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床再生步骤:特刊：911十年祭(新快报 2011-9-6)

911十年祭：挥别过去是为了勇气与生存
2011年09月06日09:58新快报尹辉 曹晶晶 郭晨琦 胡远平 周至美我要评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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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1年美国遭遇恐怖袭击，2752人遇难。10年中，人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虽然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10年后，这里的人们一切有关新生的欢喜和对过往悲痛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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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新深度本期封面
911，这十年
——911事件新快报长篇报道封首语
汪再兴
10年真的可以发生很多事情，而这些事的主题无非关乎，爱恨情仇。
10年前的9月11日，大洋彼岸，美国遇袭。
当人们第一次在现场或在电视上看见，被劫持客机从不同角度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时，第一感觉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如果说彼时，大洋对岸的我们对这场袭击的感受还停留在万里之外的话；那么10年过去，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这场世纪之初的袭击仅仅是拉开了世界恐怖活动的一个序幕。
接下来的10年，恐怖主义几乎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印度、在巴基斯坦，全球从西至东，从南到北频频发生劫持和爆炸事件，我们也看见这些遭遇恐怖袭击的受难者中已然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以超乎人类想象的毁灭，不断击碎着我们对袭击实施者道德底线的所有想象。这当然是一幅悲伤的图景。在恐怖袭击下，老父失去孩子，妻子离别丈夫。人肉炸弹所到之处，血肉横飞，残肢断体。反恐战场上，不同肤色的人们生死相搏，命悬一线。
这当然也会是一幅伤痕慢慢愈合的图景。
10年中，人们含泪告别逝去的亲人，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虽然他们说，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
10年后，新快报记者重新踏上纽约曼哈顿岛，这座曾属于悲伤的地方。
我们努力倾听，10年后，这里的人们一切有关新生的欢喜和对过往悲痛的回忆。
我们细致观察，911事件发生后，那长达20个月的国家调查是如何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质询到位高权重者。
我们更是通过美国军方的帮助，回访了两个遭遇反恐战争重创的家庭，为您写下普通美国人民所亲历的反恐战争的残酷。
我们之所以要推出这期报道，正是为了避免这场同属人类悲剧的重演，正是为了找到那未来的道路。
今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在大洋彼岸，我们推开窗门，细细倾听，仿佛能听见那窗外枝叶努力生长发出的声音，那是如同骨骼断裂开来的生长之声。我想，这个国家和人类的成长也正如这枝叶生长那般，是在一次次断裂产生的阵痛中去寻找未来的道路。
3000多个家庭的心灵伤痕
新快报特派美国记者 尹辉 曹晶晶 美国特约记者 郭晨琦 发自纽约
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街景美如油画，人群川流不息，这个城市隐匿的伤痕已经丝毫不见痕迹。一个就在世贸中心不远的酒店服务生对我们说，现在只要一次停电，一次地震，都会让曾经经历过911的人们惊慌失措，唯恐是另一场恐怖的袭击。十年前弥漫在空中的尘土和烟雾如噩梦一般，依然会出没在人们的心里，难以摆脱。
不知不觉，转眼已成十年。
在那一天里，共有3000多个家庭瞬间破碎，熟悉的朋友突然一去不复返。
记者采访了一名曾在广州生活的华裔母亲，她的儿子在救人时不幸牺牲。
记者还采访了一名美国女消防队员，她的7名战友在冲向世贸大厦后再也没有出来。
我们发现无论是华人母亲，还是美国女消防员，不分国界、种族，乃至肤色，当她们的生活都被悲剧撕裂出巨大伤口的时候，她们悲伤都指向一个方向。
时间是疗伤最好的药。
在这十年里，她们在疗伤，她们在改变。
如今，虽然那位母亲接受采访时还会落泪，但她依然坚强地接受采访，因为她希望儿子乐于助人的精神发扬光大。女消防员将9月11日看作公共服务日，热心为市民服务。她们都在悲伤中寻找到力量，并且成长。
广州男孩正在塔下救人
10年前，当世贸双塔倒下的那一刻，救人事迹恰巧被美国电视台录下
每周到老人活动中心跳舞是67岁的岑娇娴的“必修课”，她从位于纽约东面的布鲁克林区的家里，到城西的曼哈顿唐人街老人活动中心，必经一条叫“ZACK”ZENG的路，中文名叫曾喆（zhé）路。
前几年，岑娇娴到活动中心一定要先坐地铁再转6号公车，她总是绕开了这条必经之路。
她说，走上去，心很痛。这几年，她好多了，经过这条路很多次，感觉“走上去，心还是痛，但也很自豪。”
因为，这条“曾喆”路就是她儿子的名字，曾喆在10年前那场911袭击中返身进入世贸双塔救人后牺牲。
“妈，我没事，我要去救人”
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曾喆像平常一样拿着公文包去上班，曾喆出门时，母亲岑娇娴正在洗手间，没来得及像往常一样目送儿子出门。
曾喆上班后，岑娇娴打开了电视机。“那天真奇怪，我平时早上都不看电视的，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就打开了电视。”岑娇娴看到的是世贸中心浓烟滚滚的画面。
9点多的时候，岑娇娴接到了曾喆的电话，他急匆匆地说：“妈，我没事，我要去救人。”岑娇娴本想嘱咐儿子小心点，但曾喆已经匆匆挂了电话。岑娇娴没想到，这是儿子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句话。
10点多，曾喆的女友打电话给岑娇娴，说曾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世贸双子塔已经倒了。岑娇娴的心猛然一沉。
“世贸100多层，覆盖的面积有多大？我不敢想下去……”手机也没信号，岑娇娴心急如焚，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期盼。
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曾喆的同事、同学从各地打来的，大家都关心曾喆的安危。
岑娇娴哪里都不敢去，唯恐错过了儿子的电话。“我好希望电话一响，拿起来，是阿喆说，妈，我好肚饿，想喝糖水。”一整天杳无音信，岑娇娴还心存希望，或许儿子太忙，没空联系家里，又或者他受伤了，在医院治疗，没法打电话……
美国电视台播放了曾喆救人的画面
不久，曾喆在美国西雅图的广州校友打来电话，说在纽约FOX电视新闻台的画面中看见曾喆蹲在一位亚裔妇女身边实施救护。妇女的脸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大块的血污，曾喆穿白衬衫卡其裤，戴着胶皮手套。
此前，曾喆曾在大学课外获得过紧急救护员证书。
随后岑娇娴在曾喆同学寄来的录像上见到了儿子，地面上满是掉落的瓦砾和飞机的残片。根据画面现场判断，曾喆当时应该是在和世贸大楼紧邻的马路上急救伤员。根据这唯一的线索推测，救人的曾喆应该被埋在坍塌的楼下。
在社区义工、同学朋友的帮助下，曾喆妈妈在纽约广泛张贴了寻人启事。在照片的右下方，是曾喆在美国义务救护队的徽章。
在那些希望渺茫的日子里，岑娇娴经常在唐人街一带走来走去。她总是期盼着奇迹的出现，曾喆像往常下班一样，笑嘻嘻地朝她走来。
然而，曾喆再也没有回来，录像片里，曾喆救助妇女的画面永远定格在岑娇娴的脑海里。孩子的最后一面，没有对话，没有拥抱，只有冰冷的电视屏幕。
曾喆的哥哥和女友为曾喆办理失踪登记。问及失踪原因，答曰救人，对方诧异：“有这么伟大？”这话深深刺痛了曾妈妈的心。她已经忍受了丧子之痛，怎么能再去容忍别人对儿子精神的质疑？
[导读]2001年美国遭遇恐怖袭击，2752人遇难。10年中，人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虽然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10年后，这里的人们一切有关新生的欢喜和对过往悲痛的回忆。
移民家庭中的广州男孩
曾喆的生日是9月30日，与中国的国庆节相连，因此，曾家给儿子起名喆，意为双喜，吉又是喆的异体字，包含吉祥如意的意思。岑娇娴希望这个儿子有福吉祥。
1988年，曾家初来美国时，曾喆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新移民的生活免不了辛苦操劳。因为不懂英语，原来在广州当老师的岑娇娴到衣厂做工，给裤子绞边。一天最起码要干十小时。最晚曾经做到凌晨2点。1995年，岑娇娴又遭受了丧夫之痛。
幸好曾喆努力学习，取得了电子工程学士和MBA硕士学位。并在华尔街的纽约银行任职，分管帮助外国公司在纽约上市的业务，年收入7万美元。曾喆以他的聪明、勤奋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也用他厚实的双肩撑起了这个移民家庭。
他在911袭击遇难时仅仅28岁，如果没死，10年以后，也许他和女朋友已经结婚，也许会有自己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几根头发，做遗体比对时，她又舍不得交给政府
在等待的日日夜夜里，岑娇娴渐渐接受了曾喆已经离开的现实。
她唯一的期盼就是找到儿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我找到儿子的下落，哪怕是一根头发都好”。
在报失踪人口的时候，政府让岑娇娴收集一些曾喆的个人物品，以便能够比对曾喆的DNA。岑娇娴到曾喆的床上找他的头发，还真让她在枕头上找到了。小心翼翼地捧着这几根头发，岑娇娴的眼前模糊了，她突然舍不得把头发交给政府。
2002年5月，岑娇娴接到政府的电话，证实在世贸的废墟里找到了曾喆的遗骸。“那种感觉很难说。我的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很伤心，但是也证实了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救人牺牲了，找到他的遗体，就是给那个说‘真有那么伟大吗？’一个最响亮的耳光”。
她开始收集曾喆的各种信息，整理儿子的相片，为儿子做纪念册。
“到美国之后，我一直忙着做工，他又去罗切斯特上学，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岑娇娴给新快报记者看儿子照片时难过起来。“你们可以拍一下，但别拿走了，有好几张被记者拿走了，都没还回来。”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曾喆的记忆。
曾喆亲友原本打算要为曾喆做一种108页的纪念册，但由于经费问题，最后只能出版了一些只有36页的纪念册。
一条街道以曾喆名字命名
曾喆的事迹震动了全社会，感动了无数人，人们公认他是“美国的英雄，华人的骄傲”。2004年9月11日，为纪念曾喆的英勇事迹，曼哈顿第三社区委员会与纽约市议会先后通过了命名“曾喆街”的议案，布隆伯格市长于5月初签署了议案，使得“曾喆街”的命名方案终成法律。
不懂英语很少参加政府纪念，但她有自己的方式，带几个橘子去墓地看孩子
最中国的纪念方式
2011年9月1日，10年过去，新快报记者在美国曼哈顿唐人街的勿街见到了岑娇娴。
她穿着修身黑色连衣裙，脖子上戴着一串美丽的白色珍珠项链。在讲述曾喆救人的经过和回忆曾喆童年时，岑娇娴语气平缓，时常开着玩笑，被悲剧撕开的巨大伤口似乎已经愈合。
但一被问到今年的911纪念活动时，岑娇娴突然控制不住情绪，潸然落泪：“其实每年纪念活动时，你们记者采访我，就是揭开我伤口，再给我撒把盐。但是我想到这是你们的工作，我尽可能配合你们。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也希望曾喆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能够发扬下去，弘扬他的精神。所以，我再痛苦，也接受你们的访问。”
每年911，美国政府都有纪念活动，岑娇娴都会接到邀请函，但她基本都没有去，因为不懂英文。岑娇娴有自己的纪念方式，那是最传统，最中国的，就是带上曾喆最爱吃的橘子，到墓地看儿子。
岑娇娴还收藏着来自全美各个学校孩子们的信。很多孩子安慰鼓励岑娇娴，想要当这个英雄妈妈的孩子。
“我要自己解放自己”
为了走出丧子之痛，岑娇娴曾经也接受过纽约市政府提供的心理专家咨询服务，但她去了两次就再也没去过。
“其实我觉得去看病更痛苦，医生还是问我过去的事情，把我的伤口又挑起来。”岑娇娴摇摇头。她意识到，只有自己勇敢面对，才能解放自己，才能从伤痛中走出来。“你自己站不起来，看什么心理医生都没用，所以我看了两次就没有再去了。”
岑娇娴给自己鼓劲：“我要自己解放自己。”
这种“走出来”的路是漫长的
解放自己的路是漫长的。
曾喆刚出事的时候，岑娇娴一下子瘦了十磅。
“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跟他去，一条是活下来。如果要选择活下来的话，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我不希望自己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我活着不光是为了我自己，还要为身边的人着想，我还有我的大儿子、兄弟姐妹和朋友，我不希望他们为我担心，假如我的身体垮了，不仅累了自己，还会让身边的亲人遭罪。我觉得曾喆他也希望我活得快乐、健康。”
岑娇娴认识一个和她际遇相仿的女人。岑娇娴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17街，15街有个华人，她的儿子也是911恐怖袭击中去世了，但她一直都没有站起来，每天都沉浸在痛苦中，她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到后来基本不能自理，岑娇娴还去过她家几次安慰她，有一次岑娇娴在街上碰到她先生说起她的情况，她先生也很苦恼。
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
十年过去，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
岑娇娴志愿成为社区老人活动中心的义工，“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让自己能更快地忘记伤痛。”岑娇娴因做义工服务老人不遗余力，还曾获市议员尼尔森颁发“最佳义工”奖。除了做义工，岑娇娴还热心公益。2007年3月，为纪念在“911”事件中舍己救人的华裔英雄曾喆和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华裔子弟林宏呈，她与纽约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模范母亲联谊会和林宏呈家属发起成立“华裔国家英雄救难基金”。
现在的生活忙碌而充实
在做义工的过程中，岑娇娴充分发掘了自己的文艺细胞。
如今她是老人活动中心合唱团的团长，用她的话说，“把唱歌当练气功，跳舞当打太极。”岑娇娴的一个朋友告诉记者，她唱女高音唱得非常好，而且还是交际舞的老师。岑娇娴每天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星期一，去跳交际舞或者打麻将；星期二，唱粤剧；星期三，下午去老人活动中心教交际舞和健康舞；星期四，有时唱歌有时跳交际舞；星期五，参加合唱团活动；星期六，唱粤剧；星期天，家庭日。”
岑娇娴一口气把一个星期的日程安排都说了出来。
我一个妇人也不懂政治，但我真不希望再有战争
十年中，悲剧撕开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而因伤口而引发的怨恨呢？
当被问到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会不会埋怨美国政府或者本·拉丹时，岑娇娴叹息：“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政策。其实恨一个人，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何必呢。你老是记得那些愁啊、恨啊的，自己会生活得很痛苦。”
本·拉丹在几个月前已经被击毙了，按常理应该感到宽慰的岑娇娴说出了一段让记者肃然起敬的话：“我是一个小妇人，对政治没什么看法，我的感觉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一个拉丹死了，还有另一个拉丹出现。反正我觉得，战争对我们平民来说就是灾难。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发生战争，受伤害的都是平民，我希望世界和平，不要再有战争。”
10年中我感到人生无常
在谈到911事件对自己的影响时，岑娇娴说：“我失去了一个亲人，我的心很痛，突然感到人生无常。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是能活一天的话我们就不应该白白浪费，应该做对自己，对集体都有利的事情。”
岑娇娴几乎每年都回广州，那里还有她的家人和朋友。而她必访的一个人就是儿子当年的女友。“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有联系，我每年回去都到香港看她，她也会到纽约来看我。她已经结婚了，现在有一个4岁的孩子。”
两个深爱着曾喆的女人在一起，提到曾喆又笑又哭，回忆的都是当年一起生活的快乐时光。曾喆每个周末都呼朋唤友，让妈妈不要上班，在家里和朋友一起打麻将。岑娇娴朦胧中仿佛又看到曾喆笑呵呵的脸，问：”妈，你赢了没？”
最后岑娇娴还对记者提到了“命运”这个词。
原来，9月12日，曾喆就要去三藩市出差，连机票都订好了。“可是偏偏是9月11日发生了这个事情。我只能说这是命。”
911袭击中，纽约消防员是人数最多的罹难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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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遗址旁边，一栋楼的墙壁上绘制了一幅消防员参与911救援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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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一处消防站门口，张贴着911遇难消防员的名字和照片。
343人！
“瞬间爆炸，继而变成火球，世贸南楼朝我们倒下来”
“他们都死了，如果能找到一块骨头都算幸运的”
343，这是在911恐怖袭击救援中纽约遇难消防员的人数。
这个数字，超过911遇难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在纽约，每一个有队员在911袭击救援中遇难的消防站，门前必有一块铭牌，上面镌刻着消防员的名字，有的还附上他们生前的照片，供过往行人观瞻。
他们的战友甚至亲人，也会在每年的某一天对着这块铭牌缅怀他们。
而在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旁，一块绘制在墙壁上的铜质浮雕则向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展示纽约消防员当时救火的英姿。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这幅纽约消防员的群像。
双子塔是纽约的地标，纽约消防局也将双子塔印在了徽章上，双子塔倒了，但印在纽约消防局徽章上的双子塔印记不会随之抹去。
纽约消防局副局长杰·乔纳斯说，“这个徽章上的双子塔，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了，911事件之后也没有抹去，今后也不会，这对我们更重要了。”
是的，双子塔印记不会抹去。有关911的记忆更不会抹去，隐藏在他们心底的伤痛甚至还会时常泛起。
911最大罹难群体
在纽约，我们拜访了多个消防站。我们原本以为，从消防员这个911最大罹难群体里，应该最容易找到受访者。但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那些当年的亲历者并没有生硬地拒绝，只是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谈及此事。
“他们已经是最可怜的人了，我们不忍打扰。”有一次拜访，一位消防员在回应我们的采访请求时，用双手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他是在告诉我们，那些埋藏在遇难者家属心底的经历，每回忆一次，就会心如刀割一次。
只有阿德里娜·沃什中尉勇敢地站了出来，她十年前是曼哈顿20号消防站的消防员，她所在的消防站共有7人罹难。
她是亲历者，更是幸存者。
“瞬间爆炸，继而变成火球”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拐角咖啡馆，她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2001年9月11日早上，阿德里娜正开车行驶在布鲁克林区至皇后区的高速公路上。那天，她不上班，清晨开车是为了赶去参加中尉晋级考试。
在纽约，如果天气够好的话，110层411米高的世贸中心双子塔几乎可以在任何角度都被人看到。
而那天，就是这样一个晴朗无云的天气。
阿德里娜就在车上目睹了世贸中心遭袭的一幕。
“太震惊了，根本无法想象。”她说，当自己看到一架飞机靠近双子塔的时候，她并没觉得不正常，因为那是纽约上空时常会出现的画面。但当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楼、瞬间在空中爆炸、形成一团烟雾、继而变成火球的时候，她才真正意识到——出大事了。
她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不妙”，一边把车靠边停好。
“几乎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大家都伸出脑袋望向一个方向。”阿德里娜随即打开车载广播，广播里已经开始插播这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接着，我们都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她已顾不得在原地再看下去了，作为消防员的她必须有所行动。她赶紧开车回家，换好衣服，赶到消防站。
“如果能找到一块儿骨头，都算幸运了”
果然，当她刚赶到消防站时，他们就接到调度要求迅速赶往世贸中心遇袭现场的指示。
“我们的消防车到达世贸中心的时候，世贸南楼正好倒塌。”阿德里娜回忆说，当他们停好车后，大约是上午10时，她正在附近寻找消防面罩，然后，就发现建筑物正在朝他们的方向倒下来。
“赶紧跑开！”阿德里娜声嘶力竭地朝其他队员喊，“往其他方向跑！”幸运的是，她跑开了，但现场实在太混乱，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队友被冲散到哪里去了。
一个小时后，最早遭袭的世贸北楼也倒塌了，“现场到处都是灰，我和其他队员看到一间地下室的灯，就急急忙忙跳了进去。”她说，现场玻璃碎片到处都是，她的眼睛里进了一些碎片，皮肤和衣服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玻璃碎片。
“我用无线电与其他队员联系上，确认彼此都安全，但我们完全看不见对方。”她说，当时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没被掉下来的水泥、钢块砸中，没让烟雾和尘土困住而窒息就是最大的幸运。
阿德里娜描述说，弥漫在空中的尘土和烟雾后来渐渐落了下来，“我们的四周从黑色变成深灰，继而变成浅灰，几个小时后我们才逐渐看得到周围的情况。”
他们从地下室出来，走到西街，看到地面上全是被压扁的车，到处都是火，“我们试图灭火，但是消火栓全坏了，根本没有水。”她说，他们只能在现场进行搜救工作。
“那是漫长的一天。”阿德里娜说，虽然自己没有目睹战友的牺牲，但那天，她看到的一切足以让她今生难忘。其实，在他们赶往世贸现场前，她所在的消防站里，当天值班的同事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其中，7个队员没能从废墟中走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消防员依旧是搜救者。不过，他们并无太大的收获。
“倒塌后的大楼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土堆，我们在土堆中搜寻幸存者，但我只看到一些零碎的电脑键盘。”
阿德里娜说，之后几天，她每天都去现场，有时是接到命令去的，有时是自己在家坐不住一个人悄悄去的，但她连一个活人都没有找到，“他们都死了，如果能找到一块骨头都已经算幸运的了。”
911让人们和部门在改变
911恐怖袭击不仅让纽约消防员失去了战友，也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甚至留下了“后遗症”。
2002年4月，在曼哈顿第六大道与第16街交口处发生一次大爆炸。
阿德里娜所在的20号消防站接到调度赶往现场，“当时，我们听内部频道说整条街都发生了爆炸，窗户全部被震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第二次爆炸。”
但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其实只是一些化学物质存放不当引起的爆炸，根本就不是恐怖袭击。
“我们会怀疑每一次爆炸是否又是一场恐怖袭击，是否还会有连环爆炸。”她说，911之后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将一些恶性事件与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
阿德里娜说，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受到911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我们之前基本把消防物资放在一个地方，现在则把它们放置在纽约的五个区，这样，不管哪个区需要使用这些物资，都更容易获得。”
她说，911促使纽约的人们和部门在改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朝着好的方向。
阿德里娜以自己身边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举例，“有些人乐观面对，最后走了过来，但是也有人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把所有不顺都归咎到911上，因为911毕竟是个很好的借口。”
阿德里娜说，现在有人把9月11日看作是一个“公共服务日”，在那天为社区做贡献，“我喜欢这种想法，我不想人们把这一天变成购物节。”她说，911事件后，纽约来了很多新的居民，他们很乐观，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其实也很好，可以减轻这座城市的悲情。”
“当你在挖掘自己的回忆时，你会整日整夜地回忆，会觉得很冷，日出之前，感觉好像已经被冻僵了，因为这种回忆是一个无底洞。”
虽然因参与911救援而落下呼吸道疾病，但阿德里娜会经常提醒自己，“有时需要刻意不去想，而刻意去想些别的事。”
[导读]2001年美国遭遇恐怖袭击，2752人遇难。10年中，人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虽然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10年后，这里的人们一切有关新生的欢喜和对过往悲痛的回忆。
美国911事件国家调查组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
采访完，我们只想说一句“原来这才叫调查”
访谈对象：理查德·本·沃尼斯特
他曾担任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的检察官，他在美国媒体上以提问尖锐著称。他也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任专案组长官，负责调查尼克松总统的最高助理，并最终把他绳之以法。
在911事件后，他担任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对前任总统克林顿、时任总统布什、国务卿赖斯展开了最激烈的质询。
文 曹晶晶 汪再兴
10年以后，我们回顾整个美国911事件，不能遗漏那场追问到最高层乃至时任总统先生布什的国家调查。
这场从国家层面开始的调查从2002年底开始，到2004年7月结束。10年以后，我们重读这份《“9·11”委员会报告——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国家委员会最终报告》，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才叫调查。
原来这才叫调查。
展开调查伊始，美国人民仍处在恐怖袭击结束一年后的迷茫和恐慌之中。正是在人们心中悲痛的伤痕仍未消弭，美国两党仍存很大歧见时，这个调查委员会跨越了党派分歧，开始携手进行这场调查。而消弭党派分歧的重要原因是，“国家需要我们这样做。”
原来这才叫调查。
我们总是看见某某调查仅仅几天就结束的消息，我们也听到了，某某还没经过严谨的调查就说出了“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这样的话。
而在大洋彼岸的这场911调查长达20个月，调查委员会成员查阅了250多万页的文件资料，询问了来自10个国家1200多人。这些人包括了几乎每一位与调查使命涉及的退任或在职的高级政府官员。
就算这样一份在我们看来已经十分全面的报告仍被调查成员视作“不完美”。
在最终调查报告的前言中，他们写道，“我们深知能力有限，因而没有对每一位知情人都进行采访……新的信息也将不可避免地公之于众。”
原来这才叫调查。
我们有时会看见一些调查遮遮掩掩，我们有时也会发现一些吊诡的调查永远看不见调查的过程。
而大洋彼岸的这场调查，调查委员会承诺与美国人民分享调查成果，在重要的阶段和节点上，他们共召开了为期19天的听证会，并采纳了160名证人的公开证言。
911事件10周年之际，新快报记者重赴美国正是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做这场调查，是谁保障和赋予了他们调查的权利。
我们详尽解读这场调查不仅仅是为了回顾一个国家在最艰难时刻的调查有如何的艰苦卓绝，更多是我们需要一种来自于彼岸的启示。
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员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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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聆讯的国务卿赖斯。CFP供图
他舌战国务卿赖斯：“请你不要回避，正面回答”
新快报特派记者 曹晶晶 尹辉 新快报特约记者 郭晨琦 胡远平 华盛顿报道
时间大约退回到7年前，911事件发生3年以后。
2004年4月8日，上午9点，华盛顿。
57岁的911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沃尼斯特走进美国参议院最大的办公大楼——哈特参议员办公大楼。大楼二楼的216房间灯火通明。
这是一间可以容纳156名媒体成员，150多名行政旁听人员的房间。等待他的是时任美国政府国务卿赖斯和近百家媒体的“长枪短炮”。
在此之前，赖斯已经拒绝了911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数次聆讯要求。而这次，沃尼斯特决意要让她开口。
“你必须回答我为什么有了警告，但惨剧仍然发生”
那天聆讯国务卿赖斯是911调查委员会与白宫较量的最关键一役。
聆讯的内容围绕着2001年8月6日美国中情局给时任总统布什的每日简报展开。
在公开质询赖斯之前，沃尼斯特看到了一份绝密文件，内容是在911发生之前一个月，中情局警告总统，本·拉丹可能会恐怖袭击。
这份日期为2001年8月6日的文件标题为“本·拉丹决心在美国境内发起攻击”，是《总统每日简报》的一部分。
《总统每日简报》是美国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每天上午向总统提供的关于全球恐怖威胁的机密文件。
这次聆讯，国家调查员沃尼斯特的目的是查出，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已经给总统发出了警告，但911仍然发生。
由于总统简报从标题到内容都是保密的，美国白宫拒绝解密，身为调查委员会调查员的他只得一步一步质询国务卿赖斯，力求将这份绝密简报公之于众。
身穿灰色西装的赖斯显然有备而来。她面对着10名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冷静地做了长达6分钟的陈述。
陈述之后，是沃尼斯特对赖斯的提问时间，这显然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式聆讯样本。
沃尼斯特：你有没有在8月6日之前的任何时候告诉总统基地组织在美国境内的存在？
赖斯（试图回避）：先让我确认……
沃尼斯特：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赖斯：嗯，首先……
沃尼斯特：我只有很少的（时间）。
赖斯：我明白，委员，但这很重要。
沃尼斯特：你有没有告诉总统？
赖斯：我记得很清楚总统知道在美国境内有基地组织成员的存在，他和别人谈起过这件事。但是，我不记得有谁告诉我们需要对基地组织成员采取任何措施。
沃尼斯特：赖斯博士，8月6日的总统简报警告了可能发生的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这是不是事实？你是否记得那天总统简报的标题？
赖斯：可以，我想说明一点……
沃尼斯特：对不起，我们的时间不多！（场内一片掌声）
赖斯：我相信那天的总统简报标题是“本·拉丹决定袭击美国本土”。
“你问我，每日简报有没有关于恐怖分子袭击的警告？每日简报中，没有任何关于恐怖分子可能在美国境内袭击的警告，它只是基于旧报告的一份回顾性信息。没有关于新威胁的信息，而且也没有警告任何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未来的袭击。”
沃尼斯特：你一直说，之前你拿到的信息都是旧信息，但在9·11之前，基地组织已经在美国实施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你从那天的简报里得知了基地成员在美国，你是否从联邦调查局的信息中得知，基地组织一直准备在美国进行劫机？
赖斯（颇为无奈）：我想我还是把简报的内容读出来吧！
沃尼斯特（紧追不舍）：我们很希望这份文件被全部解密。（场内再次响起掌声）这场对国务卿的质询持续到上午的11时30分，最终，这份关键文件在聆讯会上被全部解密。
“这份调查工作不是全职，但国家需要我”
那天，沃尼斯特对国务卿赖斯的公开质询将他的声望提高到了一个顶点。
问题尖锐、提问巧妙成了美国媒体对沃尼斯特此次表现的标签。
“这和我的职业有些关系，我是一名职业律师。”沃尼斯特对自己的职业颇为自豪。此前，他也参与过美国很多著名的政治事件的调查。
他说，自己年轻时曾是美国众议院发言人的检察官；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专案组的长官，那时，他的调查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最高助理被绳之以法。在克林顿总统的白水事件中，他又担任了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少数党的首席顾问。
2002年，911事件临近一周年之际，美国成立“9·11”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共和、民主两党10名成员组成，负责对“9·11”事件前后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
当时，53岁的沃尼斯特刚刚入伙到新的律师事务所。
对于如何成为911调查委员会中民主党的五名成员之一，他对新快报记者说，他得到了时任美国参议院议员汤姆·达施勒的推荐。
参议员达施勒希望，富有政治事件调查经验的他能够介入911调查。
沃尼斯特说，911调查委员会的工作都不是全职的，也就是说，这份工作要求他付出正常工作以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仍然愿意，正如调查委员主席说的那样“国家需要我们这样做”。
问到克林顿天天最后关灯，还要和总统布什讨价还价
谈克林顿：每天他都被调查员问到关灯
在长达20个月的调查中，调查员沃尼斯特质询了50个官员，其中包括总统、副总统、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中情局局长、交通部长、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部长、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纽约市长。
每一个与这件事相关的官员都被他多次询问。
对于布什、克林顿两任总统的质询，沃尼斯特的印象也截然不同。
沃尼斯特对新快报记者回忆，克林顿总统非常愿意同委员会合作，他回答了调查委员会所有问题。“只要有人让他留下，他就不会走。”
沃尼斯特开玩笑说：“每天都是他最后把灯关掉。”
谈布什：他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高手
而时任总统布什的态度则显得十分强硬。
他一开始非常不愿意接受质询，他直接拒绝了国家调查委员会委员的要求。布什政府的各个机构在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后一直拖延时间，拒不交出相关的解密文件。
白宫方面拒绝的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担心将所有文件毫无保留地交出会导致敏感内容的泄密。
白宫的拒绝让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基恩愤怒了，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所有与调查有关的文件我们都有权调阅。国会赋予了我们相应的权力，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发传票，甚至和他们上法庭摊牌！”
沃尼斯特说，主席基恩一直对他强调911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特殊性。
“我已经坚决地向白宫表明了立场，我们这个委员会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只有总统有特权来审阅这些文件的说法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调查并不适用。”
不久后，总统布什向调查委员会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他提出可以接受主席和副主席的15到30分钟的质询，但委员会成员坚决拒绝了他的这个提议。
最终，布什同意接受所有成员的质询，但是他要求不能录音录像，必须有副总统切尼的陪同。
此时，911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也和总统开始了一番讨价还价，最终通过和总统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作为交换条件，总统同意让国务卿赖斯博士接受公开聆讯。
于是，这就有了最开始，沃尼斯特质询国务卿赖斯的那一幕。
质询总统：他以为第一架飞机的撞击是意外
接受质询的当天，总统布什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接待了调查委员会成员，并给了委员们长达3个小时的询问时间。
沃尼斯特向新快报记者回忆，那天质询，布什穿着蓝色上衣、蓝色花纹的领带和一套蓝色竖条纹西装，态度很礼貌。
不过，沃尼斯特还是秉承他一贯的作风，向布什总统“开炮”。
当沃尼斯特问到，“为什么总统得知911发生之后依然留在学校里同孩子们在一起时？”
布什说，当他听说第一架飞机撞上大楼时，认为可能是意外，当他得知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时，他试图整理思绪，并且保持冷静的总统形象。
“为何第一时间没有回华盛顿？”布什的回答是他给副主席切尼、国务卿赖斯和太太打了电话，切尼和赖斯都建议他不要返回华盛顿，因为空军一号也是恐怖袭击目标。
“谁能想到，我们能走那么远”
2004年7月22日，911调查委员会在查阅了多达250多万页文件资料，并询问来自十多个国家的1，200多位证人的基础上，终于做出了一份长达560多页的《“9·11”委员会报告——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国家委员会最终报告》。
在调查报告的扉页上，主席基恩写道，我们的调查目标是为了对“9·11”前后的事件提供具有最大可能性的描述，并从中汲取教训，我们承诺我们的调查将更多地跟人民分享。“我们正在回头看，以便向前看。”
调查员沃尼斯特对新快报记者回忆，他记得在最终报告发表的那天，一位911遇难家属代表凯萝阿什利激动地对他说：“刚开始的时候，谁能想到我们能走这么远？”
沃尼斯特回答：“那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有这么难，所以你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一路走来，幸运的是，我们毕竟走到了终点。”
“不会因为他是总统就搞特殊”
——911调查员沃尼斯特
新快报特派记者 曹晶晶 特约记者 郭晨琦 文/图 发自 美国华盛顿
8月24日上午，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K街区1999号，新快报记者与911国家调查委员会成员沃尼斯特进行了长达80分钟的交谈。
64岁的他满头银发，但美国媒体对这个老爷爷的评价是，“尖锐的提问者”。
[导读]2001年美国遭遇恐怖袭击，2752人遇难。10年中，人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虽然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10年后，这里的人们一切有关新生的欢喜和对过往悲痛的回忆。
在对话中，沃尼斯特非常耐心地回忆了他参加911事件调查中的种种细节。
作为高度职业化的检控官和律师，他坦承，911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曾遭遇布什政府的阻挠，但他同时也强调，在这场耗时20个月的调查中，没有人因为是高官就得到了特殊待遇。
克林顿都接受了，布什不能拒绝，“否则有人猜疑这是否有内幕”
“我对袭击的记忆还停留在珍珠港，可那是针对军队啊！”
新快报：911事件发生时，你在做什么？作为一名普通的美国民众，在此之前，你是否想过美国会遭遇恐怖袭击？
沃尼斯特：我当时在华盛顿家里的健身房跑步，电视机里播出的CNN新闻。我当时紧张极了，我的女儿在华盛顿的学校上课，而五角大楼也是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我和妻子立即把女儿接回了家。
作为一个从事检控和辩护职业多年的法律人，我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恐怖袭击会发生。在此之前，我知道世界上有些人信奉恐怖主义，但是都没有预料到会遇到这样的袭击。
在我的记忆里，美国受袭的场景还停留在二战时的珍珠港事件。但珍珠港袭击是直接袭击美国军队，平民没有过这种遭遇。
新快报：您能谈谈，这个国家调查委员会中10名委员的工作是如何分工的？是各有负责，还是互相合作？
沃尼斯特：911调查委员会成员在国家调查中的合作大于分工，没有人专门负责哪一个案件，我们所有人对所有方面都要负责。在调查委员会中，我们有很多德高望重的成员，我们一起质询了很多证人。
总统不愿意的事情得靠人民的支持和法律保障
新快报：你们是怎样展开这场复杂而艰巨的调查工作？都是公开形式的调查吗？
沃尼斯特：这场国家调查的形式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两者并不相同。公开调查是调查委员会10个成员同时对调查对象进行提问。
而私下调查则是，调查委员会的不同成员去质询不同的证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针对（时任）总统布什和（时任）副总统切尼的质询。
新快报：一开始，布什愿意接受质询吗？
沃尼斯特：他直接拒绝了国家调查委员会委员的要求。
新快报：后来为什么又同意了？
沃尼斯特：因为我们的坚持。布什总统曾经提过接受一个15分钟的简短会面，被我们拒绝了。而他的最终让步，在我看来，是因为委员会已经通过深入调查建立了威信，前总统克林顿当时已经没有任何犹豫地接受了委员会的询问，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如果布什总统拒绝接受委员会的询问，公众和媒体就会猜测他在隐瞒内情。此外，基于布什总统已经签署了法律批准成立委员会，并且指定了主席，如果他拒绝合作的话，他将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
新快报：为什么连总统都不愿意的事情，你们可以做到？
沃尼斯特：调查委员会有发传票的权力。
新快报：也就是说这需要有强大的法律保障？
沃尼斯特：是的。
一些人想看两党相争，但人民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新快报：我们知道，这场911调查委员会成员由两个不同党派组成（美国国会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组成，时任总统布什就属于共和党），那么在这个委员会中，委员们是否会因为党派利益而产生分歧吗？
沃尼斯特：在这场调查中，我们确实遇到了许多压力，坦白说，也有一些政治力量不希望我们的调查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做出美国人民都期望的调查。
911事件与美国人民的幸福息息相关，所有成员都明白，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政治倾向放在一边，这样才能做出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调查。
新快报：但你们仍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吗？你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沃尼斯特：我们通过讨论和辩论解决意见相左的情况，有时这种辩论会很激烈，有时则会很短暂。但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调查组成员达成的共识远远大于我们的分歧。
在华盛顿，有很多人希望我们失败，他们希望我们委员会在调查中上演两党相争的大戏，大家互相指责对方的错误。但我们坚信，我们会用公正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去消弭党派的分歧。调查结束后，实际上我们也做到了。
为什么公开听证会？
因为必须展示我们没有偏私和对权力的畏惧
新快报：这场调查对象上至总统，职位高低会不会影响调查结论？
沃尼斯特：当我们完成工作时，公众会看到，在这场跨度20个月的调查中，没有人因为他的职位而得到特殊待遇。在调查结束时，我们希望最终的结果是一个非常透明和深度的调查，只有这样公众才会对我们的结果有信心，并且关注我们提出的建议。
新快报：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时举行了多次公开的听证？公开的意义何在？
沃尼斯特：公开听证会的核心意义在于给公众、国会和媒体展示我们没有害怕和偏私，哪怕质询对象是历任和在任的最高官员。这些公开听证会建立了我们的诚信，而我们的诚信最终使我们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并制定为法律。
新快报：你们的建议被政府采纳了多少？有多少没有被采纳？
沃尼斯特：基本上我们提出的43条建议都被采纳了。比如，政府重新整理了情报部门的结构，现在他们同意了在机构间互通情报，之前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是不合作的。警察机构和其他机构之间也是不合作的，现在他们愿意共享情报。另外，我们提出针对一线人员使用专用无线电频谱，这样消防局和警察局可以使用同一频段并对话。如果再遇到突发情况，两个部门可随时沟通。
我们还有一条建议还没有被采纳，这一条也是最难实现的，就是国会重新改革管理情报部门的方式。现在国会里经常出现多个委员会同时管理同一个情报部门，这意味着被监督的情报部门部长要花很多时间和这些委员会联系，我们建议国会改革这种多头管理的监控方式，用线性的管理模式使得监控更有效率，也就是说，今后联邦调查局就一个委员会管，这样效率会高很多。但到目前为止，国会的各个委员不愿放弃主席和副主席的权力。我们还在等待这件事的发展，也许要等很久。
新快报：在10周年来临前，本拉登被美国击毙。这也许是对死难者家属最好的慰藉。不过，有部分人并不相信本·拉丹已经身亡，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他的死会导致基地组织的部分机密文件解密吗？
沃尼斯特：人们怀疑本·拉丹的死，是一种荒谬的说法。杀死他的过程是很透明的。也许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些怎样找到他的文件会被逐渐解密。
十年·两战
文 尹辉 汪再兴
在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后，美国人便开始了“复仇”。
首先是阿富汗，美国情报显示，911事件的策划者本·拉丹就躲在那里。
紧接着，两年之后，2003年3月20日，美国又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宣布对伊拉克开战。
10年中，我们曾数次看见这样一些片段，这些片段曾让美国民众觉得，“反恐战争要结束了，恐怖主义也要终结了。”
伊战不到20天，萨达姆雕像就被美军一辆坦克凶猛地拽到了地上，那个政权也跟雕像一样土崩瓦解。
开战到44天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见，身穿飞行员服的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对世界宣布“伊拉克的主要战斗结束”。
就连911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丹也在美军十年追凶的最后一刻倒在了海豹突击队的枪下。
然而，一切的仇恨真的因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截止至今，美国已经进行了10年的反恐战。
[导读]2001年美国遭遇恐怖袭击，2752人遇难。10年中，人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虽然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10年后，这里的人们一切有关新生的欢喜和对过往悲痛的回忆。
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军坚持七年后黯然撤出。这场打了七年都没结束的战争造成了美军4419名军人死亡，3.2万名军人受伤。
在阿富汗战场苦战到第十个年头，美军更是陷入一场进退失据的泥潭。
911十周年，新快报记者回访两个分别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痛失亲人的美国家庭，一个是世代在美军中服役的军人家庭；一个为美国普通民众。
访谈中，我们尊重，个体对待战争的看法和态度的不同，因为多样的视角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这两场因反恐而起的战争在美国民众心中具体而真实的印象。
我们触摸，因战争痛失亲人家属的内心感受。
我们会发现，无论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对战争带来的创痛，这些家人的感受都终归一致。
长期为美军烈属提供照顾和帮助的米斯蒂·斯坦博女士对新快报记者说，家属们经常难以走出失去家人的痛苦，“我们提供给他们可以倾诉的对象，还提供更深入的心理治疗。”
这个女士的小儿子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大儿子刚刚从阿富汗回来，丈夫曾参与过越战，“这就是我做这份工作的原因。”原来，小儿子牺牲的时候，她参与了家属互助组织，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
采访最后，她说，没有恐怖主义，很多家庭就没有伤痛；没有反恐战争，很多家庭就不会增添伤痛。
这让我想起一句关于战争的名言：“在战争中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巨大的牺牲还没换来和平”。
新快报采访伊拉克战争阵亡女兵家属
她已经离开4年半了，作为丈夫的他仍然没有走出悲痛
新快报特派美国记者 尹辉 曹晶晶 美国特约记者 郭晨琦 文/图 发自爱荷华州德梅因市
他俩都是职业军人，丈夫服役38年，妻子从军27载。如果没有伊拉克战争，如今夫妻俩可能正在享受着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但不幸的是，在计划退休前3年，妻子牺牲于伊拉克战场。生活，从此被打乱。逝者已然安息，生者不能释怀。
他一边为妻子为国捐躯自豪，一边却割舍不了对她的情，也释怀不下对她的爱。
他剪下所有关于妻子在军队的报道，打印他们联系的每一封邮件，收集妻子所获的全部勋章……把它们陈列在他俩的卧室，以表达对妻子的怀念。如今，妻子已经离开他4年半，但他仍然沉浸在对妻子的怀念中不能自拔。
“他没有走出来，他也不会走出来了。”熟悉他的国民警卫队军官如是说。
这个丈夫叫爱德华，遇难的妻子叫玛丽莲，他们此前都是美国爱荷华州国民警卫队军士长。
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连床单上都印着妻子的军装照
在美国中部的德梅因市波克城，有栋白色的房子，虽然它与周边房屋并无二样，但经过的人们都能从它窗户上挂着的金色小旗读出和平常人家不同的信息：这家有军人在海外战争中死去。
没错，这就是爱德华和玛丽莲的家。只是，玛丽莲已经离去，屋里只剩下爱德华关于她的全部回忆。
在招呼记者进屋前，爱德华细心地泊好车，他不想这车受到任何损伤。这辆野马GT跑车曾经是玛丽莲的最爱，如今虽然成了遗物，但在他的细心呵护下依旧光鲜锃亮。
随行的爱荷华州国民警卫队军官哈普古德上校指着车牌号码对我们说，妻子玛丽莲死后，丈夫爱德华就把车牌改成了她名字的缩写：MLG，并在车牌空白处贴上了一枚铜质勋章，那是妻子死后军方给予她的最高荣誉。
进到屋里，我们才发现，汽车只是爱德华怀念妻子的一部分，整个屋子才是他给妻子建起的“纪念馆”。
当然，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它面积可能只有10平方米左右，来访者一进来就能扫尽这里的所有陈设。修建它的目的，不是纪念什么重大历史，或歌颂某个了不起的人物，它只是一个丈夫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怀念自己妻子的地方。
冰箱上放着妻子的照片，墙壁上挂着他们的合影，而他们曾经睡过的卧室则成了这座“纪念馆”里最大的“陈列室”：
玻璃壁柜里分三层整齐摆放着妻子从军以来所获得的各类勋章；床单上铺满了印有妻子相片或名字的各色盖被；衣柜外挂着数套妻子曾经穿过的军装；角落里摆放着以妻子为原型的提枪雕像；橱窗里摆满了夫妻合影和有关妻子的媒体报道版面；就连抽屉里都整齐地摆放着打印出来的所有电子邮件……
伊战爆发时，我知道我和妻子都可能被派遣
“她是爱荷华国民警卫队第一位女军士长，服役27年，担任军士长3年。”爱德华说，玛丽莲既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战友，他自己也同为军士长，至退休时服役38年。
讲述时一直摸着右手无名指上钻戒的爱德华说，玛丽莲是一位完美的妻子。他们于1990年3月16日结婚，“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们确认彼此是“灵魂伴侣”。他们的女儿这样形容他们：即使意见不合，也仅限于谁洗碗这件事。2003年3月20日，以伊拉克隐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联合部队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宣布对伊拉克开战。伊拉克战争就此打响。
爱德华说，911之后，很多预备役军人被派遣到海外作战，“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和我妻子商量过，我们都知道可能会被派遣。”
不过，与一些被派往伊拉克的士兵不同，玛丽莲是主动请缨前往战场的。
“她需要获得一枚战斗奖章。”爱德华说，妻子的目标是想成为爱荷华州高级士兵顾问，这种晋升需要实战经验。
“我们都是军人，都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所以非常理解对方。”对妻子的主动请缨，爱德华和有着从军传统的岳父母家都表示支持。
爱德华说，国民警卫队是美国的预备役部队，在去伊拉克之前，玛丽莲只被派遣到科罗拉多、怀俄明、阿肯色等临近的州执行过任务，但911后国民警卫队与军队的联系加强了，很多预备役被选派前往伊拉克帮助现役军人。
“我们的一些朋友先后被派遣到伊拉克，还有一位好朋友还前后四次被派遣去伊拉克。”爱德华说，当时成千上万的军人都已经从伊拉克平安回来，他们并不真正担心玛丽莲的安全，“我们觉得她会和其他人一样回家。”
黑鹰坠落：最后一个电话彼此说了“我爱你”
2006年12月26日，玛丽莲到达巴格达。“我们会经常通电话，每天发邮件，但由于时差的原因，她读我写给她的邮件是在早上，而我读她的邮件则是在晚上。”爱德华说，我们会谈一些家长里短，母亲怎么样，孙子好不好。
1月份的时候爱荷华风雪连天，伊拉克潮湿炎热，爱德华会谈到暴风雪，玛丽莲则会对他说，这里的外面刚下了一场雨。
改变发生在2007年1月20日。
那天，玛丽莲和战友们临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们去参加一个纪念牺牲士兵的仪式。在前往仪式现场的路上，他们所乘坐的黑鹰直升机先是被轻武器火力击中，接着在迫降时又中了抵抗武装的埋伏，被手榴弹击落。机上12人全部牺牲。
“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是在她牺牲那天的凌晨两点半。她说她马上要上飞机参加一个纪念仪式，回来后再联系我，我们对彼此说了‘我爱你’。”爱德华至今还记得他和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
但那天一直到晚上，他们都没能再联系上。“我起初并没有太担心，我想可能有一些原因导致她不能给我打电话或者发邮件。”但第二天一早，当爱德华打开CNN电视新闻时，第一条就是黑鹰直升机在伊拉克遭袭，机上12人全部遇难。
“我知道那是玛丽莲他们，因为她一直都没联系我。”爱德华强烈预感到玛丽莲可能已经出事了。由于直升机坠落导致机上12个人全部没有可辨认的特征，军方需要验DNA才能确定他们的身份。7天之后，爱德华拿到军方通知，确认玛丽莲在伊拉克牺牲。
那一年，玛丽莲46岁，离她计划退休只有3年。
“每一天都变得很艰难”
“她的死给我们带来巨大影响，每一天都很艰难。”爱德华表情沉重，目光深沉，望着印有妻子头像的被子，他停顿了一会。
“他们几乎全家都参加过伊拉克战争，但只有她没有回来。”爱德华说，玛丽莲哥哥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军队服役，她双胞胎妹妹的儿子也在军队服役，她父亲也服过役。她牺牲在战场的特例，让全家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悲痛。
玛丽莲牺牲时，两个孙子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半。他们走进奶奶的房间，见不到奶奶，只看到奶奶的照片，“我们想念奶奶。”
爱德华说，他会带着孙子在房间里玩耍，但是他们那时年纪太小，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渐渐明白了奶奶是怎么去世的。
作为军人，爱德华说自己理解妻子在战场上的牺牲，也为她感到光荣，但他却无法释怀自己对妻子的爱。
“失去她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爱德华说，好在亲人们对她的记忆继续把一家人联系在一起。“每周我都会和她母亲打电话，当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我还会请她过来，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他说，只有这种时刻，他对妻子的想念才不会那么悲痛。
爱德华说，美国虽然已于2010年8月撤出了在伊拉克的全部战斗部队，但每当听到新闻上海外战场上有新的伤亡数字时，比如最近阿富汗战场上海军陆战队飞机被击落，他都会感同身受，“我知道他们的家人正在经历我经历过的痛苦。”
“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打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不会消失的。”爱德华说，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反恐战争，全世界都有可能面临恐怖主义的袭击。
最后通话：我们在聊给女儿换托儿所
今年4月，年轻夫妻因阿富汗战争天人相隔，丈夫说，“如果我出了意外，找一个爱你的人”
新快报特派美国记者 尹辉 曹晶晶 美国特约记者 郭晨琦 文/图 发自爱荷华州德梅因市
十年前，她在大学寝室通过电视新闻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大厦的震惊画面。
她有想过，这场灾难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打击，但她从没想过，这场灾难会在十年后给她和她的家庭造成致命伤害：今年4月，结婚才两年的丈夫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阵亡。
那天，兼职婚庆摄影的她，在婚礼拍摄现场得知噩耗。现场的喜庆和内心的痛楚反复冲击，她说，自己这份婚礼摄影的兼职或许已经走到了尽头。
丈夫死后，短短4个月，她拒绝了20场婚礼拍摄的邀请。
“丈夫的死改变了我全部的生活。”
这位笑着开始接受采访的年轻妻子，中途哽咽了，最后泣不成声。
营救美国大兵，途中遭袭阵亡
2011年4月23日，阿富汗当地时间早上10时，一架美式OH-58直升机从卡比萨省一个军营腾空而起。远方，另一架紧急迫降直升机上受伤的机组人员正在等待他们的救援。
来自美国爱荷华州的詹姆斯上士就在这架升空的直升机上，他是所在部队快速反应小组的成员，正和另一名战友火速驰援。其实他们知道，地面抵抗武装的火力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营救美国大兵，即使冒着炮火也要前行！这一电影画面真实上演。
不幸的是，他们没能躲过地面火力的冲击，在到达战友迫降地点的前一刻被击落，詹姆斯和机上战友同时罹难。
10多个小时后，地球另一面，美国中部爱荷华州，詹姆斯的妻子阿曼达正在一个婚礼上做婚庆摄影，这是她的一份兼职。
正在她拍摄的时候，她的父母开车一个小时，从德梅因市赶了过来，“回家吧，有军方的人在家里等你。”
阿曼达说，当时父母并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但军方人员如此匆忙地让父母来找她，让她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坏消息。
果然，等她回到家中时，军方人员正式通知她，詹姆斯上士已在阿富汗阵亡。
还是坚持去了，回来时却是一盒骨灰
近日，新快报记者奔赴爱荷华州，在该州国民警卫队总部见到阿曼达，原本开朗微笑着的她，在聊起丈夫和自己的近况时，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在阿曼达心目中，詹姆斯是个典型的美国大兵，喜欢自己造东西，喜欢橄榄球，喜欢户外运动，“一直很喜欢军旅生活。”阿曼达说，他的很多朋友都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忠诚、讲义气。
生于1978年的詹姆斯21岁入伍，“他自己说，除非军队不让他继续服役，否则他会一直在军队工作下去。”阿曼达介绍，詹姆斯买了一辆军绿色的卡车，车牌号就是他在伊拉克时的士兵编号，“他入伍并不是只为了找点什么事情做，而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向往军队生活的人。”
虽然詹姆斯只是一名国民警卫队的预备役士兵，但他曾多次被派往海外执行战斗任务。
在被派往阿富汗之前，他于911事件之前被派往科威特，911事件之后又被派往埃及完成维和任务，第三次则被派到伊拉克，从2005年持续到2006年。
2010年，新的派遣任务再次下达，詹姆斯这次要去的是让美军几乎陷入泥潭的阿富汗战场。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向这个遥远、贫穷、落后的中亚国家发动了一场战争，反恐战争就此打响。
阿曼达说，由于詹姆斯后背有伤，派遣的出发日期从2010年拖到今年3月，詹姆斯才到达阿富汗。
“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要走的时候，我正在工作，说实话，当时我很震惊。”阿曼达说，詹姆斯的父母都已经70多岁了，他们比较难接受自己的儿子又要被派到境外，“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派遣了。”
但詹姆斯还是坚持去了，回来时却变成了一盒骨灰。
最后一次通话，我正在给女儿洗澡
詹姆斯3月到阿富汗，4月就牺牲了。阿曼达说，其间他们联系过几次，詹姆斯跟她说，那里一切都好，不像伊拉克，在伊拉克时情况比阿富汗差得多，“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他说出来安慰我的。”
“只要他离开美国本土，我就会开始担心。直到听说他们回来了，我才会停止担心。”在阿曼达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穿着军装的美国大兵，他们存在的地方几乎都很危险。
他们会用Skype（网络电话）聊天，也会用手机通话。“他不怎么说他遇到的危险，有时也让我不要看新闻，说新闻里都是坏消息。”阿曼达说，詹姆斯会用数码相机拍摄军营里的状况，跟她谈论战友的趣事，而不怎么谈及战场上的状况。
在詹姆斯牺牲前两天，他们进行了最后的通话。“我们在聊为女儿换一家日托所的事情，他听起来很累，我们的电话很短，因为我当时也正在给女儿洗澡。”
阿曼达回忆说，挂掉电话后，丈夫在她的facebook（美国一家社交网站）上留了言，说他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在妻子的facebook上留过言。
“如果我出了意外，找一个爱你的人”
“他的死改变了我全部的生活。”阿曼达在几度哽咽后泣不成声，她说自己已不敢去为别人拍摄婚礼照片了，“难免触景生情”。
丈夫去世后，她停止了这份兼职工作，4个月内已拒绝了20场婚礼邀请。
阿曼达说，在詹姆斯被派去阿富汗之前，他们曾讨论过万一丈夫出了意外妻子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都还年轻，他希望我幸福快乐，他说：‘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希望您能找到一个爱你、爱女儿的人’。”
“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走出去，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阿曼达说，妈妈曾对她说，总有一天你会感觉到，这一切不再那么艰难。
她说，自己现在就在等待那一天的来临。
“我会亲一个男孩，然后和他结婚”
“NO，你只能亲爸爸”
阿曼达说，他们本来打算再要一个孩子，“现在看起来不可能了。”结婚才两年的他们婚前育有一个女儿，如今已3岁。詹姆斯很喜欢女儿，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全职爸爸，专门在家陪女儿。
“他为了逗女儿开心，会做一个军人绝对不会做的事情。”阿曼达举例说，他会任凭女儿摆布，穿上女儿的公主裙逗她。詹姆斯是爱荷华大学橄榄球队的超级粉丝，尽管女儿只有3岁，他还是会让她跟自己一起为球队加油。“她那时还不知道橄榄球是什么，但1岁的时候就已经会说‘触地得分’了。”阿曼达说，女儿受丈夫的影响很大。
女儿曾对詹姆斯说：“有一天我长大了，我会亲一个男孩，然后和他结婚！”但作为父亲，詹姆斯不太能接受女儿这样说话，他试图告诉女儿——如果有一天哪个男孩儿出现在家门口，他会给那小子以颜色，“你只能亲爸爸。”
詹姆斯走后，女儿曾多次问阿曼达：“我爸爸去哪了？”但她不知道如何跟女儿说起。有一天阿曼达躲着哭，被女儿发现了，女儿就问她为什么哭。
阿曼达觉得自己瞒不住了，她就跟女儿说，爸爸被一个坏人伤害了，不能回家了。“她好像懂了，她觉得爸爸在天堂，和上帝在一起。”阿曼达说。
“现在孩子还太小，以后可能都不会记得她爸爸了。”每次想起丈夫对女儿如此深沉的爱时，阿曼达就会非常难过。
这个十年前还是大学生的女人，在寝室里通过电视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大厦，“我记得那种感觉，很震惊，从来没有感觉自己这么不安全。”
“在911发生的时候，每一个美国人都想要去入伍。”阿曼达说，这种想法从未离开过自己的脑海。
“我不认为战争是坏的，但是我不想它持续那么长时间。”阿曼达说。
反思911 为什么是纽约？
新快报记者 周至美 (微博) 发自北京
“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
“纽约，这一目标高耸入云，飞机只能拦腰撞向它。”
这段文字来自美国散文随笔作家、《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E·B·怀特，发表于1948年秋。
53年后。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发动袭击的狂人”劫持的飞机“拦腰撞向”了位于纽约的世贸大楼，“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着噩耗……”
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反恐”战争效果并非美国人自己期望的那么理想，以暴制暴的方式反而导致更多恐怖行为的出现
孕育于美国的极端主义
也是在1948年12月，埃及教育部一名官员赛义德·库特卜乘坐一艘游轮的头等舱，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启程前往纽约。
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他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雨果；他爱好古典音乐，钟情于好莱坞电影。
作为一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作家，他在出发去美国之前，甚至不是一名笃信宗教的人。但同样是这个他，后来被认为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甚至被美国媒体称之为“全球极端伊斯兰运动之教父”、“武装圣战之父”。
还在游轮上的库特卜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应该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
在美国的见闻，让库特卜开始“恨这些西方人，鄙视他们”，鄙视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美国。
库特卜后来回到埃及之后，便加入穆斯林兄弟会，传播自己的思想。但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在这种矛盾争斗中，库特卜最终在1966年8月29日被判处绞刑。在有机会活命的情况下，库特卜快意地接受了死刑判决，并“感谢真主，终于赢得了以身殉教的机会”，完成了一名原教旨主义殉道者的角色。
美国记者赖特在这本获得了2007年普利策奖的纪实作品《巨塔杀机》（又译《逼近的堡垒》）中，不无感慨地说：“‘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从美国开始的。”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以及随后的“基地组织”恶行斑斑，多起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被指和他们有关：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被炸，2000年美军在也门遭袭。
这个旨在打倒美国和伊斯兰世界“腐败政权”的组织针对美国的袭击没有停止，并在911事件中达到巅峰：4架民航飞机被劫持，其中两架撞向象征美国财富的纽约世贸双子大楼，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所在的华盛顿五角大楼，另外一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附近。事件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或失踪，基本以平民为主。
为什么是美国？
恐怖主义能够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滋生并蔓延，并最终把火力集中到美国身上，是有其多种原因的。
二战后，中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家相继独立，但是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发展道路摆脱不了原西方宗主国的阴影。
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重大挫折：社会没有像原来预料的那样，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大踏步前进，反而面临社会动荡、贫富分化、经济困顿的境地。这种现代化的困境为伊斯兰教的崛起提供了土壤，一部分以“复古”为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西亚中东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在二战后迅速膨胀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开始在欧洲和中东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在中东事务中长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巴以问题上，明显偏袒以色列，让阿拉伯人心生不满：
“对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人民而言，美国政府与傲慢强权是同义词，这个强权假仁假义，不仅大力支持以色列，而且也是许多压迫人民的阿拉伯政权的帮凶。”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著名东方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写道。
五次中东战争，基本上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告终，而以色列的领土不断扩大，也让阿拉伯人痛恨在背后扶植以色列的美国。
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安替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对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认为，产生恐怖分子的这些国家的国内矛盾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作为密切相关。“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贫富差距和政权的腐败问题和西方不无关系，而美国在中东事务上的不公正做法、维护本国的霸权和利益的行为，都为恐怖势力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以至于很多恐怖分子认为，美国是根本问题所在，也自然把美国作为主要的袭击目标。”
除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从来不强调融合，从来没有承认过其他文明和多元文化价值”也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视。
十年反恐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反恐战争正式打响。
“以非传统方式发生发展的反美战争，因911事件而登峰造极。”博联社总裁、原新华社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在给赖特的《巨塔杀机》作序时说，“策划者以好莱坞导演都难以设想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集体自杀式进攻；执行者是西方奶水喂大的现代青年；战场直接开辟进美国的腹地；袭击者不分国别、种族、信仰以及男女老少地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
在事件发生两年前，来自中国的两位军官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一书中预言，21世纪初人类社会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将会出自“掌握现代高技术手段的新恐怖主义”：“他们因行动诡秘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行为极端而造成广泛的伤害，因不加区分地攻击平民而显得异常残忍。这一切又通过现代媒体实时的、连续的、覆盖式的宣传，极大地强化了恐怖效果。”
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发表演说，称这是“对自由的袭击”。
自此，“反恐”主导了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
对外则体现在两场战争：开始于2001年10月的阿富汗战争，以及开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还都没有完全结束。这两场战争耗费了美国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平民伤亡。
911事件对美国本土安全战略也带来冲击。
“美国加强边境控制、国内监控的同时，也推动了反恐立法，如《爱国者法案》等，另外，美国对自己的组织架构和国家机器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如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建立反恐中心等。”李伟说。
一枚硬币的反面
这些措施的结果如何？李伟分析说：“在本土上，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这是本土严防死守的成功，民众也相对满意。但在国际上，美国‘反恐’战争效果并非美国人自己期望的那么理想。以暴制暴的方式反而导致了更多恐怖行为的出现。”
一枚硬币的反面。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安替认为，布什政府“滥用”了反恐战争，以至于严重侵犯到公民的自由。
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普遍被认为是一场具有争议的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安替作为记者驻扎在巴格达，“很多伊拉克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伊拉克硬是被卷进了一场‘反恐’战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不需要证据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上台后，对布什政府的做法进行了调整。
安替认为，这种调整思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奥巴马放弃了先发制人的做法，转而采取情报战，本·拉丹被击毙就是情报战的胜利；其次，在打击的时候非常注重联合国授权；其三，奥巴马采取公共外交的方法，在埃及中东传递美国价值，求同存异，用更大的开放性获得对方民众的支持。”
李伟认为：“奥巴马在国内的防卫上，依然延续了布什时代严防死守的政策，但在国际上逐渐出现了战线收缩的态势。在反恐的手段和方式上，主要采取特种部队定点打击、定点清除恐怖分子骨干力量和头目的方式。”
李伟同时认为，虽然本·拉丹被击毙，但“基地”分支仍然在国际上的其他地方蔓延，而美国没有意愿和能力进行深刻反思，因此美国反恐必然还要面临长期艰巨复杂的局面。
蓄着胡子的恐怖分子最后总是被美国特工干掉
新快报记者 周至美 发自北京
专家认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标签化、妖魔化，是造成伊斯兰世界反美的原因之一
为了达到合理安全，消除一个国家的所有犯罪
911事件后，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西方学者也做了不少反思和检讨。
回到美国的两场“反恐”战争。
首先从战争伦理上，英国赫尔大学教授保罗·吉尔伯特在其著作《新恐怖与新战争》中对反恐战争做了严肃的追问：“首先，反恐战争是否是最后的手段？一方面，非军事手段是否同样能给美国人带来安全，另一方面，外交手段是否同样可以减少来自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并逐渐销蚀他们的支撑？”
更进一步地，吉尔伯特指出，反恐战争的问题在于，它的目标太过野心勃勃，以至于无法达成，“就像为了达到合理的安全程度，而要求消除一个国家所有的犯罪一样，没有必要”。
911事件之后，美国学者朱莉指出，布什的非友即敌的做法回应了耶稣的敌我两分的说法。耶稣说：“不与我结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的。”但这恰恰也是伊斯兰恐怖分子运用的逻辑：他们把自己看做文明的代表，把美国看做“巴比伦的娼妇”。
因此，朱莉认为，如果超出简单的善恶二分逻辑，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点，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互补是完全可能的。
这种可能在纽约也发生过。
2010年8月初，就在911事件9周年前不久，美国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批准了在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修建伊斯兰文化中心的计划。尽管不少纽约民众反对，但奥巴马支持这个计划。
一位来自美国的登山者葛瑞格·摩顿森在阿富汗山区建学校的例子提供了一种民间范本。在阿富汗战争八年前，他就开始在巴基斯坦的科飞尔村建立学校，即使他后来遭遇塔利班绑架，仍然矢志不渝。在阿富汗战争之后，他开始让阿富汗的“石头变学校”。摩顿森相信“解决阿富汗冲突，不能寄希望于炸弹和枪炮，只能依靠书、铅笔和笔记本”。
蓄胡子，挥舞着枪炮：被妖魔化的形象
前文述及，造成伊斯兰世界反美浪潮另外一个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从来不强调融合，从来没有承认过其他文明和多元文化价值”。
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著名学者萨义德指出，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对伊斯兰世界认识偏颇，未能正确反映全部的伊斯兰世界，以至于西方媒体中的穆斯林总是“挥舞枪支、留胡须、狂热的恐怖分子”形象。萨义德认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标签化、妖魔化和单一化，是造成伊斯兰世界反美的原因之一。
打开世界地图，由北非横跨西亚、中东，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像是一弯新月嵌在亚非腹地。然而就是这弯新月，经常伴随着“威胁”等字样出现。
而这里，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滋养下的人们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常常是伴随着弥漫的硝烟，在战场上奔跑。
很多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认识，除了中古时代《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辛巴达”形象，或许还包括“阿凡提”，剩下的记忆恐怕就是诸如《真实的谎言》中“蓄着胡子，挥舞着枪炮的恐怖分子”，而最后总是被一名美国特工干掉。
这就是伊斯兰世界的人们在西方媒体中的样子。这种差距的对比也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隔阂。
固然，这其中也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传播弱势地位有关。
著名学者萨义德在三十年前出版的《报道伊斯兰》中，针对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误读进行了批判。
例如，在1979年4月的一份《时代》杂志封面上，一幅画，画着一位穆斯林呼唤信徒前来祷告，该画作被醒目地加上了一行不相干的字眼：好战分子复活。
萨义德认为，这些充满了抽象化、片面化、妖魔化的形象是媒体对人们的误导。
李伟说：“萨义德的观点不仅仅体现在媒体上，也体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要认识到，一小撮的穆斯林恐怖分子，代表不了全部的穆斯林。还有一种情况是，西方的情报机构监控的重点也是穆斯林的后裔，虽然知道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不代表整体的穆斯林，但不知道哪些不是恐怖分子，这也导致认识的偏差，出现了妖魔化的情况。”
抛弃恐怖主义的一个可能
事实上，现代化进程中的伊斯兰世界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西方文化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在中东地区生活多年，他接触到的不少阿拉伯世界的人，对来自美国的电影和可乐都很喜欢。
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安替对萨义德的观点不尽赞同：“如果是针对某些电视台，没有什么不妥。但萨义德如果是针对美国的全部媒体，打击面就过大了。例如犹太人拥有的《纽约时报》在报道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公允。”
安替说，“此前中东在现代化中没有成功的经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阿拉伯的年轻人发现，他们有了成功的例子，比如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情况。这种变革完全不是文化冲突，与宗教无关，也没有外国干涉，完全是基于公民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世俗化改变。这其中，互联网带来的通信革命的作用是很大的。”
科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通信革命，在早先就开始了。卡塔尔、阿联酋等经济的崛起，还有半岛电视台抢眼的表现，已经看不出他们和西方的差距。
“‘基地’组织的逻辑是：一些阿拉伯腐败政权背后有美国的支持，为了推翻这个腐败政府，所以要反美。但现在他们宣扬的那一套不需要了，因为年轻的阿拉伯人发现，他们不需要通过反美，而是可以直接反对腐败政权，也可以达到改变的目的。这样一来，恐怖主义的土壤就渐渐丧失了。”
在安替所说的“现代化竞争的赌场游戏中”，他们已然参与进来，并且还有了打赢的可能。
“但萨义德看不到这一点了。”安替说。
萨义德死于2003年。
（本报道综合新华社及以下参考文献，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晏琼英对本文的指导）
参考资料：
《这就是纽约》，E·B·怀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 之路》，劳伦斯·赖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恐怖与新战争》，保罗·吉尔伯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报道伊斯兰》，爱德华·W·萨义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最后的天空之后》，爱德华·W·萨义德著，新星出版社
《超限战》，乔良、王湘穗著，崇文书局
《文明冲突，恐怖主义与宗教关系》，周展等编著，东方出版社
《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刘文科著，人民出版社
《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李红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谁为伊斯兰说话？》，约翰·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张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杯茶》，葛瑞格·摩顿森、大卫·奥列佛·瑞林著，南海出版公司
http://news.qq.com/a/20110906/000575_9.htm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1-09/06/content_12034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