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ae blue: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

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

余治国（《世界金融五百年》作者）

中国古代繁荣的货币经济　　

两汉时期的通货膨胀　　

战争是古代通胀的祸首　　

从货币到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经济　　

通胀由铜钱时代的百倍到纸币时代的亿倍：金朝不稳定的纸币经济　　

面对纸币，南宋皇帝难以安眠　　

纸币成为蒙元贵族搜刮财富的工具　　

中国古代纸币经济的黯然谢幕　　

　　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

余治国（《世界金融五百年》作者）

中国古代繁荣的货币经济　　

通胀猛于虎。在物价普遍高涨的时代，社会中下层辛辛苦苦存下的钱迅速被通胀这头怪兽所吞噬。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房产、黄金和股票等资产的投资门槛太高，他们用血汗积累的财富大多都只能存入银行。但由于通胀，各种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货币随之不断贬值，老百姓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存款渐渐缩水。而那些富人和权力阶层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在国内外进行各种投资，他们的身家在高速通胀下不仅不会缩水反而会增值。结果，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通胀达到天文数字时，改朝换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人命如草芥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这便是恶性通胀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在他看来，任何通货膨胀都只是一个货币问题，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就是货币太多的缘故。其实通货膨胀的原因远非这么简单。　　

绝大多数人一看到物价上涨，就会不由自主地说这是因为纸币印刷太多，所以钱越来越不值钱。还有人会引用一些经济学家的名言来说明通胀是纸币超发的原因，比如“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那少印钞票不就能解决通胀了吗？

其实，现代社会的货币经济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纯粹的纸币经济，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货币与信用循环的大系统。纸币印刷过多导致恶性通胀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从来就不存在。常识往往是谬误，这种现象恰恰在古代社会才真正出现过。因此，要分析通胀的原因，就要从机理较为简单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谈起。

自鸦片战争以来，很多中国人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言必称希腊罗马，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宗坟上不冒烟。其实，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会让我们现代人汗颜。现代人以为古人交易时所用的钱是金银与铜钱，甚至于还有人以为，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或顾名思义称之为自然经济。

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领先于西方的古人——希腊人与罗马人。在古希腊与古罗马，金银是货币的主要材料，而在中国最迟在战国时便以铜为货币了。金银价值比较高，不可能给老百姓用来购买油盐酱醋茶。金银只能在贵族或大商人之间的流通，涉及的一般都是奢侈品的大额交易，尤其用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上。铜钱价值比较低，可以用在老百姓吃穿住行的小额零售交易上。由此我们推断，货币经济在当时就已经深入到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中国的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比希腊罗马要发达得多。

现代人总是说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其实战国时代的大商人权势熏天，甚至能独霸一方，只手遮天。陶朱公、范蠡、吕不韦、计然、白圭，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商人都是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　封　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　能同国　君一样的享乐。”即使是所谓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面对巨商大贾也不敢怠慢。

现在一提到甘肃，就想到贫困地区。秦代的甘肃却是出了名的富裕。甘肃平凉、固原一带是秦朝的北地郡乌氏县，当时该地聚居着大量的戎族，称为乌氏戎。乌氏戎有位叫倮的人（乌氏倮）是闻名全国的的大商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企业家。现在的富商权贵是三多，房产多、钞票多、女人多。乌氏倮只有一多，牲畜多，多到用简单的头、匹计数已无法统计准确，只能用多少“山谷”的牛羊来计数。乌氏倮提供大量战马给秦始皇，为秦国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秦始皇给乌氏倮以等同于王侯的待遇，他可以和秦国大臣们一样，进宫朝见，参议国家大事，享有商人、贵族与官员的三重地位。

重庆涪陵出过一个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史书上叫寡妇清。她早年嫁给一位青年企业家。但不幸丈夫早逝，寡妇清主持起丈夫留下的开汞炼丹业。她的生产销售网络遍布全国，成为当时富甲天下的垄断企业。秦朝对民间进行刀具管制，任何兵器不得私藏。但秦始皇却对富甲天下的寡妇清格外开恩，允许她豢养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来保护其遍及全国的商业网络。寡妇清晚年将全部财富捐给秦始皇修长城，还为秦始皇修建骊山陵墓提供大量的朱砂和水银。秦始皇封她为“贞妇”并诏她住进皇宫，给以公卿王侯的礼遇。富贵如此，夫复何求啊？

在物物交换的条件下，市场上有n种商品进行交换，需要有n（n-1）/2种计算方式才能完全表现出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而在货币经济中，计算方式只有n种，也就是说，只要标上n个商品的价格就可以了。　　

战国货币由商人组织铸造，作为筹码在市场上循环流通。商人用铜铸造的各种式样的钱向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者购买商品，这些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用钱来购买消费品。当时各个诸侯国的货币式样百出，各国之间的商品流通极为不便。

秦始皇统一天下也统一了货币。现在看来，一国使用一种货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货币的统一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想一想欧元的艰难历程，想一想现在要把全世界的各种货币统一为一种货币将有多么困难，就知道秦始皇的壮举是多么的伟大！

秦始皇实行的是金钱本位制，金是黄金，钱是铜钱。黄金是上等货币，黄金仅限在于帝王的赏赐和贵族之间的馈赠。铜钱是下等货币，用于民间的日常交易。铜钱的铸币权在秦代收归政府所有，政府统一规定铜钱的重量与式样。当时铜钱以重量为单位，规定1两为24铢，一枚铜钱的法定重量为12铢，因此秦钱又俗称半两钱。半两钱内方外圆，所谓孔方兄的铜钱式样自秦一直流行到清末。

西汉初年，政府只负责规定铜钱重量与式样，铸币权下放给私人，铜钱可由私人自由铸造。这种自由只是贵族、豪强和富商们的自由。他们占有铜矿山，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那些既无钱又无权的平头百姓却无力享受这种自由。

私人铸钱的代表人物是邓通。越是有权势的人越迷信命运与鬼神。汉文帝也不例外，他信鬼神、好长生。有一天，文帝做梦梦到自己要飞升上天，但怎么都飞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推了他一把助他登天，他回头看到黄头郎穿了一件横腰的单短衫，衣带系结在背后。梦醒后汉文帝四处寻找梦中之人。恰好四川人邓通的衣着打扮正合此梦，而邓通阿谀奉承的功夫十分了得，甚得文帝这位领导的欢心。于是本是船夫的邓通扶摇直上，官至上大夫。又一次，文帝让算命先生为邓通相面。算命先生说：“邓通命中注定会穷困饿死。”文帝不信：“能使邓通富有的在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皇帝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文帝将四川的铜山都赏赐邓通他，准许他铸钱，邓通也因此成为大富商。

贵族铸钱的代表人物是吴王刘濞。吴王刘濞占据东南沿海的多铜地区，铸钱30多年，富甲天下。刘濞是做总理的好材料，十分善于治理国民经济。他治下的吴国百业兴旺、举国繁荣，老百姓无须交税也不需要服劳役，刘濞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免除农业税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最不愿意看到地方势力的坐大。汉景帝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准备削夺诸侯封地。刘濞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合刘氏诸侯起兵造反，史称“七国之乱”。叛乱很快被平息，刘濞兵败被杀。景帝趁机将各诸侯国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并在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诸侯国铸币。这样，西汉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铸币权。

直到汉武帝时代的公元前118年，西汉政府才完全掌握了铸币权，统一铸造并发行历史上著名的五铢钱。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货币，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沿用了700多年。

自此，中国古代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是没有现代银行，货币是通过官员工资、奖金的发放或政府的其他开支从国库流入到官吏和商人的手中，官吏手中的货币也通过购买商品流入商人手中。商人购买农业与手工业小生产者的产品使得一部分货币流入普通老百姓手中，普通老百姓购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又让这部分货币回到商人手中，最后通过税赋的形式流回国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

两汉时期的通货膨胀　　

翻开中国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赫然发现，金属货币并不能阻止恶性通胀的发生。当然，现代通胀的结果无非是财富缩水、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而古代的通胀意味着老百姓是生存还是毁灭。两汉时期就发生过四次要人命的的恶性通胀。

第一次要数汉初通胀。千百年来，人们都津津乐道于帝王将相史，但平头百姓的痛苦却被忽略不计。秦末战争持续十几年，大小战役百余场，死伤几百万人。项羽火烧阿房宫，大兵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刘邦称帝连四匹同色的马都找不到，大臣们只能乘坐牛车上朝。平民生活更为艰辛凄惨。战乱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大倒退，各种物资均短缺，尤其是粮食和马匹极度匮乏，物价必然普遍上涨。

秦汉时代的铜钱单位一般都用重量单位来计量。汉朝的1石相当于现在的30斤。10钱为24铢，24铢为汉朝的1两。汉朝的16两为1斤。汉朝的1斤相当于的现在的　250克　。　　

长安的皇帝们非常清楚，通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倒退、供给不足。汉初几代皇帝都坚持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积极推动农业发展来保障供应，稳定物价。经过70余年的休生养息，到汉武帝即位时，米价降到1石10余钱。当时普通人的家庭财产约10万钱，能购买近3万斤米，生活水平比汉初提高了300多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拥有雄厚财力的汉武大帝踏上了北击匈奴的光辉历程，标志着了汉匈战争的正式爆发，同时也导致了两汉的第二次大通涨。

游牧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敌，他们无数次侵扰中原，甚至在元清两代还入主过中原。游牧族强悍善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生活生产方式。游牧生活居无定所，生产不易受战争的破坏。游牧族以战养战，一旦得胜便可以抢掠巨量的中原财富，即便遭遇大败，无非是换个地方继续骑马牧羊。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游牧族全民生长于马鞍之上，平时的放牧活动训练了他们马上作战的能力，粗劣的游牧生活锻炼了他们勇猛善战的习性和孔武有力的体格。

中原王朝正相反。中原人以精巧的技术、高深的学问与温文尔雅的行为为荣，以好勇斗狠、粗犷剽悍为耻。中原王朝社会结构复杂，劳动分工精细，大部分人从事于各种生产活动，只有少数人适合当兵打仗。中原王朝的生产和军事是背离的，强大的经济实力无法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要将中原武士的战斗力提升到匈奴人的水准，中原王朝必须要花费巨额的财富。中原王朝的军队在进攻游牧民族时，必须要依靠中原的财富来支持对外的战争。冷兵器时代的通讯、物流技术水平与现在无法相比，中原王朝一旦对游牧民族发动大规模战争，必将在后勤补给上耗费海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武帝北击匈奴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河套在今天的陕西北部、宁夏到内蒙古地区，包括包头、鄂尔多斯和呼和浩特等城市。河西在今天的甘肃西北与新疆东部地区，著名的敦煌即在河西。漠北在今天的外蒙古到俄罗斯贝尔加湖的广大地区。　　

战争高于一切，武帝绞尽脑汁地筹措军费。公元前119年，武帝打算将72.5万的关东贫民移民到北方边境屯田戍边，但国家却没钱来组织这个战略行动。于是，武帝下令铸造白金来支持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白金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分别值3000、500、300钱。但白金作价过高。就拿其中的龙币来讲，重8两，每两合375钱，当时的银价最多才值125钱。

汉代白金不是铂金，而是一种银锡合金。但政府未规定银锡的比例，这对于盗铸者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汉律规定盗铸者死，但人们仍然前赴后继进行盗铸。白金发行五年后，因盗铸钱币被杀的人有几十万，私下相互告密被杀的不计其数，但盗铸之风却仍然无法遏制。盗铸白金就像现在的房地产一样，房产暴利让越来越多的人将资金从实业抽出转而投向房地产，结果实业不振，生产者日少而投机者日众。当时的民众要么当兵打仗，要么从事盗铸白金的投机生意，要么逃亡为盗。整个社会生产的秩序已无法维持。这导致物价飞涨，通胀严重，比如马的价格从每匹5千多钱上涨到20万钱。

为了控制通胀、平抑物价，武帝任用理财高手桑弘羊为大司农。大司农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与商务部部长。桑弘羊在全国推行了均输、算缗和平准政策。均输政策，就是地方上交中央的贡品，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实物，交纳国家后，由政府统一调运到缺乏这些产品的其他地区出售。中央政府利用地区之间的产品差价能获得高额利润。

算缗政策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财产税。算缗中的1算为200钱，1缗为1千钱。凡从事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财产数，2缗抽税1算；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平民乘马车者，一驾马车抽税1算，运货的马车抽2算，船长5丈以上的抽1算。随后，武帝推出告缗令，鼓励大家告发瞒报财产的人，经调查属实者，被告人戍边一年，所有财产一半充公，一半奖励给举报人。告缗令推出后，中产以上的家庭纷纷破产，而政府搜刮了无数的的民间财富。

均输和算缗政策实行之后，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物资，桑弘羊开始推行平准政策来控制通胀。平准是设在在长安的政府机构，它通过国家掌握的物资在市场上贵卖贱买，以稳定物价。这就好比建立一个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得到适当的控制与调节，通胀最终被控制住了。武帝之后的几代皇帝，物价都较为平稳。直到喜好折腾的王莽上台后，才发生了两汉的第三次恶性通胀

刚开始，天下太平。但王莽却是一个不甘平淡的穿越者。他发明过游标卡尺，还亲手解剖过人体。曾有能工巧匠发明了飞行器，王莽亲自接见并给予资助。他制定过类似于今天的廉租房政策。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200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王莽拥有一颗正义之心。他曾规定，从皇帝到官员全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如果粮食丰收，皇帝与百官就享用全额的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人祸，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这在古代实在难以想象！

西汉后期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豪强大族田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这自然入不了王莽的法眼。为了打击大地主，王莽强行规定，土地一律国有，不许买卖抵押。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无条件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违抗者，流放四夷。既得利益者怎么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呢？改革被豪强大族有意扭曲，良法变成了恶法。社会中下层不仅没有得到土地，反而被禁锢在国有土地中当牛做马。

王莽以节约铸币成本为名，废止五铢钱，宣布黄金国有，并用龟、贝、银等物品做货币。他铸造新币，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比如其所铸“大泉”铜钱，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法定价值却是五铢钱的50倍。他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将豪强大族的货币财富收归国库。但过快过猛的货币改革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农民失去了土地，商人丢掉了生意，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商品的流通也停滞了。高速通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米价上涨到1石1万钱。

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放过翻身的机会。各地豪强纷纷率众反叛，在起兵首领中，平民出身的仅占29%，而豪强地主与商人出身的竟占到了71%。伟大的改革家王莽被推翻了，豪强大族在东汉时代再次控制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统治大权。

东汉时期的匈奴被彻底打垮。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北地区的羌人部落逐渐替代匈奴成为东汉朝廷的心腹大患。为了平定西羌，政府耗费了240亿钱的巨资，相当于整个西汉时代铸钱的总数。两汉的第四次大通涨终于发生了。物价打破了历史纪录，一石米卖到几万钱，一匹马要卖200万钱。遍布全国的饿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持续几十年的豪强内战——三国时代，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物价涨到粮食比黄金还贵。在那个时代，涨价事小，保命事大。只要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战争是古代通胀的祸首　　

从经济学上讲，贵金属货币不会发生恶性通胀。假如只使用黄金做货币，货币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金币数量，完全取决于对货币的社会需求量的大小。当社会需求量提高时，金币的数量因需求增加而通过采矿铸造或从国外进口的方式随之增加；当社会需求量降低时，相同数量的金币所用购买的商品数量减少了，用贬值的金币购买商品得不偿失，人们便会将金币储存起来，流通的金币数量随之减少。因此，金银的购买力会长期保持稳定。当然，某种商品产量的骤然变化比如粮食因某一年的歉收而导致的价格上涨，并不代表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通货膨胀意味着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但以铜为货币却不是这样。金银是古人最主要的窖藏对象。一旦政府铸造铜钱时，以小充大，以轻代重，人们不仅不会窖藏铜钱，反而急于将铜钱脱手，于是货币转手的频率大大提高，换而言之，货币的流通速度大为增加。社会流通的所有货币加在一起的总量，称之为货币存量。货币存量要远小于整个社会财富的总量。好比一个国家所有财富加在一起价值10000亿钱的铜钱，但实际流通的铜钱数量也许只有1000亿钱。在古代，只有商人的财富才以铜钱为主，绝大部分人的财富主要以土地、稻米或丝绢等实物的形式体现出来，铜钱的持有数量只要能保证日常开支就足够了。因此，在商品种类与数量变化很小时，货币流通速度越高，物价就越高，通胀就越严重。

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不同，古代社会发展的速度慢，商品种类与数量长期保持稳定。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即使统治者骄奢淫逸，通胀的程度也不会太严重，老百姓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仍然能过上安定的生活。纵观历史，只有战争才是通胀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迫使政府财政支出急剧上升，统治者必然饮鸩止渴，采用以小充大、以轻代重的铸币方式，随之而来的便是恶性通胀。

就拿那个传说中宽厚仁慈的刘备来说，他在真实的历史中绝非善类。天府之国四川在刘璋统治时期使用蜀五铢钱，民殷国富，物价平稳。而刘备治下的荆州却物价沸腾，粟米与黄金同价，连养兵的钱都捉襟见肘。没钱只好抢，刘备打下四川后纵兵大掠，随后便发行直百伍钱打劫老百姓。直百伍钱的重量只有蜀五铢的3倍，却作价100枚蜀五铢。刘备有意降低铜钱价值，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将四川的财富洗劫一空充作军费。四川步荆州之后尘，物价普遍飞涨。蜀汉统治者却毫不在意，连年兴兵伐魏，政府财政赤字连连。

三国时代各国的物资交流十分频繁。当时，魏国卖马，吴国卖矿、蜀国卖锦。作为蜀国贸易对象之一的吴国，财经状况也很糟糕。为了吸收蜀国的铜钱，吴国采取货币贬值的策略。蜀国不甘人后，两国货币争相贬值以防止本国铜钱大量流失。到蜀汉末年，直百五铢的分量只有最初铸造分量的1/20，物价上涨根本无法控制。蜀亡前一年，吴国使蜀的大臣　向吴国　君主报告说：“蜀国政治黑暗，风气不正，老百姓皆面露菜色”。荼毒人民的政权必然垮台，蜀汉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到了三国归一于晋后，由几十年的大混战，西晋时代生产停滞，人民生活困顿，货币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倒退。古代货币发行渠道主要是官吏的俸禄和政府的其他开支。两汉官员俸禄主要是铜钱，西晋官员俸禄几乎全是实物，包括粮食和布匹。当时政府铸造和发行的货币相比两汉要少很多。老百姓大多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铜钱的购买力相对较高。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神州大地分裂为无数个小国家，他们连年争战不已，老百姓生不如死。那是中国历史中最为动荡与黑暗的时代之一。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南北朝，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与长期的战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欧美汉学家认为，隋文帝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皇帝。这种观点虽然夸张，却也不无道理。

除北魏孝文帝这样的特例外，北朝上层贵族都热衷于胡人文化，蔑视汉文明。当时有一钱汉的说法，意思就是一个汉族男人只值一钱。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北齐汉人为了做官都竭力学习鲜卑语讨好鲜卑贵族。隋文帝登基后大力复兴汉文明，让中华文明避免了西方的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下所遭受的厄运。在文帝的统治下，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整个国家蒸蒸日上。文帝所造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第一城，面积是明清故宫的1.5倍。隋朝外部最大的威胁是突厥。文帝拉拢分化突厥，使其耗于内战，最终各个击破。602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强大的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并都臣服于隋朝。西方汉学家认为唐太宗对付突厥只是收拾残局、乘虚而入，主要功劳还是隋文帝的。

文帝死后，被人误解千年的隋炀帝即位，定年号大业，大气磅礴的年号表明他试图建立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帝国。表面上看，大隋四海安宁，但政治统一并不牢固。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与分裂，中国南北方在文化、经济上并未有真正统一与融合起来。南人认为北人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大运河工程与炀帝下江南的举措，目的在于融合南北。尤其是大运河工程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的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迅速将大隋王朝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

炀帝建设东都洛阳，从当时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来看，正适应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需要。在隋炀帝的治下，隋朝民户达到890万，人口总数达到4603万人。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唐太宗时代的耕地数量还不到炀帝治下的1/3，人口不到炀帝治下的1/2。哈佛大学　费正清　教授曾给出这样的评价：“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在对外关系上，炀帝集成了乃父的遗愿，继续奉行扩张政策。605年，隋军大败契丹，遏制住了契丹崛起的势头。608年，隋军消灭西北强国吐谷浑，开疆数千里。从西域东部到整个青海地区都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正式将这一地区纳入了中国版图之内。隋军还在东南地区大肆征伐，使疆域扩大到安南（越南北部）、占婆（越南南部）及台湾等地。但隋炀帝却没有让民众休养生息、喘一口气，而是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征服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中。

高句丽占据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是东亚地区仅次于隋朝的第二大强国。从军事角度来看，高句丽兼营农耕和游牧，拥有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机动骑射优势，存在与隋朝相抗衡的潜力。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高句丽己在东北亚建立霸权地位，形成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南下席卷中原，易如反掌。

消灭高句丽的战略原本是非常正确的，但炀帝却好大喜功，急于求成。612年，隋炀帝出动几乎全国的青壮年从今天的北京向高句丽进发，宋代司马光评价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炀帝以为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令高句丽胆寒，最终将不战而胜。哀兵必胜，骄兵必败。隋军被打得大败而归，30多万的人死在了高句丽。战争不仅损兵折将，天文数字的战费最终得由老百姓来承担。迫于无奈，很多民众，甚至一些豪强巨富，都开始私自铸钱。私人所铸的钱质量越来越低劣，从刚开始的1000钱重2斤渐轻至1斤。到最后甚至裁剪铁皮，外面糊上纸来当钱用。货币经济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正在走向绝望的深渊。

隋炀帝却不为所动，又于公元614、617年两次亲征高句丽。但饥寒交迫的民众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压迫了。私铸铜钱不如揭竿而起，许多人纷纷占山为王，反抗暴政。与此同时，已被灭国的吐谷浑趁机恢复国土，还屡次侵扰隋朝边境。早已臣服的突厥也浑水摸鱼，谋求独立。615年，隋炀帝北巡长城，东突厥始毕可汗率领几十万骑兵将其围困于雁门（山西代县）。在各地勤王之师的帮助下，侥幸脱险的隋炀帝却仍逃不了3年后在扬州身死国灭的悲壮结局。连年的战争毁了隋朝的货币也毁了文帝开创的大好局面。

从货币到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经济　　

唐高祖上台后，废除了流通700余年的五铢钱，铸造开元通宝，并规定每10文重1两，每1文的重量称为1钱，相当于现在的　4克　左右。开元通宝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但开元通宝在唐代早期流通并不广泛。经过隋末大乱，中原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甚至到唐太宗时代都没有恢复元气。唐太宗在平定突厥后，曾打算到泰山封禅，魏征却谏言道：“现在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大海和泰山之间，荒草芦苇丛生，沼泽遍布，茫茫千里，人烟断绝，听不到鸡犬的声音，道路萧条，来往艰难。怎么能把蛮夷引到这里，暴露我们的虚弱？就是竭尽财力赏赐，也满足不了蛮夷的欲望。”由魏征的话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了。

当时实物交易盛行，货币经济落后。官员俸禄与政府其他开支主要采用米、绢等实物形式发放。一直到唐玄宗时代，官员俸禄才开始用铜钱。当时货币的购买力极高，贞观年间的米价每石仅30-50文，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最高才不过100多文。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将盛唐打入地狱。唐王朝分崩离析，无力平叛，只好用金钱赎买回纥等少数民族帮助平叛。西北边境的重兵皆调入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西域随之全部丢失。中晚唐时期，吐蕃咄咄逼人，把唐朝打得无还手之力，长安都好几次沦陷于吐蕃。

连年的战争开支浩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公元758年，唐肃宗实行通货贬值政策，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1文当开元通宝10文。次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重量为开元通宝的3倍，却作价开元通宝50文。结果物价普遍上涨，酒价从每斗10钱涨到300多钱，绢价从每匹110钱涨到1万钱，米价最高时每石涨至7万钱，以至于饿死者相枕于道。在格雷欣法则的作用下，价值较高的开元通宝被人们收藏起来，而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价值较低的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结果通胀的势头更为猛烈。

格雷欣法则也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在政府强行规定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如果其中之一的实际价值相对低于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实际价值高于法定价值的良币将被普遍收藏起来，渐渐从市场上消失，最终被驱逐出流通领域，实际价值低于法定价值的劣币将在市场上泛滥成灾。　　

飞钱又称便换，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商人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双方所持纸券相合，核对无误，即能拿到现钱。最早的飞钱出现于四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通过飞钱，四川商人与四川地方政府就不必艰难地在四川与长安之间转运铜钱，只要运输四川出产的实物到长安即可完成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循环。

中原王朝的军事与经济一向脱节。中晚唐时的经济发展迅猛，铜钱不敷使用，钱荒在各地频繁发生，飞钱迅速扩张到全国。806年，唐宪宗规定：天下各道（唐朝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省）商贾贩运货物至京师后的所得款项只能使用飞钱。所谓进奏院，相当于现在的各省驻京办，是藩镇在长安设立的办事处，专门负责呈递奏章，向朝廷请示汇报。私人钱商也办理飞钱。他们在长安开设总店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建立起遍布全国的汇兑网络，向商人发放票据，只要将票据在分店核对无误后便可领取现钱。

北宋普通城市居民每天收入300文左右。北宋中产阶层的家庭财产一般在1000贯左右。1000文为1贯。当时的1文可以买2只螃蟹，也可以在杭州的歌舞表演场所喝1杯茶。10文钱可以供1个人在浴场里潇洒1次，也可以买1碗鳝鱼。1贯钱，可以在开封买l头公猪。10贯钱，可以在开封可以买1匹民用马或1头牛。100贯钱，可以造一艘木制战车。1000贯钱，在福建可以买1艘商船或1位美丽的小妾。10000贯钱，可以在开封、燕京等大城市买一座供贵族居住的豪华住宅，也可以造1艘航海的大船。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顶峰，宋朝工商业的繁荣空前绝后，在北宋时期，农业税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工商税却高达70%，南宋则更甚。当时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官窑等。和现代一样，厂中的工人按期领取薪水。在城市，各种店铺星罗棋布。从北宋保存至今的清明上河图，我们能看到当时汴梁的繁荣举世无双，而南宋的临安与汴梁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农村中，小贩、货郎走街窜巷，各地集市人潮汹涌，农村商品经济之发达亘古未有。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市民文化的形成。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市民阶层。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朝的城市居民善于消费，敢于消费，这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店、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每当夜幕降临后，宋朝的城市灯火通明，摊贩的叫卖声直到天明，娱乐场所中百戏竞演，市民欣然前往观看。无怪乎很多当代人梦回宋朝。　　

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带动了货币经济的大发展。飞钱终于在北宋演化成了纸币。无独不有偶，纸币又诞生于四川地区。宋代四川流通的是铁钱。铁钱价值较低，10文铁钱才抵得上1文铜钱，交易时非常不便。当时四川的一匹丝罗要卖铁钱2万文，重约130斤。宋朝的1斤相当于现在的　0.598公斤　，约合现在的　77.74公斤　！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便于交易，四川老百姓发明了交子。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铁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存款人把铁钱交给交子铺，交子铺把存款人存放铁钱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纸质票据上，再交给存款人，存款人凭票提款时要付3%的保管费。这时的交子不能在交易中流通，还不是纸币，而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相当于现在的支票。

由于交子使用轻便，迅速受到青睐。商人之间的交易，干脆直接用交子代替铁钱。交子铺在经营中发现，只要不是所有客户同时取款，交子发行数量超过实际寄存的铁钱数量不会伤害交子的信用。于是，实际流通的交子数量开始超过了能兑换的铁钱数量。这样，交子演变成了代表铁钱价值的符号，开始真正成为信用货币，即可兑换成铁钱的纸币。

作为纸币的交子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铁钱做准备金，其本身就变得一文不值。交子流通功能的实现在于人们相信它能兑换为有实际价值的铁钱。但在经营中，很多钱商惟利是图，贪得无厌，滥发交子，恶意欺诈，甚至挪用客户存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天有不测风云，做生意总有风险。一旦生意失败，交子便无法兑换成铁钱，从而激发了社会矛盾，制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引起宋朝政府的重视。

为了保证交子的币值，政府精心遴选了信用与财力俱佳的16户富商，作为发行交子的特许经营商。为保证交子的自由交换和随时兑现，政府严格监督交子的印制、发行和经营。当时还出现了纸币防伪技术：“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些富商仍然挪用存款来经营商业店铺、田产等其他生意。时间一长，由于经营不善，他们发行的交子经常不能兑现。交子信用一落千丈。

与其让私人经营，不如政府直接发行。公元1023年，宋仁宗禁止交子铺发行交子，已流通的交子全部回收，同时设立官营交子机构——益州交子务。交子发行权从此转移到政府手中。为了保持币值的稳定，政府规定了兑界，交子每用2周年，就统一以旧换新，全部更新。每界发行1256340贯，准备金是36万贯铁钱，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就像现在的人民币分各种不同面额一样，交子面额分别是500文、1-10贯。到宋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钱引和交子类似，只是流通区域比交子更广一些。

宋朝政府对纸币的信用特征和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有着充分而清醒的认识，有50多年的时间都很严格地按照规定控制发行量，绝不滥印、滥发。直到宋神宗时，为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将每界交子的流通时间延长到4年，两界并用相当于交子多发行一倍，即2512680贯。这引起交子的轻微贬值，交子币值下降不到10%。总的来说，交子的币值稳定大约维持了70多年的时间。

和私商一样，政府一样不能保证纸币的购买力。一旦政府需要筹措巨额款项，将不得不滥用政府信用，过量发行纸币，最终必然造成通胀。宋哲宗时代，为了给陕西边防军购买粮食和募兵，政府将每界交子发行量增至1406340贯，由于两界并行，相当于每界发行2812680贯。后来又将每界发行量增至1886340贯，仍因两界并行，相当于每界发行3772680贯，这是宋神宗以前发行量的3倍。交子随之贬值。到宋徽宗时代，钱引（交子）滥发的情况更为严重，总共发行了53112680贯，为宋神宗以前的42倍。交子从流通工具变成了朝廷敛财的工具，通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随之而来。到北宋末年，面额1000文的钱引只能换十几文。北宋这座看似豪华的大厦已摇摇欲坠，女真蛮族的南下只是提前结束这个腐朽政权的生命而已。

通胀由铜钱时代的百倍到纸币时代的亿倍：金朝不稳定的纸币经济　　

公元1127年，女真灭亡北宋，徽、钦二宗被掳到东北，靖康之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穿越记忆的伤疤。金朝建国之初，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虏妇女，焚毁房屋产业，四处屠城，以破坏中原经济为己任。史籍记载，当时北到内蒙、南到淮河的中原地区尸积如山，有些地方的尸臭味能传到几百里外。女真蛮族入主中原以后，千方百计将中原人贬为奴隶。一般女真家庭拥有奴隶几人到几百人不等，而大奴隶主则有几千甚上万人。1129年，金朝下令剃发易服，凡不改为女真发型与服饰者，当街处斩，以儆效尤。

中原在金朝的残暴统治下，货币经济急剧倒退，流通的都是北宋或辽国的旧铜钱。直到女真人逐渐汉化，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后，中原人民才有了盼头。迁都的第二年，金朝仿效北宋发行自己的第一套纸币——交钞。交钞面额以铜钱为单位，最高面额为10贯，以七年为一界，期满兑现或换新钞，也可缴纳一定手续费在政府制定的地点与铜钱兑换。

海陵王平生有三大志向：第一，天下大事他说了算；第二要率师攻打敌国，把敌　国　君主抓来，在他面前问罪；第三，得到天下最美的女人做妻子。要做到这三点，攻灭南宋是必要条件。1161年，海陵王对宋朝发动大规模战争。当时的金朝已经汉化成中原王朝，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以战养战了。女真人当年劫掠的无数财富在海陵王的南征过程中消耗殆尽，铜钱也不例外。当时金政府因缺乏铜钱筹办军衣，只好从国库中拿出1万匹绢在开封以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得衣、袄、穿膝一万件作为军队补给。

出师未捷身先死，海陵王后死于部将之手。试想海陵王如果灭亡了南宋，是不是也会被后人赞颂为统一中国的一代英主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趁机篡位，自立为帝。金世宗继承的大金帝国，百业待兴却缺少铜钱。中国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西藏、辽吉黑东部、西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其中西南和华东占中国铜矿资源储量的60%以上。以当时的技术，金朝开矿铸造铜钱的收益竟然连成本收不回。金世宗即位时，需要1000万贯铜钱，而国库却只有区区200万贯。可见当时在整个金国蔓延的钱荒严重到什么程度。

金朝对付钱荒的策略有两条：其一，吸收南宋的铜钱；其二，用纸币代替铜钱。为此，金朝在货币制度上采取了“一国两制”的方法。以北京为中心的黄河以北地区使用铜钱，以开封为中心的金朝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以南地区使用纸币。从1154年到1186年的32年间，格雷欣法则起了作用。铜钱在河南（黄河以南地区，不是河南省）被纸币排挤，退出流通领域，大量流向政府国库。

在世宗时期，纸币流通期限一旦超过7年都被有规律地赎回，政府也严格坚持着固定的纸币发行额度，币值相当稳定。但是，世宗的货币制度为金朝后期的大通胀以埋下了隐患。世宗时的本位货币仍是铜钱，交钞只是大额铜钱的代用券。交钞由国家保证能随时兑换为铜钱，并且本身方便携带，交钞在河南地区的大额交易中代替铜钱获得了主币的角色。但是，能兑换铜钱才是交钞流通的根本，其支撑条件就是政府手中有足够多的铜钱。一旦政府丧失纸币的承兑能力，纸币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

金政府走在钢丝绳上。要保持纸币稳定必须要源源不断地把南宋铜钱吸收到河南地区，随后再转移到河北的中枢地区。在河南地区铜钱输入稳定的情况下，金朝纸币经济才能维持，政府财政支出才能保持稳定。一旦情况有变，政府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滥发纸币，最终市场上流通货币量超过市场需求的货币量，政府没有足够的铜钱回收超出货币需求量的交钞；要么政府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政府手中的铜钱大量流失，无力兑换交钞。这两种情况互为因果，一旦出现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不可遏止，最终纸币经济与政府财政将不可避免地同时崩溃。

1190年，新登基的金章宗全面废除了纸币的流通期限限制，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接着，他又向全国推行纸币。纸币由河南地区的地方货币变成了全国性货币。章宗初期，北方连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流民日增，土地荒芜，税收减少。北方蒙古蛮族不时侵扰边境，铁木真的崛起也隐隐可现。南宋韩侂胄倡议兴兵灭金，不断出兵攻扰金朝边境。金朝虽依仗军事上的强大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均获得胜利，但损失也非常惨重，军费开支用掉银70万两，绢5万匹，铜钱100万贯。尤其是战端一开，河南难以吸收到南宋铜钱，纸币经济的稳定性基础动摇了。同时由于连年的灾害与战争，金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把国家只好大量发行纸币。纸币贬值随之而来，货币流通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军队的官兵俸给与军需成了难以应付的问题。金政府随即发行20和100贯面值的纸币，很快，200和1000贯的纸币也开始流通。由于纸币币值急剧下降，民间开始用白银做货币，拒收纸币。

为了抑制纸币贬值的速度，金政府招数迭出。1192年，颁布法令规定流通中的纸币不能超越可兑换的铜钱量，但随着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最终不了了之。1193年，一些先前用铜钱来缴纳的税种改为用纸币来支付，扩大纸币的流通量。由于格雷欣法则的作用，市场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为了让民间藏钱进入市场，一面限制民间蓄钱，一面提高税收吸收民间铜钱。为此，1194年，规定汉人最高只能蓄钱2万贯，女真人最高1万贯，但当时的人都不遵守限钱法，收效甚微。1197年，铸造银币，规定　28克　银等同于2贯铜钱。大量发行以银币为本位货币的小钞，希望借此取代铜钱的地位。在全国规定官俸、兵饷、军需的支付一半用银币，一半用纸币。在东北地区，规定了所有涉及到超过1贯铜钱的交易都必须用银币或纸币来支付。但相对于铜钱，银币与纸币的价值都被高估了，格雷欣法再次生效，铜钱均被收藏，而银币被大量盗铸，银币与纸币的信用大跌。

所有措施都是为了维持纸币经济，提高社会对纸币的需求量。不过这远远无法抵消滥发纸币造成的后果。不管怎样，增发纸币是金朝皇帝们迫不得已的举措，他们并非不知道币值稳定的重要性。1206年，政府努力回收了最大面额的纸币；1207年，政府下令某些税种的1/3可以用大面额纸币来支付，以后这个比例被放宽到了2/3。全国范围内超过1贯铜钱的商业交易被勒令用纸币支付，小额纸币也被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纸币全面替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

实际上，章宗时代的纸币正在变成不可兑换纸币。而章宗对稳定纸币经济做出的种种尝试，始终无法突破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一个铜钱本位制的纸币系统。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211年，40万金国主力部队与9万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在河北野狐岭决战。金军人心涣散，一战即溃，纷纷逃走。蒙古军穷追不舍，直追击到河北万全县的会河堡，杀得金军伏尸百里，战死30余万人。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波斯人拉施德说：“金兵被杀戮之多，致使尸体到后来还使草原散发出很大的臭气。”

金朝当兵打仗主要是猛安谋克，猛安谋克是女真人组成的军户。在1191年之前，金政府规定，严禁猛安谋克与汉人通婚。这40万金军集结了当时猛克谋安几乎所有的精兵强将。野狐岭一败，金军精锐皆没于此。女真人南迁中原，侵占土地，与中原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数十万辽国遗民在金国受到最为严重的歧视与民族压迫。他们都趁金国丧乱之际蠢蠢欲动。外有蒙古，内有叛乱，金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败。

一边是军事上的失利，一边是纸币经济的摇摇欲坠。纸币泛滥，一发不可收拾。1210年，整整84车的纸币被运往陕西前线慰劳士兵。到1214年金宣宗迁都开封时，先前发行的纸币几乎已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币值跌到面值的千分之一以下。

1215年，蒙古军攻灭北京，黄河以北地区与陕西陷入战乱。同年，金朝政府废除旧纸币，发行新纸币——贞佑宝券，同时禁止了铜钱的流通。由于战事的不利与生产的破坏，财政亏空日益暴涨，纸币难以控制过量发行，新纸币迅速贬值，第二年面额1贯的纸币暴跌到连铜钱1文都不值，连工本费都收不回来。1217年，这些纸币以1000：1的兑换率被更换成另一种新的纸币——贞佑通宝钞。

1218年，南宋军队配合蒙古军发动了对金朝的战略进攻。金朝陷入蒙古军、宋军与北方汉族起义军的多重打击中。金政府为调拨军需，不得不饮鸩止渴，打死增发纸币。既要加大纸币发行量，又要控制物价，金政府处于两难境地之中。他们希望通过提高税率，来大量回收纸币，缩小纸币流通量，提高民众对纸币的需求量，从而保证纸币的价值。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衰败、军事不利、人为回收纸币的方法是无效的。因为纸币的信用是国家背书的，但由于连年战争的失败，国家信用正在趋于崩溃，即使纸币流通量降低，纸币信用也毫无保证，其币值仍会下降。

到了1222年，1贯贞佑通宝钞的价值就跌至相当于1文铜钱，金政府不得不再次发行新纸币——兴定宝泉，以1：400的兑换率更换了贞佑通宝钞。但很快在第二年，兴定宝泉的价值就跌至面值的千分之六左右。同年，金政府最后一次更换纸币，以1：50的兑换率更换兴定宝泉。如果用白银来计算，从金章宗初年到1223年，金朝物价以纸币来计算涨了30亿倍！在铜钱为主币的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只有在纸币经济中，才有以亿计算的通胀率！

在金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政府财政窘迫到连印刷纸币的材料和费用都不足的程度了，纸币经济与政府财政已经完全崩溃。1232年，拖雷率蒙古军在河南三峰山与金朝最后的主力部队决战，金军35万人战死。金政府再也无力组织力量抵抗蒙古军。1234年，蒙宋联军攻破蔡州城，金朝宣告灭亡。在蒙金战争中，整个中原死亡3000万人，减损85%，女真人也遭遇了灭族之难，仅在河南遗存数千户。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啊！

面对纸币，南宋皇帝难以安眠　　

现代人看古代史，总觉得古人的种种决策与行为非常愚笨。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古人的角度，想其所想，行其所为，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古人所面对的问题，若让现代人取而代之并不一定做得更好。南宋政府的纸币膨胀政策便是这样看似荒谬，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宋室南渡之后，南宋与金国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斗争。从军事上看，西至川陕、东到江淮的广大地区，宋金两国展开了打打、谈谈、停停的长期的军事拉锯战。从经济上看，由于古人都将铜钱视为财富本身，金朝采用各种策略从南宋吸引了大量铜钱，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地也大量吸收南宋铜钱。13世纪上半叶，日本镰仓幕府政权名义上最高长官太政大臣西园寺公经，曾派遣船只以超低价倾销日本产品，一次就带走10万贯南宋铜钱，相当于南宋全国一年的铸币量。在这种情况下，纸币的推行无疑成了维持南宋小朝廷的强心针。

南宋纸币经济条块分割，极为复杂。虽然南宋偏安于中国南方，但它狭小的国土上却分成不同的纸币流通区域。在四川地区，继承于北宋的钱引仍然通行。为了阻止铜钱流到金国，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陕西东南，推行不兑换纸币——湖北会子，在江淮地区，采用以铁钱为本位货币的地方性纸币——淮南交子，并严禁湖北会子与淮南交子用于长江以南。这种条块分割的纸币经济目的无非有两点：其一，保证边防军的军需；其二，维持南宋统治核心地区的经济稳定。

南宋统治核心地区是经济最发达的以杭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多取之于东南。东南地区的货币需求量很大，但铜钱量却极为不足，本身钱荒就非常严重。1149年，富有扩张野心的海陵王称帝，他营建开封，征调并整训各路兵马，准备吞并南宋统一中国。风声鹤唳的宋高宗政权秣兵厉马以应对金国的战争。

打仗就必须要有财政支持。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南宋政权于1161年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两宋流通量最大的纸币——江南会子。行在的意思是天子巡行之处。南宋政权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在杭州设立临安府，称之为行在，京师永远是汴梁开封。和长安的长治久安之意正好相反，临安为临时安顿之意。金亡之后，南宋甚至派遣军队进入中原，意图恢复故都。直到元代，杭州仍被人们称为行在。可见在古人心中，杭州从未做过首都。

会子以铜钱10万贯为发行准备金，不设定发行限额，也没有到期以旧换新的设界制度。会子上印有兑换铜钱的地点，每次兑现收取2%的手续费。但金国吞并南宋的企图虽被阻遏，但南宋为了解决军费，却在会子发行之处便滥印滥发自1661年到1666年，共发行2800多万贯会子，纸币严重贬值。宋孝宗即位后，多次表示，时机成熟时一定要废除纸币的流通。他极为担心纸币大幅贬值所带来的经济崩溃与政权不稳定的后果，史书记载，宋孝宗面对纸币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朕以会子十年睡不着”。

孝宗以皇帝私产银钱200万两，回收近500万贯纸币，然后当众焚烧，以恢复了会子的信用。为了限制会子发行量，孝宗又于1168年宣布纸币定界发行，每3年一界，每界1000万贯，每界交子使用6年，这相当于北宋交子发行额的6倍以上。同时，规定会子可用于除四川外的南宋全境。就在这一年，宋孝宗还做出了一个世界金融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壮举——会子不再与铜钱兑换，成为与现代人使用的纸币几乎没有差别的不可兑换纸币。北宋发行的纸币是一种可兑换纸币，它以铜钱和铁钱为本位货币。而南宋的不可兑换纸币是国家强制流通的，不受金、银、铜或铁准备金的限制，成为纯粹的货币符号。

但纸币由可兑换纸币变成不兑换纸币，也为南宋中后的通胀埋下伏笔。锐意进取的孝宗处在那样一个战争频繁、铜钱匮乏的时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宋政权所面临的财政与军费问题，唯有依靠纸币发行来弥补财政亏空。这是因为不可兑换的纸币失去了价值之锚，政府发行纸币变成了一种向老百姓转嫁财政危机的变相税收。

孝宗皇帝与当时的大臣们十分清楚，要想让老百姓接受不可兑换纸币，必须要维持会子的价值。会子本身是几乎没有价值的废纸，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收取会子。或者说，不可兑换纸币的流通是建立在政府税收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南宋政府自然非常希望财政收入中的铜钱能多于会子，财政支出中的铜钱少于会子。但是，一旦财政收入中的会子比例降低而支出中的会子比例提高，会子的信用大幅下降，通胀将随之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政府采用了钱会中半制。所谓钱会中半，是指国家对铜钱、对会子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政府财政赋入与支出实行铜钱与会子数量对等的制度与原则。换而言之，政府将铜钱和会子视为地位平等的法偿货币，这样才能提高会子得到老百姓的接受。从此，南宋的本位货币从铜钱逐渐转变为纸币会子。

会子发行早期，南宋政府采用了各种维持会子货币信用的措施。1174-1189年，世面上流通的纸币高达2400多万贯，会子贬值，物价疯涨。孝动用金银回收了过多的会子，恢复了纸币的价值。会子币值在孝宗时代虽有一些振荡，但大体上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物价上涨的幅度不大。在孝宗时代后期，浙江、湖南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军民不要铜钱却要会子的现象。

到了12世纪90年代，由于蒙古部落的崛起，宋金之间战端又开。宋宁宗乘蒙古攻金之机决意收复北宋旧土。1206年，韩侂胄贸然举兵伐金，但被金国打得大败而归。1208年，宋金签订和约停战。金国被蒙古打得节节败退，竟然采用北退南进的政策。金政府认为，金军虽然不低蒙古军，但对付南宋军尚绰绰有余，因此北方虽然丧土割地于蒙古，但可以通过占领南宋获得补偿。1217年开始，金国向南宋川陕、湖北、江淮地区发起线进攻，被宋击败。一直到1224年，金国才停止对南宋的战争，全力阻止蒙古南下。

战争的进行产生了大量军费需求，南宋政权疯狂发行纸币，流通的纸币竟有1.4亿贯，不过会子购买力只有轻微的下降，东南地区只下降了10%，其他地区下降了15%左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内会子流通范围的扩大与南宋货币政策的改弦更张。会子从东南地区覆盖到整个南宋国土，纸币在南宋第一次全面替代了铜钱的主币地位，纸币流通量的扩大部分抵消了纸币贬值的压力。而南宋政权也不再以金、银、铜钱回收过剩纸币来恢复会子价值，而是直接承认会子贬值。通过印造新会子以1：:2的兑换率兑换旧会子，再以新会子向富户强行征购粮食以充军饷。实质上这仍是变相地增发纸币，无非是让货币贬值被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以暂时保持纸币经济依的稳定。

不过政府把它的一部分固定支出用增发纸币来满足。尽管纸币在境内的扩散速度也许暂时跟得上纸币的增发速度，然而纸币最终会流通到整个帝国而纸币的增发却不会停止。终会达到这么一个临界点，届时额外增发的纸币就会造成货币价值的降低。这个危险的临界点出现在金国灭亡之后。南宋政权认为，金国灭亡后，中原空虚，可以趁机恢复旧土。1234年，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当时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结果因粮草短缺，十几万宋军精锐被蒙古军歼灭。南宋开始直接面对蒙古铁骑的压力。

随着战争的失败，会子价值一落千丈。1247年，南宋政权取消了会子流通期限的限制，发行永久性的不可兑换纸币，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南宋初年1石米仅售钱3贯，此时1石米已经卖到了1000贯，货币贬值超过300倍。南宋的纸币经济和政府财政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

1259年，所谓的“奸臣”贾似道上台，他是南宋杰出军事家孟珙的弟子。孟珙曾与蒙古联军攻灭金国，后又多次战胜蒙古侵略军，是南宋几十年屹立不倒的擎天一柱。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将孟珙与二战德军元帅曼施泰因相提并论，称其为13世纪伟大的“机动防御大师”。孟珙认为贾似道之才可大用，极力向南宋政府举荐贾似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贾似道在1238年就针对南宋政治腐败、国家财政被贪官污吏大量吞噬的现状，提出过通过惩治赃吏以改善财政状况的建议。由此可见，贾似道并非天生是个贪赃枉法、苟且偷生之辈。

贾似道解决纸币贬值与财政亏空的办法与王莽十分相似——打击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贾似道推行起公田法，按各级官员级别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1/3由朝廷买回出租，租金充作军队粮饷。比如某官的田地限额为200亩，而他实际田产为1400亩，那他必须拿出1200亩的1/3即400亩卖给政府。贾似道预计政府可买回公田1000万亩，每年价值600-700百万石米的租金充作军饷，从而达到弥补财政亏空，杜绝纸币滥发，平抑物价的目的。

贾似道以身作则，交出1万亩充为公田，然后向当时最大的权贵巨富——宋理宗皇弟赵与芮开刀，命他献出1千亩良田，以示改革的决心。公田法在东南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年的试验。试点结果非常成功，朝廷买回约1000万亩的公田，当年收到米600多万石，可以补充军队一年的粮饷。

但是，改革的愿望是好的，改革的过程却十分曲折艰险。无论之前的王莽、王安石，还是之后的张居正，历史上的改革者很少能得善终。贾似道的改革亦然。豪强地主与官僚阶层原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既得利益阶层。对于这种侵犯自身利益的改革，他们奉行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贾似道规定，无论田地的肥沃程度，政府都以每亩40贯的价格征收。官僚地主们有的是钻空子的方法。他们有的用未开垦的荒地来套取征地费，有的以次充好，有的谎报征收亩数，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僚强迫农民卖田，不愿卖田者将处以极刑。结果大量农民破家败产，社会秩序荡然无存。

政府财政紧张依旧，无奈的贾似道只有滥发纸币这一条路的选择。物价随之愈加暴涨，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贾似道既得罪了权贵阶层，又得罪了社会中下层，结果两头不讨好。现在通胀不仅没有解决好，反而更加严重。贾似道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阻挡不了改革的失败了。当时，200贯会子还买不到一双草鞋，物价从会子发行之初算起涨了多少万倍以上，纸币经济已土崩瓦解。贾似道对于通胀和财政已无能为力。1274年，蒙古军向南宋发动全线进攻。1275年，贾似道统兵在安徽芜湖鲁港迎战蒙古军。但宋军的范文焕、范文虎等主要将帅均是大地主之出身，因公田法他们早就对贾似道恨之入骨了。他们趁机投降蒙古，倒是贾似道提拔的李庭芝等人以身殉国，宋军此战精锐尽失。不久，南宋王朝便亡国了。

纸币成为蒙元贵族搜刮财富的工具　　

鲁迅曾说过：“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其实，蒙古部落在灭金之前就已征服了中亚与西亚的一些国家，在灭宋之前又征服了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鲁迅的家乡绍兴属南宋地区，他的这一说法倒也不算大谬。

孟珙在《蒙鞑备录》中说：“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鞑人甚朴野，略无制度。”和金国、南宋高度发达的文明相比较，蒙古部落的文明程度甚为粗陋。蒙古灭亡金国与南宋，是典型的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但胜利者并不具有管理先进文明的能力。于是，蒙古人吸收相对文明的色目人，充作管理中原的帮手。色目人包括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族人，常见的有波斯人、党项人、畏兀儿人和吐蕃人。色目人在元朝大量进入中国，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元朝仅次于蒙古人。

蒙古部落以征服者自居，将中原看成殖民地，依靠色目人大肆掠夺中原财富，以至于当时有“穷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说法。色目人则成了蒙古人搜刮民脂民膏的帮凶。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过包税制的朝代。包税制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的古老财政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将政府的征税权包给包税商，包税商只需事前付给国家额定的租金就可以拥有该定额之外的所有税收，多收的钱则落入包税商的口袋，成为他们的利润。蒙古在所征服的各个地区均实行包税制，如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期间也常以包税制的形式征税。

在蒙古军南征北讨期间，色目商人为蒙古的大汗们提供巨额贷款来支持军费。蒙古人为了犒赏色目商人的忠诚与帮助，授予他们包税的特权。充当税官的色目商人把征税权发挥到最大效用，尽一切可能向人民收税。他们在中原地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中国自古以来很少用金银做货币。而在中亚与西亚地区，从巴比伦、腓尼基和以色列等古国到东罗马、波斯时代，金银一直充当主币的角色。尤其白银更是充当了主币的角色。阿拉伯人8世纪创建的阿拔斯王朝，其领土西面是东罗马旧土，主要采用金本位制，其领土西面是波斯旧土，主要采用银本位制。

汉、唐、五代时，将白银铸成一定形状，称之为银铤，形制较大的重约50两。宋代将银铤改称为银锭，一般大锭重50两，小锭重3两、7两、12两、25两不等。蒙元时代，白银仍以银锭为主，一般称之为元宝，和政府财政相关的税锭是1锭重50两的大锭。明清代的元宝有1两、2两、5两、10两、20两不等的形制。　　

色目商人还为蒙古贵族充当经营高利贷的中间人，称之为“斡脱”。“斡脱”是蒙古语“合伙”的音译。蒙元时代，蒙古大汗以及诸王、公主、后妃等蒙古贵族提供本金，委托色目商人发放高利贷，从中坐收高额利息，榨取人民膏血。据孟珙的记载，当时斡脱高利贷的年利息是100%，利滚利后，1锭银10年之后竟能收回本息合计1024锭。当时的中原人民向斡脱商人借白银来缴纳税租。很多人为偿还年年剧增的债务，不得不出售田地，卖妻鬻子，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无法偿清债务。斡脱商人仗着蒙古贵族的袒护，极为蛮横猖狂，大量农民被逼的破产流亡。这严重动摇了蒙元统治的根基。

在这种民失其业、白银萎缩情况下，纸币成为蒙元政府最佳的选择。1260年，忽必烈即皇帝位，依照中国传统建年号中统。同年7月，蒙古皇帝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没有赎回时间，可以无限期流通。中统钞以铜钱为单位，面额分别文和贯，但却以黄金、白银为发行储备金，每2贯纸币等同1两白银。因此，中统钞本质上是以白银的重量为货币单位。这改变了中国以铜钱为本位货币的历史，后来的明清时代均以白银作主币。

1262年，蒙元政府下令禁止金银充作货币，中统钞变成了不可兑换纸币。人们可以用纸币从政府兑换出买到金银，但只能作为工艺用途而不能用作货币。在纸币发行初期，蒙元政权严格控制发行量。1260年政府发行纸币7万多锭，1261年发行纸币3万多锭， 1269年发行纸币2万多锭，纸币在这段时期的总发行量为70万锭。1275年，元朝灭宋后，禁江南行用铜钱，中统钞开始在江南流通。尽管纸币发行量逐年增长，但就像南宋纸币的早期时候一样，当新币逐渐扩散到蒙古帝国全境时，对新币的需求量能够跟得上稳定增发的纸币的数量。当时中统钞发行总额一直在160多万锭左右。同时忽必烈政府拥有着大量搜刮来的金银储备，尽管这些储备并未全部作为准备金来稳定纸币，但政府拥有大量储备的本身就起到了一种良好的稳定人心的效果。在20多年的时间中，中统钞币值稳定，具有良好的信誉，民间甚至出现了视钞重于金银的现象。

历史大家孟森说过：“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蒙古帝国对中原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始终没有一套系统有效的财政税收制度。蒙元统治者热衷于对内敛财，没有给民众修生养息的时间，中原地区的元气大丧。蒙元虽然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国家，但其落后的奴隶制仍继续存在着。大量民众隶属于蒙古贵族，无须向中央政府缴纳税务。即便是中央政府所收的赋税，其中大约一半都赏赐给大大小小的蒙古贵族。与此同时，蒙元政权在一统中原之后对其他蒙古汗国连年征战，军费需求居高不下，财政支出无度，只好滥发纸钞填补漏洞，这样就在忽必烈时代的后期造成了通胀，中统钞开始贬值，民间开始流通金银。为了维护中统钞的主货地位，1283年，蒙元政府规定，私人之间不论出于任何目的的金银交易一律禁止。但纸币贬值严重了，朝廷禁令无人遵守，到1285年，金银禁令被取消。

1286年，中统钞的流通量相对1260年最初发行时的147倍，物价上涨几十到十几倍。中统钞在民间几乎被视为废纸了。1287年，忽必烈发行了新纸币——至元宝钞，1贯当中统钞5贯，等于是承认了中统钞的贬值。2贯新纸币法定价值1两白银， 20贯新纸币法定价值1两黄金。为了促进新纸币的流通，私人金银交易再次被禁止。而中统钞却未被废除，这一年的纸币流通量增加了40%。实际上政府还是想让新钞取代中统钞的。公元1288年，政府毁掉中统钞的印刷设备，不再印制中统钞。

但新纸币的发行并未缓解财政压力，政府支出年年遽增。蒙古贵族原本生在苦寒贫穷之地，中原的花花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抢掠的战利品，他们并未因财政困难而勤俭度日，仍然保持着奢侈无度的生活。蒙古人以骑射为长，但当时射手拉弓的扳指却由实用性极强的皮革改为毫无实用性的金玉。由此可见蒙古军队的腐化程度。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过度享乐导致名震世界的蒙古骑兵战斗力锐减，这为明朝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蒙元政府因各种赏赐对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有时候，为了填补这个无底洞，蒙元政府为了赏赐各路蒙古贵族竟然大肆动用纸币发行的白银储备金。1300年，蒙元政府将存放在全国各地的白银准备金悉数调运北京以赏赐贵族们。这一年全国财政支出需纸币500万锭，但赏赐的白银竟达到100万锭，价值1060万锭的纸币。大量动用白银准备金最终只能让纸币信用一落千丈。纸币信用的降低致使纸币币值下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亏空更加严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又只能超量发行纸币，引起物价大幅上涨，纸币更为贬值，从而形成了一个纸币贬值与财政亏空的恶性循环。到1329年，纸币流通量是1286年增的8、9倍，是1260年的1400-1600倍。纸币贬值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蒙古帝国的掠夺式经济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元顺帝即位后，又一种新纸币至正钞被发行，其面值不是以银来衡量，而是以铜来衡量。蒙元政府试图回归中国传统的铜钱本位制来维持自己在中原的统治。但这些举措为时已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从此，神州大地，狼烟四起，烽火遍地，英雄逐鹿。蒙元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唯有印制大量纸币才能应付军费开支的剧增。但是，随着局势的日益混乱，蒙古贵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禁止使用金银的法令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多地由金银来满足，结果纸币贬值的速度超过了纸币印制的速度，纸币购买力一泻千里。

人们都把纸币看成劣质货币。在蒙元的政治中心北京，用纸币都很难买到粮食，其他地方要么采用以物易物的方法要么重新采用金银做货币。到1356年，所有纸币都变成了废纸，丧失了流通性。而蒙古部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也随之在1368年终结。纵观蒙元这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外无强敌，内无包袱，幅员之辽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兵马之强壮堪称冷兵器时代之王，但却因为采用掠夺式的殖民统治而亡于内忧。而纸币在其中既是蒙元贵族进行财富掠夺的工具，也为蒙元统治的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古代纸币经济的黯然谢幕　　

滥发纸币导致整个货币经济体系的崩溃是蒙元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明朝的货币政策却未吸取蒙元的教训。洪武大帝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后，于1375年发行新纸币，也是终明一朝唯一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简称大明宝钞。新纸币是典型的国家垄断的不可兑换纸币，它没有发行准备金，也不能兑换成金银或铜钱。新纸币最小面额100文，低于100文的用铜钱。1388年，洪武帝又增造面额10文至50文的小面值纸币替代铜钱。

为了推行纸币，金银被禁止作为货币使用。民间的金银可向政府兑换纸币，1两银换1贯宝钞，1两黄金换4贯宝钞。但反之则不可。金银单向地从民间流入政府国库，政府变相地搜刮了民间的金银。这样国家拥有的金银越来越多，而民间金银等贵金属日趋匮乏。明朝纸币未设换界制度。换界是政府回收纸币的有效方法，纸币发行有一定的数量限制，纸币流通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可以有效地防止纸币增发过多导致币值波动。一旦取消换界制度，这就意味着纸币变成了政府的财政工具，可以印制任何数量的纸币投放出去。

明初，洪武帝发动统一战争，连年派大军东征西讨。由于蒙元百年的搜刮，民间金银与铜钱的储量很小，再加上元末大混战的原因，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庞大的军费只能依靠不断增发的纸币来维持。到了1386年，金银与纸币的兑换率上涨了5倍。按理讲，这时应该会发生严重的通胀。但奇怪的是，自发行纸币之后的20多年中，物价仍然保持稳定。其原因有政府努力的因素。洪武帝努力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性，他规定，商业税收的30%用铜钱缴纳，70%用纸币缴纳来回收纸币。洪武帝还打击贪官污吏，保持政治清明，尽量不让财政开支过于膨胀。他采取休生养息的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逐渐得到恢复。

但是，这些政策都只是次要原因。我们将纸币增发与明朝开疆拓土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看，就知道为什么纸币能保持20余年的稳定了。1368年明朝初建时，仅占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同年，明军北伐占据华北。1371年，明军入川，四川平定。1381年，明军进攻云南。1382年，攻破大理，完成了南方的统一。1387年，明军平定辽东。同年，明军消灭北元残余势力，蒙元政权被彻底根除。在明朝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纸币流通迅速向新征服的地区扩散，只要新征服地区的财力足够，纸币增发的速度不超过扩散的速度，纸币币值就能保持稳定。换句话讲，通过纸币发行再扩散到新征服地区的方式，明军的战争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征服地区的民众承担的。这边是明初纸币能保持价值稳定的原因所在。

但是，就像历代一样，一旦达到临界点，纸币发行量不断增大，其流通地域区域稳定，纸币流通范围的扩张速度小于其增发速度时，通胀就要来临了。在14世纪90年代，洪武帝基本统一全国核心地区后，明朝达到了这个临界点。1392年，一些地方的纸币开始贬值，尤其是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一带，面额1贯纸的币只能换160文铜钱，物价上涨了6倍。随后，纸币在全国范围内大幅贬值，物价普遍上涨，大通胀终于来了。

为了维持纸币经济，1393年，明政府下令禁止铜钱流通，纸币成为法定的唯一货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金银或铜钱，表面上是以集权于一己之身的上天之子——皇帝的名义发行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得拒收或贬值使用皇帝这一最高掌权者发行的纸币。但中国古代中还有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的传统。很多时候，即便是皇帝也只能顺势而为，无法拂逆民意、一意孤行。金银、铜钱依然在民间流通，纸币币值依然下降。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只有面值的3%。

到明成祖即位后，他继承洪武帝的遗志，五次征伐蒙古，兵锋直抵贝尔加湖，五上黑龙江，在黑龙江口修永宁寺，驻屯于库页岛，建立治理西藏的政府机构，册封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统一了西藏。明朝疆域一时扩张到1100多万平方公里，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但是，这与洪武帝的武力征服性质完全不同。当时中国的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货币需求量很少，成祖时代的纸币不仅无法随着版图扩张的进程而扩散，反而因军费需求日益过剩。

除了军费之外，成祖还营建了北京故宫、天坛、太庙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同时进行万里长城的修建、京杭大运河的疏通以及《永乐大典》的编撰等大规模泽被后世的公共项目。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解决的方法唯有超发纸币。通胀与纸钞贬值日益严重。米的价格从1375年的每石1贯纸币涨到30贯。到成祖驾崩时的1424年，米价达到每石50贯，纸币价值已经跌到面值的1%-2%，政府不得不允许民间采用实物交易。

抽分场是国家战略物资储备部门，负责将全国各地国家购买的粮食、木材等军需物资调配到首都作储备物资。龙江提举司是政府的造船业管理机构，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在龙江提举司的监督管理下制造出来的。　　

但是这些措施仅获得了暂时的成功。政府以支付官员俸禄、发放军饷、兴建公共项目、赏赐臣民、采购物品的方式每年都投放大量纸币，税收的增加只能回收其中一小部分。结果年年发行的纸币无法回流国库，绝大部分都滞留在民间，最终导致通胀到纸币经济崩溃的局面。1444年，米价涨到每石100贯纸币，纸币已经严重贬值也当然不可兑换，政府开始停印纸币并允许民间用银。明朝纸币经济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失控的印钞机，而是政府放弃了维持纸币经济的努力。

明朝主币逐渐变成了白银和铜钱。到15世纪中后期，1贯纸币只值1文铜钱。史书记载，当时把无人看管的成堆纸币放在闹市中，都无人问津。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弘治、正德年间，纸币实际上已废止不行，成为了赏赐外邦与文武官员的象征物，纸币经济名存实亡。明末时，政府曾讨论过重新发行纸币的政策，但始终未付之阙如，没有印过一张纸币。清初虽曾印制过数量可以忽略的纸币，但却是中国古代纸币经济的回光返照，很快便被废止。

明朝中后期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对外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瓷器、丝绸、棉布、茶叶等商品有着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对欧洲商品的进口微不足道。欧洲通过向亚洲出口美洲白银来平衡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反过来，白银则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同时，中国的白银价格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方。16世纪，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左右，而欧洲约为1:12，因此中国白银的价格是欧洲的2倍。欧洲人趁机套利，将大量出口白银到中国来赚取高额的汇率差价。结果，美洲白银大量流人中国。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共生产了约10-11万吨的白银。其中5.1-7.7万吨流入中国，留在欧洲的仅5.9万吨。

由于有充足的白银，张居正掌权后，规定白银为政府唯一法定的缴税货币。自此，币纸币经济在大通胀中黯然谢幕，而白银变成了在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自北宋至明初，中国人在使用了500余年的纸币后，最终还是放弃了纸币，回归到了金属货币与私人钱票并行的货币制度。

纵观中国古代货币经济，我们能发现其中的一些纸币流通与通货膨胀的规律。铜钱携带不便，交易困难。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缺银少铜导致钱荒蔓延，纸币便在这个时候粉墨登场了。但是由于财政上需求，纸币日益增发。如果这个王朝处于扩张期，纸币流通范围也随着军队而扩散，纸币币值尚能保持稳定。如果王朝版图没有变化甚至像金朝一样日益缩小，纸币流通范围也随之缩小，纸币币值必然日益下降。如果再有战争不利的影响，即便纸币流通量没有增加，人们对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产生怀疑，也会让纸币币值逐渐下降。当人们在日渐贬值的纸币与金融货币之间做出选择时，格雷欣法则发生作用了，他们一定会尽快地用掉纸币而保留金属货币，于是纸币流通速度越来越快，纸币贬值的速度随之也越来越快。金属日趋取代纸币，纸币流通范围越来越小。此时，即便政府并未超发纸币，只要政府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人们也会立即舍弃纸币。

当然，在相对温和的通胀期间，由于人们长期使用纸币，已经形成了纸币币值稳定的错觉，因此金属货币替代纸币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当大部分人都开始意识到纸币正在并将继续贬值时，将会选择储备土地、铜钱或金银来保值。这时，作为流通媒介的纸币才开始逐渐被取代。如果要让纸币继续流通，政府就必须要开动国家机器来禁止人们使用金银与铜钱。这样违背民心的政策不会存在太久。随着纸币通胀日趋严重，政府官员本身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违反政策，原先的政策越来越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最终，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纸币经济的努力，允许民间使用金银或铜钱。随后，纸币在流通货币中所占的份额继续缩小，政府发行新的纸币变得毫无意义。即便政府继续印钞也无法阻止纸币经济的崩溃，通过大印钞票来搜刮民间财富变得比增加税赋还要困难。或许明朝的皇帝们就是因为吸取了前几代的教训而放弃纸币经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