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多默尔三级:上海民国时期的中西医论争

【摘要】 鸦片战争后, 列强入侵, 西学东渐。西医学如一阵狂飙, 迅速席卷中国大地, 清末民初在我国落地生根, 成为一支足以与中医抗衡的力量, 并且逐渐占据上风, 大有取代之势。在日益激烈的中西医论争中, 医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歧视甚至反对的态度, 政府更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中医, 从而引起了一场学术论争与政治斗争互相交错的医学纷争。而这场旷日持久的中西医论争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论争激化后, 上海一直是论争的中心战场, 学术和政治斗争的大事件多发生于此。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策源地,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前, 就一直走在对外开放的最前列, 充任了中国现代文明最新潮、最完备的试验场。上海“海派文化”的特质, 在于它的包容性, 既能包容, 也就造成多元, 因此称上海为中国文化的大熔炉, 丝毫也不为过。到20 世纪30 年代, 上海已成为中国人口最多、工商业最为发达、对外交往最为密切、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市。 所以, 开辟五口通商后, 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开放的自由体制和日渐显露的政治经济地位, 成为西洋传教士注目的中心。随着传教士进入上海, 西医也进入上海。
总体来说, 西医在上海的传播比较顺利, 而且较其它城市发展得快。一些新教医师来到上海后, 建立西式医院和诊所, 兴办西医教育, 翻译出版西医书刊, 通过洋行和药房销售西药。自1844 年上海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医院起, 建立的西医院有近160 个。1896 年圣约翰书院医学部的开办, 标志着上海近代西医教育的开始。其后, 震旦大学医学院、上海女子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等中高等院校的开办使上海的西医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中医的发展则举步维艰, 与西医形成了巨大反差。比如上海乃至中国仅有的一所以中医为主的医院, 就是创办于1921 年的上海四明医院。
中西医学发生位置转换, 中医的优势已荡然无存, 或被压缩于城镇一隅, 或散落在乡村僻野, 西医取代中医占据了上海医坛的首要位置, 逐渐成为主流医学。这对中医界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但一开始论争只限于学术论争, 中西双方互作评价比较, 后来就攻击贬斥, 有的言辞十分激烈, 废止中医的言论更是高潮迭起。有的全盘否定中医中药; 有的只承认中药有疗效, 认为中医理论不科学, 提出“废医存药”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上海医师公会的余云岫。他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 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 把中医视同巫术, 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 要“坚决消灭中医”。他完成于1916 年的《灵素商兑》是其否定中医的奠基之作, 文中指出, 医学只有新旧之分, 而无中西之别, 新的医学完全可以取代旧的, 中西医汇通毫无必要, 还公然叫嚣:“旧医一日不除, 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 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因此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
一时间, 废止中医派的气焰十分嚣张, 中医界终于忍无可忍, 奋起反击。中国医坛上出现了几位健将, 如恽铁樵、袁桂生、杨则民、陆渊雷等, 他们在上海与废止中医派展开了激烈较量。其中最骁勇善战的大将是中西医汇通大师、杰出的中医理论家恽铁樵, 上海论战就以恽铁樵1922 年著《群经见智录》批判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为最早。他在对中西医学进行深刻剖析之后, 认为应该走折衷中西的道路, 不能单纯用他国文化来代替或消灭我国固有的文化。次年恽铁樵又著《伤寒论研究》对余云岫的观点做了进一步批判。被称为恽铁樵羽翼的另一员儒将杨则民,在中医界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用辩证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分析中医学的第一人。他所著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从全新的层次和角度批驳了将阴阳、五行学说视作迷信的说法, 令当时医界耳目一新。
中西双方激烈辩论, 各持一端。废止中医论者多为留学日本的西医, 他们往往带有明显的文化意图和政治倾向, 打着科学的旗号, 否定中医的科学性,主张全盘西化, 具有较大的气势。另一方则势单力薄得多, 仅有真正认识中医理论之科学性、维护中医学的恽铁樵、杨则民等数人。他们曲高和寡, 中医界能够认同拥护者甚少。余云岫的废止中医案出笼后, 舆论倾向也不再注重学术方面。最后的结果是余云岫废中医废不了, 但他对中医的攻击, 特别是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具有相当影响, 差不多为舆论所接受。虽然大多数人并不像余氏那样坚决废止中医, 但都认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应基于西医而不是中医。所谓“废医存药”, 几乎被认为是中医科学化的唯一道路。
上海的中西医论争后来发展到不允许中间派存在的地步。1935 年, 力主中医科学化、中西医应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谭次仲受到《中西医药》几位年轻编辑的批判, 被骂成非驴非马的杂种医、骡子医。
报纸和期刊是中西医论争的主要舆论工具, 中西双方都很善于运用它作为论战阵地。1904 年由周雪樵在上海创办的《医学报》, 是1904～ 1908 年间中国唯一一份中文医学报刊。该刊是中医界觉醒的重要标志, 在早期中国医学界影响巨大, 是研究清末医界变迁的重要资料。其内容中西兼备, 提倡引进西医, 对当时中医界的混乱状况以无情地鞭挞, 但也不主张消灭中医, 全盘西化, 而是支持中西医汇通的思想。1909 年以前,《医学报》是医学界的舆论导向, 其全盛时期, 行销国内19 个省和香港, 远及日本。1907年中国医学会成立后, 它成为该会会刊, 其组织方式和宣传手段开始近代化。
《医界春秋》和《世界医报》是由上海医界春秋社主办的两个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中医刊物, 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任主编。前者创刊于1926 年, 以反应敏锐、立论谨慎、内容活跃著称。在中西医论争激化时,它始终是中医界的舆论中心, 在学术上、政治上起着领导作用, 是中医界团结自身、争取舆论、与国民党政府做斗争的有力工具, 成为研究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刊物。后者创刊于1930 年, 以“发扬中国医药的真理, 介绍泰西医药新知, 融汇中西医药学说, 促进世界医学的成功”为宗旨, 在沟通中西医药, 互相取长补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 年创刊的《光华医药杂志》, 是当时中医药界较大刊物之一, 它集评论、医著、医药消息于一身,对西医界反对中医的谬论, 不断发出尖锐批评, 为维护祖国医学做出了贡献。还有一些上海报刊也参与了中西医论争, 如力主改良中医、倡导中西医汇通、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药的《中医新生命》、《医学杂志》、《复兴中医》、《神州医药学报》等, 批评中医多的有《医学世界》、《上海医报》、《博医会报》、《卫生白话报》以及中西内容兼备的《中西医学报》。
当中西医论争趋于激烈时, 上海出现了创立医学团体的热潮。早期的主要有中国医学会、上海医务总会和中西医学研究会, 其发起人周雪樵、丁福保、蔡小香、何廉臣等, 是中国医学界的领袖人物。周雪樵在1905 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医学团体—— 中国医学会, 是中医界最早以近代方式介绍西医者。1909 年11 月, 学会内部突然发生纠纷, 最终导致了分裂, 另立“中西医学会”和《中西医学报》。起因是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办人丁福保支持其弟子顾鸣盛发表了一些攻击中医的文章, 虽未明显提出废止中医的思想, 但颇以日本的反中医政策为先进。于是, 以《医学报》为阵地, 副会长王问樵组织了一场以“肆诋中医之腐败滥觞不在东西医而在甘为东西医奴隶之医说”为题的征文活动, 反驳这种观点, 从而第一次引发了关于如何评价中西医、怎样改良中国医学的大辩论。当时对于中国需要引进和学习先进的西医已是共识,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医, 是否承认它的效果和科学性, 是不是非消灭不可的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医学报》有几期是王问樵、顾鸣盛各编一种。最后决定《医学报》继续由王问樵办理, 顾鸣盛所编改为《中西医学报》。后来, 中国医学会改名为中西医学会,《医学报》改名为《医学公报》, 但只维持了几个月即停刊, 中西医学会也无形中解散。
上海医务总会是代表了正统中医界的上海医、药两界组织, 极具民族性, 以“中医凌夷腐败极应整顿, 外医风墙阵马极应抵制”为宗旨。它非常重视中医教育, 主张改进中医教科书, 开办医科学校, 并最先意识到废止中医的危险, 其主要成员在民初中医救亡请愿中起了领导作用。
中西医学研究会因其创办人丁福保熟悉西医的组织方式, 并有充足的人力、财力, 使得该会及其会刊《中西医学报》一直延续到1930 年左右, 是清末医学团体中唯一跨过辛亥进入民国的。它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最大, 以研究中西医药学、交流知识、振兴医学为宗旨。最早主张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 以输入近代医学为主要目的, 提出“以中学为本, 西学为辅”, 在早期医学团体中, 其章程最详细, 理论水平也较高。
1926 年4 月, 上海一些中医人士成立了上海医界春秋社。它以“结合国医同志, 共策学术之进展, 增进民族之健康; 唤醒同仁, 团结一致, 抗御外来侵略”为宗旨, 创办了《医界春秋》、《世界医报》、中国制药社和上海国医讲习所, 设立医书代办部和出版医药书籍。该社在与民国政府歧视迫害、妄图取缔消灭中医的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在《医界春秋》上刊载大量文章外, 还参与了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斗争, 揭露了汪精卫阻挠“中医条例”实施的阴谋。
1915 年, 我国最大的全国性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 该会对中国大规模引进西洋医学起了重要作用。会刊《中华医学杂志》一直维持不衰,是中国医学界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因为它的创办人、几任会长和成员几乎都是留学英美归国者或我国教会学校的毕业生, 在中西医问题上自然倾向于废止中医。但大多数成员并不像余云岫等人那样过激, 早期负责人伍连德、俞凤宾等对中西医均持慎重态度。20 年代末中西医对立日趋严重后, 该会的西医倾向才逐渐明显。从1934 年起, 余云岫在《中华医学杂志》任主编长达5 年, 大块的反中医文章开始在该杂志上发表。中华医学会的领导人与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颜福庆的胞兄颜惠庆在北洋政府任国务院总理兼外长。1928 年, 刘瑞恒于第六任会长任满后任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是有美国人在背后支持的。他上任后, 支持余云岫等人的意见, 企图用行政手段废止中医。第八任会长牛惠生与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所以, 民国政府的卫生方针受中华医学会的影响较大。
1931 年伪满洲国成立后, 主要由留日归国者组成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成为日本殖民地上的医学团体,它的关内成员大多转入中华医学会, 使得废止中医派中的德日派和英美派结合在一起了。
1925 年, 中医界发动请愿争取加入学系, 几乎成功。以余云岫为首的废止中医派开始意识到中医界的力量, 于是联合全国西医学术团体, 号召西医界“应组织一联合会对付中医”。一批废止中医论者恰好集中在当时的舆论中心上海, 这就是上海医师公会成立的背景。从此, 中西医论争从学术观点转向废止中医问题上来了, 中西医矛盾日益加剧, 中西医之争陡然激化, 持续多年。在论争初期, 西医界的三大全国性学术团体——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和中华民国医药学会, 只限于讨论西医, 对中西医论争持慎重态度。这样一来,上海医师公会对于废止中医派就起到了组织力量、制造舆论的作用。该会1925 年11 月1 日成立, 发起人余云岫、汪企张是废止中医派的核心人物。余云岫任首届会长, 创立时会员近百人, 这批核心人物都发表过大量的论争文章。该会是反中医色彩最浓的组织, 一直被废止中医派牢牢控制, 是历次废止中医舆论和政治行动的策源地。
在中西医斗争白热化的1929 年, 上海又成立了全国医师联合会。余云岫以最高票当选执委会主席,会员无一不是激进的废止中医派。受医学界反中医潮流的影响,原本就崇洋媚外的政府对中医更是横加摧残,千方百计想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1912 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没有涉及中医,完全把中医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引起中医界极大的不满。上海神州医药总会评议员袁桂生首先提出批评,拉开了中医界与政府抗争的序幕。他说,清末民初两次制定学制都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推行废除中医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十分明显,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的。
1913 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主张废除中医中药,拒绝中医界提出加入医学系的要求,引起中医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通告全国各地医药团体组织,要求成立“医药救亡请愿团”,以便向北洋政府力争,得到19个省市的响应。余伯陶在上海代表离沪赴京请愿的欢送会上致词勉励说:“这次赴京请愿是我国医药界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创举,对今后医药前途关系极大,希望代表们以坚定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去达到保存中医中药的目的。”请愿团先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其各部呈送了请愿书。政府为了息事宁人,托词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并批准成立了上海神州医药专门学校和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后建立民国政府,中医界对高喊革命口号的国民党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以为发展中医的时机到来了。然而不久,中医界就遭受了最沉重的一次打击,使中医存废之争达到了最高潮。1929 年2月24 日,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并规定了6 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1 年。
2、限5 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 年为止,旧医满50 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 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 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这个彻底消灭中医的提案,是把当时的中医当末代中医处置了,一是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是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如此倒行逆施,加剧了中西医的矛盾,中国医界因此大混乱了10 年。上海《新闻报》首先报道了提案通过的消息,全国一片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这时,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登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之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上海中医学会、上海医界春秋社、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药业分会、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上海市药业职工会、上海医报公会等8 个团体联名向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政府各部门、各省市政府发出快邮代电,坚决要求取消提案,同时联合上海17 个医药团体组织,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医药团体联合会”。张赞臣建议在上海举行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两家大报刊登会议通告,通知国内各主要中医药团体、学校。3 月17 日(后来这天定为国医节) ,15 个省市、132 个团体、262 名代表云集上海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医药万岁”,并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上海中医药界停业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表示支持,全国总商会、医药新闻报馆、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舆论也声援支持,提出“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止中医政策是何等地违背民心。
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组团赴京请愿,提出取消议案、承认中医药合法地位、加入学制系统等建议。国民党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为了平息事态,谭延恺、叶楚伧等政府要人出面接见,并说了一些安慰之辞。卫生部也被迫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面允代表:提案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并同意成立“中医学社”。然而政府的废止中医政策并未改变,废止中医仍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到半年时间,卫生、教育两部就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中医学校降格为传习所;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其为南京政府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极强,是中医药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组织。1931 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 以该会不符合法津为由强令解散。
这又一次引起了中医药界的愤怒。12 月1 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再次汇集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通告提前一月发出,有17 个省及南洋、菲律宾等地共223 个团体、457 名代表出席。会议的规模及声势比上次更大、头脑也更冷静。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意识到要争取生存地位,关键得有行政权。因此在5 天会议中,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对待,中医参与卫生行政,编纂中医药字典和中医教科书,加强宣传以争取社会舆论等,并选代表赴南京请愿。这一次惊动了蒋介石,他煞有介事地以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名义发函答应撤消教育、卫生两部的布告,于是代表们欣然而回,可是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散,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加强了各中医学校之间的联系。1928 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召开中医学校教材编辑会,会上交流了各校教材,全国医药团休总联合会负责收集新教材,分发各校参考,然后集中修改,定为课本,为再次要求列中医教育入学制系统做准备。这次以及1929 年在上海召开的教材编辑会议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重要事件,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成熟,它完全依靠民间的力量,联合全国的中医学校,在统一中医教育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抗战后,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愈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除了不许中医设医院、办学校、登广告外,还严禁中医使用新药,制定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使中医无法开业。
上海是我国近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基地,医校林立,名医荟萃。许多中医界人士为争取祖国医学的生存、振兴和发展,不懈努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据统计,1905～1949 年,上海创办的私立中医教育机构达30 多所,许多近代中医名家均出于此。其中大多数办学时间较短,规模不大,但也有几所学校办得十分出色,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915 年由丁甘仁、夏应堂、费访壶、谢利恒等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学校,也是最成功的一所(后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 。后来由丁济万接任主持并不断发展,为近代办中医教育者提供了经验和人才。该校的早期毕业生如丁济万、陈存仁、张赞臣、章次公等均为近代中医名家,它对近代中医教育史影响深远,说起中医教育多首先提到它。
由上海市国医公会创办的上海中国医学院,以“发扬中国医学,融合现代知识,培植国医人才”为办院宗旨。首任校长章太炎,蒋文芳、包识生、秦伯未等名家也主持过校务,两次教材会议都由该校发起组织,足见其领导人的远见。另外还有上海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神州中医大学等。
然而,由于国民党统治当局采取歧视和压制中医的政策,使得近代上海的中医教育一直受到排斥。1946 年2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设备简陋,办理欠善,未经呈准,擅自设立”为由,勒令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停办,遭到两校的坚决抵制,经多方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 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刊出,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无理取缔,呼吁全国中医界支持。丁济万、蒋文芳等进京向教育部请愿也无结果。9 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11 月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政府请愿。国民党政府丧心病狂,竟毫不理会,在全国没有一所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三校未经立案为由,于1947 年4 月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因此,近代中医学术的中心、近代中医教育的发祥地———上海,解放时反而在中医教育上一片空白。
综上观之,受当时全盘西化思想的影响,在整个中学都遭到抨击、破坏,整个西学都受到推崇、提倡的大环境下,中医学不可能不遭到抨击和破坏,西医学不可能不受到推崇和提倡。同时,两种医学的内在因素也决定了这是一场持久艰难、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医学除了药物、外治法有较大成就外,整体发展较为缓慢,一度让国人失去信心。相比之下,西医则直观得多,也更具活力,它在治疗上卓有成效,使人们能够很快信服和接受。不可否认,西医的介入打破了几千年传统的医疗局面,为我国医学增添了新的内容,扩大了中国医界的视野,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即使没有教会和教会医生的媒介,中国的主动引进也迟早会发生,废止中医思想的产生和盛行,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然而也应该看到,对中医的批评虽不无合理之处,但往往是片面的。废止中医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中医具有西医所不能替代的实效,而且通过与西医的冲突,中国医界不断地重新审视自身和认识西医学,并通过权衡、比较,做出何去何从的选择。就此而言,论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为如何正确处理好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对实现中西医二者优势互补,最终双赢,必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来源：中医文献杂志　作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