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k令登录用户名:从瓮安事件看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与处置（唐龙文）

    众所周知，2008年 “6?28瓮安事件被定性为：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地方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在贵州省委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一个简单的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所有的当事人和直接责任人可能都没有预料到，或许想到了而事先没有高度重视。事件都与公安机关有关，与民警办案有关，我们应该进行反思，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瓮安事件再次发出“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警示。从这次事件本身可以看到，随着深层次原因的逐步披露，那些长期失职渎职、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纷纷落马，瓮安人民会有一个朗朗乾坤。对群众的不满情绪，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否则，一旦被黑恶势力利用，将会酿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黑恶势力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侵蚀公安机关的肌体。除恶务尽，彻底铲掉鱼肉人民的黑恶势力，这也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当务之急。

　　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到，群众的情绪具有自发性，它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但也往往具有盲目性和破坏性。善于引导这种自发性，使之成为自觉性，它就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否则就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带来破坏。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情绪、心态显现为不稳定状态，这是社会变迁的正常反应。问题在于，如果社会成员的行为普遍、经常地表现为负面的情绪化，就应当引起高度警惕了。

　　最近一些年来，在我国许多地方经常发生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往往是偶然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由于无直接利益的群众参与，从而引发后果莫测的公共事件。瓮安县“6、28”事件明显带有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性质，许多参与事件的人只是借机发泄自己的情绪。事实上，在发生或可能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地方，群众的情绪往往已经濒于失控的边缘，这表明这些地方的公共权力很可能不是在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服务，而是在普遍而又持续地损害着较多人群的利益，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形成为某种机制。通常人们的不满情绪只有积累、积压到一定程度，才会转变为普遍的冲突。理顺公众情绪需要标本兼治。首先要理顺利益关系。只有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使各方面公共政策总体上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诉求，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人们的情绪正面化，才能在治本的意义上理顺公众的情绪。其次，一旦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一定要尊重和理解群众的感受，提供必要的渠道，让人们表达、宣泄情绪，在表达和交流中舒缓、转化情绪。同时，也要善于采取适当的办法安抚群众的心情，使负面情绪转变为正面情绪。如果能够把治标和治本的措施有效结合起来，并且加以制度化，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类似的矛盾在其它城市也普遍存在，导致社会中积聚的不满情绪日渐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偶然事件就有可能成为造成剧烈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因此，立法和政府机构有必要从现在起就着手防患于未然。创新社会结构理念，不失为化解当前矛盾、减少社会冲突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正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随着四个“深刻变化”，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公共事件高发，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新的考验。突发公共事件大多发生在县一级，维护社会稳定也要靠县一级党委、政府，“郡县治则天下安”。提高县一级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巩固执政基础，夯实执政根基的大事。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成因不尽相同，不同县域中形成和演变过程也不一样，处置起来，往往因事而异、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没有同一的标准模式，但事物发展总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深入研究，探讨妥当的处置方法，掌握处置的主动权，是提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要求，也是解决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重要举措。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可以集中在几个点上：用法、用策、用势。

　　其一所谓用“法”。指在法律的框架下，运用法律手段，合法解决问题。因为法具有客观、公正的特点，具有可操作性。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后，整个事件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各种媒体会不遗余力地将涉及到事件处置的所有行为都公开化。“公开”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显著特点。在处置中，应对的办法应当是以“公”对“公”，以“法律之公正”对“事件之公开”，依法处置，秉公执法，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这里执法者要懂法用法。突发公共事件大多都需要公安、法院、检察、监察等部门的配合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执法工作的基本原则，要坚持依法行政。执法者不能执法犯法，就会授人以柄，即使处理完当下的事也很可能留下了再次爆发的隐患。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后，处置者要顺势而行，运用法的客观、公正性，依法公开、公正、透明处置，有效地定纷止争，平息事态。其次，对于群众的诉求要依法解决。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往往是合理诉求和不合理诉求参杂在一起。对于合理诉求要立即表态，尽快解决；对于不合理诉求，特别是不符合法律、政策的不能一味迁就，“空头支票不能开”。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部分群众的维权意识高于守法尽责意识，具有“法不责众”的心态，“信闹不信法”，无原则地迁就不合理的诉求，就会造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导向，闹风盛行，将永无宁日。再次，对违法人员和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无论是引起事件发生的违法行为，还是在发生过程中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惩处；无论是不法分子违法还是执法人员或领导干部违法，也都要依法惩处。唯此，依法处置才具有权威。但现实情况往往很复杂，即使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也无法涵盖所有实际问题，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中，面对“突发性”这一特点，还需要“随机应变”的“对策”来解决问题。

　　其二，用“策”。指策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适时和灵活运用法令、政策、教育、强制力等措施，迅速平息事态。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经历过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运动高发的年代。这些西方国家也在不断的处置中，摸索出处置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运动的一般原则和策略。从微观情景看，执政者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的要点在于：在介乎“妥协”和“压制”之间的灰色地带中拿捏尺寸。在灰色地带中拿捏尺寸，也体现出一种权变的方法。相时而动，用策略处置，不是回避矛盾的应付了事，也不是急于脱身的空头许愿，更不是突破天理国法的暴力蛮干，而是一种随机应变，对症下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谋略，是在危机发生时，以保一方平安为目的的执政能力的体现。

　　其三，用“势”。指第一责任人势所必行的用好权，用好人，用好媒体，确保决策正确，执行得力，舆论正面引导，最终保得一方平安。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县域第一责任人县委书记需要进行全局的决策部署、解决问题、维护稳定。没有事不惹事，出了事不怕事，因为这是势所必行，没有退路。第一，用“权”，用好权保证决策正确，用人得当。处在“势位”上的一把手在关键时刻就是要做好决策。决策正确，依赖于：相关下属能及时上报情况，同时所上报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能被丝毫蒙蔽，及时准确获取信息，才能果断正确而不是武断盲目决策，事件的定性十分重要。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往往存在信息迟报、漏报、瞒报的情况，这样直接导致决策时间的延误和决策本身的失误，所以，对第一责任人来说，务必要多渠道、全方位、及时准确掌握真实信息，据此决策，否则，就是被迫坐在燃烧起来的火药桶上。用好权还体现在要用对人。平时用好人，关键时好用人。突发性公共事件总会涉及到不同方面的问题，需要多个部门、单位、组织的配合协调解决，要用对责任人，用那些能负责，敢于负责，负得起责的人，得力的下属不需要时时把一把手推到风口浪尖。对于事件现场而言，不能派无法答复和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也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一把手亲临是必要的，但不能在不了解情况下盲动，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有效表态，化解冲突。第二，造“势”，就是引导媒体客观公正地向有利于事情解决的方面报道。几乎所有突发公共事件都受到媒体和大众关注，相当一部分受到媒体和大众舆论的左右，甚至还会出现舆论一边倒的“民间定案”行为。在信息化时代，报刊杂志、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多渠道的信息传递使封锁消息成为不可能，也不现实，有时更会适得其反，越捂越炸。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县级党委政府需要探索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分析、通报制度，需要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需要提高通过媒体传达政府声音的能力。第三，保势，就是保一方平安，稳固执政地位。除了运用法律、政策、策略，除了用权，用人，造势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民心。民心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情、民意、民风、民俗，这是一个长期形成并长期发挥作用的隐性因素，这与我们基层政权的政治权威、政治信任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或存在很多不安定因素，突发事件一出来立刻成为火星，民众长期的积怨会随之被点燃，而一旦被点燃爆发，破坏力就很大，任何技术上的处置方法都很难奏效，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本身牵涉其中，那就很危险，应对方法都有可能失灵，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但如果一个地方民风淳朴，社会治安稳定，干部清廉，干群关系和谐，即使出些问题，处理及时，也能很快平息，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都需要在平日里下功夫。

　　突发公共事件在社会转型期的多发是一个客观事实，积极应对，妥善处置是提高县域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要求，要有应急的意识、得当的处置方法和保境安民的大局观。所以从瓮安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许多教训，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把功夫下在平时，扎扎实实地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执政为民，才能实现稳定，科学发展，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