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洗眼液盖子要洗吗:99%的中国人不知道的历史真相(2)

　　闹剧女皇帝

　　515年，北魏宣武帝驾崩，时年六岁的肃宗孝明帝即位。由于肃宗年幼，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孝明帝十九岁时密谋逼迫太后归政于己，没想到机密泄露，胡太后先下手为强，将孝明帝的嫔妃刚生下的女孩谎称男婴，立为“太子”，并大赦天下。不久，胡太后又毒死了孝明帝，立假太子为帝，改年号“武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早于武则天一百五十六年。

　　这个事情要从胡太后说起。

　　胡太后名叫胡承华或胡充华，她的发迹纯属偶然。她本是一介平民，历史记载她进入皇宫是因为她的母亲，还有一说是因为她的姑姑是个比较有名气的尼姑，而北魏是非常推崇佛教的，这个尼姑便利用经常进宫讲经的机会推荐胡承华进了皇宫。

　　能在历史上留名的女人肯定都是有本事的。胡承华的魄力在她怀孕之后就体现出来了。

　　早在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建国之初，因为看多了汉、晋时代的外戚专权，于是立了一个规矩：立太子则杀生母。胡承华进宫时，这个规矩还存在。那时候后宫的妃子们因为怕生下太子而丧命，在怀孕后就想办法把胎儿打掉，没在肚子里弄死的就在出生后弄死。胡承华有了身孕后，有人劝她把孩子弄死，她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天子哪能没有儿子！你们怎能那么自私，只顾个人生死而不顾国家前途！”而且祈祷能生个儿子，并立为太子。可见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后来真生了个儿子，并立为太子，叫元诩。按规矩胡承华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宣武帝爱极了这个女人，最后竟然让她在后宫、朝廷的斗争中活了下来。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很快，太子元诩当上了皇帝，这时的胡氏已成了胡太后，把持了朝政——开国皇帝拓跋珪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刚开始，胡承华勤政爱民，为她获得了声誉。接着，她开始铲除异己，独掌大权。

　　权利会让人失去理性。小皇帝长大后，按道理胡承华要还政于帝，但是谁愿意放开手上的权利呢？于是，胡承华毒死亲生儿子，立了皇帝刚生下一个月的女孩为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胡承华当然不会错把女孩当男孩，她只是为自己称帝做铺垫。后来她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把这个小女皇帝废掉了，立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做了皇帝。虽然胡承华没有称帝，但是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她自己也自称为“朕”“寡人”。历史上把持朝政的女人很多，但是敢自称“朕”“寡人”的除了武则天，就是这个胡承华了。

　　也就是说，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女婴在另一只手的操弄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而是操弄这场闹剧的胡承华，却借这个婴儿成了名义上的皇帝。

　　义军女皇帝

　　如果说上一个女皇帝还有些遮遮掩掩，属于以假乱真，那么下面这位就是货真价实的女皇帝，她叫陈硕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称女皇的人！为何她名不见经传呢？那是因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大的影响，也没有武则天那样的宫廷秘闻和种种传说。

　　陈硕真，浙江淳安县梓桐镇人，唐代农民起义女领袖，她自称仙人，民间奉以为神。

　　唐高宗李治继位的第四年，即653年，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为首的是位巾帼女杰，就是陈硕贞。她自称皇帝，建立政权，震动了一方。

　　陈硕贞，史书上又写作陈硕真。关于她的出身和年龄，由于史料缺乏，已无法知道。但据推断，她发动起义时年纪很轻，因为史书称她为“睦州女子”而不是“睦州女人”，古人在用词上一般是很讲究的。

　　青溪位于今天浙江西北部，与安徽相邻，这里山高谷深，河汊交错，物产十分丰富，尤其是漆、茶等经济物生长旺盛。正因如此，统治者对此地格外关注，索求无度，使得这一地区的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当时唐朝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一片大好，但在类似青溪这样的局部地区内，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仍很尖锐，人民对唐朝的统治还心怀不满。忍无可忍之下，陈硕贞发动了青溪起义。

　　陈硕贞发动起义是经过认真谋划的。一日，陈硕贞向邻居们说自己将要成仙而去，离开这里，为此特向乡亲们道别。不久，陈硕贞果然在乡里消失了。对此，邻居有的信以为真，有的半信半疑，还有些人根本不信，他们向官府告密说：陈硕贞成仙升天是假，图谋不轨是真。官府派人四出搜寻，并将其抓获。当地官员审讯后，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之类的罪名将案情上呈。没料到，上司却以查无实据为由，将陈硕贞开释。

　　本来，陈硕贞想以成仙为名离开一段时间，一则让人相信她真已成仙，二则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本领、思考起义计划，待时机成熟，再利用仙人的身份回乡组织起义。不料半途出现这场变故，幸而及时化解。这使陈硕贞明白了官府已在注意自己的行动，于是归乡后她决定马上举行起义。归山猛虎，入海蛟龙，必然会兴风激浪，风暴爆发在即。

　　陈硕贞有一位亲戚叫章叔胤，他积极支持陈硕贞的起义计划，并帮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章叔胤对外宣传说，陈硕贞已从天上返回青溪，现在她法力无边，变化莫测，可以召神将役鬼吏。这说法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玄，方圆百里的百姓无不对陈硕贞顶礼膜拜，陈硕贞的每一句话都被奉为神语仙音，足可令信徒赴汤蹈火而不辞。

　　用宗教迷信组织群众，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大特色，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秦末陈胜吴广的狐鸣鱼书，汉末张角的太平道，东晋孙恩卢循的五斗米道，以及清末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莫不如此。宗教迷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大批群众，主要源自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那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所以，宗教迷信屡屡被运用且屡屡有效，也就毫不为奇了。

　　陈硕贞所运用的是道教。这一点古人未曾明言，但章叔胤称陈硕贞自天回还，而且能召神役鬼，这些都是采用了道教的说法。另外，当时人们把陈硕贞当成卢循、张鲁（汉末五斗米道的首领）一类的人物，可见陈硕贞运用的是道教。原因或许在于，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群众中很有影响，而浙江是道教广泛传教的地区之一。

　　653年秋，陈硕贞正式宣布起义，与官府进行对抗。她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任命章叔胤为仆射，总管各项事宜，而她自己则称为“文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参加农民起义的妇女不计其数，但做领袖的妇女却寥若晨星，而做领袖且又称皇帝的妇女，则只有陈硕贞一人。从这一点上讲，她比许多男性农民领袖更具魄力。

　　陈硕贞发动起义后，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拥护，在很短的时间里，义军就发展到数万人。唐朝统治者十分不安，急于将其剿灭，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起义地区实行封锁，限制其发展，控制人口流入义军。进入该地区的人，包括僧侣，一律受到盘查。

　　为了打开局面发展力量，陈硕贞指挥义军攻克了睦州许多属县，如桐庐、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等地。然后，陈硕贞挥兵进入今天的安徽境内，攻打歙州（今安徽歙县）。由于唐军的顽强抵抗，义军攻势受挫，撤出战斗。陈硕贞进入安徽的意图没能实现。

　　从歙州撤出后，陈硕贞调整了战略，由集中兵力进攻改为分路出击，采用运动战与袭击战结合的方式扩大势力范围。在此方针下，陈硕贞命将领童文宝统兵四千，偷袭婺州（浙江金华）。不想，童文宝率兵进入婺州后，即被官兵发觉。于是，童文宝变更战术，强行推进。这时，担任婺州刺史的是崔义玄，此人在隋末群雄并起时也是个不甘寂寞的活跃人物，先投奔李密，未受重用，改投李渊。崔义率在城中收到义军攻来的警报后，立即集合文官武将，准备发兵抵抗。官员们慑于义军的声威，纷纷说：“陈硕真有神灵护卫，敢与其兵对抗者，无不杀身灭门，还是回避为上。”这时，一个叫崔玄籍的司空参军站出来说：“顺天心合民意的起兵，有时尚且不能成功，陈硕贞不过是个有点法术的女人，一定坚持不了很久。”崔义玄闻听此言，大喜过望，立即命崔玄籍为先锋官，他自己统率大兵跟进，阻止了义军的进攻。

　　陈硕贞闻知童文宝在婺州受阻，带领主力到婺州参战，参战的义军达数万人。然而，义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起义才一个来月，战士未经训练，战斗力有限，过去能克州陷府，凭的是声威和拼劲，如今声威和拼劲虽在，但面对训练有素的官兵就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这种你争我夺的对峙战又是义军所未经历过的。所以，婺州境内的相持，虽然官方很有压力，义军同样受到阻挫。双方都在寻求击败对方的办法。

　　陈硕贞为了改变客地作战、敌情不熟等不利条件，不断派出间谍，剌探敌情。有一次仅被唐兵擒住的间谍就达数十人。这个数字可能被敌人夸大过，但以常理推之，数万人的义军使用的间谍肯定不止此数。

　　崔义玄为尽快打败义军，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派人去邻近州府搬取援兵，二是稳定军心。一天夜里，崔义玄对手下人说，刚才看见有一颗星附入敌营，他断言，自己一定胜利，对方一定灭亡。其实这不过是崔义玄为鼓舞军心，煞费苦心编造的故事而已，但这故事在古代却能打动人心，因为，当时的人都相信地上的每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人亡则星落。

　　当年十一月底，扬州长史房仁裕接到崔义玄的求援后，马上发兵进至婺州，与崔义玄联兵向义军发起进攻。此次战役的场面如何，由于缺乏史料，难以尽知。但从战斗结局看，参战的数万义军，除一万多人被俘外，其余大部分战死。数万人以命相抵，场面无疑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文佳皇帝”陈硕贞及仆射章叔胤在战斗中被俘，最后英勇就义。

　　当地百姓不肯相信陈硕贞已死，他们编造了一个传说，说当起义军最后被围困在一个山头上时，陈硕贞立马山头，回顾左右，义军已经所剩无几。她挥舞双剑，准备再冲下山去。房仁裕和崔义玄指挥官兵万箭齐发，顿时箭如雨下，陈硕贞舞动双剑，远远看去只见两团白光护着她的全身。官兵的箭轮番向那两团白光射去，最后，陈硕贞胸腹连中数箭，两团白光渐渐收敛了。就在官兵一拥而上，想抓住陈硕贞时，忽然天边飘来一朵彩云，一只巨大的凤凰降落在山头，吓退了官兵，然后载着陈硕贞腾空而去。于是，那山现在就叫“落凤山”。

　　陈硕贞的事业在婺州终结了，虽然她从起兵到兵败身亡，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但是在东南引起的震动极大。她以女子之身自称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在青溪的“天子基”、“万年楼”等遗迹中，似乎仍可找到当年的“文佳皇帝”的影子。也许有人说北魏时期的傀儡女皇和唐高宗时期的女皇帝陈硕真，都不如武则天的影响大，也不够名正言顺，按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可能把二者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女皇，谁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女皇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就算北魏的傀儡女皇称不上是正牌的第一女皇，也轮不到武则天，因为还有陈硕真挡在武则天前面。虽说陈硕真起义并未波及整个中国，但她毕竟比武则天早称帝六十五年，从她的起义所引起的巨大影响，还有她的思想来看，她也足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女皇。所以这么说来，武则天算不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

　　然而有趣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高僧几乎都在正史中有稽可考，但达摩是个例外，他的来龙去脉扑朔迷离，是不是与少林寺有关还有待考证，更遑论是少林武术的鼻祖了。

　　达摩是谁？

　　去过嵩山少林寺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个达摩洞。据说达摩当初在此地修炼，由于面壁时间过长，至今还可以看到达摩反映在石壁上的影像。这个说法当然有些超现实主义，我们姑且把它当作一种象征意义。

　　达摩又称“达磨”“菩提达摩”，被中国佛教禅宗当作开山祖师。但是，达摩是谁，生于何方止于何地、何时，却说法不一。

　　元代僧人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及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上说他是南天竺人。《释氏稽古略》上明确地说他是“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初祖菩提达摩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名刹帝利”。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波斯人，北魏人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说：“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以上三本书都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献，但记载却相差甚远。南天竺相当于现在的印度，波斯相当于现在的伊朗，达摩究竟是印度人还是伊朗人？这是一桩无头公案。

　　达摩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也是一个无头案。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有520年、526年、527年三种，它们分别出自《释氏稽古略》《景德传灯录》《佛祖统记》。我们本来可以从中任选一种，但是，《景德传灯录》中又说“（达摩）太和十九年丙辰岁十月五日乃端居而逝。”而南北朝时期用过“太和”这一年号的只有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是495年。这样，矛盾就出来了：一个已经在495年去世的人，如何到了520年（或526年、527年）又来到了中国？这除非是仙话。

　　达摩是哪一年去世的？这也很难确定。

　　除了上面提到的北魏太和十九年以外，还有528年、534年、536年、537年等几种说法，它们分别出自《释氏稽古略》《续高僧传》《旧唐书》。

　　达摩来华后到过少林寺吗？答案扑朔迷离。

　　根据《旧唐书·方伎传》记载：“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至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悦，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履而已。”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达摩来中土后的活动路线：达摩来中国以后先到了南朝的梁帝国，并且与梁武帝萧衍有过一面之缘。萧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曾三次舍身寺院，而且亲自召开无遮大会，亲自说法。然而，他对佛教的观点与达摩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两人谈得很不投机。之后，达摩渡江北上，到了北朝的北魏帝国，并隐居于嵩山少林寺。

　　《旧唐书》的作者是谁，目前尚存在争论，通常的说法是五代时期后晋的刘昫。刘昫生活的时代距达摩所生活的时代达四百多年之久，而之前提及达摩其人的《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续高僧传》中，均未提及达摩曾经到过少林寺一事，所以《旧唐书》中的说法值得怀疑。

　　在《旧唐书》之后，成书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的《景德传灯录》，再一次提到达摩曾“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居端而逝”。然而，按照该书另一处的记载，达摩于495年逝世，而少林寺在次年，即太和二十年(496年)才建成。在一本书中存在如此明显的漏洞，那么，书中所提及的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事就很值得怀疑了。正是积于此，有学者认为，达摩和少林寺以及少林武术都没有什么关系。

　　倘若说达摩未去过少林寺，少林寺却有许多与达摩有关的遗迹、遗物，如千佛殿前的“达摩亭”、天王殿西北的“一苇渡江”石像、少室山脚下的“达摩庵”、少室山顶上的“达摩洞”、“面壁石”等，这又如何解释呢？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达摩确实曾经在少林寺建立之前到少室山修行过，因此后来的《旧唐书》等书把后事加诸前人头上，说达摩“寓止于少林寺”。这就像史书中把刚出生的刘邦称作“太祖”是一个道理。

　　达摩与少林寺武术有关吗？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武术又源自何方？这一问题自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其中以达摩或少林初祖跋陀创造两种说法流传最广。

　　我们姑且以为达摩确实到过少林寺，那么，他与少林寺武术有什么渊源吗？也没有。因为《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续高僧传》，以及《旧唐书》《景德传灯录》等一大批史书中，均没有提到达摩与少林武术有关。真正把达摩与少林武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部名叫《易筋经》的武学著作。该书收录了两篇富有神话色彩的序，作者据说是唐初名将李靖和南宋名将牛皋。这两篇序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话说达摩面壁九年圆寂后尸解，即登仙，提着一只芒鞋奔行于“西天”，即葱岭之中。后来，其面壁处开始破损，少林寺僧重修时发现一个石箱子，寺僧慧可将封在石箱上的胶烤开后，发现内有两本书，一本是《洗髓经》，另一本就是《易筋经》，两书均以梵文写就。慧可拿走了《洗髓经》，其他僧人拿走了《易筋经》。僧人们将《易筋经》译出一小部分，发现这是一本武学著作，又是达摩老祖的遗物，于是便照着练了起来。后来有一个名叫般剌密谛的天竺僧人将《易筋经》全部译出，辗转传给隋末唐初“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虬髯客又传给其义妹夫李靖。李靖去世后数百年，这本书又神话般地传到一个老和尚的手里。老和尚自称是抗金名将岳飞的老师，他把这部奇书又传给了牛皋。老和尚为什么不把此书传岳飞呢？据说是因为他早就看出岳飞“名虽成，志难竟”，这显然是指岳飞被奸人秦桧害死之事。但是，牛皋最后也是被秦桧派人毒死的。牛、岳同样的结局，传牛却不传岳，似乎说不过去。再说虬髯客不过是一个传奇故事中的人物，历史上并无其人。因此，这篇序言毫无说服力。

　　近代的研究结果认为，把武术带到少林寺并发扬光大的是少林寺的第二任主持稠禅师。稠禅师又名僧稠，祖籍河北昌黎。

　　稠禅师在三十三岁或者之后来到少林寺，时间约在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512年）。根据文献和实物的相互印证，稠禅师少年时期在另一所有大量武僧活动的佛教寺院——邺下寺院（遗址在现河南省安阳县善应镇境内）修行。邺下寺院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献可考的寺院，这也就是说，稠禅师是“带艺进寺”。当时少林寺的方丈是高僧跋陀，在他主持之时，少林寺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与武术有关的记载，由此可以判断，稠禅师应该是少林寺最早的武僧。稠禅师接任主持少林寺后，少林寺习武风气渐浓，并逐渐发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了精湛而丰富的少林武功。据考证，闻名天下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之事中的第一僧——少林寺主持志操法师，原先就是邺下清云寺的著名武僧。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中唯一一部神鬼小说，这本成书于明朝中叶的小说，自问世以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普及度超过了其他三部名著。书中所描述的几个典型人物——机智多变、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憨厚幽默、爱耍点小花招的猪八戒，忠厚老实、勤勤恳恳的沙和尚，不畏困苦、立志取真经、但不免又有些不明事理的唐僧，几乎是家喻户晓。“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

　　小说《西游记》描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捉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从西天佛祖如来那里取得真经的故事。由于历史上真有位法名玄奘的唐代高僧去印度“西天”取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些人难免会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事实上，神话小说《西游记》虽取材于玄奘取经的故事，然而书中描述的那位玄奘已经被神化，求法取经情节几乎都是想象编造出来的，至于玄奘的三位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也皆属虚构。

　　真实的唐僧一路上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妖魔鬼怪，但其历程也极其惊险。

　　为什么出家？

　　在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出生有着传奇的经历：唐僧的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唐僧出生后也差点遭灭口，幸得母亲偷偷把他放入木盆顺江漂走，才算暂时保留性命。小唐僧在漂过金山寺时被法明和尚所救，取乳名叫江流，成人后取法号叫玄奘，从此与佛祖结下不解之缘。

　　真实的玄奘出生经历至今还是个谜，他生于何时、何地，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玄奘于隋仁寿二年（602年），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出家前姓陈名祎，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

　　那么，玄奘出生时是否有什么异常迹象呢？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大师初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法师说：“为了求法，所以要西行。”这位白衣法师就是玄奘。虽然这只是一段传说，但玄奘法师小时候的表现不同常人确有其事。

　　另有一种说法是，玄奘大师是父母晚年所生，当时他的父亲大约在五十岁左右。晚年得子，让父母对他格外疼惜。玄奘幼年时聪颖早慧，过目不忘，日记千诵。

　　玄奘大师是佛学奇才，那么他是如何出家的呢？《西游记》中记载，玄奘是如来座下金蝉长老转世，踏上西天之路是命中注定的。在《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将玄奘出家的动机解释为对佛法的崇信。相比之下，道宣在《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中的记载则颇为微妙，其中提到“少罹穷酷”四个字，似乎暗示玄奘是因为少年时期生活困顿才出家的。

　　按照《续高僧传》的记载，玄奘的家境开始还是不错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其父陈惠曾是县官，母亲是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玄奘法师是第四子。玄奘的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八岁前他的父亲又因年迈多病而辞官归故，这造成了玄奘幼年困顿的局面。

　　玄奘的二哥首先出家，法名长捷，住洛阳净土寺，玄奘经常跟随他去学习佛教经典。十三岁时玄奘也出家了。成年后玄奘便云游各地，参访名僧。先后向慧休、道深等高僧学习贯通众多佛教经书，造诣日深。

　　那么，是谁促使玄奘西行取经？他西去取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小说中是这么说的：观音菩萨在唐僧举办水陆法会时，问他是否会谈大乘法。唐僧正苦于在国内学不到大乘，就很虚心地向菩萨请教，菩萨趁机指点他到西天取大乘经普度众生。于是玄奘主动向唐太宗请缨，踏上了漫漫西行道路。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中国历史上，早在玄奘之前就有很多人西行取经，这些事迹让玄奘心生向往。其中东晋僧人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国记》，更直接激发了玄奘求取佛教经典的决心。另外一个促使玄奘西行的重要原因是，玄奘在学佛过程中发现，当时佛教界对同一经典的诠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歧义不能相互统一、协调，对于佛教的发展是明显的隐患。

　　唐武德九年（626年），玄奘在长安遇到来自中印度的僧人波罗颇密多罗，他是印度纳兰陀寺权威佛学家戒贤的弟子，能记诵大小乘经典十万颂。玄奘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亲自登门向这位印度高僧请教。玄奘听他说戒贤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于是立下西行求法的决心。

　　西行的真正障碍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西行途中的最大障碍来自妖魔鬼怪。在小说中，唐僧是由唐太宗亲自任命去西天取经的。临行前，唐太宗亲自将通关文牒交给唐僧，还与他结拜为兄弟，对他非常支持。然而，真实的玄奘在西行伊始，最主要的障碍却来自朝廷。

　　初唐时期，国家初定，边界不稳，国人不允许出境。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几次三番申请“过所”（即通行证，小说中的通关文牒），以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此事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求法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根据当时规定，私度边关比私度内地关隘惩罚更重，所以他的这个决定非常危险。贞观三年（629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那年，玄奘刚好二十七岁。从这一天开始，他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真实的玄奘具有坚定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完全和小说中胆小怕事的唐僧不同。

　　玄奘的西方行历程虽没有九九八十一难，却也危机重重，多次险些被抓，但他最终都能顺利过关。

　　玄奘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地界时，住了一个多月，为当地僧众祭坛说法，很受欢迎。凉州是甘肃河西走廊的一个大都会，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当时为防备颉利可汗的突厥军队侵扰，凉州都督李大亮接到朝廷圣旨：封锁边关，禁止人员西行。当玄奘打算继续西行时，凉州守关官兵不敢自作主张开关放行，只好先行呈报李大亮定夺。李大亮知道玄奘的名声，让部下转达他的命令：不许西行取经，立即回京。

　　玄奘顿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也许天无绝人之路，凉州有一位叫慧威的和尚帮了他。慧威是河西一带的佛门领袖，很有权威。慧威得知李大亮的限令后，决定帮助玄奘。他派了慧琳、道整两个弟子护送玄奘偷偷出关。白天官兵防守甚严，无法出关，于是他们夜半更深时找个无人处顺着绳索偷偷出城。

　　玄奘在慧琳、道整两个和尚的护送下，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日后到达瓜州（今安西）。瓜州刺史独孤达敬重佛法，听说玄奘法师来到，热情款待。此时凉州都督李大亮追访玄奘的公文很快也跟来了。他们对玄奘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叫李昌的官员私下将公文拿给玄奘看，并问道：“法师是不是此人？”玄奘迟疑着不敢作答。李昌又说：“请法师说实话，如果你就是玄奘，我为你想办法。”玄奘只得如实相告。知道实情的李昌为玄奘的行动和精神所感动，当着玄奘的面撕掉文书，让他尽快动身。离开瓜州后，他为了避开官府的盘查，不敢公然行官道，却又必须依傍官道，以免遭迷路，但随时有遇到官兵的危险。

　　在瓜州以前，玄奘虽然也遇到了困难，但基本上还算是一路顺利。从瓜州开始，直到伊吾（今新疆哈密）之间的九百里旅途，才是玄奘西行求经最为艰难的一段。

　　瓜州最大的自然特点是沙漠和大风。玄奘告别李昌后，景况就很不妙了。首先，他来时所骑的马死了，从凉州来的两个僧人也相继离他而去，再加上前路艰难，没有人愿意冒险给他带路，玄奘心里一片忧虑。就在这时，有个胡人石磐陀愿意与他同行。可是这胡人并非忠实的路伴，进入沙漠后，因为畏惧，中途丢下玄奘，回去了。无奈，玄奘只好一个人硬着头皮偷偷穿越五个烽燧，进入了八百里大沙漠——莫贺延碛大沙漠。在穿越中，他差点儿被守护的士兵射中。进入沙漠后，虽然没有官兵的威胁，但来自大自然的危险更恐怖。沙漠中独特的海市蜃楼现象，犹如鬼魅魔影，时时缠绕着玄奘，而遮天的大漠风沙不时从他身边裹挟而过。此时，唯一的水囊又不幸失手掉在地上，水洒得一滴不剩。玄奘想到了退却，并且真的退却了。他往回走了十多里，但最终又折回头，向西而去。五天后，在没有水又迷了路的情况下，玄奘奇迹般地走出了沙漠，到达西域第一站——伊吾，又过数日，到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

　　在高昌国内，玄奘再次遇到阻挠。

　　高昌国王麴文泰听说玄奘到来，遣使迎候，并与玄奘结拜为兄弟。他希望用盛情把眼前这位博学的僧人留在自己的身边。玄奘的西行路途再一次受阻，他以绝食抗争，以表他西行的决心。到了第四天，玄奘已经非常虚弱了，鞠文泰只好同意放他走，而且提供了难以想象的丰厚物资。临行前，麴文泰要求玄奘从印度返国路过高昌国时，留住三年。还要求讲经一个月后才能走，玄奘一一答应。

　　离开高昌时，玄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取经团队，总数达到了三十人。这个团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随后的一场大雪崩和高原反应夺去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只有两个弟子和玄奘侥幸存活。

　　631年，玄奘穿越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国土后，终于踏上印度国土，看到了那烂陀寺。

　　此后，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大学里，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学习。这期间，在戒日王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辩论大会上，玄奘的声名大噪，自此，玄奘在印度声名远播，无人能及。

　　641年，玄奘辞别戒日王准备回国，他决定沿着丝绸之路北线，经过高昌国回长安。按照他与鞠文泰的约定，玄奘原本要在高昌国停留三年，但在东归途中得知，高昌王鞠文泰已经不在人世，此约定未能实现。两年后，玄奘回到中土，受到官方和民间热情的欢迎。

　　徒弟和白龙马

　　神话小说中，玄奘不仅在路上收服了四大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小白龙，还带了观音的三宝：锦蝠袈裟、九环锡杖、三个金箍，以及御赐的金钵等。神仙开道，白龙御行，这是何等的威风，然而现实中的唐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非但不幸运，简直是不幸。

　　玄奘一路西行得到很多人帮助，但不是徒弟，如果说一定要找一个徒弟的话，胡人石磐陀勉强算一个，只有他是主动请玄奘为他受戒的。

　　由前文可知，现实中的唐僧起初只有一人，步行五万里才到达西域。当地一个叫慧威的和尚很同情玄奘，派弟子惠琳、道正护送他西行，他们昼伏夜行至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东），两名僧人就回去了。玄奘在瓜州买到一匹马，但苦于无人相引。此时胡人石磐陀来请玄奘为他受戒，并自愿当玄奘的向导。有学者认为这个石磐陀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化身。石磐陀是玄奘收第一个弟子，而且身份是向导，这一点和孙悟空的身份非常吻合。而且自从玄奘为石磐陀剃度以后，石磐陀这个胡人就成了一个胡僧，胡僧与孙悟空的俗称猢狲在发音上非常接近，可能是在流传过程当中发生了音变，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胡人没有像孙悟空一样坚持到底，走到中途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这一刻开始，玄奘只剩下了孤身一人，而他的前方是茫茫沙漠。在沙漠中，玄奘迷路了，这本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想到祸不单行，他的最后一个水囊也被打翻。在经过四天五夜滴水未尽的折磨后，玄奘奄奄一息，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躺在沙漠中默念观音。对于玄奘而言，观音只是他保持生命的精神支柱，真正帮助他走出困境的是匹枣红色的瘦马。显然，这是一匹具有丰富旅行经验的老马，它把玄奘带到了一口泉水旁边。与英俊的白龙相比，这匹马连原型都算不上了。

　　玄奘在西天拜见到了谁？

　　在《西游记》中，唐僧要到达的目的地是西方天竺的大雷音寺，拜见的是如来佛祖。而现实中，玄奘西行的目的地没有雷音寺，更没有如来。真实的如来即释迦牟尼，诞生于前六世纪，并于八十岁涅槃，而玄奘西行已经是六世纪的事情，中间已相隔千年，玄奘到那里当然见不到如来了。

　　玄奘要去的是当时令众佛教徒无限神往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的巴腊贡村），它是当时印度佛教界的最高学府，在此大小乘并举，以大乘为主。玄奘到达这里时受到的迎接盛况和小说有得一比，那烂陀寺的僧众闻玄奘已抵金刚座，特派四位长老前往迎接，更有二百余僧与千余檀越捧幢盖花香前来迎引，在众人的赞叹围绕下将玄奘迎入那烂陀寺。

　　玄奘到那烂陀寺时，正是德高望重的戒贤大师住持此寺。这时，戒贤已百余岁，据说是留寿等候玄奘的，可见他对玄奘异常器重。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以后，又四处游学，游历数十个国家，虚心向名师请教。随后又回到那烂陀寺，向他的老师戒贤汇报学习情况，受到戒贤的赞赏。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印度戒日朝的国王在曲女城举行了佛学辩论大会，请玄奘为论主，参加者有五印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当时玄奘讲论，大家可以随便提问题，但无一人能难倒他。此次辩论让他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五年一度、历时七十五天的大法会。会后，玄奘决定启程归国。

　　玄奘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戒日王千方百计地挽留他，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表示，只要他留在印度，就为他造一百座寺院。可是，这些优厚待遇并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回国盛况

　　小说中对唐僧归唐的经过简单带过，直接由如来座下的金刚驾着祥云护送回国。只提到师徒四人回到大唐后，受到盛况空前的迎接。

　　现实中，玄奘归国的路途确实是平坦无阻的，而且有人护送，但不是神仙，而是由几个国家的国王以接力形式护送回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回长安，迎接的阵仗也是空前的，“道俗奔迎，倾都罢市”，无论僧俗都来迎接，以至于整个首都的市场都停了。玄奘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在朱雀街之南陈列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经佛像。

　　《西游记》的结局，说唐僧师徒将经书送回大唐后，又由金刚带回西天，如来给几个人分别授了职位。真实的情况是，玄奘回国后，唐太宗曾让他还俗辅政，但被大师婉言拒绝，他的心思都在翻译带回的经书上。

　　玄奘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放在翻译工作上，他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新译。以前的翻译方式叫旧译，旧译以真谛和鸠摩罗什为代表，旧译者多为外国人，这些人因不精通汉语，或者过于强调意译、直译，往往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玄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既精通梵文，又精通汉语，所译经典既不失原旨，又通顺流畅，便于中国人阅读。

　　玄奘回国后还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大唐西域记》，此书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因此，这不仅让国人开阔了视野，也对印度考古界提供了大量史料。现在几乎所有涉及古代印度问题的书都会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

　　然而，从史实角度来看，杨家将的故事只是戏曲小说对杨业血战陈家谷，最后忠勇殉国的悲剧性历史事件的艺术化演绎。历史上真正的杨业死后，只有他的儿子延昭（即六郎）、孙子文广曾是宋朝守边的名将。民间之所以演绎出“杨家将”这一反抗外族侵略的英雄“群像”，源于宋元以来深受外族侵扰的北方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的纪念和向往。

　　民间小说、戏曲与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传说中的诸多人物和事件是不存在的。根据传说以及演义等的记载，杨家将的谱系是这样的：

　　杨门男将：第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继业有八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名叫杨延昭，又名杨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广，文广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怀玉。

　　杨门女将：主要人物有佘太君、王怀女、穆桂英等。

　　杨门谱系，特别是杨门女将是从《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及《杨家将》二书而来，由于这些人物艺术形象塑造得好，深为老百姓所喜爱。

　　然而，在正史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人确实存在，但他们的事迹远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神奇。而其他人物则难寻踪迹，或者身影模糊。

　　杨业确有其人，身死另有隐情

　　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功名最盛，牺牲最为壮烈。

　　根据传说，北宋初期，辽兵来犯，朝廷立擂求帅。太师潘仁美之子潘豹想挂帅，于是摆台逞凶，打死多人，后被杨七郎劈死，杨家夺得帅印。不久老令公挂帅出征，潘仁美公报私仇，没有按原定计划接应，害死杨七郎，老令公杨继业被困两狼山，最后碰碑而死。其他杨家兄弟个个血染沙场，大郎、二郎、三郎三英捐躯，四郎、五郎或出家或流落异邦，只有六郎回到家中。杨继业的夫人佘太君上书皇帝，斥责潘仁美按兵不动；加上八贤王等人的帮助，潘仁美最终被贬官。民间传说中，杨继业有七子和八姐九妹，杨业死后，宋帝勉慰其家，赠太君龙头拐杖，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以上传说有部分事实，但不尽然。

　　历史上真正的杨业本名叫杨重贵，其父杨信是麟州（陕西神木北）的土豪，趁五代混乱的时候，占据麟州，自称刺史，后先后归附过后汉、后周。大约是在杨信归附后汉的时候，为了结交当时河东节度使刘崇，他派少年杨重贵前去太原。后杨信投靠后周，杨重贵则留在了太原。杨信死后，杨业的弟弟杨崇勋继任刺史，又以麟州归附了北汉刘崇。其后杨崇勋又归附了后周。

　　虽然杨家这样反复地归顺，但是在五代那个混乱特殊的年代，杨重贵在太原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刘崇很看重年少英武的杨重贵，他认杨重贵为养孙，改其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因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称其“无敌”。

　　刘继业在北汉时期的主要对手是辽国，有《辽史》为证。《辽史》中记载，刘继业归顺北宋后，与辽军对阵，辽将耶律斜轸责问已改名为杨业的刘继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北汉一直臣事辽国，杨业怎么会与辽国交战呢？原因是，当时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必然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根据耶律斜轸的话可以看出，刘继业与辽军对阵三十余年未处下风，虽然规模不大（只是“角逐”），但足以担当“无敌”的称号。这样的经历也让刘继业积累了丰富的边防经验。

　　北汉灭亡以后，刘继业归降北宋，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刘继业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后宋太宗派刘继元亲自招降，刘继业才大哭解甲归降。

　　刘继业归宋以后，恢复本姓“杨”，单名业。因为对防御辽国有丰富经验，被朝廷委任掌管代州（山西代县）和三交（太原北）一带的驻防事宜。任职第二年，杨业即破辽兵于雁门（山西）。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大举北伐攻辽，杨业、潘美率西路军攻克云（山西大同）、朔（今朔县）、寰（朔县东北）、应（应县），东路军曹彬克涿州。辽国萧太后南下应援，不久，宋朝的东路军在河北战败，杨业奉命护送四州百姓撤退，途中与辽国大军相遇。主帅潘美与监军王侁迫令杨业出战，杨业自知不敌，无奈之下仍旧孤军力战，终被陷于陈家谷口（山西朔县南），重伤被俘，绝食而亡，年约六十。杨业的事迹当时即被人传述，后逐渐演为“杨家将”故事。

　　根据演义、小说所述，害死杨业的罪魁祸首是潘仁美。据民间传说，在雍熙三年宋军北伐时，潘仁美是西路军主帅，杨业是他的副手。由于潘美对杨业的才能非常嫉妒，所以在杨业乘胜追击时，故意囤兵不动，又不给予粮草供应，最终导致杨业兵败身亡。在《宋史·杨业》中也有如此一段记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大意是说：当时戍边的主将非常忌妒杨业，悄悄上书诽谤杨业，宋帝看了之后什么也没问，而是把奏书封好送给杨业。当时杨业尚未伐辽，还在驻守雁门关，任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而在杨业之上的“主将”是谁呢？民间一致认为就是指潘仁美。然而在杨业之死事件中，潘仁美并非是罪魁祸首，而是监军王侁。

　　也有人提出，害死杨业的最终祸首并非王侁，而是另有其人。当时与王侁同为监军的还有刘文裕。刘文裕官职在王侁之上（团练使高于刺史），并且是外戚，有一定的沙场经验，他在军中权力不应低于王侁。王侁监军权力再大，也不可能只手遮天。这样推论下来，杨业之死或许更应该由刘文裕负责。当然，无论如何，王侁决策失误的罪责是逃不掉的。

　　杨六郎应为杨大郎

　　传统戏曲中，杨老令公与妻子佘老太君一共生有七个儿子。还有戏曲中说杨继业有八个儿子，号称“七狼八虎”。《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共有七子，而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说杨业仅五子。至于南宋王朝的《东都事略》中，则只提到杨延昭一个儿子。从诸种史料看来，到底杨业有几个孩子至今还是个谜团。

　　《宋史》记载的七个儿子分别是：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其中杨延玉随乃父征战，于陈家谷口一战殉国，其余六子，后皆善终，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官名)。可见，他们并无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说。

　　杨业的四子是颇受后人争议的人物。杨四郎在正史中名为杨延环，而在民间戏曲中叫做杨延辉。元曲中曾说杨四郎在两狼山战役后就不知所终，明代《杨家府演义》则称杨四郎在战斗中并未失踪，而是被辽兵捉住。萧太后喜爱四郎的一身好武功，又见四郎生得一表人材，于是将琼娥公主许配给他，这样杨四郎就做了契丹人的驸马。在后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屈膝乞降，叛君忘父的叛徒。《宋史·杨业传》中却记载，杨业战殁后，杨四郎被朝廷封做了殿直官，并未有变节行为。所以，四郎到底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此外，杨八郎也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忽有忽无。

　　在“杨家将”传说的男性主角中，除了老令公杨继业，最著名的就是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了。然而，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本貌。

　　根据正史记载，杨六郎是杨业的儿子杨延郎（后改名为杨延昭），这没错，但他却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子，而是长子，只是被称为六郎。传说中杨六郎还是地位显赫的郡马爷，但从正史中杨六郎的生活轨迹看，他长年镇守边关，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更没在京城生活过或任过职，不太可能是柴家的郡马。

　　根据史料记载，幼年的杨延昭沉默寡言，但是总是喜欢玩行军作战的游戏，杨业看了以后说：“此儿类我。”以后出征都会带他同行。杨业阵亡以后，杨延昭继续在河北的边防前线任职。北宋咸平二年（999年），辽国南下进犯。当时杨延昭正在遂城，由于遂城小，又没有作好防守的准备，遭到了辽军的猛烈围攻，城中人心惶惶。杨延昭召集城中壮丁，授予武器，配合宋军，全力固守。当时正值隆冬，杨延昭命人担水浇在城墙上，一夜之间就冻成了坚冰。城墙光滑难登，辽军的猛烈攻势无法继续，只好撤退，宋军缴获了辽军遗弃的军资器械。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因功被授予莫州刺史。

　　澶州之役时，杨延昭反对议和，他的主张和当时的丞相寇准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北宋朝廷并未对此作出反应。杨延昭就自己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以后澶渊定盟，杨延昭因为守边的功劳，屡次升迁，最终被授予高阳关副都部署。后来，杨延昭卒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为他落泪。

　　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国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那么，辽人为什么称他为杨六郎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因为辽人迷信，相信天上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星是专克辽国的。因为杨延昭对于辽人很有威慑力，辽人以为他是那第六颗星转世，因此称他为杨六郎。后人或许就是根据“杨六郎”这个称呼，将杨延昭演义为杨业的第六子。

　　杨宗保子虚乌有

　　按照小说的谱系，杨六郎之子为杨宗保，其孙为杨文广，然而根据《宋史》记载，杨延昭的第三个儿子叫杨文广，杨宗保这个人物不存在。

　　杨文广起初因为讨伐逆贼张海有功，被授予殿直。后来与安抚陕西的范仲淹相遇，范仲淹发现杨文广很有才能，就把他带在身边。名将狄青南征广西时，杨文广随军从征，此时的杨文广还是个无名之辈。后来，宋英宗认为杨文广是名将之后，而且还有功劳，于是提拔他为成州（甘肃成县一带）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总管。他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

　　当时，名将韩琦派杨文广率领部队前往离秦州（甘肃天水市）西北修筑筚篥城。由于先前宋军修建城堡，西夏人都会出兵破毁。于是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之计，扬言要到某地修建喷珠城，引西夏军队前去破坏。然后率军迅速赶往筚篥，连夜构筑好了防御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第二天天明，西夏骑兵至，看到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做好了准备，只能无奈地撤退。临走前遗书说将奏请以数万骑兵再来破坏。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出击追杀，斩获甚众。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追击敌人，杨文广说：“这是先声夺人，可灭了敌人的气焰。再说，此处是必争之地，若让西夏人知道了并夺了去，就很难再夺回来了。”经此一击，西夏人果然不敢再来捣乱。

　　当年九月，甘谷、筚篥等三个城堡修成。皇帝下诏嘉奖，赏赐丰厚，并任命他为知泾州（甘肃泾州）镇戎军、定州路副总管，迁步军都虞侯。后来，辽国与宋朝在代州的边界划分上发生争执。杨文广向朝廷献上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策略，还没等到朝廷上的回音，杨文广就死于任上，北宋朝廷追赠他同州观察使。

　　杨门女将扑朔迷离

　　“杨家男将”已然半真半假，扑朔迷离，那么“杨门女将”又如何呢？答案依然是“扑朔迷离”。正史中，杨家将中没有佘太君，也没有穆桂英，但在一些史籍中却又能找到蛛丝马迹。

　　先来说说正史。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向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所以正史中没有记载杨门女将。然而，此说的漏洞是，正史中有其他女将女帅的记载。比如，王莽时期，山东琅琊就出了个奇女子——吕母，此女后来成为统领一方的女将军（见《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吕母以后，有名的女将还有隋末唐初时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李渊起兵反隋时，平阳公主和丈夫柴绍一起为李家招兵买马，“勒兵七万，威振关中”。李渊渡过黄河以后，平阳公主领精兵一万与李世民会师渭北，并开设幕府，俨然行军主帅，她的部队也号称“娘子军”。

　　以上这些巾帼英雄都是见诸信史的，但是，在民间人人皆知的“杨门女将”，在正史中却连影子都没有。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正史不可能不记。退一步，即使《宋史》不记，专收“义妇节妇”事迹的《烈女传》也应该有记载。可见，杨门女将是否存在值得怀疑。

　　假如杨门女将只在小说中出现，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她们是艺术虚构的，然而，在一些历史资料却又隐约能看到她们的影子。

　　先来说说佘老太君，戏曲传说中，佘太君原名佘赛花，是杨业之妻，杨府的老祖宗。杨六郎、杨宗保相继去世后，杨家将中，除杨文广外都是清一色的巾帼英雄。那时，国家多难，边境吃紧，杨文广领兵出征西夏被重兵围困。朝中无将，佘太君以百岁高龄，率十二寡妇征讨西夏，将西夏击败，救出文广，其举让人敬佩。

　　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历史上确有佘太君其人。清代光绪《保德州志》载：“杨继业……事北汉为建雄军节度史，娶折德扆女。”折德扆是后汉隐帝时期的府州团练使，这个“折德扆女”据称就是佘赛花，封号太君。“佘”是“折”的讹传。

　　《保德州志》还说，折家屡世居住在陕西府谷，从折氏曾祖以来，世袭军职，多次参加抗辽战争，而杨家也是世居此地，代代习武，两家正所谓是门当户对。佘太君自幼受其父兄的影响，酷爱研习兵法，颇通将略，曾协助父兄练兵把关。折杨两家结亲后，佘太君随夫杨继业侍北汉。夫君边关打仗，她在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环习武，仆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不亚于边关的士兵。

　　此外，在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杨氏族谱》中也提到了佘太君。

　　既然佘太君确有其人，且如此出名，为何正史中没有为其立传呢？有人认为，对于杨门这样的习武家庭而言，女人能够助夫上阵，训练兵丁是平常的事，所以没有为佘太君立传也不足为奇。这个说法有些牵强。鉴于佘太君的事迹多见于清代的资料，所以佘太君这个人物是否真的存在，依然真假难辨。

　　穆桂英是杨门女将中另一个受人瞩目的女将。戏曲中称她是杨宗保的妻子，她的亮相非常精彩。

　　话说杨业死后，杨六郎挂帅抗辽，屡立战功。后被内奸王强陷害，好友任堂惠代他而死，杨六郎则化名去北国贩牛，大摆牤牛阵。大败辽兵后，他才恢复真名杨延昭，并第二次挂帅征辽。当时辽兵摆下天门阵，六郎无法攻破，有高人指点说，唯有寻来降龙木，才能破阵。这降龙木长在山大王穆柯寨内，寨主便是十八岁的女将穆桂英。杨延昭派部将孟良、焦赞前去借木，不想二人却变成偷木，被穆桂英打得落荒而逃。路上二人碰到元帅十七岁的儿子杨宗保，两人用激将法让杨宗保陪他们去会穆桂英，结果三人都被生擒。穆桂英对杨宗保很是倾慕，她说自己是忠良之后，愿献降龙木，并随军攻天门阵，但要杨宗保娶她为妻。杨宗保起初不同意，后被穆桂英一番言语所感动，答应结亲。第二天清晨，杨六郎见儿子三人未归，亲自来攻打山寨，结果被穆桂英生擒。幸亏孟良听到动静，才解除误会。杨六郎羞愧而归，杨宗保等人尴尬不已。

　　等杨宗保三人回到宋营，杨六郎准备处置儿子，正欲行刑时，穆桂英闯营，以献龙木，杀辽将，帮破天门阵为条件保杨宗保人头。几经周折，杨六郎终于认识到穆桂英的本领，不但答应了儿子的婚事，还保举她当攻打天门阵的大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穆桂英带领众人终于破了辽人的一百单八阵。当穆桂英射杀天门阵主帅时，因用力过猛，儿子杨文广降生了。

　　以后，穆桂英又曾多次领兵挂帅，充当大将，频频扭转战局。然而这个威风凛凛的穆桂英元帅在正史中却未有记载，加上杨宗保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压根就不存在，所以不少人认为穆桂英也不存在。也有人说穆桂英这个人虽然是虚构的，却可以从杨氏的眷属中找到原型。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有位堂兄叫杨琪，此人曾娶慕容氏为妻。慕容氏是当时鲜卑大族，也是世代习武。所以，这位慕容氏或许是穆桂英的原型，“穆”也许是“慕容”氏的转音。而“桂英”是民间通俗的名字，戏曲小说本就允许改编，于是就有了以慕容氏为原型的穆桂英。

　　当然，以上终归是猜测，尚没有真凭实据。

　　杨家将因何走红

　　杨家将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历久弥新。那么，杨家将故事是如何家喻户晓的？这其中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到了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写过一篇文章，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并且指出杨家将故事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广泛流传。这篇文章写于杨业去世后的第六十五年，篇名叫《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这位杨君是杨家的后人，名叫杨琪。北宋另一位大文豪苏辙也写过一首《过杨无敌庙》的诗，他的诗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杨家将故事在宋代的影响力。

　　到了南宋，民间艺人把杨家将故事编成了话本，在民间越传越盛。由于北宋最终为外敌所灭，面对屈辱求和的南宋政府，他们对那些血战保国的将领更加敬仰和怀念。南宋的民间艺人对杨家将的故事进行了大胆想象和艺术加工，不断加入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人物。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书中根据与杨延昭同时代的将领杨嗣创造了七郎杨延嗣这个人物，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舍命救援宋太宗的情节。

　　到了元代，杨家将故事形式又有新拓展，出现了杂剧，比如《昊天塔孟良盗骨》等等。到了明代，杨家将故事进一步丰富，出现了《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杨家将故事以小说、评书的形式广泛流传。这些故事反映的时间跨度加大，从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一直写到宋神宗赵顼，约一百年的历史。

　　明朝中后期，朝廷积弱，外敌虎视，这种局面与宋朝相似，杨家将成了民间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另一方面，明政府也非常推崇杨家将，希望借此宣扬忠君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中，杨家将的故事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和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两部书，使得杨家将故事最终定型。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目有三百六十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这些小说和戏曲与历史事实出入已经很大，成了英雄传奇。

　　唐宋八大家有三位是一家人，即苏老泉（苏洵）和他的儿子苏东坡（大苏）、苏辙（小苏）。在民间传说中，苏家还有一位聪明绝世无双、资质过人数倍的人物——苏老泉的女儿、大小苏的妹妹苏小妹。因为她是女的，按当时的制度无法参加科举，因此在政坛上没留下足迹，但在民间的名气很大。

　　根据民间传说，苏小妹与当时的大才子秦少游喜结良缘，还演绎出许多有趣的故事。然而，与本书中其他故事一样，这一对才子佳人的故事在正史中也无迹可循，两人的夫妻关系纯属拉郎配。

　　妙趣横生的传说

　　苏小妹的父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据说，苏小妹比起父兄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她的才情有多高呢？有民间传说为证。

　　传说一：与大哥斗诗。

　　据说苏小妹长得很俊俏，只是额头比较高，眼睛比较深。一天苏东坡拿妹妹的长相开玩笑，形容妹妹的凸额凹眼：

　　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

　　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

　　苏小妹嘻嘻一笑，当即反唇相讥：

　　一丛哀草出唇间，须发连鬓耳杳然；

　　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

　　这诗是在讥笑苏轼那把乱蓬蓬的络腮胡须。念完诗后，苏小妹再一端详，发现哥哥额头扁平，了无峥嵘之感，又是一幅马脸，长达一尺，两只眼睛距离较远，整个就是五官搭配不合比例，当即喜孜孜地再占一诗：

　　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

　　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到耳腮边。

　　苏轼一听乐得拍着妹妹的头大笑不已。

　　传说二：堪破佛言。

　　苏东坡喜欢参禅，有许多和尚朋友，其中佛印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两人经常斗法，苏东坡往往败北。一次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佛印对苏东坡说：“观君坐姿，酷似佛祖。”苏东坡心中欢喜，看到佛印的褐色袈裟逶迤在地，就故意对佛印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微笑而已。苏东坡心想这回让佛印和尚吃了一记闷亏，暗暗得意，回家禁不住将此事告诉苏小妹，想不到苏小妹却说：“哥哥，你又输了。人心如何，看外物便为何，佛印看你似佛，只因他心中有佛。你见佛印似牛粪，那你心里装的是什么呢？”

　　苏轼算是才高八斗，苏小妹此等见地比苏轼要高许多了。

　　传说三：对诗选婿。

　　春日一天，苏老泉在家欣赏盛开的绿球花，看到高兴处提笔作“绿花球”诗，写了一半便写不下去了。正好朋友黄庭坚来访，苏小妹就提笔代父续写了后一半。全诗一气呵成，天衣无缝，如出一人之手，黄庭坚大加赞赏，便为大才子秦少游说亲。苏小妹续诗之事，传到高太后及丞相王安石耳里，他们对苏小妹也很感兴趣，高太后欲娶她为侄媳，王安石想为儿子求婚。太后娘家侄儿是无赖，王安石是自己的政敌，苏老泉对两门亲事都不愿意，但不知如何推辞。苏小妹知道后，挥毫写了一本卜卦的书，标明是“天书”，装在玉石匣里封好，让人深夜放到皇宫围墙内。第二天，巡夜官发现“天书”，将它交给皇帝。皇帝发现里面的内容非常神秘，似能为世人指点迷津。高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来为侄儿的婚姻问题查阅天书。结果发现侄儿属鼠，小妹属虎，虎即是猫，这是犯忌的婚姻，于是不再提亲事。王安石的儿子人品文才确实不错，秦少游也是青年才俊，苏老泉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将秦、王二人的诗文放一起让女儿评点。小妹认为王才华横溢，但更喜欢秦少游的诗，苏老泉决定择秦少游为婿。

　　黄庭坚将苏小妹的情况告之秦少游。秦少游听说过苏东坡取笑苏小妹容貌的诗，以为苏小妹可能其貌不扬，至于才学，仅听传闻，未见其实。于是他决定先暗中调查一下，再决定是否去求这门婚。一天，苏小妹陪母亲入庙进香，秦少游装成道士，亲自考察。小妹出轿上殿，少游已看清其脸，虽不是国色天香，容貌却也不差，于是试验其才。少游问：“小姐有福有寿，愿发慈悲。”小妹答：“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小妹说完便要上轿起程，秦少游又问：“小娘子一天欢喜，如何撤手宝山？”小妹随口答道：“疯道人恁地贪痴，那得随身金穴！”小妹一边说一边上轿，少游在一旁痴痴相望。小妹随行女仆打听跟随少游的书童，得知那道人是秦少游伪装的，回来将此事告诉苏小妹。小妹付之一笑，嘱咐丫环们不要多话。

　　秦少游经过此番考察，对苏小妹很是佩服，就择了吉日，带了财礼，亲往苏府求婚。苏东坡从旁赞成，苏老泉当即应允，但小妹不肯，提出要夫婿金榜题名后才可洞房花烛。少游只能依她，参加了礼部大试，中了进士。

　　结婚那天，亲朋好友齐聚苏老泉家，前来祝贺。是夜，月明如昼，前厅筵宴已毕，少游准备进婚房，只见婚房紧闭，庭院里放着一张小桌子，丫环守在桌边道：“奉新娘子命令，考你三道试题，全部答对，美酒三杯，请送婚房；二道答对一道答错，清茶解渴，直待来宵再试；一道答对二道答错，罚在外厢读书三月。”秦少游想这有何难，笑着接题。少游略一凝思，答出了前两题，到第三道试题时却为难了。该题是对联，上联为：闭门推出窗前月，要求续下联。秦少游起初觉得容易，仔细想来，实属不易。少游在院中左思右想，不得其对。正在慌乱之际，恰逢苏东坡前来打听妹夫的消息，他听少游在庭院中吟哦“闭门推出窗前月”七个字，右手做推窗之势，心想此必小妹以此对难之，少游为其所困，自己得帮帮他。正好少游走到庭院花缸旁边，花缸满贮一缸清水，东坡触动了灵机，想出了下联。他想过去将答案告诉少游，又怕妹妹发觉，连累妹夫失面子，于是在远处站着咳嗽一声，然后在地上捡了个小石子投向缸中。那水为石子所激，跃起几点，扑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纷纷淆乱，少游当下领悟，遂提笔对曰：投石冲开水底天。丫环拿着第三道试卷进去后不久，只听“呀”的一声，房门大开，苏小妹手棒银壶，将美酒斟于玉杯之内，献给新郎。少游心花怒放，连饮三杯。而后，二人携手步入洞房。自此夫妻和美，白头偕老。

　　苏小妹子虚乌有

　　苏小妹的故事听起如此有趣动人，然而，历史上，苏老泉（即苏洵）、苏东坡（苏轼）、苏辙、王安石、秦观，即秦少游等人在《宋史》中均有传，却独独没有苏小妹其人。

　　根据史书记载，苏洵共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是苏轼、苏辙（即大苏小苏），大女儿八娘，是苏轼的姐姐，嫁给程子才为妻。二女儿是苏轼的妹妹，嫁给柳子玉为妻。三女儿既未留下名字，也不知其是否婚配。大概是这个三女儿排行最末，后人给她取名苏小妹。但这个苏小妹绝不可能遇到秦少游。

　　因为，苏洵死于治平三年（1066年），大文学家欧阳修为他写了墓志，墓志中说：“君女三人，皆早卒。”说明苏洵的三个女儿都比他早亡。当时秦少游才十七岁，那时与苏氏一家尚不认识，所以不存在黄庭坚向老苏提亲之事。秦少游与苏轼相识时已是熙宁十年（1077年），当时苏轼在徐州做官。秦少游写了篇《黄楼歌》，苏轼大为欣赏，认为他有屈原、宋玉之才，两人至此为莫逆之交。按照以上记载推算，秦少游与苏家结识时，苏洵已死十一年，他的三女儿死了还不止十一年，这两人是不可能婚配的。

　　另外，从苏轼、苏辙来往的信件中亦找不到有关苏小妹的任何记载，可见是民间杜撰的结果。

　　其实，在史书中，秦少游的妻子有明确记载且有名有姓，叫徐文美，岳父是徐主簿。秦少游，名观，号淮海居士，高邮人，有《淮海集》流传至今。他在《徐居主簿行状》中明确地谈到徐主簿将大女徐文美许配给他为妻。这也证明秦少游之妻是徐文美而不是苏小妹。

　　其实早在清朝时，就有人提出秦苏婚姻的传说与事实不符。清朝赵吉山曾引用《云谷卧余》说：“世传苏子瞻（苏轼）有小妹嫁为秦淮海（少游）之妻，而造为无稽之谈以实之，皆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今所传苏小妹之诗词对话……原属不根之论”，“今俗传为秦少游之妻，误矣！”

　　那么，民间传说为何津津乐道，肯定秦少游娶了苏小妹呢？一是秦苏两家关系不平常。秦少游、苏小妹均比苏东坡小，让二人喜结连理，才子佳人相配，是门当户对的上上婚姻。二是苏洵教子有方，大家断定他教女肯定也行。他自己是文学家，两个儿子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小姑娘受父兄熏陶，必定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才女应配才子，小妹的父兄择秦少游作她的郎君，符合推理。于是明朝天启年间，文学家冯梦龙把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苏小妹三难新郎》，随后的一些文人墨客又据此为蓝本，添枝加叶，编造了许多有关秦、苏之间的婚姻趣事，不明真相的人往往就将此传说当成了历史。

　　提起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四大才子，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和周文宾。因为自古以来小说、戏曲乃至现在的电视剧，都是这么说的。唐伯虎的风流、祝枝山的阴谑、文征明的憨厚、周文宾的俊美，随着“三笑点秋香”、“王老虎抢亲”之类精彩剧目的演绎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查过史书才发现，原来占戏份很多的周文宾又是一个“不存在”。

　　传说中的“王老虎抢亲”

　　据说周文宾在四大才子中年龄最小，长得最帅。他出身名门，文采飞扬，才思敏捷，少年便中进士。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夜，祝枝山在虎丘搞了场灯谜会，风度翩翩的新科进士周文宾猜谜得第一，获得第二名的是苏州大财主王大户的千金王小姐，那天她女扮男装，风流倜傥，自称王老弟。周、王二人一交谈，均为对方的学识才智所倾慕，于是相约在某日到寒山寺换帖结拜金兰。届时周文宾准时到了相约地点，发现来的是位绝色佳人，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王老弟，爱慕之情顿生，王小姐也频送秋波。

　　周文宾回到家中，告诉父母自己对王小姐的爱慕，请父母去提亲。周父经过调查，发现王大户治财有方，老实本分，两家也是门当户对，于是决定促成此事，以成全儿子的心愿。但王大户脾气古怪，有许多官宦子弟欲与其女结为秦晋之好，均被谢绝，自己去提亲估计也不成。正在父子对此发愁的时候，唐伯虎给他们出了主意。他说，王小姐有一个哥哥叫王老虎，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公子，而且好色，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做文章。

　　这天，周文宾打扮成少女模样，款款细步，招摇过市，出现在王老虎必经之地。王老虎是个好色之徒，哪经得住这般挑逗，就约好了几位纨绔子弟，备了一副花轿，打算强抢。这天中午，王老虎及随从蓦然发现，这个猎物独自伫立在北门桥上，裙裾飘飘，宛如天女下凡。王老虎觉得机会难得，于是让手下人一涌而上，将其绑架到轿中。“少女”见众恶少前来，先是惊慌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后到轿中，莺啼燕语，自诉是大户人家出身，愿侍奉王老虎左右，但必须要举办婚礼，否则宁死不从。王老虎听了，心花怒放，决定把此女抬进王府，暂放妹妹房中，晚间邀约亲朋好友，举办婚宴，拜堂成亲。王大户听说此事，大为不悦，但又害怕如不举办婚礼，儿子会因抢亲之罪受到惩处，于是只好同意。

　　周文宾与苏州才女王小姐同处一室后就露出了真面目，并且把计划说与了王小姐。第二天一早，王小姐说男女授受不亲，自己无脸见人，闹着要上吊自尽。王大户夫妇急忙跑来，左劝右劝都不听。此时绸缎布店、木器行、小百货等陆续送来嫁妆。家里正在忙乱不堪、尴尬万分的时候，大才子文征明前来凑热闹，假意欲与王大户做书画生意。由于文征明与王小姐母亲沾点亲，王大户遂把家中丑事谈了一二。文征明听后哈哈大笑，说不如假戏真做，以错就错，将小姐嫁给周文宾，两家门当户对，佳人配才子，是上上婚姻。王小姐听了此话才破涕为笑，王母也无意见，但怕男方不允。文征明说：“周家父子的工作，包在我身上，你们尽管做好迎亲的准备。”王大户到了这时也别无良策，只好答应这桩婚事。不一会儿，文征明前来报喜，称周文宾父母同意即日成婚。这时王老虎也赶回家来，只待晚上拜堂，没想到标致的“少女”变成了英俊的小生。

　　当晚，周王两家在周家举办了婚宴，周文宾、王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

　　周文宾查无此人

　　查《明史》及其他正史，明朝中后期，苏州确有“江南四杰”“吴中四才子”之说。但是据《明史文苑传》记载：苏州四才子是祝允明（枝山）、唐寅（伯虎）、文征明、徐祯卿，而传说中的周文宾在任何典籍中都查不到。所以，可以断定是后人把徐祯卿换成了周文宾。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江苏苏州）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国子监博士。徐祯卿出身贫寒，长相难看，但聪明好学，学识渊博。他在四才子中年龄最小，科举功名最高，官也做得最大。他与唐伯虎是邻居，也是“刎颈交”，与祝枝山是“忘年交”（年龄相差十九岁），与文征明是“文字交”。唐伯虎非常赏识徐祯卿的才能，曾将他推荐给画坛领袖沈石田，名士杨循吉等。徐祯卿以诗闻名，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合称“诗中四杰”，再加上王廷相、康海、王九恩，又称明代“前七子”，在当时及整个文学史上都有极大的影响，《明史》称他为“吴中诗人之冠”。

　　按理说，徐祯卿记忆力超群，“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还绝顶聪明，少年时代即已“工诗歌”，这些都很符合“才子”的特征，可为什么偏偏要把他逐出“四才子”之列呢？可能有四个原因。

　　其一，徐出身清贫，他的婚姻状况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人们主观地认为，他的婚姻不会那么浪漫风流，相反更可能因贫困而出现家庭危机。

　　其二，徐是一位丑男。根据史料记载，徐祯卿生就一双三角眼，眼神犀利（“双瞳烛人”），且多眼白。这种长相很可怕，会让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此人阴森狡诈。所以当他考取进士时，明孝宗本想将他留在身边，但召见之后，便因为他的长相放弃了重用的念头。就长相而言，要他去演绎风流才子的韵事佳话，显然不合格。反之，虚构的“周文宾”风流倜傥，出身富家，与唐祝文三人的传说浑然一体。用周文宾取代徐祯卿，可以使四才子更有名气。

　　其实，从现有的史料看，徐祯卿虽是丑男却无劣迹，是个循规蹈矩，且颇有建树的文人。这真是应了“人不可貌相”的古训。

　　其三，与其他三位才子终老吴中不同，徐祯卿中进士之后便留京任职。后来，他的文学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与李梦阳、何景明交往频繁，渐渐“悔其少作”，改而推崇汉魏盛唐，在“前七子”中位列第三，从此跻身主流文人之列，同多少带有叛逆味道的吴中文人分道扬镳。这大概也是他被逐出“才子”之列的重要原因。

　　所谓“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前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可见，徐祯卿是一个颇有使命感的文人。

　　简单地说，《水浒传》是一部写“土匪强盗怎么形成”的书。有不少人把它当历史看，事实上，严格地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都称不上，只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一分真、九分假。所谓“演义小说”，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却是编造出来的。换言之，《水浒传》这部演义小说只是历史人物、事件的大合集。只是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让后人以为这就是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反倒隐退了。

　　“一百单八将”原型只有三十六人

　　《水浒传》中塑造了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个个形象鲜明，故事生动。但是，与史书对比，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大都是创作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

　　据史家考证研究，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这就是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件，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一百零八将，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这三十六个人在正史书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再加工而成的，这样一算，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就一分真、九分假了。

　　梁山泊位于山东西部，原是个很小的湖泊，后因从五代到北宋期间黄河多次缺口泛滥，它与四周的许多小湖泊汇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纵横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错，芦苇纵横，并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当时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营生。有若干股势力日益增大，人数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败、盘剥与压迫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军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于是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

　　最初四五年，宋江等人一直坚守在梁山泊，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义，随后离开梁山泊，转战于青、齐、濮各州之间，官府也才开始注意到这支起义军的存在，并下令“（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抚山东盗宋江”（见《皇宋十朝纲要》）。该起义军最终以被官府招安结束。

　　宋江起义规模到底有多大，从《宋史·侯蒙传》《宣和遗事》等的记载看，只有三十六人。据郎瑛《七修类稿》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这个名单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作为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仅三十六人就“横行齐魏”，官兵数万人不能抵抗，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有人认为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义军大小领袖的总数，也就是说与宋江一起举事起义的三十六条好汉，后来每一个好汉统率一支部队，但为了方便起见，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称呼，这种解释倒也合理。那么，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底有多少人？由于史无记载，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推测至少应有数千人。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三十六位英雄，为何到了《水浒传》却变成一百零八位呢？或许是作者“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类稿》载），使小说更添传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于流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之多，宋江起义只是其中规模与影响都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时编印出版了《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现《水浒传》，将宋江起义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感人，因而使这次原本平常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但是，小说虽与历史有联系，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看《水浒传》时所要注意的。

　　宋江是否征方腊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小说中，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镇压方腊了。方腊起义是与宋江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从起义规模和影响上讲都比宋江起义大得多。

　　关于此说，史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以及《大宋宣和遗事》都称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中却明确地说，折可存是在征方腊胜利后才逮住宋江的，换言之，宋江没有征过方腊。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争论不休。由于这些史书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学家，基本上是当时人写当代史，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宋江投降、征方腊的记载不会有误，反倒是折可存墓志铭记载可能会失真。

　　然而，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却发现宋江征方腊一说疑点重重。

　　前述史书中虽然提到宋江灭了方腊后，被封为节度使，但没有具体的时间。此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等书都提到，宋江曾经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征方腊。然而，根据《宋史》，宣和二年宋江还没有投降，又如何去征方腊？这一资料显然不准确，至于宣和三年，从《宋史》中看，也不太可能，这可以从下面两段文字中得到印证。

　　《宋史·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1120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浙江金华），又陷衢州……宋至道三年（1121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

　　这段记载对方腊失败、宋江起义的时间、地点都记述得很清楚：1120年，方腊起义，先后攻下婺州、衢州、杭州等处，正激战中，宋江于1121年起兵犯淮阳军。到了四月，方腊起义失败。

　　至于宋江何时投降，上面这段中没有具体的日子，倒是《宋史·张叔夜传》中对宋江投降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张叔夜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宋江等人在黄河的北边起兵造反，占领了十个郡，官军不敢抗拒。听说宋江等人将要到海州来，张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得知贼兵涌到海滨，于是组织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队，在城边和海边埋伏，然后派出一支尖兵去诱敌。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战，张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烧了。宋江的义军没了退路，失去斗志。这时候伏兵乘胜攻击，宋江损失惨重，退路又被切断。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此段记载虽然没有详说宋江具体什么时间被诱捕，但粗略推算一下，从他于宣和三年二月起兵，接着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界，最后被诱捕，总需要一两个月时间，这样就到了四月份，此时方腊已经全军覆没了，宋江不可能参与征方腊。

　　《东都事略·徽宗纪》中倒是明确说宋江投降的日子，是在方腊被擒以后的一个月，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征方腊了。遗憾的是此书不是正史，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

　　此外，《宋史》中分明记载着生擒方腊的将军是宋代名将韩世忠，这说明平方腊战役和宋江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见，宋江征方腊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

　　那么，宋江最后是什么结局呢？

　　有人怀疑宋江投降后被杀。例如宋代学者洪迈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记了一件颇有神话色彩的事件：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被罢官，后因背上疽疮发作，死了。没过多久，他所喜欢的一个叫王生的人死而复生，自言他在冥界见到蔡居厚正在受惩罚（冥谴）。蔡居厚让王生回来转告其妻说：“我如今只理郓州事。”夫人恸哭道：“侍郎你去年在郓州当差时，梁山泊五百名叛贼受降，你去把他们都杀了，我当时屡屡劝你不要这么做，你就是不听。”

　　有人据此认为蔡居厚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夷坚乙志》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年)，离宣和六年(1124年)不过四十余年，尽管所述故事是道听途说，而且“冥谴”之说也荒诞不经，不过“杀降”一事大概不是虚构的。

　　但是此书与史书在时间上又有极大的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间事，蔡侍郎招降“梁山泺（梁山泊）贼五百人，既而悉诛之”，是宣和六年的事。即便宋江确实是宣和三年在山东梁山泊投降的，蔡居厚所杀的也应该是另一支土匪或起义军。也有人据此推测说：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命运不会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泺贼五百人”更好。不过推测不等于就是事实，这里只能“聊备一说”而已。

　　总之，宋江等人投降之后，如何结果，已经无法考证了。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说法是施耐庵，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却标明著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

　　二、施耐庵撰。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并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水浒传》最擅长写杀人越获，但战争场面却写得极为粗糙，漏洞百出。所以，不太像罗贯中的手笔。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此书没有罗贯中什么事，为什么又会出现他是此书作者的传言呢？可见，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此外，还有人认为施、罗都不是《水浒传》的作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这二人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施耐庵”不是人名？

　　极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几十年后出现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编个人名随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作者，本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怎么会有人不愿意署名呢？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小说”算不得文学作品，“小说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这些人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要么自己讲，要么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不但不敢争版权，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在读书人的眼中，写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才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被取消了进入乡贤祠的资格。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江浙人写不出山东话？

　　还有一种观点更有趣。有人认为施、罗是江浙人，而《水浒传》中满是山东、河南方言，江浙人施、罗不可能写出山东腔，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

　　先来看看施、罗的生平。

　　施耐庵或者罗贯中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与刘基同榜中进士，并与刘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来退出官场，终生不再仕，立志著书。大约在1296—1370年间去世，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有一种说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此地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不是事实，至少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还有人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可惜张士诚目光短浅，不听施耐庵的良策，于是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他在《水浒传》中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

　　白驹场现在有不少与施耐庵有关的遗迹，如施耐庵陵园，还有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1855年），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将此斋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

　　据称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多部著作，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细校对，其中得到弟子罗贯中的帮助最多。从文字看，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

　　后来又陆续发现各种有关施耐庵的资料，如清咸丰年间的《施氏族谱》、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民间也有各种传说。整合这些资料后，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后因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去淮安，死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几百年了，《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再来看罗贯中。

　　通常的看法是，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江西吉安)人，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除《三国演义》外，还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共几十种。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认为《水浒传》不可能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再说，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即首都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因此，认为施、罗都与《水浒》无关的说法不可用。只是，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至今仍是个谜。

　　施、罗不可能同为作者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

　　如果前文对二人的生平考证属实，那么，二人同时著书似乎不大可能。从年龄上看，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时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

　　另外，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这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说，老师的水平即使不高于学生，也不会相差太远。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如果罗贯中参与《水浒传》的“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作品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举几个典型的错误。

　　其一，为了救宋江，两百多梁山好汉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如此不要命的军事部署，写出精彩三国战争场面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看得下去？

　　其二，救史进和鲁智深时，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来回三四千里，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最终平安回到梁山。这简直是军事神话。任官军的力量再薄弱，也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否则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让与他人了，怎么可能持续三百年之久。

　　其三，小说中称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路过阳谷县时顺便打死了一只老虎（景阳岗打虎）。然而，这个路线犯有严重的地理常识性错误。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两三百里，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武松本可以从沧州直接回到清河，没必要“路过”阳谷县。但是小说中，武松不但路过了阳谷县还在那里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后又折回头回到清河县。

　　再比如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书中说朝廷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中途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导致生辰纲最后在黄泥冈被劫。且不说这条道路有现成的“官道”，官兵根本没必要走荒山野岭。可见《水浒传》对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错误。从山东大名府到开封几乎是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路线，按小说的说法，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些地方都应该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可是，《水浒传》中又说，黄泥冈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这显然是作者地理知识不足造成的。

　　书中类似地理和战争的硬伤还有不少，像这样的错误，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笔下出现。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即《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几乎没有错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是个没有到过北方的南方人，或者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此外，作者对北方气候的错误描述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南方人。

　　例如“风雪山神庙”那一场。当时林冲的住处被奸人所烧，林冲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此时梁山泊不但没有结冰，还“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林冲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一节，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其他马就会受影响)。就是当时正值冬令，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哪里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连环马极有可能是从岳飞拐子马联想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