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贵女嫡妻txt百度云:大跃进时柯庆施为何坚持在市委机关大院建小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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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柯庆施为何坚持在市委机关大院建小高炉?

2011年10月29日 10:20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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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大跃进”时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支持各地兴办“小高炉”。上海本有大中小钢厂不少,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本不需建“小高炉”,但“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要市委机关带头,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也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没有铁怎么办?“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其实,客观需不需要“小高炉”是个“技术问题”,建不建“小高炉”则是态度问题、政治问题。柯很可能就是从“态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此事的。

柯庆施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经济观察网 作者:雷颐  原题为:一位“红色老报人”的回忆与思考(下)

马达的经历自然“阅人无数”,与一些“大人物”也颇有交往,但却少有专门忆述,对熟人张春桥姚文元,着墨也不算多。当然,对他们在“非常时期”种种表现的回忆叙述,确是点睛之笔。但是,他却专门回忆了与柯庆施、胡乔木的交往。他对这两位“大人物”的回忆,更显示了政治、人性的复杂。

从1958年到1965年这七八年间,马达除每半个月为《解放》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外,大部分时间是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人起草讲话、工作报告和理论文章,多次随他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基层调研;1963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后,与他们的具体工作接触更多。

柯庆施在中共党内地位颇有些特殊,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才五十几岁党内就尊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也称他为“柯老”。马达认为,柯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喜欢读报看书,很少应酬和外出游玩,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一起打“捉猪”、“捉羊”的扑克。由于住得近,晚上散步时常叫秘书把马达找去,陪他一同散步,问一些工作中的问题。为领导起草文件、给中央的报告、对下级的讲话,主要是这些领导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但不少领导往往自己并无思想和主见,总是左改右改,起草者便无所适从。而柯庆施却是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意图和大体思路,从修改到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柯的生活比较简朴,除烟不离手外并无更多嗜好,除按规定享用高干的“特供”外,非常廉洁。对干部要求很严,从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因此到他家串门的人很少。

柯庆施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在反右派运动中,“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年3月20日,马达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对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

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打成右派。“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按: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

有一次《文汇报》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民主人士沈志远一篇谈实行按劳分配的文章,观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柯却十分恼火,要马达把《文汇报》总编辑叫来责问:“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他是民盟,是党外人士,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

“大跃进”时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支持各地兴办“小高炉”。上海本有大中小钢厂不少,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本不需建“小高炉”,但“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要市委机关带头,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也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没有铁怎么办?“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其实,客观需不需要“小高炉”是个“技术问题”,建不建“小高炉”则是态度问题、政治问题。柯很可能就是从“态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此事的。

有一次,马达为柯起草讲话稿,改了多遍,柯表示满意,但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却大光其火,一口气批了20来分钟,马达坐立不安,浑身冒汗。最后才知道,因为多次修改,在讲话稿的开头只写了他的市委第一书记的头衔,而未写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这时马达“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当时早无营业性舞厅,有些机关每周末组织舞会,后来柯庆施下令停办,并多次在党员干部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干部跳舞,说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虽然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但马达记得,有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文化俱乐部(现为花园饭店)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而令我惊讶的是,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总之,柯庆施表现的特点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马达:《我了解的柯庆施》,《世纪》2011年第1期)

马达小传:

马达(1925-2011),回族,安徽省安庆县人。中国著名报刊活动家。   

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滨海报》、《苏中报》、《群众报》记者。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华社高邮分社副社长,苏中二分区《人民报》主编,华中《新华日报》主编,《苏南日报》副总编辑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劳动报》社总编辑、社长,《解放日报》总编辑,1978年任《文汇报》总编辑,发表了许多有关新闻改革的文章,对新闻界较有影响。并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1982年起为上海新闻学会会长。1983年起为全国记者协会理事,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