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里的餐桌:血的教训：王明左倾路线使同志自相残杀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会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进一步巩固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成员如下：

　　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中央宣传部长 沈泽民、张闻天(继沈泽民后任，1931年4 月)

　　中央组织部长 康生中央军事部长 周恩来中央职工部长 卢福坦中央妇女部长 周秀珠中央农民部长 张闻天(1931年5 月重建)

　　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 王稼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林育英

　　[1]　《红旗周报》，第39 期，1932年4 月15 日。

　　[2]　《红旗周报》，第39 期，1932年4 月15 日。

　　王明传

　　团中央书记 博古(193l年3 月)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罗登贤

　　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向忠发的总书记职务，但实际上由王明掌握党的领导大权。王明也利用他掌握的权力，上台后就开始全面推行“左”倾盲动路线。

　　六届四中全会后组成的新中央，首先推行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第一，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第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把右倾作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与实行“进攻路线”相一致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的第一号《通告》就提出：“目前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全国的经济政治危机只有日益深刻，工农劳苦群众只有更加贫困，一切改良主义的口号都将成为欺骗，而新的军阀战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革命的群众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加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而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1]

　　第一号《通告》在对革命形势作出过高估计，进而提出“进攻的路线”之后，又反复提出：“右倾在中国革命这个阶段上，是最危险的倾向”；“要不加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则必不能正确的解决当前任务，而执行国际路线。”[2]

　　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强调“进攻路线”，坚决反对“右倾”，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文件中强调的基本精神。

　　1931 年5 月9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

　　《决议案》运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观点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紧急任务”。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反革命与革命阶级斗争的紧张和尖锐”，“表现国民党统治不稳定而日趋崩溃”。可是，“苏区富农路线与反革命分子，还占据在许多党内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内。在非苏区的工农群众斗争中，党的力量也表现得非常薄弱”。因此，“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前面，执行国际路线到一切实际工作中，根本消灭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和目前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消沉态度，这是全党的战斗任务。”

　　[1]　《中央通告第XX 号(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1931 年1 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集第65 页，第71 页。

　　[2]　《中央通告第XX 号(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1931 年1 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集第65 页，第71 页。

　　第四篇 上台掌权

　　这个决议的发表，标志着王明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不久，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其一，江西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新中央还没来得及贯彻其“左”倾错误路线的情况下，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动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根据地和红军也取得较大的胜利和发；其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 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蒋介石政府采取不反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王明和新中央对这些事变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1931 年9 月20日中央发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之中。它过分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 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一致进攻中国革命，认为“九· 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认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工农，组织工人总罢工等许多“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

　　这些错误政策已表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与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又处于新的危险之中。

　　王明也懂得，政治路线的推行还需要靠组织路线的保证，为了保证“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还必须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因此，四中全会后，所谓“斗争干部”、“新生力量”被用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用“钦差大臣满天飞”来贯彻“左”倾盲动的“进攻路线”。四中全会结束后，1月25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提出：“四中全会改变了政治局和中央的成分，撤换了立三路线统治时他的最亲近的同志的工作，同时，进行改变省委与地方党支部书记的成分。被撤换的立三主义者的工作，由开始即与立三路线作斗争的新同志及曾犯过立三路线错误而表示改正这种错误的工人同志来代替。”[1]

　　从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各部负责人来看，几乎都是由坚决拥护王明路线的人

　　担任。像李竹声、盛岳、王云程等这些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也都被王明委

　　以“重任”。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集，第43 页。

　　王明传

　　为了“加强中央成分”，他们又采取了派中央代表去各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作法，使得“钦差大臣满天飞”，加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

　　这样，就将当地党委置于中央代表的控制之下，使这些中央代表掌握了各地党的权力。

　　1931 年5 月和1932 年3 月，中央还两次通过了《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中央巡视条例》规定了巡视员的条件、任务、工作方法以及职权，明确规定：“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巡视员对中央须负绝对的责任”，要“尽量参加一切工作会议，在日常工作中，审查地方党部的工作方式”，“遇有当地发生的新事变必须迅速予以解决和布置，报告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详情，以便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2]

　　实行这种派“钦差大臣”的领导体制，目的就是保证王明“左”倾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损失惨重。

  　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来改造和充实各级党的机关，是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不同意见者同时进行的，王明不但对四中全会反对派全部肃清，对于以前反对过自己的人也绝不放过。

　　瞿秋白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与中山大学的王明教条宗派进行过斗争。瞿秋白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时，也没有重用王明，这成了王明心中的块垒。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后，王明继续对瞿秋白实行“残酷斗争”。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连续两次强迫正在生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集，第293 页。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集，第274—278 页。

　　第四篇 上台掌权

　　公开承认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当时瞿秋白的身心已经受到很大摧残，肺病严重，也不愿再挑起党内争论，被迫于1931 年1 月17 日和1 月28 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承认自己在负责中共代表团期间在处理中山大学内部斗争问题上犯了错误，支持了反对王明等人的李剑如等；回国后的表现更是错误严重，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今后要“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1]

　　瞿秋白的认错态度已经十分诚恳，但这并不能打动王明。2月20 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 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宣称，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的态度”，都“决不是偶然的”，和他“以右倾政治意见”与在负责代表团工作期间，支持中山大学学生反对王明教条宗派有密切关联。甚至将王明等人被立三中央给予处分也算到瞿秋白的账上，说：

　　“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曾以中大学生中反支部局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

　　《决议案》还指责“过去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决议没有明文发表，没有发展一种必要的斗争来消灭这些派别行动与中央的派别成见。” 所以，

　　[1]　《瞿秋白声明书》，《党的建设》1931年第3 期。

　　1933年9月22日，王明路线控制的临时中央作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

　　中央又把《中央政治局关于1929—1930 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同时在《党的建设》第4 期上发表。

　　遭受王明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并不是瞿秋白等几个人，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的几年间，有多少党的好干部由于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或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执行不力而蒙冤受屈，甚至一大批革命干部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屈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这是人们应当永远记住的血的教训。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更加成为党在白区与国民党统治斗争的焦点。由于中央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在白区也主张“进攻路线”，所以，上海党组织经常无条件地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

　　这种“左”倾狂热的作法并没有实际意义，反倒为敌人破坏党的组织创造了可乘之机，致使白区党的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

　　1931 年4 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幸亏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情报后，迅速通知党组织，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损失。

　　6 月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这位被共产国际选中的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被捕后贪生怕死，向敌人跪地求饶，但这个叛徒最终也没有落得好下场，于6 月24 日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的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由王明主持，王明成了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但此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使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

　　王明曾写过一首《尼庵小住》的诗：

　　警犬觅踪何所之？

　　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

　　第四篇 上台掌权

　　结伴神仙鬼不知。

　　据王明一位远房弟弟陈绍杓回忆说：

　　“1931 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 元现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带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们在小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1]

　　虽然“党人本领通天大”，中央有关部门也全力保护王明的安全，但王明清楚在白区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王明也感到在中国党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事业已经达到了顶点。恰好此时共产国际也需要中国共产党派一个负责人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决定离开国内，再次去苏联。

　　为了保证自己离开后“左”倾冒险主义照样推行，王明在组织上进行了安排。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责。

　　博古是1926 年末到达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第二期学生。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列席身份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博古虽然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但却于1931 年4 月接替同年3 月被撤职的温裕成，担任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王明去莫斯科后，这位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年仅24 岁的少共书记，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