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合肥龙塘支行: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208——北宋宋英宗赵曙

宋英宗

宋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姓名 赵曙 庙号 英宗 谥号 体干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陵墓 永厚陵 政权 北宋 在世 1032年—1067年 在位 1063年—1067年 年号 治平：1064年—1067年 英宗赵曙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嘉祐七年（1062）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大悲寺,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原寺被焚，遂改今名。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他很幸运。但不幸的是，他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在位仅5年，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

宋英宗-简介

宋英宗

宋英宗，1032－1067，原名宗实。后改名赵曙，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任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宝。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墓有高后、狄青、杨延昭等人墓。 宋英宗有4子4女，母皆宣仁圣烈皇后高氏 。

英宗赵曙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嘉祐七年（1062）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他很幸运。

但不幸的是，他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在位仅5年，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

宋英宗-父子情深

宋英宗坐像

围绕濮议的角力：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程颐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宝梵寺位于蓬溪县西15公里，始建于北宋，称罗汉院。治平元年（1064）宋英宗赵曙敕改为“宝梵寺”...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宋英宗-君臣相得

司马光

英宗朝政治的有为：

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贬谪，便在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英宗正色道：“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显然，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崇文院是北宋的国家图书馆，下设秘阁与三馆，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这些都是皇家藏书之处。秘阁所藏尤为精品，有从三馆中挑选出的万卷珍本书以及皇帝收藏的古玩和墨迹。龙图阁、天章阁是太宗、真宗的纪念馆，所藏除二人的真迹、文集外，还有图书、典籍等重要文物。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英宗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不过，这却给他的儿子神宗留下了机会与挑战。

【后妃子女】
　　皇后
　　

高皇后 高滔滔生宋神宗、岐王赵颢、嘉王赵頵、寿康公主。
　　子
　　宋神宗
　　赵颢 吴荣王
　　赵颜 润王，早亡
　　赵頵 益端献王
　　女
　　长女 魏、楚国大长公主，嘉祐八年，封德宁公主。治平三年，进封徐国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师约。四年，进陈国长公主。元丰八年薨，追封燕国大长公主，谥惠和。元祐四年，追封秦国大长公主。徽宗追封魏国，加韩、魏国大长公主，又改惠和大长帝姬。
　　次女 魏国大长公主，母高皇后。嘉祐八年，封宝安公主。宋神宗登基，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长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诜。公主逝世后追封越国长公主，谥贤惠。后进封越国大长公主，累改秦国大长公主、荆国大长公主、魏国大长公主。

铁人铸造于北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高3米许，重约3吨，握拳振臂，怒目挺胸，形象威严，栩栩如生，是我国现存形体最大...
　　三女 韩、魏国大长公主，与魏国大长公主同生。始封寿康公主，改祁国公主、卫国公主，下嫁张敦礼。进冀国大长公主，改秦国大长公主、越国大长公主、楚国大长公主，加今封。政和三年，改贤德懿行大长帝姬。宣和五年逝世。
　　四女 舒国公主，早亡。

宋英宗-永厚陵

赵曙的陵墓永厚陵，在今巩县城区旧名“和儿原”的一块高地上，东南距永昭陵只有500米远近。传说，仁宋陵地选在“和儿原”很不吉利，地名犯了“忌讳”，所以继仁宗皇帝位的英宗，只在位三年，就命归黄泉。

永厚陵

赵曙为人，言语不多，平时常“慎静恭默”，静坐无语。私生活也比较检点，历史上说他“内无嫔御”。对于侍从人等也从不滥赏横赐，以致有些跟随他多年的旧人也“贫不能办仪物”。他的家教也颇严格，以前，公主们下嫁，对公婆从不行礼，他约束他的女儿们，要恭敬公婆“不得以富贵骄人”。从这些细事上大略可知道这位皇帝做事为人的一斑了。他也颇有心于政事的刷新。仁宋时，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曾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建议进行政治改革，引起朝廷上很大的反响，但仁宋赵祯并没有采纳，王的抱负不能实现，就辞官回金陵家居。赵曙即位不久，即派专使前往金陵要王安石“趣如赴阙，至于再三”，准备重用。只是他身体孱弱，政治上虽有理想却难以实现，他即位进正值30岁盛年，却疾病缠身。1063年他32岁，四月初一他继皇位，初四日他就重病卧床，不能处理政务，只得由皇太后曹氏（仁宋慈圣光献皇后）垂帘听政，直到第二年五月才还政，1066年又病倒，虽经多方调治，但病却一天重似一天。至十二月，眼看不起，于是召大臣张方平等入见，商量立太子之事（宋制“建储”需与大臣议定），张赶忙至寝宫，这时英宋头戴白角冠，身着黄色便服，斜靠在小几上，喘息着对张说：“久不见学士了，我病中时有想念。”说罢，脸上露出一丝凄惨的笑容，喘息了一阵，又见他嘴唇歙动，象是在喃喃说话，却细弱得不能辨清。于是张方平连书记将纸笔递上，赵曙用必颤的手写了“明日降诏立皇太子”八个歪歪斜斜的字。张看了却不知要立何人，只得高声再问：“太子之事，臣意必立颍王（指赵顼，即后来的神宗），颍王是嫡长子（皇后所生为嫡，又是长子），又有贤名，若陛下正是此意，请将其名字书写纸上，以便老臣宣告中外”。赵曙点了点头，就靠在几上提笔欲写，但手已无力握笔，费了好大时间，才艰难地写出，但又模糊得不成字样，无法辨识。张只得再请重写，赵曙用尽力气才写了“大大王”（赵顼在宫中的称呼）三字。写毕，额上浸出了一层豆大的汗粒，随即倒在榻上，将头沉向一边昏昏睡去。1067年正月，赵曙一命呜呼，停丧七个月，于同年八月下葬永厚陵。

永厚陵区附葬的陵墓，有高皇后陵，它位于永厚陵陵台西北不远处，她是赵曙的皇后。她的母亲曹氏，是仁宗曹皇后的亲姊姊，所以高氏自幼养在宫中，甚为她的姨妈曹皇后钟爱。她与赵曙同岁，赵曙即位后被立为皇后。赵曙有四个儿子，都是高后所生，长子就是神宗赵顼，赵顼即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哲宗时，她被尊为太皇太后，曾垂帘听政于神、哲两朝。史书上称赞她“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其实，她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是反变法派的又一个强有力后台，被司马光等人称颂为“女中尧舜”。她死于元佑八年，活了62岁。史书记载，修建高后陵墓工程非常浩大，从全国范围内调集工匠、夫役。工期紧迫，督工严厉，昼夜不停，大小石材都是从数十里之外的万安山（今少室山之西牛山）等处采来。许多陵上设施和用物都从京城开封采办。时在十月，又逢大雪，天寒地冻，饥、寒而死的民工随处可见，前后用工16万多个方才建成。可见高高的皇陵，不知是用多少人的血和泪凝聚而成。

陪葬在永厚陵的，还有赵普、曹彬、狄青和杨延昭等。赵普是赵匡胤的首席智囊。宁皇朝的建立和制度设施的擘

永厚陵

划、制订，都与他不可分开。其墓在今巩县北山口乡北官庄地南。狄青，汾州人，出身行伍，为北宋名将，其墓在北山口乡南山口村，地面坟冢也已不存。杨延昭即妇孺皆知的杨六郎，他曾防守北边三关（益津、瓦桥、淤口关，在今河北雄县、伯县境内）20余年，病死任所，真宗命人护丧回朝安葬，其墓在今巩县城制药厂院内。今天墓前还留有石刻雕像数件。

在永厚陵北500米处（今面粉厂院内），有赵曙儿子吴王颢的墓葬，经发掘，该墓出土了不少宋代瓷片，其中有一块贴金花瓷碗片，碗片为白色，属定窑一系的名瓷，所贴金花完好无损，虽然埋藏了近千年，仍然金光灿灿。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载：“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绘，入窑烧造，永不复脱”。此种瓷碗，罕有传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片，但所贴金花已严重损坏。永厚陵吴王墓所出这一片瓷片，堪称国内珍品。

• 韩琦

  韩琦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 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周敦颐

•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保国寺

•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广德寺

•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程颢

   

•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李公麟作品

   

   

•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指南针

•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福建万安桥

•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万安桥石碑

•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韩国华韩琦父子与泉州

       

  韩国华，字光弼，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景德四年（1007年）以太常少卿知泉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离泉。韩国华“性纯直，有时誉”。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韩国华第六子，生于泉州郡舍。天圣年间（1023－1032年）进士，历官至宰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执政三朝，封魏国公，卒谥“忠献”。韩琦出生于泉州，泉州人引以为荣。他在泉州留下有忠献堂、生韩古庙、韩忠令、忠献祠，韩国华、韩琦父子画像刻石，连理生韩琦等遗迹和传说故事。

  韩琦七十二墓

  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

  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1620年）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韩琦-大度容人

       

  韩魏公器重闳博，无所不容，自在馆阁，已有重望于天下。与同馆王拱辰、定基时有喧争，公安坐幕中阅试卷，如不闻。拱辰愤不肋已，诣公室谓公曰：“此中习器度耶？“公和颜谢之。公为陕西招讨，时师鲁与英公不相与，师鲁于公处即论英公事，英公于公处亦论师鲁，皆纳之，不形于言，遂无事。不然不静矣。

  韩琦-诗文成就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 曾公亮

  （998年－1078年），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

  生平

  出身于名宦世家，父ion=edit&redlink=1">曾会是刑部郎中。公亮是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当过会稽县令（今浙江绍兴），引鉴湖水入曹娥江，解除民边水患。嘉佑六年（1061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事。

  曾公亮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支持过

  王安石变法，引起了杨绘、ion=edit&redlink=1">滕甫等保守派的不满。宋神宗问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回答：“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熙宁四年（1071年），起判永兴军。

  元丰元年（1078年），曾公亮去世。神宗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谥“宣靖”。曾公亮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ion=edit&redlink=1">八千乡亲店村，墓碑为宋神宗亲笔：“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

  曾公亮的父亲当过刑部郎中，曾公亮自己的儿子ion=edit&redlink=1">曾孝宽又当上右丞相[1]，到了南宋又有ion=edit&redlink=1">曾怀、曾从龙等人位极人臣，一家子共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人称“曾半朝”或“一门四相”。曾公亮的历史巨著《武经总要》是一部国防军事的百科全书，里面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支“火药火箭”。

•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天圣八年(1030)以茂才异等科及第﹐历知县﹑签书河阳

  富弼

  (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判官厅公事﹑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夏景宗李元昊寇鄜延﹐大将刘平战死﹐黄德和诬其降敌。富弼参与审理此案﹐昭雪刘平之冤。庆历二年(1042)为知制诰。辽重兵压境﹐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辽朝﹐拒绝割地要求﹐以增加岁币而还。三年﹐任枢密副使﹐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除积弊为本。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不久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今山东益都)。时河北大水﹐流民南至京东。富弼动员所辖地方出粟救灾﹔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募数万饥民为兵。至和二年(1055)﹐与文彦博同时被任为宰相。嘉佑六年(1061)﹐以母丧罢相。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1068)入觐﹐宋神宗赵顼问边事﹐以“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为对。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拜同平章事﹐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称疾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州)。青苗法出﹐他拒不执行。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元丰六年(1083)病死，年八十。有奏议、安边策、文集等，今存《富郑公集》一卷。《宋史》卷三一三有传。

• 欧阳修

• 欧

  欧阳修

•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例：《醉翁亭记》最后一句），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才，经过他的赏识和提拔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音ｘúｎ）和他的儿子

  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