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价高企惹“洋猪肉”抢滩中国 猪肉进口创新高

2011年11月03日09:52    来源：《南方日报》   

前期国内猪价的高涨引发中国猪肉进口量激增，不少国家纷纷奔赴中国寻觅“猪生意”商机。近期，墨西哥、芬兰等国派团访华，希望把本国的猪肉出口到中国。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中国进口猪肉及其副产品达到87万吨，同比增长44.6%。

　　分析人士认为，猪肉进口量的激增是近期国内猪价暴跌的原因之一。随着养殖成本的上升和风险加剧，部分散户开始选择退出，而规模化养殖未能及时补上，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猪肉供给将保持偏紧状态。

　　专家指出，大量进口“洋猪肉”或将是常态。但国民要吃到低价猪肉已不太可能，因为养殖成本已经高企。

　　中美生猪养殖成本差距超过1.5元/斤

　　猪肉进口量的激增最大的推手便是国内高企的价格。从今年5月份开始，国内猪价一路高歌猛进，到7月份一度创下历史新高。“价格飙升主要是存在供求缺口，而且这个缺口非常大，这也让贸易商们看到了商机，他们从美国等国大量进口，9月份到岸量非常大。”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冯永辉介绍说，中国生猪养殖成本在6—6.5元/斤之间，而美国养殖成本则为4—5元/斤之间，成本之差超过1.5元/斤，这就使得美国猪肉有着天然的竞争优势。“美国的大豆、玉米都是自产，饲料成本要（比中国）低很多。”

　　美国农业部10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内供应跟不上需求的增长，2011年中国猪肉进口量将达到55万吨，比2010年增加10多万吨。截至8月份，中国累计从美国进口猪肉2.66亿磅，成为美国猪肉的第五大进口国。其中7月和8月单月进口量激增至0.44亿磅和0.65亿磅，环比分别上涨63.6%和49.8%。

　　据商务部日前发布的农产品报告，1至9月份，中国进口猪肉及其副产品达到87万吨，同比增长44.6%。前三大进口来源国分别为美国、丹麦和加拿大，来自美国的进口数量和金额的增幅均超过700%。

　　国内肉价高企靠进口补充

　　“我们的研究表明，猪肉进口量跟国内肉价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即国内价格越高，进口量就越大。”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王晓悦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

　　仅以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今年全年猪肉进口量将大幅超过2008年，若从这两轮的最高价格相比来看，前者仅略高于后者。“这主要是近年来国内生猪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养殖成本的上升和疫病频发，农村散户开始退出，养殖业规模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但缺口还没能及时补上。”王晓悦分析说。

　　在本轮猪价飙升之时，南方日报记者便调查发现，面对猪价创出历史新高，与2007—2008年的疯狂养猪热相比，养殖户们更趋于理性，补栏积极性大不如上一轮。

　　冯永辉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也多次指出，当时尽管出栏肉猪、仔猪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并创历史新高，但母猪补栏积极性却与之不成正比。王晓悦表示，相比玉米价格等饲料成本的上涨，猪价上涨幅度其实并不算大。成本的不断上升侵蚀了相当一部分养殖利润，加之猪病频发，养殖风险加剧。特别在经历了2009-2010年的长期低迷后，部分养殖户心灰意冷选择退出。“现在其他机会也多，很多农民宁愿选择外出打工或做点别的，而不愿意来养猪了。”

　　在王晓悦分析看来，散户的退出无疑会减少一部分供给，而规模化的提高无疑需要一段过程。尽管中粮集团、新希望集团等农业巨头开始纷纷布局生猪业，但这些大项目从上马到最终投产需要一定周期。

　　“根据我们的分析预测，到2015年前中国猪肉供给总体上将呈偏紧状态，缺口需要从国外进口，以后每年进口100万—200万吨将是常态。”王晓悦称。对于全球猪肉第一生产国和消费国而言，这个量并不大，目前中国猪肉消费量达到5000万吨。

　　王晓悦进一步表示，尽管当前全球猪肉贸易量只有600万吨左右，但美国等国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状况，贸易总量增加到800万吨难度并不大。

　　“洋猪肉”暂难控制国内市场

　　“进口量的大幅增加是导致近期猪价暴跌的原因之一。”冯永辉指出，全国猪价已从9月初的19.4元/公斤跌至目前的16.8元/公斤，每公斤下跌2.6元，跌幅超过13%，终端市场肉价也开始走低。“进口猪肉直接投放市场，对终端市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消费市场的价格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环节，“这对养殖户显然是不利的，虽然仍处在盈利周期，但猪价的下跌引起了恐慌性抛售，导致价格急剧往下走。”冯永辉称。

　　王晓悦认为，从未来看，随着“洋猪肉”进口趋于常态化，国民要吃到低价猪肉已不太可能，因为国内养殖成本已经高企。另一方面，国内猪价肉价波动幅度将减小，有了外部市场的调控，生猪波动周期将延长，也将更为平缓。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进口猪肉等低价农产品无疑有利于平抑国内市场价格，缓解通胀压力。

　　猪肉进口常态化是否会加剧对外依赖程度？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相比国内5000万吨的猪肉年消费量，百万吨级的进口并不足以控制国内市场，但中国首先还是要立足于国内供给，鼓励大企业进入养殖业，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因为中国猪肉需求量实在太大，一旦出现大的缺口，国外进口也无济于事。”（记者 黄应来）

中青报：下调检疫费降肉价，一个冷笑话

殷国安

2011年09月21日08:29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日，几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降低牛羊等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收费，多项种类降幅都达30%以上。此举旨在降低农副产品流通环节成本，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下调肉类价格。（《京华时报》9月20日）

　　为什么要下调动物检疫费？我也用一句官话表达：这是因为检疫费具有下调的空间。具体说应该有两点：一是，过去检疫费从率征收是不合理的，所以现在改为按定额征收；第二，过去的检疫费标准偏高，所以才下调收费标准。当然，这是我的分析，两部门的通知并没有告诉我们，检疫费原来收费是多少，材料和人工成本是多少，利润多少；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下调30%以后，是不是还有利润，或者是亏损——总之是一笔糊涂账。

　　最感到有趣的是，两部门的文件在谈到下调检疫费时，居然说是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下调肉类价格”，这倒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了。检疫费下调与降低肉价，我看几乎不存在联系——因为效果太小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专家说了，“检验检疫费只占六七元，降幅30%也就是一二元，对于整体费用来说微乎其微。”记得在前不久曝光的“健美猪”案件中，那些拿钱买检疫证的，明码标价也就是10元一张。那么，降低30%，每头猪也不过少了3元检疫费。一头200斤重的猪宰杀后可以有150斤肉，把下调的3元分摊，每斤肉可以降价2分钱。我们虽然很穷，但对于2分钱，还是很瞧不起的。何况，现在市场上计价的起点就是精确到“角”。可见，靠下调检疫费降肉价，简直是一个大笑话。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一负责人说，根据全国人大提供的数据，一头猪从仔猪到屠宰完成供需缴15种费用，除检验检疫费、经营税等合理税费外，还有类似教育附加费、城市建设管理费等和养猪关系不大的税费，这些费用加起来大约1头猪要六七十元。那么多税费不下调，却只在检疫费上降低一两元，还指望靠这降肉价？

　　前几天有两条新闻，一条是河南省审计厅公布对全省100家房地产开发企业2010年度税费征管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去年审计部门抽查15家房地产企业，共查出偷逃税887万元。在对27家房地产企业的审计调查中发现，少缴纳土地增值税2527万元。一条是地税部门答复月饼税符合法律规定。于是人们说税务部门收税是“抓小放大”：房地产商的税可以放掉上千万，工薪阶层的税连月饼也不放过。现在，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抓小放大”，这就是政府在减轻老百姓负担时也是“抓小放大”：减的是几元钱的检疫费，而那些压得许多家庭喘不过气来的税费却纹丝不动，例如，房地产的税费占整个房价的50%，最高的择校费涨到25万元，却没有人去管。

　　不反对“抓小”，下调检疫费也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反对“放大”：那些起决定性的大额的税费项目更应该下调，违规乱收费更应该得到治理。 （责任编辑：齐贺）

中青报：请否认存在地沟油的孙院士认个错

严辉文

2011年09月21日08:28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日，财经评论员叶檀在腾讯微博发表言论称，工程院院士孙宝国曾否认市场上存在大量地沟油的传闻。其理由是：地沟油要处理到没有异味的程度，需要投入很大成本，因而“回到餐桌上是不可能的”，孙院士还据此推断“一些引起热议的食品安全话题都有杜撰成分”。这条微博发出后，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专家”的质疑。（《城市晚报》9月20日）

　　不久前，警方摧毁了涉及14个省的地沟油犯罪网络，证实了地沟油回流餐桌，远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早已形成一大真实的坑爹产业。这一次警方终于给力，捅开了流传已久的地沟油黑幕，让我们看到了“地下循环经济”之险恶，监管部门之失职；看到了地沟油管理制度的漏洞，食用油“国标”的笑话。而从工程院院士孙宝国的地沟油言论看，这一次的破案，也再一次显现出权威可信度的尴尬。

　　在公共事务上，无疑总是需要专家发言的，许多专家发言，的确呈现答疑解惑之功效。不过正所谓尽信专家，不如无专家，我们又大可不必迷信专家。因为许多事实已证明，如今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有时并不因为专家拥有院士或者什么家、什么长之类的头衔，就可以增进其发言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还是那句话：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专家发言走偏，不外如下两种情形。一是专家与利益集团牵扯不清，被利益绑架而故意误导舆论。这样的情形我们其实并不少见，比如在股市、房价、企业责任、环境污染、药品食品安全等领域，我们就没少听见某些专家别有用心的发言。二是专家因为缺少调查或者研究视域所限，而抛出大失水准的结论。我宁肯相信孙宝国院士属于后者。孙院士是我国著名香料专家，北京市重点学科应用化学和食品科学学科带头人。如此资深食品香料专家，何以其在地沟油方面的科学认知还不如地沟油作坊主呢？怎么就没有想到那些黑心作坊居然能够用土法上马，且使地沟油符合食用油之“国标”呢？也许他站在香料专家的角度，用纯而又纯的食用香料知识对黑心产业进行无恶意的理论推衍，且据此进而得出媒体对于食品安全话题的报道都有杜撰成分的判断，作为一己之见，完全可能吧。

　　与专家发言走偏同样剑走偏锋的是，对于专家发言失误的一味讥讽和叫骂。现在回望孙院士当初的“科学结论”，网络上骂声大于理性的纠偏声音。与其将此当成又一次网络骂战的肇端，不如当成一次公共发言的反省良机。如今之计，我建议孙院士真诚地道歉一回。

　　于孙院士个人而言，道歉符合科学精神。知错而能改，有利于孙院士拓宽研究视野，在食品香料领域取得更大成功。从公共舆论的层面，道歉更符合公共精神。孙院士作为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常务理事，也有义务在食品安全领域以正视听。从善后机制上看，道歉也符合公平精神。至少能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专家不必神化，专家也可能有失误；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专家发言大失水准之后，尤其应该有“出来混说，总是要还的”机制以毖后！ （责任编辑：齐贺

广州日报：“三代无大学生”争议背后的真问题

徐锋

2011年10月31日10:01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近日公布该校“圆梦计划”自主招生政策，特别规定：被推荐的考生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该规定引得不少人大呼“雷人”。

　　“三代无大学生”的规定乍一听，着实颇“雷”。一则，此说法极易让人联想起当年“工农兵上大学”所要求的“三代贫农”，也难怪有网友嘲笑人大此举让人恍然重回讲究“根正苗红”出身的年代；二则，如此限定，似乎有将不少成绩优秀、但不符合条件的农家子弟排除在外的嫌疑，与唯才是举的选才宗旨相悖。

　　但作为校方，恐怕也有充足理由——须知，该项政策属于“圆梦计划”的自主招生范畴。既然属“自主”招生，学校有自己的考量，似乎也无不妥；再说，该政策针对的本就是“低学历世袭”的特定人群，旨在改变农村贫困世袭之现状，有所限定，也是必然……这么一说，好像学校也并不理亏。

　　什么才是这一事件背后的真问题？其实，舆论的揶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忧虑——一所大学如果出台一项有待斟酌的“自主招生”政策，在招进一批“符合”某种条件限定的学生的同时，却挤占了其他“更应该”获得入学机会者的名额，从而未能实现有限教学资源的效率最大化，怎么办？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比如，为什么要求“三代”无大学生而不是“二代”、“四代”，为什么只规定三代“无大学生”而不是“无官员”或“无老板”……在制定这一可能涉及众多农村学子命运的规定时，是否存在某种草率或臆断，是否经过严密严谨的调研和论证？

　　于是便触及一个悖论：作为自主招生，我们理应尊重高校的自主选择，对他们的办学能力、选才机制持有某种基本的信任；但作为纳税人，公众又有足够的权利对这些公立高校进行监督，确保其每一项措施尽可能最大程度符合公共利益。这才是每次关于自主招生甚至很多看起来像“高校家务事”的风波中，舆论对有关高校“管得太宽”的本质原因。

　　诚然，我们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自主办学空间，但很显然，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大学来自权力的干扰太多，来自公众的有效监督则太少。理论上说，由于效率和现实性问题，对于大学这样的公共利益机构，纳税人由于不可能直接管理，必须进行一定的授权和让渡。但是，在眼下“公器”屡屡被“私用”的语境下，公众这种警觉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公权寻租越来越常见和理直气壮，当“红头文件”在一些地方变得太不严肃，当“萝卜招聘”层出不穷……便不能怪公众喜欢习惯性质疑、习惯性误读，实在是因为一些公共利益部门屡屡辜负公众的信任和委托，导致公众频频被“误伤”。

　　在这种不信任氛围中，高校也并非全然受害者。从不分顽劣争夺明星学生、明星客座教授，到一掷万金办奢华校庆，从不绝于耳的高校腐败案，到令人大跌眼镜的教授抄袭和“潜规则”事件……莫不暴露出一些大学肤浅、媚俗、媚权、急功近利的时代病；莫不佐证了公众的疑虑：现在一些大学，确实呈现出“行为能力缺失”的病征。既然如此，纳税人行使更多“监护人”的职责，便是一种必需的纠错机制。

　　“三代无大学生”的规定到底雷不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其背后暴露的高校与公众的思维差异，更值得咂摸。

（责任编辑：罗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