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明月刀锦鲤抄:大宋第一人 范仲淹 （上

大宋第一人 范仲淹 （上

按：三代以下，博主最推崇之二人 范仲淹 林则徐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按宋代封谥的礼制,道德博洽曰文，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文正是对大臣最高的谥号。　　
范仲淹与南阳花洲书院
范仲淹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由他写成的记景抒情的名作《岳阳楼记》是一篇流传千古的经典作品，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名言，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广为传诵。其实只要是读过这篇作品的人都知道该文描述的岳阳楼是在湖南岳阳。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篇作品却不是在岳阳写的，而是在南阳邓州写的。
范仲淹其人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其父曾在徐州做官，后死于任上。其母谢氏随带子仲淹改嫁山东人朱文翰，并随其居住在山东邹平继父老家长山朱家村。少年范仲淹在那里一住就是12年，度过了自己求知、发展的漫长过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当朝宰相王曾、副宰相晏殊赏识其才干，保举他到北宋中央任秘阁校理。从那时起到庆历五年为止的17年间，他曾四次进京任职，又四次遭贬降职，屡遭打击，政治仕途可谓"几起几落"。但他始终清正廉洁、坚持改革，与朝中一些守旧官员以及腐朽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他第一次在朝任职时，正值仁宗皇帝继位不久，但这个皇帝并不掌握实权，大权全掌握在刘太后手里。刘太后独揽大权，胡作非为，满朝文武官员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范仲淹一人不顾自己官小位低，冒死上书，请求皇太后把大权交给仁宗皇帝。副宰相晏殊见状大为吃惊，连忙劝道："你这样上书，不但自己倒霉，还要连累我这个推荐人。"范仲淹听后严肃地告诉他："尽管我是你推荐的，但你却常常因怕我不称职而感到羞愧，没想到现在我又因为忠直而得罪了你。"晏殊听后，无言以对。后来范仲淹终因大胆上书而触怒刘太后，被赶出东京，贬至河中府任职。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范仲淹被召进宫里，任右司谏。但没过多久他又因得罪把持朝政的守旧官员受到排挤，再次被贬出东京。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他由于在苏州治水有功，第三次被召进东京，授天章阁侍制。但这次他又因揭露宰相吕夷简等人结党营私、嫉妒贤能的丑行而受到打击再次被贬，到陕西任职。在送别的途中，他对送行的朋友这样说：第一次被贬你们在送我时说我是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二次你们说我是此行愈光（更加光荣），这次你们又称我此行尤光（尤其光荣），而我这前后已是"三光"了。 　　
公元1043年，范仲淹第三次奉诏回京，不久便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富弼、韩琦等人共同主持朝政。这时的北宋王朝阶级矛盾异常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边境夷族又乘虚而入，差不多已成为瓜分豆剖、揭竿而起的境况。为了挽救国家命运，宋仁宗把一向主张改革的范仲淹调回中央委以重任，并请他拿出改革方案，支持范仲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便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但没过多久，他的改革方案又触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在他们的反对下，这次改革又一次失败。随后，范仲淹又被贬。这次他被贬至邓州任知州。 　　
在邓州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据说范仲淹到邓州任知州后,勤于民事,常实施忧国忧民之举.他经常深入民间,出入在老百姓的田间地头,有时还亲自耕种,深得百姓欢迎。他重安抚、轻惩罚、废苛杂，在他的《答提行张太傳尝新耘》一诗中，他曾这样写，"长使下情达，穷民溪不伸"，"但愿天下东，一若樽前身，长戴尧舜主，尽做羲黄民，耕田与掘井，熙熙千万春"。这充分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胸怀和对劳动人民生活的极大关注。他希望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尧舜盛世，过着无忧无虑的闲适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开饮，耕田而食，安居乐业，享受太平盛世带来的欢乐。　　
　　为了办教育，范仲淹在上任的第二年，便主持修建了位于邓州东南隅的"百花洲"以及"春风堂"和"览秀亭"等建筑，逐步使这里成为环境幽雅、风景宜人的读书学习场所。后来他又创办了"花洲书院"，成为当时邓州的最高学府。闲暇之时，他还常到书院给众学子讲学。范仲淹在他的《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一诗中曾这样描绘花洲书院："穰下胜游少，此洲聊入诗，百花争窈窕，一水自涟漪，洁白令翘鹭，优戏美戏龟。"说明这花洲书院确实是一处景致迷人、读书学习的良好场所。范仲淹的儿子、后官至观文殿大学士的范纯仁，以及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曾任邓州知州的翰维都是从这所书院走出来的学生。 　　
　　也就是在范仲淹主办"花洲书院"的同时，他的好朋友滕子京派人来见范仲淹，并送上书信一封。原来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的地方官员后，经过一番努力，把当地治理成一个经济繁荣、安居乐业的地方。于是，他便决定整修江南名楼--岳阳楼。像这样的事情，该有人为此作记才好，那该让谁来为此作记呢？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文才出众的范仲淹。于是滕子京先画了一幅岳阳楼的草图并附书信一封，派人送至千里之外的邓州。 　　
面对老朋友的千里求文，范仲淹甚为感动，当晚便热情招待了使者，安排信使休息后，范仲淹乘着酒兴，在花洲书院秉烛执笔，参照岳阳楼的草图，他仔细构思起来。当时正值农历九月中旬，秋高气爽，菊香飘溢，拿起笔来他顿时思绪万千。他想到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了自己在邓州为民做出的一切。他觉得仅仅治理好一个地方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都富裕了，才能使老百姓真正安居乐业。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都应该以天下为公，要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质。想到此，他便奋笔疾书，很快写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实，这篇名作就是范仲淹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这篇作品后来被历代仁人志士奉为经典，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催人奋进的先进思想光辉。
千年书院将重现昔日光采　　
　　范仲淹在写成《岳阳楼记》后不久，皇帝就下令把他调往荆南府，可他在邓州的两年，已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听说他要调往异地，当地老百姓便遮道苦苦挽留，皇帝只好又让他继续留任。一直到黄祐元年（公元1049年）他才离开邓州调往杭州。 　　
　　公元1052年5月，范仲淹在调往颖州（今安徽阜阳）的途中，病逝于徐州。邓州人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怀念他这位为民造福的父母官为了纪念他，便在花洲书院旁修建范文正公祠以敬之。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任叶县县尉时，曾到范文正公祠瞻仰范公遗迹，并题诗云："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后来，范仲淹的四子范纯粹于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任邓州知州时，又重新整修花洲书院，并继续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
　　南宋以后，花洲书院作为培养儒生的基地，发展越来越快。至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时，任邓州知州的范灿（系范仲淹后裔）"建书院于范文正公春风阁之下，名"春风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知州蒯辰荪召集众乡绅捐款，整修了书院房舍，改善了师生待遇，并恢复"花洲书院"名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知州叶济捐银一百两，且募捐部分款物，重修花洲书院，并按朝廷诏令将"花洲书院"更名为"邓州高等小学堂"。从此，"花洲书院"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式学堂。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邓州高等小学堂"又更名为"邓县高级小学"，民国八年（1919年）当地人士重修春风堂。民国十五年（1926年）学校又更名为"邓县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县中），民国十六年（1927年）移高级中学于文庙，邓县初级师范与县中合并仍称县中，到解放初县中附设高中班。1951年，县中更名为"邓县第一中学校"，1958年学校又发展成为高级中学。如今这所学校已成为当地的重点中学，为社会培养出大批的优秀人才。 　　
　　时光在变迁，社会在发展，虽然这所千年书院曾几度繁荣与衰落，但范文正公的事迹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间，2002年年初，邓州市委、市政府又重新整修花洲书院，以弘扬范公的事迹，激励当地更多的学子奋发成才。修复工程规划面积为8.4万平方米，包括春风阁、春风堂、藏书楼、先圣殿、览秀亭、范文正公祠、名人馆、百花洲等诸多的建筑和景点，整个工程将于2003年上半年竣工并向游人开放，届时这里将成为豫西南旅游业中一个新亮点。
　　"花洲书院"这座千年学府，肯定会重现昔日风采，为世人所关注。
范仲淹与佛教的渊源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自小胸怀大志，苦学不辍。26岁（1015年）时举进士初登仕途。1040年，以“龙图阁学士”的官职出任陕西略副使，兼知延州，抵御西夏侵犯。1043年出任副宰相后，和其挚友欧阳修等人提出了均田赋、减徭役等十项改革建议内容的“庆历变法”，遭到皇亲国戚等为首的反对而被罢去相位，他请求自贬为邓州知州。　　
　　1044年到任邓州后，仍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励精图治，大兴教育之风。在城东南隅相继主持修建了“百花洲”、“春风堂”、“览秀亭”等建筑。并应好友滕宗谅（南阳籍，见注解）之邀，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不朽名作《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南阳人民为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父母官而自豪。但是，南阳很少有人了解范仲淹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佛法之中。现将《禅林珠玑居士篇》中介绍范仲淹修学佛法与高僧相处的情况，提供给大家，目的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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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二年十月
　 范仲淹与佛教颇有渊源：先是读书长白山中，一日于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贵，语僧出金修寺。其清廉高尚品格，犹如莲出淤泥，已自与众不同！。仲淹一如历代士大夫，喜与禅门高德游：守吴日，尝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禅师留小住数日，颇加策发，仲淹于言下有省，归赠师偈曰：”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琅琊觉得书，蹑韵云：　　
“威竦边城名以立，化行乡郡日多闲；手提千古文章印，印定西来佛祖关。”　　
仲淹数问法于琅琊，有问答录，载于《禅林宝训》　　
宋仁宗景佑四年，范仲淹出守鄱阳，慕承古禅师道风，屡就问道。时荐福院虚席，仲淹请师住持。十月初三日，仲淹躬率四众，就芝山迎请，至初九日开堂。仲淹自作请疏，疏文曰：　　
“伏以：无心为宗，非一毫之可立；有言即病，徒万法之强名。然则：病非医而曷求？宗因师而乃证！ 　　
“古师和尚，净行无垢，孤峰绝攀。法鼓一鸣，有闻皆耸；神珠四照，无隐不彰！群愿斯归，正乘可示；大众瞻仰，即同如来！谨疏龙图阁侍制，知饶州军州事范仲淹疏。”　　
承古者，操行高洁，禀性虚明，遍参诸方，无所悟明，一日览云门语，忽然发悟，自此韬藏，栖止云居弘觉禅师塔所，人称古塔主，当代尊宿，四方共仰。读疏毕，仲淹并四众弟子，肃穆屏息，恭聆法音。禅师告众曰：　　
“山僧蒙郡侯坚命，此日可为脱珍御服，著垢弊衣，大似国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　　
便升座，拈香，趺坐，维那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　　
师云：“大众！维那如是咨白，大众还甘也无”何以：“若据大众分上，假饶诸佛出世，犹是自谩，祖师西来，诳惑庸小！自余之辈，不在形言！若也谈玄说要，大似含血喷人；问答往还，如同魔娆！禅德！大众面前，作么生下口？虽然如是，事无一向，理出百途，曲为下机：有疑请问！”　　
数僧出问，禅师尽答：莫！有僧才拟伸问，师云：　　
“问话且止！直饶问得答得，与道悬殊！大众！似此问话数个舍黎总未有个出家眼目在！若有出家眼目，一万里外，闻有善知识出世，洗耳攒眉，拂袖而去！争肯来这里，五体投地，问个如何若何？仁者！还知么？大众各各自己分上，是个甚么门风？是个甚么体格？直得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师锁口有分！若能如是明见得，佛之与祖，如同梦幻空华！闻甚深法门，也似风声谷响，自己颖脱独拨犹闲，法界有情齐成正觉──岂不是大丈夫汉！岂不是真出家儿......伏惟珍重。”仲淹等言下疑滞消除，于佛法倍增信心。　　
仲淹与古禅师过从甚密，禅师尝寄偈相勉：　　
“丈夫各负冲天气，莫认虚名污自身；撒手直须千圣外，纤尘不尽眼中翳。”　　
仲淹与圆悟禅师相善，圆悟时居学地，仲淹勉以参方行脚： 　　
“观水莫观污水池，污池之水鱼鳖卑；登山莫登迤逦山，迤逦之山草木稀！　观水直观沧溟广，登山直登泰山上；所得不少所见高，工夫用尽非徒劳！　　
南方幸有选佛地，好向其中穷妙旨；它年成器整颓纲，不负男儿出家志！　　
大丈夫，休拟议，岂为虚名灭身计；欢谐时分觉无多，却被光阴暗添岁！　
成都况是繁华国，打住只应华酒窟；吾师自是出家儿，岂随龌龊相埋没！　　
吾师幸有虹霓志，何事踌躇于泥水！
君不见，吞舟之鱼不隐污流，合抱之木岂在丹丘；大鹏一展九万里，岂同春岸飞沙鸥！　　
何如急驾千里骥，莫效鹪鹩恋一枝！纵饶讲得千经论，也落禅家第二机！
白云长自恋高台，暮罩朝茏不暂开；为慰苍生霖雨望，等闲依旧出山来！
又不见，昆山有玉名琼瑶 ，良时未遇居蓬蒿；　　
当时若不离荆楚，争得连城价倍高！”
圆悟因遍参诸方，后卒成大器。　　
仲淹留心内典，诵《金刚经》辄有冥契！又尝作序流通法宝──庆历初，奉命宣抚河东，于旅途次，获故经一卷，曰《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乃诸阿罗汉诵佛说善恶因果，识心达本之法也。（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诸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仲淹阅读一过，法喜充满，特作序赞叹，晓诸未闻：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途。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所以随函类，众圣这诠总为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计五千四十八卷，录而记之，俾无流堕。　　
“余庆历初，任知政事：时西虏背惠，侵扰边隅；劳师困民以殄凶丑，圣人爱民恤士，命余宣抚河东沿边居民。将士途中，寓宿保德冰谷之传舍，偶于堂檐隙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而世所希闻者也！　　
“余颇异之，启轴而观，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拿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也！一尊七颂，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生死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正渐教、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皈于善。”　　
“余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倘非世尊以六通万行圆明惠鉴之圣，则无以致此...... ”“余因求副本，正其舛谬，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纪其因。时，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仲淹尊崇三宝，始终如一，凡莅所守之地，辄造寺度僧，兴崇佛法。仲淹尝舍宅为寺，寺名天平。又屡为文表扬缁门之高操节守者；仁宗皇佑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入寂，仲淹为撰塔记，颇铭其德。又浮山法远禅师，尝住持天平山，后入寂，仲淹撰碑铭，有──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赞语。又与起居舍人尹洙（得法于法昭）为莫逆交；洙临终日，先以手书告别，仲淹驰至，恸哭甚，洙张目曰：”已与公别，何用复来？且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言讫端坐而逝。仲淹得良师益友警醒、提携，道业日进。仲淹得法于琅琊慧觉禅师。　　
范仲淹乐于施舍，自奉甚俭；爱惜人才，游士、学子多蒙其惠。又创置『义田』，养济族人，为后人所称道。仲淹于国家、社会、宗族，以及佛之正法，均遗泽甚深：其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仲淹彻底布施；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然后裔昌盛，代出贤良，历八百年（至清朝）而不衰！　　
范仲淹逝于仁宗皇佑四年。谥文正。后追封楚国公。
注：滕宗谅（约公元991－1046），字子京，北宋南阳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因两人政见一致，所在来往密切，交情深厚，滕被贬官岳州，范被贬官邓州，两人远隔千里，心绪各异。虽都因励精图治的改革主张遭到保守派排挤，但滕豪迈自负，常凄然伤情；范虽乐观豁达，但仍常为好友担心。故范借助于滕重修唐代岳阳楼以突显政绩的机会，身体力行劝勉滕坚定信念并及时督促自醒。并一气呵成了这传颂百代的名篇。　　
滕宗谅崇尚气节，善施舍，喜爱建学，死后无余财。曾官至殿中丞，左正言等，有谏疏二十多篇。

范仲淹与佛教
　　范仲淹“游心儒术”[1]，“泛通六经”[2]，后人谓之“得圣贤之心”[3]。其一生行止，如治国方略、为官、治边、兴学等，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清纪昀评其曰：“贯通经术，明达政体”，认为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不尚空谈而在行动中体现了儒家之精神，褒扬其为“一代大儒”。后之学者从儒家思想的角度研究范仲淹亦为较多。但宋代究为儒释道三家思想共融之时代，虽从唐朝韩愈、李翱开始辟佛兴儒，其道绵绵不绝，为宋儒所继承，而终于形成“理学”。但佛老之说自魏晋以来浸染中国社会已达数百年之久，其间历经帝王倡导，自是深入人心。况且，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统治的力量。宋太祖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4]建隆元年(960)，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了生气。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佛教于时人的影响很大，如欧阳修所说：“夫老与佛之学皆行于世久矣，……二家之说，皆见斥于吾儒。……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趣常众而炽。”[5]
　　范公的母亲即信佛，长斋绣佛达20年之久[6]；其知交、同为庆历新政中的重臣又同遭贬谪的富弼也是入佛很深的佛教徒。范仲淹一生中与多位法师交往，于佛法中深有获益，从范公诗文来看，其思想中颇有与佛教相通的地方，而且他已经开始从佛教教义汲取营养，壮大儒学了。所以笔者认为，若能从佛教思想的影响入手作一探讨，可能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范公的思想特征。
一、范仲淹与寺僧的交游与感怀　　
　　文人骚客多好游历山水名胜，而“天下名山僧占多”，唐宋佛教兴盛，寺院众多，深山古寺本身就是一景，在山水之乐中一观古寺，亦助清雅之兴。范公在苏州和杭州做官时，游历寺庙最多，并常作诗纪游。他与多位僧人有交游(有记录者即不下十位)，有的交往时间颇长，如与日观、广宣大师的交往等。在人迹罕到的深山古寺，范公往往能体会到一种忘却世事、洗涤身心的感觉，在忧乐人生之外能找到一种逍遥自在和清净解脱的滋味。如他在《升上人碧云轩》一诗中写道：“爱此诗家好，幽轩绝世纷。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远意经年就，微吟并舍闻。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7]其《游乌龙山寺》[8]诗云：“高岚指天近，远溜出山迟。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异花啼鸟乐，灵草隐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在万事不到之处，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灵妙。苏州灵岩山，曾是吴王夫差的离宫，有吴王与西施游乐的旧迹，后建寺。范公在游玩当中体会到一种深刻的历史沧桑感，而宗教的气氛又加深了他的感叹：“古来兴废一愁人，白发僧归掩寺门。”[9]意境夺人，颇有一点佛教中“色即是空”的意味。
　　与僧人的交往也能使范公对自己的人生态度作一番省视，帮助他看清世缘，提醒自己对世事不要太过执著。如《留常熟顶山僧居》：“平湖数百里，隐然一山起。中有白龙泉，可洗人间耳。吾师仁智心，爱兹山水音。结茅三十年，不道日月深。笑我名未已，来问无端理。却指岭边云，斯焉赠君子。”[10]面对牵于功名的文正公，智慧的法师以天上卷舒自在、来去自由的云来启示他。在《送真元二上人归吴中》一诗中，作者还表达了对归隐山水的向往：“归心不可夺，千里故园春。……愿结虎溪社，休休老此身。”　　
范公一生坎坷多舛，官运蹇滞，虽少有大志，但由于常“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1]，屡屡忤上，于是几被贬谪。景祐三年(1036)，上百官图，指斥当朝宰相吕夷简任人之不当，并献四论(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诿)，讥指时政。吕夷简在皇帝面前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于是被撤销官职，谪知饶州。余靖、欧阳修和与仲淹“义兼师友”的尹洙也受到牵连被谪。这对范仲淹来说已经是第三次被贬降了。倘是一般人，对这样的连续贬谪一定是心怀不平，郁愤难消。但范公却受之坦然，一方面是出自“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12]的理念，另一方面饶州附近的佳山水和与僧道的交往也平复了他心中的忧情。庐山距饶州不远，不仅风景秀美，寺观也多，包括东晋时佛教领袖慧远法师所在的东林寺。与僧人的交往，使他更看淡了世间的荣辱和官场的沉浮，以一种任运随缘的态度来对待。其《游庐山作》诗中也写到：“五老闲游倚舳舻，碧梯岚径好程途。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黄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
二、对佛教的态度及对佛教教义的领会
范公虽为大儒，倡行儒道，但他对佛教的教义并不像欧阳修、李觏那样排斥，相反还多有欣赏和吸收。庆历初，他在旅途中得到一本经卷《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藏经未录。他认为是“悟本成佛大法之颂”[13]，自称“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于是亲自为之作序，命府州承天寺僧人归依别录藏之。从这篇短短的序言当中，我们可以窥见范公对佛教的态度。首先，他对于佛教教旨及其特点是有着比较客观和正确的认识的，他在序中说此经的112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短短一段话，相当精要地概括了佛教的特点，并且对佛教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序又言：“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喻，开悟迷徒。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范公读经的重心在于“究诸善之理”，对诸佛菩萨救济群生的大愿和无缘大慈感受最深。这也是佛教教义与他的儒家思想合辙接轨之处。为善之道，范公一生均笃行之，常接济穷困，体恤军民，事例不可胜数。《宋史》谓之“泛爱乐善”、“为政尚忠厚”，载云：“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而且他颇有一点善恶均有因果的思想。他在给上官融写的墓志里言：“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岂不为善也？余谓不然：君子之为善也，必享其吉；有穷且夭者，世皆重而伤之，虽一二人，犹以为多焉。小人之为不善也，必罹其凶……”[14]范公认为佛经“济生戒杀，诱善祛邪”，“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归结点是劝人为善，而这一点与儒家的仁义思想是一致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完全有益于教化和治世，所以仲淹对此是极为首肯的。这正与宋太祖的看法一致。
　　佛教之大乘又提倡利及万物的广大慈悲心，不仅是人对人，对一切生灵皆要视为同体，所谓“同体大悲”，要为之拔除烦恼障毒之苦，给予幸福安乐。这与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无疑是相通的。仲淹少有志操，怀一腔“利泽生民之志愿”，而“行救人利物之心”，以为“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有爱民济世之心如此！正与佛教入世救度的大乘精神不谋而合。他所作的两首赋《用天下心为心赋》[15]和《君以民为体赋》[16]皆申明此意。《用天下心为心赋》建议皇帝“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后者则希望帝王能将人民当作自己的身体来体察、爱护和管理。范公此说真是将儒家的“仁”发挥到了极点。此前儒家之“仁”只是以己心度彼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与他人还是分割开的，但范仲淹将二者合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了人我，这显然是受到了佛教“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观点的启发。而“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前提是要做到“无我”，范公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在《上执政书》[17]中慨然而言的“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可谓真正到达了“无我”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才能身处荣辱之中，屡犯雷霆之怒而毫不惜身，以一己之力变一代士风，如韩琦在祭文中所赞：“天下正人之风，始公辟之。”
虽然如此，但范仲淹并不崇佛，更不佞佛。在现实中，他是以理性和实用的儒家立场来看待佛教的发展的。
如前所说，宋太宗从一开始即着力发展佛教。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72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余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寺庙数量的增加和寺院经济的发达，流弊渐大，主要表现为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增大了。天圣五年(1027)，仲淹写了著名的《上执政书》，极论国家大事，书中对国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个六项十八字的治国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每一项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后来庆历改革的内容，也不出这篇上书的范围。其中将佛教过度发展导致的“缁黄荡而不治”作为社会一患。书中云：“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洁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结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如前所说，仲淹对佛教所取的一点在其劝人为善，这是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考虑的。宋初禅宗盛行，高谈心性，仲淹觉得庶民百姓难以理解，不如前面所提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那样以善恶因果来教导人民更具有直观性和实效性。“君子弗论”的观点，与庄子说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出家之人不能赡养父母，这与儒家之孝义相冲突，所以他对佛教修道出家的看法，与汉魏以来儒家的看法并无二致，基本上是不太赞许的。其要求“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正与孔子之“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相仿佛。
　　书中对寺院大兴土木亦深为不满，提出了建议之方：“其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废出于内帑，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某谓内帑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谄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作仓促之忧，须给赏之资，虽欲重困生灵，暴加率敛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不可不戒。”这些是基于国计民生，就事论事，希望国家能对佛道进行管束，与孙复等人自根本否定宗教是不同的。　　
　　范仲淹终其一生身体力行弘扬儒道，开了宋代复兴儒学之先声。但是宋代儒佛互补的思想背景对他也深有影响，他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从佛教的教义中吸取营养，补充儒道，丰富儒学的一些传统概念，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不过另一方面，范公对于佛教还是出于正统的儒家立场和政治家的立场，极端重视实用，对佛教最为首肯的是其劝善济世之道，与后世理学家吸取禅宗心学的内容补充儒学还不一样。虽然如此，但范仲淹并不崇佛，更不佞佛。在现实中，他是以理性和实用的儒家立场来看待佛教的发展的。
注　释：　　[1] 《范文正公集》卷四《遗表》。
　　[2]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本传。
　　[3] 《范文正公集补编》卷四，徐有贞撰《重建文正书院记》。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5] 《欧文忠公集》卷三十九，《御书阁记》。
　　[6] 事见《范文正公集》卷一八《求追赠考妣状》。
　　[7] 《范文正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
　　[8] 《范文正集》卷三。
　　[9] 《范文正集》卷四。
　　[10]《范文正集》卷二。
　　[11]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本传。
　　[12] 《范文正公集》卷二《访陕郊魏 处士》。
　　[13] 《范文正公别集》，卷四《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下引文同。
　　[14] 《范文正公集》卷一三《上官君墓志铭》。
　　[15] 《范文正集》卷二十。
　　[16] 《范文正别集》卷二。
　　[17] 《范文正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