嘌呤核苷合成酶:我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

我不是“资敌罪”—— 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

　　胡萍是新中国专机的首飞者，长期担任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１９５２年，胡萍从哈尔滨一航校第二期干部飞行班毕业，分到西郊机场，他是为数极少的驾驶运输机成功的老干部之一。由他组建飞专机的独三团，并出任团长。独立单位都高半格，在陆军他就“独立”，独立营、独立团，一直在独立单位。后来独三团改成专机师，他是第一任师长，１９５５年授衔大校。提升空军副参谋长后，仍兼任专机师党委书记。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新中国还没有专机，胡萍作为机长在印度飞机上为周恩来保驾。１９５７年，胡萍作为毛泽东专机的机长，突遇雷雨，与地面失去联络４０多分钟，在塔台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团团转。飞专机管专机２０多年，胡萍几次化险为夷，没出一点事，而九一三事件却猝然使他掉进十八层地狱。

◇　我怎么能是“资敌罪”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决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林彪提供飞机，造成严重后果，被判为“资敌罪”，有期徒刑１１年。

　　“资敌罪”的大帽子就这样强扣到我头上了。

　　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

　　专案组说，不可能不知道，逃跑就是你主谋，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

　　我说你们尽管查，要查出是我制造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我并不知道阴谋。周恩来通过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怎么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他，不要跟他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他们玩了圈套，现在想很可笑，但不能离开当时的时空。党办副主任何汝珍对我说，叶群问，胡萍这小子靠得住靠不住？何汝珍说，这个你放心，绝对没问题。叶群为什么问这个？那个时候说倒就倒，我心想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我不是想当官的人，我更喜欢飞行业务。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又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保住晚节？那个晚上我通知周宇驰，总理查问飞机了，但我并不知情。这是好人犯错误，而不是坏人办坏事，这怎么能叫“资敌罪”呢？

◇　林立果学开车要“手令”干什么

　　我可以派飞机，但我怎么知道他们往哪里跑？我没有什么交代，确实不知道，我编也编不出来。查我，我也不知道谋害毛泽东。那时我在三Ｏ一住院，左肾结核，切片检查，本来想马上做手术，又一想还是等凉快点再做。住院没什么事，就等手术。９月１２日午睡后我回机场。下午６点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北戴河，点名要三叉戟。我打电话给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给陈联柄打电话，由他转告。那天晚上在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手令”让我看。我曾经看见周宇驰苦练林彪签名，我还奇怪，练那个干嘛？是不是林彪的字，咱们看不出来，就看过题词，林彪本人的笔迹咱们也不接触。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吴法宪早有话，他要用飞机就用呗。以后我才慢慢想，他用飞机像用汽车一样方便，还要什么“手令”？现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写材料也写过。

　　我还想起一件怪事，有一次在机场，周宇驰跟我讲起开车，他有目的，现在想才有问题。周宇驰说，吴法宪不让我们开车，后来首长（林彪）对这事写了个命令。他就喊程洪珍，你把这材料拿来。红铅笔写的，３２开纸，“手令”也这么大，五六行字，前头写“立果、宇驰”，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意思是开车在军事上有好处，掌握一门技术重要，这么一个内容。下面是林彪签名。当时我不理解，开车这样的小事还要林彪说话？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这个意思是叫你看是林彪亲自写的，先让你看这个东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会怀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谁想到？

　　但林立果明白，用飞机要从我这里过。几个关口，飞机要移动，必须经过调度室批准，才可以放飞。三叉戟去北戴河正常，林彪在那里。本来三叉戟应该牵引到候机室门口，林立果不让，说我们开车过去，怕浪费时间。他们都安排好了，直接到停机坪，我没过去，后来听说他们拉了很多东西，搬上了三叉戟。

◇　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

　　周恩来查问三叉戟时，我正在候机室。

　　九一三事件前一周，吴法宪打电话给我，林彪那里要动一动，做好准备。林彪“动”都是临时，打个电话说走就走。又过两天，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来电话，主任说这两天准备走。到哪？说到青岛或大连，或到广州，没个准。我说行，早了解情况早告诉我，我好做准备。林立果让我为首长准备好飞机，这几天要离开北戴河，要绝对保证首长的安全。胡萍说，我干这角色，不是一天两天。庐山会议，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叫我开会，怎么把所有的中央委员都送去，哪省哪省，要一个名单，拉这么多人，别人不让上，保密。大机群活动，二三十架飞机，没上头命令，我敢这么干？

　　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这在内部很平常，别的首长也这样。改航线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起飞后沿途雷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的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中起码的空中联络也被限制，只准按下发话键，而不能讲话，至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声东击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９月１２日夜里，吴法宪在候机室对我说，准备一架飞机去北戴河。他没说谁去，我以为吴法宪去。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我说有点问题了。已经把吴法宪看起来了，他去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问号，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准备去。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

　　９月１３日，我准备回医院，我有车，可吴法宪说，用我的车，张秘书送你。实际上监视我，怕我跑了。李德生问吴法宪怎么回事？吴法宪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林彪去北戴河前，吴法宪交代准备飞机，李文普也打过招呼，过去都是这样办法，出了事，都推了。伊尔－１８拉警卫，一架飞机装汽车，两架直升机用于视察，林彪“动”，都是这样，这就五架，还有一架空飞上海，我不知道要接谁。非说你搞阴谋，我为他们辛辛苦苦服务２０多年，任劳任怨，谁知道他们搞这玩意儿。硬说三叉戟飞苏联的阴谋是我搞的，周总理为我说话，说不要追了。我与中央警卫局政委杨德中关系很好，他来看我。第二天专案组说，你要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替你说好话。周总理一清二楚，了解我，他不死，我的结局会好点。那天早上就把我关起来，杨德中把我送到中央警卫团的营部，住了两夜，又送到亚疗。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永胜）吴（法宪）。我没头没脑，什么“黄吴”？我一个字没写。又住了两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念文件，我才大梦初醒，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是阴谋，出了事，没理可讲，我说有什么用？

◇　胡萍为什么改名胡萍

　　胡萍，１９２３年生，山东乳山县人。暴发户，靠银行、土地、山峦生活。家中二三十间房子，一百多亩地，雇长工种地。父亲是国民党区长，社会名流。这样的家庭出身，不要说专机飞行员，就是空军一般的飞行员，也早被刷下去了，怎么就能通过年年岁岁的严格政审呢？

　　我家是革命家庭，我８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是革命老太太，脑子灵光，家里是革命者的据点，被抄了家。我是老小，上边两个哥哥，父亲比较注意老大的上学问题。我两个哥哥上学等级都不高，没上大学，但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青岛德国教会学校，受的教育等于大学。因为学校里有地下党，两个哥哥很早就是革命者。大哥是烈士，开书店，是地下党据点。二哥在教会中学毕业，留校做了一年革命工作，以后担任胶东大众日报社长，解放后在武汉任宣传局长。

　　我上的烟台八中，高小毕业没考上师范，１９３７年在山东海阳县做青年工作，１９３８年我任三区区委书记，１９３９年参军。青年人嘛，参军打鬼子。我原名孙传芝，参军后改的名字。为什么叫胡萍？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我参军就是干部，县里有几个中队，我当过副指导员。１９４１年右胳膊负伤，我背着手拿枪，子弹过来一排，打中了还不知道。是贯通伤，没有什么药，盐水纱布从中间穿过，来回洗，现在两只手还一大一小。伤好后就留在后方，在东海军分区后勤当教导员，那时我还不到２０岁。

◇　抗战两次负伤，抗日勋章却不给他

　　宣布日本投降是最好的消息，胡萍在东海军分区后勤宣布。大家坐在背包上开会，哗地跳起来，鼓掌欢呼。这时胡萍第二次负伤，还没有养好，伤在左手腕，也是贯通伤，有三级残废证。他两次负伤都在抗日战争中，但抗战胜利６０周年发勋章，却没有他的份，说他没有单位。

　　就是在东海军分区后勤，胡萍和刘继馨谈上了对象。解放战争三查三整，质问为什么地主找地主？团政委是老红军，有点文化，对胡萍说，不要在意，过过风头再说。

　　刘继馨家也是大地主，家中有皇帝的诰命书，那一代最大的是进士，三袍玉带。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刘家的。刘继馨的父亲是开明士绅，曾在威海教会中学上过学，在村里办小学，教英文和音乐。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家里成了抗日据点，山东好多元老都在她家住过。后来暴露了，抓了五六次，父亲终于被抓住，４０多岁被杀掉，眼睛都被挖掉了。家中七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在北京读书，解放后当了江苏省委书记。六个姐妹都念书，地在哪里都不知道，长工说了算，很快破落。刘继馨１９４５年考上东海中学，这是革命中学，供给制，几千人考试只收几十人。没学多少东西，学校解散后她分到东海军分区后勤。

　　胡萍是单位的活跃分子，爱说话，爱打球。刚开始有一个文工团员喜欢他，但嫌他出过天花。在刘继馨眼中，虽然他脸上有麻子，还是很帅。胡萍负伤后好几年用左手写字，左手还写这么好。刘继馨刚参军就很欣赏他，但谁也不主动，后来他一提，刘继馨马上就答应了，１９５０年结婚。

　　胡萍是十兵团三十二军二八四团的团政委，带部队走了几个月打到福建，任福州警备区司令员，是当地最高首长。正值在陆军的基础组建空军，从陆军挑了一批飞行员，还需要一批飞行干部。１９５０年刘继馨和胡萍一起到南京体检。２７岁的胡萍被选上了，到哈尔滨一航校学了两年，空军领导好多是他同学。刘继馨留在南京华东后勤报社当记者。

　　自从飞专机，胡萍整天不在家，什么都保密。刘继馨说，我只知道他给中央首长飞，关于飞行的危险，他说过一次，飞机外壳结了冰，危险极了，还继续飞。别人都说他胆子太大，但有故障他坚决不许飞。欧洲几条航线是他开辟的，连续飞２０多个小时，没出过事。到那些国家，有的输油管爆炸，他一出去，我就担心，落地了我才放心。

◇　硬说我们要暗害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刘继馨带着７岁的女儿在青岛空军疗养院。早就想回来，但与西郊机场联系不上，没有飞机，老也没有消息。

　　９月２０日左右，西郊机场叫我回来。到了北京火车站，我要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和女儿还穿着单衣，冻得不行。好不容易作战科长带着吉普车来了，营门不让我进，让我到俱乐部，说有点事，先到外边住，不让回家。当天就没有了自由，派两个人看着我。女儿送回老家，婆婆也被送走。两个儿子当兵，大儿子在一航校，飞行都飞出来了，马上停飞，单独复员，二儿子在空十三师当机械师，也复员了。两个儿子的工作不能分在一个方向，大对角，一个在顺义，一个在良乡，不能叫他们串连。

　　很快我被关进空军学院的学习班，我连被子也没有，给找了一床黑极了的被子。说是学习班，实际上就是监狱，窗户都用纸糊着，上厕所打报告，写材料的纸编上号，不准说话，一人一间房子。学习班还有王飞的爱人萧新，军务部长杨采章，朱铁笙等几十个人。

　　我那时是西郊机场幼儿园团长，我什么也不知道。说胡萍是反革命死党，叫我揭发，还说我到青岛是阴谋，派我去了解毛泽东的情况，想暗杀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前夫人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也在青岛疗养院。李敏要见毛泽东都非常难，贺子珍就更见不上了，想暗杀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在海水浴场，怀孕的李敏没下水，贺子珍下水。我们还一起打扑克，陪着贺子珍玩，故意输，让她高兴。贺子珍脑子非常好，很能干的人，我还与贺子珍去了一趟威海。李敏的儿子和我女儿同岁，也玩在一起。就这些内容，把我在青岛写的家信都抄走，叫我背出来信上都写了什么，漏了一句更不行，我哪能背得出？李敏的儿子应该叫贺子珍姥姥，但对外叫奶奶。如果说不清，奶奶说成姥姥就是阴谋。

　　关了快三年，１９７４年初看我实在没“油水”，把我赶到农村。土改时地主一样待遇，扫地出门，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说你是反革命家属，应该斩草除根的，毛主席关怀，给你一条生路。没给结论，不算敌人，方向路线性错误，人民内部矛盾。叫我在我家和胡萍家选一个地方，我选了胡萍家乡。我带着女儿在村里劳动五年。一直在城市，突然到了农村，一年劳动下来，我连分的４００斤粮食都买不下来，靠我广州的妹妹和胡萍的哥哥给一点钱，把粮食买回来。女儿在家念书，连铅笔都买不起，胡萍的战友找来几只长毛兔，我扯兔毛卖，扯得我的手都肿了。我还是爱看书什么的，买不起字典，今天省几分钱，明天省几分钱，积起来，买了一个字典。晚上收工回来，我就在小油灯下写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一天到晚，累得我没办法，神经衰弱，好在村里老乡对我们特别好，否则真不知道怎么顶下来。

　　１９８０年下半年，三十四师来信叫我回北京。

◇　整整十年，生死两茫茫

　　将近十年，房子早收走了，家中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光了，文物、书、财产甚至连日用品都没有。胡萍的消息一点也没有，是死是活，我连问的地方都没有，也不敢问。１９８０年底，胡萍被监狱安排在二六二医院体检，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同病房，四个战士陪着。为什么这么安排？不知道。这时可以探视了，第一次见面，胡萍的脸肿着，变了样，监狱发的衣服，补得像渔网一样。他身体虚弱，只有精神还可以。１９８１年底胡萍出狱，１９８２年我们去山东潍坊。胡萍的关系放在那里，允许每个月“借”１００元，后来增加到２４０元。２００３年实在生活不下去，我又去找，空军干部部说中纪委有文件，２０００年就增加了生活费，增加到６５０元，一直到现在。

　　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学校拔尖，作文几次被收入地区的小学生作文选。１９７８年女儿考上大学，我决定回北京。在北京西郊机场外边租了一间六七平米的房子，“窝”了十几年。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上访近一点。我回来一找，就恢复了我的党籍，但胡萍的问题毫无进展。慢慢地，胡萍走路老撞墙撞树，我们也不懂，到空军总院眼科看，没什么毛病。其实是脑瘤越长越大，把视神经挤了，所以视野很小。老医生知道胡萍是空军的老人，对他很好，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是不是脑血管硬化？一查发现脑瘤，１９８４年手术。术后胡萍逐渐失明，１９９４年完全看不见了。

　　也是这一年落实政策，西郊机场给了我两间房子。１９８６年给我办了离休。

　　这么多年，这么难，一切自己承担，自己包下来，如果他身体好，我什么也不说。他们家有长寿基因，他哥哥每次运动都挨整，现在９０多岁了还活着。如果他没有这个事，能得脑瘤吗？身体能这样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接受不了，太残酷了，太痛了，不叫杀人叫什么！上哪儿找公道？历史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叫他承担？至少生活不能这样，起码给最低的生活保障吧。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战犯，待遇那么高。只要生活过得去，我一切都会忘掉！

◇　历史会搞清楚的

　　很多年前，我就多次采访过胡老。那时他已经因脑瘤手术而双目失明，但头脑清晰，他一字一句地回忆了那个不可思议的黑暗时刻。如今很多年过去，胡老的身体越来越差，几次报病危，在老伴的精心照顾下，他一直顽强地活着。采访结束，一直没有说话的胡老慢慢地说，我这一生还不错，没胡来，如果干过坏事，我不埋怨任何人。我拼死拼活干一辈子，流过几次眼泪。最后弄成这结果，历史会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