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何家驹所有电影大全集:纳粹大屠杀:正义缺席导致了大屠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7:16:45
纳粹大屠杀:正义缺席导致了大屠杀
引用通告分类: 未归类
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罪行也是现代人的罪行，既是针对犹太人的罪行，也是针对全人类的罪行。
西闪 撰文 摄影 弗拉基米尔·尤金
像哈里·波特额头上的那道永难痊愈的伤痕，人类终将带着纳粹大屠杀的耻辱走向未来。在人类把数百万同类送进毒气室和焚尸炉后，完美的未来就不复可能了。正如克劳斯·费舍尔(K·P·Fischer)在《德国反犹史》中所说，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罪行也是现代人的罪行，既是针对犹太人的罪行，也是针对全人类的罪行。“它必定两者皆是，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都是全人类的一部分，一方对另一方所犯下的任何罪行都是对包含这两者的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伤害。”这也许是大多数有良知的学者的共同体认，也应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奥斯威辛集中营。
受骗的阿伦特
然而，仅有这样一个共识是不够的，甚而是肤浅的。人们有必要反复追问，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为什么大屠杀会发生在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曾经诞生过歌德、黑格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国度，也诞生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艾希曼？寻求简洁惟一的答案是危险的，但总有一些答案值得认真思考。学者埃米尔·法克恩希姆认为，理解德国历史中包罗一切的世界观的重要性，是理解纳粹世界观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而纳粹世界观向刽子手们提供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行事法则，使他们可以恣意妄为。以此为出发点，他对大屠杀为什么发生在德国总结了七个主要原因：
1.纳粹权力精英统治的生物种族世界观。
2.在独裁的警察政府中宣传所产生的影响。
3.独裁的官僚机构成为共犯。
4.文明束缚的崩溃。
5.战时情形的遮掩以及残酷的苏联战役产生的影响。
6.被征服的国家与附属国的联合。
7.受害者处于一个冷漠的世界里且一味消极忍受。
费舍尔显然赞同法克恩希姆的观点。他认为，“任何罪行，无论大小，除强烈的情欲造成的犯罪以外，都有其动机和理性的趋向意图。大屠杀也不例外，它的发生出自于纳粹独特心理的清晰计划和逻辑分析。”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生物种族世界观”。这是纳粹大屠杀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原因。
然而，我不认为这种生物种族世界观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更不会因此推衍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之类的荒谬结论——就像汉娜·阿伦特那样，在耶路撒冷呆了几天，看到一个装疯卖傻的纳粹屠夫，就轻易下结论。在《德国反犹史》中，克劳斯·费舍尔很直接地告诉我，汉娜·阿伦特给骗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所装出的巨大无知误导了她，让她以为这是一种“平庸的罪恶”。但实际上艾希曼是“一个狡诈而精明的谎言家”，他在法庭上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撒谎”。这样的谎言，只能骗骗汉娜·阿伦特。这位总是陷入沉思的思想家，恐怕没有料到，她那富有魅力的谬见为战后德国时而冒出的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理据。
被纳粹军警处死的部分囚犯。
纳粹军警正对大屠杀后还活着的犹太妇女进行射杀。
不融洽的邻居
可见，从人性中挖掘罪恶的本质是一条歧路，最终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既无法使正义得以伸张，也无法让我们面对有希望的未来。哪怕在操作层面上，将罪恶归于普遍的人性也是难以接受的。关于这一点，汉娜·阿伦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早就有很清晰的判断。
在《德国反犹史》中，克劳斯·费舍尔对为什么在德国发生大屠杀的回答正是基于同样的理性态度。关于大屠杀，在历史学家中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声称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另一种则认为大屠杀只是种族灭绝历史的再次重复。费舍尔想做的，是避开这样两种极端观念，寻找更有价值的答案。他认为，大屠杀是规模空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行径，也是人类罪恶的历史性体现，因此有可能在将来重复出现，但这不能掩盖德国人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既是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所导致的恶果虽然是极端复杂极端非理性，完全突破了人类传统的是非观念，但绝对不是“超越道德范畴”的行为。因为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仍然应当用人类公认的道德传统和是非观念来评判。
大屠杀尽管登峰造极，仍是犹太人迫害史的一环。像费舍尔所强调的那样，我并不认为大屠杀是整个西方反犹史的必然结果，这其中不存在机械的因果关联。但毫无疑问的是，纳粹大屠杀的种子有着萌芽与生长的潮湿环境。因此，在我看来，费舍尔的著作最值得关注的部分是大屠杀之前的德国。
费舍尔用很小的篇幅剖析了西方恐犹史的发展轨迹。在基督教勃兴之前，不同种族之间的敌意一直存在，其中对犹太人的轻微敌意并不特殊。当犹太人被基督教徒指责为杀害耶稣的凶手和阻挠上帝拯救人类的绊脚石，对犹太人的憎恨才开始积聚。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的大肆杀戮就是例证。是启蒙运动让这种仇恨得到缓解，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使仇恨重新孳生。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运动掀起了更高的反犹浪潮，直至大屠杀的来临。
在整个发展轨迹中，稍让人欣慰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族和社会平等，正是在这样的启蒙精神照耀下，法国承认了犹太人所有的公民权益，奥地利颁布了《宽容特许法案》。借助拿破仑发动的战争，解放的新福音传遍了欧洲，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纷纷摆脱了没有人权的状态，成为所居住国家的市民和国民。典型的例子是，普鲁士政府在1806年被拿破仑打败后实行了内部改革，虽然没有承认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但承认了他们的经济地位。
让人遗憾的也正是这段历史时期。一方面，拿破仑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带给了欧洲，同时也把战争的屈辱带给了欧洲。这就导致启蒙精神在被征服的国家里难以深入人心，彻底扎根。18世纪末主要起源于德国的所谓“浪漫主义”，就是对启蒙运动的强烈反弹。像伯林所揭示的，费舍尔也敏锐地指出了浪漫主义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政治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得以病态地发展，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强大武器。在文化上，浪漫主义熏陶下的知识分子们借助“民族”这个工具，发掘德国传统中犹如黑森林一般的神话、史诗和民间歌谣，塑造出了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在他们的主导下，德国人开始相信，日耳曼民族不再是众多民族的普通成员，而是优于其他民族，被上帝所选中的民族。
另一方面，纷纷从指定的居住区走出来的犹太人，在融入所在国市民生活的过程中，为摆脱被同化的危险，他们也着手强化自身的文化堡垒，利用犹太教重新塑造自己的民族特性。大批迁入德国的犹太人发现，他们和德国邻居们在民族特性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像瓦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观察到的，犹太人“在抽象思维层次上表现出相当高的思维能力，但政治需要直觉、常识、智慧和远见，在这个方面他们的成绩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德国人也同样如此。这种民族的相似性使犹太人和德国人相互靠近，却又爱恨难解，因为他们触动了彼此最为敏感的神经——谁才是被上帝所选中的民族。
《德国反犹史》
克劳斯·费舍尔著 钱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定价：36元
大屠杀的种子
俾斯麦以灵活的外交手腕和“铁血政策”造就了第二帝国，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政治上的空前胜利培养了德国人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也为军国主义和独裁提供了孳生土壤。在这个半封建半工业化的国家里，军人成为民众的偶像，一个上尉在人们的眼中就接近于“半神”。民众则心甘情愿充当服从权威、献身职守的社会“齿轮”。在这种背景下，犹太人成为完美的受害者。宗教偏见、国家偏见、种族偏见和经济偏见结合起来，反犹主义的声浪越来越大。事实上，犹太人已经被选定为国家民族的敌人，一旦遭遇失败，他们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替罪羊。
一战失败后不久，一名年轻的德国士兵向行政长官呈交了一份紧急报告。在这份名为“解决犹太问题的建议”的报告中，这个年轻人怀着“将祖国和人民从不幸中拯救出来的崇高目标”，提出了一些“仁慈的建议”，其中包括：
1.犹太人应在24-48小时内到指定地点报到，然后送入集中营。
2.所有反抗的犹太人都要被处死并没收其财产。
3.帮助和抚恤犹太人的德国人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4.考虑到协约国的报复，应立即采取饿死犹太人的手段。若同盟国入侵，就立刻屠杀所有的犹太人。
5.只要德国受到敌人的威胁，对犹太人的埋葬就将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逃过被埋葬的命运，敌人也被消灭，剩下的犹太人将全部赶到巴勒斯坦，并没收其所有财产。任何犹太人重返德国将被定死罪。
如果不是费舍尔明确地给出了这个年轻士兵的姓名：汉斯·柯登(Hans Knodn)，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毫无人性的建议出自另一个德国士兵的头脑——阿道夫·希特勒。众所周知，当时的希特勒也不过是一个在战败阴影下心灵扭曲的下等兵。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正是在纳粹预感到自己的失败结局时才变得格外猖獗的。正如费舍尔指出的那样，汉斯·柯登的建议与1942年1月20日的万塞会议内容如出一辙。在那次会议上，纳粹的首脑们聚在一起，用了一个半小时，商讨了屠杀欧洲剩余犹太人的总体规划与技术细节，制定了所谓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而这些内容与汉斯·柯登方案的区别仅仅在于，22年后，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再存有太大的技术难度。
汉斯·柯登的建议没有被当时的政府接受，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驳斥，更没有受到丝毫的惩罚。相反，他的“崇高目标”和“仁慈建议”得到了国会议员的赞许，更为相当多的德国民众接受。德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道德沦丧已经逾越了起码的界限，纳粹大屠杀的种子起码晚至1920年已经播下了。
在《德国反犹史》的结尾，费舍尔认为，人们不必担心“第四帝国”的崛起，因为一道由纳粹受害者的鲜血凝聚成的高墙，阻挡住了邪恶的进逼。可是从汉斯·柯登的例子可以看出，正义一旦迟到，不能指望麻木不仁的民众起来反对这些没有人性的凶残之徒。以前不能，以后也不能。综观整个反犹史，汉斯·柯登没有得到正义的惩罚，在他之前的千万迫害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正义缺席了一千多年，这才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客观地讲，对大屠杀刽子手的审判也并不成功。用费舍尔的话讲，审判在两个重要方面失败了：“他们没有使德国人相信正义得到了伸张，另外他们仅起诉了很少一部分罪犯。”纽伦堡法庭是由二战战胜国主持的，并不代表犹太受害者的利益。在审判中，大屠杀不过是战争罪行中一个不重要的议题，在犹太社会以外没有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德国人自己。逍遥法外的罪犯如此之多，如同费舍尔所看到的，德国“真正彻底地消除纳粹化并没有实现”。正义再次地，至少部分地缺席了。揭露罪行、惩罚凶手、追究责任、承担义务，只要有一样没有认真履行，就不能说受害者的鲜血可以永远阻挡住邪恶的进逼
费舍尔说：“邪恶或许会产生以纳粹精神为食的地狱，会吞噬数百万人，赢得一场战争，但终究会输给正义。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大屠杀不啻于一件燃烧的祭品，受害者没有做无谓的牺牲；他们或许给了未来一代最为珍贵的生命礼物。”读完这本沉痛的《德国反犹史》，我理解费舍尔内心的希望与真情。但我仍然担心，如果种族主义的文化土壤并未铲除干净，如果正义总是姗姗来迟，祭品能一直燃烧下去吗？
2007年6月12日 11:10
引用通告分类: 未归类
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罪行也是现代人的罪行，既是针对犹太人的罪行，也是针对全人类的罪行。
西闪 撰文 摄影 弗拉基米尔·尤金
像哈里·波特额头上的那道永难痊愈的伤痕，人类终将带着纳粹大屠杀的耻辱走向未来。在人类把数百万同类送进毒气室和焚尸炉后，完美的未来就不复可能了。正如克劳斯·费舍尔(K·P·Fischer)在《德国反犹史》中所说，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罪行也是现代人的罪行，既是针对犹太人的罪行，也是针对全人类的罪行。“它必定两者皆是，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都是全人类的一部分，一方对另一方所犯下的任何罪行都是对包含这两者的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伤害。”这也许是大多数有良知的学者的共同体认，也应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奥斯威辛集中营。
受骗的阿伦特
然而，仅有这样一个共识是不够的，甚而是肤浅的。人们有必要反复追问，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为什么大屠杀会发生在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曾经诞生过歌德、黑格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国度，也诞生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艾希曼？寻求简洁惟一的答案是危险的，但总有一些答案值得认真思考。学者埃米尔·法克恩希姆认为，理解德国历史中包罗一切的世界观的重要性，是理解纳粹世界观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而纳粹世界观向刽子手们提供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行事法则，使他们可以恣意妄为。以此为出发点，他对大屠杀为什么发生在德国总结了七个主要原因：
1.纳粹权力精英统治的生物种族世界观。
2.在独裁的警察政府中宣传所产生的影响。
3.独裁的官僚机构成为共犯。
4.文明束缚的崩溃。
5.战时情形的遮掩以及残酷的苏联战役产生的影响。
6.被征服的国家与附属国的联合。
7.受害者处于一个冷漠的世界里且一味消极忍受。
费舍尔显然赞同法克恩希姆的观点。他认为，“任何罪行，无论大小，除强烈的情欲造成的犯罪以外，都有其动机和理性的趋向意图。大屠杀也不例外，它的发生出自于纳粹独特心理的清晰计划和逻辑分析。”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生物种族世界观”。这是纳粹大屠杀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原因。
然而，我不认为这种生物种族世界观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更不会因此推衍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之类的荒谬结论——就像汉娜·阿伦特那样，在耶路撒冷呆了几天，看到一个装疯卖傻的纳粹屠夫，就轻易下结论。在《德国反犹史》中，克劳斯·费舍尔很直接地告诉我，汉娜·阿伦特给骗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所装出的巨大无知误导了她，让她以为这是一种“平庸的罪恶”。但实际上艾希曼是“一个狡诈而精明的谎言家”，他在法庭上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撒谎”。这样的谎言，只能骗骗汉娜·阿伦特。这位总是陷入沉思的思想家，恐怕没有料到，她那富有魅力的谬见为战后德国时而冒出的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理据。
被纳粹军警处死的部分囚犯。
纳粹军警正对大屠杀后还活着的犹太妇女进行射杀。
不融洽的邻居
可见，从人性中挖掘罪恶的本质是一条歧路，最终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既无法使正义得以伸张，也无法让我们面对有希望的未来。哪怕在操作层面上，将罪恶归于普遍的人性也是难以接受的。关于这一点，汉娜·阿伦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早就有很清晰的判断。
在《德国反犹史》中，克劳斯·费舍尔对为什么在德国发生大屠杀的回答正是基于同样的理性态度。关于大屠杀，在历史学家中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声称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另一种则认为大屠杀只是种族灭绝历史的再次重复。费舍尔想做的，是避开这样两种极端观念，寻找更有价值的答案。他认为，大屠杀是规模空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行径，也是人类罪恶的历史性体现，因此有可能在将来重复出现，但这不能掩盖德国人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既是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所导致的恶果虽然是极端复杂极端非理性，完全突破了人类传统的是非观念，但绝对不是“超越道德范畴”的行为。因为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仍然应当用人类公认的道德传统和是非观念来评判。
大屠杀尽管登峰造极，仍是犹太人迫害史的一环。像费舍尔所强调的那样，我并不认为大屠杀是整个西方反犹史的必然结果，这其中不存在机械的因果关联。但毫无疑问的是，纳粹大屠杀的种子有着萌芽与生长的潮湿环境。因此，在我看来，费舍尔的著作最值得关注的部分是大屠杀之前的德国。
费舍尔用很小的篇幅剖析了西方恐犹史的发展轨迹。在基督教勃兴之前，不同种族之间的敌意一直存在，其中对犹太人的轻微敌意并不特殊。当犹太人被基督教徒指责为杀害耶稣的凶手和阻挠上帝拯救人类的绊脚石，对犹太人的憎恨才开始积聚。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的大肆杀戮就是例证。是启蒙运动让这种仇恨得到缓解，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使仇恨重新孳生。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运动掀起了更高的反犹浪潮，直至大屠杀的来临。
在整个发展轨迹中，稍让人欣慰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族和社会平等，正是在这样的启蒙精神照耀下，法国承认了犹太人所有的公民权益，奥地利颁布了《宽容特许法案》。借助拿破仑发动的战争，解放的新福音传遍了欧洲，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纷纷摆脱了没有人权的状态，成为所居住国家的市民和国民。典型的例子是，普鲁士政府在1806年被拿破仑打败后实行了内部改革，虽然没有承认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但承认了他们的经济地位。
让人遗憾的也正是这段历史时期。一方面，拿破仑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带给了欧洲，同时也把战争的屈辱带给了欧洲。这就导致启蒙精神在被征服的国家里难以深入人心，彻底扎根。18世纪末主要起源于德国的所谓“浪漫主义”，就是对启蒙运动的强烈反弹。像伯林所揭示的，费舍尔也敏锐地指出了浪漫主义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政治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得以病态地发展，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强大武器。在文化上，浪漫主义熏陶下的知识分子们借助“民族”这个工具，发掘德国传统中犹如黑森林一般的神话、史诗和民间歌谣，塑造出了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在他们的主导下，德国人开始相信，日耳曼民族不再是众多民族的普通成员，而是优于其他民族，被上帝所选中的民族。
另一方面，纷纷从指定的居住区走出来的犹太人，在融入所在国市民生活的过程中，为摆脱被同化的危险，他们也着手强化自身的文化堡垒，利用犹太教重新塑造自己的民族特性。大批迁入德国的犹太人发现，他们和德国邻居们在民族特性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像瓦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观察到的，犹太人“在抽象思维层次上表现出相当高的思维能力，但政治需要直觉、常识、智慧和远见，在这个方面他们的成绩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德国人也同样如此。这种民族的相似性使犹太人和德国人相互靠近，却又爱恨难解，因为他们触动了彼此最为敏感的神经——谁才是被上帝所选中的民族。
《德国反犹史》
克劳斯·费舍尔著 钱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定价：36元
大屠杀的种子
俾斯麦以灵活的外交手腕和“铁血政策”造就了第二帝国，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政治上的空前胜利培养了德国人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也为军国主义和独裁提供了孳生土壤。在这个半封建半工业化的国家里，军人成为民众的偶像，一个上尉在人们的眼中就接近于“半神”。民众则心甘情愿充当服从权威、献身职守的社会“齿轮”。在这种背景下，犹太人成为完美的受害者。宗教偏见、国家偏见、种族偏见和经济偏见结合起来，反犹主义的声浪越来越大。事实上，犹太人已经被选定为国家民族的敌人，一旦遭遇失败，他们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替罪羊。
一战失败后不久，一名年轻的德国士兵向行政长官呈交了一份紧急报告。在这份名为“解决犹太问题的建议”的报告中，这个年轻人怀着“将祖国和人民从不幸中拯救出来的崇高目标”，提出了一些“仁慈的建议”，其中包括：
1.犹太人应在24-48小时内到指定地点报到，然后送入集中营。
2.所有反抗的犹太人都要被处死并没收其财产。
3.帮助和抚恤犹太人的德国人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4.考虑到协约国的报复，应立即采取饿死犹太人的手段。若同盟国入侵，就立刻屠杀所有的犹太人。
5.只要德国受到敌人的威胁，对犹太人的埋葬就将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逃过被埋葬的命运，敌人也被消灭，剩下的犹太人将全部赶到巴勒斯坦，并没收其所有财产。任何犹太人重返德国将被定死罪。
如果不是费舍尔明确地给出了这个年轻士兵的姓名：汉斯·柯登(Hans Knodn)，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毫无人性的建议出自另一个德国士兵的头脑——阿道夫·希特勒。众所周知，当时的希特勒也不过是一个在战败阴影下心灵扭曲的下等兵。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正是在纳粹预感到自己的失败结局时才变得格外猖獗的。正如费舍尔指出的那样，汉斯·柯登的建议与1942年1月20日的万塞会议内容如出一辙。在那次会议上，纳粹的首脑们聚在一起，用了一个半小时，商讨了屠杀欧洲剩余犹太人的总体规划与技术细节，制定了所谓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而这些内容与汉斯·柯登方案的区别仅仅在于，22年后，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再存有太大的技术难度。
汉斯·柯登的建议没有被当时的政府接受，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驳斥，更没有受到丝毫的惩罚。相反，他的“崇高目标”和“仁慈建议”得到了国会议员的赞许，更为相当多的德国民众接受。德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道德沦丧已经逾越了起码的界限，纳粹大屠杀的种子起码晚至1920年已经播下了。
在《德国反犹史》的结尾，费舍尔认为，人们不必担心“第四帝国”的崛起，因为一道由纳粹受害者的鲜血凝聚成的高墙，阻挡住了邪恶的进逼。可是从汉斯·柯登的例子可以看出，正义一旦迟到，不能指望麻木不仁的民众起来反对这些没有人性的凶残之徒。以前不能，以后也不能。综观整个反犹史，汉斯·柯登没有得到正义的惩罚，在他之前的千万迫害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正义缺席了一千多年，这才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客观地讲，对大屠杀刽子手的审判也并不成功。用费舍尔的话讲，审判在两个重要方面失败了：“他们没有使德国人相信正义得到了伸张，另外他们仅起诉了很少一部分罪犯。”纽伦堡法庭是由二战战胜国主持的，并不代表犹太受害者的利益。在审判中，大屠杀不过是战争罪行中一个不重要的议题，在犹太社会以外没有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德国人自己。逍遥法外的罪犯如此之多，如同费舍尔所看到的，德国“真正彻底地消除纳粹化并没有实现”。正义再次地，至少部分地缺席了。揭露罪行、惩罚凶手、追究责任、承担义务，只要有一样没有认真履行，就不能说受害者的鲜血可以永远阻挡住邪恶的进逼
费舍尔说：“邪恶或许会产生以纳粹精神为食的地狱，会吞噬数百万人，赢得一场战争，但终究会输给正义。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大屠杀不啻于一件燃烧的祭品，受害者没有做无谓的牺牲；他们或许给了未来一代最为珍贵的生命礼物。”读完这本沉痛的《德国反犹史》，我理解费舍尔内心的希望与真情。但我仍然担心，如果种族主义的文化土壤并未铲除干净，如果正义总是姗姗来迟，祭品能一直燃烧下去吗？
2007年6月12日 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