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银泰中心in99:斯蒂格利茨：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

二、改造金融系统是当务之急
   
    要使支撑美国经济的政策系统有所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管是美国金融机构还是政府有关部门，都非常不情愿去承认这个系统已经出了问题。那些使金融系统出问题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个系统已经出了问题，他们向全世界宣告说，他们非常精通银行业的运作。
   
    我前面说了，这次经济萧条可能同此前一个世纪所遇到的金融危机都有所不同。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这次金融危机？因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比如说2003年或者2007年，你会看到金融市场上出现过很多泡沫，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当很多人都说美国是全球最富有国家的时候，其实他们不了解，美国人都是在花他们自己收入108%以上的钱。当人们加入到有泡沫的金融市场中来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泡沫破灭。我们的市场经济犯下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在印制全球通用的货币，然后再去花这些钱，而事实上它本身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多。
   
    其实，这一次，当美国一开始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想很快阻止这样一次危机。但是，在不到几个月的很短时间里，一切就发生了。当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美联储总是担心通货膨胀，并为此而出台了很多政策，导致了一些失误，从而抑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这次金融危机的特殊性在于，很多金融机构本身也在危机中被摧毁了。所以，要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恢复经济，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能量，也许会更难。现在，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或者破产了。很多金融机构濒临破产，即使如此，一些金融机构的许多决定仍然使人感到奇怪，他们竟然把国家充实给他们的资本金作为高管的分红。很多银行家面对自己就职的银行濒临破产的状况，他们所做的就是更多地获取投资回报，把更多的现金放进自己的口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如果银行的高管不拿高薪的话，也许反而会工作得更正常一些，也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
   
    美国总是说，改造金融系统对经济的改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现在所担心的是，我们真的能够使这次金融危机得到解决么？目前在美国，存款利率差不多接近于零。我们担心低储蓄率的问题。从正常角度看，每个人为了退休金或者一些急需的开销，都应该有存款。但是美国人为什么会没有存款呢？那是因为，人们把储蓄都投放到股票市场上去了，每个人都觉得股票市场会涨得更快。其实，与1997年相比，现在很多人相对来说反而更穷了，他们的财富比1997年的时候大概要缩水1/3，甚至更多。　

    美国的存款利率逼近于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很多美国人都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地借款。他们不断借款的一个原因，就是房价在不断升高。其实，很多人在住房上的投资已经有所增长了，但很多人相信房价还会不断上涨。这样一种心态，反而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要使这个经济的政策系统有所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管是美国金融机构还是政府有关部门，都非常不情愿去承认这个系统已经出了问题。那些使金融系统出问题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个系统已经出了问题，他们向全世界宣告说，他们非常精通银行业的运作。而事实上，他们并不真正精通，他们甚至都不知道那些泡沫是什么。这是很可悲的。
   
    我在1990年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过证券方面的问题。在原有的金融系统下，如果你贷款之后没有办法还的话，你是要承担一些后果的。但是在新的金融政策下，很多人不再关心贷款的质量，他们觉得只要把钱借给越多的人，他们就能获取越多的回报。所以出现了很多傻瓜，他们从来看不到金融系统存在的风险。他们把钱贷出去，其中很多贷款都是用来买房的。他们相信房价是不会跌的。即使是在情况非常严峻的时候，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仍然不愿承认他们已经犯了错误。
   
    面对金融危机，我们需要树立信心，并改造我们的金融系统。我们相信，全球经济会回升，但不是回升到有泡沫的那一层面，而是回升到正常的水平。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银行已经把整个控制经济的资金提高了几十倍，这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但很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去使用这些资源。美国本来要投入7000亿美元来救市，如果用这个7000亿美元去重新打造非常干净的银行体系的话，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资金就会很快地运转起来，并且可以解决未来社会保障或者退休金方面的各种问题。不过，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救市资金被投入到之前已经犯了错误的那些资产中去了，那么其后果就是，人们将会再次为之付出代价。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以一个非常好的系统作为自身的基础，它需要有可靠性。可是现在，金融危机使这种市场经济已经无法运作了。不少银行其实成了“鬼魂银行”，成了“僵尸银行”。诚然，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僵尸银行”由于政府的支持或全球的支持而得以复活、并重新回到市场上来。但是，虽然这些银行复活了，国家却损失很大。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一个很大失误。　

三、控制风险，做对激励机制
   
    在金融市场上，许多人并不真正知道风险到底有多么严重，那些律师们，那些学金融的人，他们几乎从来都不听风险方面的课程。新一代的金融师们认为风险课程早已经过时了。
   
    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配置资本并协调整个市场。但事实上，那些金融机构并没有很好地把资本配置好，它们甚至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它们鼓励人们去借钱、去消费，它们不但没有很好地控制风险，反而还去制造了很多新的风险。
   
    哪一个风险是目前人们最为关注的？当然就是自己是否有能力住在自己的家里。现在，美国上百万的家庭都要面对这样的风险，他们有可能要失去自己的家园。所以，我们的金融机构犯了很大的错误，而且后果非常严重。如果有人问我谁应当对金融危机负责的话，我认为大部分的责任还是应该由华尔街来负。
   
    金融机构之所以敢于去冒过度的风险，是因为其后有很大的动力在推动着。金融机构的工资收入一直在增长，即使当某个金融机构的收益出现下降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却仍然在增长。错误的激励机制，使得金融系统在寻求创新的时候并没有遵循正确的轨迹，而是试图绕过各类监管去追逐高利润，从而过多地涉足高风险的领域，为金融危机的形成埋下了祸根。这并不是好的模式。
   
    所以在金融市场上，许多人并不真正知道风险到底有多么严重，那些律师们，那些学金融的人们，他们几乎从来都不听风险方面的课程，新一代的金融师们认为风险课程早已经过时了。当年我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风险是我们学的第一课；而现在，当那些年轻人到华尔街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去听其他人谈论风险的问题。
   
    此外，我们发现，一些不对称的信息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新的信息不对称的生成使得新的风险创生出来，从而削弱了风险分散的效果。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最愚蠢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那些评估风险的方式，他们是在用10到15年以前的那些数据来评估风险究竟是否存在。这些数据其实是在他们提出一个新产品之前就有了，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用产品推出之前的市场数据来评估产品推出之后是否会存在风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创造更好的产品，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创造更差的产品而已。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金融海啸的周期概念有误。我们之前提到金融海啸，一般认为总应该是一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可是现在，差不多每隔十年就会遇到一次。如果用时间跨度较长的模型来分析，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会出现错误。
   
    目前，美国政府开始在为解决金融危机作出一些决策，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想到去很好地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反而是保护了那些银行家们的利益。这正是那些所谓的金融专家们所做的事。最初，当布什政府提出申请7000亿美元资金来救市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计划，他只是说他需要这些钱。可是没有任何人相信这样一张7000亿的空头支票。布什政府是不应该被相信的，因为他只提供了这样一张7000亿的空头支票。当这张支票的钱最后落到那些金融机构手上时，人们发现自己被骗了，自己非常严重地被欺骗了。人们手上的那些股票现在只有一半不到的价格了，所以人们觉得被严重地欺骗了。我们的银行一直在努力地使自己所做的事情越来越不透明，或者使纳税人越来越不清楚他们的钱到底被花到哪里去了。就此而言，我们的银行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一旦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每个纳税人其实都在输钱。那么，是谁在赢得这一场游戏呢？是那些金融机构。而到最后，又是谁来承担金融机构破产的责任呢？是政府。所以，那些金融机构完全没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政府承担了90%的金融损失。所以，过去一些救市措施实际上陷入了一个不对称回报的误区：经济利益被少数人占有，而经济损失则由全社会承担。
   
    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细节在发生，比如说银行倒闭了，比如说银行家破产了。借这个机会来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整个市场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会发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和领域需要有很多的资金投入其中，比如，目前的环境变化、气候变化，都需要投入很多的资金来加以改善。遗憾的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时间段，所有人都难以有效地去利用资源。现在，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人被迫从自己的家里被赶出去，很多人流落街头，而另一方面，很多房子却空着。很多空房和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同时存在，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四、中国应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政策。如果我们当年跟随布什总统，把社会保障基金完全纳入现有的金融体系，那么，现在大部分退休人员的生活就是难以想象的。
   
    面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在这种应对中，我认为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中国要应对金融危机，首先是要做出两个回应：第一，就是强调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不是逃避这一现实。这一点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第二，就是以此为动力出台各种刺激经济金融的政策。一个好的激励政策必须是游刃有余的，它应该在经济萧条的时候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十一五”计划已经提出了一些创新发展的方式，这都是非常好的做法，中国也提出了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如果说在刺激经济金融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难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如何使整个刺激计划能够实现平衡。
   
    我想在这一问题上讨论得更深一些。很多人都有怀疑：为什么当其他国家的存款储蓄率已经那么低的时候，中国的储蓄存款率还会那么高？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在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存款，中国其实只是比其他国家高一点点。中国的储蓄存款率高企，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许多人从事一些小生意，很难从银行那里贷到款，唯一的资金来源就是自己的资金，为此就必须储蓄。此外，中国的一些公司利润非常高，支付出去的工资却非常低，他们也往往把钱存在银行里。
   
    前几年，中国政府就希望储蓄存款率能有所下降，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变化似乎不大。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长之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匹配。此外，应该采取一定的税收政策来调节那些高回报的公司的利润。
   
    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得以重新看待经济全球化问题。经济全球化可以带来好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正是经济全球化使得目前的金融危机以最快的速度影响到全球。如果中国的市场曾经像其他人所倡导的那样开放更早一些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那些人曾经倡导市场要有更大的开放。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政策。如果我们当年跟随布什总统，把社会保障基金完全纳入现有的金融体系，那么，现在大部分退休人员的生活就是难以想象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确实需要重新来定义经济全球化了，尽管我们已经为此定义了很多年。整个世界都要对这种经济全球化做出回应。美国提出过很多的政策，其中有些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目前这个时候，已经适合我们来讨论变化和改变了。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重新制定一个游戏规则了。联合国为此提出了三条重要建议：需要有一个全球的金融体制，需要有一个全球的金融协调机构，还需要有一个全球的新的金融系统。中国在全球经济的恢复过程中应当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应该强化全球经济恢复的信心，并在此过程中发挥能够让全球经济稳定下来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中国通过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经济增长，同时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来为世界经济平稳复苏作贡献。　

    必须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遭遇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这一严峻的局面可能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美国现在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可能对美国自己是有好处的，但是它对全球金融体系来说就不一定好。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全球现在需要什么。我们要思考如何去改变全球整个金融系统。很可惜的是，直到现在，美国都还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去考虑。
   
    我仍然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球相对保守的金融体制。改变全球金融系统，必须以保守的金融政策为基础。在即将于今年4月份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上，很多人都会继续讨论这种变革的可能，当然，这主要发生在政府和政府之间。我们注意到，也有学者提出了改革IMF投票权的建议。IMF确实需要改革它的投票制度，以便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
   
    世界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多边支付体系，因为IMF长期以来推行的放松管制和顺经济周期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少问题。而正是由于IMF有这样的历史，在全球目前都需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不少国家在为IMF提供资金上采取了回避态度，从而影响了全球救助计划的实施。
   
    应该考虑建立新的贷款、新的多边机构、新的借贷安排和新的管理系统。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可以很快地建立起新机制来获得资金，从而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帮助。建立诸如亚洲货币基金的地区化的合作、地区化的基金，是应对全球危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元化支持的好方法。
   
    （此讲演稿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点评  对金融自由化的持久批评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国际上非常活跃的美国经济学家和著名的活动家。虽然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原创性贡献，但从此之后他却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政策等方面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思想见解和声音。在美国正统的和主流的经济学家队伍中，他比芝加哥学院派的经济学家站得稍左一些。这可以从他这次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讲演中看出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被克林顿总统请入白宫，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团的重要成员和主席。
   
    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甚至对全球化也持保留意见。他对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自由化这个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有持久的批评。他因此于1997年受聘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2000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发起了“政策对话倡议”（IPD）（后来随他迁入哥伦比亚大学），至今约有250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团体人士参与，讨论全球发展的政策问题。
   
    在复旦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他也一再强调金融制度内在的缺陷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危险。他认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和可靠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金融制度孕育的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他不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走得太快。他主张全球需要一个相对保守的金融体制。而变革全球金融系统，必须以保守的金融政策为基础。他也提出，IMF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不仅需要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而且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多边支付和贷款管理体系。这些都是富有见地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