻地限制也十分严格。马鸿宾不得不将部队移驻金积县。
金积县长杨思和又奉马鸿逵之命，不准七师直接向地方摊派粮饷，一切要通过县政府安排。这些，引起七师官兵普遍不满。
七师有个叫冶成章的旅长，一天气冲冲地来找马鸿宾，对他说：“马师长，您就下命令吧，我们不能再这样忍气吞声了，部队现在连一顿饱饭都难以吃到，还怎么能打仗！”
马鸿宾摆了摆手：“我们不能动武，省主席不给我们粮饷，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嘛。”
后来马鸿宾无奈，只好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蒋以第七师直属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军饷直接由南京划拨，问题才得以解决。
还有一次，马鸿逵接到命令，将这批壮丁征齐后，全部补充给了自己的部队。然后在他的部队中，挑选了两个团官兵约计3000人，拨给马鸿宾。
马鸿逵的如意算盘是，他将自己部队的这3000人给了马鸿宾，日后这些人必定会听自己的使唤，而且他们还可以去影响其他人。那么时间一长，这支部队就会为自己所掌控。
马鸿宾当然不是傻子，他看出了马鸿逵的阴谋，对拨去的军官们说：“我们缺的是兵，军官很多还安插不完，你们休息好了准备回去。”
于是，这3000人中，士兵被留下分散到各营连中，军官则被送回去了。
马鸿逵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有一年，马鸿逵弄了一批烟土分给所属军官享用，给马鸿宾部属也送去一万多两，并开列有分发名单。马鸿宾拿到烟土后，并未照名单发给。此事被马鸿逵知道后，他便趁机鼓动马鸿宾的部下造反：“我明明开好了名单，每个都有份，你们的军长却中饱私囊，自己独吞，真是太不像话。”
这样一煽动，便有些人对马鸿宾产生不满。
1948年，马鸿宾升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他担任的八十一军军长一职准备由其三子马靖接替。
马鸿逵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告诉了马鸿宾一些老部下，对他们煽动说：“你们这些老将，跟着马鸿宾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可论功行赏什么却没有你们的份！”
这些人开始还不相信，没过多久，南京政府任命马靖为军长的命令发表了。
一些跟随马鸿宾多年的几个旅长如马玉麟、马培清、冶成章等人，便在马鸿逵的策动下，先后脱离马鸿宾，投靠了马鸿逵。他们在马鸿逵那里，被委以参议、司令等高级职务。
马鸿宾对马鸿逵这种挖墙脚的做法非常反感，但也无可奈何。
勾心斗角
马鸿逵与马鸿宾的关系非常糟糕，与西北另一马———马步芳也是互相利用，勾心斗角。
1948年4月，马鸿逵带着他的四姨太刘慕侠到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时，宋美龄拉刘慕侠去吃饭，席间她对刘说：“
当刘慕侠将这个消息告诉马鸿逵时，他非常高兴。国大会议一闭幕，他便急忙飞往兰州，然后去了西宁。
听说马鸿逵要来青海，马步芳不敢马虎。马鸿逵到西宁后，马步芳设宴热情招待，还在省政府中正常召开欢迎大会，对马鸿逵大肆吹捧了一番。
会上，马鸿逵发表讲话说：“甘、青、宁原属一家，我们又都是家乡人，彼此不是亲戚便是故旧，关系很深。目前家乡之事，我们不来管，谁来管？我们应当精诚团结，一致对敌，保卫西北。”末了，马鸿逵又故作谦虚地说：“我已年老，子香主席年富力强，正在有为之时，我情愿作为参谋从旁帮助，希望他把西北的事情担当起来。”
一番话说得马步芳心里暖洋洋的。
马鸿逵在西宁期间，马步青、马步芳亲自陪同参观、游览，他们还就有关西北的军政问题进行了商谈。此间，马鸿逵曾对马步芳说：“你来出任西北军政长官，我愿从旁帮助，共同防御共产党。”
马步芳笑着说：“你来领导我们吧，你怎样说，我们怎样办，一定听你的。”
马鸿逵故作姿态，试探马步芳。马步芳心照不宣，也不点破。
两马各怀鬼胎，同床异梦。
显赫威风随风去，分崩离析死异乡
1949年5月，马鸿逵应代总统李宗仁电召，带着四姨太刘慕侠和少数随员，由银川直飞南京。对于西北军政长官，争得最厉害的就是马鸿逵和马步芳两人。李宗仁也很头疼，马鸿逵当长官，马步芳不服；马步芳当长官，马鸿逵也不服，不如由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出任。谁知这番意见刚说出口，马鸿逵连连摇头，理由是马鸿宾年老昏聩且“剿共”意志不坚，等等。李宗仁看无法谈下去，只得先请他回行馆休息。
很快，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趁着解放军还没有进城，马鸿逵急忙搭乘最后一班京沪火车，然后转道上海飞向兰州。
在兰州逗留的时日里，马鸿逵大肆活动，又电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但均遭拒绝。接着，其派驻广州的亲信向之密报了白崇禧已决定支持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的消息，又惟恐二马各不相让，授意由马鸿逵出面保荐马步芳当长官，过一阵后，再由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这样安排，虽然距离马鸿逵原先期望太远，但好歹甘肃地盘也是他垂涎已久的。
马鸿逵于是顺水推舟，再约马步芳在宁青交界处的享堂进行会晤，谈妥互相荐保，以示团结，并一起出兵合攻陕西。马鸿逵主动表示愿意给马步芳当个参谋，从旁协助。马步芳也假惺惺地谦让说：“老爸爸(西北回族对长辈的称呼)，你领导我们，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办。”为了表示亲上加亲，马鸿逵还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马步芳胞弟马步青的儿子。回兰州后，马鸿逵还自我安慰地对部属说：“长官是虚衔，主席是实缺，有地盘，有实权，将来可以多征兵。”
二马入陕，部队不堪解放军迎头痛击，顷刻溃败。而马鸿逵眼巴巴等待兑现的“甘肃省主席”支票，也因马步芳蓄意由自己兼任而泡了汤。马步芳还想把甘肃省主席留给自己的儿子马继援，青海省主席由亲信马骥接替，以实现甘、青一体化。
在兰州坐等了两个多月的马鸿逵忍无可忍，痛骂马步芳背信弃义。宁、青二马的矛盾白热化了。接着，马鸿逵坐飞机去广州，找行政院长阎锡山大发牢骚。阎锡山只会打哈哈，李宗仁又提出了让嫡系将领刘任来当甘肃省主席。
马鸿逵彻底失望，索性又飞台湾，去草山向蒋介石哭诉。蒋介石倒是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当面答应不久便明令发表他的“主席”任命。岂料粤、台之行，也使马鸿逵看透了前景，从蒋介石居住的草山回到台北市后，他向部属说：“老蒋这个时候才叫我到甘肃去，他早作啥子呢?”马鸿逵于是当面向蒋介石拍胸脯，背里却嘱亲信在台湾、香港两地购置房屋，并托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将他历年来搜刮宁夏人民的血汗所得，变成黄金，源源运往香港。
不料就在离开广州的前一天午夜，已将《古兰经》放在行李中藏妥的马鸿逵突然变卦，将亲信们从床上叫起来说：“我们明天飞宁夏，不去兰州。我想，与马步芳同去兰州，他必定会把我扣起来，强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有杀害我的可能。我们如果去兰州，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你们快收拾，天亮我们就走。”这是他考虑半夜的结果，亦是对马步芳为人的透彻观察，亲信们都连连应和：“还是老主席想得周到。”
天刚放亮，马鸿逵一行不顾马步芳随员的再三劝阻，直接飞宁夏，与马步芳公开决裂了。
消灭马鸿逵集团，解放宁夏的任务，则是由杨得志第19兵团完成的。其时，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仍企图作困兽之斗，以银川为中心，依据黄河天险，在南起靖远、同心，北至金积、青铜峡、灵武地域内，构成两道防线，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统一指挥，妄图阻止我军解放宁夏。
毛泽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使生灵尽量少遭涂炭，曾对西北解放军下达过“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甘肃解放了，宁夏成为下一个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大军开始挺进大西北，向宁夏进发。解放军兵临城下，忠告马鸿逵弃暗投明，不要步马步芳后尘，诚心诚意给他提供了多次弃暗投明的机会。傅作义从包头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不避艰险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兰州解放后，兰州军管会领导韩练成特别派人送来亲笔信，要他认清大势。
然而马鸿逵始终不相信共产党会宽大处理他这个战犯，仍执迷不悟，发出“打光、烧光、放水”的叫嚣，裹胁部下作困兽之斗。
马敦静集结所属128军、11军凭借金积和青铜峡的险要地势与19兵团决战，指示部下准备掘堤放水，陷金积、灵武、吴忠堡地区以成泽国，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又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
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到猢狲散。宁夏兵团斗志全无，士兵成批逃亡，军官们向我军发出求和电报。到了19日晚，马鸿逵在重庆用电台与宁夏的部下联系，得知诸将已发出求和电报，便要与他们讲话。结果，没有一人与他讲话。此时的马鸿逵仰面惨笑，继而嚎啕大哭。马鸿逵在选将的时候，能不能打仗倒还在其次，关键标准是看部将对马家是否效忠。生死关头，马鸿逵父子把众将撇下，只顾自己逃命，让留守火线的部将甚是心寒。于是，在宁夏战役后期，马家军的官兵，甚至军、师级的高级将领，主动与解放军接洽，联系投诚的人络绎不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此，“宁夏王”马鸿逵苦心孤诣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土崩瓦解。
宁夏解放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9月中旬，在宁夏军政当局决定和平起义之前，马鸿逵向蒋介石的专机组要了一架运输机，飞抵银川机场来接高级军官的家属，被参加和平解放宁夏的十一军军长马光宗扣留，移交给接管银川市的解放军。驻守机场的解放军某连队指战员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真飞机，他们怕它飞跑了，就用绳子把机翼像包装托运大件一样捆扎起来，另用一根绳子一头套着机身，一头挂在大树上。他们以为飞机翅膀绑着、机身挂在大树上，它再有本领也飞不动了。
驾驶这架飞机的正驾驶员叫毛昭宇，他是国民党空军司令毛邦初的侄子，又是蒋介石前妻毛氏的亲戚，所以国民党方面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十分关心。但不几天重庆方面就得到消息，说飞机已安全逃到了汉中机场。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毛昭宇对守卫机场的解放军说：“飞机要定时发动，长时间停着要坏的，你们可以派人同我一起上飞机看守着，我把它发动一阵就下来。”连长认为他是好意，就同意了，并派两名战士押着他上飞机。毛昭宇说：“我一人不行，机组都要上来，各有各的干。”两名连队干部也一同上去。毛昭宇把飞机发动后，立即加大油门，沿着跑道呼啦一下冲上天空，绳子哪能对付这一股力量。飞机爬高到数千米后，毛昭宇接连飞出几个特技动作，机上两名连队干部没有经受过飞行训练，在舱内不知所措，已无力制止敌人了。
宁夏解放后，马鸿逵躲在重庆歌乐山下的连家花园里，好多天称病不出。有一天中午，连家花园乃至小镇的里外都突然戒备森严，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蓝衣社特务们，如临大敌。不多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乘车先到，即率警卫人员进花园里和住宅内布哨。接着又是一串高级小轿车鱼贯而至，下车的是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最后是一辆黑色林肯牌防弹加长轿车飞驰直接驶进花园大门，走下车的蒋经国和钱大钧二人。这时俞济时请马鸿逵把自己的警卫人员撤走。又过了一会儿，五辆一式黑色林肯牌防弹长腰豪华座车缓缓开进连家花园，第一、二、三、五辆车为随从和特工人员，从第四辆车上先走出花白头发的阎锡山，接着出来的是蒋介石。蒋、阎二人没有走向客厅，而直接步入马鸿逵的卧室，原来是蒋介石和阎锡山来“探病”了。
蒋介石进入马的住房后，肥胖不堪的马鸿逵忙爬起身，就势溜下床来，跪地抱住蒋介石的腿，连哭带泣地说：“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蒋介石俯身拉搀，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阎锡山则仍旧打哈哈：“没啥，没啥，从头再来。”
最后，蒋介石当面关照马鸿逵去台湾，且指定要乘中国航空公司或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不许去找陈纳德。马鸿逵事后慨叹道：“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去台湾之前，马鸿逵曾派部下去广州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骗领宁夏军费，财政部则以宁夏局势不明拒付。马鸿逵又得知宁夏省财政厅科长雷云清从重庆领到一笔行政经费，约现洋5万元，折合黄金约1700两。马鸿逵即以省主席名义将其扣留私吞。另外离开宁夏时带出的黄金400两和9000元银圆券办公费，也被他中饱私囊。
这次飞行充满了艰险，令马鸿逵一生难以忘记。马鸿逵以1．7万银圆券从中国航空公司包租一架“空中行宫”式60座客机。当飞到湖北上空时，地面已经解放了，由于解放军用高炮对空射击，飞机只得爬高飞行，飞机颠簸，机身颤动，马鸿逵他们以为飞机被炮火击中，顿时紧张万分，纷纷向主念“讨白”。
马鸿逵到了台湾，原国民党西北军政要员郭寄峤与马步芳父子等纷纷责其要对西北败局负责。受命为“国防部”次长的郭寄峤，在马鸿逵前去祝贺其乔迁新居时竟拍桌大骂，马只好忍辱徐退。当晚，宪兵到招待所搬出马的行李，令其自寻旅社。 后来台湾当局又公开发表给予他“撤职查办”的处分。马鸿逵处境艰难，自谓“落得在台无容身之地”。他心灰意冷之下，设法请准“赴美就医”。
儿孙对簿公堂气死马鸿逵
１９５０年２月，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马鸿逵从台湾驻澳门办事处领到“中华民国护照”，即携带在港眷属赴美。但出国护照只有６张，陈纳德又请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帮忙，将马鸿逵的妻妾邹德一填表为“秘书”，赵兰香填表为“表妹”，刘慕侠填表为“夫人”，办好了赴美签证，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抵美后，马鸿逵先住旧金山，后迁至洛杉矶郊外购置房产定居办起一家“普马拿”牧场，以养马为业。
马鸿逵后半生漂泊异国他乡，虽然钱财不缺，生活富裕，但由于妻妾争吵、子孙不孝，家庭很不幸福。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二次会议，马鸿逵以尚存的“国大代表”资格打算返台出席，忽闻“监察院”委员苏锦泉提出弹劾，说他已被“撤职查办”，不能与会。收拾好行装的马鸿逵只好却步。１９５６年，五姨太邹德一为了结束在这个是非家庭中的痛苦生活，要求离婚，马鸿逵无奈，只有同意离婚。刘慕侠只知把持家政，对马鸿逵并不关心。唯一对他如往常的，只有六姨太赵兰香，仍像丫环一样地侍奉着马鸿逵。
到了１９６０年，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又因财产问题对簿公堂，后竟将马鸿逵也告到了美国法院。马鸿逵一辈子从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悲愤交集，倒卧病榻，从此一病不起。
１９７０年１月１４日夜，洛杉矶上空飘起了少有的凄凄细雨。此前动过心脏手术才出院不久的马鸿逵，自感“归真”的时限已在迫近，于是挣扎起床，让家人帮他端坐室中，等候真主的召唤，并谆谆叮嘱刘慕侠，一定要把他的遗骸送回祖国。临终前，马鸿逵反复吐着含糊不清的话语：“我死也要回去……”是夜，马鸿逵病逝，终年７８岁。
遵照他的临终遗言，在其去世后，六姨太赵兰香只身护送马鸿逵的遗体去台湾，埋葬于台北县三张犁回教墓地。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二马：马步芳、马鸿逵
“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毛泽东评马步芳、马鸿逵
当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但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
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
“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电文中的“胡”指胡宗南，“马”指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马”、“二马”、“两马”、“青、宁‘二马’”都是指的马步芳和马鸿逵。
6月中旬，解放军第18、19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马”集团决战。
彭德怀将详细德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
“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
人们可以感受到，从来往文电的字里行间，从对麾下爱将的反复叮咛中，毛泽东流露出对“二马”的高度警觉。
解放战争中，甚至连全副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都不如何瞧得上眼的毛泽东，为何对偏处西北苍茫戈壁的“二马”，如此小心翼翼呢？
红军对二马产生轻敌思想
毛泽东对西北“二马”的了解，主要是在红军长征后期。
1935年9月，已经取得红军实际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
蒋介石即刻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同时调集了5个骑兵团装备精良，协同尾追红军。
红军行进神速，
对这部分尾随的骑兵打还是不打？当时有些红军指挥员不主张打。部队里也风传着种种关于骑兵如何“厉害”的流言。
“红军长途行军已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
林彪亲自向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做了战前动员：
“我们过去一直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可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其实这六条腿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打起仗来，骑兵的目标大，容易瞄得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少了几腿，大大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下了马鞍子，最怕受到袭击。我们要发挥红军勇猛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来消灭敌人的骑兵。”
毛泽东觉得决不能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来，加之前不久刚刚在甘肃静宁界石堡消灭东北军3个骑兵连，下决心要打。
“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们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
于是，中央红军4个纵队布下口袋战术，严阵以待。
毛泽东在视察阵地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战后，毛泽东特致电彭德怀，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非常谦虚，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在后来的红军的西征中，彭德怀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与马鸿宾、马鸿逵骑兵作战，大有斩获，缴获战马数百匹，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根据地。
西征时，红1军团攻占曲子镇，歼灭马鸿逵第105骑兵旅的经历最有代表性。第105骑兵旅旅长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是马鸿逵的爱将，人送外号“野骡子”。
这时，聂荣臻和左权来到阵地，忙命令调整战术，令战士守住突破口，同时把其他部队撒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将兵力、火力重新编组，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经过改进战术，仅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攻了进去。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攻下了曲子镇，活捉了敌旅长冶成章。
几次对骑兵作战的胜利，无形中使红军尤其是高级将领中，产生了“骑兵不过如此”的轻敌思想，不久在红军西路军中，吃尽了“二马”骑兵的苦头。
西路军渡河遭重创(1)
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也曾布兵阻击长征的红军，但那只是象征性的，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目的是保存实力，保住地盘。
可当红军要在他的地盘建立根据地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了。
西路军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团等3个军共21800余人组成，由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他们的任务是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苏联的路线，在战略上配合陕甘红军。
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苦衷。
此时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西路军西进过程中，一来可以打通到新疆的通路，取得苏联援助给中国工农红军的军用物资，二来可以调动国民党军队，陕甘红军乘机可以东出或南出，打到比较富庶的山西去。
不过，这些都没有通知西路军。
马步芳这次是真急眼了，唯恐老巢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
徐向前、陈昌浩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向西挺进，左纵队红9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红30军和红5军乘虚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大步西进。
马家军利用骑兵行动快速、飘忽的特点，在古浪对西路军左纵队发动突然袭击，红9军首长因麻痹轻敌，没有及时突围，而是和马家军硬拼，结果红9军损失近三分之一，军师首长也牺牲数名。这是西路军渡河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对部队士气打击极大。
在西进途中，忽然接到中央来电指示，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一带创立巩固根据地，以策应陕甘红军。
永凉一线以至整个河西走廊，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而走廊的平川上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从地形上看，难以建立根据地。
河西是马步芳起家的根本，他有一句口头禅：“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也难怪，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
因此，马步芳不惜动用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投入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并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先后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25000人，是西路军的6倍。
“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
沿途的马家军都接到相同的电令，已经占领永昌徐向前也破译了这份电文。
按照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试图站稳脚跟，创建根据地。
根据以往的经验，创建根据地一是要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
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凭着战士们枪上的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
马步芳在永凉一带与徐向前、陈昌浩艰苦鏖战正酣的时候，爆发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
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要求红军主力出动，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为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放弃了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同时令西路军东返。
此时，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正等着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马步芳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徐向前等多数人认为西路军应乘虚西进，陈昌浩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河东进击。陈昌浩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回电，认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利与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徐、陈正准备拔营向东，军委又于
于是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
坚守永凉时近两月，西路军的兵力已降至15000人。
马步芳已经察觉，没有后方补给的西路军已是疲兵屡战，便放心地派兵围追堵截。马家军的骑兵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马家军的民团游行似地要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红军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在马家军的包围圈中生存。
西路军渡河遭重创(2)
西路军则建议军委，为了挽救西路军，让河东红军过河配合，东西合力，夹击马步芳。但军委认为河东已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独立完成任务。
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剩余的红军部队向驻在倪家营子的红30军靠拢，防止敌人各个击破。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南部，分上、下营子。徐、陈将西路军剩下的１万余人，全部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红30军扼守西南方向，红9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椭圆形防御圈环。
马步芳对陷入困境的红军发起了集团冲锋，极度困乏的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仍然令他心有余悸。没有子弹，步枪几乎失去作用，红军战士把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攻入敌军，挥动一切可作为武器的物件与敌厮杀。不仅轻伤员，重伤员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其中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者不胜枚举。
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徐向前决定指挥剩余的西路军决定东返自救，并在西洞堡一举歼灭马家军西宁宪兵团，歼敌800多人，缴获一批战马和武器弹药。党中央为了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令西路军停止东返。
陈昌浩因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感到压力重大，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与陈昌浩吵了一顿，没有结果。
此时中央来电，支持陈昌浩，要西路军再固守50天。
于是全军只得二返倪家营子。马步芳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迭，步步推进，而红军驻地房倒屋塌，水井被填，吃住更加困难。敌人将红军前沿围子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与红军后方部队激战。
3月中旬，西路军撤进祁连山之后彻底失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潜返陕北；余部由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红30军政委李先念等组成工委领导，分头行动；西路军所剩近3000人分3个支队和若干小分队分散游击。
红军西路军的惨痛
西方有句谚语：当失败成为一种宿命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
所以，西路军的失败，就更显得悲壮。
当然，西路军的失败还有天时、地利的因素，也有马家军凶狠残暴，陈昌浩患得患失、一切唯上等原因。但无论怎么说，马步芳是西路军失败的最大受益者。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 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
过去，只是对马步芳的残暴凶狠有所耳闻，通过西路军的遭遇，有了切身的体会。
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收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
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把西路军从马家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想尽了办法。
面对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的告急电文，毛泽东和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马家军停止军事进攻外，并于
西路军失败后，为保存西路军余部，
1937年4月，西路军剩下的700多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从安西星星峡退入新疆。执行分散游击的部队中，李先念运气很好，没多久就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了他们。
1937年底，林伯渠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1500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原来，马步芳准备将俘虏西路军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中共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
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向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一到西安，就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红军失散人员纷纷要求归队。后来，这些西路军战俘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中。
当总指挥徐向前辗转到达援西军驻地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说：“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的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
红军西路军最终惨败于马家军之手，眨眼之间已经12年过去了。
十几年来，马家军的恶行梦魇一样压在幸存者的心头。
现在，向马家军复仇雪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此时，胡宗南部已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于从
由此，解放军作战方针调整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彭德怀选择了平凉地区作为与“二马”决战的战场。
未想，“二马”却不战而退。平凉虽为甘、宁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作战计划一出台，“宁马”马鸿逵立即察觉“青马”马步芳要保存实力的企图，急电部下退守宁夏，以图保存实力。宁马一撤，青马也无奈地急忙往兰州撤退。
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彭德怀决定以周士第兵团两个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另外10个军追击二马，20余天前进千余里，把青马逼进了兰州城内。
李宗仁、阎锡山对二马有个形象的评价：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
马步芳家族曾在青海统治数十年之久，被称为“青马家族”，也被称为“青海王”。
当地民歌“花儿”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
马步芳确实有股子狠劲。摩托车刚刚进入西宁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马步芳拿到新摩托车就敢骑，一踩油门，摩托车便一跃而出，根本停不住，从东关大本营一直跑到20多里外西宁城东郊的乐家湾，连马都追不上。
西宁通往湟中塔尔寺的道路两边，整齐地排列着高大挺拔的白杨直入云霄，树冠密合成封闭的林荫隧道，这些树是马步芳下令，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让士兵、壮丁、政府职员、学生、工人栽植的。当时马步芳还下了一道命令：谁敢砍树就砍谁的头！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马步芳对辖区内的毒品限制也比较严，不论是贩毒还是吸毒，只要被他抓住，一律砍头！可惜他晚节不保，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随着战场上与解放军作战的节节失败，他自己也抽起大烟来。
马家军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采取家族世袭和宗教控制的方法带兵，与其他国民党军相比，有着很强的战斗力。由于没有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气焰十分骄狂，不仅瞧不起中央军，也常常吹嘘解放军是他手下的败将。
当年打败红军西路军，成了马步芳夸耀的资本。1947年3月，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马家军中的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攻下了合水等地。以至于
为了阻挡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由南京逃亡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紧急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举行“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会战计划”，以马步芳集团依托兰州固守，吸引和消耗解放军主力，会同马鸿逵、胡宗南两集团，夹击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马步芳放出狂话，“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彭德怀胆敢进攻兰州，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与既设阵地，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而得名，古称皋兰。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政治、军事中心，地理上也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枢纽。兰州城北面是黄河，东、南、西三面环山，易守难攻。
马步芳退守兰州后，又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加修加固，主要阵地构筑了钢筋水泥碉堡群，外斜面有高6至
马步芳视兰州会战成败为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仅主力全部集中兰州，而且在城内屯集了大量粮食、弹药并作了精心周密的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和两个骑兵旅，共5万余人，重点守备南山各要点与城区；以两个军3万余人，控制在兰州东北黄河两岸地区，保障兰州左翼安全；以新编成的骑兵军2万余人，控制在临洮，临夏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
毛泽东专电：打马要准备付出较大代价
兰州城下，彭德怀遇到德困难也不少。
从西安到兰州，1400多里的漫长补给线，只有一条路面极差的西兰公路，远远保障不了供给，部队只得就地筹粮。仅有10多万人口的兰州周围，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德部队，人的口粮、牲口的饲料，都很难满足。阵地上的战士们，只能吃囫囵豆子，啃生山药蛋充饥，还得勒紧裤腰带去冲锋。没有房子住，不少连队只得住进刚挖成的土洞里，再加上长期连续奔袭，战士们极度疲乏，身体虚弱，非战斗减员也逐渐在增多。
兰州战役，利在速决。
毛泽东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
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乐观地对彭德怀说：“只要能歼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专电强调指示彭德怀：“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
马步芳决心守兰州，这是彭德怀求之不得的，他说：
“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就在部队强烈要求继续攻击时，彭德怀司令员断然下令全线停止攻击。他认为攻击受阻，主要原因一是轻敌，准备不够，步炮协同不好，二是敌人工事坚固，敌人顽强。为此，他要求各部队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克服急躁轻敌情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地形敌情，开展军事民主，研究进攻的战术，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工作，待命总攻。
“马步芳既然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兰州战役。并须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摸清了马步芳的部署、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以及作战特点后，彭德怀重新调整了部署。
在此之前，解放军第1兵团解放了临夏。临夏是青宁二马出生和起家的地方，丢了临夏，等于马家的老窝子被抄，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从兰州前线抽调骑兵第8师两个骑兵旅回防西宁，从而减少了进攻兰州德阻力，也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
马步芳感到兰州危急，一面急电广州国民党政府，火速督催胡宗南、马鸿逵出兵解围；一面派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马鸿逵比马步芳长11岁，是马步芳的长辈，却因争权夺利而长期不和，乘机故意刁难，讨价还价，最后勉强拼凑一支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而此时胡宗南自身尚且难保，不肯出动一兵一卒去兰州之围。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
兰州城防指挥官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一日之内相继失守，伤亡又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同马步芳密商后，决定于当日乘夜幕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但是，黄河铁桥迅速被解放军控制，除马继援等人率一部逃走外，余部成了瓮中之鳖。一路上满目溃兵，人马争道，车辆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死伤累累。
至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兰州。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
彭德怀又命王震率第1兵团乘胜追击，直逼青海西宁城下，西宁岌岌可危。逃到西宁德马继援惊慌失措，不敢久留，惶惶然爬上飞机出逃重庆。马家军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西宁城内官兵顿时作鸟兽散，西宁城霎时间成为一座空城。
马步芳先其进入新疆的骑5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因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从来没做过好事的马鸿逵(1)
消灭马鸿逵集团，解放宁夏的任务，则是由杨得志第19兵团完成的。
其时，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仍企图作困兽之斗，以银川为中心，依据黄河天险，在南起靖远、同心，北至金积、青铜峡、灵武地域内，构成两道防线，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统一指挥，妄图阻止我军解放宁夏。
毛泽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使生灵尽量少遭涂炭，曾对西北解放军下达过“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
“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此时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统帅4个军。另一支是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第81军。
马鸿宾虽是马鸿逵的堂兄，但关系一向紧张。马鸿宾抗战时期曾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俘，受到彭德怀亲自接见，并由这个团长将彭德怀的信带给了马鸿宾。马鸿宾不但未刁难这个团长，反而奖给他一匹马。
果然，马鸿宾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便有了起义的念头。但顾虑重重，怕起义后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杨得志派64军军长曾思玉为全权代表，向马鸿宾发出通知，表示欢迎他们起义。只要81军起义，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的生命和私人财产的安全。
而马鸿逵则不然。
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被称为“宁夏王”。
马鸿逵主政宁夏伊始，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12000人，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不久就壮大至数万之众。
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建议加大进剿红军的力度。同时，马鸿逵将全省划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
整个8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战8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过了8年土皇帝的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而欢庆的时候，马鸿逵却痛心疾首地说：“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中国不亡于日本，要亡于共产党!”
基于对马鸿逵的了解，
马鸿逵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此次又得蒋介石的数百万银元军饷，已经表示要“死守宁夏”，和平解决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况且前不久的兰州战役时，解放军曾与马鸿逵的11军在固原激战，付出了很重的代价。
此时马鸿逵深感大势已去，自忖手下不到7万之众，不是杨德志的对手，却又不甘心失败，他一面对外宣称：“虽留一兵一卒，也必须作战到底”，一面却在准备逃离银川。
从来没做过好事的马鸿逵(2)
马敦静集结所属128军、11军凭借金积和青铜峡的险要地势与19兵团决战，指示部下准备掘堤放水，陷金积、灵武、吴忠堡地区以成泽国，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又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
马敦静一面令工兵炸堤放水，将数十里黄河河堤崩裂坍塌，企图用洪水阻挡住解放军的进攻；一面慌忙将前线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自己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座机，逃往重庆。
相约死守银川的马鸿逵父子俩，却在重庆见了面，二人相对而泣。
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到猢狲散。宁夏兵团斗志全无，士兵成批逃亡，军官们向我军发出求和电报。到了19日晚，马鸿逵在重庆用电台与宁夏的部下联系，得知诸将已发出求和电报，便要与他们讲话。结果，没有一人与他讲话。此时的马鸿逵仰面惨笑，继而嚎啕大哭。
至次，“宁夏王”马鸿逵苦心孤诣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土崩瓦解。
解放军提前接收银川城
马鸿逵在选将的时候，能不能打仗倒还在其次，关键标准是看部将对马家是否效忠。
生死关头，马鸿逵父子把众将撇下，只顾自己逃命，让留守火线的部将甚是心寒。于是，在宁夏战役后期，马家军的官兵，甚至军、师级的高级将领，主动与解放军接洽，联系投诚的人络绎不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说宁夏兵团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在看了解放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后，竟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坚决遵守协议内容。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订后不久，杨得志就接到报告，说马家军宁夏兵团的贺兰军和11军已经自行溃散，失去控制。鉴于宁夏方面无力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解放军亦不能按和平协议条款处理宁夏兵团，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新华社撤销了原拟
兵败如山倒。宁夏兵团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柏祥见部队失去控制，怕不好向解放军交待，便于
由于此事关系到和平解决宁夏的政策问题，曾思玉军长没有立即答应。在马全良的多次请求下，曾军长打电话向杨得志司令员汇报了情况。
电话那边传来杨得志司令员的声音：“和平解放宁夏的协议刚签订，明确规定人民解放军25日接管银川，我们一定要严守信用。”
曾军长放下电话，向马全良、王柏祥转达了杨司令的意见，并劝他们回去设法维持部队。马全良、王柏祥二人坚决不回，他们认为：“在中宁签署的协议虽然规定了接收银川的时间，但现时情况有变，大军为拯救百姓提前入城，并非是失信于人，怎会遭人非议?”
见对方言之有理，于是曾军长再次给杨司令打电话。当杨司令了解到马全良不能代表宁夏当局时，第二次答复解放军仍不便提前进城。
马全良和王伯祥坚持认为，现在只有解放军提前进城，才能控制住局势，减轻他们无法承担的责任，否则一旦出现可怕后果，他们将会成为后人唾骂的罪人。
曾军长本来也希望早日入城，经马全良和王伯祥又一番苦劝，终于第三次给杨得志司令员打电话，再一次重复二人的请求。
杨得志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说道：“我们不能首先破坏双方协议，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又说：“如果宁夏当局能正式向我军提出这个请求，或者组织银川各界代表出城迎接，我们才好考虑提前进城。”
此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接到马鸿宾请求解放军入城的急电，指示杨得志答应对方的请求。在此情况下，杨得志司令员即令19兵团64军提前进入银川。
4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马步芳、马鸿逵小传
马步芳，字子香，上将军衔。1903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回族。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营长等职。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5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82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40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
马鸿逵，字少云，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9年，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4路军，任总司令。1927年初，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4军，马鸿逵任军长，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并封他为总司令，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
抗战爆发后，马鸿逵出任第8战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
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简述
一、起家经过
马鸿逵在统治宁夏的十七年中，经常告诫他的僚属“要珍爱本军四十余年的光荣历史”，要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他大发脾气时，便指着他的军政要员们大骂道：“你们当初来时，穿的麻鞋拉的棍，天下是我的先人挣下的。”l937年，他在成立一个欺骗人们要忠实于他的反动组织“心范会”的会纲中大书特书：“本军肇基于光绪二十一年撒（撒拉族）、回之乱。是时，鸿逵之祖建成公奉命练团防堵，二伯福禄及先督办云亭公周率团出力……辅助官兵剿抚，极著勋勤。”原来当清朝统治时期，在民族杂居地区，经常制造民族矛盾，挑起各民族间的隔阂和仇杀，以利于他们的统治。因此，西北地区，回、汉互相仇杀和“官逼民反”的事件，终清之世，此伏彼起，连年不断，到晚清尤为剧烈。清政府则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马鸿逵的先辈，就是在光绪年问，清廷派董福祥镇压西北回民起事时，帮助清廷镇压回民有功而起家的。马鸿逵所谓的“本军四十余年的光荣历史”，实质上，就是以他的先辈血腥镇压起
事回民为开端的罪恶史。
马福禄镇压回民起义
马鸿逵祖居甘肃河州(现临夏县)大河家。到他祖父马千龄(号建成)时，因不堪马占鳌、马安良父子的欺压，迁居韩家集阳洼山。马千龄生四子：长福财（早死），次福禄，三福寿，四福祥（字云亭，即马鸿逵的父亲）。
马福禄在光绪元年（1875年）中武举，六年又中武进士，当上了挂名的卫守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撒、回起事，固原提督雷正绾率兵征讨，马福禄从河州华寺门宦的后代尕爸爸处偷得七子枚步枪一支，投到河州镇台汤彦和部下当巡捕。接着河（河州）、湟(青海)回民继起，汤与西宁邓总兵，均被起事的回民首领马永琳、马永瑞等打得落花流水。汤彦和逃抵双城，又为回民首领周世祥所阻击，全军覆没。马福禄单身独骑救汤于夏河激流中。汤到兰州被参失职，却力保马福禄忠勇可用，陕甘总督杨昌濬遂委以团练名义。这时西宁的包良伏、大通的刘四、海城(海原)的海四虎，都杀官起事，一时烽火遍甘凉。清廷派同治年间平回有功的董福祥到甘肃，会同巡抚魏光焘并力征讨。马福禄迎董于河州白塔寺，力陈剿抚方略。董福祥遂采取“以回制回”的手段，利用马福禄及在同治年间左宗棠平回时收编的马安良等部，对起事回民，残酷镇压。事后，董委马福禄以都带。马福禄召募了两营兵，自己以都带兼步兵管带，让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当了骑兵管带。从此，马鸿逵的先辈就踩着起义回民的尸体，攀上了统治阶级的阶梯。
光绪二十三年，马营（现青海民和县）米拉三沟冶主麻起事，董福祥派队镇压，马福禄奋勇当先，杀死冶主麻的干将马采哥，得到董的嘉许，命马专办河州善后。他以优势装备——火枪，对付只有棍棒刀矛的起事回民，攻下米拉三沟一带的营寨，接着便用捕杀和诱降的办法，残杀了许多起事回民。他曾扬言：“既往不咎，凡自动来归者给予耕牛、种子，安家立业”，把很多起事回民诱回米拉三沟，在一次聚餐后，集体屠杀了。据传说，仅这一次被杀的就达千余人。嗣后，在他专办河州善后期间，几乎每天杀人。时马安良已升统领，但以过去与马福禄有宿仇，其父马占鳌又系同治年间反清首领，心亦不安，愤慨地说：“尕娃（指马福禄）借官府势力，快要杀到我们头上了。”又说：“马福禄是一只饿狼，不把他喂饱，河州回民不得安稳。”马福禄把一个大财主马五三大爷，诬为反叛头子，全家屠杀，家财打成“逆产”，归马福禄所有，遂成巨富。
河州平定后，马福禄部因功得编入简练军。1898年，马福禄和马福祥随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调直隶，驻防蓟州（蓟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又随董入卫京师，马福禄战死于正阳门。
三朝政客马福祥
马福禄战死后，慈禧太后嘉其忠，召见马福祥，命继统马福禄所部。慈禧率光绪西奔，董福祥任随扈大臣，节制满、汉军队。马福祥也跟着到了西安，警卫官舆，寸步不离。l902年，马福祥以随扈有功，被提升为甘肃靖远协台，继调庄浪协台，不久又升西宁总兵，遥兼阿尔泰护军使。其时，达赖由库伦到塔儿寺，与清廷驻青海钦差大臣不合，并与塔儿寺主阿嘉呼图克图发生争执。马福祥假排解之名从中操纵，借以自固。
辛亥武昌起义，西安首先响应。这时马福祥已离开西宁，以巡防统领率所部昭武军驻兰州，力主派兵支援陕西清军。陕甘总督长庚和陕西巡抚升允，拟派马福祥为统帅，进攻西安起义民军。马福祥自以力单势微，乃荐甘肃提督马安良为总统，向西安进军。他则领兵到天水镇压黄钺（天水道台）起义。后见清廷大势已去，才响应辛亥革命，与黄钺讲和。
1913年春，袁世凯调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从此开始了马鸿逵家族对宁夏人民数十年的血腥统治。
辛亥革命时，宁夏满营官兵曾极力抗拒起义军，并协同由甘肃派来的西军（马麒、马麟）扑灭了灵武、平罗两县的起义军。民国建立，满营官兵，本应遣散，但马福祥却诬称起义军是“会匪”（见马福祥主持编修的《朔方道志》），加之他与抗拒民军最力的满营将军常连是结拜弟兄，所以宁夏满营官兵，居然以“拥护共和，赞成辛亥革命”有功而保留营制，照旧发给军饷。而且佐领（营长级）以上人员，还分别得到袁世凯授予的三等至五等文虎勋章。直到l917年，袁世凯已死，张勋复辟垮台后，马福祥看到清朝永无再起的可能，始以“化旗为民，筹办生计”的名义，从段祺瑞手里领来白银二十万两，作为遣散费用，遣散了满营官兵。遣散费实际用了不到二分之一，马福祥中饱了十万两有余。
1913年，绥远西二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王公，用扎萨克旗班的达喇嘛旺德尼玛为兵帅，占据河套，包头孔统领屡战不胜。袁世凯令马福祥会同阿拉善旗亲王塔旺布理甲拉，从中和解。马即偕塔旺到磴口，用许官诱降之计，擒获旺德尼玛，解送京都。袁世凯以马擒旺有功，授陆军中将，给二等文虎勋章，以宁夏护军使兼旧满营将军，节制阿拉善、乌审、鄂托克三旗。马福祥并请准添练甘肃新军，以其侄马鸿宾（马福禄的儿子）为新军司令。马鸿逵也以马将军的长公子入质京师，得任袁世凯的侍卫武官。
同年，袁世凯又派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在这期间，弓占元、卢占奎、金占奎、白彦公、达赖公以及达尔六吉等，先后倡乱于绥、宁一带，马福祥派马鸿宾、马腾蛟等，相继扑灭。并派其帮统马忠孝至陇南围剿“白狼”，屠杀高楼堡居民数千人，陇南人民曾向兰州控告，马忠孝畏罪投河。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皖系分子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失去了靠山。在马福祥的策动下，回族军阀在宁夏召开所谓“公民大会”，青海、凉州、兰州、河州、甘州等地，都派代表参加，通电申讨张广建，拥护马福祥为甘督。但是甘肃汉族军阀陆洪涛、张兆钾、孔繁锦等，都想抓到这个肥缺，遂以回、汉世仇为借口，群起反对。连青海的马麒、马麟弟兄也暗中鼓动。这时，陆洪涛为陇东镇守使，驻平凉。张兆钾为陆的帮统，实力雄厚，极欲拥陆为督军，自为镇守使，遂通电扬称：“率六十营健儿，誓拒马氏督甘”。北京政府无奈，便以陆洪涛为甘肃督军。马福祥眼看到嘴的肥肉被人夺去，只恨自己实力不强，莫可如何，便退而谋取绥远督统。
曹锟贿选时，马以买枪为名，向青海、凉州的回族军阀各要来十万元，自己凑了十万元，送曹作贿选经费。直系取得胜利后，曹锟遂以马福祥为绥远督统。马便把新军交其侄马鸿宾率领，使继任宁夏镇守使（1920年，北京政府将各地护军使改为镇守使），自率其昭武军赴绥莅新，使宁、绥两省连成一片。旋将其昭武军编为第五混成旅，以马鸿逵为旅长，实际兵力仅有五个营。虽然西宁镇守使马麒派其子马步青带骑兵一团来助威；可是马福祥认为必须有自己的实力才可靠。便大肆拉拢，先后从河州、民和等县拉来地主武装数股，编入第五混成旅。另有一个技术队（培训干部及护卫），一个骑兵营，一个骑兵支队，以及临时归其指挥的郑泽生部等，共约三四千人。
1921年4月，张作霖兼蒙疆经略使，马福祥在绥远归张作霖节制。l922年直奉战争后，直系胜利，张作霖退据东北。马福祥因有曹锟为后台，仍盘踞绥远。l924年二次直奉战争时，马鸿逵曾以讨逆军独立骑兵前敌副总指挥兼绥远援军司令，出兵热河多伦、锥子山一带，支援直系。
马福祥在统治绥远时期，残酷地剥削人民，多方克扣兵饷，中饱私囊。他的兵除每人每天斤半粮（连鞋袜、吃菜在内）外，从不发饷。偶尔发饷，不是一元，便是五角。只有逢年大典，才能得到三至四元的所谓全饷。他经常告诉马鸿逵说：“鹰饱了不抓兔，官兵们不能多给钱。”因而他的官兵到处抢劫掳掠，有的哗变为匪。马福祥又派马鸿逵为“绥西剿匪司令”，专驻包头，担任清剿。
由于马福祥视财如命，官兵见啥拿啥，老百姓叫他们是“三大一小”，即旗大、马大、号大、眼小。匪去兵来，匪来兵去，洗劫之惨，兵胜于匪，民间到处流传着“宁叫土匪过三遍，不愿西军（指马军）站一站”的哭诉。l923年夏，包头一带人民，实在忍无可忍，起而反抗，并打伤马鸿逵的一个团长。马鸿逵在包头捕杀数十人，血腥镇压；但重杀并不能立威，镇压愈凶，老百姓反抗更力。
马福祥在绥远不仅聚敛金银，而且大量霸占园田。
1925年1月，段祺瑞执政，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为绥远督统。马福祥遂不得不让出绥远地盘，只得到一个“西北边防会办”的空衔。旋以“航空督办”名义，蛰伏北京，伺机再起。此时，
1929年，马福祥由于马鸿逵的叛冯投蒋，随后又在唐生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倒蒋事件中，替蒋介石作了些拉拢调停工作，因而获得蒋的青睐，得任青岛市市长。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又升任马福祥为安徽省主席。以后，韩复榘恐中原战争爆发后，河南将首当其冲，他不敢与冯玉祥作战，向蒋条陈理由，愿赴津浦线对阎锡山作战。蒋也恐韩重投冯军，便委韩为山东省主席，将原山东省主席陈调元调任安徽省主席，改任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马福祥因心脏病辞去蒙藏委员会的职务。同年夏，从汉口到信阳（时马鸿逵率其十五路军驻信阳），因天气炎
热，染了疾病，到鸡公山疗养。未几病重，马鸿逵亲送北平就医，车抵琉璃河，不及治疗就死去了。
马福祥既善词令，又会逢迎。所以在清末之后，仍能得到袁世凯、段祺瑞、曹锟等北洋军阀的信任，袁世凯称帝时，晋马福祥为将军；张勋复辟时，授以固原提督（未到职）；段祺瑞赠以勋三位加授陆军上将衔，马福寿、马鸿宾、马鸿逵等，各授陆军中将衔。
马福祥逢迎的方法，先是送礼，次则结拜。他任宁夏护军使时，经常派侄儿马子才等，带着压榨来的钱财和枪枝、子弹，到新疆、青海一带，换来大量鹿茸、麝香等珍贵物品，送到北京，由马鸿逵分送各方权贵。每年大的馈送至少有一次，每次由于运送礼品，加上贩运大烟，都要组成一支浩荡的馈送人马。护送人员，也趁机搜购大烟，到北京换回枪枝、子弹，高价出售，从中牟利。宁夏当时已是盛产大烟的地区。烟价越高，种烟的越多，吸烟的也越多；民间枪越多，抢劫事件也越多。从马福祥当护军使至马鸿逵当主席的几十年中，宁夏几乎无处无抢劫，无家无烟枪(回民家中较少)，烟枪、抢劫，成了当时宁夏人民的两大祸害。
送礼之后，继以结拜。当他觉得馈送已得权贵喜悦时，便一纸“兰谱”送上朱门。如是，诸如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戴季陶、邵元冲、刘镇华、韩土司、常连等，都成了他的盟兄弟。后来，马鸿逵每当接到这些人的函电称他为世侄时，便生气地说：“什么世兄、贤侄！老汉（指马福祥）简直不象话。”但是马福祥深知，他之所以得宠于慈禧，固然和马福禄在正阳门的战功有关，而主要还是他结拜了慈禧太后的宦官张兰德的作用。他认为自己既无雄厚实力，又无强大靠山，除逢迎巴结外，别无良策。所以送礼、结拜、说合（在军阀中间拉拢），就成了他处世的三大秘诀。到了晚年，常吹嘘自己是“三朝元老”，实即清朝官僚，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客。又常以“儒将”自诩。在任宁夏护军使时，在北京、济南办过成达师范，在宁夏办过回蒙学校。晚年刊印宣扬封建迷信的所谓《老生常谈一夕话》和伊斯兰教经典解说等，并草书“一笔虎”，到处送人，沽名钓誉。
马鸿逵实力的形成
马鸿逵生于1892年，小名三元，以父号云亭，因字少云。自幼刁钻无赖。马福祥在西宁当镇守使时，曾用绳系一木墩，拴在马鸿逵脚上，强今读书，但他仍跳墙外出胡逛。宣统三年，在甘肃陆军小学上学。民国成立，马福祥任马鸿逵为昭武军中营骑兵帮带，而以马鸿宾为管带，位在马鸿逵之上。马鸿逵很
不甘心，几次忿而逃走，都被追回。以后到北京给袁世凯当侍卫武官时，扬言：“他日不全家出城迎接，誓不回宁夏。”l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大下“勋章雨”，马鸿逵活动了个“西北授勋使”头衔，抬着总统大像，到处授勋。到宁夏时，马福祥果率全家及全城文武官吏，出城迎接。从此马鸿逵更加
骄横了。
1925年，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及甘肃军务督办后，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七师，辖两旅及两个直属团，三个直属营，由五原移驻磴口。当时磴口还是一片砂砾不毛之地，官兵缺吃少穿，生活很苦。时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马鸿逵几次派人要求率师入宁，马鸿宾均以甘肃督军陆洪涛之命拒绝，陆并派兵一团来宁协防。马鸿逵进退不得，扬言要率部踏平宁夏。最后，兄弟俩在黄渠桥会议，马鸿宾出示陆洪涛严命防堵的电报，劝告马鸿逵暂勿前进，马鸿逵却跺着脚说：“你那几个人，我一来就踏平了。”马鸿宾无奈，与道尹陈必淮向陆洪涛请准，给马鸿逵一次协饷十万元。以后刘郁芬率军入甘，道经宁夏，马鸿逵趁机尾随刘部，进驻金积、灵武一带。金、灵是宁夏的富庶地区，马便赖下不走，委官收税，扩充实力。先后派人到河州、青海和宁夏的豫旺、吴忠一带活动拉拢，弄来地主武装约两个骑兵团，大大增强了实力。
虎城）据守，被吴佩孚系刘镇华的镇嵩军围攻已八月之久。10月初，国民军到达，始得解围。
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处于蒋介石、张作霖等反革命四面包围之中。为了突破包围，和沿陇海路东进的国民军联合，于
1927年6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背叛革命，投降蒋介石。蒋、冯徐州会议后，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马鸿逵部改为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辖步、骑兵各一师，共四个旅。这时，直鲁联军张宗昌、孙传芳以八个军向豫东反扑。马鸿逵部仍由孙良诚指挥，与褚玉璞、潘鸿
钧、刘志陆等战于兰封、归德一带。战局紧张时，马鸿逵腿上长了一个小疮，便借口有病逃往开封疗养。孙传芳、张宗昌北溃后，马部随孙良诚围攻曹县达三月之久。最后马部旅长马全良，由西关掘洞用炸药轰开曹县城墙，但是孙良诚严禁马部官兵入城。其中主要原因是为了抢收武器、人马；马部官兵纪律不好，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他深恨孙良诚以杂牌相待。在此之前，在豫东兰封一带作战时，冯玉祥也曾以马部纪律废弛，
训练松懈，派石友三部营长以上军官十七人，与马的第四军军官对凋服务，期能改变马部素质，这也是马鸿逵尔后倒冯的原因之一。
1928年4月，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又会师北伐。马鸿逵部为二集团军右翼。与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的夏斗寅部衔接，向盘踞在定陶、巨野、嘉祥、济宁的孙传芳部李宝章、马宝珩、郑俊彦等部进攻。马为保存实力，迟迟不前。4月中旬，二集团军先后攻下巨野、嘉祥、济宁等地，截断直鲁军津浦联络线。直鲁残部土崩瓦解，北伐军跟踪追击，马鸿逵部才经汶上、平阴、风凰山，近迫济南、
“五卅”惨案爆发后，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见有隙可乘，乃重整残部，卷土量来。马鸿逵部奉命由齐河渡河，战于河北故城、交河一带。张宗昌以步骑三师之众，围攻马鸿逵部驻交河的王廷儒团。王凭城死守，乃得保全，因获二集团军总部明令嘉奖，并予重赏。马鸿逵不仅将赏洋悉入腰包，王廷儒且因此而为马鸿逵所不容，终于在信阳郁郁离去。这时，冯玉祥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战胜奉军，直取平、津，马鸿逵部也推进到大城、马厂、胜芳一带。凑巧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黄金大印，被马鸿逵部队中的号官拾到，他即大吹大擂地报称缴获敌军总司令印信，送到冯的总部表功。北伐结束，马鸿逵部由河北衡水移至鲁西、鲁北。
二、在军阀混战中的投机活动
叛冯投蒋
北伐甫告结束，蒋介石即思排除异己，因有l928年l2月的南京编遣会议。会后，大量缩编军队，马鸿逵部也由第四军缩编为陆军暂编第十七师，辖步、骑各一旅，共六个团。1929年4月，冯玉祥准备反蒋，决定放弃鲁、豫，全军西撤。马鸿逵部由鲁北惠民星夜向洛阳撤退。路经开封，韩复榘对马部官兵大肆拉拢，除发饷、招待会餐，并给官佐分送热水瓶、手电、胶鞋、毛巾等，因而人人欢喜。这对以后韩复榘石友三联合马鸿逵叛冯投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韩、石、马早有倒冯之意，彼此心照不宣。
挟“中央”以自恃，远非冯所能及；况冯律下严峻，马鸿逵自归冯部，始终不得伸其志，心常悒悒：韩、石又是马的换贴兄弟，共同倒冯，正合心意。但这时马福祥适在西安冯的总部，马鸿宾在国民军援陕后，也被冯编为二十四军，驻朝邑一带。如随韩倒戈，则父兄生命难保；而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又非倒不可。马鸿逵在大哭一场后，终于
马鸿逵在逃往郑州途中，经偃师、黑石关，孙良诚猛追于后，庞柄勋堵击于前，几乎全军覆没。进抵孝义，马便离开部队，只带手枪营一个连，落荒而逃。中途跑不动了，就由传令兵背着走，一直跑到他的副官马孝成家中，才找到一头骡子骑到郑州。这时郑州极为混乱，马的残兵败将已先到六七天。马部旅长马全良自以警备司令名义，一面出示安民，一面派人寻找马鸿逵。马到郑州后，颇觉无趣，又见马全良自称警备司令，遂借故要枪毙马全良，经马腾蛟等高级官佐跪求，始行了事。马鸿逵到郑州见韩复榘尚无下落，不敢独驻，又夤夜率军逃退新郑。数日后，才和韩相率返郑。韩到郑州时，残部犹未到达，由马鸿逵的手枪营派兵警卫，可见损失之惨。蒋介石得到韩、石、马的通电，喜出望外，立即复电嘉奖，升韩复榘为西北军总司令兼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所有陕、甘部队统归韩指挥，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改马鸿逵部为六十四师，旋扩编为十一军。马从郑州到南京见蒋，蒋介石除给现洋三十万元、枪千余支外，并表示要给马福祥以适当安置。
马鸿逵连升高官，立即扩编部队。除自以十一军军长兼六十四师师长外，仍以马全良长第一旅，马宝琳长第二旅，李毓英长第三旅，马腾蛟长骑兵旅，另有军事政治教导团等直属两个团、五个营。蒋介石又把原第二集团军席掖池骑兵师归马指挥。7月马鸿逵由郑州移驻济宁，这时他的实力，虽然没有韩、石发展的快，但比起在冯部却大大增强了。
韩、石、马投蒋后的同年十二月问，唐生智又和石友三联合反蒋，韩复榘也参与其事。这时唐生智在京汉南段，韩复榘驻河南，石友三驻鲁西豫北，马鸿逵由济宁移驻徐州。徐州是北方重镇，马鸿逵又是韩、石契友，倒蒋活动，自然要联络马。韩派孙桐萱与石、马在徐州会议，决定一同倒蒋，韩并派一旅人到徐州防马变卦。但马鸿逵在参与这个密谋后，却把各方面活动情况密报蒋介石，并条陈惩抚方略，以示对蒋的忠诚。唐生智等反蒋失败后，马鸿逵又假惺惺地请出乃父马福祥，在蒋介石前斡旋调解，让石友三向蒋悔过，所部归韩复榘指挥。于是，长期蛰伏的马福祥，得任青岛市长，由马鸿逵派两营人护送到任。青岛是日本浪人集中活动地区，马鸿逵便用从内战中抢来的一列火车，通过驻海州的孙殿英，从海州大量向徐州、郑州、蚌埠一带贩运私盐。赚来的钱，由他的总管马继德拿到天津、青岛等地，从日本人手里购买武器，扩充队伍。孙殿英就在这时认马福祥为义父，成为马鸿逵的干兄弟。
未几，石友三又在浦口叛蒋，炮轰南京，大抢浦口后，率部北窜，马鸿逵在徐州沿途安排兵站供应。蒋介石一贯的伎俩是不能打就拉，便又发表石友三为新乡护路司令。石在路过徐州时，马曾请石在九里山阅兵，石用在浦口抢的东西，给马部官兵人人赠送礼物，官兵们说：“我们也分赃了!”
蒋家功臣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后，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辖六十四、七十二两个师，每师二旅四团，另有一个教导团、特务团、炮兵团、骑兵旅、独立第六旅等。曾在陇海、津浦各线作战多次，替蒋出力不小。特别是增援归德、固守兖州、围攻泰安诸战役，对蒋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冯军溃败后，马福祥又替蒋对冯军拉拢劝降。而在韩、石、马投蒋后，石友三曾几次反蒋，韩亦屡萌异志，惟马鸿逵则比较忠顺。故中原战争结束后，马鸿逵颇以功臣自居，到南京献功，并在泰安蓠里山大修“讨逆阵亡将士纪念碑”。在修碑中，兵工挖出一块桌子大的八卦石，在石下五、六尺深处，又挖出一尺多长的铁盒一个，内放用金丝缠的十二根玉牒，上刻精致的篆文，下署：“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等字样。据说系公元713年唐玄宗祭天文告，和《纲鉴》所载，只字不差。同时，又挖出一个铜盒，内装玉条，传说是秦始皇祭天的。后来马鸿逵曾把这些东西拿到天津，企图卖与某外人，为天津《实报》侦悉揭露，事发未成。
中原战争结束后，马鸿逵恃功要与韩复榘平分山东。韩虽给了泰安及鲁西肥城、济宁等十八县，一切税收、人事由他全权处理，马还不满足。开始韩给马部每月协饷五万元，后来也不给了，马更加不满，经常发牢骚说：“有事时有了马大哥，有官、有钱、有权时就忘了马大哥。现在我马鸿逵没饭吃了。”二人时常发生争执。
重据宁夏
中原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失去对西北的控制，蒋介石又急于围攻江西红军，无力顾及。l930年10月，蒋拟以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马福祥则力荐马鸿宾（时任宁夏主席），并说：“我侄儿才学胜曾、胡（曾国藩、胡林翼），可以大用。”马鸿逵却说马鸿宾“既无军事，又无政治。”父子俩在蒋当面发生争执。结果，蒋又以马鸿逵野心太大，马鸿宾实力小，易于控制，决定以马鸿宾为甘肃主席，马鸿逵为宁夏主席。马鸿逵以目的未达，滞留泰安没有到任。马鸿宾主甘不久，即被雷仲田赶回宁夏。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调马鸿逵到豫南围攻红军。此时马曾活动当河南省主席，没有得逞。1932年春，蒋介石和刘峙嫌马鸿逵“剿共”不力，抢掠太过，大为不满。刘峙以重兵包围马部，企图缴械。其时，蒋介石正在汉口亲自指挥围攻红军，马福祥便仆仆于南京、汉口、信阳之间，为儿子说情，不料身染重病，死于琉璃河。马鸿逵遂将军队交给参谋长罗震指挥，自己以治丧为名，躲往北平。蒋介石又趁机示恩，以顾念西北宿将为名，二次发表马鸿逵为宁夏主席。马这时眼看蒋家政权逐渐巩固，中原没有立足之地，眼前处境又极不利，遂接受了蒋的任命。这时马部已由两师六旅整编为一师五旅，马任十五路军总指挥兼三十五师师长。蒋介石为削弱马的实力，防其坐大，只准带两团兵力来宁，其主力三十五师及骑兵旅，以“剿共”为名，留在河南。马曾几次请求多带军队，均遭拒绝。于是马便在全军中挑出素质不好的官兵三四千人，编成三十五师和骑兵旅，留在信阳。其余编为三个独立旅和一个特务团，率归宁夏。留在信阳的三四千人，其中两个团被红十五军在光山、泼皮河一带歼灭，其余因被俘和失踪潜逃，亦残存无几。1933年8月，蒋便把三十五师残存的排长以上官佐，全部调到开封军官教育团受训，不久即全部遣散。
三、统治宁夏时期的罪恶
马鸿逵于l932年11月，由信阳率部北上，l933年1月到达宁夏，开始了对宁夏人民十七年的黑暗统治。马鸿逵统治宁夏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仅就其荦荦大者，简述如下。
封建加法西斯统治
马鸿逵为了巩固他在宁夏的统治地位，首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以十五路军总指挥(抗战开始改为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后改为主任委员)，形成一个唯我独尊、独裁专断的局面。其次是改组省府，把前任主席马鸿宾的一班人马全部更换，而以罗震、梁敬錞、葛武棨、余鼎铭、马福寿、海涛、达理扎雅、马继德等为委员，以冯延铸为秘书长，罗震兼民政厅长，梁敬锌兼财政厅长，葛武棨兼教育厅长，余鼎铭兼建设厅长，马福寿兼警备司令，叶森为垦殖总局总办，魏鸿发为省道管理处长，于
蒋介石与地方军阀间的权利之争，省府的主要人事安排，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宁夏虽地方狭小，远处边陲，蒋也不肯轻易放过，指定教育、财政两厅厅长由“中央”派遣，其余由马保荐。但马鸿逵以为要巩固他在宁夏的权位，必须堵死这个缺口，造成一个严密的封建割据局面，所以对蒋介石派来的教育厅长葛武棨和财政厅长梁敬錞，多方排挤。梁虽原系马福祥旧属，亦不能见容，未几，即被排斥而去，先后代之以马继德、杨鸿寿。l938年以后，财政厅长为马之忠实帮凶军需处长赵文府兼任，直到l948死去为止。一九三五年，葛武棨被迫去职，陈立夫以童耀华代之。童曾于1930年任马鸿逵十一军党务特派员，在清党反共上为马出力不少。但童系CC分子，与南京往来密切，l938年被马借故软禁一个时期，以后病死宁夏。在童被押后，马急以其亲信叶森代理教育厅长。陈立夫接着派来时子周继任，1939年代以骆美奂，1942年易为王星舟，以后又派来杨德翘，均为CC特务分子，无不受马排斥。最后南京方面感觉无法再派，同意由马鸿逵保荐，故于l946年换成了杨作荣。杨系马的得力帮凶之一，历充地政局副局长、地方行政人员洲练团训练处长、省党部委员等要职。故当时有“马统”代“中统”之说。至此，蒋派特务分子在宁夏省府厅、处长中便全部退出。他们虽仍藉直接税局和缉私队等机构打入宁夏，但已无法打入内幕。马鸿逵更可恣意妄为，独揽一切了。
马鸿逵为了巩固他的权位，特别重视对军队的人事控制，尤其是带兵官。他任用带兵官的条件“甘、马、回、河”（甘肃河州人，姓马，回族）。他在随冯玉祥出潼关后，曾吸收了大批直、鲁、豫、皖各省士兵，从中也提升一批为下级官佐，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考验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熟练架操，即带兵官的任用和提升，必须有四套架操一一屈身上、摇动转回、倒立、车轮。当时部队中普遍流传着“摇动转回屈身上，倒立下来当排长”。这四套架操，不下苦功夫是不易练成的。马鸿逵正是要通过你肯否练四套架操，来考验你能否服从他的命令，是否忠实于他的统治。马鸿逵考验部下的另一个办法，是看官兵能否受他的打骂后而无怨言。1941年，马拟以一六八师五。二团团长马万荣升骑兵第二旅旅长，但对马万荣是否忠诚尚有怀疑。一次在新城集训部队，借故将马万荣重打背花一顿。当时全场即纷传“好消息”，马万荣亦深知其中奥妙，不仅毫无悲怨表现，还立即向马写了悔过书，不久，马万荣即升任骑兵第二旅旅长。l943年，灵武县长赵旭东，因泄漏征兵消息，壮丁逃跑，马到灵武亲自用手杖毒打后，又重鞭背花，交军法处治罪，但不久反提升为“大公馆”庶务处上校处长。所以马部有“用奴才不用人才”之说。
随着部队的逐渐扩大，过去跟随他的老人，多已提升为高级军官。马便先以其传令队作为培植中上级军官的机构，不少团、营长都是背枪守卫过他的传令兵。其次是教导团毕业的学生也应运而起，有不少当了中下级军官。教导团学生虽多非“甘、马、回、河”，但马认为总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比蒋介石派来的军校及陆大学生要可靠得多。马对蒋的军校及陆大学生是很不欢迎的，即如他多年的陈希贤、陈树勋等，一经入陆大学习，等即遭马的歧视，不肯重用。后来勉强给陈希贤一个副参谋长，但始终不以圈内人相待。1943年，蒋介石通过白崇禧的关系，由桂林“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派来毕业生数十名（多系回民），未及两年，均被迫不辞而去。
为了控制部队，马鸿逵不仅订有所谓《平时简明军律》、《战时简明军律》、《战时连坐法》、《官兵惩罚条例》、《检举官兵过失奖惩办法》等一系列军律规章，并印有《军人规范》一本，综汁有十七款二百五十九条，要求军官绝对服从。后来，为进一步愚弄官兵，又制订所谓《新生命》印在布条上，令官兵订于左右衣袖。1935年，又印制宣誓词一大幅，规定了五条“甘愿自杀”、五条“甘愿受严厉惩办”的禁令，令官佐缝在军服左衣陈里面，随时背诵考问。还颁印什么《指示私德修养令》、《改过迁善存减去伪令》等。宣扬什么“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汾阳肃清安史，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巨而众不嫉”，要官兵永远为他个人效忠。使他这个”塞上皇帝”，能够子而孙、孙而子的永传下去。
马鸿逵为了进一步把军队培植成他的忠实工具，1938年，又在部队中成立了名为“心范会”的反动组织，自称“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以修齐治平为目的”，订有章程十一章王十四条。“心范会”设会长一人，马自兼任。副会长九人，由他的参谋长及各旅长（当时马部有八个旅）兼任。全军准尉以上官佐，均要由主官及同僚五人，互相保荐入会。还规定了什么《八项纪律》，着重规定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和会道门。会员如违犯会的纪律，五个介绍人受连坐处分。
在党、政界，马手订《公务员新生命》六条，制成臂章，上自主管，下及职员以及勤务差役，一律佩戴左臂。置之不带者，即认为蔑视公令，要他自行告退。l938年2月，又手订《县政人员约法》三条，规定凡新任县长，必须依条立誓，签名盖章，呈报民政厅备查，并刻制成匾，悬于各县政府门口。他为了立威，一次逮捕了六个县长。把六个人名字印在纸单上，召集省级机关公务人员，各发一张，由大家投票决定谁该枪毙，准不该枪毙。同意枪毙的，在名字上划一个圈。财政厅一职员在名单上写“按法律处理”，未圈任何人，马鸿逵当场大骂一顿，并说：“我的话不是法律！?”财政厅另一职员把六个人都圈了，马当场大加表扬，说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奖洋一千元。当时的民政厅长海涛，因私怨鼓动大家圈毙一个名叫哈尔玉的县长，结果大家都圈了。但哈有后台，他的女人到马鸿逵四老婆刘慕侠处求情，便没事了。最后只有一个叫戴义赞的，因没有得力后台，被拉出枪决。
马鸿逵把公教人员，希图搞成清一色，经常进行公教人员军训和精神训话，灌输忠于他的奴才思想。1940年，成立宁夏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团。马自兼主任，教育厅长、中统分子骆美奂兼教育长。将全省各机关委任以下公务人员及县、乡自治人员、保甲人员，分期集训。全省两千余人，每期一月，分三期训练完毕。训练内容，着重于“对长官之信仰和忠诚”，就是要宁夏所有党政人员都为马鸿逵一人效忠。
1942年，马又制订了《宁夏省公务员三人以上联保甘结办法》，对公务人员的日常工作、生活、社交和亲友往来，施加种种限制。如有违犯，除本人受法律制裁外，联保人如不告发，受连坐处分。
在教育方面，马鸿逵也不放松控制，他规定学生不守校规，轻则打手掌，重则打尻板子，再重的开除或送进所谓“模范监狱”。并由军队中派军官，担任各中等学校军事教官，实行军训。还规定学生也要实行连保切结，禁止结社和阅读进步书籍。
马鸿逵除对军政严加控制外，并积极调整县区，整编保甲，制发国民身份证，举行国民兵训练等，以加强对宁夏人民的统治。分述如下：
调整县区：宁夏在清末时期为宁夏府，民国元年改为朔方道，均属甘肃省管辖。1929年元月，冯玉祥改为宁夏省，辖盐池、豫旺（即同心）、灵武、金积、中卫、宁朔、宁夏、平罗、磴口九县，阿拉善、额济纳两个旗。这在马鸿逵看来，实在地方太小，颇有“庙小神大”之感。向外开拓，当时又没可能，便只有缩小县区，多设几个县。这样，既在形式上象个省的样子，又便于对宁夏人民加强统治。故于1933年9月，把中卫划为中卫、中宁两县。1937年，几经交涉，将原属绥远之沃野设治局强改为宁夏陶乐设治局（1941年升为县）；同时将宁夏、宁朔、平罗三县改为贺兰、永宁、宁朔、平罗、惠农五县。1945年，又在中卫香山建立设治局，将省会改为银川市，灵武县的吴忠镇改为吴忠市；并以银南九县（局）为银南专区，专署设中宁；以银北五县为银北专区，专署设惠农县黄渠桥。以后又以阿拉善旗为紫湖设治局，以额济纳旗为居延设治局。至此，大大小小总算拼凑了两个专区，十三个县，两个市，三个设治局。马鸿逵在增设县、市的同时，还力图向外扩张。抗战初期，曾欲将后套（五原、临河）攫为己有，但未实现。解放战争期问，借占领三边之机，又欲将三边划归宁夏。解放前夕，又希图向甘肃发展，以实现其统治大西北的野心。
整编保甲：l934年11月，马以平罗县为试验区，整编保甲，调查户口。试办一个月后，开始在各县全面推行。每县派军队一营，每区一连，监督整编。以十户为甲，十甲为保，两保以上为联保。全省成立保办公处六百四十二处，实有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户。接着集合全省保长训练四千天。拟订《宁夏省各县保甲人员服务规程》，规定保甲职务和联保切结。凡同保同甲各户共具切结，互相连保，互相监视，遵守切结各项禁章；如有违犯，他方应即密报，有瞻徇隐匿者，连保各方实行连坐。1937年3月，划全省为三个保甲指导区，以夏、朔、平为第一区，金、灵为第二区，卫、宁为第三区，委派保甲指导员，专办保甲工作。
制发国民身份证：只是整编保甲，马鸿逵仍感不够严密，遂于l940年制发国民身份证和客籍入境居留证、通行证等，进行第二次编查户口。规定年满16岁以上的男子，均须领身份证，规避不领者，l6岁以上40岁以下的罚兵役，40岁以上的罚劳役。行路住店，均须带证，查无证者，即送警察局扣押惩治。不论旅店居民，凡容留无证住宿者，以包庇“奸宄”治罪。于8月间制发结束。接着在不到四十天的日期内，全省进行了三次全面总检查，共查出未领身份证的五百一十七名，未领居留证的一百零八名，未领通行证的五十四名。马以年轻的八十五人罚充兵役，二百九十五人罚服劳役，五十一人驱逐出境，最后给一些老弱残废的补发了身份证。同年，马又实行了国民兵役，以保甲长及国民兵沿途设岗，逐站检查。l942年，马部保安处一团两个士兵潜逃，马以盘查哨未尽责任，将王元桥（今望远桥）两个站岗的甲长押解省垣，召集全省乡、保长当面严训后，即将两人交由永宁县枪决。这两个人，一个是50多岁的老汉，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孩。从此，就如在全省撒下了天罗地网，没有身份证和通行证，便寸步难行。
推行国民兵役：先是以各师、旅长兼地方大员，每一师、旅长分管数县，由部队中抽凋副团长兼任国民兵总队长、保甲指导员，副营长、排长兼任国民兵中队长、分队长。最后把全省划分成六个国民兵区，委派部队中退下的旅、团长为国民兵司令。成立了国民兵团，凡年在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都须参加国民兵训练。从此，宁夏人民在兵役重压之下，又加上了一个国民兵的沉重负担。
马鸿逵的稽查机关，亦即所谓“马统”组织，在宁夏有很大权威。马部来宁时有宪兵一营，担任此项任务。l933年孙、马战争爆发，马即下令组织全省军警督察处，以前任军法处长苏连元为处长，副官处长马如龙为副处长。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又加派民政厅长海涛、禁烟总办马斌、公安局长张仲璋等为副处长。1940年改称军警联合稽查处，以军法处长程福刚兼处长，编有骑兵巡查队、侦探队、宪兵连。在全省设立六个分处，三十二个稽查所。规定稽查处负全省警卫、稽查、治安之责。有指挥县政府、警察局、保甲长之权，有限制集会、结社，检查书报、杂志、邮电、违禁物品，以及传讯、拘禁之权。并设有化装侦探、巡视侦探、坐地侦探、谍报网等特务组织，横行各地，苦害人民。
经济上的压榨与掠夺
这里只就田赋、税收、经济垄断、克扣薪饷等主要方面，略述其梗概。
1933年4月，马鸿逵召开第一次全省省政会议，提出清丈土地、整理金融、整顿税务以及编保甲、查户口等措施。马鸿逵在经济上的压榨与掠夺，首先是从清丈土地、加重田赋开始。他看到志书上清乾隆四十五年，宁夏有耕地二百二十六万五千三百九十九亩，每亩征田赋一元三角，年收达三百余万元；而从民国l8年建省以来，仅有耕地八十五万零三百八十四亩，连同附加清乡费两元左右在内，农民每亩纳三元八角之多，全省收入只三百二十余万元。于是他于第一次省政会议之后，由省垦殖局制定《宁夏省清丈地亩条例》，开始测量，至1935年1月全部丈完。除山区盐池、豫旺、磴口三县外，宁夏、宁朔、平罗、金积、灵武、中卫、中宁七县，共丈清熟田一百八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亩，较之丈量前增加近一百万亩。
宁夏原有田赋，名称繁多。有正税、附税、临时加派以及各种积习陋规等，共达二十多种。经过整顿，每亩只留正税及警备费、乡镇费、渠夫坝料，其余在税收册上一律取销。在税色上也只通用“国币”完纳。但是他又借口军粮和抗战征实，在各县、乡、镇遍设军粮局，粮草俱要，柴炭均收。马鸿逵又多方鼓励多征，农民负担之重，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l935年12月，马鸿逵为鼓励多征，由省府批示财政厅：“各县征收八成以上，按照百三提奖。该厅全省田赋征收八成以上，以百五提奖。各县应得奖金，准提给县长一成四，县助理员一成三，各区、乡长一成六，县府经征员司一成六，军粮分局职员一成二。”重赏之下，大肆勒逼。于是县、区门前，刑具累累，哭声不绝，数升之科，累斗不足。农民终岁勤劳，不得一饱。
征粮是马鸿逵在宁夏主要搜刮手段之一，军粮局也就成为马鸿逵的主要剥削工具。马在来宁之初，所需粮秣，仍由各县摊派，各地粮仓归所在县领导。孙、马战争后，深感各县供应不及时，适有军粮局长孙子元贪污被揭发，马便撤换了该局所有人员，另以教导团第三期毕业学生及副官处副官中抽调数十人，重组军粮局，以他的军需处主任金锺秀为总局局长，直接领导各地分局。从此，军粮局开始直接征收，各县仅负催征，不再经手钱粮。由于马部人马不断增加，军粮局也不断扩充。1935年夏季，马在全省设立八个分局，l937年改为五个，每个分局辖五至八个仓库。到l940年，在九个产粮县共没三十多个军粮仓库，十几个草炭场，全部官兵达五百余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征收网。每年夏、秋两季收割开始，各县即填发通知单，令农民向指定仓库交粮。马在表面上再三禁止浮收，暗地又多方奖励盈余，以致每一仓库每年均报一百至四五百石盈余粮不等。在征购种类上，不仅人食、马料俱全，而且草、炭齐收。所定价格，多为市价之半，有时低至市价十之二三。农民交一车草、一驮炭，往往不能换一餐饭。因而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苦诉：“听征粮，似虎狼，一年两季尽抢光，皮鞭绳索保甲长，勾魂催命赛阎王。”
马鸿逵明吃，军粮局的官佐也就暗摸。马为防止这些人和他分肥，经常派人查访。1945年夏天，李俊堡仓库前后两个主任和李岗堡仓库主任亏空粮秣，马将三人立即枪决。1948年望远桥仓库主任盗窃粮食，也遭枪决。这时军粮总局正召开会议，局长金锺秀觉得面子不好看，向马求情。马为表白个人廉明，不但未准，反将金锺秀及参加会议的所有分局长、仓库主任等数十人，全部镣押。同时指派师、旅、团长分赴各仓库盘粮查账。金锺秀害怕了，一面哀求马的长子马敦厚，授意监点大员放宽尺度，一面请马的四老婆刘慕侠向马求饶，这场风波，才算平静无事。
如前所述，夏、朔、平、金、灵、卫、宁七县田赋，原共八十一万二千余亩，第一次清丈后，成为一百八十二万八千余亩。但马鸿逵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七县耕地面积约有四百万亩。遂决定一面要在七个县内清丈出四百万亩土地；一面由县、区、乡长、保甲长、警察等，逐户传催登记荒田。规定“凡不履行登记之荒田，均视为公有之荒地，任人领垦，而既经登记之荒田，必须升科。”这样，贫民无力耕种的荒地，均逐一登记升科。但马鸿逵在宁夏有私田数十万亩（连同他赏给高级军官的），从未科
1936年，马鸿逵因私愤，借故枪毙了垦殖局总办王敏悟后，垦殖局改为地政局，以他的总管家马继德任地政局长，杨作荣为副局长，于同年9月开始第二次测量，到l938年底，全部清丈完竣。共登记农业户一十四万六千余户，成种田一百九十九万九千多亩，荒田二百三十九万七千九百多亩，共四百三十九万七千多亩，较第一次清丈，又多出熟田十七万多亩。同时把地等由原来的太赋、全粮、全卤、半卤、全碱、半碱、砂碱七等改为三等九则，扩大了征收等级。这样，宁夏人民的负担就更重了。在解放前夕，全省连同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共有四个军、十二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另有几个直属部队，加上省、县、乡、保公教人员，不下十余万人。全省七十多万人口，养活这十余万军政人员，平均每六个人，要养活一个不事生产的人，而且农村青壮，悉数拔兵，因而田园荒芜，生产锐减，逃亡塞途，逃不了的，负担自然格外惨重。
第二是整顿税收。马鸿逵来宁初期，仍沿马鸿宾旧制，一切税收招商（官）包办（主要由其师、旅长及厅、处长承包），局卡林立，百物皆税。仅税收机关，即有各县征收所，牲畜税办公所、驼捐办公所、船捐办公所、卷烟特税办公所等等。税收名目有：担头捐、商店铺捐、鸽堂捐、牙行秤行佣捐、籴粜捐、牲畜学捐、屠宰学捐、车驼捐、食盐驼运捐、烟灯捐、丁粮附加、油房捐、地亩捐、粮石百五经费、地丁百五经费（以上十五种于1935年底废除）、临时维持费、屠宰税、驼捐、船捐、卷烟特捐、羊只捐、学产房捐、教育基金利息、煤炭井租、磁窑租、苇湖租、枣园租，以及后来增加之警捐、铺捐、房捐、路灯捐、妓女捐、戏捐、杂捐等。甚至在1943年一市民抬棺出殡，税务机关亦拦路收税。因而有“百物皆上税，惟有屁无捐”之谣。
到1935年1月，废除税收官包，由财政厅统一征收。l940年，为进一步增加税收，又重新颁布各地方税局组织条例，规定长收比额一成至六成以上者，分别提与奖金百分之十至四十；短征比额一至三成者，罚薪一月至四月；短征四至五成者，议处或撤职议处。同时派遣财政视察员轮流考查，规定各税局截留查验办法，互相监督。这样，就将l935年以前年收二百八十余万元税款额，提高到l937年的五百四十余万元。
马鸿逵在税收上，除向宁夏人民残酷勒索压榨外，同时和南京政府在所谓”国税”上进行争夺。中间经过多次讨价还价，至1934年ll月份起，陆续由南京政府争来各种协款计有：每月印花税协款一万五千元，卷烟特税协款一万元，盐税协款六万元。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国库支绌，依全国通例，均按七成协济。以后又领到每月协济军费十万元，协济建设专款五万元，补助公务员薪饷三万元。
第三是实行经济垄断。这主要是通过省银行（以后改为富宁企业公司）进行的。
1925年西北军入甘，宁夏以西北流通券为货币。l927年，冯玉祥设立西北银行宁夏分行。l931年，马鸿宾呈准中央财政部，改设省银行。截至1933年元月马鸿逵来宁前，共发出两北银行钞票和省钞一百二十二万多元。马鸿逵到宁夏后，即着手发行新钞，借口以前发行钞票价值低落，以五折收回。紧接着孙、马战争爆发，军用浩繁，至l934年l0月底，共发行新钞二百四十五万元之巨，连前共达三百六十余万元。当时物价飞涨，新钞贬值，市面钞值与南京政府的“法币”相比，相差一半，有时低至三四成。马鸿逵于l937年借口禁烟，又利用毫无基金的省钞，以”官价”强收农民所有大烟。当时官方公布数字，共收购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两（实际远不止此数），费省钞二百二十七万二千余元。事后提出大烟八十四万四千二百余两，以“法币”市价变卖（此时大烟市价已涨数倍），收回省钞三百四十八万五千四百九十元。这样，马鸿逵以买空卖空的手段，不仅把宁夏自国民军入甘以来十几年的军政开支，都无偿地转加在宁夏人民身上，而且自己还净落大烟一百七十多万两。
马鸿逵用大烟收回省钞后，于1938年6月，将宁夏银行改组，马自兼省银行董事长。采取官商合办形式，官股一百万元，商股五十万元。马鸿逵自己说：官股是宁夏省政府的股，私股是全省绅商自动入股。实际官股是马之私股，商股主要为马的军政要员的私股，省银行的业务，由以前的发行钞票兼营商业，一变而为专营商业的投机垄断组织。经营种类，从大烟、粮食、百货到皮毛、枸杞、精碱、药材、木材、发菜、食盐等土特产。从西安、兰州到本省各县市，共设有分行及办事处十一处，和平、津、包头以及上海、武汉、广州等处均有联系或专设机构，如在平、津就设有“敦发厚”银号。抗战时期，还勾结敌伪组织，发国难财。在包头通过日伪包头通商督办蒋辉若（马之旧部下），在北平通过其弟马鸿炳，与敌伪联系。凡属银行经营的物资，大部分列入统制范围，按“官价”收购，禁止民间买卖。在1940年，仅驼毛、羊毛就统购二百哆万斤。收购价格极低，牧民数斤羊毛换不上一尺布。1940年以来，盐、同一带，因马鸿逵征收军用皮，每三张羊皮便可换回两支活羊，老百姓抱着羊只嚎哭，惨不忍睹。
马鸿逵统制物资的方法，除运用各级政府机构、银行系统、税收局卡、保甲人员外，还有专业的骑兵缉私队、步兵缉私队；而财政厅、军法处、保安处以及各军、师的谍报队、便衣队，和马鸿逵亲自掌握的一个数十人的高级便衣队等，都担负着缉私的任务。驻防各地的部队，也负有缉私任务。马对查获物资的处理，不仅大烟、皮毛、百货等重要物资全部没收，把人处死或监禁。连一些日用生活品，也不能任意从甲县运往乙县。1942年，宁朔县的一个老乡，赶一头驴驮黄米二斗，从任春(今仁存)渡河去河东，被检查哨查出，送交马鸿逵总部，马批示：“人交保安处当兵，粮交军粮局没收，驴交辎重兵团充公”，全部处理无余。
除了马鸿逵的百般剥削外，他的高级军政人员，也多方掠夺。有些人的买卖，不仅遍及宁夏全境，而且派遣亲信，远至兰州、西安、包绥、北平等地。他们这样作，也无人敢向马鸿逵报告；即使马鸿逵知道了，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不置可否。不过在宠驰爱衰的时候，以及二等角色以下的人，则会遭到不测之祸。象骑兵二旅旅长张光武因抓大烟被革职打背花；骑兵一旅一团团长锁云寿，因在包头反共不力，撤职后任平罗国民兵总队长，砍了贺兰山上几根木椽子，马立令枪决；骑兵二团团副弓延祜派士兵种了几亩稻子，被马查知，亦立令枪决。不过马鸿逵的“法”是无常的，随着他的喜怒为转移，而他自己和他的家属，则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1944年，他因某事不满蒋介石中央，一次在东教场集合部队讲话时说：“法律是擦屁股纸，你是中央，我还是上央！”他的四老婆刘慕侠的商号“积成厚”，五老婆邹德一的商号“同心长”，是宁夏不受任何限制的天字号生意。
马不仅对各种物资进行垄断，而且把宁夏仅有的几处规模很小又很落后的地方企业，如火柴厂、毛织厂、面粉厂、酒精厂、淘金厂、精碱公司、甘草公司等，都攫为已有。连贺兰山的林木、矿藏，也用他孙子马家骅之名，领为私产。1937年，马于资兰山下设一军马场，养有骡马数千匹，滩羊四万余只，均是向全省牧民派征来的。这个牧场，占尽了贺兰山下最好的草原，东西二三十里、南北六七十里内，不准私人牲畜放牧，如有触犯，牲畜全部没收。
第四是克扣部队及公教人员薪饷。远在北伐会师河南的时候，冯玉祥给第四路军官兵每人赏洋五元，马将这笔钱全部私吞。他的旅长马全良说：“总司令发下的赏洋应当发给官兵，鼓舞士气。”马鸿逵说：“赏洋么?狼吃羊羔，咩了，（意即没有了）。他的官兵除在泰安时期给饷略多外，经常是每人每月一元或一兀半。
马鸿逵还用拖延发薪日期的办法进行克扣。他经常以“中央”薪饷未到为借口，每月延发十至十五天不等。这样，每年最多发十个月的饷，有时少至七、八个月，其余月份，到年底就不发了。抗日战争时期，物价昂贵，公职人员生活极为困苦。以粮食而论，l937年秋，小麦每斗（四十斤）三元，大米四元；至l941年底，涨至小麦三十余元，大米五十余元；到解放前夕，则涨至金元券数百万元。此时，马部一个上校级官佐，每月薪饷几乎不能买一双布鞋。军政人员，贪脏舞弊，苛诈走私，已成普遍现象。最苦的是下级公职人员。当时在党政界普遍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一家数口，两餐难保，三亲不认，四友少交，五内如焚，六魄饿掉，七窃冒火，八节徒劳，九死一生，十实难熬”；“领的是七折八扣的票子，戴的是怒发冲冠的帽子，穿的是脚踏实地的鞋子，内衬空前绝后的袜子，身着千补万缝的裤子，住的是东倒西歪的房子，盖的是流通空气的被子，过的是缺米少面的日子，怕的是亲友请客的帖子，四季是愁眉不展的脸子”。
克扣薪饷之外，马鸿逵还经常利用兵工给他种田、盖房子，剥削士兵劳力。他的王太堡、大关桥、小关桥一带的土地，都由保安部队耕种，中山公园由一团炮兵替他栽花种菜。公园大门上的横额“万物育焉”，人们讥为“万物育马”。1934年，马为纪念马福祥，呈请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拨款二十万元，由宁朔县王太堡至平罗通吉堡，开挖了一条长一百二十里的水渠，取名云亭渠(即现在的民生渠)。全部工程由兵工修做，马只开支工具、材料费三万余元，其余经费全部吞没。马在银川新华街建“云亭纪念堂”一座，地址均是强拆民房而得，工程亦由兵工负担。1936年春，马又从国民党中央领来数十万元，开辟宁夏至平凉公路青铜峡段，除技工工资及炸药等费用外，动用兵工，未给分文。l940至1945年的两次整修包兰公路，马均领来大批经费，全部私吞，工程全部由部队修做。
马鸿逵在统治宁夏十七年中，压榨掠夺的方法，可说是无孔不入，点滴不漏，所得财富，达到了惊人的数字。据传宁夏解放前夕，他雇佣美国陈纳德的飞机，以运羊毛为名，替他运走黄金达七吨半之多。
历史上罕见的暴政——征兵
“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这是马鸿逵的基本信条。兵是马鸿逵的命根子。所以他在统治宁夏的十七年中，几乎是年年征兵，扩充军队，征兵成了宁夏人民最大的灾难。据l935年宁夏省政府统计，全省人口为一百万零二千多人，到l941年普查人口，降至七十三万多人，到解放前夕，估计最多也不超过七十五万人。而马鸿逵在解放前夕的军队，有步兵三个军，骑兵一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及马鸿宾的八十一军，约在十万人以上。这样，宁夏每七个半人中即有一个兵。因而宁夏的兵役就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暴政。
在1940年以前，马鸿逵每年征兵一次。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0年三年中，共征兵三次，兵额二万五千余人，加上每年补充逃、亡的数字，共约二万七、八千人。当时全省壮丁总数约十四万人，平均每五个壮丁中即有一人应征。1940以后，则往往年征二次。从l941至1948年的八年中，共征兵达十二次。在征兵期间，有的雇佣充数，有的贿谋规避，有的自残身体，或举家逃匿。1938年，平罗姚伏堡一农民为避当兵，把自己弄成哑吧。1940年，中卫李尽忠服食大量巴豆，腹泻脱水而死。1943年，王洪堡(今望洪)一人自己砍折右腿。1948年，保安处一新兵自剁右手一个手指，马鸿逵又以逃避兵役罪将其枪毙。此外，用针刺破眼球，用石砸去门牙，用毒药糜烂下部伪造梅毒，以及用其他办法躲避兵役者，常有发生。但是马鸿逵的手段更毒辣。征兵令下，全省部队、保甲一起动员，四处抓兵，一时路断人稀，如临大敌。兄逃弟替，父死子承，一户跑则一甲负责，一甲无兵则全保公摊，真是殃及九族，祸延乡里。
马鸿逵初期征兵，曾规定每户有十八至二十五岁合格壮丁者，三抽一，五抽二；后改为十八至三十岁；再后，改为十八岁至四十岁；最后，因兵源枯竭，竟改为十五岁至五十岁。先是按壮丁抽，后来改为按丁抽，即父亲合格，家有幼子，即为双丁，是所谓“大配小，小抬大”的奇特办法。老的拨辎重兵团赶大车，小的拨“觉民学社”学唱戏或充勤务兵，轻微残废的抓来当马夫、伙夫。
农民苦于兵役，无法生活，有全家逃跑的，也有全村逃跑的。l941年，金积县马家高庄马生明兄弟数人，将房屋、家俱、土地全部遗弃，逃往包头。l942年，中卫李姓将地契贴在门上，全家逃跑。同心县王家团庄原有居民一百余户，解放时仅剩三家孤寡。1935年，同心全县人口为四万二千余人，到解放前夕，只有一万八千余人。
由于兵源枯竭，雇兵现象普遍发生。最初雇兵一名，需小麦三四十石，或银币百十元。后来竟涨到小麦八十至一百石，银币二百至三四百元。为了笼络兵心，乡保并须付给兵家优待金（也叫要兵粮）。优待金一般每兵小麦二十石，土布五匹，均按户及地产分担。
马鸿逵的兵营更是人间地获。士兵吃不饱，穿不暖，疾病无医药，加上繁重的操练和劳役，残酷的统治和压迫，有些不堪于兵营的非人待遇，怀念家庭，日夜思逃。逃兵成了马鸿逵军队的一大威胁，也给宁夏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马鸿逵鉴于士兵大批潜逃，严令各县配合部队抓捕逃人员。搜捕不到，以其兄弟顶替，无人顶替的，就对逃兵家属或雇主严刑追逼，令其寻找本人，或出钱另雇。原兵主无钱雇兵时，则由所在的甲或保共同负担。再跑了再雇，故民间有“兵根是挖不尽的祸根”之说。有的巨商富户，有雇兵达一排之多的。据中卫一县估计，前后所征正兵约一万多人，而征补逃兵数达两万人以上。人们惧怕亲邻出逃兵受牵连，竟到了所谓“不怕邻居出人命，就怕邻居出逃兵”的地步。有的地主富商，更以所雇之兵死亡为喜事。所以当时宁夏流传着一首凄凉的民谣：“听兵逃，心飞掉，款子逼得要上吊。保阎王，甲小鬼，没有兵款了不得。”
兵逃的愈多，马鸿逵镇压的手段愈毒辣。l949年，马将保安处征来的新兵，全部集合在银川东教场，召集全军营、连长逐一挑认（即潜逃后又受雇充兵的）。从宪兵连和特务营选来一批打手，每四人一组，把挑出的逃兵一百余人，都重打“背花”，一时哭声四起，血溅遍地，惨不忍赌。1947年，马一次将各部队逃兵集中银川枪毙，事先印制“咎自由取”纸条，枪毙后将纸条卷成细卷，逐一塞于死者头上的枪眼里。马对在场的官兵说：“今天枪毙的这些逃兵，都是咎自由取。”1947年，马鸿逵命他的儿子马敦静率马部主力去援榆林，在袁大滩被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击溃，马部第一纵队保四团全部被歼，其他各部亦多伤亡潜逃。返宁后，马将潜逃捕获者全部枪毙。缉捕不到者，官一名罚原兵主补兵五名，兵一名罚三名。保四团有灵武县朱桥的一个兵在袁大滩阵亡，县府亦罚他家出兵三名。其父多次哭诉无效，便去袁大滩抬回死尸，才得了事。马因这次追索逃兵又增加了一团新兵，老百姓叫这个团为“讹兵团”。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马鸿逵是个最反动最顽固的反共分子。国民军五原誓师后，在部队里普遍设立了政治部。中共优秀党员刘志丹曾在马鸿逵第四路军担任过一年多的政治处处长，深受部队爱戴，马鸿逵初亦伪示信赖。但是到了“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和所有的反革命部队一样，也在郑州驱逐共产党员，刘志丹也被驱逐。
1931年，正当蒋介石在江西、福建围攻红军的时候，马鸿逵在泰安也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残害。他说：“不怕千军万马，只怕内患一人。”命令他的十一军特别党部特派员童耀华成立了党务训练班，把部队中比较有文化的官佐都集中起来，进行训练，贯输反动思想，同时又命军法处严密搜查进步人士和所谓嫌疑分子。这年夏天，泰山和蒿里山上出现了“打倒军阀马鸿逵”、“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标语。接着马鸿逵就以共产党嫌疑，次逮捕了二十多名教导团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经严刑拷问，毫无口供。马鸿逵指示按教导团第一期的一、二、三队，每队各枪毙一人，以遏“邪风”，除几个年龄较小的释放外，大部送交泰安县长周百鍠判处徒刑。
1930年以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的三次围攻，都被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所粉碎。当准备第四次围攻时，马鸿逵即被调到河南许昌、漯河一带，准备参加。“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攻。马鸿逵部又由许昌推进到信阳一带，以三十五师第三旅担任武胜关、鸡公山一带的防务，第二旅随刘峙部向罗山、宣化店、光山、泼皮河进犯。
1932年10月，红四军团经河南、陕西向四川转移。马鸿逵以第三旅旅长马英才、独立团团长李翰园为正副指挥官，带着第三旅的第五团和独立团，由河南信阳出发，经桐柏万和店、南阳赊旗镇、南召，直到卢氏的范蠡镇，进行追击。由于红军沿途反击和马部士兵厌战，追击部队几乎全部溃散，只剩少数残部逃回信阳。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蒋介石曾亲来宁夏，布置防堵。马鸿逵吹嘘自己的部队训练有素，防共无虞。蒋走后，马将全省分为三个警备区，以马鸿炳为第一警备区司令驻省会，马腾蛟为第二警备区司令驻吴忠，马英才旅长兼第三警备区司令驻中宁，马鸿逵还把守卫自己的特务团开到中宁参加防堵。同时进行“肃军、肃政”，积极清理内部。马的心腹海涛、苏连元、马如龙等，与李翰园（时为马之参谋长兼民政厅长）争夺权位，便说李与共产党有联系，马鸿逵即派人监视李的行动，并查禁其往来函电。对平日与李接近的官佐，特别是教导团毕业的学生，大肆逮捕，株连一百多人。经过严刑拷问，没有问出结果，最后把认为可疑的六十多人，驱逐出境。
1936年5月，陕北红军在盐池、豫旺（下马关）全歼马鸿逵守城骑兵，驻盐池的骑兵营长孙兆祥被击毙，豫旺县长董天祥失踪。lO月24日，马鸿逵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要求先“剿”陕北，再“剿”其他，并建议蒋介石要张学良（时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严督各路军队同时猛攻，令陈诚所部向三边推进，同时进击。因而胡宗南之第一师进驻同心县的韦州、惠安堡，l0月间在环县萌城、山城堡，被红军歼灭三旅之众。不久，“双十二”事件发生，蒋、马围攻陕北红军的企图，才为之一挫。
马鸿逵对于“双十二”事变的态度，刚开始，由于胜负属谁，尚未可知，一时惊恐慌乱，不知所措。迟迟不敢表明态度。到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陕洛，端纳、宋美龄、宋子文相继飞陕以后，马觉得蒋介石回京有望，便于l
1932年，邵力子由南京赴甘肃时，遇马于开封车次，告以“虎城对兄私情固无恶感，但恐兄以三万枪杆使西北汉人将无噍类。”马答以“三万抢杆不足顾虑，惟恐苏维埃伪组织树立于西北”。
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占绥包。马鸿逵这时已有步、骑兵八旅之众，但却借口防共，不肯出兵抗日。以后为形势所迫，才派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光宗为中将骑兵指挥官，率骑兵第一、二两旅，集结临河城内，以警备二旅置于三盛公一带，名为抗日，实则看风驶舵。这时，蒋介石以朱绍良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以傅作义、马鸿逵为副司令长官。又将马鸿逵的十五路军和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以马鸿逵为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和绥西防守司令。
1940年1月，日本侵略军为策应对华中方面的攻势，以二十六师团为主力，向绥西五原、临河进犯。马鸿逵部仅骑兵一旅与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在乌镇、五原梅令庙一带，略作抵抗，即仓慌后撤至磴口、三盛公一带。马之警备二旅旅长马得贵、团长马元宝等，在绥西平日作成作福，杀人越货，及日本侵略军西犯，未闻枪声，即抢掠逃跑。马鸿逵远在宁夏，也惊慌万状，积极遣送家属至兰州，并准备将省府撤至甘肃靖远。将历年搜刮的大烟、皮毛等物资，日夜不停地向甘肃后运。民间车、马、驼、驴等运输工具，被征调一空。后因日寇至乌拉河、黄羊木头再未前进，马鸿逵才定下神来，只留骑兵第二旅在黄羊木头以西，担任边境警戒，其余部队全部撤回宁夏。自此以后，他便以全力封锁边区，再未出一兵一卒参加抗战。但在傅作义部收复五原后，马鸿逵却大言不惭地说是他的十七集团军协同傅作义部“光复五原、临河，造成绥西大捷，开抗战以来收复失地之先河”。实际，黄羊木头距宁夏省垣尚有四百多华里，日寇当时如再前进一步，马鸿逵早已丢弃宁夏，逃之夭夭了。
1939年冬，蒋介石为了加紧反共，给马鸿逵增加了一个暂九师的编制。以后这个师长期驻守于灵武，负责封锁边区。l942年，蒋介石偕陈诚、朱绍良等来宁夏，召集八战区所有高级军官在银川开会。傅作义及绥西各军、师长均参加，马鸿逵部团长以上的军官也列席。蒋名为布置抗日军事，实际是为了布置反共。马力主反共重于抗战，并力表自己十二年来封锁边区的功绩。在蒋介石住宁期间，马鸿逵常于夜间亲查岗哨，严密警卫，以示忠诚。有一夜蒋问：“外边何人?”马答：“鸿逵。”马的四老婆刘慕侠，在宋美龄面前，更恭谨备至，屈意奉承，并向蒋介石夫妇敬献龙凤黄绸睡衣，为马的二儿子马敦静求封军长职衔。蒋回重庆后，马又派苏连元以重礼送何应钦、宋子文、陈诚等。因而1943年秋，蒋介石军政部又给马增一暂编三十一师的番号，并任命马敦静为十一军军长。马又以其长子马敦厚为保安处处长。保安处原有三个团，马敦厚扩充到七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兵力仅次于十一军。以后，又以马敦厚长子马家骅（仅17岁）为保安处一团团长，并暗中保为一八九师师长。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马鸿逵正拥妾携婢，避暑于贺兰山小口子。消息传来，广大人民，笑逐颜开，欢庆胜利。马鸿逵却终日忧郁，直到秋凉，还在那里“避暑”，不肯下山。以后他召集他的军政人员讲活时说：“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中国不亡于日本，要亡于共产党。”看来，从那个时候，马鸿逵就已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将临。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一贯保存实力拥兵自卫的马鸿逵，却倾巢而出，侵犯三边，救援榆林，出兵陇东。
1947年3月，马鸿逵配合胡宗南进犯延安，以他的步兵整编第九旅、一六八旅、骑兵第十旅（均是抗战胜利后由师整编为旅，不久又恢复为师）和两个保安团，向三边进犯，先后侵占了盐池、定边、安边等地，并曾多次进犯靖边和定边以南山区。直到l949年宁夏解放前夕，才撤离三边。马鸿逵在占领三边期间，变本加厉地推行了他统治宁夏人民的一套暴政，向三边人民要兵、要粮、要马、要草，搜刮三边人民的土特产如皮毛、甘草等，使三边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
1947年10月下旬，解放军二次围攻榆林，马鸿逵派兵驰援。他倾巢出动，以一个保安纵队控制三边，以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一个保安纵队共三万余人，由他的儿子马敦静、马敦厚率领，驰援榆林。于ll月下旬到达榆林以西的袁大滩，被解放军迎头痛击，遭到惨败，马部保四团，自团长弓长舒以下官兵全部被俘，其他各部伤亡极重。马敦静弟兄吓得不分昼夜，以强行军绕道尔林滩，窜抵榆林，在榆林仅住三天，便又拼命逃回三边。沿途因缺乏给养，宰杀蒙民牲畜极多，官兵逃亡和病死的，为数不少。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无暇顾及西北，便以甘肃为诱饵，企图让马步芳、马鸿逵出兵西安，与盘踞武汉的白崇禧相呼应，牵制解放军渡江南进。但两马在西北军政长官和甘肃省主席这两个要职上，争夺不休。几经协商，最后才确定以马步芳为长官，马鸿逵为副长官兼主席。这时马鸿逵除十一军外，蒋又给了一个一二八军的番号。马遂以卢忠良为一二八军军长，马光宗为十一军军长，又自编了一个贺兰军，以马全良为军长，把所有地方部队编成四个保安师。每军辖两个正规师，一个保安师。共拼凑了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编成宁夏兵团。以马敦静为兵团司令，坐镇宁夏；而以卢忠良为兵团指挥官，直接指挥一二八军及十一军到平凉，与马步芳的八十二军（军长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一二九军（军长马步銮）会合，进犯西安。部队到平凉后，表面上归长官部统一调动，由马继援直接指挥。但二马互相猜忌，各有打算。马继援虽多方拉拢，对宁夏兵团的团长以上军官请客送马，但仍貌合神离，指挥不灵。宁夏兵团的一切行动，都听马鸿逵的命令。马曾由兰州赶到平凉四十里堡，对军、师长面授机宜，并对团长以上每人给银元一百至二百元不等，笼络人心。5月下旬，宁、青两兵团，以西兰公路为中心，分左、中、右三路，向咸阳、西安进犯。部队进抵永寿之监军镇、淳化之关头镇一线时，遇到解放军前哨部队的打击。当天，马步芳正在兰州就任西北长官。在炮声隆隆血肉横飞中，从军用电台里，犹可听到马步芳、马鸿逵要收复西安、保卫西北的狂吠。十一军在监军镇杨裕岭下伤亡惨重，不久即退至永寿梁，沿长武、泾川一路溃退下来。马继援部闯到咸阳城下，遭到沉重打击，狼狈溃逃。于是一二八军也由醴泉、乾县一带匆忙后撤。当宁夏部队溃退至泾川、白水一带时，马步芳的青海兵团已逃到陇南天水去了。7月中旬，马步芳眼看解放军大军即将大举西进，兰州危在旦夕，急派他的副长官刘任在静宁召集军长以上官佐开会，检讨这次出兵得失和重新分配防守任务。经过一阵互相责骂后，又决定宁夏兵团守陇东（平凉），青海兵团守陇南（天水）。会后卢忠良便以一二八军守平凉，十一军守固原。这时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乘胜前进。8月初，十一军在固原任山河又遭到严重打击，重武器几乎全部遗弃。一二八军在固原大湾的防线，也被解放军冲垮。从此，所谓的宁夏兵团便一溃千里，逃回宁夏。
天水、平凉解放后，解放军大军进军兰州。马步芳又电令宁夏组织援兰兵团。部队集中中宁后，迟迟不敢前进，及先头部队行至靖远黄河渡口时，兰州已获解放。至此，两马保卫大西北的迷梦，彻底破灭了。
当兰州解放前夕，马鸿逵即逃到广州、重庆，准备流亡海外。他在重庆曾电令他的军师长们“打到一兵一卒，最后派飞机来接，绝不投降。”兰州解放后，马的二儿子马敦静，还以宁夏兵团司令代理宁夏省主席“坐镇”银川。解放军曾从兰州派来以郭南浦为首的和平代表团，促使马敦静起义。马敦静拒不谈判，且把代表团软禁在交际处。当解放军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时，马敦静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时而准备抵抗，时而企图经阿左旗向河西（甘凉）逃跑。等到解放军集中中宁后，马敦静便偷偷坐上飞机，逃往重庆。
在马敦静逃走的当天下午，马鸿逵的三个军长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等，在马全良的倡议下，集会于任春（今仁存渡）渡口，商定起义（事先马全良已派他的参谋长郑毅民，到中宁见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杨司令员进行过联系）。以卢忠良为代表，赴中宁进行和谈。经双方协议，按北平方式和平解放。并规定马部十一军集中于银川郊区李岗堡、保家湖；一二八军集中于灵武；贺兰军集中于宁朔县小坝等地，听候人民解放军整编。这时，马部士兵和下级官佐，纷纷溃散。只留下部分官兵，向人民解放军办理武器物资移交手续。人民解放军组织他们学习，并作了妥善安置，使他们获得新生。
解放军进军宁夏：“宁夏王”马鸿逵最后的挣扎
兰州被围，西北中枢危矣；六盘山关隘丧失，则宁夏门户洞开，是战？是和？宁马内部意见不一，表面上看就连马鸿逵这个纵横政界军界多年的"老狐狸"似乎也没有了主意。回到银川的他虽然也接待了解放军派来投石问路的和谈使者，但内心里却不愿意就此罢手。
最后的回答可能有些吹牛皮，马鸿逵早就派遣他的妻子刘慕侠在台湾和香港置办了房产，为举家出逃做了准备。
早在
下马关，位于宁夏同心县东部，古来为军事重镇，古长城蜿蜒境内。镇东与甘肃环县为邻，是过去陇东、陕北去往宁夏的要隘。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一师和独立二师乘宁马收缩兵力于六盘山一带之契机，自三边主动出击，活动于下马关一带。
西北军区独立一师的前身是绥德第四团和第六团组成的警二旅，这支部队在陕甘宁晋绥军区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张达志指挥下，曾参加过太原战役，在太原牛驼寨战斗中功绩显著。太原解放后，该师改番号为西北军区独立一师，西渡黄河返回陕北，担负包围榆林的任务。榆林和平解放后，独立一师进入榆林，张达志负责改编原榆林守军第二十二军的任务。国军在榆林的第二十二军乃杂牌部队，起义时军下辖的只有一个八十六师。起义后原八十六师被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二师，以原八十六师二五七团团长、二十二军已故老军长高双成的儿子高凌云为师长，西北军区独立一师政委黄罗斌兼任独立二师政委，其他官佐均保持官职不变。榆林守军改编完成后，张达志奉命调第一野战军第四军担任军长，所遗师长职务则由政委黄罗斌接替。黄罗斌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指挥员，一年多前因为在西府战役中犯有错误被贬至地方工作，他接替张达志职务后不久，即指挥独立一师和独立二师挥师西进，收复了三边分区。战后，独立二师之二五七团在师长高凌云带领下返回榆林担任警备任务，其余之二五六团和二五八团则跟随独立一师一同进驻下马关。
马鸿逵离开宁夏后，宁夏军政交付于他的二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马敦静秉承马鸿逵的命令，在金积灵物一带积极备战，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当前的形势不用马敦静多想已经一目了然，解放军第19兵团兵分三路，正在向中宁推进；在左翼，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一师和独立二师收复三边后，进驻下马关一带，明显是在等待解放军主力进军中宁后，再一起向宁夏腹地攻击。相比在中宁方向的解放军19兵团，下马关的解放军威胁更大，但其实力较弱，恰符合马鸿逵"打，然后再讲条件"的策略。
卢忠良将步兵集中在下马关城下，试图以四个步兵团在炮兵支援下一举夺取下马关。但是当宁马出现在下马关城下时，警惕性很高的独立一师各处的哨兵相继发现了宁马的行踪。偷袭不成，遂成强攻。宁马向独立一师发起了多次猛烈攻击，都被已经警觉的独立一师官兵打退。到日出时分，宁马毫无进展，不但没能突进下马关城内，反而在一次进攻中，被独立一师抓住了弱点，以密集的火力分割了宁马的进攻部队，将其一个连压制并消灭在阵地前沿。经过一上午的战斗，宁马自知攻取下马关无望，于是将大部兵力转向东滩的独立二师及在陈儿庄的独立一师警四团第二营。
独立二师原来是在榆林的国军第22军，起义改编后跟随独立一师进驻下马关。该部战斗力较弱，内部思想混乱，旧军队恶习难改。在下马关驻扎期间，因为麻痹大意且天下小雨，有些连队竟然将岗哨都没有设置，在10日黎明宁马骑兵的突然突袭下，猝不及防，受到严重损失。在刘家滩的独立二师师部在警卫部队的拼死掩护下，只有少数部队与师部一起突围，撤往东山一带，后辗转进入三边地区的甜水堡。驻防在二步墩明长城一线的独立二师256团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阵地就被宁马骑兵占领，部队被打散，全团覆没。在吴窑坑的258团地处宁马骑兵攻击地区的腹地，当256团被宁马骑兵冲击的时候，258团已经警觉，部分官兵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终抵挡不住宁马骑兵进攻。战斗持续到上午十点，该团的抵抗渐渐减弱，阵地终被宁马突破，部队也被敌人冲散。整个东滩上独立二师部队在战斗中伤亡近百人，被俘二百余人，其余官兵全部逃散。
相对独立二师的狼狈，坚守在陈儿庄的独立一师警四团二营则是在整个下马关战斗中表现得最为英勇。这个营实际上只有两个连驻扎在陈儿庄，但就是这两个连，顶住了宁马三个团的攻击，不但守住了阵地，而且牵制了宁马攻击部队的大部，为全师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宁马在攻击下马关城垣无望后，主力均移往陈儿庄。128军军长卢忠良亲自登上刚被宁马骑兵占领的二步墩了望台指挥部下攻击。在炮火掩护下，宁马步兵对陈儿庄发起了多次波浪式攻击。守卫陈儿庄的二营两个连沉着应战，毫不畏惧，在下马关城头独立一师的炮火配合下，打退了宁马的多次攻击，在激战中，挥舞着长刀督战的宁马营长笳长泰也被二营战士击毙在阵前。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宁马始终没能突破二营的阵地。
宁马的疯狂进攻，虽然被独立一师阻挡住，但在重围之中战斗，若无后援，后果不堪设想。在战斗爆发不久，独立一师即通过电台报告正在进军中的19兵团部，请求19兵团派部队支援下马关。然而下马关距离19兵团前锋部队64军有近150华里的路程，远水解不了近渴。突围？下马关一带一马平川，白日突围怎么也跑不过宁马骑兵的追击，这无疑是自投罗网。经过研究，独立一师决定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黑，天黑后先接应出在陈儿庄的二营，然后全师向19兵团64军方向靠拢。
此时天已近黄昏，陈宜贵急忙召集师指挥员及五七一团团长刘风珂商议。命令传达后，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从目前部队的位置到下马关，足足有一百五十华里，且沿途深沟纵横，道路复杂。在六十四军进军中宁的途中，一九一师曾经派遣侦察连一部前往下马关与独立一师和独立二师联络，回来的侦察员们汇报道路很不好走，依照正常的行军速度，需要两到三天才能抵达，而现在六十四军军部的电报中只给了一九一师一天一夜的时间。
一九一师副师长孙树峰是负责为全军开道的指挥员，他曾多次带领小部队到同心和豫旺一带侦察，对地形和敌情都比较熟悉，在这紧急关头，孙树峰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增援下马关的艰巨任务。军情紧急，五七一团和师直属炮兵营简单吃了晚饭，在孙树峰副师长和带领下，火速向下马关赶去。
天很快就黑了，孙树峰带领的五七一团摸黑向下马关挥汗急进，部队几乎是在小跑，但是孙树峰依然十分焦急，他不断地用手电筒照着手腕上的表，连连催促部队加快速度。当部队行进到车路沟南一带时，地形变得越来越复杂，这里山沟越来越深，而道路却越来越窄，两旁的土壁笔直陡立。五七一团先头部队刚刚摸出这天山沟，猛然就听到后面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两侧山头上晃动着人影，一边袭击五七一团的后尾辎重队，一面口中发出嗷嗷的怪叫声。
"这不是敌人的正规部队"，孙副师长从密集却又凌乱的枪声以及喊叫声中，迅速做出了判断："应该是土匪或地方民团武装"。堂堂的解放军正规部队竟然被这些土匪袭击！孙树峰是一个急性子，如果在平常，他早就带领部队杀它个干干警净，然而眼下增援任务紧迫，不允许在路上耽搁时间。他强忍下心头的怒火，冷静地命令二营派出一个连回头接应辎重队，其余部队继续前进。
孙副师长的判断没错，这股胆大包天敢于袭击解放军正规军的土匪是活跃在中宁一带的政治土匪马绍武匪帮，这批土匪多为惯匪和宁马逃兵。他们一边逃避宁马沉重的兵役徭赋，另一方面则勾结当地豪强为害乡里。他们经常在这一带拦截商旅，这天夜晚竟然打起了解放军辎重队的主意。战斗刚打响时，辎重队的二百多头毛驴被惊吓的乱叫乱跑，帮助驮运军粮的几十名民工也吓的一哄而散。队伍中最沉着冷静的就是辎重队队长殷福虎了。他冷静地聆听着密集的枪声，对袭击者的火力和数量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迅速观察两侧的山头后，他下令辎重队一部分人负责收拢惊散的毛驴并安慰受惊的民工，其他人由他亲自率领进行火力掩护。
辎重队猛一看似乎只是一个后勤单位，实际上这支辎重队与一般的后勤单位不同，队伍中一百多人，都是191师训练队的学员，大部分是各单位抽调前来师部集训的连、排、班干部，战斗经验很丰富。在殷福虎的指挥下，学员们用机枪和步枪猛烈反击着土匪。在火力掩护下，失散的毛驴渐渐被收拢，辎重队开始有秩序地向山沟外撤退。
山上的土匪见到辎重队散而复聚，眼看着即将到手的物资一点也没捞到，急忙从两侧的山头猛扑下来。见此情景，殷福虎随即带领几十名战士迎头冲上去，双方在山坡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一边是战士们锋利的刺刀，另一边则是土匪的马刀。正在混战中，奉命回来掩护辎重队的二营教导员关计来带领第五连及时赶到，土匪见势不妙，借助夜色仓皇而去。
就在救援部队的辎重队与马绍武土匪肉搏的时候，远在下马关的解放军独立第一师与宁马的战斗也达到了高潮。
被宁马包围在陈儿庄的二营是一个有经验的老部队，虽然他们只有两个连，但仍然沉着地坚守着村子，因为他们明白离开了村子，在开阔地中根本无法有效抗击宁马骑兵。在独立二师被宁马击溃后，围攻陈儿庄的宁马部队增加到三个团。指挥此次奔袭行动的宁马128军军长卢忠良亲自命令将所有的迫击炮集中起来，对准陈儿庄猛轰。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和猛烈炮火，二营干部战士毫不畏惧，将进攻的宁马步骑一次次打退。
傍晚，宁马对陈儿庄的进攻仍然在激烈进行，进攻一次比一次凶猛，炮火也一阵比一真密集。二营牺牲了很多优秀的战士，但活着的官兵依然在顽强抗击着敌人。此时天色已晚，他们知道这时候如果组织突围，借助夜色的掩护或许能成功。不过他们决心要坚守下去，吸引尽可能多的敌人，为下马关师主力突围创造最好的条件。
天全部黑下来后，宁马对陈儿庄的攻击才逐渐减弱，最后停止下来。但是二营仍然被四面包围着，宁马部队在周围构筑工事，严密防备解放军乘机突围。突然，一颗明亮的信号弹从下马关城内升起，这是独立一师师部在与陈儿庄的二营进行联络，师部这时不知道二营是否还存在。二营的官兵喜出望外，随即打出一发信号弹回答。然后官兵们紧张地进行突围前的准备，他们上好刺刀，拿起最后剩下的手榴弹。准备奋力进行最后一搏。
很幸运，二营有一个叫吴荣的当地向导，他熟知下马关一带的沟沟坎坎。担任突破任务的是四连战斗作风最强、23岁的马瑞旺和他指挥的步兵排。突围开始后，马瑞旺带领尖刀组在吴荣的指引下悄悄向宁马阵地摸去。不料他们的行踪在即将抵达敌阵地的时候被宁马哨兵发现，霎时，枪声响成一片，在枪林弹雨中，突击排排长马瑞旺勇猛地冲在最前面，直扑向宁马守军机枪射击最猛烈的地方，就在他扔出两枚手榴弹以后，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头部而牺牲，可是他扔出的手榴弹却正好落在宁马的机枪阵地上，与此同时，突击排乘机冲入敌阵，经过短促的白刃战，将敌人的封锁线撕开一个口子，掩护着二营剩下的官兵全部冲出了重围。在二营突围成功后，独立一师也顺利撤出下马关，部队随即向南转移。
在一个破围子里，孙树峰副师长见到了独立一师的黄罗斌，两人紧紧握手后，黄罗斌感激地说："你们辛苦了，可把你们盼来了！"然后心情沉重地说："敌人的突然袭击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二师损失惨重，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训。"
这个教训的确是够深刻的，独立二师从此再没有参加任何军事行动，它留在榆林的那个团后来就地改编为榆林军分区直属部队。而损失惨重的独立一师也丧失了单独配合64军进攻宁夏腹地的能力。第二天，571团和独立一师联合北还，进入了被宁马主动放弃的下马关。在下马关休息两天后，部队于
偷袭下马关并未如马鸿逵所愿为宁马与解放军谈条件创造出有利地位。
下马关战斗中胆大包天夜袭191师571团辎重队的土匪马绍武，在宁夏解放后继续横行于同心县一带。
逃离宁夏前后的马鸿逵
我是马鸿逵的侄孙。我的曾祖父马福财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是同胞兄弟。他们兄弟共四人，排行次序是：福财、福禄、福寿、福祥。我的祖父马耀图在庚子年抗击八国联军时，和我二曾祖父马福禄一起，阵亡于北京正阳门。嗣后，清廷命马福祥承袭马福禄的军职，成为马鸿逵家族发迹腾达的开端。一九四九年九月马鸿逵逃往重庆时，把我也带去，后又随他从重庆去台湾。我于一九五八年回大陆。本文所述史实，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有些事情，如马步芳离开台湾的经过，是听马鸿逵说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马鸿逵的部队自陇东败回宁夏，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固原，先头部队挺进至同心城。八月下旬，兰州解放，解放军分向宁夏和甘肃河西进军。这时，刚于八月中旬自广州飞回宁夏的马鸿逵，接到蒋介石自重庆发来的密电，令其飞往重庆，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马鸿逵临行时，将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他的次子马敦静。并向其长子马敦厚、次子马敦静面授机宜后①，便匆忙率领其六姨太、参谋长等三十余人，飞赴重庆。马鸿逵于当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国民党政府要员及几个在重庆的宁夏官员。次日，其四姨太乘另一架飞机飞重庆。
马鸿逵到市区后，住在离重庆四十里的连家花园。这个花园座落在歌乐山下名叫山洞的小镇上。从第二天起，马鸿逵接连三天都到嘉陵江对岸的黄山开军事会议。会后的次日上午十时许，连家花园门口陆续来了十几辆高级小轿车和吉普车，来的是以国防部长徐永昌为首的国民党的将领们。其中有上将一人，中将四人，少将和校级军官多人
马鸿逵迎了出来，徐永昌一见面就开腔说：“少云兄，这回得辛苦你了!”“我说不行就不行。”马鸿逵回答。
“报效党国勉为其难嘛!”徐永昌说。其余的人都七嘴八舌地打园场
在连家花园的大客厅里，宾主们就座后，校官们把客厅中间的沙发、园桌、茶几都抬出室外，放在走廊里。两名少将把十万分之一的陕、甘、宁、川四省军用地图，拼凑平铺在地板上。马、徐并坐在双人沙发上，参谋人手一本记录本
马鸿逵说：“我的部队我知道，都是宁夏娃子；宁夏人恋家，如果调出来，马上就垮了，你们只是不信。”
徐永昌面容严肃，不吭一声。马鸿逵不得已，才又勉强说：“好吧，照总裁指示，和胡宗南在汉中会师，再下四川。”
于是，马鸿逵一站一站地一直从宁夏说到汉中，连一天行军多少里都说了出来，参谋作了记录。尔后又讨价还价地定了两个军的兵员数字，徐永昌才如释重负地走了。
徐等走后，马鸿逵的参谋长张蔚野请示如何安排，马鸿逵摇手说：“等等看。”
原来蒋介石打算把马鸿逵的部队调往四川，协同蒋系部队作战。经徐永昌与马鸿逵商定后，马等待了一阵，即派其参谋长张蔚野于九月上旬飞回宁夏传达，并要把高级将领的家属用飞机送往台湾。后因战局发展迅速，被解放军堵住了逃窜去路。
九月上旬的一天，马敦厚(骑兵第十师师长)带着家眷从宁夏飞往重庆，面告马鸿逵说：将士离心，兵无斗志，局势已无法收拾。但马鸿逵仍屡电坐镇宁夏的马敦静和三个军长，要他们顽强抵抗，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再派飞机接他们和家眷逃出。
九月中旬，马鸿逵向蒋介石的专机组要了一架运输机，飞抵宁夏接家属。没想到到马敦静已乘徐永昌的飞机逃到重庆。父子二人密室交谈，相对而泣。当晚七时许，马鸿逵命电台联系宁夏。报话机上传来的是他的一位少将处长的声音：“阿訇们都来着哩；满拉们都散了”(阿訇指他的将领，满拉指士兵)。
“你叫他们来说话”，马鸿逵焦急地说。
但是没有一个接话的。这时马鸿逵背转身来，仰面惨笑，在场的人均感到毛骨悚然。
次日晨，专机组来人询问飞宁夏的那架运输机的下落，并说：“昨天已失去联系，是否逃出飞往汉中?”随后得知，该机空军上尉毛昭宇，是国民党空军总司令毛邦初的侄子，与蒋介石前妻毛氏有亲属关系。到十月上旬，汉中空军机场来电告知，该机已逃到汉中。原来该机乘务组共有四人，在解放军进入银川前，被马的部队扣留，以后交给了解放军。有一天，毛昭宇等诡称飞机需要发动一下，遂趁机飞逃。
宁夏解放后，马鸿逵在重庆称病不出。一个星期一的中午，连家花园附近突然戒备森严，穿藏兰色中山服、戴蓝呢礼帽的兰衣社人员满布山头、路边。不多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乘车来，率警卫人员进花园布置岗哨。接着国民党在重庆的几个军政大员接踵而来；最后，一黑色林肯牌避弹长座车飞驰到达，下车后，才知是蒋经国和钱大钧两人。俞济时遂命将马鸿逵的警卫人员撤回，进房对马鸿逵说：“总裁和闫院长前来探病。”并让马好好休息，不要起来。
约一小时，五辆一式黑色林肯牌长腰座车到，闫锡山、蒋介石从第四辆车上下来，并行进入马鸿逵住房。马体重蹒跚，忙不迭地爬起来，就势溜下床来，跪地将蒋介石的腿抱住，连哭带说：“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蒋介石俯身拉搀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有责任。”闫锡山说：“没啥，没啥，从头再来。”就座后，约谈了十多分钟，其他大员才鱼贯而入，寒暄慰问，只有蒋经国没有进屋。到马鸿逵出来送客时，蒋经国才过来应酬了几句。
蒋介石临上车时，吩咐马鸿逵到台湾去。
下午，国民党总统府来人通知说：“你们可接洽两航飞机(即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不要惊动飞虎队(指陈纳德的飞机)。”此人走后，马鸿逵慨叹说：“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在此情况下，马鸿逵只好派人到中国航空公司，用一万七千银元券，包了一架“空中行宫”式客机(能乘坐六十人左右)，于
飞机的航线是经广州到达台北。到湖南上空，晴空万里，飞行甚稳。不一会儿，突然发现机下有白云一片，紧接着机前也出现了云朵，飞机微颠，座舱内忽感暴热。马鸿逵惊慌起来。正在这时，从驾驶舱口递出一纸条，上写：“下边是解放军，因打高射炮，故爬高而放暖气。”于是大家才安定下来。
飞行途中，马鸿逵命电台与柳州的白崇禧联系，通电后回称：“柳州危急，现正在激战中，你们不要来，白长官不能通话。”
下午二时许至广州白云机场，急忙加油后欲起飞，指挥塔不放行。机场上有飞机百余架，多数为军用机。步兵正在构筑工事。约候一小时左右，驾驶员趁空隙滑入跑道。尽管指挥塔上狂呼“不准起飞，军用机优先起飞”。但驾驶员不听，拉起机头起飞了。起飞后，据悉台湾海峡气候恶劣，不能穿过。临时洽询，只有汕头尚在国民党手中，便又决定飞汕头。此时，发现野马式战斗机两架，自后边赶超而过。十余分钟后，又有两架超越而过。马鸿逵见此，对马敦静说：“这是监视我们的飞机，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但不久，驾驶舱又塞出一个纸条，写道：“这是空军战斗机。因罗盘失灵，故随我机飞台”。原来这两架军机，因飞速快，超越后又折回跟随，反复三次，才至汕头。到汕头后，已日落西山，一架军机降落，另一架因起落架失灵，驾驶员跳伞，机坠海中。“空中行宫式”座机降落后已是黄昏。
汕头机场在海边，距市区约十五华里。乘汽车抵宾馆后，得知宾馆无回民食品，只好自购面粉做饭。这时市面上已不要银元券了，只要银元和铜元。一块银元只能买三斤面粉。
午夜一时许，忽然听到宾馆楼下的街上，传来装甲车和坦克车行驶声；凭窗俯视，又见炮车、步兵等蜂拥而过。不一会，有一少将带宪兵十余人，到宾馆询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当他知道是西北的马鸿逵后告诉我们说：“汕头部队已奉命撤退，你们要在拂晓前离开汕头，否则，我们不负安全责任。”马鸿逵闻悉，惊慌万分，立即命人请驾驶员来。谁知驾驶员进城跳舞未归，经四处寻找，一直等到五时整，驾驶员才带醉回采。无奈，只好由副驾驶员驾机。此时城内寂静下来，街上无人，宾馆的汽车司机也不见一人。经接洽，要来了两把大客车的钥匙，由马鸿逵的随行人员驾驶。一直折腾到八时许，飞机才起飞。
到达台北机场，已是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了。来迎接的有台湾省主席陈诚、保安司令彭孟缉等。马鸿逵住进阳明山下新北投行政院宾馆。
刚一住定，马鸿逵便连日拜访陈诚等人。以后马又移居到他于一九四七年购置的古亭区和平西路二段23号住宅内。蒋介石来到台湾，任马鸿逵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国民党监察院伙同山西省一些监察委员，提出了弹劾案，弹劾马鸿逵、马步芳贻误军机，丧失防地。马步芳较马鸿逵早到台湾五天。据马鸿逵对我说，马步芳预料到他住台湾会有后患，便以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一个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赴埃及做寓公去了。
弹劾案提出后，台湾报纸公开宣布，朝野议论纷纷。有的说，全国各省相继丢失，为何单罪此二人?有的说，因为他们不是蒋介石嫡系，是地方势力；有的说，罪有应得。
此时马鸿逵深感长期住在台湾，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首先以四姨太刘慕侠看病为由，将四姨太迁往香港；随后又借口赴香港探病人，向陈诚请假，一去不返。此后，约在一九五三年前后，又从香港携带家眷飞往美国三藩市(旧金山)居住。赴美之后，蒋介石曾屡次电召，马始终未予理睬。据传约在一九七一年前后病死于旧金山。
马步芳
马步芳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早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历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解放战争中又积极参加反共内战。解放后移居埃及，曾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年7月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
马步芳
国籍：
中国
民族：
回族
出生地：
甘肃河州
出生日期：
1903
逝世日期：
马步芳，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回族，字子香，马麒之子，马步青是其兄长。
马步芳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营长等职。1926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并挤走兄长马步青，并兼并其骑5军。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后，由新疆逃往印度。
马家军概况
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而发家的，他们先后依附和效忠清政府、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马步芳参与的战争
马步芳参与“四马拒孙”战争
1933年冬，孙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垦为名，率大军进攻宁夏，志在吞并西北。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恐被各个击破，地盘难保，乃联合拒孙，史称：“四马拒孙”，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孙殿英军阀与马家军相互攻伐，两败俱伤。经过激战，四马将孙殿英击败。
马步芳参与对红军的围剿
1936年10 月，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马家军马步芳部，马步青部对红军作战，马步芳派遣马元海，马步青派遣马廷祥（后被红军击毙）为前线总指挥。红军与马家军在黄河沿岸，古浪以及永昌城进行了激烈战斗。由于战略错误以及马家军的凶狠攻击，最终不能击败马家军，西路军失败。西路军的五军、九军和三十军共两万多人，只剩了七百余人，大部分同志都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这年五月一日，中共中派陈云、滕代远带着几十辆汽车，满载着服装和慰问品，与西路军在猩猩峡会见，送他们到了新疆，结束了这次悲壮的西征。
马步芳参与抗日战争
1937年8月，马步芳、马步青派遣军队参加抗战，征调大通、互助、湟源3个县的民团共8000余人组成。其中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民族人民，以回族较多。全师辖3个旅。马步芳、马步青先后派出了两个师的兵力，分别是暂编骑兵第一师和暂编骑兵第二师。第一师师长是马彪，第二师师师长是马禄。马家军作战英勇，以骑兵见长，曾发生过马家军士兵不愿做俘虏，数百名骑兵投河自杀的壮举。
马步芳参与内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他极力拉拢西北三马为打内战而效命，先后任命马鸿逵、马鸿宾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为张治中），对马步芳，他拨给了一个整师的美式装备。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三十四个旅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三马亦奉命派兵参与行动，其中马鸿宾部一个团在环东县的将台被西北野战军围俘；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部攻下了合水等地。同年7、8月，蒋介石计划成立陕甘宁边区剿总司令部，以马鸿宾为总司令，马鸿逵、马步芳为副总司令，希望促成三马合作进攻陕北的局面，但是，三马矛盾重重，互不相服，这事终无结果。
李宗仁、阎锡山为消除二马之间的对立情绪，挽救西北危局，电召马步芳到广州，在爱群酒店安排与马鸿逵见面，又请出马全钦（马占鳌孙、马安良之子）从中说合调解，二马因解放军大兵压境，处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归于好，甚至还抱上古兰经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次日一起乘飞机回兰州。然而，到晚上，马鸿逵即后悔，担心跟马步芳去了兰州，会被当作人质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顾马全钦的劝阻，坐飞机直飞回宁夏。随后，马步芳亦飞回兰州。
马步芳回到兰州后，积极部署兵力，将全部精锐部队四、五万人马，凭借兰州南北二山上的国防工事固守。
面对这种局势，李宗仁、阎锡山经商议认为，西北只有二马还有点力量，不笼络住马鸿逵，马步芳的势力更孤立，于是决定让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得知这消息十分高兴，即去电次子、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敦静，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敦靖（马鸿宾之子）以及一二八军军长、宁青兵团副指挥官卢忠良，要他们死守住宁夏的门户固原和瓦亭，为自己争回面子。然而，就在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决意死守宁夏。然而，
马步芳与马鸿逵之间的矛盾
随着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军事上的失败，西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此时，三马亦开始了分化。马鸿宾于1948年7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第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敦靖接任。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敦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是，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成了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二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座，虽然在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之际，二马仍不放过这一机会。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时兼代理军政长官职务。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当然，黄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马步芳的实力胜于马鸿逵，这也是李、阎任用马步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比马步芳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的实力终逊一筹，只得让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君子协定”：马鸿逵保举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并且将宁夏兵团开赴陇东，与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兵联合作战，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以保住甘宁青。于是双方各怀鬼胎分了手，马鸿逵回到兰州后，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保举了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一面电令宁夏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出兵陇东，与青海兵团组成宁夏联合兵团合力进攻陕西。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夏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结果，很快丢失了长武、泾川、平凉等重镇。
三马的最后足迹
还须交待西北三马的最后踪迹。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49年9月底，马鸿逵及其妻妾儿子飞到了台湾，马鸿逵即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台湾当局发表给予他“撤职查办”的处分。马鸿逵心灰意冷，决定出走。他先把四姨太刘慕侠送到香港“治病”，不久报称病危，马鸿逵以此请假离台赴港，接着“赴美就医”，以后长期居留美国洛杉矶。
1949年9月下旬，马步青飞到了台湾，马步青在台湾历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1949年9月下旬，马步芳及马步銮、马继援等飞到了台湾（后马呈祥也到了台湾）。到台之前，马步芳已因“擅离职守”受到“撤职议处”的处分。到台后他预料会有不利，于是以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几位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移居沙特阿拉伯。1957年，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
马步芳流亡国外的日子:
1950年初，马步芳率其家小及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龙、马步鳌、马继融、马步瀛及其家属等分乘欧亚公司四架包机飞抵世界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向世界穆斯林的圣地作了伊斯兰教最隆重最庄严的祈祷，履行穆斯林教徒们终生向往和渴求的宗教仪式。朝觐活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他们除了做各种“功课”外，还游览了麦加圣地的风光。马步芳以国民党政权官员的身份晋见了沙特国王。国王对这位流亡将军表示了他们政府的关怀，并派了几部汽车供马氏等备用，可是马步芳拒绝了这一安排，他自己买了两部车子，并在麦加城一家旅馆住宿。
马步芳一行自幼生活在中国西北，突然来到这炎热的亚洲大地，生活上、气候上均很不习惯。朝觐毕便去沙特的塔乙夫避暑。在此马步芳又一次遇到新的打击；其三弟马步瀛因中暑死亡。马步瀛的小妻（藏族）也与之办理了离婚手续，改嫁给一个当时也在麦加朝觐的中国宁夏阿訇。
料理完其弟的丧事，马步芳一行抵达阿拉伯著名海港准德城。这里国民党领事馆还保留着合法地位，当时的临时代办是王嘉祥。在王嘉祥和其侄马跃武的安排下，马步芳决定到埃及的开罗定居，并通过此二人在开罗买了房子，办理了入境手续。
1950年5月，马氏一行乘轮船过红海至开罗，由王嘉祥陪同晋见了埃及国王，获得在埃及侨居的许诺。此后他们便搬至开罗郊外的马尔地住宅区，住马尔地33号。马步芳在这里共买下二幢楼屋，一座大楼共九层，为随行人员及家属亲眷占用；一座二层小楼为马步芳及其妻子所居。为了生活上的方便，他们买了三部汽车，雇用了一个会做中国菜的埃及厨师，马步芳还请来二名阿拉伯阿訇，帮助他们补习阿文、讲经和读报，后来又为各家亲属子女办起了一个私人学校，请人帮助他们学习英文。
马到开罗不久，佯称其妻病重，去电要马继援离台速去埃及看望母亲。他不愿自己和儿子再留在蒋氏身边。马继援素以孝子自居，接电即飞开罗，及至，马步芳便再不放行，并从经济上控制他。不久，马呈祥由新疆转道印度赶到开罗，马步芳当时对马振武通电起义一事尚恨声不绝，责其败坏门庭声誉，马步芳向其子侄弟们宣布，他此生再不做事，再不做官，将来死后，也就在此埋掉。
马步芳在开罗定居不久，蒋介石从台湾给他汇来了一万元美金，作为生活津贴，同时多次来函来电或派人去开罗看望，希望马氏及他身边师以上军政人员尽早返台，马步芳均未置可否。后台湾方面又提出在阿拉伯或埃及大使一职中供其挑选，马步芳亦表示拒绝。
马氏集团流亡国外，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坐吃山空，一切完全是异国风情，精神上十分苦闷。
马步芳大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意，他闭门不出，专心于伊斯兰经典，并让马步康、马步銮、马骥等每日陪他念经。上午一般在自己楼内做祈祷和功课，下午多去他没有公开的秘密妻子法图麦处（经名法图麦，临夏人，与马步芳在西宁时生有一子，四九年外逃时已八岁，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校参谋马发元负责将其母女连同各家眷属一起携往）。在国外，马步芳尽管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但在整个集团和家庭中仍保持着独有的威严。在马尔地他深居简出，很少进开罗市区，偶而也陪同家人外出暂短旅行，但生活范围十分狭小，仅限于二座楼内。对属员和家人管理也十分严格，不许轻易远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共救国”、“光复大陆”一切都已成为泡影。马步芳自知在台湾无立足之地，后来终于出任阿拉伯大使，并于1975年死于麦加。
据传闻，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辞世，尸骨留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马步芳公馆
马步芳公馆始建于1942年6月(民国31年)，耗资3000万大洋，次年6月建成，为马步芳私邸，取名为“馨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馨庐”二字现仍镶砌在大门上部，“馨庐”取意是按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词句“惟吾德馨”中的“馨”，“馨”字下是香，暗合马家父子的名号“子香、少香”，“庐”取《陋室铭》中“诸葛武侯庐”的“庐” 。在马公馆里许多建筑的墙面镶有玉石，故人们亦称为“玉石公馆”。公馆由多个院落和不同形式的房舍以及花园组成，各个院落的房舍布置有序，结构严谨。构成了统一和谐的整体。位于公馆南端的后花园栽种了名贵的花卉和树木，还有亭榭，著名的“晓泉”也在其内。
“马步芳公馆”是青海省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国时的建筑，也是全国唯一一座选用玉石建造的官邸，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1986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馆”保留下来的院落占地近
公馆的六个院落，第一个是办公和接待宾客的院子，这个院子里有玉石厅，贵宾厅和东西两厅等；第二个院落是正院，是马步芳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里是当年青海省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个院子里有马步芳居室，他儿子马继援居室；
2004年将公馆修复，开辟为西宁市市区内唯一的人文古迹旅游景区，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实物，了解到青海近百年的一段历史和马步芳及其家人在青海的生活情况。
青海王：马步芳
一、从叛逆到“忠臣”
要说清楚马步芳这个人，就要从他在祖上说起，要说清他的祖上就不能不说说清朝末年的陕甘回乱。
由于南方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清军的主要力量都调往南方镇压太平天国，此时北方空虚，于是在同治二年（1862年）西北发生了陕甘回乱，因此这事也叫同治回乱。从1862年至1873年在陕西、甘肃一带爆发回族叛乱（更确切地说是回族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的屠杀），其初期的首要份子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在陕西回族叛乱时，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回族也予以响应，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叛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既所谓的东干族。在战争中，回民对陕西、甘肃两省的汉人和其他民族进行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
马占鳌(1830-1886),字魁峰,甘肃河州（今临夏市）莫尼沟何家庄人,本庄清真寺开学阿訇。1863年,“西北千群白帽来”的回民叛乱爆发后,马占鳌被各门宦公推为帅,自称“都招讨”,成为河州回民军的首领，后率马海晏等人攻破河州后,声望更高。后积极主动倡议起义军归顺朝廷。
左宗棠采取三路进兵的策略，先剿灭了陕西叛军，随后兵发宁夏、甘肃。到同治十年，除马占鳌外，西北回军大多被剿平。最后，左宗棠集中四十多个营的清军进逼河州，准备一举荡平马家军。马占鳌采用“掏心”战术，里应外合，于河州太子寺大败清军，河州总兵傅先宗和西宁总兵徐文秀阵亡。清军一退百余里，仍未稳住阵脚，左宗棠已做好指挥部队再退的准备。
这时，马占鳌乘胜乞降，投降后因累建“功勋”，马占鳌被任命为督带，马悟真、马永瑞、马海晏等重要将领被任命为管带官至提督衔总兵，赐号“勒尔津巴图鲁”。
马占鳌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
马步芳的爷爷马海晏也就跟随着马占鳌等人一起走上了一条从叛逆到“忠臣”道路。
马海晏(1837-1900)，字清庵，甘肃河州人（今临夏市），马占鳌的学生，武艺精湛，尤以刀术、大枪、流星锤为长。被朝廷招安投靠清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海晏随董福祥部等甘军入京，抵抗八国联军，失败后护送慈禧出逃，途中马海晏于宣化病故。
二、主政青海
马麒(1869～1931)，字阁臣，马海晏长子。幼习武，稍长随父从军，初任哨官，1900年父死后接统其部，驻防巴燕戎格厅(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1912年拥护共和政体，受任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1913年受封为“锐扬将军”。1915年，马麒在青海组建宁海军，为其家族在青海地区的军阀统治奠定了基础。同年，北洋政府改镇守西宁等处总兵官为“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身兼镇守使和宣慰使二职，取得了统治青海的军政大权。1929年中华民国在青海建省，以西宁为省会，省主席孙连仲，马麒任建设厅厅长。由于孙忙于战事，马麒与其弟马麟，相继任代省主席。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趁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国难（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派军进袭青海与西藏交界的玉树地区，被马家军击败。1936年马麒之子马步芳代省主席，1938年正式任省主席。
三、阻止分裂，维护统一
1931年初，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之际，英帝国主义也开始了策动西藏地方亲英势力再次挑起分裂祖国的事端。
1931年8月，英帝国主义委派驻在哲孟雄的行政官噶乃木魏阿尔前来拉萨，策动藏军向青海玉树地区发动军事进攻，想把内战扩大到青海，以达到分裂中国的阴谋，葛乃木魏阿尔和藏方会谈以后，藏方宣布委派欧细娃?图丹贡丹前往玉树方面主持军政大计。
青藏玉树之争是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中国边疆省区之间的一次内战，战争历时年余，对青藏双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损失。战争的结束使英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西藏亲英势力得到应有的打击。青海军在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边陲，保障西藏安定方面作出了贡献。
马步芳其人
马步芳是马麒之子，马海晏的嫡系子孙。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回族。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营长等职。1926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后，由新疆逃往印度。1950年，移居埃及,曾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年7月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而发家的，他们先后依附和效忠清政府、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马步芳与西路红军
为了扼杀中国革命，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集中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当时，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堪称为世界上最长距离的行军。红军先后走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青海、甘肃、陕西等12个省，经过汉、苗、壮、彝、回等民族地区。徒步走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6年10月，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
青海大军阀马步芳，不仅对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堵截，而且还对西路红军进行围剿，继而对被俘的红军战士，进行残害和惨绝人寰的杀戮，充分暴露了马步芳反共反人民的嘴脸，和马家军凶残野蛮的本质。
红军长征，途经青海。 为了堵截红军北上抗日并进入青海，马步青和马步芳兄弟在西北地区做了严密布防。尤其是马步芳在青海全省建立了107个保安团，组织壮丁15万人进行训练。同时，还沿甘肃边境修筑碉堡1200多个，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1936年了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兵分两路，继续北上。主力部队由朱德、张国焘和徐向前等率领，前往甘南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打击青海马步芳的反革命气焰，另一路约5000人，由陈伯钧、王震、罗炳辉等率领，向青海果洛一带出击。
高台战役后，面对险恶的形势，红九军、三十军和红五军突围战士不足万人，被迫集中到倪家营子，与七万多马家军决一死战。经过近一个月的殊死恶战，红军伤亡四五千人，已弹尽粮绝，被迫突围到三道流沟。马家军像恶狗狼群一样，尾追包围而至，再血战五昼夜，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
西路红军经过5个月的血战，歼敌 30000余名。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太大，特别是为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及西安事变，在河西走廊“蜂腰”地带，徘徊滞留两个月之久，没有回旋的余地，时值天寒地冻，缺少粮衣弹药补济。又得不到援军配合，孤军奋战，而敌人多为骑兵，又有飞机配合作战，红军多为步兵，最终失败。被俘红军，蒙难青海马家军在河西围剿中，约有八九千红军指战员，在弹尽粮绝、负伤等情况下被俘。除马家军韩起功等部和甘州民团在甘州杀害、活埋数千名被俘人员外，还有5600人左右，被马步芳部押送到青海西宁。他们虽身陷囹圄，但坚强不屈；有的英勇反抗，惨遭杀害；有的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有的含泪受辱，横遭迫害；还有的被编入“工兵营”，受尽了折磨…… 马步芳纵容收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马步芳大规模杀害红军被俘人员，往往采取杀人不见血的手段。即指使部下挖“万人坑”，在深夜秘密活埋。据从当时得到的情报，大规模活埋共有3次(一次400多人，一次600多人，一次200多人)，总计1300多人。马步芳把年轻的被俘人员，编入“工兵营”，强制劳动，每天达十几个小时。其中被俘的女战士，白天做劳工，晚上被奸污，有的甚至拉去轮奸。为了防止逃跑、反抗，天天晚上把衣服收走，次日起床时再发。并且还特意把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人头拿出采进行恫吓：谁要闹事逃跑，就是这个下场。战俘们因不堪忍受，有的自杀，有的逃跑，还有的跳入黄河…… 尤其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押到西宁后，马步芳施尽各种手段，企图使他投降。但孙玉清军长坚贞不屈，马步芳无可奈何，既无法使其屈膝投降，更不愿“放虎归山”，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于1937年4月将其秘密杀害。除孙军长外，还有24师参谋长年鸿才，骑兵团长张福山，三十九团教练朱锦堂等69名红军被俘干部，先后被秘密杀害。更令人发指的是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富，在对党文秀行刑前，竟丧尽天良地强行奸污了她。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 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马步芳屠杀、残害红军被俘人员的罪蚝，真是罄竹难书。马步芳用红军的鲜血，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久，马步芳由青海省代主席，升为青海省主席，而马家军成为蒋介石在西北的一支重要的反共人民的力量。
足登西北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他极力拉拢西北三马为打内战而效命，先后任命马鸿逵、马鸿宾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为张治中），对马步芳，他拨给了一个整师的美式装备。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三十四个旅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三马亦奉命派兵参与行动，其中马鸿宾部一个团在环东县的将台被西北野战军围俘；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部攻下了合水等地。同年7、8月，蒋介石计划成立陕甘宁边区剿总司令部，以马鸿宾为总司令，马鸿逵、马步芳为副总司令，希望促成三马合作进攻陕北的局面，但是，三马矛盾重重，互不相服，这事终无结果。
随着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军事上的失败，西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此时，三马亦开始了分化。马鸿宾于1948年7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第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敦靖接任。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敦 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是，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成了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二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座，虽然在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之际，二马仍不放过这一机会。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时兼代理军政长官职务。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理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1949年5月，华北、华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一日千里，西北地区也解放在际。李宗仁一面在作仓皇南逃的准备，一面还强打精神与马鸿逵共商改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计划。原来，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已率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和谈，所遗职务现由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行代理。尽管解放军的攻势已如破竹，却还有少数执迷不悟者，仍旧在做着接任西北军政长官职位、再当几年“西北王”的黄粱美梦。
“西北群马”中实力最强的，是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两家。马步芳大力开展“黄金外交”，走上层路线，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国民党大员送礼。白崇禧几经考虑，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虽难驾驭，但还可以拿出来拼一拼，容易利用，而马鸿逵则是一匹“滑马”，常以“保境安民”为由保存实力，有些靠不住。当然，马步芳的实力还是在马鸿逵之上的，这也是他最后竞得军政长官一职的主要原因。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当然，黄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马步芳的实力胜于马鸿逵，这也是李、阎任用马步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比马步芳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的实力终逊一筹，只得让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君子协定”：马鸿逵保举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并且将宁夏兵团开赴陇东，与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兵联合作战，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以保住甘宁青。于是双方各怀鬼胎分了手，马鸿逵回到兰州后，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保举了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一面电令宁夏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出兵陇东，与青海兵团组成宁夏联合兵团合力进攻陕西。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夏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结果，很快丢失了长武、泾川、平凉等重镇。
面对这种局势，李宗仁、阎锡山经商议认为，西北只有二马还有点力量，不笼络住马鸿逵，马步芳的势力更孤立，于是决定让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得知这消息十分高兴，即去电次子、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敦静，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敦靖（马鸿宾之子）以及一二八军军长、宁青兵团副指挥官卢忠良，要他们死守住宁夏的门户固原和瓦亭，为自己争回面子。然而，就在
李宗仁、阎锡山为消除二马之间的对立情绪，挽救西北危局，电召马步芳到广州，在爱群酒店安排与马鸿逵见面，又请出马全钦（马占鳌孙、马安良之子）从中说合调解，二马因解放军大兵压境，处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归于好，甚至还抱上古兰经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次日一起乘飞机回兰州。然而，到晚上，马鸿逵即后悔，担心跟马步芳去了兰州，会被当作人质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顾马全钦的劝阻，坐飞机直飞回宁夏。随后，马步芳亦飞回兰州。野心勃勃的马步芳，决心由过去仅统治青海一隅，扩大到统治整个西北。他带着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马骥、建设厅长马禄和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马绍武到兰州上任。马步芳大刀阔斧，对西北长官公署的原有高级人员，作了大规模调整，凡行政、财经、建设等“肥缺”，一律由“马家将”充当，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兰州挤满了前来献礼的代表，连日大摆宴席，跳舞作乐。马步芳任命的兰州城防警备司令赵珑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马步芳指示他们要“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发现对马步芳黑暗统治有不满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枪杀，之后更是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范围。
末路青海
马步芳回到兰州后，积极部署兵力，将全部精锐部队四、五万人马，凭借兰州南北二山上的国防工事固守。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
西北三马的最后踪迹：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49年9月底，马鸿逵及其妻妾儿子飞到了台湾，马鸿逵即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台湾当局发表给予他“撤职查办”的处分。马鸿逵心灰意冷，决定出走。他先把四姨太刘慕侠送到香港“治病”，不久报称病危，马鸿逵以此请假离台赴港，接着“赴美就医”，以后长期居留美国洛杉矶。
1949年9月下旬，马步芳及马步青、马继援等飞到了台湾（后马呈祥也到了台湾）。到台之前，马步芳已因“擅离职守”受到“撤职议处”的处分。到台后他预料会有不利，于是以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几位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移居沙特阿拉伯。1957年，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
流亡国外:
1950年初，马步芳率其家小及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龙、马步鳌、马继融、马步瀛及其家属等分乘欧亚公司四架包机飞抵世界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向世界穆斯林的圣地作了伊斯兰教最隆重最庄严的祈祷，履行穆斯林教徒们终生向往和渴求的宗教仪式。朝觐活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他们除了做各种“功课”外，还游览了麦加圣地的风光。马步芳以国民党政权官员的身份晋见了沙特国王。国王对这位流亡将军表示了他们政府的关怀，并派了几部汽车供马氏等备用，可是马步芳拒绝了这一安排，他自己买了两部车子，并在麦加城一家旅馆住宿。马步芳一行自幼生活在中国西北，突然来到这炎热的亚洲大地，生活上、气候上均很不习惯。朝觐毕便去沙特的塔乙夫避暑。在此马步芳又一次遇到新的打击；其三弟马步瀛因中暑死亡。马步瀛的小妻（藏族）也与之办理了离婚手续，改嫁给一个当时也在麦加朝觐的中国宁夏阿訇。
料理完其弟的丧事，马步芳一行抵达阿拉伯著名海港准德城。这里国民党领事馆还保留着合法地位，当时的临时代办是王嘉祥。在王嘉祥和其侄马跃武的安排下，马步芳决定到埃及的开罗定居，并通过此二人在开罗买了房子，办理了入境手续。
1950年5月，马氏一行乘轮船过红海至开罗，由王嘉祥陪同晋见了埃及国王，获得在埃及侨居的许诺。此后他们便搬至开罗郊外的马尔地住宅区，住马尔地33号。马步芳在这里共买下二幢楼屋，一座大楼共九层，为随行人员及家属亲眷占用；一座二层小楼为马步芳及其妻子所居。为了生活上的方便，他们买了三部汽车，雇用了一个会做中国菜的埃及厨师，马步芳还请来二名阿拉伯阿訇，帮助他们补习阿文、讲经和读报，后来又为各家亲属子女办起了一个私人学校，请人帮助他们学习英文。
马到开罗不久，佯称其妻病重，去电要马继援离台速去埃及看望母亲。他不愿自己和儿子再留在蒋氏身边。马继援素以孝子自居，接电即飞开罗，及至，马步芳便再不放行，并从经济上控制他。不久，马呈祥由新疆转道印度赶到开罗，马步芳当时对马振武通电起义一事尚恨声不绝，责其败坏门庭声誉，马步芳向其子侄弟们宣布，他此生再不做事，再不做官，将来死后，也就在此埋掉。
马步芳在开罗定居不久，蒋介石从台湾给他汇来了一万元美金，作为生活津贴，同时多次来函来电或派人去开罗看望，希望马氏及他身边师以上军政人员尽早返台，马步芳均未置可否。后台湾方面又提出在阿拉伯或埃及大使一职中供其挑选，马步芳亦表示拒绝。
一生荒淫：曾蹂躏5000女子 兄嫂侄女都不放过
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少见。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拆，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大做走私生意。过去国民党政权拨给他的大批军费，都被他兑换成黄金后私吞了，听说黄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钱，便组织偷运倒卖的勾当。
马氏集团流亡国外，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坐吃山空，一切完全是异国风情，精神上十分苦闷。
马步芳大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意，他闭门不出，专心于伊斯兰经典，并让马步康、马步銮、马骥等每日陪他念经。上午一般在自己楼内做祈祷和功课，下午多去他没有公开的秘密妻子法图麦处（经名法图麦，临夏人，与马步芳在西宁时生有一子，四九年外逃时已八岁，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校参谋马发元负责将其母女连同各家眷属一起携往）。在国外，马步芳尽管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但在整个集团和家庭中仍保持着独有的威严。在马尔地他深居简出，很少进开罗市区，偶而也陪同家人外出暂短旅行，但生活范围十分狭小，仅限于二座楼内。对属员和家人管理也十分严格，不许轻易远离。
1957年，因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欢迎的马步芳又迁居沙特阿拉伯居住。马步芳从权力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漂泊海外过着寓公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每天无所事事，就聘请了中、阿文家庭教师，坚持同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学习阿拉伯语和文字，还请人给他读《古兰经》，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从表面上看心态还较平和的他，常对身边人说：“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
儿子马继援不久从国内逃了出来。父子一见面，马步芳就面带笑容地说：“啊!你来了，你来了就好，把军队都交给他们了吗?”马继援答：“都交给他们了。”马步芳说：“这就对了。”总之，马步芳平日里没有表现出多少沮丧的情绪，似乎清闲愉快、自得其乐。但是当国际形势有了风吹草动之时，他的反共嘴脸就暴露无遗。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吹嘘，由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当中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的。沙特华侨很多，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可是马步芳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差，也最怕参加任何“外交宴会”，每日很少去“大使馆”办公。他的汉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应公文都写个“阅”字，再交秘书们核办。
50年代末时，台湾当局曾积极行动，想邀沙特国王去访问台湾，以扩大台湾当局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可是马步芳一想到自己要“陪同”回台湾，便态度消极，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不了了之。马步芳在任4年中，没履行过一回去台湾“述职”的义务。
马步芳压迫当地侨胞的手段相当毒辣。沙特的华侨多以缝衣制帽为生，马步芳把所有的缝纫机都买下，迫使侨胞用高价向其转购。各国的华侨来麦加朝圣，也遭其盘剥，否则就诬以“通匪”等“罪名”，让沙特方面不予签证。而原先就在沙的侨民，护照大多被其扣押在手，更使其颐指自如。
马步芳刚到沙特时，也常带着一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匐见了大起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被人传为笑料。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的反戈。马月兰是马步芳的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去开罗时，她和家人随行。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这样，马月兰成了伯父马步芳的玩物。马步芳来沙特当“大使”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而其父母和弟妹，则远远避开。不料后来，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同受蹂躏的耻辱，断然拒绝，于是马步芳更竭力折磨她。刚巧，这时台湾当局又给自己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帮助她逃出虎口，藏身于自己的住宅。接着，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要求他们责成马步芳速将她被扣押的护照发还，好让自己去台湾控诉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马步芳知道后，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了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的家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人拿下。但是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而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闻讯赶到，力劝马步芳以“党国声誉”为重。马步芳马上向其下跪磕头，请他不要把“党国”和“家事”混淆。接着，马步芳爬起来，与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对骂。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中国话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沙特行人作公开揭露。当时约有近800人围在现场，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后，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接着，从黎巴嫩直至港英当局，马月兰一路控诉，一路为之大开绿灯，竟使马步芳原以为她到了贝鲁特便无法动弹的盘算落空。不久，马月兰逃到台湾，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继而，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似雪片飞来。台湾报纸上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监察委员”们亦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马步芳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台湾当局更是想尽可能遮盖丑闻，最后，由马步芳“自请辞职”了事。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
据传闻，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辞世，尸骨留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身后评价
马步芳少时人寺学经，后随父到西宁国民学校读书，家中为他聘请了当时的名流为其教授儒家文化，使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且练就了一身武功，主政后制定“六大中心工作”（即编组保甲、训练壮丁、修筑公路、积极造林、厉行禁烟、推广识字），对促进青海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实事求是地说，马步芳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人，也很有政治才干。他们家族统治青海时，坚持一项原则，那就是在行政体系内不用河州老乡，当时青海省政府的主要官员多是士绅名流和来自内地的饱学之士。
孙殿英因盗掘慈禧墓而为大家所熟知，他是个流氓军阀，一贯反复无常，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队都其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为了求生存图发展，自请到西北屯垦，由于多种原因，国民政府于1933年任命他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为了阻止孙殿英入青，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青海马步芳于1934年与孙殿英在宁夏发生了一场激战，后在中央政府的空中支援下，一举打败了孙殿英部，这就是著名的“三马拒孙”战役，为今后马步芳执掌青海政权奠定了基础。
马步芳比较崇敬东汉名将马援，为儿子取名马继援，就是希望儿子能够追继马援。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说：“青海之两大巨头，一为省主席马麟，一为新编第二军军长见一百师师长马步芳。马麟仅在社会与宗教上有相当地位，而马步芳则握军事政治实权，马麟为老派人物之代表，而马步芳则为汉回青年的领袖。”“马步芳给予记者之第一印象，为他的聪明外表与热烈情绪，并非如记者平日所想象的青面獠牙，如三国时许褚典韦式人物。他和记者寒暄之后，即以真挚的口吻，谈其事事落后之情形，并大谈其军事情况；记者一方面对马式之态度深感诧异... ...。第二个印象为马氏之头脑相当精密，其谈青海南边之军事布置，井井有条，了如指掌，俨如曾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第三，马氏生活趋向近代… …。”“马步芳的活动则比较趋向积极的，团体的，进取的，社会的，所以研究马步芳的政治作业，对于西北的将来，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马步芳在轻视私人财利这一点上，是超人一等的。他喜欢积极的扩张，一切都往大的地方干”。
马麟政治上保守、消极，马步芳为了夺取权力首先赶走了马麟所依靠的几个主要人物。冯国瑞是北大学生，任马麟的秘书，常代马麟参加省政府会议，马步芳为了逼迫叔父下台即以冯与其弟贪污公款一案进行调查，将冯吓跑。接着马步芳授意属下故意制造混乱，煽动对马麟的不满。1932年，马麟无法维持财政困难，印发五十万维持券，通行市面。马步芳为了制造经济混乱，暗中叫人在家中后花园仿印此券向市面偷发，一时新年物价猛涨，原一元票面只折二角使用，城中百姓为了抗议省府乱发纸票，欺哄人民，带着大捆维持券到城隍庙焚烧痛哭叫骂，大闹省官钱局，使马麟日益陷于困境。1933年12月，马步芳指使下属鼓动各中小学教职员工罢课索薪，与马麟为难。还甚至不顾叔侄之情，揭发马麟的隐私，败坏马麟的声誉。 1934年春，马麟将多年搜刮的财物偷运回河州老家，将银圆装埋在盐袋内启运，马步芳探知后派部下在乐都拦路抢夺，并将此事公之于世。马麟从牧区贩运皮货，马步芳设卡阻拦，公开强迫马麟纳税。这场叔侄相斗，最终以马麟的失败而告终，自此马麟坚决不与马步芳来往，临终遗言，不准马步芳为其送终。
在政治观点上，马步芳的思想仍深深扎根于其父辈的地方主义和军阀思想的传统观念之中，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仍然是实行武力割据和封建世袭的“家天下”。因此，当时“青海的政治军事财政皆脱离了正轨，本来是公的活动，转为私的经营”（《中国的西北角》）。但是马步芳上台时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已经在南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府，他既不敢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也不敢象马麒、马麟那样公开拥兵自重。所以他极力表白自己不再是为了一家一己之私利，而是处处为百姓着想，为社会服务。1936年5月，他当代主席时说：“各位要认识本主席，本主席自从服务社会以来，得了个伟大的启示。这个启示颇有意义，比如我们为官吏的不织不耕，穿的吃的… …及住的哪一件不是老百姓供给我们的？我们受了老百姓这样的供给，若不再努力公务，为人民尽责而向金钱上去计划，何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呢？”
马步芳是个富于实干精神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一切事业非学不会，一切事业非干不成”。他说：“本人多年来对于治军治事抱定一个‘干’字。”他自己颇有一股苦干、硬干的劲头。“三马拒孙”后马步芳患有吐血病（胃溃疡）但他仍然黎明即起赴乐家湾兵营主持操练，下午转回省政府处理公务。他事必躬亲，对下属监督极严各县县政都是自己拿电话来直接指挥。有的县长每天得接他二、三次电话。各机关学习他随时可能视察。
1936年在大通视察学校时有一段演讲，颇能反映他知了便行，行必有果的思想。他说：“教育是实践，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我们要求知，知道了，就要行。知而不行，等于不知，或较不知更害。”“建设新青海不二法门，必须要将不知而冲动，知之而不行，行而不果的三样毛病革除净尽。”白崇禧十分推崇他的果敢精神，称赞他说：“子香先生的知必行，行必果的精神，实在是常人所不及的。”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二马：马步芳、马鸿逵
“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毛泽东评马步芳、马鸿逵
当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但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
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
“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电文中的“胡”指胡宗南，“马”指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马”、“二马”、“两马”、“青、宁‘二马’”都是指的马步芳和马鸿逵。
6月中旬，解放军第18、19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马”集团决战。
彭德怀将详细德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
“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
人们可以感受到，从来往文电的字里行间，从对麾下爱将的反复叮咛中，毛泽东流露出对“二马”的高度警觉。
解放战争中，甚至连全副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都不如何瞧得上眼的毛泽东，为何对偏处西北苍茫戈壁的“二马”，如此小心翼翼呢？
红军对二马产生轻敌思想
毛泽东对西北“二马”的了解，主要是在红军长征后期。
1935年9月，已经取得红军实际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
蒋介石即刻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同时调集了5个骑兵团装备精良，协同尾追红军。
红军行进神速，
对这部分尾随的骑兵打还是不打？当时有些红军指挥员不主张打。部队里也风传着种种关于骑兵如何“厉害”的流言。
“红军长途行军已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
林彪亲自向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做了战前动员：
“我们过去一直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可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其实这六条腿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打起仗来，骑兵的目标大，容易瞄得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少了几腿，大大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下了马鞍子，最怕受到袭击。我们要发挥红军勇猛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来消灭敌人的骑兵。”
毛泽东觉得决不能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来，加之前不久刚刚在甘肃静宁界石堡消灭东北军3个骑兵连，下决心要打。
“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们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
于是，中央红军4个纵队布下口袋战术，严阵以待。
毛泽东在视察阵地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战后，毛泽东特致电彭德怀，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非常谦虚，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在后来的红军的西征中，彭德怀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与马鸿宾、马鸿逵骑兵作战，大有斩获，缴获战马数百匹，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根据地。
西征时，红1军团攻占曲子镇，歼灭马鸿逵第105骑兵旅的经历最有代表性。第105骑兵旅旅长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是马鸿逵的爱将，人送外号“野骡子”。
这时，聂荣臻和左权来到阵地，忙命令调整战术，令战士守住突破口，同时把其他部队撒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将兵力、火力重新编组，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经过改进战术，仅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攻了进去。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攻下了曲子镇，活捉了敌旅长冶成章。
几次对骑兵作战的胜利，无形中使红军尤其是高级将领中，产生了“骑兵不过如此”的轻敌思想，不久在红军西路军中，吃尽了“二马”骑兵的苦头。
西路军渡河遭重创(1)
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也曾布兵阻击长征的红军，但那只是象征性的，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目的是保存实力，保住地盘。
可当红军要在他的地盘建立根据地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了。
西路军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团等3个军共21800余人组成，由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他们的任务是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苏联的路线，在战略上配合陕甘红军。
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苦衷。
此时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西路军西进过程中，一来可以打通到新疆的通路，取得苏联援助给中国工农红军的军用物资，二来可以调动国民党军队，陕甘红军乘机可以东出或南出，打到比较富庶的山西去。
不过，这些都没有通知西路军。
马步芳这次是真急眼了，唯恐老巢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
徐向前、陈昌浩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向西挺进，左纵队红9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红30军和红5军乘虚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大步西进。
马家军利用骑兵行动快速、飘忽的特点，在古浪对西路军左纵队发动突然袭击，红9军首长因麻痹轻敌，没有及时突围，而是和马家军硬拼，结果红9军损失近三分之一，军师首长也牺牲数名。这是西路军渡河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对部队士气打击极大。
在西进途中，忽然接到中央来电指示，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一带创立巩固根据地，以策应陕甘红军。
永凉一线以至整个河西走廊，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而走廊的平川上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从地形上看，难以建立根据地。
河西是马步芳起家的根本，他有一句口头禅：“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也难怪，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
因此，马步芳不惜动用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投入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并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先后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25000人，是西路军的6倍。
“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
沿途的马家军都接到相同的电令，已经占领永昌徐向前也破译了这份电文。
按照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试图站稳脚跟，创建根据地。
根据以往的经验，创建根据地一是要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
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凭着战士们枪上的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
马步芳在永凉一带与徐向前、陈昌浩艰苦鏖战正酣的时候，爆发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
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要求红军主力出动，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为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放弃了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同时令西路军东返。
此时，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正等着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马步芳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徐向前等多数人认为西路军应乘虚西进，陈昌浩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河东进击。陈昌浩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回电，认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利与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徐、陈正准备拔营向东，军委又于
于是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
坚守永凉时近两月，西路军的兵力已降至15000人。
马步芳已经察觉，没有后方补给的西路军已是疲兵屡战，便放心地派兵围追堵截。马家军的骑兵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马家军的民团游行似地要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红军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在马家军的包围圈中生存。
西路军渡河遭重创(2)
西路军则建议军委，为了挽救西路军，让河东红军过河配合，东西合力，夹击马步芳。但军委认为河东已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独立完成任务。
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剩余的红军部队向驻在倪家营子的红30军靠拢，防止敌人各个击破。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南部，分上、下营子。徐、陈将西路军剩下的１万余人，全部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红30军扼守西南方向，红9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椭圆形防御圈环。
马步芳对陷入困境的红军发起了集团冲锋，极度困乏的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仍然令他心有余悸。没有子弹，步枪几乎失去作用，红军战士把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攻入敌军，挥动一切可作为武器的物件与敌厮杀。不仅轻伤员，重伤员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其中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者不胜枚举。
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徐向前决定指挥剩余的西路军决定东返自救，并在西洞堡一举歼灭马家军西宁宪兵团，歼敌800多人，缴获一批战马和武器弹药。党中央为了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令西路军停止东返。
陈昌浩因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感到压力重大，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与陈昌浩吵了一顿，没有结果。
此时中央来电，支持陈昌浩，要西路军再固守50天。
于是全军只得二返倪家营子。马步芳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迭，步步推进，而红军驻地房倒屋塌，水井被填，吃住更加困难。敌人将红军前沿围子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与红军后方部队激战。
3月中旬，西路军撤进祁连山之后彻底失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潜返陕北；余部由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红30军政委李先念等组成工委领导，分头行动；西路军所剩近3000人分3个支队和若干小分队分散游击。
红军西路军的惨痛
西方有句谚语：当失败成为一种宿命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
所以，西路军的失败，就更显得悲壮。
当然，西路军的失败还有天时、地利的因素，也有马家军凶狠残暴，陈昌浩患得患失、一切唯上等原因。但无论怎么说，马步芳是西路军失败的最大受益者。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 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
过去，只是对马步芳的残暴凶狠有所耳闻，通过西路军的遭遇，有了切身的体会。
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收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
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把西路军从马家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想尽了办法。
面对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的告急电文，毛泽东和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马家军停止军事进攻外，并于
西路军失败后，为保存西路军余部，
1937年4月，西路军剩下的700多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从安西星星峡退入新疆。执行分散游击的部队中，李先念运气很好，没多久就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了他们。
1937年底，林伯渠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1500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原来，马步芳准备将俘虏西路军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中共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
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向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一到西安，就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红军失散人员纷纷要求归队。后来，这些西路军战俘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中。
当总指挥徐向前辗转到达援西军驻地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说：“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的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
红军西路军最终惨败于马家军之手，眨眼之间已经12年过去了。
十几年来，马家军的恶行梦魇一样压在幸存者的心头。
现在，向马家军复仇雪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此时，胡宗南部已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于从
由此，解放军作战方针调整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彭德怀选择了平凉地区作为与“二马”决战的战场。
未想，“二马”却不战而退。平凉虽为甘、宁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作战计划一出台，“宁马”马鸿逵立即察觉“青马”马步芳要保存实力的企图，急电部下退守宁夏，以图保存实力。宁马一撤，青马也无奈地急忙往兰州撤退。
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彭德怀决定以周士第兵团两个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另外10个军追击二马，20余天前进千余里，把青马逼进了兰州城内。
李宗仁、阎锡山对二马有个形象的评价：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
马步芳家族曾在青海统治数十年之久，被称为“青马家族”，也被称为“青海王”。
当地民歌“花儿”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
马步芳确实有股子狠劲。摩托车刚刚进入西宁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马步芳拿到新摩托车就敢骑，一踩油门，摩托车便一跃而出，根本停不住，从东关大本营一直跑到20多里外西宁城东郊的乐家湾，连马都追不上。
西宁通往湟中塔尔寺的道路两边，整齐地排列着高大挺拔的白杨直入云霄，树冠密合成封闭的林荫隧道，这些树是马步芳下令，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让士兵、壮丁、政府职员、学生、工人栽植的。当时马步芳还下了一道命令：谁敢砍树就砍谁的头！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马步芳对辖区内的毒品限制也比较严，不论是贩毒还是吸毒，只要被他抓住，一律砍头！可惜他晚节不保，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随着战场上与解放军作战的节节失败，他自己也抽起大烟来。
马家军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采取家族世袭和宗教控制的方法带兵，与其他国民党军相比，有着很强的战斗力。由于没有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气焰十分骄狂，不仅瞧不起中央军，也常常吹嘘解放军是他手下的败将。
当年打败红军西路军，成了马步芳夸耀的资本。1947年3月，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马家军中的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攻下了合水等地。以至于
为了阻挡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由南京逃亡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紧急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举行“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会战计划”，以马步芳集团依托兰州固守，吸引和消耗解放军主力，会同马鸿逵、胡宗南两集团，夹击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马步芳放出狂话，“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彭德怀胆敢进攻兰州，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与既设阵地，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而得名，古称皋兰。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政治、军事中心，地理上也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枢纽。兰州城北面是黄河，东、南、西三面环山，易守难攻。
马步芳退守兰州后，又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加修加固，主要阵地构筑了钢筋水泥碉堡群，外斜面有高6至
马步芳视兰州会战成败为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仅主力全部集中兰州，而且在城内屯集了大量粮食、弹药并作了精心周密的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和两个骑兵旅，共5万余人，重点守备南山各要点与城区；以两个军3万余人，控制在兰州东北黄河两岸地区，保障兰州左翼安全；以新编成的骑兵军2万余人，控制在临洮，临夏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
毛泽东专电：打马要准备付出较大代价
兰州城下，彭德怀遇到德困难也不少。
从西安到兰州，1400多里的漫长补给线，只有一条路面极差的西兰公路，远远保障不了供给，部队只得就地筹粮。仅有10多万人口的兰州周围，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德部队，人的口粮、牲口的饲料，都很难满足。阵地上的战士们，只能吃囫囵豆子，啃生山药蛋充饥，还得勒紧裤腰带去冲锋。没有房子住，不少连队只得住进刚挖成的土洞里，再加上长期连续奔袭，战士们极度疲乏，身体虚弱，非战斗减员也逐渐在增多。
兰州战役，利在速决。
毛泽东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
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乐观地对彭德怀说：“只要能歼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专电强调指示彭德怀：“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
马步芳决心守兰州，这是彭德怀求之不得的，他说：
“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就在部队强烈要求继续攻击时，彭德怀司令员断然下令全线停止攻击。他认为攻击受阻，主要原因一是轻敌，准备不够，步炮协同不好，二是敌人工事坚固，敌人顽强。为此，他要求各部队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克服急躁轻敌情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地形敌情，开展军事民主，研究进攻的战术，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工作，待命总攻。
“马步芳既然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兰州战役。并须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摸清了马步芳的部署、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以及作战特点后，彭德怀重新调整了部署。
在此之前，解放军第1兵团解放了临夏。临夏是青宁二马出生和起家的地方，丢了临夏，等于马家的老窝子被抄，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从兰州前线抽调骑兵第8师两个骑兵旅回防西宁，从而减少了进攻兰州德阻力，也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
马步芳感到兰州危急，一面急电广州国民党政府，火速督催胡宗南、马鸿逵出兵解围；一面派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马鸿逵比马步芳长11岁，是马步芳的长辈，却因争权夺利而长期不和，乘机故意刁难，讨价还价，最后勉强拼凑一支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而此时胡宗南自身尚且难保，不肯出动一兵一卒去兰州之围。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
兰州城防指挥官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一日之内相继失守，伤亡又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同马步芳密商后，决定于当日乘夜幕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但是，黄河铁桥迅速被解放军控制，除马继援等人率一部逃走外，余部成了瓮中之鳖。一路上满目溃兵，人马争道，车辆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死伤累累。
至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兰州。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
彭德怀又命王震率第1兵团乘胜追击，直逼青海西宁城下，西宁岌岌可危。逃到西宁德马继援惊慌失措，不敢久留，惶惶然爬上飞机出逃重庆。马家军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西宁城内官兵顿时作鸟兽散，西宁城霎时间成为一座空城。
马步芳先其进入新疆的骑5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因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从来没做过好事的马鸿逵(1)
消灭马鸿逵集团，解放宁夏的任务，则是由杨得志第19兵团完成的。
其时，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仍企图作困兽之斗，以银川为中心，依据黄河天险，在南起靖远、同心，北至金积、青铜峡、灵武地域内，构成两道防线，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统一指挥，妄图阻止我军解放宁夏。
毛泽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使生灵尽量少遭涂炭，曾对西北解放军下达过“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
“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此时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统帅4个军。另一支是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第81军。
马鸿宾虽是马鸿逵的堂兄，但关系一向紧张。马鸿宾抗战时期曾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俘，受到彭德怀亲自接见，并由这个团长将彭德怀的信带给了马鸿宾。马鸿宾不但未刁难这个团长，反而奖给他一匹马。
果然，马鸿宾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便有了起义的念头。但顾虑重重，怕起义后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杨得志派64军军长曾思玉为全权代表，向马鸿宾发出通知，表示欢迎他们起义。只要81军起义，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的生命和私人财产的安全。
而马鸿逵则不然。
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被称为“宁夏王”。
马鸿逵主政宁夏伊始，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12000人，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不久就壮大至数万之众。
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建议加大进剿红军的力度。同时，马鸿逵将全省划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
整个8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战8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过了8年土皇帝的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而欢庆的时候，马鸿逵却痛心疾首地说：“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中国不亡于日本，要亡于共产党!”
基于对马鸿逵的了解，
马鸿逵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此次又得蒋介石的数百万银元军饷，已经表示要“死守宁夏”，和平解决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况且前不久的兰州战役时，解放军曾与马鸿逵的11军在固原激战，付出了很重的代价。
此时马鸿逵深感大势已去，自忖手下不到7万之众，不是杨德志的对手，却又不甘心失败，他一面对外宣称：“虽留一兵一卒，也必须作战到底”，一面却在准备逃离银川。
从来没做过好事的马鸿逵(2)
马敦静集结所属128军、11军凭借金积和青铜峡的险要地势与19兵团决战，指示部下准备掘堤放水，陷金积、灵武、吴忠堡地区以成泽国，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又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
马敦静一面令工兵炸堤放水，将数十里黄河河堤崩裂坍塌，企图用洪水阻挡住解放军的进攻；一面慌忙将前线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自己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座机，逃往重庆。
相约死守银川的马鸿逵父子俩，却在重庆见了面，二人相对而泣。
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到猢狲散。宁夏兵团斗志全无，士兵成批逃亡，军官们向我军发出求和电报。到了19日晚，马鸿逵在重庆用电台与宁夏的部下联系，得知诸将已发出求和电报，便要与他们讲话。结果，没有一人与他讲话。此时的马鸿逵仰面惨笑，继而嚎啕大哭。
至次，“宁夏王”马鸿逵苦心孤诣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土崩瓦解。
解放军提前接收银川城
马鸿逵在选将的时候，能不能打仗倒还在其次，关键标准是看部将对马家是否效忠。
生死关头，马鸿逵父子把众将撇下，只顾自己逃命，让留守火线的部将甚是心寒。于是，在宁夏战役后期，马家军的官兵，甚至军、师级的高级将领，主动与解放军接洽，联系投诚的人络绎不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说宁夏兵团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在看了解放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后，竟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坚决遵守协议内容。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订后不久，杨得志就接到报告，说马家军宁夏兵团的贺兰军和11军已经自行溃散，失去控制。鉴于宁夏方面无力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解放军亦不能按和平协议条款处理宁夏兵团，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新华社撤销了原拟
兵败如山倒。宁夏兵团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柏祥见部队失去控制，怕不好向解放军交待，便于
由于此事关系到和平解决宁夏的政策问题，曾思玉军长没有立即答应。在马全良的多次请求下，曾军长打电话向杨得志司令员汇报了情况。
电话那边传来杨得志司令员的声音：“和平解放宁夏的协议刚签订，明确规定人民解放军25日接管银川，我们一定要严守信用。”
曾军长放下电话，向马全良、王柏祥转达了杨司令的意见，并劝他们回去设法维持部队。马全良、王柏祥二人坚决不回，他们认为：“在中宁签署的协议虽然规定了接收银川的时间，但现时情况有变，大军为拯救百姓提前入城，并非是失信于人，怎会遭人非议?”
见对方言之有理，于是曾军长再次给杨司令打电话。当杨司令了解到马全良不能代表宁夏当局时，第二次答复解放军仍不便提前进城。
马全良和王伯祥坚持认为，现在只有解放军提前进城，才能控制住局势，减轻他们无法承担的责任，否则一旦出现可怕后果，他们将会成为后人唾骂的罪人。
曾军长本来也希望早日入城，经马全良和王伯祥又一番苦劝，终于第三次给杨得志司令员打电话，再一次重复二人的请求。
杨得志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说道：“我们不能首先破坏双方协议，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又说：“如果宁夏当局能正式向我军提出这个请求，或者组织银川各界代表出城迎接，我们才好考虑提前进城。”
此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接到马鸿宾请求解放军入城的急电，指示杨得志答应对方的请求。在此情况下，杨得志司令员即令19兵团64军提前进入银川。
4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马步芳、马鸿逵小传
马步芳，字子香，上将军衔。1903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回族。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营长等职。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5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82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40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
马鸿逵，字少云，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9年，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4路军，任总司令。1927年初，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4军，马鸿逵任军长，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并封他为总司令，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
抗战爆发后，马鸿逵出任第8战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
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形成及覆灭
青海自清朝末年至解放前夕，在这长达４０年的时期里，处于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血腥统治之下，人民惨遭残酷的剥削与迫害。正如马步芳自己所供认的：“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在我革命大军的沉重打击下，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终于全部消灭。
一马步芳军事集团的形成与演变起家过程
早在１８７１年（清同治十年），甘肃回民反清，回民领袖马占鳌采用“黑虎掏心”的战略大败左宗棠所部。在这次战役中，主其事者就是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但是马占鳌、马海晏随即投降清廷，反转矛头，对回民大肆屠杀。这之后，马海晏即一直在马占鳌之子马安良部下统带军队。１９００年，马海晏与马安良率领回军随董福祥开赴北京参加抵抗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战役。这时马海晏任旗官，其子马麟任哨官。战后，马海晏在返回甘肃途中路经宣化时因病身死。马麒在马安良的保举下，承袭了马海晏遗职，当了旗官，回驻扎巴镇其时青海尚未建省，属甘肃建制。扎巴镇属巴燕戎格厅（即今青海省循化县）。在这期间，马麒极力讨好马安良，于是由旗官一跃而升为花翎副将衔、循化营参将，为以后统治青海地区打下初步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清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派甘肃提督马安良率部向陕西革命军疯狂反扑，这时马麒任马安良所率“精锐西军”的帮统。不久宁夏响应革命，马麒奉派与其弟马麟率师回甘，对宁夏革命予以残酷镇压。城破之后，马麒、马麟纵兵洗劫，将所夺财物用大车运往河州老家。
１９１２年３月，甘肃响应革命，拥护共和，马安良摇身一变，当上了国民党甘肃支部的支部长。马麒率领精锐西军的主要部分驻扎河州。这时清廷委派的西宁镇总兵张定邦已去职，北洋政府所任命的马福祥因故不能到职，甘肃都督赵惟熙有意由昭武军统领周务学继任。马麒听到这一消息，一面请求马安良保荐，一面派他弟弟马麟去到拉卜楞寺向嘉木样活佛的管家宗哲借来金佛二尊(合黄金２００两），星夜遣人送与赵惟熙。果然不到１０天，马麒升任西宁镇总兵官。他的家人和亲属也都安插在西宁地区的各个职位上。
马麒到了西宁，首先是扩充军队，编成马步兵１３营，号称宁海军。继又扩编骑兵为２０营，另有炮兵及机关枪等营。他的长子马步青、次子马步芳、三子马步瀛、胞弟马麟等分别担任各营营长。他又邀来周希武、黎丹、李乃、朱绣等人，组成“智囊团”，为他主谋定计。于是马麒一面与北洋政府极力拉拢，一面在地方上排挤异已势力，企图长期盘踞青海地区。
在清朝时候，西宁道属甘肃管辖，另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驻西宁，管理青海广大地区的蒙、藏等族的事务。１９１２年改“西宁办事大臣”为“青海办事长官”，当时的长官是廉兴。马麒这时羽翼初具，对于这位毫无实力的廉兴长官并不放在眼里。青海历年都有祭海之举，向由清廷派遣钦差大臣主祭，邀集蒙古王公及藏族千百户聚会，有时亦由西宁办事大臣代为主祭。１９１３年，青海办事长官廉兴主持祭海，马麒陪祭。马乘机邀功，直接电呈袁世凯，说他“宣布中央德意，使与祭之王公咸晓然于民国共和之宗旨”，因而各王公“率属而景从”年７月马麒致袁世凯电，原件现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
马麒为了攫取青海地区的军政统治大权，极力排挤廉兴。他唆使湟源商人李耀廷纠合一批蒙古王公和藏族千百户，联名到兰州向甘肃督署控告廉兴，说廉兴窝藏清廷余孽升允图谋不轨，许以事成之后委李为湟源税局局长。１９１４年，廉兴去职，由马麒代理青海办事长官。
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裁撤青海办事长官，改设蒙番宣慰使；裁撤西宁镇总兵，改设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奉命身兼这两要职，成为青海地区军政合一的最高统治者，自是形成了马家军阀统治青海四十年家天下的局面。在１９１３年，藏兵为乱，北洋政府命令川边经略使尹昌衡进军西藏。尹昌衡领军经过青海玉树地区的囊谦时，分兵占据结古及称多，向北洋政府报称：“隆庆二十五族报效投诚，愿归川管。”囊谦，又称隆庆，亦作昂千，为玉树藏族二十五族之一。清代以来，囊谦族的总千户一向是玉树各族向清廷纳贡的代表。北洋政府不知隆庆二十五族即囊谦二十五族，亦即玉树二十五族，错误地决定“隆庆归四川，玉树归甘肃”。但是马麒认为囊谦过去向由西宁管辖，如今划归四川，损及自己权益，于是一面向甘肃及北京政府力争，一面派兵进入玉树与川军开火。后来北洋政府接受甘肃都督张炳华的建议，派员实地查勘省界，进行调处。
１９１４年１１月，甘肃派周务学为勘查边界大员会同四川派出的李在结古进行谈判。拖延至次年５月，始由北洋政府决定玉树仍归西宁管理。在这同时，北洋政府发表马麒兼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及蒙番宣慰使。马麒便派其弟马麟为玉树防守支队司令，并设置玉树理事（即地方行政机构），将青海西南广大地区的蒙藏人民直接控制于其铁蹄之下。
马麒既攫有青海西南广大地区，但东南地区仍在藏族头人统率之下，马麒的政权无从伸入，对当地人民的搜括也就无从下手，于是他把矛头转向东南，积极准备，伺机而行。
在民国初年，西宁道所属７县，人口不过四五十万，耕地不到２００万亩，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马麒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眼看遍地罂粟（鸦片烟）影响粮食生产，如以高价由外地购进粮食又极不合算，乃决计禁止种植鸦片。当时甘肃大小军阀都在所踞地盘广种鸦片，借以筹措粮饷。马麒禁烟，只是禁止栽种，而可改种更多粮食，借以充实军粮；他却大量贩运，由河西、四川等地低价收进，以武装部队护送至京津一带以高价售出，这样，军饷军械都有了来源，还有大量收入充实腰包。
在贩运鸦片的同时，马麒组织人力将由牧区掠夺来的羊毛运销外地。当时青海毛价每百斤约值十五六两，运到天津即可卖三四十两，马麒在这方面也是大发其财。
青海产金，产金矿区多被马麒据为己有，派人开采。１９２０年，马麒派人在青海东南部马沁雪山的金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引起当地藏民强烈反感。这年８月，马麒来往西宁、玉树之间的武装商队，被上果洛的藏族头人尕日麻吐多率领部众千余人截走，并乘势袭击马沁雪山金矿，杀伤人员，捣毁矿场。马麒即以维护治安巩固边防为名电呈北洋政府，要求扩充兵员配备弹械，准备大举申讨。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１９２１年６月马麒以其弟马麟为征果洛司令，领兵３０００余人由西宁出发，另调驻玉树的宁海军第九营马彪部骑兵配合玉树各族藏兵，合力向果洛进攻。马麟依仗优势武器及兵力，对藏民大肆屠杀，但是藏族各部仍是顽强抵抗，马麟只得约请拉卜楞寺及拉加寺的大喇嘛前往各部落说降。各族头人在大喇嘛的诱骗下，赶着大批牛羊，携带金银财物，前来纳降。马麟接收了藏民的牛羊财物，却将各部头人一一拘禁，要求更多的赔偿，并交出为首头人。各部落头人被迫再次缴纳牛羊财物，几乎罄其所有，并同意今后向马家驻军按时纳税之后，马麟始将头人释出。
马麒一方面在青海勒索财物扩充实力，一方面派人到兰州、北京等地广交权贵，趋炎附势，借以抬高自己身价。当直系首脑曹锟进行贿选时，需款甚急，马麒即在马安良之子马廷襄力处挪借５万元送去。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曹锟窃据大总统后，马麒派他儿子马步青自绥远赶往北京祝贺，以５００匹西北特产高头骏马作为献礼。于是北洋政府以马麒平息果洛叛乱有功，颁给“锐威将军”封号，并授马步青陆军少将衔。其时甘肃督军陆洪涛属于皖系，联合甘肃军阀黄得贵、李长清、张兆钾等排斥马麒，马麒孤立无援，认为“这碗饭难吃了”。黎丹、李乃便向马麒献策，奔走吴佩孚门下。于是马麒派朱绣前往洛阳，提出《经营青海意见书》，企图将青海由甘肃析出另行建制。这时吴佩孚正计划对张作霖用兵，示意朱绣筹措军费３０万元，允许仿照热河、察哈尔地区成例，划青海为特别行政区，以马麒为青海护军使。但是马麒眼看直奉战争一触即发，鹿死谁手尚不可知，又以这笔贿款为数太大，迟疑未决。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系战败垮台，马麒私心窃喜。但是马麒割据自雄的野心并未因此消沉。这时冯玉祥进据北京，马麒立刻遣使通好。１９２４年１２月，段政府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以抵制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马麒派祁中道、祁增寿、吴世珍等人以宁海各界代表名义前往北京参加善后会议，乘机向段表示拥戴，又提出了《开发青海意见书》。
１９２５年８月，段祺瑞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旋又任其兼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于是冯玉祥所部国民军陆续开向西北，刘郁芬以国民军驻甘总指挥代理甘肃军务督办职务。甘肃大小军阀既感不满又觉不安，有的虚与委蛇阳奉阴违，有的互相勾结企图叛变，马麒偏处西宁，直接摩擦较少，态度暖昧。１９２６年初，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合力对付冯玉祥。吴佩孚派人鼓动甘肃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进攻驻在甘肃的国民军，分别许以甘肃督军和省长的位置。张兆钾、孔繁锦征求马麒意见，马表示中立。战事发生后，马持观望态度。
８月间，张兆钾、孔繁锦战败，马麒向刘郁芬表示服从。刘郁芬趁机将西宁原回军巡防队划入国民军建制，编为一个混成旅。
马麒在这一时期采取“稳健”态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冯玉祥国民军被吴佩孚、张作霖的直奉联军所迫自南口西撤时，刘郁芬征调马麒所部开赴山西助战，马麒派出马步元部编成骑兵旅前往应战。国民军溃败时，马步元携带国民军发给的枪械逃回湟源，刘郁芬忙于对付甘肃地方武装势力，未予追究。还有，马麒为攫取拉卜楞地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十余年来受到当地人民的坚决反对，马麒对拉卜楞亦多次用兵，大批藏民惨遭杀害。国民军进入甘肃后，拉卜楞地方人士提出控告，请求制裁马麒。马麒处此情况，只得暂时收敛，静观待变。
１９２６年９月，冯玉祥参加北伐，改所部国民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马麒所部被改为暂编第二十六师。冯部师长赵席聘任河州镇守使，迫使马麒势力退出拉卜楞。１９２７年７月，甘肃省政府改组，马麒被任为委员之一。刘郁芬促请到兰州就职，马麒诿以因病难以成行，即在西宁就任，并派黎丹赴兰，欢迎国民军进驻西宁，借以探测刘的态度。国民军以甘肃初定，急待安定社会秩序，暂缓西进。但为掌握各地政权计，刘郁芬将全省各道改为行政区，派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边事处处长林竞为西宁区行政长宫；又将原甘边宁海镇守使改称甘边宁海护军使，仍由马麒担任，却将军权、政权分离，以孤立马麒。马麒这时虽然担任委员、师长、护军使，但对国民军的步步进迫深感不安，而力量不足与抗，只好沉默。
１９２８年初，北伐军进入华北，冯玉祥征调马部骑兵参战，马麒不愿出兵，暗与张作霖勾结，企图破坏北伐。（编者按：此中细节参阅本卷所载韩海容所写《我为马步芳向蒋介石要饷的钻营活动》一稿。）〖ＨＴ〗与此同时，马麒唆使马仲英进行叛变，围攻河州。马仲英是马麒的侄子，是马部的营长，与马麒有密切关系。马麒在河州战事发生后公开表示，“本部士兵多以桑梓关系，大受影响”，对刘郁芬进行威胁；同时又说“处此危境，左右为难”为他自己解脱关系〖ＺＷ（〗见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３日《新陇日报》。。因此，马麟进而主张“剿抚兼施”，坐观局势变化。随后，马仲英在冯部高树勋旅的进攻下节节败退，马麒即派其弟马麟率部前去虚晃一招，暗地掩护马仲英逃走。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高树勋部进入民和米拉沟，随即进驻西宁。这时，冯玉祥指使其亲信薛笃弼（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将青海、宁夏由甘肃划出另行建省，获得通过。孙连仲、马麒、班禅额尔德尼（九世）等任青海省政府委员，以孙连仲任主席。马麒派他长子马步青到兰州表示欢迎。１９２９年１月，孙连仲到西宁就任青海省主席职，马麒仍旧称病只接受委员名义，不愿出任建设厅厅长。这时马麒所部的“宁海军”分驻化隆、循化、湟源等县。马麒的次子马步芳这时担任团长，驻扎化隆。高树勋率部前往化隆、循化清乡时，马步芳屈意奉承，献马１００匹，献款１５万元。于是马步芳得以晋升为暂编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旅旅长。 投靠蒋介石
１９２９年下半年，蒋冯关系恶化，中原大战爆发在即，孙连仲于９月间率部东下，由高树勋暂代主席；不久高亦离青，由马麟代理。这时马家军阀眼看蒋冯中原逐鹿难卜胜负，一面由１２月起每月供应冯军军饷５万元，谓之“前防接济费”，一面暗地派人向蒋投诚，乞求得到蒋的谅解。次年，冯军战败，马家军阀立刻举起倒冯拥蒋旗帜。马麟率部进驻兰州，组织甘肃骑兵第一师，成立甘肃全省保安司令部。马步芳在西宁设立青海省城防司令部，并进兵甘州。马步芳在甘州，以训话为名，将冯部留下的雷振邦旅官员２００余人（包括旅长雷振邦在内），全用大刀砍死于前甘州提督府东院。当时尸骨堆集，血肉模糊，事隔数月之久，院内血腥气尚未消除，为状之惨，自古少见。就是这样，马麒由蒋介石处取得了青海省主席。但是马麒只做了８个月的主席，于１９３０年８月就一命鸣呼。蒋介石接受于右任的建议，准备暂以当时的青海民政厅厅长王玉堂代理青海省主席，再行物色人选。马麟、马步芳坚决反对。马步芳说：“先人创立的基业，岂能拱手让人。”在这同时，马麟、马步芳派人向南京的各权要及其眷属纳贿求情，于是蒋介石在９月２日明令发表马麟继任青海省主席，后又以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
马步芳心目中的“基业”，是将青海视为已有，其叔马麟出任主席，他是不甘心的，但是自己羽毛尚未丰满，只得暂时屈从，专心一意扩充实力。１９３３年，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原意是让杂牌军队互相火并坐收渔人之利。马麟、马步芳以切身利益关系，誓死反对。宁夏马鸿逵以孙军驻青势将影响他的“回回国”的发展，也表示反对。这时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是蒋介石“中央”派来的。他认为孙殿英与马鸿逵两人过去都是冯玉祥的部下，二人私交甚笃，一旦孙马联合起来，就难以收拾，所以也反对孙殿英西来而再三电请蒋介石收回成命。马步芳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在击退孙殿英的战争中卖了一点气力，他的新编第九师因而得以扩编为新编第二军，下辖第一百师和两个骑兵旅。马步芳所部得以按“中央军”的番号予以编制，他是私心庆幸的，因为这样，一则投靠蒋介石可以壮大自己声势，二则就此可以向中央要饷了。这之后，马步芳对来青海的中央大员无不极力拉拢，他的新编第二军又改为第八十二军，从此具备正规番号，一心为蒋介石充当爪牙。在羽毛渐丰之后，马步芳开始对其叔马麟实行排挤。马麟被迫出国“朝觐”，马步芳于１９３６年６月代理青海省主席。１９３８年２月白崇禧来到西宁，马步芳送给白崇禧一尊铜佛，里面装满黄金，另外还赠与３０匹青海骏马和青海特产鹿茸、麝香之类。这年３月，蒋介石中央即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将马麟调任国民政府委员。
１９４２年８月，蒋介石来到西宁。马步芳为了欢迎他的主子，事前着实忙了一番。他把省政府三堂作为蒋之寝室，自己搬到西面的一个小院里，所有全部陈设及卧具，一一从新布置，即使是一块桌布或椅垫、茶杯之属，都在花色式样上亲行设计和挑选，事事再三检查，不厌其烦。对于灶具和食品的选择，更加用心。他揣摩蒋介石的所好，无微不至地费尽了心思，因此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钱财。在接待礼节和仪式方面，马步芳强调严肃隆重，指定了到飞机场欢迎、欢送的高级军政人员，排定列队名次。还准备集合省、市各机关、学校员生，在城关大街夹道迎送。通行街衢的一般市民，必须穿着新装，衣冠整齐。当街墙壁门窗，粉饰一新，悬旗结彩。沿东关大街到西关通济桥的两旁及其屋檐顶边，陈列各式鲜艳花盆，每日分段洒扫，整洁市容，不许有一根柴草出现。他还从大通鹞子沟运回大批鲜松枝，结扎大型彩牌楼于城关各大街十字路口及省政府的内外门首。军乐队官兵的服装和乐器，也是另行配备，其中身材稍矮的，予以调换。马步芳还规定在蒋介石到达后，每值吃饭或出入时，一一依礼奏乐。为了省、市级军、政、警、教人员听蒋介石训话，在三天以前，集合于小教场，练习礼节，检查服装，理发修面，肃整仪容。他指定各队由官长担任队长亲行带队外，还在干部中秘密指定侦察人员，以防意外。凡身边带有寸铁者，视为不稳分子，立即斥退。对蒙藏王公、千百户及活佛、阿訇等的晋见、行礼、送礼，也列出名单，规定进退仪式，使其反复演习。在警卫方面，采取了紧急戒备措施，市区内层层封锁，节节守卫。这些警卫，都是选拔校官以上的心腹充任。在南山寺的凤凰台和北山寺的无量殿，装置电话，设有临时岗哨。城郊３０里警卫线以内的居民，都受严格控制，既不许出门过早、过迟，也不许饮酒喧嚷。严禁老、弱、残废、聋、盲及乞丐外出。他还选派厅处一级和旅团长一级的人员担任全市日夜巡逻的责任。省政府周围及院落内部的警备工作，马步芳和马步青自行负责。他本人和马步青身着军装、马靴，带白手套，相互检查，一丝不苟。
８月２６日，蒋介石由兰州飞抵西宁。蒋介石为解除马步芳的戒备心理，简略随从，除了随身的４个侍卫外，只有钱大钧、朱绍良、顾祝同、谷正伦、胡宗南和戴笠等人跟随。马步芳为表示恭顺起见，在蒋留青时期，一言一行，都表现了惟惶惟恐的态度。有次蒋在三堂院里坐在自带的藤椅上，扮出一付正襟危坐的模样，阅览《曾胡治兵语录》，马步芳乘机侍立于侧，立正一小时。而马步青则在外院副官处打盹，及至有人提醒他去随侍，他还不敢前往，使戴笠等对马步芳兄弟有了新的看法。２７日宋美龄亦飞青，马步芳更加恭顺。宋美龄拟赴马步芳的私邸访问，马恐接待礼节差错，有失体面，托词回教妇女不敢见面，婉言致谢。宋美龄即以珍贵首饰等几大包交马步芳转致，马即以比较逊色的金镯、项链等物答谢。蒋曾赴塔尔寺，接见了阿嘉活佛等，题匾之外还捐布施２万元。之后，蒋赴东关清真大寺，也捐款２万元，题给匾额。马步芳以自己名义给蒋介石献骏马５００匹，以蒙、藏王公、千百户名义献骏马３０００匹，鹿茸、麝香等１０多箱。为宋美龄馈送紫羔皮裘３００件，径行航运南京。蒋介石也拨给马步芳部队犒赏费１０万元，给马步芳及其高级部属们馈赠了丝、绸、陶磁器等，还分别一起照相，以示宠荣。蒋在行前对马步芳一再嘉奖，称誉青海军为“马家军”，鼓励马步芳“精忠报国”，以岳飞期许。事后马步芳对人说：“我们多送礼，给人家（指蒋）的观感反不好。现在不是表现富贵的时候，我们不能学别人。礼节越隆重越好，礼品越简略越好，穷了人不注意。军马、羔皮是土产，既本分，又实在。”马步芳所献马匹经蒋指定就近转交军政部贵德军牧场。马步芳以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原先在海晏三角城马场准备的好马抽出了一大部分，代之以老弱马匹，接收人员只好收养了事。蒋于８月２８日离西宁径飞酒泉，转赴新疆等处。
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蒋介石此次西北之行，连续发布消息，刻意渲染，独对其来青海一事只字未提。这就是因为蒋马之间曾经进行密谈。蒋马密谈结果后来表现在行动上的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马步芳部八十二军与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军编成第四十集团军。以马步芳为总司令，马步青为副司令，改任马呈祥（马步芳之甥）为骑五军军长，马继援（马步芳之子）为八十二军军长。马步芳由此取得了马步青的骑五军，并由蒋介石处领到一批美式装备以及军饷、军械。 马步芳虽然一再声言拥护蒋介石，拥护中央，但是却处处防止蒋系势力进入青海。他在青海东部的门户——享堂，派有重兵设防驻守，盘查进出人员，绝不轻易放过。对于中央在青海设立的一切机构，如财政部西北盐场公署、资源委员会青海金矿、交通部甘青公路局、军政部青海团管区……等等，都先后把持在自己政治权力范围之内，撤换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员而代之以他的亲信。国立西宁师范学校及湟川中学在西宁设立时，马步芳百般阻挠，不许学生报考。１９４０年，马步芳严令商店禁止供应湟川中学粮食，以致该校员生一千余人只得以洋芋及牛羊肉作主食。此事延续至４０天之久，经该校校长托人求情，马才解除禁令。１９４３年，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电邀马步芳赴重庆“共商国是”，马步芳做贼心虚，疑惧不安，与部属多次密商，最后他自己作出结论：“不去不利，去也不利；与其不去不利，不如去了还可转不利为有利。”于是他携带许多黄金财物到重庆，从多方面结交权贵的眷属，何应钦等最初质难颇多，后来就变成“请马主席参考”。马步芳当时对他的随员陈显荣说：“明碰不如暗斗。哪个人能经得起从老窝里挖！”
马步芳家族封建统治的特点与内部矛盾
马步芳家族在青海实行封建统治，其军政组织机构虽按国民党政府编制组成，但有其特殊性，是在日积月累、处心积虑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四十年来运用这个工具，一贯为他们的封建统治服务。马步芳当权后，为进一步适应其封建的、官僚的、世袭的统治特性，更集中军权于个人手中，生杀予夺，内外兼并，突出地表现了军阀的本质。军事统治的特点
马步芳部军官的来源和使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凡是属于马步芳家族亲属或具有一定地域、历史及宗教关系的，才能分别充任各级骨干。师级以上的角色如马彪、马驯、马元海、马德、马步康、马步銮、马步勋、马全义、马呈祥、马振武、马璋等，有的是堂叔、堂兄弟，有的是姻兄弟或甥婿；又如韩起功、韩有禄、韩起禄、马成贤、谭呈祥、马元祥、马得胜等，都是属于临夏、循化、化隆和信仰伊斯兰教新兴教派的；再加刘呈德、赵遂、郭全梁等，虽出身汉族，可是籍隶循化或化隆。金耀星原籍榆中，但他和刘呈德、赵遂、郭全良等一样，是与马家军阀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所有中级军官的营、团长，也是不出上项范围。汉族中被使用的寥寥无几。在蒙藏族中曾委派滚噶环觉等为地方军的团长，那是为愚弄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也是利用他们自备枪马的一些实力。下级军官虽然人数较多，出处比较复杂，但仍以籍隶化隆、循化两县的为主，其他地区的人员担任军官的，都是在战争中曾效过死力而后被提拔的。在后一个阶段，马部军官大体上还是要经过乐家湾军官训练团学习，或是从昆仑中学出身的，才能担任基层骨干，其他人员仍不被重用。马步芳曾一度吸收中、小学毕业生，担任各团、营的军需、书记，以解决实际困难，但用人行政始终保持非自己人不用，非亲属不能当高级军官，排外的色彩是很浓厚的。可是马步芳借此拉拢部属说：“以青治青，青海的事情要青海人干。”从思想和政治上进行愚弄，使其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也有极少数特种专业人员，因工作需要，不能不打破那种制度担任较高级的职位，这是又当别论了。
马步芳为了维持个人统治的特权，即使是家族亲属中充任高级军官的，也不予以长期固定的军权，总要随时调迁，使其居于仆从地位。他们有时带领骑兵，有时带领步兵；在一个时期担任正规军军职，在另一时期改任地方军或民团的军职；还有的随时变更其隶属和领导系统，不能长期维持垂直关系。除了为马步芳忠心耿耿搜刮民脂民膏的个别人得以盘踞一方外，其余军官驻扎的地区，一般也是随时更易，不许把持一方。马步芳对其军官所统率的士兵，也不断加以调整或编遣，使其不能拥有基本部队。还在他们之间，既利用派系和个人嫌隙，使其矛盾对立，互不信任；也在运用升降的手段下，使其局面和地位高低冷热不定，无所凭借。马元海、马驯等虽属至亲，平时不予实权，一旦发生战事，立即起用，拨调若干部队归其指挥。马部军官彼此之间，层次极深，即使是亲属，也有厚薄亲疏之分，对于同一地域和教派的人员，马步芳的使用也不一样，常常玩弄着以甲制乙，以乙制丙，以此团制彼团，以彼旅制此旅的手段，使其提心吊胆，不相与谋。平时各级军官的任免。
马步芳自行掌握，调动营长时，团长不能预谋，连、排长的更替，团、营长事前也不知悉，连长揭发营长，原呈仍批营长查复，同时暗中又令另一营长了解内幕。士兵控诉营、连长，同样由原营、连长处理具报。对各级军官的考绩，往往取决于个人的好恶，使其靠我随我，仰我鼻息，终身服服贴贴。对各团、营士兵也不放松欺骗，在某些场合，殷勤询问，以结其心。他有时鼓励这一地区的人得力，有时奖赏那一地区的人有功，奖惩之间，离间官兵彼此情感。马步芳玩弄以将制将、以兵制兵、官兵相制手法的结果，使将不能擅专兵权，士兵不能相互依附。加以平时调动频繁，难以相顾，形成官兵在信念和行动上只知绝对服从于马步芳一人，紧紧围绕在他的周围外，不能结合成为一种特殊力量。四十年来青海军队建制迭有变动，但那种相互牵制的措施，迄未更改。马步芳操纵这个残暴工具，作为其维持专制统治的基本武力。
当兵是农民的苦差，尤以西宁、大通、互助、民和、乐都一带征拔的人数为最多。爰以这些地区的农民比较单纯，吃苦耐劳，所以马步芳以之作为抽拔兵源的中心地带，因而这几县的农民受害最惨。当时流传的谚语说：“西互民大乐，当兵第一着；化隆循化派，当官胎里带。”这段谚语概括地反映了官兵的来源和界线。马步芳将同一地区的士兵编在一起，不紊乱其体系，但正、副班长必须派其他地区的人充任，这既保持了士兵同乡、同生死的观念，也加强了对他们的监督与控制。马步芳鉴于当时国内军阀部队的经常倒戈，仅在１９３０年收编过榆中金联国的将近一团人马，此外对他隶属范围以外的任何部队，绝不容纳，所以在历次战争中杀戮甚惨，对待俘虏采取杀尽斩绝的消灭方法，这是他与一般军阀不同之点。这样虽能勉强保持地方性的封建系统，可以放手利用，但也使他走上了势孤力单，与人不能相处的绝境，形成了自身灭亡的条件。
青海军队的演变
青海军队的由来始于马海晏带领的哨兵，基本兵力数十人，旋扩充为旗兵，亦不满百人。马麒任西军帮统，骤发展到近乎千人。他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后，成立宁海军，组成马、步兵１７营，陡增至２０００多人。这些都是从甘肃临夏和青海循化、化隆等县凑集的，独树一帜，与西军对峙。１９２４年，乘年馑饥荒，收罗逃亡饥民，并向循化撒拉八工招募了一大批农民，成为基本部队，增编步兵５营，骑兵７营，炮兵、机关枪和杂务、矿务、台站马队各１营，共计３４营。骑兵中以马匹色样区分为青马、黑马、银货、枣骝、海骝、花马等马。这些马匹是由河南、果洛、门源等处强征而来的，在镇压果洛、拉卜楞事件的先后，又招募了部分营伍子弟和流氓当兵，骄情横行，人称之为“骚粮粮”〖ＺＷ（）当时把当兵叫“吃粮”，他们平时骚忧群众，因而称之为“骚粮粮”。每当发动一次战争，他允许官兵大抢几日，除所获弹械报缴外，衣服财物等件归为己有。他以放纵官兵抢掠的方法，刺激其拼命，无形中引诱一般贫民铤而走险，扩大了兵源。对凶恶狡黠之徒，尽量吸收。高级军官中，如马禄、马忠义、马元祥、马成贤等，原系横行临夏、化隆一带的大盗，马步芳以其凶悍，收为部卒，在迭次战事中，残忍凶狠，杀人如麻，由排、连长擢升为团、师、军长。
１９３０年国民军孙连仲部东下，马步芳乘机扩编部队，半年之间，由团到旅，由旅到师，人马接近１００００骑。１９３３年，在青藏战役中，马步芳在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的名义下，成立了地方军３个骑兵旅，与所隶的正规军新九师合计步、骑共达１４０００多人。１９３４年他借口孙殿英进攻宁夏战役，把过去的募兵方法改为强制征拔，在各县挨户拔丁，谓之“门兵”，成立新编第二军，将新九师亦改编为一百师，人数上升到２万多人。其后又在甘肃河西搜括人力物力，将营扩编为团，将团扩编为旅，结果一百师直辖３个步兵旅、１个骑兵旅；加上海南警备司令部所辖３个骑兵旅、１个步兵团，人数达二万五六千人。１９３５年，在河西对红四方面军作战时，马为扩大军队，着手编制壮丁，组织公民军事训练，冲破编制额数，在省保安处领导下，各县成立壮丁司令部，先划青海全省为７个保安区，后又由１０个保安区扩大为１５个保安区。委任各区保安正、副司令，就地征拔年在１７岁以上５０岁以下的男丁，自备枪械、鞍马，强令入伍。各区保安团壮丁约共１０万人左右。保安区的司令由马选派新二军的军官充任，县司令由各县县长兼任。团、营（大队）、连（支队）以下官佐，就各地地主、士绅及蒙藏王公、千百户充任。凡适龄男丁，除孤子外，依家中男丁人口比例，按六抽五、五抽四、四抽三、二抽一的方法，不分畛域，不分民族，一概征拔作壮丁，成立了“国民兵团”，作为嫡系部队的外围。各族群众，十户之中，就有八九户都出人当丁。这种壮丁，实际上就是兵。这些兵员战时被调前线效死外，平时则集中当地保安团队部受军事训练，并担任挖金、修路、植树、开荒等等劳役，日无休止。在这期间，整团整营地大批编并于新二军所属各师团的建制。这样强制的结果，民团和正规军士兵实质上除隶属番号和给养服装不同外，没有多大区别。演变到后来，青海农业区平均每两户人家，就有一个在营正式当兵的，甚至一家之中有兄弟二三人同时当兵。至此，仅正规军的数额已
约达十余万人。
马步芳的第四十集团军成立后，辖有步、骑两个军、独立骑兵３个旅、步兵５个团和海南警备司令部骑兵３个旅、独立骑兵一个团、步兵一个团。群众一经当兵，不能自由改业，即令残废衰老，也不能返里，而转变为变相的长工，拨遣在官僚资本的牧场或工厂中做工，永无尽期。这些兵不堪压迫和苦役如果逃跑或死亡了，便须由他的子弟顶替；本人家属中如无适龄的壮丁补充，则由亲戚乡里中强迫抽拔。这种强拉硬派的拔兵方法，风行全省，成为民间数十年来最大的苛政。其时因拔兵而逼死人命和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捉拿逃兵和拔兵的军官，横行霸道，任所欲为，其中奸淫掳掠、勒索苛榨的案件，不胜枚举。民间听到拔兵和捉兵，连小孩也噤若寒蝉，不敢作声。一旦不幸被拔为兵，群众叹谓“万年脏、连根烂”；临行时家属遥遥相送，如丧考妣，景象之惨，可见一斑。其后为逃避当兵和补兵，有的成年男丁，自将手指忍痛割断；也有的父兄为避免子弟充兵，乘其不备，忍心将其眼珠捣坏或将其足胫割断；使其终身成为残废，不能入选。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例，难以统计。以致父子不能相认、兄弟分离异处之事，随之不断发生。积时一久，马军军官利用自己的官阶大小，通过卖兵、换兵和抓兵等等形式，通同作弊，敛财致富。最初一个兵的卖价，约在银币３００元至４００元，换兵〖ＺＷ（〗换兵是以此替彼，有的改名顶替原兵，也有不改名顶替的。卖兵是缴纳现金后，注销名额，不再当兵。贿款，约在２００元至３００元，其后竟达到卖价１２００元，换价８００元以上。这个所换的兵，连顶替人本身雇价合计在千元上下。由于换兵对军额并无妨碍，营长以下军官，借此向富有的家属挑剔，促令更替，成为普遍现象。因卖兵手续较繁，营长以上军官才能插手，因之换兵远远超过于卖兵的数额。马步芳放纵部属，无法无天，卖兵受贿，贪婪已无止境。这样长期横行霸道的结果，许多人家只剩老弱和妇女，以致田亩荒芜，生产急骤下降，民不聊生，日无安宁。
１９４６年第四十集团军撤消，马步芳遵照蒋介石命令将第八十二军缩编为整第八十二师。编余的官兵，拔为海南警备司令部的三个步兵旅，名义上缩编，实际上并未裁减一兵一卒。不久马继援率整八十二师赴陇东反共，又扩编为军，恢复了第八十二军的番号，并另成立了第一二九军及独立骑兵十四旅。１９４９年，马步芳编组临夏民团为一个骑兵军，直隶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连同驻扎新疆的骑五军和骑八师，共辖４个军，每军２个师，每师４个团。
此外，还有直属的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解放前夕，马步芳将青海各县（市）民团３个师、２０多个大队拼凑起来，共约１５余万人。
用人惟亲
由于马家统治机构是具有封建的、军阀的和特务的特性，所以马家在用人方面所依据的唯一原则是“惟亲是用”。这样就出现了同宗教、同家族、同地域的“三同”趋势。
早在１９２４年，马麒为充实自己的基层骨干，鉴于当时伊斯兰教中的新教气派较大，可以利用，于是乘机利用马果园〖ＺＷ（〗马果园，临夏人，是新教首脑人物，原在定西一带传教，后返临夏，为老教教徒所驱逐，转赴新疆。〖ＺＷ）〗奉行了新教，并以新教作号召。他的回族部属都以马首是瞻，为了投其所好，把奉行新兴教作为一个向上爬的捷径。一直到马步芳时代，利用宗教成为巩固反动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行政机构中普遍设置礼拜堂，委派新兴教阿訇，以领导部属中伊斯兰教徒的礼拜。声势所及，社会上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也奉行了新兴教。他们甚至用青海回教教育保进会名义，将全省各地清真寺的老教阿訇，一律调换为新兴教阿訇，从此更加抬高了新兴教教徒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当时，凡是回族中的军官要员，无不是新兴教教徒。即使一般回族部属，大都也是信仰新兴教的。他们在阿訇控制之下，思想意识一致，政治行动一致。有些人竟提出了“护国先要护教”和“真主是我们的主宰”、“胡大相助主席”（指马步芳）、“天下穆民是一家人”等口号。
马步芳家族为加紧控制青海各族人民，也曾兼收并蓄地一度利用过喇嘛教中的红、黄、白、黑教的活佛和蒙藏王公、千百户等，分别予以军政职位名义。有的追随左右，供其役使；有的赋予特殊任务，把守一方。如委任黄教活佛嘉义六世、阿嘉十世、赛赤七世、夏日仓七世、土观七世等，红教活佛古浪仓三世，花教活佛参直布，白教活佛哇乙格玉乎，黑教活佛杂一仓及蒙族王公柯柯、龙舟，藏族千户华宝藏、多日吉等，东关清真寺教长马佑、马步丰等，为青海省政府或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的参议、谘议等职。滚柯环觉和古嘉赛，也被委为青海南部警备骑兵第一、二团团长，以资利用。
马步芳家族既以“用人惟亲”为原则，所以根据亲疏远近作为使用标准。马麒时代，军政权操之于他的堂兄弟马镛、马彪、马海，外甥马佐、马荣、马昌、马俊，侄子马步洲、马步祥、马步斗、妹丈马驯、马庆、马朝选等之手。马麟时代的军政权，操之于他的长子马步荣、次子马步援，婿马昌荣等之手。马步芳时代的军政权，操之于他的堂弟马步銮、马步康、马步勋，表弟马全义，外甥马呈祥、马揆武、马振武等之手，而由他自己总其成。因此在马家整个统治时期，家族色彩最浓厚，凡在裙带关系的，相继得官。亲贵的子弟，虽年纪很幼，往往跨官领薪。马驯系马步芳的二姐丈，他的长子马揆武、次子马振武和大姐丈马庆的长子马呈祥等，都在十四五岁时，即加委了营、团长的职衔，他们不到２０岁左右，都分别担任了正式的营长、团长、旅长和师长。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在小学求学时期，年仅１２岁，就委派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而且经由南京军政部予以正式任命。其后在河西反共战役中，国民党政府还给马继援颁发了“国花一级三等奖章”，其实他那时还在学校里求学。当时权贵的家人，武官的子弟必为营、团长，文官的子弟必为县、局长，照例荫庇。因此社会上的一般人，讽刺马家集团的那些军阀官僚子弟们为“胎里红”。
马家军阀使用人员的另一依据是着重地域。地域观念原先局限在河湟一带，后因形势的变化，扩大了它的范围，包括了省内和省外素所豢养的几个地域的派系，但始终是以二化（循化、化隆）系为中心。省外派系：主要是湖南系、天水系、皋兰系等。
湖南系以黎丹为首脑，骨干是黄文浚、朱炳、陈泽藩等。此外，还有咸阳籍的李乃、江西籍的赵从懿、浙江籍的余人、湖北籍的明璋等依附之。所谓宦家子弟的赵从懿，就是前甘肃都督赵惟熙之子。这一系，由清末民初一直到马麒、马麟当权时期，奔走在马家门下，在马家统治青海发展为家天下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天水系以周希武为首脑，基本成员是姚衡甫、周明武、冯国瑞等。他们在马步芳家族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久居幕府，得以主办文案受宠。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实际上是湖南系的配角。
皋兰系以魏敷泽、魏敷滋兄弟为首脑，居占鳌、袁国治、王廷瑞、马祥麟、马锡麟、冯子和等，都属此一系。这些人历年追随于马麒、马麟的左右，成为亲信。他们尽力为马麒、马麟猎官取职，奔走钻营，不遗余力。省内派系：主要是二化（循化、化隆）系、西宁系、湟源系等。
二化系原先为杨子高、马师融、陈显荣等。后因形势变化，又分军政两系。军方是韩起功、谭呈祥等，政方是马骥等。１９４１年化隆冶成荣派兴起后，另起炉灶，发展成为马继援在政治上御用的一个基本组织，它为马继援承袭政权进一步开辟了道路。这些人手段阴险恶毒，无所不用其极，当权时间较长，力量也较雄厚。
西宁系以基生兰为首脑，朱耀南、祁中道、祁增寿等属之。这些人出身于清末科第或学校，以仕绅身份，参与马步芳家族的官僚政治活动。他们平时吟风弄月，并以讲学为主，势力比较脆弱。也由于这点，在那种相互倾轧、各自为谋的时代里，没有遭受到政治上的重大抨击，马步芳家族对他们也不发生怀疑。
湟源系以朱绣为首脑，李耀廷、李增荫等属于这一派。朱绣常出使省外，消息灵通，交游广阔，对马步芳家族抱定若即若离的态度，早已种下了莲花台的死因。李耀廷是一个商业资本家，始终依附于马步芳家族，以维持自己所经营的商务。在马步芳当权时代，他为了加强勾结，曾出资招募“民兵”，由他的三子李增荫充任马步芳部队的营、团长。
此外，马步芳家族针对当时需要，也收买了伊斯兰教中的首脑分子，如甘肃洮州的敏海峰、康乐的马福寿以及青海大通的大地主韩升廷、冶生荣和上五庄的马寿等人，不过为时很短，作用不是很大的。 以上这些派系虽然各立门户，但在马步芳家族的统一操纵下，各个时期里曾起了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作用。马步芳家族对待他们的态度，在前后阶段中，也是各有不同的。马麒时期对待他们羁縻笼络，手段比较宽顺些，马麒死后，马麟承袭父兄的余荫，也依靠了湖南系黎丹等的积极支持，他上台后行赏酬功，把那批政客包下来，黎丹、魏敷泽、魏敷滋、杨子高等，得以延续了政治生命。既至马步芳当权时期，对省内外的政客派系，抱有一定的戒惧，因为他们熟悉政情，交游面广，能策善谋，所以对这些人亦喜亦爱，又恐又忌。起初马步芳对这些政客也采取了一些笼络手段，但有些政客自认为对马家王朝三代有功，且以马家王朝皆是武夫，非借重才智之士不足以成大事，所以略持傲慢态度。因而马步芳采取了“不为我用，必为我死”的手段，政治空气一时紧张起来。朱绣被杀后，这些政客人人自危，气势稍有收敛。黎丹、李乃、陈显荣、马师融等先后被黜退，都是显著的事例。
派系倾轧
当马麒、马麟时期，各派系虽自立门户，但在活动实践中，互相标榜，相依相成，彼此间的斗争面是不明显的。马步芳当权前夕，认为那种“守成不足，创建更不足”的局面，严重防碍他个人发展的野心，所以处心积虑地在综合利用、分而制之的思想主导下，把“三同”条件统一起来，在那个原有基础上，根据成员依附马步芳家族的个人的历史年资，从整体上划分为“元老”与“少壮”两个派，积极配备党羽，实行坐收渔人之利的政治伎俩，以致这两个派在解放前将近十年的时期中，明争暗斗，尔诈我虞，弄得乌烟瘴气。
先是，湖南系的黎丹去职后，天水系的冯国瑞继之而起。他的作法尽力模仿黎丹，那时尚能应付马麟守成的局面。既至马步芳任青海省政府主席职位，独揽全省军政大权，陈显荣亦随之充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居于辅弼的地位。元老派的马骥、马绍武，少壮派的冶成荣，都以陈显荣当权不甘于心，乘机进行倒陈活动。马步芳亦怀疑陈上台引用了不少的私人。而且当蒋介石于１９４２年来青海时，陈曾乘机与蒋一度私谈，深深引起了马步芳的疑忌。于是马步芳一脚踢开陈显荣，以马骥接替了他的职务。陈显荣原系元老派人物，终被马骥等所排挤。在这次斗争中，“元老”、“少壮”两派在反陈一事上受了马步芳的暗示，暂时采取一致行动，但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在这之后越来越向显明的方向演变。自是元老派以马骥为首，韩起功、马禄、马继融等属之，操纵者马绍武。省县级的党务和政权机构，由这一派把持。马绍武为巩固自己ＣＣ系在青海已取得的势力，对当时复兴社系统的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邓钦义，借故予以抨击，但对邓又很婉转地说：“我们都要小心，你的情况（指复兴社的关系）主席（指马步芳）一旦知道了很不好，那时候我也无能为力。”邓恐惧自己与陈诚系统的勾结，已为马步芳所侦悉，辗转不寐，无以为计，恐遭马步芳的毒手，当日服毒自杀。在对少壮派进行攻击时，马骥、马绍武也很考虑方式方法，往往通过马腾云等出面，或利用青海省参议会会议形式，以达到攻击的目的。马绍武施展狡猾手腕，把军统系统在青海的张元彬、谈明义、邹国柱、朱庆、牛浈等，和复兴社在青的李洽、韩宝善等，以及失家骅系的王文俊、薛文波等，有的引为知交，有的拉在部下作为属员，表示好感。
少壮派以冶成荣为首，高文远、马振武、马呈祥、韩有文等属之，操纵者为马继援。他们的势力集中于省县级的财经和军事机构。其后又以昆仑中学校友会为基础，以军队官佐为骨干，继续发展。在政治上往往以盛气凌人的激进派头出现，一味横行，对国民党中央下达的命令，先衡量对马步芳家族有无利益，对不利或少利的事件，一概不理。对外省各方面派到青海的工作人员，也抱定压制手段，如果有所反抗，即指使打手用暴力制裁。他们在与元老派的矛盾中，也往往正面冲突，不欢而散。急躁冒进的粗暴作风，伴随着这帮人手段的毒辣与无情，是与马继援的军事背景分不开的。
这两个派系的骨干，也有几种产生方式：有的是有意识自小豢养起来的，如马绍武、高文远、冶成荣、马振武、金耀星、赵遂等；有的是中途拉拢利用的，如陈显荣、马骥、赵佩等；还有的是因当时需要而拼凑的，如马铭骥等。他们平时处于闲散地位，一旦发生重大事件，立即起用，委以重任，驱使卖命。
其时马步芳野心日炽，在对内兼并后，转而向外扩张。他认识到地方民族主义观点已不能应付日益扩大的统治局面，于是改头换面，把一些向来供其驱策的汉族人士，固定在他们素所接近或依靠的派系中，作为他对外宣传没有民族界限的幌子。
元老派的操纵者马绍武，原是由马步芳把他自小豢养的，送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时，又为ＣＣ系陈立夫所收买，成为ＣＣ系在青海所布置的首要分子。他投机取巧，奔走于西宁和南京之间。在蒋介石、陈立夫方面，以马步芳为资本；在马步芳方面，以蒋、陈为资本。
他拉拢马骥以壮大势力，并凭借国民党在青海的各级机构普遍布置心腹，引起马步芳的大忌，深恐大权旁落，难以驾驭，于是对准矛头，指使少壮派的冶成荣与其对立。可是那时少壮派的政治地位，较元老派尚落后，马步芳为抬高他们的身份，托词整理历年档案，责成马骥专主其事，保留秘书长名义，而将职务交由少壮派的高文远接替，并予高文远以代秘书长名义。元老派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更加嫉视少壮派，从此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适有李洽等在国大制宪中散发《青海土皇帝马步芳》的小册子，正面攻击马步芳，马步芳欲穷追底蕴，斩草除根。少壮派乘机攻击元老派，认为他们倾向南京是“团体〖ＺＷ（〗团体是马步芳家族的别称，成为当时的一种口头语。〖ＺＷ）〗中的不稳分子”。于是马步芳决定先铲除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青海地区的力量，几经周折，终以马继援代替了‘三青团”干事长王文俊的职务，安插刘呈德充任常务监察。不久又责成高文远等多方布置，收买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书记长谢士英，饵以青海省社会处处长之职，改组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
在该部第二届执委会改选形式掩饰下，马步芳自己代替了马绍武在该部的执委会主任委员，高文远接替了委员兼书记长，陈秉渊接替了委员代书记长兼组训组长等职，以清除ＣＣ系在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组织中所占据的领导地位。至是，元老派原所把持的省级党务机构，遂为少壮派所攫取。乘党团合并之机，少壮派又在新成立的党团统一指导委员会中占居最大多数。自此元老派与少壮派在马步芳家族中的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也由于形势的演变和发展，内哄更加严重。两个派系各逞所能，在不妥协的情况下，不断掀起斗争。
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后，为了给他儿子马继援开辟继任青海省政府主席职务的道路，又改组了青海省政府。那时马绍武也想染指，推戴马继援为甘肃省主席，马步芳恐怕动摇他们马家封建统治的基础，于是指使少壮派展开斗争。起初原拟由少壮派接替青海省政府的全部委员和四个厅的职务，旋因与南京中央的接触日益频繁，ＣＣ系的关系未便一刀割断，加以顾虑全部委员调动，不是南京中央所愿意的，事实上也一时有所不能，于是采取了折衷办法，在９个委员中，只将韩起功、郭学礼调动，代之以马继援、陈秉渊。自是民政、教育两厅，仍属元老派，马继融任民政厅长，刘呈德仍蝉联教育厅长，财政、建设两厅属少壮派，由冶成荣兼任财政厅长，陈秉渊兼任建设厅长，高文远专任秘书长，掌握实际行政权，马步芳仍兼任省政府主席，马继援担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准备将来的继承。但这两个派系的斗争，并未因此和缓。马步芳又把阵地由西宁向兰州转移，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派冶成荣兼任财经委员会主委、马绍武为行政委员会主委，马禄为建设委员会主委，以马骥任秘书长，妄想继续利用这两个派系，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局面。但是马步芳枉费心机，为时不久，那种幻想顿成泡影，归于崩亡了。
马麟下台
１９３０年，马麟继马麒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马步芳就对他叔父开始了倒台活动。马麟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设立青海省金库，发行“青海省金库维持券”用以搜括民脂民膏。马步芳为了分肥，他用收买及恫吓的手法，操纵了财政厅和各县县政府及税局，借口拨充军费，扣留地方收入，并派人坐守，逐日追逼提款，使省政府无可奈何。马麟爱财如命，转而贪污公、教人员的薪给，先借口经费短绌，以七折扣发，后又以双七折扣发，最后除了财政厅及军事处这两个单位以外，其余各机关和学校的经费，全部扣发，竟达１年零９个月之久，以致绝大多数公、教人员，枵腹从公，不能温饱。１９３５年５月，马步芳鼓动西宁各级学校教、职员，结队赴东关马麟私邸，请愿索薪，声势浩荡。马麟长子马步荣在前院拔出手枪，向众射击，教员李育才腹部受伤，引起了教育界的激愤。
先一年（１９３４年）６月，马麟以“青海省金库维持券”贬值，改发“青海省维持券”。马步芳即派人在周家泉花园，集中西宁印刷技工，仿制大批省钞，又骗取省政府和财政厅的印信，如式加盖，以假乱真。马步芳既持有大批伪钞，一面向西宁县商会套购大批物资，一印信，如式加盖，以假乱真。马步芳既持有大批伪钞，一面向西宁县商会套购大批物资，一面由军需处用以发放军饷，流通市面，以致金融混乱，物价飞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７日，青海省政府以维持券无法维持，命令青海省平市官钱局兑现。起初省钞１元以银元２角兑现，其后改为１角。每日市民拥挤不堪，又在财政厅、一百师师部及西宁县商会等三处分别兑现，亦难以应付。仅５天之内，即兑换维持券９０多万元折合银元１８万多元，可以想见数额的充斥。不到几天，青海省政府借口发现假券，停止兑换，顿使维持券成为废纸。马步芳利用群众愤激情绪，唆使将官钱局门窗捣毁。一部分老弱妇幼，把省钞带到城隍庙痛哭焚化。这时，商号闭门，拒收省钞，市面上出现了一片凄惨萧条景象。适马麟将历年搜刮的黄金、白银伪装青盐，向临夏藏老家转移，马步芳即派人在大峡抢劫一空。马麟外运皮货，马步芳亦派人强令征税。当马麟某次由东关私邸赴省政府的途中，马步芳指使群众拦路哭泣，要求省钞兑现。总之，马步芳以各种手段迫使马麟束手无策，穷于应付。
１９３６年６月，马麟电请南京中央因病休假３个月，马步芳侦悉之后，串通主办人员，在电尾增添“政务由马步芳代理”一语。南京中央复电照准，使马麟大为愕然，莫知所措，气愤之下，摒挡行装，暂赴临夏藏。秘书长谭克敏为挑动两马斗争，怂恿马麟赴沪就医，顺道晋京。马麟乃偕同谭克敏先赴兰州，在兰向绥靖主任朱绍良诉苦一番。朱暗示谭陪马到京见蒋，并电沪接待。马麟抵达上海，嘱谭克敏向各方呼吁，谭即向报界发表公开谈话，说：“马主席年事已高，素患痼疾，盖因积年治军，奔走各处，生活不定，精神受刺激所致，时愈时发，最近请假三月，曾先赴乡静养，兹为求根本治疗起见，爰特来沪就医；同时须进京晋谒林主席、蒋院长， 报告省政， 有所请示， 再定期北返。 惟 马 主 席 因 属 回 教， 或可 便道 赴 汉志一行。”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０日上海各报。1０月１２日马麟进京，见林后即往见蒋，把马步芳对他迫害情况，一一告蒋，要求支持。蒋为加深叔侄矛盾，未作正面答复，只同意马麟赴麦加朝觐，准假６个月之外又续给假５个月，并给旅费１万元。马麟以诉苦不得要领，遂于同月２７日由沪出国。
马麟自麦加归来，为试探马步芳态度，在上海曾嘱青海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詹世安转电马步芳，要求接济路费２万元。马步芳为阻止马麟反青，即在省政府纪念周上公开抨击，并交由各机关公务员讨论，乘机宣传马麟恶迹，给马麟以难堪。马麟以军权为马步芳所掌握，怯于返青。但在奉化见蒋后，蒋嘱马麟即行西返，马麟心烦意乱，不得不回任青海省政府主席，这使马步芳更加痛恨了。其后乘白崇禧来青，马步芳又向白面诉马麟罪状，白为凑合马步芳实力，当众辱骂马麟，终使马麟在马步芳逼迫下而下台。
排挤马步青
马步青是马麒的长子，是马步芳的胞兄。马步芳对马步青表面应付，实际也是他剪除对象之一。原先马麒派马步青从事对外活动，马步芳在内练兵。马步青在外活动时，无所不为。宁海军初成立时，马步青任营长。冯玉祥部进入甘肃后，曾给马步青以暂编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七旅旅长名义。至１９２９年，马步青始被正式编为该军第五军独立第五十五旅旅长，直接纳入国民军的建制，隶属于宋哲元部，在山、陕一带参加蒋冯大战，失败后由榆次逃往北京，后又潜回西宁。马麒将在兰州的甘肃暂编骑兵第一师交给马步青统率，并把马驯部由凉州调回西宁，安置马步青驻扎。１９３２年被蒋介石收编为甘肃骑兵第二师，１９３２年又改陆军骑兵第五师。参加宁夏拒孙之役后，又扩编为陆军骑兵第五军。
１９４２年４月，蒋介石为控制河西走廊，以保持由甘肃通往新疆的大道，即令驻甘州、肃州一带马步芳所属的韩起功部撤回青海；又派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饬令骑五军移防西宁，作为屯垦部队。蒋介石调马步青入青的用意，在于制造两马对立，以便进一步控制青海，并由陈诚收买马步青的心腹旅长袁耀廷作为内应。自调防命令公布后，引起了马步青内部和马步芳之间的矛盾。马步青的幕僚孟链百认定马步芳心胸窄狭，势难相容，主张暂缓起行，借词推延。袁耀廷受命促马步青入青，反对这一意见。马步青本人以处于蒋介石压力下，左右为难，举棋不定。马步芳将计就计，在乘机并吞骑五军的阴谋下，即时连电欢迎，并在乐家湾为骑五军建修大批营房，储备粮草，以解除马步青的顾虑。马步青终以形势所迫，于同年５月１１日在凉州先行就职，准备入青。孟链百坚持已见，逗留凉州，拒绝同行。马步芳侦悉袁耀廷与陈诚有勾结，乃从侧面放出空气，施以压力，使袁望而生畏，不得不离开马步青，直接投奔于陈诚的门下。马步芳在肃清马步青左右的同时，一再派人赴凉州敦促马步青，表示拥戴。马步青遂率部离凉，于同年８月进入西宁乐家湾，与八十二军驻在一起。蒋介石为继续执行分化政策，在１９４３年编制第四十集团军时，授予马步芳以该军总司令，以马步青为副总司令，划拨八十二军和骑五军为该军的直辖部队，进一步以掀起两马矛盾。马步芳以青海省政府主席兼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后，即以马继援充任八十二军军长，既使自己腾出脚步，又使马步青成为其部属，抬高了自己的地位。这时马步青已陷于马步芳包围之中，马步芳假意对马步青说：“阿哥是大家的长辈，请你领导我们。今后军政大事，我们向你请示。”自是每天殷勤地问长问短，事无钜细，都要经过马步青同意后再去执行。马步青为马步芳的曲意顺承所骗，一时很为高兴，连自己的私章也交给马步芳。那知马步芳蓄意夺取他的军权，他却蒙在鼓里。不久马步芳又骗他说：“我俩当总、副司令，担子够重，军队交给年青人去干，省事得多。你当军长与马继援处于平等地位，也不好看。”马步青不知就里，与之商议。马步芳揣知马步青的心理，把他的女婿马呈祥推荐为骑五军军长。马步芳事先即对其亲信刘呈德说：“阿哥不愿马呈祥当军长时，我即保荐你，那时你不要推诿，先接下来再说。骑五军军权我们掌下来，团体的大事就顺当了。”他并反复申述决心说：“我们对先人的门庭要撑持，把旗杆高高的立起。阿哥吃喝嫖赌，哪能办事。”马步青终非敌手，以为马呈祥当军长，等于是自己的化身，只盘算他的儿子马绪援还没有出处，于是一方面表示同意，另方面提出安置儿子的问题。马步芳以计谋已售，立即委任马绪援为八十二军副军长，马步青乃将骑五军的关防交出。马步芳就派马呈祥接任骑五军军长，就是这样不动声色的转移了马步青的军权。
马步芳为彻底解决马步青的潜在势力，设立了骑五军、八十二军军官训练团，请马步青当该团团长，马步芳自任副团长。在轮训两军官佐的过程中，马步芳即以八十二军的亲信逐步代替了马步青的中、下级干部，骑五军便成为马步芳的嫡系部队。由是事已成熟，马步芳无所顾忌，转变了过去奉承的态度，不仅自己与马步青一天天疏远起来，并令部属不得接近。马步青在孤立之下，每天沉闷地去看所豢养的军鸽，以资消遣。
马步青在重庆久居无聊，几经奔走，始获得蒙藏委员会委员一职，仍返河州居住。１９４９年蒋介石召开国大“行宪”会议，马步青以军队代表出席，行前恐遭马步芳猜忌，特电马步芳派一协助人员随行，以明心迹。马步芳复电说：“陈秉渊亦出席，在京请就近洽商。”马步青抵京，住国防部招待所，招陈联系。在多次谈话中，马步青嘱陈转向马步芳说：“我们亲兄弟，我决不反对他，只希望给我一个实际的职位，使我不要闲起来就行了。”陈返回后向马步芳转达了马步青的意图，马步芳说：“去掉不易，哪能自讨麻烦把他再拉回来。”
直到解放前夕，马步青过着家居无聊的生活。河州解放前，马步青仓惶潜逃来青，后又逃往重庆去了。
马步芳对藏兵开战的内幕
蒋介石在战胜冯玉祥后，交次胡宗南控制西北的任务，计划以武力进入青海地区，先屯兵天水，早已引起马步芳的不安。胡宗南派他的副师长彭进之来青，借口共商西北大计提出了建设青海的计划，特别是军事上的重行部署，使马步芳警惕到自己割据地位的不稳当。其时，西藏地方部队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窜扰康青边界，经年未决。１９３２年春，藏兵借口尕旦寺事件，进兵玉树，马步芳决定掀起青藏战争，借以转移蒋胡目标，并可乘机要索军火。先是，玉树的尕旦寺，驻在西藏达赖喇嘛所派管理僧众的堪布一名，其附近另有结赛寺（亦作德赛寺），两寺僧众每因抢收庄稼而起争执。玉树防守司令马彪判令尕旦寺僧众不得越界滋事，而该寺的西藏堪布不服，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支持，双方结怨，迄未解决。１９３２年２月，玉树商人与尕旦寺僧众因商业问题发生争吵，向司令部申诉，请求保护。马彪即电马步芳请示，马步芳除命转电南京中央外，并令青海电讯社社长陈秉渊发布消息。
陈以青藏商人纠葛，司空见惯，孰若以国难当头，藏兵犯青为词，耸人听闻，借以解决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斗争，因之改变内容，小题大做，政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马步芳看到这一措施对自己有利，立即指示马彪转饬玉树商人坚决争执，不予让步。马彪又派秘书王家楣率领玉树百户等，由玉树前往昌都，与藏军司令砍郡达哇见面，强调“藏兵进驻昌都是非法行为，青海方面为保障玉树安全，不能置之不理”，强迫“砍郡达哇服从玉树马彪指挥，否则因此所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应由藏方负责”，以致引起藏方恶感。砍郡达哇派兵增援，把昌都北部通往玉树的关卡予以封锁，派遣主力部队进驻尕旦寺。这时马步芳与彭进之在连续谈话中，愈感压力严重，乃秘密电令马彪扩大事态，以转移蒋、胡考虑问题的焦点。
这时，藏方以保护尕旦寺为名，派兵３０００人大举进攻，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７日，前锋到达禅古寺，距玉树县城结古，仅有５华里路程。马彪坚守不出，藏兵增援至４０００多人，包围了玉树，另派一股藏兵，把守通天河渡口，阻击西宁援兵。马步芳即以结古被围向南京中央告急。这时，马步芳的中心思想是：向南京中央表示青藏之间的武力控制，非我莫属，借以自固；另方面强调困难，声言藏方人多械精，非由中央大力支援，难以抑制.于是，他一面继续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一面由祁中道等兼程赴南京向南京中央和军政部请求支援枪弹粮饷。蒋介石以事出意外，康藏纠纷尚未解决，青藏问题又形严重，拟令胡宗南抽调一支人马开往玉树解围。马步芳即假惺惺地表示非胡出兵，无以致胜。他明知中央军不适宜高原作战，更以运输不便，视为畏途；即使投入战争，则给养势必由青海供应，那时拖延时日，便可以达到消灭胡军的目的。在这种得意打算之下，马电令他驻南京办事处长王廷瑞加紧奔走。另方面，马步芳惟恐计谋败露，又利用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ＣＣ系的李天民、燕化棠、方少云等，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饬军部（指军政部）速决大计，电训马麟、马步芳派援克日收复失地。藏兵虽有二三千人，若以本省兵力，及时追击，极为易事。倘时机一失，在在棘手。”从正面以阻止胡宗南部的入青。蒋介石亦以玉树情况不明，电召黎丹入京谘询。
黎本是马家“定青拓边”的划策人，也一力主张饬马步芳就近派队赴援，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前途难以预料。于是蒋介石电令马步芳固守玉树，进击藏兵，并由军政部拨给步枪１０００支、手枪１００支、子弹１０万粒、１００瓦特无线电机１架，２５瓦特无线电机５架。马步芳即请马麟派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训为“玉树宣慰使”，率兵驰援。马训于５月２６日由西宁出发，６月１８日到达玉树，与马彪合力反攻，双方死伤二百余人。马步芳又派团长喇平福、旅长马禄率部先后增援。８月２２日由玉树出发，先将盘踞结古周围和禅古寺的藏兵驱逐，解玉树之围。随之由禅古寺进击，由班度寺、通天河、斜武、当存寺、大、小苏莽、拉秀、昂欠一带，直越当托寺（又名当头寺）。１０月１５日，马禄、马彪分任左右两翼，以中路马训部为主力，攻下了西康的青科寺，与川军刘文辉部会师，进攻昌都。藏兵被迫后退，遗弃马步枪５８０余支和很多辎重。这时藏兵大本营的昌都处于被包围之中。达赖十三世看到情况恶化，派贡仲尼为代表，向蒋介石请求转令马步芳停止进攻，罢兵修好。马步芳以名利双收，加以却吉隆巴活佛从中斡旋，遂派马驯为代表，与西藏代表涂旦公吉、昂汪老追、索康汪金次旦等磋商。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０日，在青、藏交界的巴大塘地方，媾成了所谓“青藏和约”八条。事后，马步芳为了自我炫耀，将玉树用兵经过饬人编成《玉树近事记》，于１９３４年出版。内有照片５０多帧，有些是由赵文宗经手在西宁南滩由华英照相馆临时摄制的；有些是事后才由马彪在玉树补照寄来的。这书原名《玉树战事记》，最后黎丹定稿时，将“战”字改为“近”字，并在电文函件的措词上进行了修改，一些重要的实际资料和报导反而省略了。
这次事件的结果，马家的反动统治势力，由青海南部延伸到四川青科寺、石渠、邓柯、德格一带；在政治上解除了当时胡宗南的威胁，巩固了已取得的统治地位。而青南和康北地区的广大人民，在生产、生活上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却是不可弥补的了。
马步芳在川北、青南和河西走廊对红军作战经过抽丁派款，十室九空１９３５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正跨过四川边境，蒋介石发出十万火急电报，严令马步芳阻击红军，不得贻误。马步芳接到这项命令，匆匆召集部属研究对策。马步芳在会上沉默了好久，以致参谋长马德以下的与会人员，揣摸不透他的心思，面面相觑，不知怎样说起才好。还是马步芳强打精神，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团体已面临生死关头，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共患难，同生死。”他强调”决不能把团体的前途就此断送”，还反复说明：“先人（指马麒）创业艰难，不能在我们手里踢踏掉。”于是大家唯唯诺诺，随声附和，会上也没提出什么具体部署。其后为应付蒋介石限期呈交的作战计划，才由参谋长马德召集参谋处长马寿昌等人，拟具了三道防御线的方案：一、由玉树经果洛白玉寺至甘肃的临潭为第一线；二、由大河坝经贵德、循化以迄甘肃的新城为第二线；三、由湟源经西宁、乐都至黑咀子为最后防线。马步芳为了应付蒋介石，扬言赴前方视察，成立指挥部，电呈蒋介石说：“步芳亲赴川青边界之交，布置防务，第一道防线横贯有千数百里之长，第二道防线纵横有八百里之多，防务巩固，堪以告慰。”实际上，马步芳住在贵德县城的南海殿，考虑乘机扩充势力，借以自固。
马步芳利用暂代青海省政府主席职务的机会，命令各县在保安处的统一指挥下，展开大规模的拔丁派款，进行军事训练，并提出了“军事民众化，民众军事化”的口号，企图达“全省皆兵”。他在省内举办各种军事训练，计有“国民兵训练”、‘壮丁训练”、“公务员训练”、“警察训练”、“学生军训”、“童子军训练”、“医疗救护训练”以及“喇嘛、尼姑、道士、阿訇、满拉训练”等８种之多，分别成立专门机构，按期集中训练后，发给“军训证”、“壮丁证”、“毕业证”、“僧道证”、“身份证”。所有全省军、警、公、教人员及男女学生、宗教徒等，全盘都网罗在掌握之中。全省１８岁以上、４５岁以下的男丁，都分别编为保安团队、自卫队、游击队、学生军等，每日操练演习。一切款项、给养和装备，强行征派，以致十室九空，农村的萧条悲惨景象十分严重。马步芳还在黄河、湟水流域一带，强迫各族老弱群众放弃生产，携带工具食粮，在军政人员监督下，修筑碉堡，挖掘战壕。
这时，马步芳的心情十分复杂。他一心指望红军不至北上，以免蒋介石嫡系部队乘机入青，动摇其根本，因此他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本省兵力尚足调遣，有素经训练的壮丁５０万，请勿远虑。”但是，马步芳又面临了一个难题：红军进入甘青境内时，他既要付出主力，又要保存实力，进也不得，退也不得。他反复思索，最后决定利用原先驻扎在玉树的马录团和果洛的喇平福团，纠合玉树和果洛的民团，作为第一线的主力；另调麦仓司令杨俊扎西和南番唐隆古哇，率领他们部落的群众，自备枪马给养，就近分布在石渠、麦仓（阿坝）一带，弥补那一块缺口，以抗拒红军。这样，既不触动自己的主力，也可收到阻截红军之效。
在青海南部的战斗
１９３５年８月，红军向川北麦仓推进，打垮了唐隆古哇和杨俊扎西的截堵，解放麦仓。马步芳以情势危急，急调马彪旅绕道南山山麓，于９月１２日袭击麦仓，红军转向东进，马彪、喇平福将红军所遗伤兵员千余人残杀。
１９３６年４月，红军解放甘孜、瞻化。５月５日，在甘孜成立波巴人民政府。马步芳令德格土司所属的民团于６日乘夜偷袭，红军迎头痛击，敌军死３５０余骑。领队进抵邓柯，征调玉树、苏莽、安冲、昂谦、拉秀等部落民团驻扎朝同拉地区。６月２８日，红军解放德格。７月１日，督促民团死力进攻，德格复为马录部占据。７月２１日，红军进入果洛康干地区，由岔科尊苟、岔科朝欠和日则干前进，２６日解放牙尔塘，３０日解放白玉寺。喇平福团骑兵连的一个排，在白玉寺被红军击溃，前锋直捣阿什羌河南岸，使喇平福惊惶失措，急忙撤退阿什羌。喇平福强迫果洛群众迁走，纠合牧主武装的民团四百余骑隔河防守。红军在白玉寺战斗后，转向东南进军。喇平福团于８月２６日又潜入白玉寺，仅在牙尔塘设卡了望，本部人马未敢远离白玉寺。马步芳电令麦仓司令杨俊扎西和唐隆古哇等，联合阿坝一带的牧主武装，就地把守，但在几次与红军接触中，纷纷被击退。
为了挽救颓势，马步芳于９月２３日赴循化、化隆召集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彪、新九师骑兵旅旅长马朴、海南警备部二旅旅长马元海以及幕僚马绍武等，举行军事会议，命令马彪、马朴等旅向甘肃洮岷一带截击红军，马元海驻大河家，马忠义团率领循化、湟源等县民团，马德率领临夏民团，准备进援。部署停当后，部队连夜出发。马步芳返回西宁途中，在青沙山检阅了马佐自备人马枪弹的一个旅，令驻临夏韩家集、居家集一带，策应马彪。其后，马彪旅由苏呼进驻甘家滩，在黑错、卓洛、完科日、临潭的战斗中，连战屡败，营长马秉忠、团长马元祥等均受伤，退至同仁县境，情势十分紧张。马步芳的第一道防线，在红军沉重打击下被突破了。这时，马步芳唯恐红军深入果洛腹地，又顾虑河南和临夏腹背受敌，危及第二道防线。可是红军折向东北方前进，离甘青边境已远，马步芳才有了喘息的余地。
１９３６年，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的西路军，先后在洮州、靖远击溃了甘肃驻军鲁大昌师和李贵清旅，于１０月２６日在靖远渡河西进，局势又紧张起来。南京军委会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迭电马步芳加强防务。马步芳只得咬紧牙关怂恿马步青派骑五师的马廷祥旅、韩起禄旅，前往黄河沿岸的红水堡、五佛寺一带截堵。韩起禄、马廷祥所部都被红军击退。马军内部以韩起禄防御不力，以致红军渡河，要求枪决，使马步青很为难。复调马禄旅在宋家川反攻，也被击溃。１０月３０日红军先头部队已活跃在景泰、一条山地区。朱绍良恐兰州被围，调派胡宗南和马鸿逵所部从左右翼进援，并派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
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辖骑五师及新二军。
马步芳以形势紧迫，设立前防总指挥部，并派代表马荩臣、马丕烈、马骏良分赴马鸿宾、马鸿逵和马步青处联络，要求采取一致行动。马步芳随派马全义部带领民和民团、马忠义部带领互助民团，前往增援。那时马步青集中兵力向景泰、一条山、大拉排猛扑，被红军迎头击退。在一条山的战斗中，马家军的前敌总指挥、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马廷祥被击毙，马步芳、马步青为之震惊。随着，镇虏堡、土门、大靖也被红军攻克。骑五师在空军配合下再度进犯，但死亡很大，工兵营全部覆没。
马步芳为避免正规部队再受重创，在“保卫桑梓，安定西北”的借口下，征调青海上五庄、门源、鲁沙尔、湟源、贵德、循化、化隆等县、镇的步、骑民团的大批地主武装，配备他的下级军官和西宁各中等学校部分员生，充任那些民团的军官佐后，摆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线。在甘柴洼一带肉搏中，严令那些民团在最前列效命，被红军打退一次，又强迫前进一次，以所谓“牦牛阵”的人海战术，更番冲锋，强制他们“作战不退，无命不回”。马步芳的如意算盘是：将民团放在第一线，胜了，正规军乘机一拥而进，据为已功；败了，正规军先退，不顾那些民团的死亡。以致各县民团死亡惨重。随后，马步芳索性把民团改编为正规部队，但仍支不住红军的猛烈进攻，受到重大打击。在红梁山战斗中，海南警备一旅一营营长马进忠被击毙，下级军官殒命的在３０多人以上。军队中“堵不住、打不过”的呼声，风行一时，军心恐惧。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红军克复古浪县城，使马步芳标榜的第二、三道防线相继落空。
倾巢进犯，侥幸逃难
古浪地当河西走廊的要冲，是武威和西宁、兰州间的一个重镇。朱绍良为保卫兰州安全，严令马步芳进攻，并为加强实力，抽调胡宗南师的杨德亮团增援。朱以杨系伊斯兰教徒，以减少马步芳的猜疑。马步芳并不以此为然，更加加深了与中央军的距离，因之在古浪战斗中迟迟不进，以致协助作战的中央航空十五队的３架飞机，向马步芳军掷弹３枚，炸死士兵１０多人，马３０多匹。马步芳恐一再败溃，难免另出问题，乃严令马元海部由古浪城东北方、马彪旅由西南侧分头攻城，在三战三败，付出重大代价之后，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又复攻陷了古浪。这次马军死亡６００余人。
那时，马步青所部散布在景泰、土门、古浪之间，马步芳的主力亦由西宁倾巢而出，都被红军牵制在古浪公路沿线。武威和西宁，都形成空城。红三十军自古浪长驱直入，马步青兵力单薄，困守武威城内。１月２８日，红军先锋已抵距武威２０里的大河驿，马步青以危在旦夕，当日集合城内居民和商号伙友，自备灯笼，挂在城垛，巡回守城。马步青慌做一团，凑合残部，自守老巢所在地的新城，迭电呼救。马步芳以缓不济急，只得叮咛马步青万一不支，弃城逃窜。但红军主力于１１月２９日顺武威南关继续西进，仅在旧城有小接触，未予攻城，实出乎两马预料之外，事后马步芳说：“阿哥得免于难，要不是真主保佑，凉州（武威）失守，西宁也必守不住。那时我们脚步一乱，前途就很危险。”由于红军向西挺进，马步芳又一次侥幸逃难。
谎报军情，向蒋介石邀功
经过这次冒险，马步青与马步芳电报会商后，即在武威召开紧急会议：任命马元海为前敌步骑总指挥，辖海南警备第一旅、新二军马步銮团、百师刘呈德团、循化八工民团、西宁南川１３营民团；任命马彪为骑兵第一路指挥，辖新二军马忠义团、陈嘉禾团、海南警备旅马元祥团及临夏藏和门源民团之一、二、三各团；任命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辖一百师骑兵旅及西宁鲁沙尔、上五庄民团、湟源民团；任命马禄为骑兵第三路指挥，辖骑五师马禄旅、韩起禄旅；任命韩起功为步兵第一路指挥，辖一百师三○○旅、一百师手枪团、西宁市民团、甘州民团；并以骑五师马呈祥等旅及一百师马步康、马全义等旅及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同仁等县民团为总预备队。决定以骑兵为主力，分三路反攻。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０日，红军三十军解放了永昌和山丹，马军又被迫后退。马步芳吸取武威的教训，严令第一百师韩起功部集中兵力，死力把守张掖。马步芳连夜在西宁继续征集大通、互助民团，归骑兵第二旅马步銮、第三旅马忠义指挥，尾随红军进袭。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到１９３７年１月底，在武威以西的四十里铺和永昌以东的二十里铺以及红庙墩和永昌东南的八坝、水磨关的历次战斗中，展开了拉锯战。马部在红军的打击下，死亡枕藉，自相践踏。夜间一旦看见黑影移动，疑为红军，即以机枪和炮弹轰击，一夕数惊。刘呈德团在围攻永昌的一个寨子时，两天内即死亡９００多人。马步芳在“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狠心下，督促民团以密集队形冲锋，尸积如山，在付出了重大损伤之后，红军解放的那些地方又重陷马军手中。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马军军心动摇。１４日，永昌十里铺之役，大受挫败。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７日，经过永昌城外北海子及南渠之役，红军自动放弃了永昌。马元海于２８日率刘呈德、马忠义、马元祥团乘机占据永昌，竟电报马步芳说，攻克了永昌城，马步芳即派所谓党、政、军代表郭学礼、马德、马师融、魏敷滋等，由西宁往河西慰劳，并转电蒋介石邀功。
１０月２９日，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继续西进，先后解放了张掖以西的临泽、高台。１９３７年元月２０日，马军在反攻高台时，巷战中督促民团以大刀肉搏，又付出了重大代价，攻陷高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敏和二十五师师长、三十一师参谋长及特务团团长，均壮烈牺牲。２１日在沙河混战，红军骑兵师叶师长亦牺牲。高台城垣在１９２９年地震倒塌，早已失去凭借，难以防守。马军以优势兵力攻击，红军主力乃向西南转移，高台复为马军盘踞。元月２２日临泽之役，红军师长董俊彦牺牲。这时马步芳深恐红军西上入新，无以居功，下令“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下”。红军以迭经血战，转向祁连山移动。马步芳即公然叫嚷：“红军窜入山林，不易久居，我以步骑分头夹击，最后胜利可期。”
残害红军战士
自是马步芳认为时机已至，愈加猖狂。他抓住了红军陷入狭长崎岖的山岭绝地，没有补给，弹药缺乏，没有棉衣，没有吃粮等等弱点，以骑兵配合炮兵大举进犯。为了击破集结在张掖南部倪家营子的红军主力，马步芳纠合马禄、马彪、韩起功、马元海等４个骑兵旅和马步銮、刘呈德及门源、循化上四工民团等４个步兵团以及青海省宪兵团，共计７３０００多人，准备大举进犯。２月１日，红军致函马元海，商洽和平解决。马元海反动成性，于２日至２７日之间，发动猛烈攻势，整整激战了几个昼夜，死循化上四工民团司令韩忠良、团长马亚子及一百师营长马学良、马朝选以下军官７０多人、士兵和“民团”１万多人，旅长马朴臀部亦受伤，才把倪家营子及其附近堡寨攻陷。由于马步芳以绝对优势的军队死战，红军牺牲严重。由倪家营子突围出击的一部分红军，在西洞堡和龙首堡之间，歼灭了马步芳新式装备的青海省宪兵团，逃生的仅有百余人。马军在雷家屯积存的弹械，也被红军烧毁。３月４日，山丹凤凰山之役，红军营长、连长各一人牺牲。此后，在三道流沟、西流沟、南流沟的红九军，在梨园堡又鏖战了三昼夜，１２日在进犯一个堡寨时，海南警备旅马彪部的团长谭成祥、马占成被击毙。
红军为了避免重重被围，进入祁连山支脉的草岭大坂。马军以三个骑兵旅冲击，伤亡甚众。红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继续向黄番寺移动，把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分头游击于亢龙寺、红湾寺的河谷山峦一带。右翼红军在牛毛山激战中，孤立无援，被马忠义团、刘呈德团所摧残。其中被俘红军，解往西宁，后遭马步芳活埋于南滩荒郊的至少在千人以上。马步芳将２５岁以下的红军３３００人，改编为新二军补充团，以孟全禄为团长，强迫参加大坂山筑路和乐家湾营房及窑洞的修建工作。这批被俘的红军战士被迫每日担任繁重的体力苦役，至少在１２个小时以上。马部官佐对之极尽虐待之能事，严刑峻法，毫无人性。战士稍有不慎，立遭枪决；轻则被压铁杠，打皮鞭。每个人的生命既无保障，一天三顿饭也不固定。终年衣不蔽体，忍饥耐寒，惨不可言。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红军战士被拘禁在马军的医院和工厂、木厂里充当苦役，担任伐木、运输等等苦工；也有极少数人拨在剧团里作劳役。当马军伤病员由河西撤回西宁时，即由被俘红军编成担架队，一一抬到西宁，沿途因体力不继，不能继续担架的，即被用大刀杀害，人数至少在百人以上。到达西宁后，马步芳还进行了甄别，认为老红军和年老或患病及受伤和担架不力的，分批杀害，残忍凶狠。对所俘红军女战士及女医护士，凡年青面目清秀的，分别赏给部属作为婢妾；另选拔出３０多人，组成所谓歌舞团，充任团员，以供马步芳及其亲信的污辱和玩弄。凡不顺从的，也予以杀害。这些被俘的红军男女战士，在一片黑暗恐怖的残酷迫害中，欲求逃生而不可得，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
１９３７年４月１日，马忠义将肃州南山被俘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解至西宁，马步芳在省政府亲行审讯。孙军长侃侃而谈，毫无惧色，旋被管押于西宁东关德兴店。在同月下旬的某一天，由马忠义的刽子手邴映南用小刀屠杀于该店的后院中。其后这个团的一半红军战士，被解交兰州中央军孔令恂师；还有一部分顶替了青海省１９３７年度应征壮丁１５００名的额数。马步芳却向各县（市）局摊收了“壮丁费”，每名交银币８００元，共搜括１２０万元。
其时左翼红军沿祁连山山麓西行，在安西又遭到马军袭击，经过王家围子和红柳园子的战斗，历经艰险才到达甘新交界的猩猩峡。马步芳一面命令骑兵第二旅马忠义部及湟源骑兵民团李增荫团和刘呈德团跟踪尾追，一面唆使哈密尧
马步芳在河西走廊的疯狂阻击，红军虽遭受了严重损失，但终于排除万难，在浴血苦战中充分表现出革命英雄气概，深使马军为之惊叹，连马步芳本人也承认‘红军是铁军”。红军虽是一时失利了，但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马步芳窥伺新疆经过
新疆与青海毗连，那时新疆的当权人金树仁,与马麒原系同乡，并订为金兰之交，不时派员往还，互通信息。适伊斯兰教徒马果园，由河州潜赴新疆宣传新教，为甘肃伊斯兰教徒马国良等所攻击，甘肃督军陆洪涛惟恐滋生事端，即电请金树仁捕杀，金为防止新疆伊斯兰教教派中掀起冲突，遂将马果园逮捕，用木笼将马解送甘肃。马麒即派骑兵一连，在甘肃肃州花墙子地方将马果园劫回西宁。马果园既至西宁，力陈新、老教的利害，并把新疆内部情形，也告诉马麒，正中他的政治阴谋，于是得到了重视，遂在青海宣传新教。马麒利用新教为自己家族服务，称之为新兴教，以区别于老教和原来的新教。
勾结尧
当马仲英率部进入新疆时，其弟马仲杰战死新疆奇台，消息传来，马步芳为之震惊，失声说：“哎哟！我们的帮手口唤了（死亡），这是个大损失。”至马仲英被盛世才击溃，马虎山、马福源等收拾残部正在走投无路时，马步芳尽力支援，马虎山等遂得纠合余众，退入青海。１９３７年马步芳利用盛世才排挤哈密尧
马呈祥率骑五军入新，利用麦斯武德盛世才倒台后，当吴忠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力主调派马步芳的武装进入新疆，协助中央军维持局面。这正中了马步芳的夙愿，即于１９４５年派马呈祥率骑五军入新。当骑五军由青海开拔时，马步芳在连以上的单位均配备新兴教阿訇，责成他们宣传宗教，从精神上麻醉和控制军队及新疆的回教徒。骑五军既至新疆，在“保卫边疆”、“保护民族宗教”的幌子下，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马呈祥在新疆发表的言论，都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那
革命势力的发展，提出“武力统一新疆”的口号，与马呈祥由青海出发时所持“跃马天山第一峰”的旗帜相照应。１９４９年，马步芳即以西北军政长官名义，电令马呈祥乘机负责处理新疆全省军政事务，企图形成一个打击伊方、独霸天山的核心势力。自是马步芳攫取新疆据为已有的一贯阴谋，暴露无遗。
吐、托、鄯事变经过
吐（吐鲁番）、托（托克逊）、鄯（鄯善）是控制新疆南部的重镇，它分布在天山的南麓，是由东疆通往乌鲁木齐和南疆的要道。由于这一三角地带形势的扼要和物产的富饶，所以历来反动统治阶级都派有重兵驻守。１９４５年，马步芳派马呈祥率骑五军进入新疆，把骑五师驻扎在吐鲁番和托克逊，与原驻防的中央军徐达步兵师联防，加强了对该地区人民的控制。那时，这三县的群众，在徐达师联重重压榨下，过着颠连无告的生活。骑五师驻扎后，征粮征草，派抽税，更促使群众处于走投无路的地步。一般人感于１５年前所遭马仲英蹂躏的惨状，恐再重演而惊心害怕！于是相互走告：“马仲英的爸爸来了。”由此可以想见那时群众惶恐不安的心理状况。正因如此，马步芳指示马呈祥把骑五师调赴乌鲁木齐，该地由中央军独立旅田子梅接防。
但是人民的怒火，并未因此而消沉。１９４７年７月，吐鲁番首先发难，掀起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斗争。初时起义的群众，仅有１００多人，在短短一夜之间，风声所至，鄯善、托克逊两县的广大群众，风起云涌，纷纷响应，以星火燎原之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战役中，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用棍、棒、石块之类，与反动军队进行了壮烈的搏斗，终于占领了碉堡，把田子梅军紧紧包围起来。正当加紧消灭的时候，马步芳令马呈祥立调骑五军直属骑兵团冶长寿前往增援，并派暂一师的一个骑兵连，由奇台进入天山截堵。起义的人民群众在四面夹击之下，不幸失败了。在这次血腥镇压中，骑兵团团长冶长寿放纵部属恣意劫杀，使无辜的善良群众，虽已避难于坎儿井〖ＺＷ（）坎儿井是新疆在沙滩中引水的一种暗渠，每隔５００到
北塔山事件
新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伊犁、塔城、阿山是新疆的革命先进地区。马步芳所部进入新疆后，即在“保卫国土”的幌子下，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伊、塔、阿地区，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他这一方面是为向蒋介石讨好，另方面也是企图用暴力以树立他的所谓“威信”，因此利用尽可能利用的时机，以达到进行反苏、反共的罪恶目的。
那时新疆哈萨克族的地主、牧主阶级的代表人乌斯满，原是一个为哈萨克族人民所唾弃的败类，但马步芳却引为知己，暗中策动乌斯满横行妄为，并从多方面给予支持。乌斯满率领匪部，在中蒙边境一带窜扰，企图挑起纠纷。可是那些乌合之众，往往为蒙古国防军所击退。
马步芳便密令马呈祥给乌斯满补充武器，其中一次即拨给马、步枪２００支，弹药数十箱。他又集中乌斯满残部于奇台县北部的山麓，自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０日至５月上旬止，整整训练了一个月时间。此后，乌斯满经常与马呈祥取得密切联系。那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扩大反苏活动，向以反共自命的马步芳，自然在这方面更加用心。他利用乌斯满为先导，以骑五军的马希珍连为主力，于这年六月五日进驻北塔山。他们利用当地的石山林木，排列营寨，构筑了永久工事，作为据点。
蒙古为避免事态扩大，主张和平解决，于６月１５日派了一位交涉员到北塔山接洽，要求将部队撤出。马希珍电马呈祥转向马步芳请示。电报到达青海时，马步芳正在省政府会议室吃饭，他把电文看过后交给电务员马昭武，说：“把这个人卡过”〖ＺＷ（）“卡过”是杀害的土语。电务员受了马步芳的指示，即电复马呈祥。那位交涉员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一些反动报纸鼓吹马希珍“是一个勇敢善战的将军”。马步芳夸耀说：“马希珍成了将军，我们的团体那还了得。”骄横之气，溢于言表。
南京外交部于６月７日至１０日之间，曾先后来电多次，探询事件发展情况。马步芳感觉到这又是自我吹嘘的一个机会，于是指示他的驻京办事处处长詹世安勾结京沪的某些新闻记者，举行了几次招待会，淆惑国内和国际上的听闻，以达到反苏阴谋。马步芳还先后派刘呈德和高文远，自西宁前往北塔山进行慰劳，并面授机宜。马希珍每天放纵部属四出，寻事挑衅，配合国民党反苏的阴谋，企图引起国际纠纷。马呈祥还率骑五军副团长以上部属，赴北塔山进行了布置和视察。他与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马克南勾结，先后把俘虏的蒙古国防军十七八人和一些武器，解交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该部把那些枪枝航运南京，硬说是苏联供给的武器，冀求美帝国主义的声援。
马步芳图甘始末控制河西和兰州
１９３０年，国民军由青海、甘肃先后撤出后，马麒继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看到时局陷于混乱，即在“巩固后方防务，剪除马仲英”的借口下，与凉州等处的土豪劣绅马国礼等勾结，立派马驯团进驻凉州，继派韩起功团进驻甘州，后派马步康团进驻肃州，占据了河西走廊。这之后，他又调马为良部由西宁进驻河州，与河西、青海成犄角之势。由马麟组成的甘肃骑兵暂编第一师，出兵兰州，成立了甘肃全省保安司令部，把兰州控制在自己手里。当时维持甘肃政局的王祯，只得拥护马麟，拱手听命。这是马步芳家族的第一次东进。
当时甘肃一部分地主武装马礼堂等不甘心受其节制，称兵抗拒，马步芳即派马继融团由临夏进击，在“保卫西北，安定家乡”的幌子下，定西一战，打垮了那些地主武装。马步芳为了瓦解和分化反对势力，这次他改变了过去杀光灭绝的做法而绝无仅有地接纳了金联国的降，收容了不足一团人马的残部。
与陕军、东北军、中央军的矛盾
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击溃冯玉祥后，把甘肃政权暂交杨虎城就近代管。杨以西安绥靖主任名义，派孙蔚如率陕军西上。马麟在兰州不能立足，被迫退回青海，将所部交马步青移驻凉州。杨虎城为行使职权，号令马步芳听从指挥。马步芳阳奉阴违，扩充势力，企图与杨对抗。嗣后马由蒋介石处所领得和在天津日寇方面所暗购的枪支，在经陕运青途中，迭为杨虎城和与杨接近的平凉陈王圭璋所扣留，促使马步芳与陕军对立。陕军既抱定统一西北、消灭宁马和青马的计划，马步芳也提高警惕，以防不测。终以蒋介石对杨虎城存有戒心，杨的计划落空，未得实现。自孙蔚如东调后，东北军接防甘肃，于学忠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任“陕甘青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此后，甘肃政权，历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邵力子、贺耀组、谷正伦等掌握，马步芳也只是周旋其间，以待时机。
１９３７年，马步芳在甘肃河西走廊进行反共，乘机割据甘肃河西。至１９４２年，蒋介石命令马步芳将第一百师韩起功部由甘州、肃州撤回西宁，同时把马步青也由凉州调驻青海，河西走廊由蒋介石嫡系部队接防。马步芳伸入甘肃的势力，受了重大抑制。从这时起，马步芳深切感觉到处境困难，只得委曲求全地向蒋介石讨好。
为了进入甘肃，从那时起，马步芳改变了策略，以大部分精力来笼络甘肃人心。他收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连年付出了大量金钱，先后拨款修建兰州大学昆仑堂，为兰州各学校及报社、文化团体，特别是甘肃省回教教育促进会等单位，捐助经费和基金。他大量邀请甘肃各界人士来青“观光”，优予招待。他吸收陇东各校学生来青转入昆仑中学，前后共有５００多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儿子马继援进入甘肃预作准备。
１９４６年，马继援率八十二军赴陇东反共，这是马步芳又一次的东进。在这一阶段，他加紧毒化陇东青年，使之投军反共；并利用甘肃各地清真寺教长，进行反动宣传。其后，马步芳拉拢马鸿逵，于１９４９年夏，在青海民和县的享堂镇举行会议，商定了瓜分西北军政大权的议案，马步芳随之夺取了西北军政长官一职。
自马继援赴陇东进行反革命战争的那天起，马步芳无时无刻地不在尽力扩充势力，妄想以武力割据西北。到１９４９年元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当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次第解放的时候，马步芳还以为他的反共势力在西北显出了重要性，对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就起了夺取的野心。自张治中去职后，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代理长官职务，早已引起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不满。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逃亡广州，以两马握有西北军权，拟将长官一职让两马中之一马担任。南京中央密电马鸿逵，暗示他与马步芳会商，推一人充任长官。马鸿逵自知马步芳不会迁就，一定抢当长官，不如把宁夏主席由他的儿子马敦静继任，他接替郭寄峤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于是密电马步芳，约定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在享堂会面。
这天清晨，马鸿逵由兰州起行，马步芳由西宁起行，当日上午１０时，双方在享堂驻军司令部会晤。随同马步芳出席的还有马骥、高文远等人。两马在会议中从西北大局讨论起，逐步归结到军事上的部署，最后主题集中于长官一席的继任问题。马鸿逵抢先说：“子香（马步芳号），咱们自家人，你当长官，等于我当长官一样。我主张你由西宁坐镇到兰州，也免得郭寄峤给我们难看。”这正中了马步芳的愿望，便对马鸿逵说：“我当长官恐怕不行，还是你好。”马鸿逵接着说：‘我们说实话，你这样推诿，怕耽误大事。”于是马步芳又问：“你怎么办？”马鸿逵顺口回答说：“副长官兼甘肃主席，就近可以给你帮忙。现在郭寄峤从中作梗，真是我们的眼中钉。”马步芳立即同意他的主张说：“这样办也好，只要我们到一块，什么事都好商量。”于是进一步约定了他们分别返防后，立电中央互相保荐。
５月１８日，国民党中央发表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独揽西北军政大权。
马步芳把马鸿逵在享堂桥送别后，立即命令高文远给省政府秘书处通电话，召集军政干部于中正堂开欢聚会。马步芳到会时已近傍晚，报告了享堂会议的经过。会后他一再对部属说：“先人（指马麒）没办到的事我们办到了。”顾盼自雄，不可一世。
马步芳任长官前后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８日，国民党政府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后，马的部属元老和少壮两派中，认为突出的问题是青海省政府主席的继任人选。马步芳认为：他自己进驻兰州，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既有职位，又有实权；他儿子马继援可以出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宁夏方面仍交马鸿逵暂时以副长官兼管；新疆省政府主席一职则由马呈祥接替，以形成统治西北的清一色局面。可是这个计划显然与享堂会议的密约抵触。少壮派本是以拥护马继援为职责的，他们拥护马步芳这一办法。但元老派则以马继援主持甘政为相宜，其目的在于使马继援腾出青海省政府主席由马绍武担任。他们对宁夏的地盘，也想一口吞下去。
马步芳到兰州后，第一着先清除了长官公署中原有的高级骨干，改组了行政、财经和建设等委员会，安插了元老和少壮两派系的主要部属；接着就把驻扎在兰州一带的中央部队调开，委任杨修戎为兰州城防警备司令，其后改由赵珑继任。他派马玉龙任兰州市副市长，以牵制市长孙汝楠。他对副长官郭寄峤采用拉拢态度，虚情假意地让他继续主持甘政，以抵制马鸿逵的插足。马步芳又将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作为招牌，促使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央和地方之间起桥梁作用。这种部署显然是一手垄断西北局面，使马鸿逵处于陪衬地位，受其节制。马鸿逵自享堂会议后，认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唾手可得，宁夏的地盘自然由他的儿子马敦静接替，于是在拥护马步芳的前提下，致力于倒郭活动。他首先鼓动兰州大学一部分学生，反对郭寄峤发行硬币３０万元的甘肃建设公债，并揭发郭搜刮甘肃的十大罪状。他还每天往访马步芳。起初马步芳还与之周旋，随后态度转趋冷淡，使马鸿逵情绪波动起来。这时马步芳暗中指使高文远以祝贺马步芳升任长官为由，在青海纠合部属四百多人，组成所谓青海代表团，搜括民脂民膏，携带军马３５００匹，于６月１４日由西宁前往兰州。代表团原拟给马步芳送马３０００匹，给马鸿逵送马５００匹，这也是马步芳事先指示的。但马步芳临时告诉该团团长马元海说：“给他送啥哩。他爱说闲话，不如不送。”他还暗示马元海不必去见马鸿逵。马元海以事先已通知马鸿逵，说代表团即将前来祝贺，不好失信。马步芳只允他一人去见，送马５０匹。马元海去见马鸿逵时，马鸿逵劈头就说：“子香目不识丁，是我保荐的。他现在整天与剧团的姑娘们混，把大事丢在脑后了。”流露了对马步芳很不满意的神色，接着叮咛马元海说：“我们从小一块长大，青海是我的家乡一样，代表们的盛情难忘。明天我在西北大厦请大家吃饭，给每人回敬上等衣料一套，表示我的答谢。”随后马鸿逵回访代表团，并送出了请柬。马元海当时如实地反映给马步芳，马步芳恼羞成怒，索性命令马元海即率代表团离兰返青，不准赴马鸿逵的宴会。第二天马鸿逵令副官去催请代表团赴宴时，马步芳已准备好车辆，督促代表团上车离兰。副官坚决挽留马元海等去吃饭，马元海只得推诿说：“我们就要动身，已来不及了。”副官只好回去，使马鸿逵啼笑皆非，更加怨恨马步芳对他的这些摆布。后来马鸿逵将衣料送给青海省参议会，托马元海转送各代表，结果这批衣料被没收，送到马步芳的私邸去了。这件事传遍兰州和西宁，成为轰动一时的一幕喜剧。由于两马之间的矛盾已表面化了，马鸿逵转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诉苦。这时郭寄峤以接洽军火为名，已离开兰州。马鸿逵还在希望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哪知马步芳与元老、少壮两派密议，商定保荐马继援出任副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知道了这一消息，更使他受了一次严重刺激。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为调解两马之间的矛盾，便电召马步芳和胡宗南赴广州，参加“西北联防会议”。会上马步芳表示对马鸿逵迁就，但内心里更加怀恨。
阎锡山针对这一情况，作了一番说服和折衷工作，发表马继援为西北军政副长官，批准马鸿逵继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并议定了纸上谈兵的“防守西北共同方案”。会后各自匆忙返回老巢，又展开了勾心斗角的活动。
那时胡宗南已自顾不暇，只是表面应付。马鸿逵指示他前方指挥的卢忠良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动。”嗣后的几次战斗，宁夏方面不予策应。马继援在气愤中迭向马步芳申诉，马步芳也无可奈何。８月２０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围攻兰州，情势紧张，马步芳迫于无奈，派马骥飞往宁夏求援，马鸿逵坚决拒绝。马骥看到矛盾深不可解，已无回转余地，匆匆返回兰州。马步芳以情况恶化，顿足不已，遂把军事指挥权交付给刘任和马继援后，即飞回西宁，准备潜逃。
还在７月初的时候，有一天马步芳在兰州九间楼对冶成荣叮咛说：“快点办，慢不得。”当时的局外人，摸不清快什么慢什么的所在。当天冶打电话给高文远，叫青海省建设厅长陈秉渊立即到兰州参加会议。３日，陈在兰州九间楼奉到马步芳指示，叫在西宁准备接收和安置兰州各工厂的物资和员工。陈匆匆返西宁。不到７月１０日，甘肃造币厂、兰州服装厂、甘肃机械厂和军政部军需署在兰州囤积的器材、军火、机件，以及空军后勤部所存的大批汽油，还有兰州商家积存的布匹、药品等等物资，纷纷由兰州搬运到西宁，分别安置在乐家湾、南山寺、小桥和黑嘴子一带地区。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将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供奉的成吉思汗的陵寝，也劫持到塔尔寺。这时距人民解放军围攻兰州，还有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见马步芳在当时是怎样神魂不定，手足失措。
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消灭
１９４６年夏，马步芳为贯彻反共计划，命令其子马继援率整八十二师由西宁进驻平凉。自是马家铁蹄，踏入甘肃陇东，配合胡宗南和宁夏及甘肃的部队，充当反共的先锋，马步芳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乘机扩充地盘统治西北。
合水逞凶
１９４７年，马步芳以马步銮旅为主力，组成了一支突击队，由庆阳盘克镇向合水进犯。人民解放军迎头痛击，马步銮的一个骑兵团被击溃，铁维城全连覆没，还将一个连的马匹全部失落。马继援为挽救败局，重新布置兵力，令马全义任步骑总指挥，调二四八师韩有禄部和补充旅马全义部为左右翼，分三路进攻合水。在台边接触后，马全义腿部受伤，死营、连、排长六七人。这次战事激烈，争夺战达３次，伤亡甚众。翌晨，增援部队谭呈祥部到达，合力进击，才使已解放的合水复为马继援军所盘踞。马步芳以初战获捷，大肆宣传，并特派郭学礼等由西宁率领歌舞团前往合水进行慰劳。
马继援得意之余，进一步威胁黄龙山区，以由原整八十二师改编的八十二军所辖部队为主力，以二四八师和骑八师两师人马配备于左右两翼，由马继援自己担任总指挥，向子午岭大举进犯。但人民解放军主力已转移阵地，马继援扑了一空。由于在小接触中迭获胜利，助长了骄傲心理，在这一时期，马继援不时由报话机向马步芳汇报战事情况，双方用暗语交谈，称解放军为“客人”，作战为“吃饭”，胜负为“盈亏”，白刃战为“手抓”，包围为“坐圆桌”等等，彼此标榜，轻佻狂妄。
初败咸阳
１９４８年４月，马继援命令二四八师马得胜部向东推进，表面上说是声援胡宗南军，其实还是为自己在泾渭河谷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但在耀县战役中，二四八师师长马得胜被击毙。马步芳闻报，至为震惊。国民党政府为激励其军士气，曾命令公葬，改耀县为得胜县。马步芳即令韩有禄接充二四八师师长，并改名为韩得胜。
时宁夏军进犯乾县，马继援即令骑八旅马英部进窥永寿县属的南北竹竿地区，企图打通西兰公路。在战斗中，马英部不支溃败，马继援急调二四八师韩有禄部进援，拼命反扑，战斗激烈，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才占据了南北竹竿。其时骑十四旅马成贤部，与人民解放军回民团接触，也表现了与人民坚决为敌的凶顽气焰，一时获得了某些胜利。由于这些连续小胜的积累，促使马步芳父子气焰高涨，不可一世，以“西北支柱”自命。于是决定驱部东进，夺取咸阳，企图一举攻进西安，以讽刺胡宗南军队的节节后退。马继援以马振武为步骑总指挥，于７月１７日，率领一九○师及骑八旅马英部、二四八师韩有禄部，利用渭水，集中火，从西北采取密集大包围姿态进犯咸阳。但咸阳工事坚固，人民解放军大军自西安源源增援，马步芳终未得逞。当时蒋介石陷于东北、中原及华东各路解放大军包围之中，西北局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无力分兵挽救，只好把危局委之于马步芳。马步芳得意忘形，于１９４９年６月，利用西北军政长官职权，由马继援在县召开军事会议。中央军周嘉彬和甘肃军王治岐及宁夏的军、师长等均出席。会上提出再次进攻咸阳、占据西安的计划，作出三路进兵的布置：中路以马继援军直属部队为主力，顺西兰公路前进；南路以周嘉彬、王治岐两个军为主力，从永寿东南方进攻；北路以宁夏军为主力，向咸阳推进。马步芳为独揽大权，任马继援为三军总指挥，可是宁夏和周嘉彬等以马继援年少识浅，极为不满，以致会议结束后，意见纷歧，顿使会上的决议成为空谈。这样，各自返防后，分别自行撤退到宁夏边境和陇西、天水一带，致使马继援的八十二军孤立陇东，一筹莫展，覆灭已成定局。
再败固关
１９４９年６月，人民解放军由陕西向甘肃挺进。马步芳命令马继援调动八十二军所属的骑十四旅和一二九军的骑八旅，先后集结固关、关山岭、庄浪、隆德一带，以骑十四旅为主力，骑八旅为后备队，配备陕西陇县保安团马良臣部把守固关。他们迫令固关居民向马鹿镇疏散，以实现所谓坚壁清野政策。２８日晨４时，人民解放军前锋开始进攻，第一炮即击中骑十四旅的指挥部。旅长马成贤在战斗中左臂受重伤，激战至当日午后１时，情况紧急，向骑八旅马英迭次求救。马英原为总预备队，但以夙有嫌怨，惟恐马成贤得胜居功，袖手旁观，按兵不动。马成贤势穷力蹙，无法支持，全线崩溃。马成贤带伤潜逃，仅以身免，顿使马继援慌了手脚。那些被俘人员，旋被人民解放军资遣回籍，他们把固关的亲身经历，在临夏一带宣传，这对临夏解放时骑兵军的溃散，起了很大作用。
计自固关开始接触，到骑十四旅被歼，历时仅仅１３个小时。这一役是马步芳在陇东反共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次失败，使马步芳在军事上所处的形势急转直下，自是由主动转为被动，由攻势转为溃退，不待兰州会战，已决定了马家王朝的即将覆亡。
马步芳为挽救颓势，急忙召开静宁军事会议，图作最后挣扎。但宁夏马鸿逵部懔于马继援固关惨败，恐伤自己羽毛，先期退入灵武一带。中央军周嘉彬和王治岐部，亦潜赴天水沿线，不敢露头。马步芳迭经电令参加会议，都借词推诿。由于青马和宁马及与中央军之间的重重矛盾深不可解，马继援只得召集了他的嫡系部队团长级以上的军官出席，研究战局对策。马步芳鉴于处境恶劣，困难重重，于是改变初衷，决定保全实力，以图再举。他令八十二军所属部队撤退定西，另作计议。但马继援气躁心急，坚持孤注一掷，就地抵抗到底。马步芳恐其陷入重围，迄未同意。同时大部分军官以固关惨败，气沮力竭，无意恋战。马继援竟至伤感流泪，徒唤奈何而已。于是马步芳先把部分人员遣返兰州，部署兵力。其后马继援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情势下，匆匆退守兰州。
三败兰州
兰州为西北重镇，襟山带河，难守亦难攻。马继援所部撤抵兰州后，根据地形，集中兵力，布置防守计划：北面结集八十二军、一二九军及各师的直属骑兵团，把守河防；东面以东岗坡为据点，由一百师谭呈祥部把守；西面以狗娃山为据点，由一九○师马振武部把守；南面以皋兰山为据点，由二四八师韩有禄部把守；以杨修戎师和马璋师作为总预备队；调骑兵军转至外线，驻守临夏；并在飞机场设重炮阵地。马继援军司令部移于河北，他本人与马步芳仍居于长官公署。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７日，人民解放军包围兰州。东岗坡首先接触，谭呈祥死力把守，皋兰山亦遭到炮火轰击，第一线阵地为之摧毁，二四八师的谭腾蛟团覆灭于战壕内。继之狗娃山又受到攻击，炮火密集，震撼大地，轰得人的耳朵失去了作用。战事激烈，双方死伤惨重。马步芳迭电中央告急，要求迅派大队空军助战，迄无下文。其时，人民解放军攻势益猛，未及４日，整个兰州陷入重围，马步芳心惊胆战，行坐不安，跌足连呼：“我对得起中央，中央对不起我。”２３日晨，东岗坡和皋兰山已被牵制，西线在大炮、机枪轰击下，一九○师渐呈不支。韩有禄在皋兰山看到狗娃山战线愈缩愈小，情况危急，即电话报告马继援，马继援遂调杨修戎、马璋两个师驰往增援。
其时从南路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已自临洮直入临夏，马部骑兵军韩起功闻风丧胆，不战自溃。马部官兵以人民解放军深入腹心地区，心志紊乱，士气沮丧。马步芳以恶耗不断传来，无法挽救，兼以兰州城郊不断发现标语，益增惶恐，即乘飞机离兰返青。
为保全实力，马步芳临走之时嘱马继援迅行撤退青海，回守老巢。马继援随即召集马振武、谭呈祥、杨修戎、马璋、韩有禄等会议，决定撤兵顺序，退出兰州。可是一九○师和杨修戎师、马璋师，在狗娃山被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情势极为严重，所扼守的据点，已被突破，西线缺口，越来越大，满山遍野，红旗挥舞，纵横穿插，捕捉俘虏，声势浩荡。这时深入七里河、雷坛一带的人民解放军，乘势全面总攻。马军大乱，已不容撤退，全线崩溃，兰州陷入混乱状态。谭呈祥师急从东岗坡强渡黄河，过渡中死亡过半，其余全部被歼于雁滩。马步銮抽调二九军的直属部队，企图扼守北塔山，掩护全军撤退，可是解放军主力从西南迂回侧击，步步逼进，事态迫促，不容措手。这时黄河铁桥以至沿新城的黄河南岸，已为人民解放军快速部队截断，用机枪构成封锁网，配合正面兵力直逼兰州城下，马军退往河北唯一的通路已被截断。黄河铁桥亦着火燃烧，桥中又为溃军辎重大卡车堵塞，车马无法通过。马军军心涣散，丢盔弃甲，纷纷乱窜。溃兵从两侧的行人道上逃命，挤死、压死、跌水淹死的触目皆是。当日兰州宣告解放。 马军自兰州逃出的部分残部，因兰青公路已被封锁，逃入北山，从小径进入沙沟，转至永登一带。马继援亦单骑逃至该处，与赵遂、马文鼎等收集余众，仅得７０００多人。马继援原拟讲话，未及发言，痛哭失声，遂由赵遂传达残部向岔口驿撤退。仅有一小部分残兵受命前进，大部分一哄而散，各自逃命。那时尚有３个骑兵团完整，马继援为图死灰复燃，令韩有禄率领，转赴庆阳川巡防，以掩护残众由永登退往凉州，打算与新疆马呈祥军联成一气，据守猩猩峡。但是南路解放军前锋由临夏长驱直入，继续西指，插入循化，使屡遭挫败的马军残部，已无回旋的余地。马步芳退抵西宁，一面令马全义为民团军军长，带领循化、化隆等县民团，把守甘都黄河河防，一面实行三光政策，强令循化居民移往河北。群众迫于淫威，扶老携幼，哭声震天。这时久居临夏的马步青和马步荣、马步援，也纷纷逃至化隆甘都，以韩起功作战不力，叫嚣正法。马步芳命令就地处决，高文远将手令暂时压下，韩得侥幸偷生。那时，另一部分疲惫残部，由马步銮率领，窜至享堂。马步芳即令高文远相机处理军务。高为延缓解放军进军直入，即令杨修戎炸毁享堂大通河铁桥，令马绍武烧毁甘都古什群峡黄河木桥，并指使绽福寿、马仲福纵火焚烧甘都沿河木料。夜间火光烛天，更加重了人心的慌乱。甘都沿河民团以及布防在享堂沿线的民团，闻声丧胆，纷纷逃归故里。南北和东线全面溃乱，狼狈不堪。
那时陆续逃至永登的马军残部，以马继援转赴互助，军中无主，也纷纷溃散。部分人逃往原籍，一部分人以西宁已解放，转道集结于大通桥头。马文鼎、赵遂、马登霄、马英、谭呈祥等先后会面，韩有禄也率骑兵两团到达，等待马振武收拾残局，决定大计。八十二军参谋长马文鼎、副军长赵遂等，以久候不至，遂依据马步芳、马继援“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待机而动”的秘密指示，只得作出最后决定，通令残部，各自逃散。其后马文鼎、赵遂、谭呈祥、杨修戎、韩有禄、高登瀛、马元庆等被迫接受最后通牒，在上五庄向人民解放军投诚。驻新疆的骑五军军长马呈祥，后经印度逃往台湾。这支军队也接受了和平改编。自是马步芳残余武装全部覆亡。
在陇东、临夏、兰州诸战役中，马步芳步调慌乱，举止失措，溃败消息，一再传来，慌急之下，内哄时起。固关一役，马成贤委罪于马英；临夏一役，马步青委罪于韩起功；兰州一役，谭呈祥、马步銮委罪于马振武。当初叫嚣枪毙马英，继嚷枪毙韩起功，后要枪毙马振武，相互攻讦，意见分歧。马步芳为应付危局，仅手令处决韩起功；对马振武、马英未加可否。马继援亦指责“马英心狠，坐观成败”，愤怒之色，溢于言表。
狼狈逃窜
马继援逃往河西，至岔口驿始得匆匆与马步芳通话。马步芳一再嘱咐：“随机应变，慎重行事，小心部属暗算。”并促使马继援迅赴永登。马继援慌忙之余，正在迷路无告的时候，得到马步芳的指示，立即继续向西急驰。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亦逃至永登，与马步芳取得联系。马步芳于９月２５日晨１０时逃往重庆前，马继援尚未到达永登，彼此失去联络，马步芳迫不及待，遂与刘任在长途电话中，嘱他指挥前方军事，调周嘉彬等中央军支持残局，陇南由甘军王治岐游击，对宁夏抱怨心重，只字未提。最后叮咛刘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不怕牺牲，交给你指挥。”马步芳这时声颤力嘶，凄凄怆之态，不能自抑，说罢，挂上话机，匆忙中离开省政府。临上车前，马碰到陈秉渊，强打精神，蹙着眉尖说：“西宁到都兰的公路，赶快修好，将来退守都兰，飞机场继续赶工，便利重轰炸机起落。”车抵大门口，马见冶成荣迎面而来，又下车附耳窃窃私语了几句，即驰往乐家湾。马在上陈纳德预备的飞机前，对修筑飞机场的民工和学校员生们也说：“快点修好，我去联络空军。”随即黯然起飞重庆，同机的是他的家属十多人。自临夏逃至西宁的马步青和马步瀛、马绍武、马骥等，也携带眷属飞往重庆。马步芳当天到达重庆后，即由电话告知高文远，说：“路过兰州，看到地面亦无我军，非常痛心，即派空军前往轰炸。”时中央轰炸机一架，停留乐家湾机场，高商洽结果，由西北长官公署高参朵含章携带一批反动宣传品，飞往兰州及临夏上空散发，并向兰州城西关握桥掷下炸弹３枚。在这以前，马步芳责成冶成荣由陈彦负责，将历年搜刮的黄金，前后面陈纳德飞机运往重庆，甚至连许多银元也偷运了，其数目之钜，无从估计。某次以载量过重，不能腾空，只得临时退下部分金银，才行起飞当马步芳逃往重庆后，高文远尚一力保守秘密。他为安定人心计，曾在“中正堂”召开省级干部会议，安排撤往牧区的一些部署。他还给厅、处长级以上人员，分送黄金、白银。一般干部，随之也得到了一些余润。接着，他又把主要干部的眷属，分配车辆，送到各处匿居。
兰州被围前十天，马勒令兰州市商会及有关单位，将所存公、私商品一律转运青海，即时行动，昼夜不息，仅堆集在享堂的军用物资和布匹、西药等等，即达数百吨。当临洮解放时，当地汉族人士群起反正，马步芳对此深恶痛绝，曾怀疑西宁汉族随之响应。为对付这一情况，马散布谣言说：“回民造反，要杀汉人。”一时西宁市上谣言盛炽，彼此互疑。８月２９日西宁市长马学融谎报高文远说：“汉人勾结共产党，密探十多人已由兰州进入东关，即将暴动。”适逢义源工厂人员放枪，高文远、冶成荣、陈秉渊、韩进禄等信以为真，不及吃饭，乘车逃往门源。马忠义、马全义、马录等亦潜藏东关民宅。高等到大通河畔时，遇到由临夏逃来的韩起功。高恨韩先逃，即将所压马步芳手令交给他看。韩见后痛哭失声，连呼冤屈。他说：“骑兵军在临夏失败，是因新兵未加训练。长官（指马步芳）说我作战不力，未放一枪，这在我有责任，可是那一军人马临时召集起来的，我怎能负起全部责任。”高复追逼韩说：“骑兵军的军饷，已发黄金２００两，据我所知，你并未转发，应即交出，以免罪上加罪。”韩略事思索，就回答说：“这笔款项由军需处经手，我负责归还。”高即勒令韩即日返西宁交代。这时韩进禄已在吉普车上安置机关枪，韩起功见情况紧急，只得承允。高等遂即继续驰往门源。韩起功乘机逃往八宝。高等到达门源，即向西宁联系，始知平静无事，那天并不是共产党人鸣枪，于是又匆忙折回西宁。第二天马步銮由享堂逃至西宁，住于湟中实业公司，马全义、马忠义、马继融、陈秉渊、韩进禄等亦不谋而合的陆续到达，慌做一团。手执步枪一支，先立院中，看到冶成荣亦来，大声哭嚷说：“你管飞机，军长（指马继援）今天尚无消息，已来不及了，你要负责。”接着马马录搬动机枪，想开枪射击。冶的随从亦持一冲锋枪怒目瞄准马录恐遭不测，未敢开枪，冶即声称：“我去联络飞机，已派车赴互助迎接军长。”冶脱身后即赴航空站，以重价由重庆订妥陈纳德的飞机一架。这时陈秉渊已逃往河西，马步銮、马步贤和马忠义等尚逗留湟中实业公司。马成贤还用电话指挥享堂和循化方面继续进行顽抗，实际上当地负责人员均已逃散，仅由电话员支吾而已。当天发现该公司电话室玻璃窗上写着黑笔“哀哉青海，往哪里逃“八个大字，大家面面相觑，不敢置一词。
８月３０日，马继援逃至西宁。他在路经互助时，曾由电话探询西宁动静，高文远促其即行返城。马继援到西宁后与高等会晤，相对唏嘘，长叹不已。第二天晨１０时，马继援仓皇驰赴乐家湾机场，乘预定的陈纳德飞机潜逃。冶成荣、高文远、马步銮、马继融、马全义、马步康、马步援等，同机飞往重庆。其时马继援与马振武已失联络，以不得同行为憾。临上飞机时，赵珑亦赶至，马继援不让乘坐，赵跪地哭诉说：“我做下的事，你不知道吗？我愿死在你的面前，决不敢留在青海。”马继援以起飞在即，惟恐自己逃不脱，只得带赵同行。
兰州、西宁解放前的恐怖局面
１９４９年５月，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后，即以向在兰州做特务工作的驻兰办事处扩大为兰州城防警备司令部，以一二九军杨修戎师为警备部队，任杨为司令。其后为统一事权，马改以驻兰办事处长赵珑为司令。赵为军校十期毕业生，返青后即从事特务活动，曾任八十二军的军法处长、参谋处长。赵调任驻兰办事处长后，其时内外矛盾重重，兰州办事处就成为马步芳的一个特务机构。赵珑负责期间，对马鸿逵、郭寄峤和胡宗南及甘军之间的侦察工作，曾付出了主要力量，那时限于地位的权力，仅仅在暗中进行一些勾当，即至马步芳出任长官，这个特务机关就肆无忌惮地公开活动。当时他派出的便衣侦探，结队成群，到处横行，气焰之盛，无以复加。
兰州城防警备司令部的任务，主要目标便是对付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他们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是有嫌疑的，他们更虚构事实，布阱设陷，逮捕审讯，制造假信件假证据，严刑拷打，以至枪杀。当时镇压的头等对象是兰州大学。马步芳先是曾为这个学校捐款修建过昆仑堂，并利用籍隶化隆的教员李文实推崇教授顾颉刚，以笼络一般知识分子。这时借口共产党潜伏兰大，对青年学生进行迫害。在兰州解放前两个月中，按照黑名单逐一逮捕，对于被捕人员，随意枪毙，其后为避免手脚不干净，索性用麻袋套住被捕者的上身后，用吉普车载往黄河沿丢入洪流。在这种惨毒手段下，冤死的学生和群众是很多的。这在当时兰州市已成公开的秘密，令人谈虎色变。８月中旬，马步芳为施展屠夫手腕，拟在一夜之间捕杀兰大学生，经孙汝楠透露消息，兰大学生当日解散，马步芳未得行凶。
此外，马步芳还命令兰州警察局实行保甲连坐法，限制群众的居住和行动自由，警备司令部对四路来往行人控制甚严，特别是对飞机来往旅客，留难和勒索的事件不断发生。它在监视非嫡系的军政人员方面，全力以赴。如果有人想形成一套势力，或不满意于马步芳的黑暗统治，这个司令部俨然操着生杀大权，要遭到杀身之祸与此同时，西宁市以省会警察局为特务中心机关，派出便衣队到处侦察，对外省人和来历不明的群众，格外注意。在享堂设有关卡，禁止外省人随便流入。在西宁市，凡无根底和没有殷实铺保的，一律缉捕甄讯。仅解放前三个月中被管押于总局和各分局的嫌疑犯，即有１００多人。
自兰州会战后，马军的伤兵、逃兵拥挤西宁，市面空气紧张。高文远为了和缓局面，由赵迪在省党部发放医药费和路费，伤兵仍叫嚷不休，穷于应付。人们问及前线情况，伤兵都回答不上，只知道自已所属的连、排差不多被打光了。这些消息，又促使人们猜摸着未来的结局。当马步銮刚回到西宁，张昌荣、马师融、韩树森、魏敷滋等四人，以地方士绅名义，于８月３０日上午１１时许，到湟中实业公司见马步銮，要求维持地方治安。马步銮同陈秉渊商量后对他们说：“我们由当初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的十余万人，今天又由十余万人，回到几十个人，我们的失败，已无法挽回。西宁是家乡，我们祖辈衣食所给，我在一天，保护一天，你们放心。”张等辞出后，马步銮指着他们的背影说：“这些人惯于转圈，我们要小心提防，以免吃亏。”由此可见他们彼此猜疑的程度了。
解放大军分由民和、乐都及循化、化隆两路进军，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５日占领西宁，青海遂宣告解放。
“青海王”马步芳1949年逃亡海外后一段丑恶表演
被称为“青海王”的马步芳，60多年前在西北地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尽人皆知，但他在1949年逃亡海外后的一段丑恶表现却鲜为人知。
原来，1956年5月，马步芳通过他的儿子马继援向蒋介石说项。马继援当时在台湾当“国大代表”。蒋介石听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曾请马步芳吃过饭，以为他同沙特王室有交情。于是，蒋介石在1957年的8月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的“大使”。但是土匪出身的马步芳连台湾“外交部”发给他的文电内容，都看不懂。只在上面画个圈，任由下属去办，从不过问。马步芳还在人前自吹懂阿拉伯语，其实只会背诵几句古兰经，阿拉伯人也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他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不参加任何外交活动，连沙特阿拉伯的国庆活动也不参加。台湾“外交部”遂于1959年派出职业外交官宋选铨去沙特阿拉伯出任参赞，以便“督察”馆务。马步芳怎么能容忍有人来督察他的“馆务”呢，矛盾和冲突随之而来。不久之后，发生了“七姨太事件”。
马步芳1949年从青海带出来的那群妻妾中，排行第七的姨太太叫马月兰，据说是他的堂侄女，时年20多岁，到沙特后七姨太渐渐失宠了。马步芳怀疑她有外遇，整天辱骂、殴打，甚至想把她置于死地。马月兰决心寻求一条生路，于1961年1月偷偷跑到宋选铨家避难、求救，想请宋为她办个护照和机票，以便逃出虎口，前往台湾。不料，此事被马步芳的爪牙所侦悉。马步芳火爆三丈，指责宋选铨拐骗了他的姨太太，接着就带领“警备副司令”马耀宗等人采取行动。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叙述的吉达海滨的那场丑剧。
这件事传到台湾，一片哗然。有的报纸干脆给了他两顶帽子：“流氓大使”＋“文盲大使”。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宋全家以及那位七姨太于
台湾当局不得不于1961年8月宣布把马步芳免职，并决定召回法办。但马步芳拒不回台湾，赖在沙特阿拉伯当寓公，最后客死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