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 英文:五种能力的培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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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能力的培养

写在前面的话

党的十六大指出,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并具体提出了“五种能力”。无疑,这对各级领导干部如何领导、如何执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什么是领导

领导是社会活动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领导活动古来有之。

1.“领导”的概念

我们要掌握领导规律,实现科学领导,应该从弄清楚“领导”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入手。《现代汉语词典》对“领导”的解释,一是“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动词;二是“担任领导的人”,名词,即领导者。英语中“领导”的写法“leadership”,是带领、引导的意思,指的是一种活动和行为。

“领导”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产生了不同社会属性和方式的领导。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维持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就需要统一指挥、协调和分配,这就产生了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等原始的组织形式和被称作“酋长”的领导者。原始社会的领导方式是民主集体领导,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全体成员组成“议事会”,集体讨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民主推选领导者。领者的更替是“禅让制”,领导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特权,履行的是“纯粹道德性质”的公仆职能。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是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友爱的。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剩余劳动产品出现了,这意味着,在如何配置剩余产品上,领导者的权力大大增强了。从而在支配、分配剩余产品时,利用职权侵吞、霸占、挥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等现象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出现并逐步取代了原始的公有制,社会成员按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为对立的两个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剥削阶级社会里,领导的本质就是专制、压迫和剥削,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在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领导者,的产生由“禅让制”变为占“世袭制”有生产资料和奴隶的奴隶主成为代代世袭的领导者。领导活动就是强行组织生产,指挥战争和防御外敌入侵,镇压奴隶与平民的反抗,协调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奴隶主通过国家机器实行野蛮的专制独裁统治,这种领导方式是一种家长式的专制领导。

在封建社会,统治方式的特点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在各地任用各种层次的官吏,利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和一整套封建意识形态禁锢人们的思想,对人民施行家长式的政治统治。与小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封建压迫和统治就是封建社会的领导本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领导的自然属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经济管理领导方式中专家式内行领导、企业领导结构的科学设置;政治上“民主”选举政务官,实行“三权分立”,等等。但是,从领导的社会属性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本质并没有变,私有制社会领导的社会属性是相同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领导的本质与私有制社会截然不同。从领导的权力和领导的方式看,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权力机关,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职能。一切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并接受人民监督,因此实现了领导者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的一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根本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国家的主人,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只是分工不同。社会主义社会领导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履行领导职能,实际上就是维护人民的各种权利,制定并贯彻落实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

2.领导的含义

和概念不同,对“领导”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般领导理论的区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观,从阶级、阶级利益及其实现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问题。纵观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精辟阐述,主要包括:(1)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就是集中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如列宁指出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需要政党来领导的,群众的利益、意志要得到反映和实现,就需要政党和领袖集团的正确领导。(2)无产阶级领导的一般含义,就是率领和引导群众前进。“引导”作用、“向导”作用、“影响”作用,这是革命导师论及党的领导作用时频繁使用的字眼。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就是为群众指明奋斗目标,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率领和引导他们去实现既定的目标。领导作用的实现,主要靠制定并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通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式方法,实现党的领导的最大效能。(3)无产阶级领导的组织观念,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权威。恩格斯论述过权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理。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实践中,为了团结统一、一致行动,就要讲权威和服从。当然,这种权威和服从,是建立在广大党员群众的自觉(阶级觉悟)和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之上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对“领导”的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比较著名而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行为学家的见解,即领导指的是一种影响力,是一种施加影响的过

让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这个观点见之于:

(1)拉尔夫.M.斯托尔《领导,成员和组织》一书认为,领导是对一个组织起来的集体为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所进行的活动施加影响的过程。(2)科·扬《社会心理学手册》一书认为,领导是一种统治形式,其下属或多或少地愿意接受另一个人的指挥和控制。(3)华伦.C.本尼斯的《领导理论和行政行为:权威问题》认为,领导是促使一位属下按照所要求的方式活动的过程。(4)克里斯·阿吉利斯的《领导、学识、改变现状》认为,领导即有效的影响。为了施加有效的影响,领导者需要对他(或她)的影响进行实地的了解。

在我国关于领导科学的书籍中,对什么是领导也有多种定义。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所谓“领导”就是,特定的组织或群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由领导者运用其法定的职权和自身的影响力,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率领、引导、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其下属,为实现某种特定目标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党的领导干部,首先要把握领导就是公仆,就是服务的观点。因为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在此基础上,要掌握现代领导方式方法和提高领导能力。这是现代领导的必备素质。

“领导”是一个含义广泛而又丰富的概念系统。第一,领导是社会活动的必然产物,只要有群体活动,就需要有人来领导。第二,领导的活动过程具有方向性和有序性。为了目标,为了协调一致地行动,就需要领导。第三,领导活动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领导活动是领导者、被领导者、领导目标和环境之间的互动。第四,领导意味着权威和力量,领导力就是对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第五,领导是一种权力、责任和服务的统一体。权力是手段,尽职尽责是目的。

从领导的属性上看,领导具有双重属性。一是自然属性。就是所有领导活动共同具备,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改变的共同属性,或者叫领导的一般属性、一般规律,如指挥、监督、协调、控制等。二是社会属性。任何领导活动,都是为了实现那个社会掌握着主要生产资料和领导权力的阶级或集团即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社会制度不同,领导班子活动的目标和目的不同。这就是领导的社会属性。

从领导的要素上看,领导是一种包含领导者、被领导者、作用对象和客观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1)领导者。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的决策、指挥人员,是领导活动的主体,在一定的组织或群体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一定社会组织的组织者、责任者或当权者。“领导者”一般指领导成员个人,有时指领导集体、领导班子。(2)被领导者。被领导者就是领导者所辖的个人和群体,是领导活动的客体。但是,对于作用对象来说,被领导者又和领导者共同组成领导系统的主体。被领导者是相对领导者而言的,是指在领导活动中被领导、被指挥的一方。被领导者与领导者是相互依存和对立的统一。没有被领导者,也就无所谓领导者,领导者(3)也就无从发挥领导作用。作用对象。作用对象就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共同作用的客观事物,是领导活动的客体。(4)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分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两种。微观环境是领导者所处的具体工作环境。宏观环境是领导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从领导的特征看,领导是一种率领、引导和影响群众在一定条件下实现某种目标的行动过程,是一种活动和行为。从领导的基础看,领导者影响力的内容及其构成就是领导的基础。主要内容包括职权、品德、知识和才能。从领导的功能和作用看,领导是一个实现目标的过程,领导是一个群体活动的过程,领导是一个领导者影响被领导者的过程。领导作用的发挥依此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决策、组织和检查反馈。决策是领导者的首要职能。决策就是为被领导者确定目标,制定实现目标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领导者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组织就是在贯彻执行决策目标过程中的组织、指挥、协调,主要是选人用人和做思想政治工作。检查反馈就是在决策目标的实施过程中,根据主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经常地进行检查、监督、控制、反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断修正完善决策方案甚至改变决策目标。决策目标实现的程度是评价领导优劣的主要和根本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领导不同于管理。虽然领导活动和管理活动密切联系,但领导并不是管理。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中,两者的区分是明显的。领导所关注的是政策的制定,管理所关注的则是政策的执行。领导者关注的是方向、前景、目标和效果,而管理者则致力于效率、方式和短期的效应。对此担任过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就说过:“长久以来,美国国内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找一个最高级的企业家来管理政府,找一个业经事实证明能够卓有成效地管理大型企业的人。这种看法没有看到本质。企业管理是一回事,领导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正如南加利福尼亚企业管理学院的沃伦.G.本尼斯所说,‘管理人员的目标是把事情办妥,领袖人物的目标则是去做应该做的事’。”①

二、领导的素养

领导活动离不开领导者的素养。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是领导者素养的提高。领导者的素养包括领导者的素质和修养两个方面。

1.领导素养

领导素养是领导者素质和修养的结合。领导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属性。领导者的素养如何,直接体现在他的社会活动中,体现在公众面前,因而,这是领导者所要充分注意的。

领导素质是领导者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心理素质在领导工作中的表现。它和领导者的知识和经验等有直接关系,是在领导活动中经常发挥作用的本质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一是领导者的素质主要是后天形成的,因而是不断变化的;二是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形势和任务不同,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改变,如战争与建设,此领域与彼领域。

领导修养是指领导者经过学习和锻炼,在政治、思想、品质、知识、技能等方面达到的水平程度。主要表现为领导者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素质,它是领导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表现。领导者的修养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修养是一个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

领导者的素养如何,直接影响着领导智能的实现程度、影响着群众对领导权威的认可程度。作为领导活动的主题,领导者要时刻注意固本强基。一个有高尚品格的领导者,往往有巨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权力,而在于人格。

按照作用性质划分,领导素养有四种类型:一是决策型。领导者在决策时头脑清醒、足智多谋、有胆有识、高屋建瓶,全局在胸,机敏果断,敢于拍板。二是号召型。领导者一方面思维敏捷、洞察力强、善于观察,能很快抓住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善于利用自己的成绩,宣传、动员、组织、引导、激发其下属的热情,为实现目标一致努力。三是吸引型。领导者善于掌握其下属在精神、物质、心理和环境等方面的各种个人需求,结合工作需要尽可能地满足其合理要求,从而对下属形成凝聚力。四是影响型。领导者利用自身的言谈举止、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待人处事等在下属中的较大影响开展工作。

作为一种特定的分工,领导者在一个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担负指挥协调作用,其素养的特征表现为:一是综合性。领导工作涉及的人和事是多方面的,要求领导者的素养必须是多方面、综合性的。二是层次性。不同层次的领导者,素养要求也应不同。三是时代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任务,对领导者的素养要求也不同。

领导素养的内容,最主要的是德才兼备。大体包括:政治素养、思想理论素养、道德素养、法律素养、文化素养、业务素养。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所要强调的是公仆意识,也就是始终以人民公仆面目出现,而不是以管人者面目出现,更不能以老爷自居,还要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做到公道正派是广大群众衡量领导者品德的重要因素,而廉洁奉公,更是群众所关注的。

2.领导者的作风

领导者的作风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所形成和表现的一贯性的态度和行为。作风也是形象,对领导者的领导效能产生很大影响。领导作风包括:思想作风,即思考处理探索问题时表现的一贯性的基本态度和行为方式。工作作风,即领导者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在日常工作中的具体反映。生活作风,即领导者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一贯态度和行为。

领导者的作风是领导者素养的反映。毛泽东的一名秘书在回忆毛泽东的性格时说:在毛泽东身边多年,感受最深的是毛泽东的潇洒。这种潇洒给人的印象不是零星的、某一层面的,而是一个恢宏的世界、一个疏密纷繁的精神体系。事实确实如此,毛泽东的潇洒表现在他生活、工作和事业生涯的各个方面。在缔造共和国的征战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方面,都表现了毛泽东的潇洒之气。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也想潇洒,但却很难达到真正潇洒的境界。他们为了表现潇洒,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甚至不惜在工作中讲空话套话,做官样文章,搞形式主义。这种潇洒还是没有为好。

领导作风也有一个创新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领导者往往感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确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如果再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来管理社会经济活动,那肯定是不行的。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如果我们不善于创新,都是老办法、老手段,那肯定是不能胜任的。过去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手段要坚持,并结合新的实际加以发展丰富。像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同时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办法和手段。

三、领导的职能

现代领导科学对领导有职能上的要求。领导的职能就是指领导工作所具有的社会职责与功能。主要包括:科学决策、管理干部、制定战略、组建机构、编制法规、思想教育等。

1.科学决策

领导就是决策。决策就是作决定或选择。决策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目标,根据对未来形势的预测与分析,为实现预定目标对未来行动进行设计和选择并作出决定的过程。领导决策是履行各项领导职能的核心和基础,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决定领导行为方向的重要基础,是各级领导最基本的职能。

领导决策包含五个要素:一是决策主体即领导者;二是决策客体即决策对象,指关系整体事业生存发展的问题;三是决策信息即有关整体事业生存和发展的信息;四是决策方法即决策体制、形式、程序、方案等;五是决策成果即决策目标的实现形式。

用科学决策逐步取代经验决策是实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根本。所谓经验决策,就是主要依靠领导者或其参谋者的个人经验、知识、智慧和能力等,对行动目标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决策的成败和效果,主要取决于决策者或其参谋的个人素养,是一种适应小生产方式的决策活动。经验决策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缺乏严格的决策程序,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

科学决策是一种在决策科学理论和思维方法指导下,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技术,选择和决定未来的行动目标和方案的活动。科学决策是为了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科学决策包括制定决策和实施决策两部分。制定决策包括发现、提出和论证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又可分为确定决策目标、搜集信息资料、进行预测研究、提供选择方案、进行方案评估和优选行动方案等几个步骤;实施决策包括制定实施计划、建立相应组织、广泛宣传动员、进行追踪检查、监督和反馈等几个方面。科学决策有五个特点:一是系统化,即着眼于各种大小不同的系统,分析研究该系统及其相关因素,进而作出全系统的一系列问题。二是综合化,即科学决策是一种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多方面协同配合的综合性活动。三是程序化,即按照规范了的固定程序进行决策。四是定量化,即采用数学和计算机系统作定量分析。五是多元化,即参与决策的相关因素越来越多。

决策的规律性表现主要为:一是明确目标,有的放矢。二是权衡利弊,择优使用决策方案。三是以掌握真实可靠的情况为基础,以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为依据。四是及时反馈调节决策目标。

2.知人善任

领导,除了出主意,就是用人。识人用人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对领导者用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人力资源的能力是领导者能力的突出表现。

对一个社会来讲,合理地用人,一方面需要建立一套促进领导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另一方面需要领导者知人善任、做到“慧眼识英雄”。领导者怎样更好地行使用人的能力呢?

第一,领导者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这就要求领导者要有爱惜人才之心、识别人才之眼、寻求人才之渴、吸引人才之法、使用人才之能、培养人才之道、激励人才之术、容纳人才之量、举荐人才之德、保护人才之魄。

第二,要善于发掘人才。要克服用人惟顺、宁低勿高、亲近为佳、求全责备观点和倾向。要突破各种旧框框的束缚,扩大求才的视野。要采用公开招考、平等竞争、考察业绩、群众推荐、领导举荐、张榜招贤、助理验证、礼贤下士、人才自荐、网络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方法进行内外挖掘,运用给工作、换岗位、加压力、给政策、令参与、观闪光点等等进行深层次发掘。要正确处理人才德、才、资、绩的关系。第三,要善于考察考核人才。通过考察考核人才,可以对人才进行识别、测算、类比和筛选,为决定取舍提供依据;可以有效地激励人才积极进取;可以帮助人才认识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更好地完善自己。

第四,要抓好干部人才的教育培训。坚持不懈地组织广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努力钻研业务,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领导与管理和其他如法律、历史等方面的知识。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义利观,提高运用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第五,要善于选拔人才。选拔人才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依法办事的原则,要遵循科学的选拔方法和程序。

3.制定战略

战略是决定全局发展方向或长远目标的策略,是对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的决策和谋划。战略的本质特性,一是全局性。即战略是着眼于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置局部于整体之中;二是长远性。即着眼于长远和未来;三是层次性。任何具有一定整体功能的实体,都是由相互作用的若干单元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其本身是有大小和层次之分的;四是阶段性。即战略实施的阶段性;五是动态性。即注意在发展、变化的动态中解决问题。

领导者制定战略的前提,是把握大系统(全局、上级)的目标方向、查清本子系统的实际条件、认清社会形势的客观要求。

实施战略,要有若干中介环节并选择好实施途径。一是根据客观现实情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把整个战略划分为若干阶段,规定每个阶段的时间和所应达到的具体目标,以便进行分阶段的战略指导和检查。二是从全局出发,正确选择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重点,并把主要力量放在战略重点上,并注意使重点与一般尽可能协调发展。三是从实现战略目标出发,正确确定指导方针。四是规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发展目标和基本途径,并为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和确定原则。

4.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就是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把各种人、财、物等物质条件有效地组合管理起来,以便更加协调一致地保证领导决策的顺利实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和总体任务的顺利完成。任何领导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组织机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超出或离开了一定的组织机构范围,领导者就丧失了他原有的身份,和其他普通人一样没有任何职权和职责,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光杆司令”了。所以,要充分发挥领导者的组织管理职能,最重要的是必须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并制定和执行一套必要的规章制度。

组建机构的基本程序是:首先必须把既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划分为若干子目标、子任务,然后按照专业分工组合成若干相应的机构或部门,并明确各自的职权和职责,从而形成一个上下左右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组织网络系统。

5.编制法规

法规是国家、地区、行业、系统、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范围内制定的,具有法定性质的,全体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法律、法令、条例、规定、准则、规程、章程和制度等等的总称。在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之后,为了使各个组织协调一致地正常运转,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完善的管理法规,用条文的形式把各种有关的组织纪律、责任制度、工作规范、技术操作、行政制度等作出明文规定,作为全体人员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科学合理的管理法规是一个相互配合、结构严密的网络系统,同时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全体成员所接受。

6.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运用科学有效的形式、手段和方法,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信念等方面的问题;动员、组织、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组织所确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而团结奋斗。

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者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紧扣时代的脉搏,追踪现代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正规化、规范化、社会化、大众化和知识化,把推进人的现代化作为根本目的,把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作为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四、领导的方式方法

我们所说的领导方式方法,包含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指党的领导工作与活动的总的规则和程序,如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体制、领导职能的行使等等。二是指领导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也就是领导者在进行领导活动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实行正确的领导,就必须有科学的领导方法。

1946年6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篇文章对党的领导的科学方法进行了理论概括,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这些方法主要有:

第一,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科学领导方法。他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因此,必须把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起来,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第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既要发挥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

第三,群众路线的基本领导方法。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应用于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②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第四,既分工又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对于党的各项工作任务,“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

第五,抓中心工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毛泽东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改进党的领导方法的重要性,强调要坚持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领导方法。认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两头,即先进一头和落后一头。两头一般是少数,中间状态是多数,抓住先进和落后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这是一个辩证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工作方法,毛泽东为此提出了“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两种方法,并身体力行,亲自作社会调查。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详细论述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

第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书记要善于向党委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善于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党委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也就容易解决。如果会上不讲,背后乱说,长期不解决就会影响团结。党委领导干部之间要互相谅解、互相支援。

第三,要“互通情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如果“老死不相往来”,互不通气,委员之间就缺乏共同语言,不利于实现党委集体领导。

第四,要“不耻下问”。自己不懂得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指示,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

第五,要学会“弹钢琴”。工作要有节奏,互相配合。党委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兼顾,不能只注意一部分而把别的丢掉。

第六,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第七,要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

第八,要出“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

第九,要“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要简明扼要,会议不要太多太长。

第十,要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第十一,要力戒骄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十二,要划清两种界限。包括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主要和次要等。

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同毛泽东注重领导方式方法不无关系。今天党员干部之间进行批评自我批评,是大家都感到棘手的事情。但毛泽东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分析得颇为透彻。他说:“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他进而总结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五、领导的执政能力

20世90纪年代以来,国际上苏联东欧剧变,国内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导的执政能力被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好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来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同年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指出,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要解决诸多复杂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他强调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工作部署切实落到实处。要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一定要从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方位的角度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历史方位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为主体,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一个完备的科学理论。

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执政党的理念看待今天党的建设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往经典作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历史上,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也恰恰说明解决这一问题对共产党执政和发展的生死攸关性。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因为从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看,它们是一致的,表现的是一种传承关系。但更重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以往经典作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党的建设来讲,它解决或力求解决的是一个领导革命的党怎样转到执政的党这样一个党的建设的大问题,而这是以往经典作家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不从这一角度审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性,就不能体会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

十六大准确地判断了党的历史方位,从这一历史方位出发,提出要把党建成能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党,清楚地表明了21世纪党的建设的基本走向。可以说,从党的历史方位出发,最后落在“三个代表”的目标上,为我们思考和解决党的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它是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实现党的建设历史性转型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性纲领。

“三个代表”的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关系着党的性质和历史地位问题。但先进性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历史上的先进性不代表今天的先进性,先进性永远是变化和发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先进性角度,把党是否具有先进性和先进程度之大小的问题,放到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去考察。要求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去做,就是一个永葆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党。这样的党,就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提出了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就是能不能做到“三个代表”,能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强调指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是立足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向全党提出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课题。这对从根本上加强执政党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面对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以我们的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为目的,提出了党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并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党必须提高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就是十六大所提出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五种能力”。

 

 

 

 

 

第一章  努力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党的十六大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明确提出了不断提高五个方面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其中将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列在五种执政能力的第一位,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一、谈科学判断形势历来不易?

 “自知者明,自胜者胜人。”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表明,科学判断形势,非常不容易。而胜利,只青睐那些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时代大势的人,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是成就伟业的风流人物。正如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时势造英雄

什么是“形势”?简单地说,就是客观环境、现实条件。把握“形势”的内涵,一要看到它的现在性,即“在哪里”;更要看到它的进行性,看到孕育在现实存在中的客观趋势,即“往何处去”。前者是“形”,后者为“势”。研究大趋势,预见可能性,增强主动性,才是形势分析的起点和归宿。

主体不同,眼中的形势外延自然不一样。封建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五行八作的个体经营者、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他们关注的“形势”,各不相同,说到底,是看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关联度。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他们眼中的“形势”,是由他们所肩负的职责和任务所决定的。科学判断形势,目的是顺应时势,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关键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培养定见和信念,途径是通过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完成之。

从中国历史上看,王朝的兴衰和历史人物的成败,莫不与“时势”相关,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没有六国的统一的“时势”,也就没有秦始皇的“英雄大业”。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曾说,一个领导人跻身于伟大领袖之列的可靠公式有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事件。“在我担任公职的那几年中,人们最经常问及的问题之一是,‘你所认识的领袖中谁最伟大?’要用一句话来回答是不可能的。每一个领袖都从属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①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同时也承认杰出人物的特殊贡献。杰出人物的特殊贡献,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民心向背上的,是建立在顺应历史潮流上的。所以,历史人物的贡献在于,代表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历史的前进。离开了那个时代,离开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民心所向”,离开了那个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现状,任何英雄人物都将一筹莫展。

清人程允升在他的《幼学琼林·人事》中有一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昧先几者非明哲。”一句话道破了古今中外成功者的天机。

诸葛亮辅佐刘备成就三分天下众人皆知。其实,刘备的基础并不好,人单势孤,在汉末群雄中不占什么优势。在遇到诸葛亮以前,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壮志难酬。刘备的崛起,始自“三顾茅庐”,诸葛亮对他做了一个“形势和任务”的总报告,即“隆中对”,这才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新局面、新天地从此开创。诸葛亮的分析,不外乎这么两点:(1)群雄的力量格局配备如何,你在什么位置。诸葛亮指出,曹操,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实在是一个用武之地;益州,也是一个值得且能够图谋的好地方。这样一来,刘备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2)刘备你该怎么干?诸葛亮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很自然的就给指明了:“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根据地建设),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统一战线建设),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后来蜀国的兴亡基本上没有脱离诸葛亮的分析和指点。“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诸葛亮形势分析和判断的功夫甚是了得。可是到了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就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纯粹是出于报答刘备的“托孤”之恩,自然是无功而返。

再如朱元璋,能从元朝末年起义的众多英雄中脱颖而出,统一天下,谋士朱温“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基于各方力量对比分析,固本强基、稳扎稳打的决策。我们还知道,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是艰苦备尝、屡败屡战、终成共和伟业的。表面上看,孙中山从广东一隅以数百人之力屡次起兵反清,简直是不可能,因此时人称之“孙大炮”。可见其人的革命意志是何等顽强,可以说是“虽九死其犹未悔”,道理在哪里?第一,孙中山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人,明白世界大势所趋,任你什么力量,挡是挡不住的。第二,孙中山深知,专制腐朽的清政府,已经是“纸老虎”,外表上看还拥有四海,实际上已经人心尽失,不堪一击了。推翻它,只是早晚的事。

考究历史上的成功人物,发现他们都是应着时势之变,踩着历史的鼓点前进,站在时代浪潮的顶端的。他们的作用,是一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是时势成就了他们,是他们推动了历史前进。反过来考究历史上的失败者,发现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无视历史前进的大势所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或者刻舟求剑,因循守旧,固守着“祖宗之法”,恪守着陈规陋习,最后一天天的沦落衰败下去;或者逆历史潮流而动,闭目塞听,为了逞一己之私欲,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最终必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清朝的“康、雍、乾”时期,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同时也是走下坡路的开端,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究其根源,是执政者闭关锁国,无视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致。工业革命后的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使团来华,随团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望远镜、最新发明的棉纺机、织布机,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野战炮、榴弹炮、连发手枪和战舰模型。乾隆皇帝对新世界的文明成果不屑一顾,说“ NO”,“机巧坏民智”。英使特别展示了悬浮弹簧的华丽马车,可爱的大清官员注意的却是马车夫的位置,座位那么高,屁股对着坐车的,实属大不敬,这车谁还来坐?体统比什么都重要!陶醉于“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虚幻世界中,坐失一次次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良机,老大帝国一天天地衰败下去了,并且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直到被赶下历史舞台了事。

袁世凯则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典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的伟业连同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此时此刻,袁世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登龙廷,恢复帝制,任你有北洋六镇,也难逃身死名灭,为天下人耻笑的下场。这时的袁世凯,实际也是一个可悲的人物。

宋人苏洵有言:“不先审天下大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一部历史就是一部现代史,它明明白白地昭示我们:顺应时代潮流,以民心为己心,视民听为天听,才能一展宏图,名垂青史。

2.大浪淘沙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现代社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顺应时代要求、为最大多数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历史。党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就在于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全面地分析判断形势为基础,制定并切实执行了一条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政治路线。注重并善于进行形势分析,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毛泽东是善于进行形势分析和判断的大师,大革命失败后,党内许多同志热衷于搞城市暴动,坚持城市中心论,看不起农村武装斗争。而毛泽东在分析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后,认为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地方割据,就能使这些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因此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成功之路。这条道路是一个独创,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没有干过。它完全是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中来。长征时期,毛泽东敏锐把握日本侵华的形势变化,提出红军北上,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红军的发展壮大找到了一个巩固的后方。西安事变的处理,更是一个正确判断、善于利用形势的杰作。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我党我军的发展都起到了一个关键和枢纽的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实施,使我们党有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建国后,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眼光,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和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争和革命年代,我们党分析社会的主要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这一方面,毛泽东也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始就讲,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为只有搞清楚朋友是谁,依靠力量是谁,才能更好地团结他们,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只有搞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才能形成斗争的目标,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自始至终关注这个问题,善于搞统一战线。尤其是在土地革命的政策制定上表现的更为突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都有明显的不同,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适时地调整政策,这样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党的事业。

邓小平的最大贡献,是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基本立足之处就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从国内来讲,邓小平强调的一点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①强调的另一点是,“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他一再阐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从国际形势来讲,邓小平大胆提出,经过仔细观察,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和发展两大问题是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就为我们及时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打开了通道。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遭受严重挫折,我党面临再一次严峻考验。如何看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实践?如何看待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一时间在党内外产生了不少疑虑。邓小平通过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两个重要判断。一是,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说社会主义不行了,根本没有这回事。要坚信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二是,要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对待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就为我们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定前进指明了方向。

综观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几年,江泽民在科学判断形势方面,不管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始终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当美国轰炸我大使馆时,都能拨开迷雾、透过表象、抓住本质,一心一意发展自己。他敏锐跟踪和抓住世界经济和科技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新形势面前,顺应潮流,抓住机遇,迎头赶上。他的分析、判断,在加入WTO上,在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确定上都得到了充分表现。

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是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进行的。在革命年代,党从只有五十多个人的规模,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如果不能科学判断形势,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是很难想象的。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果我们党不能及时把握世界大势,及时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一心一意进行经济建设,也很难想象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怎样。党把握了时代,时代成就了党。

我们也不必讳言党在形势判断上曾有的失误以及由此给革命和建设造成的重大损失。大革命时期,无视敌强我弱的事实,盲目暴动,攻打大城市;“大跃进”时期,过高估计群众的热情,无视生产力发展的现状,盲目“超英赶美”,造成大量浪费和普遍饥饿;“文化大革命”时期,错误估计党内形势,打倒一大片,更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原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沉重教训之一,就是没有科学判断国际形势,走上了一条和美国争霸、进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的不归路,以至于拖垮了自己。“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卒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遥想苏联当年,何等不可一世;忆昔苏共垮台,又如此的尘埃不兴。

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低估了作为世界实力主体的资本主义的力量,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赫鲁晓夫的“资本主义瓦解论”、勃列日涅夫的“20世纪资本主义失败世纪论”,无一不是低估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所处阶段高估了。斯大林的“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勃列日涅夫的“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无不是脱离现实的过高估计。这一低一高,使苏联对总体世界形势、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发生严重扭曲。于是,推进世界革命,战胜资本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行动就出来了。

苏联领导人不是把世界作为发展自己的外部环境、条件,而是作为赢得优势、胜利的主战场。精力、国力、资源过于外倾而非内敛;对外韬光养晦不足而锋芒毕露有余。苏联领导人把东西方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日益变成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长期争霸、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妨碍、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3.领导干部要自觉理性地判断形势

我们党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勇于面对现实,善于应对复杂局面的党。进入新世纪,党的事业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党的干部队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执政环境、艰难繁重的执政使命,我们只能迎难而上,从锤炼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入手。

领导干部中间,在科学判断形势,进而在自觉、理性的高度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从国际上来讲,国际形势的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要求我们在激荡的五洲风云中有定见、有章法、不盲从,乘势而上,趋利避害。

这方面的问题有:(1)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还是苏联模式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有没有过时?这个问题,事关我们“安身立命”的理想和信念。(2)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命运?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垂死”和“腐朽”?在现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共处“双赢”,还是你死我活?(3)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加入WTO和融入资本主义主流世界有什么区别?(4)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进程中如何既不当头又有所作为?(5)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如何鉴别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果?如何识别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政治图谋的种种手段?

从国内来讲,国内执政环境日益复杂,体制环境转换、社会结构变迁、利益追求多元化,要求我们冷静观察、敏锐捕捉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准确判断自身的历史方位,有效整合一系列利益关系,从而使“一心一意谋发展”真正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共识。

判断国内形势需要把握的问题有:(1)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从而把远大的奋斗目标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有机统一起来。“共产主义渺茫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样,是销蚀我们干部队伍精神和意志的毒雾和阴魂,但在一些干部头脑中占有一定的市场。(2)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中党的方针政策,包括如何看待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公”退“民”进、新阶层的先进人士入党等等。(3)如何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先富和共同富裕、公平和效率、党内腐败现象、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工农群众改革中利益受损等等。是承认存在,积极寻找对策,分清主流支流,在发展和改革中努力解决,还是漠视不公平和腐败现象的存在,或者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抹杀改革开放的成绩,否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科学判断形势需要理性和客观。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领导者每一次、每一个问题,都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社会,这确实太难了。但只要我们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即便是一时没有准确地判断形势,也还是一种科学的态度。2003年,当“非典”袭击中国时,我们工作当中确实存在失误,就是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太了解,准备不足。但我们只要看到不足,全力应对,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如果这时还不肯检讨自己,不肯反思过失,反而教训别人,就很难保证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能不能做到科学判断形势,妥善应对局势。

对于全党来说,在准确判断和把握国内外形势基础上形成全党思想认识上的一致,相当不容易。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其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各级领导干部大多从计划经济时期过来,长期形成的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管理经济与社会的观念和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对形势的判断。邓小平反复告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有赖于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能力的不断提高。

二、要学会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

邓小平强调,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一切方面。要全方位地开放,向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吸收和借鉴一切有利于我们自己发展的资金、技术、经验、制度和方式。他反复说的几句话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这实际也是领导者所应具备的经验。

1.睁开眼睛看世界

自近代以来,“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就一直被国人视为最先觉醒的、代表先进思想观念的先知而备受尊崇。究其原因,一是世界很大,世界变化很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二是我们落后了,我们还在妄自尊大,我们需要以世界为坐标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而不能闭上眼睛以想当然为自己定位。三是我们要急起直追,否则就要落后,要挨打,要被世界文明排除在外。四是世界很小,是个“地球村”,中国不能也不允许自成一体,再也不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然而,在没有主权保障和民族独立的情况下,任你怎样睁大眼睛、谦虚好学,都难免被动挨打。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才取得了向一切优秀人类文明学习和看齐的基本前提。

可惜的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影响了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和世界的联系。(1)建国之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只好“一边倒”,在接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援助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和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集中表现为经济体制上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体制。(2)和苏联长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反修防修”,形成了国际交往中的政治先行,意识形态先行。错误估计国际上两种力量对比,“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否认联系,强调你死我活,热衷于推进和输出“世界革命”。(3)受革命和战争思维影响,不是立足于国内建设,而是立足于战争,打大仗,打核战争,搞“三线”建设,“山、散、洞”,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和宝贵的建设时间。不能说那个时候没有世界眼光,准确地讲,是把自己的定位搞偏差了。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分析问题,任何个人、团体、民族、国家,都要和外界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联系是绝对的,孤立和封闭是相对的,离开了和外界的联系,我们的一切活动就会停止和窒息。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国家和民族,一切有抱负的人物,总是积极主动地和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积极主动地融入更大范围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随着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交往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行着,“天涯若比邻”,在古代只能是一种意念意义上的亲近,而在今天已经逐渐变成现实。交通通讯业的发达,国际经济贸易的交往和分工,世界政治格局的分化组合,无不影响着生活在地球每一个角落里的人们。“地球村”的概念,很形象地说明了世界范围内人们各方面联系的紧密。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进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世界上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我们在惊叹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不由得生出对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的种种看法。纵观古今,如何看世界,始终是为政治国者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他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各种眼光观察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世界眼光的领导者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而今,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世界眼光?

一种眼光是,视外面的世界为“洪水猛兽”,惟恐打开国门之后难以驾驭更加复杂的局面,索性把国门紧闭,拒世界于千里之外。由于仇视,由于恐惧,进而实行愚民政策,千方百计切断国人和世界的联系。这种国家,现在还有,但已经越来越少了,并且这些国家的发展情况日益表明,长期下去,绝对是没有出路的。“柏林墙”不是已经倒了吗?

一种眼光是,在精彩的外部世界面前“乱花渐欲迷人眼”,妄自菲薄,盲目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外国人头上的疮疤美得都像一朵花。国门洞开,毫不设防,不管好坏,无论是否管用,全盘照搬,一切拿来就是。在依附、盲从、简单摹仿中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失去了自己的位置,甚至失去了国人的脊梁。“休克疗法”带来的震荡和后患,不是还不远吗?

一种眼光是,立足于自己,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从国内主要矛盾的解决出发,勇敢主动地融入世界,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和借鉴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有益东西为我所用。在打开国门的同时,安一个纱窗,把那些危害国家民族利益、销蚀国人精神意志的东西过滤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树立正确的世界眼光,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何等重要!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我们的历史进程被概括为“改革开放”,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历史有两大特征,一是改革,二是开放。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是随着实践的进程不断深入的。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可以说,今日之中国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世界,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日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快速列车。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支撑,是邓小平的世界眼光。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出,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1)世界大战打不起来。(2)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核心是发展。(3)世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正越来越大地影响着各国的发展进程。据此,他提出要一心一意地搞好国内的经济建设,扭住不放,顽固一点,一百年不动摇。他有一句名言:“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①。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他们都强调当今世界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都坚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推动了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走向缓和的观点,都看到了经济、综合国力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因此,尽管这些年来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出现了很多变数,他们都始终坚持立足发展自己,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动摇这个主心骨,“千锤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想历史上一次次丧失和世界联系、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回想建国以来对国际形势判断问题上的迷误以及由此坐失的发展机遇,再回想这些年来我们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发愤图强的历程,我们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定。

2.贯通古今,放眼全球

对于领导干部来讲,眼光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时空问题。眼光怎么样,主要是考量观察分析问题的深度、广度。世界眼光要求具备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全局眼光,是二者的统一。历史地看待时代的发展,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以世界历史进程为背景,以世界进步潮流为坐标,把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统一起来。

领导干部世界眼光的培养,必须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上:一是给自己准确定位。具备世界眼光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还是为了发展自己。那么,搞清楚自己现在“在哪里”就非常关键。过高或过低地估计自己,都难以达到学习别人、取长补短的效果。给自己定位,要把自己放到世界范围内来进行,要把自己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进行。

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从世界范围内讲,我们是发展中的大国。既不是现代化的强国,也不是落后的小国。在经济上,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不小,但人均水平还很低,决不是发展几年就能“超英赶美”的;从政治上来讲,我们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但也是大国中惟一没有完全统一的。因此,在经济上,我们选择了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加入WTO,趋利避害。在政治上,我们选择了既不当头,也要有所作为的方针,尽量不陷入国际重大矛盾冲突的旋涡中,以游刃有余。

从历史的角度讲,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在国内,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在国际上,我们将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长期打交道,而不是你死我活。

二是牢牢把握住世界主题。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和平还是战争?是发展还是倒退?是紧张还是缓和?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机遇,施展自己的才华以贡献给全人类。

近年来,中央对于国际形势的最新判断可以概括为“三个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在大国关系的互动上,我们的主张是:推动大国关系互动的出发点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兼顾他国利益,二者缺一不可;大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同在,要善于合作,善于斗争;大国关系互动的结果是双赢、共赢,而不是一方赢。总体上讲,当今世界,和平是人心所向,发展是大势所趋,改革是必由之路,竞争是通用手段,机遇与挑战并存。

这样一个世界,它的基本态势决定了,我国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中,具备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外部环境。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

三是在当前判断时代发展的基本方向上,必须敏锐地关注正在发生的最具影响的现象。我们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就孕育在这些关键性的因素里面。(1)发达国家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包括信息技术革命、生物工程革命和新军事革命。这些是引领未来一个时期潮流性的东西,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2)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浪潮。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是近年来世界性的潮流。不发达国家普遍选择市场化取向改革,抛弃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新经济体制已经开始显示活力。(3)政治多极化的艰难进程。在美国无与争锋的实力和霸权主义下,我们必须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同时在国际社会中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新秩序。冒险对抗和无所作为都是不可取的。(4)“世界为工厂,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效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利有弊,总的、长远的来说,利大于弊。(5)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特别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综合考量以上因素,权衡利弊所在,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就能不断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提高警惕性,发挥主观能动性。

3.关键是培育世界眼光

现实的世界是互相关联的,除非你想做一个荒郊野夫或是

“井底之蛙”,否则你不得不和这个世界打交道。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是自我满足,也不是不可以,但机会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能有的领导会问,自己的工作就局限在这个范围,一地的领导又如何形成世界眼光呢?应该说,世界眼光虽然不容易形成,但也是可以遵循一定的途径不断提高的。

第一,要有辩证的观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分析世界形势。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特定的事物和现象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和看待。既要看到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科学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第二,要有宏观的眼光。从大局出发,把宏观和具体相结合,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结合。任何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看问题不妨看得复杂些、长远些。在这方面,有的干部做的是很好的。阿富汗是个穷国,同我们虽然接壤,但联系不多。但战争以后,国内一些地方和企业领导纷纷打电话询问在那里发展的商务信息,这就是世界眼光的表现。

第三,要有坚定的信心。领导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还要统筹各方,维护自己。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及时求得解决,不盲目乐观;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坚定胜利的信心,知难而进,不悲观失望;面临挑战的时候,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妥善处理,不头脑发热。

上述所谈的,虽然是方法论问题,但对于形成世界眼光也不是没有道理,关键是要将这些方法论的办法同个人的实际结合起来。如果本身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工资发不出去,干部热衷于捞好处,老百姓怨声一片,这时候大谈世界眼光,要和世界接轨,只能引来人们的耻笑。

三、能够进行理论思维

形势判断怎样才算是科学?怎样才能接近科学?关键是要用科学的判断方法,也就是运用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进行判断。凭直觉判断形势,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肤浅的;凭经验判断形势,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不全面的;凭书本“裁剪”形势,得出的结论肯定是扭曲的。分析形势只有插上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的翅膀,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和准确的判断。

1.什么是理论思维

理论思维为人类所特有,是一种从整体上、全局上、本质上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能力。理论思维高于经验思维,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思考和把握。

经验思维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是兼含感性认识能力和知识性认识能力于一身的。不能把经验思维仅仅理解为停留在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具有表象性和片面性等内涵上。经验思维不仅是一种直观性的思维,本质上也是一种浅层次的理性思维,虽然它不像理论思维那样具有深层次的理性思维的特点。因为,它不但能达到对事物的特性、现象之间联系的感性认识层次,也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某一个方面、浅层本质或浅层本质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的程度。

然而,经验思维达不到对事物的理论真理性的认识,而理论真理,即追求对事物的具体普遍性的认识,乃是人类认识的本性,其根本目的,是运用这种具体普遍性,指导实践在宏观、全局上更全面、更深刻和彻底地改造世界。因此,认识要达到具体的普遍性,即达到对事物的一般辩证本性、深层全面本质和普遍规律的掌握,只靠经验思维是不行的。因为经验思维有如下局限性:一是经验思维只坚持事物的个性和事物固定的特性,不了解这些“固定的特性”,只是事物具体普遍性的一个环节。二是经验思维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联系、本质的某一方面、浅层本质、浅层本质之间的联系和事物抽象的同一性上。这点我们可以由经验思维的结晶—经验真理的局限性上看到。经验真理中的许多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认识和命题,即使能够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往往因经验的认识概括程度不高,而难以反映事物发展的深刻内容和复杂本质之间的联系。事物的发展有时甚至是革命式的突变,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或放弃某些经验真理认识模式。三是经验思维的最高形式是知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的目标之一是达到抽象的普遍性,或者说是达到对事物一般性的认识,然而由于它追求的是“抽象普遍”,因此有时反映的结果却是事物本质的某一侧面。四是经验思维的运用主要凭借的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也有效,但终究不是辩证思维,不能反映事物的真谛。只有辩证思维才能代表人的认识的本质形式。经验思维的这些特点使其所获得的经验真理在改造世界的狭窄领域内或某些具体范围内有较直接的指导作用,如果超出了这些领域和具体实践范围,它就会变成谬误。因此,要想取得改造客观世界的丰富效益,必须将经验思维提高培养为理论思维。通过这种提高和培养,人们的认识就会达到对事物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认识,就会达到对事物普遍的、必然的、辩证本性的掌握,就会达到理论真理。

理论思维是人们观察世界、正确决策和有效活动的基本功。一定的理论思维素质,不但是人的智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从事其他一切工作或活动的基本功。人是现实社会运动的主体,人们的一举一动无不受制于一定的客观规律,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然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深藏于事物的现象之中,没有理论思维素质这个基本功,要么连两件自然的事实都联系不起来,要么只能凭借浅薄的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获得现象性或片面性的认识来指导活动,充其量也不过是凭借着经验性的真理指导实践,其结局即使成功了也因其受局限而不具有普遍性意义,或者不理想不完善。

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正确揭示和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社会的发展规律就不会被发现;没有这个条件,建设和追求理想社会的信念也不坚定。因为社会的发展规律深藏于极其复杂的大量的真相和假象之中,需要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才能给予揭示和理解。从历史上看,正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具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出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论真理,并为此信念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从现实上看,学习和理解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也需要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不能深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客观规律,因而信念也就不会坚定。

比如,缺乏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思维能力,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思维能力,就不能理解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观点,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导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推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观点。因而,就会被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和社会主义的一时曲折所迷惑,从而丧失对人类美好社会的建设和追求的信念。

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也是理解、掌握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必需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如实地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它按照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它的党员干部首先理解和掌握,并形成一定程度的具体信念,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行动中坚持、贯彻和执行。如果没有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就可能出现偏差、误解、怀疑和抵触,对其贯彻的决心可能就不会坚定和持久,甚至于最终动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2. 如何进行理论思维

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复杂性,决定了领导干部决不能满足于固有的思考问题的办法,更不能把简单化当作简洁。领导者要把握理论思维能力的主要方面,注意提高自己理论思维能力。

第一,领导者要有自觉地运用科学理论进行逻辑思维的能力。

这一能力要素的要求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面对需要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时,必须具有自觉地进行理论思维的良好习惯,能够沉着镇静,不人云亦云,不信口开河,不以过去的经验简单地做判断,不依仗自己手中的权力武断地下结论,也不被动或消极地等待上级领导的看法、意见和指示,而是积极调动自己头脑中储藏的理论资源,积极地展开理论思考,并结合自己或他人以往的经验,把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思维空间,确定相应的参考体系,进行科学的审视和分析。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必要,其实,它恰恰是人们最容易忽视,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现实领导活动中,一些领导者常常轻视理论,或者认为理论是理论工作者的事,与实际工作者无关,犯狭隘的经验主义错误;或者在重大的理论问题或政治是非面前缺乏识别力,跟着感觉走,随着风向转,以至于上当受骗;或者在经济工作或社会工作中,违背规律,搞长官意志,给社会、给人民造成损失。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其基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者缺乏自觉地运用科学理论进行理论思维的良好习惯,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和途径。这些人当中,有的可能是文化水平不高,理论水平较低,很难进行理论思维;也有的可能受过良好的理论教育,掌握有较多的理论知识,但是却缺乏自觉运用科学理论进行理论思维的良好习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个领导者在面对重大现实问题时是否具有善于自觉地进行理论思维的良好习惯,实为其理论思维能力构成的第一要素,这一要素不具备,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领导者要有运用相应的科学分析方法进行理论思维的能力。

理论思维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要求逻辑缜密,数据真实,经验可靠,判断准确。理论思维以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为前提,但并不是一个领导者有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就知道该怎样进行科学的理论思维。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曾言,有多少迂腐的学究,辛辛苦苦了四五十年,被偏见的重荷压得腰弯背驼,比被时间压得还要厉害,看起来什么都学会了,却单单没有学会思想。培根也曾指出,学问的本身并不教人如何运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乃是学问以外,学问以上的一种智能。因此,“会运用理论进行理论思维”强调的是,领导者不仅要有自觉进行理论思维的良好习惯,还必须懂得理论思维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并能够善于把这种规律和方法熟练地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科学思维方法对领导者而言,一是领导者面对实际,需要解决问题时,能够经过快速思考,迅速确定思维的切入点和大体路径,建立起一个大致的思维框架,为其后的具体研究、分析和解决提供必备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领导者能够恰当地选择或运用相应的科学分析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审视和研究。

科学分析方法,概而言之,有“现象—本质分析法”,即毛泽东所强调的,现象只是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应抓住问题的本质;“抽象—具体分析法”,即首先舍弃问题的非本质方面,从复杂的客观现实中抽取问题的主要方面,建立研究框架,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向具体延伸,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分析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由此及彼的类比或联想分析法”,即在研究过程中,将一事物的此一方面或一事物的某些特点、症状类推到该事物的其他方面或其他事物,或者通过对一事物的某些方面或某事物整体的分析研究,联想到该事物的其他方面或其他事物,从中推断其内在的联系和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法”,它旨在通过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及其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来发现问题或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或思路;“定性—定量分析法”,它是强调对问题的研究,既要有理论的逻辑证明,又必须有数据的实证分析,把二者有机地相统一;“历史—现实分析法”,它强调的是在研究问题时,既要

考察它的过去,又要考察它的演变和发展,从中发现带规律性的问题,藉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

这些科学分析方法,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并且根据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可以组合成多个不同的方法集。一个领导者在实际问题面前,究竟能不能根据自己对问题的初步判断,选择相应的科学方法,或组成相应的理论思维的方法集,达到科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是对领导者理论思维能力的重要检验。

第三,领导者要有善于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多种逻辑思维形式的高度抽象思维能力。

现实中任何理论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确定性,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延伸范围。然而,任何社会现实问题都必然是复杂的,有的甚至是高度复杂的,单靠一种理论或者经验往往很难做出科学分析,这一点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各种社会现象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当今世界尤其突出。因此,当代社会的领导者在种种纷纭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必须善于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问题进行审视和分析。与之相应,领导者进行理论思维,还必须具备综合运用多种逻辑思维形式的能力,能够善于在理论和理论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多种逻辑思维形式的大跨度转换,不断地借助相应的概念、范畴、判断、演绎规则等基本思维构件,进行逻辑推断和证明,实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过滤,完成对问题本质的把握。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一要素是领导者理论思维能力中居于较高层次的关键要素。一个领导者要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就必须在这一方面刻苦努力。

第四,领导者要有自觉开放、创新,扩充自身理论基础的能力。

领导者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一个动态概念,重要涵义之一,就是它所要求的领导者的理论基础的积累,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领导者的理论思维能力逻辑地包含以开放的眼光、自觉创新、扩充自身的理论基础在内,它要求领导者能够自觉地注意跟踪理论的发展趋向,多方面吸收科学知识,并果断地淘汰已经过时的陈旧知识,使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不断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得到及时、持续地扩充和更新,从而与时代的发展同步。

当今世界,不仅自然科学领域新的理论大量涌现,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社会发展的加速,解决复杂社会现实问题需要的推动,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等等因素的影响,理论的发展同样是一日千里,而且各种理论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深刻,人们掌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果人们不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受原有知识的局限而对新的社会理论吸纳的速度放慢,就会落在时代的后面。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能否具有自觉开放、创新、扩充自身理论基础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关键。

四、能够进行战略思维

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关系到领导干部是否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驾驭复杂环境、抓住机遇、取得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发展的主动权。领导干部战略思维的具体表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从方向、全局和长远的观点去思考问题,既能准确地对问题内部的诸多复杂要素进行排序和分类,又能从中分辨出主要因素和总体性质,并能判断发展趋势,还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

1.什么是战略思维

所谓战略思维,就是领导者在实施战略谋划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理念和思维活动的总和。战略思维的核心是全局性思维,其基本着眼点是如何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眼前的关系问题。现代的战略思维,是综合运用现代思维科学、系统科学、未来学、预测学、决策学、人才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成果,进行战略谋划和实施的思维活动,它的目的是提高战略谋划和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领导者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效率。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讲全局、懂全局、谋全局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历来为我党领导人所关注。毛泽东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他还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邓小平要求,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他强调,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全局,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要从大势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眼前,放眼一切方面。

因此,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想问题、办事情、做工作都应正确认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局部对全局、个体对整体的依赖关系,搞清楚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的道理。如果只从某地方、部门的局部出发,不顾全局,使全局受到损害,那么地方与部门的局部也保不住。

当然这并不是说局部可有可无,全局是由一个个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局没有局部,全局也就不成其为全局了。每个领导干部独当一面所从事的工作,都同整个事业相联系,与整个事业不可分割。但必须明确的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全局起着决定性的主要作用,全局利益是最高利益。全局搞好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局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清自己的方位,把全局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全局和局部意见相左时,局部必须服从全局,不可囿于局部而丢了全局。

2.如何进行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要求的是从政治上、战略上思考和认识重大问题,立足的是现实,而着眼的是未来。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抗美援朝战争。当时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不同意出兵。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心存疑虑。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国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保证了我国长期的和平局面,树立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是否从战略上考虑问题也是衡量一个领导人是否具备领导者资格的核心要素。1969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组成社会民主党政府后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这在当时严酷的冷战环境里遭到了广泛的反对。但勃兰特不改初衷。最后到底是“通过接近促其演变”的办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从勃兰特的立场看,这是成功地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典型。

而同时代苏联共产党处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却是不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典型。当时苏联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有一个结盟条约维系,应该说这是令世界任何势力都害怕的力量。然而,苏共并没有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不珍视同中国的关系。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那时候就已经孕育着了。

由此可见,领导者的战略思维能力相当重要。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领导干部又如何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呢?最起码要把握下述几点:

第一,领导干部必须具有长远眼光,正确处理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上的诸多矛盾。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全局与局部关系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往往根源于经济利益。与各种经济利益相联系,这里突出地表现为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一个地区、部门党的领导当然应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必须使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觉得出的眼前实惠,自觉地把人民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可以说是进行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的可靠政治资源。但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是辩证的统一,决不能只顾眼前、局部的利益。

第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全局观念,善于从全局而不是局部看问题。

一是要认真研究带全局性、指导性、规律性的问题,把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我们的事业极其远大,在时间上,数不清的诸要素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个发展的过程和阶段。要把全局作为考虑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来带动局部工作。就全局论局部是战略家,就局部论全局是庸俗的事务家。懂得了全局,才会使用局部。

二是要认真研究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把注意力摆在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局部问题上。从战略全局出发研究局部的问题,去统筹解决局部问题,把握了这一点,在思考认识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超前度,即前瞻性。具体工作要循序渐进,但分析认识事物可以根据规律去超前预测,以增强具体工作的主动性和准确性;同时,还可以做到在具体的和局部的工作中,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实现跳跃式的前进,以缩短与先进水平的差距。

三是要认真研究局部和局部的关系问题,区分两类局部,把注意力摆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事物诸多的矛盾中,总有一个或几个是对全局事物起决定作用的,这就是主要矛盾,解决好了这一个或几个问题,全局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同时要看到,起决定意义的局部在不同的条件和时期,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且是相互转化的,它不是一个常态,需要经常研究。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防止和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式”、“一刀切”倾向。

四是要认真研究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胸中要有全局,抓大事,议大事,善于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体现全局性的要求,以小见大,以局部见全局。

第三,领导者要经常分析形势、判断形势,动态地看问题。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紧紧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工作的中心,这是领导者要具备的素质。战略思维要从局部与全局的客观联系中系统筹划,重点突出,兼顾其他。要学会联系地看问题,统筹兼顾地抓工作。

要经常分析变化了的形势,动态地、准确地把握全局,不断增强战略思维的能力。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全局也是经常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对全局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对全局的把握也要及时的调整。战略思维是动态思维,也是一种着眼全局的应变思维。

 

五、善于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科学判断形势,目的是寻找机遇,发展自己。党的十六大指出,21世纪的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是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所处的现实地位的基础上得出的。领导干部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面、深刻地领会这一重大形势判断。

1.什么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什么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呢?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一个综合分析基础上提出的综合性概念,它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第一,它是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安宁期”。

过去2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和平外交努力功不可没。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判断,今后20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全球化也不可逆转,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可以继续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好自身的经济建设。

综观国际形势走向,国际力量对比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当长时间内,世界格局仍将是一超多强局面,当然,不确定性也会增多。就我国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除台湾问题外,很难有别的事态能把中国卷入战争状态,从而中断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趋好,是中国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一大有利条件。新世纪开始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重点转到经济合作上来。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如期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东盟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他们也希望能通过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达到共赢的局面。

第二,它是确立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战略地位的“孕育期”。

全球化和多极化乃世界潮流所趋,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全球化增强了大国利益倾向,从而为多极化注入了新的动因。另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大国实力变动,从而为多极化提供了新的条件。

如果中国能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如2010年以前),以7%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和相应的贸易增长率发展下去,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2万亿美元,贸易进出口额会达到1万亿美元,届时将占世界该两个总额的5%以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多极世界中树立我们的地位。

第三,它是在世界科技新高潮中加速腾飞的“推进期”。

“日新月异”形容当今世界用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再恰当不过了。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直接。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二十年,随着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基础大创新,科技将继续取得巨大突破和发展,高新技术的迅速商业化将不断开拓出出人意料的世界新兴市场,并激发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不仅给全球经济发展,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推动。在这样一个新科技时代,打赢一场事关新世纪全局和本国地位的科技大决战,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战略目标。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实力占有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在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有了技术跨越的机遇。就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不必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发挥后发优势,改造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针对处在突破边缘的科技领域,中国只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选择几个我们确实有优势、影响面相当广,而且带动力量相当强的领域,比如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力求重点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实现跨越发展。第四,它是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高水平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期”。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因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发达国家现在都处于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都力求在不断的产业输出中占领先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将制造业向外输出和转移,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第五,它是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

加入WTo,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创造了机遇。“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走出去,会开辟发展的新天地。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认为,在今后几十年,落后国家生活水平带来的挑战将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机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劳动力、产品和金融等市场要放开;其二是人力投资,包括教育与培训;其三是经济要开放。

第六,它是解决我国现行体制和结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突破期”。

目前,改革攻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胶着”状态。因此,在未来二十年内,我们不仅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进行制度创新。从总体上分析,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第二类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第三类问题是改革主体本身的制约问题。

第七,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成长期”。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是发现机遇、利用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但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库。两个方面情况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如果着眼于人才向世界市场输出,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

第八,它是不同文明的融合给弘扬中华文化带来的“拓展期”。

“9·11”事件导致的后果,并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性的反恐战争,它促使更多的人思考和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共处,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应当成为相互联系、合作和发展的纽带,而不应成为冲突点。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说的可能是实话,但作为政治家,他可以这么想,而绝不能这样做。这也是小布什在“9·11”后没有强化这种理论,而是去参加不同宗教的活动的聪明之处。对我们来说,要相信21世纪不是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代替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这个趋势中,渊源深厚的中华文化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其实,有些机遇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进入新世纪,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了重大机遇的存在。美国就把21世纪的头十年、十几年叫做自己的“战略机遇期”,并且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其《预防性防御》一书中甚至说,这是美国“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

广为人知的《菜根谭》里有言:“鸿未至先援弓,兔已亡再呼犬,总非当机作用;风息时休起浪,峰到处便离船,才是了得功夫。”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汲取,在科学的形势判断基础上,我们必须当机立断,乘势而上。

2.如何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要抓住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对机遇有准确的把握。

一是对机遇趋势性的总体把握。从一定意义上讲,大的趋势也就是大的机遇。比如,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同时也是一个大机遇。然而,如果只是被动地跟着大的趋势走,而不是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那么大机遇可能就会擦肩而过。对机遇趋势性的总体把握,关键是要清楚大势所趋的“大势”在哪儿?趋向哪里?利弊如何?因为看不清“大势”,也就看不到机遇,看清了“大势”的趋向,机遇也就会一目了然。

二是对机遇规律性的深刻理解。机遇是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发现规律,透过表层看内涵才能对规律有深入的认识。然而,机遇也不是深不可测的运气,它是有着内在规律可以认识和遵循的。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机遇规律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当我们对机遇规律性的理解达到了一定程度时,机遇意识就会随之增强,抓住机遇的主动性也会随之提高,进而就有助于形成新的战略思维能力。

三是对机遇特殊性的准确分析。每一次机遇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可能会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两次机遇是一样的,这也可以称为机遇的特殊性。不同形式的机遇出现时,我们都应该及时作出准确分析,看一看其特殊性的价值和可把握的程度,想一想与以往的机遇有哪些联系和区别,以强烈的机遇意识为前提作出相应的战略思维。

四是对机遇阶段性的有效控制。从哲学的角度看,机遇也是一个过程,而任何过程都可以区分出若干个阶段。战略思维是主观能动性极强的思维,不是被动消极的思维。它不仅要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它力求驾驭事物发展的态势。机遇与挑战总是相伴而来,进行战略思维就是要有效控制机遇的阶段性,使之向着有利于我们事业发展的方向变化,把难得的机遇充分利用起来。

过去深圳的发展是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浦东的发展同样是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提出西部大开发,意味着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到来。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倾斜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关键是西部地区能否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总之,战略思维是领导干部一个基本功,在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对WTO,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它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显得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