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龙真的喜欢郑爽吗:杨洁勉晤中评社：中国突然成大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围绕美国“战略东移”、中美关系发展、全球经济危机等问题，阐述了他的看法。他指出，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伴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退和中国力量的不断提升，经历了从战略酝酿到战略实施的阶段。从十多年前的战略酝酿，到现在从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和外交上，有手段有步骤地加强其在亚洲的存在，继续维护其所谓政治优势和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这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在新形势下，杨洁勉认为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全球发展战略。从实际的作法来看，中国有三点需要重视：一是稳健，也就是坚持“韬光养晦”；二是务实，而且是有所作为；三是创新，不断地开拓。 

　　他相信中国是“站在历史潮流的正确的这一边”，能够通过努力解决各种困难。 

　　谈到当前的世界经济，杨洁勉指出，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在向着社会、政治，乃至更多的方面扩展，体现了当前世界的三大机制性困境。尽管如此，相信经过一两年痛苦的等待，危机最困难的时候会逐步过去。 

　　中评社社长郭伟峰、常务副社长周建闽、采访主任刘晓丹、记者梁栋一行，于10月26日拜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晤期间，杨洁勉院长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全文如下： 

　　问：如何看待美国的“战略东移”？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这个“战略东移”是否出现意图与能力的背离？中美关系会否沿着“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格局继续走下去？在矛盾和冲突中，怎样寻求合作共赢？未来的中美关系的突出特征是什么？　 

　　杨洁勉：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伴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退和中国力量的不断提升，经历了从战略酝酿到战略实施的阶段。 

　　战略酝酿应该说始于十多年前，90年代末，美国两党在总统选举辩论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大体的战略设想：随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中国力量的上升，美国要把更多注意力投入到亚太地区。当年小布什上台时就想把美中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者”的关系，但是由于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不得不借重中国。 

　　奥巴马政府想把美国从小布什政府过去八年注意力被中东问题拖住的困局中拔出来，它从伊拉克脱身，非但是军力上的脱身，还有思想上的脱身。这一次利比亚问题和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问题上，美国坚定了不再向利比亚或中东地区派驻军事力量，而是采取欧洲盟国打前阵、北约出面干预的方式。另外，本．拉登被击毙，表明南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反恐进入了新阶段，美国获得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也将逐步从阿富汗脱身。 

　　美国总的是战略收缩。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集中力量放在一个正在不断发展、对其越来越重要的亚太地区（主要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并集中力量防范对中国崛起所能够起到的制约作用，主要是以下四方面： 
　    战略上，美国加强了同盟军事关系，除了我们平时说的五对（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之外，还加强了美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协调，加强了和新加坡这样的准军事同盟关系。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在亚太地区，军事安全体系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的军事同盟体系。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政治上，美国通过加强在亚洲的存在（我不大赞成美国“重返亚洲”这个说法，因为它根本没离开过），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产生的疑虑和担心，以及在一些实际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形成了在政治上有求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大的氛围。也就是说，美国通过加强在亚洲的存在和分化离间中国和有些亚洲国家的关系，来继续维护其所谓政治优势。美国利用所谓的海洋权益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提出很多伪命题，调整它过去所谓的“中立”的立场，更加明显的偏袒有些国家，造成了现在亚太地区海洋权益问题的凸显。 

　　经济上，美国想利用它同亚洲的经济关系，继续维持它在亚洲的金融主导权。 

　　外交上，美国通过“稀释”东亚峰会，来争取亚太地区合作机制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以前我们曾经设想过以10+3作为一个主渠道，现在成了10+8，美国进来以后，力量对比和议程设置将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美国有这个战略意图和计划，也有实施的手段和步骤。这大概就是当前的形势，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问：目前全球经济显现明显衰退迹象，美债欧债危机越演越烈，后续将如何怎样演化？会否爆发更大的经济危机？这对中国有何影响？回顾上个世纪的历史，不乏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变革甚至世界战争，目前经济层面的“量变”会否演变成政治层面的“质变”，进而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变动？　 

　　杨洁勉：当前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在向着社会、政治，乃至更多的方面扩展。今年的经济困难和金融危机恢复的乏力，更加加深了人们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体现了当前世界的三大机制性困境： 

　　第一，全球性的体制困境。从“阿拉伯之春”到“欧美之秋”（波及欧美多国的“占领”运动），上街头广场进行抗议的人们，政治诉求的主题是相通的：经济衰退、高失业、贫富不均、福利体制严重缺失等等；他们的组织形式也是相近的：没有领导人、没有组织、没有宪章；他们的表现形式也相同：感到愤怒。而当今世界体系中，对这些问题确实体系建设滞后。 

　　第二，西方体制面临的困境，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经济空心化、虚拟化、面临“逆殖民化”，现在无非是增加赤字，增加刺激，苦无良策。二是政治体制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但西方是选举政治，领导人很难做出根本性的改革，只能迎合选民，迎合利益集团。三是社会制度的困境，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社会稳定有两个支柱，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是福利社会，现在两个同时受到冲击。 

　　第三，新兴大国也面临制度的困境，最大的困境是它们没有制度。它们需要设计、构建、落实制度，而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它们很难协调它们掌握的力量，使其转化为应对经济困难，增加政治影响的力量。 

　　当然，以上这些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尽管当前的经济危机向着政治社会心理危机发展，它还是有一定的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已经从两次世界大战里学到了很多，美欧都在对当前的经济危机进行着局部的修复。我并不认为它会像1929－1932年的大萧条那样，也不大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因为现在用不着用战争的方式来获取战略资源。 

　　经过一两年痛苦的等待，危机最困难的时候会逐步过去。当前的欧元危机的困难，不是危机本身，而是缺乏政治意愿和政治决断力。财富和资源它还是有，重要的是如何有效配置和有效运用的问题。
    问：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将如何学会在压力下成长？今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一系列摩擦，包括钓鱼岛和南海争议，中国应怎样“稳定周边”、“经营周边”？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缺乏应对周边的“大战略”，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杨洁勉：我觉得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YES　and　NO。从对的方面来说，因为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国，根据邓小平当年的设想，20世纪末中国实现小康；在建国100周年时，成为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到21世纪末成为全球性的强国。但是，在2008年，奥运会和金融危机使中国突然成为了一个全球瞩目的世界大国，把邓小平当时的设想提前了90年。所以，中国被提前进入了全球大国的角色。我们的准备是不充分的，我们的思想也没有完全进入大国思想。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许多问题需要一个统筹和前瞻性的思考，现在还在逐步形成当中。 

　　为什么说这个说法又不对呢？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全球发展战略，虽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或是战略的形式出现。它的战略领导思想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前不久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从新的角度用1万2千字的篇幅阐述中国的战略思想。其中有16个字有突出的新意。第一个是“核心利益”，对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了很清楚的界定，也就是说，我们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第二个是“共同利益”，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如何来增加和扩大我们同国际社会的利益汇合点。第三个是“共同价值”，价值是深层次问题。我个人认为，一下子要做到大家有共同的价值是很难的，但是在世界上面临的共同的新的挑战中，有可能形成新的共同价值。比如说风雨同舟、同舟共济，比如说环球保护、低碳经济，更好的生活和环境质量等等。最后一个是“国际责任”，白皮书也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如果再加上和平发展合作、和平道路、和谐世界、和谐亚洲、和谐地区等观点，总的思想就是比较明确了。 

　　从战略布局来说，我们要从个别地区和领域双管齐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以及国际体系重组、改革、促进等等。从实际的作法来看，中国有三点需要重视。一是稳健，也就是坚持“韬光养晦”；二是务实，而且是有所作为；三是创新，不断地开拓。比如说，中国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及现在大湄公河领域的护航等等。我们把这些联系起来看，中国正在逐步地做一些改变。 

　　我们学者想的就更前沿一些，想到建设性地介入、建设性地塑造等等。所以，应该说这些问题是我们成功而引起的问题，不是失败所引起的问题。我们是站在历史潮流的这一边，站在正确的这一边，我们是能够通过努力解决的。 
 　 问：中美关系格局的变化，将对未来两岸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洁勉：我认为影响是三个方面。第一，总体来说，中美关系对两岸关系还是有利的因素在增加。说穿了，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倚重和战略要求在增加，这是历史的趋势。第二，中美关系存在的对台湾的不利因素将继续存在，但是影响在缩小。即使是军售这样的问题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潮流面前，它的负面因素在减少。美国向主张“台独”的陈水扁政权出售武器和向承认“九二共识”的马英九政权售武，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第三，中美关系中的互动和两岸关系中的互动，这两对关系的互动将会增加。因为在今后的发展中，中美关系将会使中国和美国的相互尊重以及平等互利会有所增加。同时，总得来讲，美国对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影响是在减少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审慎乐观的，问题总归会有，但问题消极面是呈下降趋势的。 

　　当天参加会晤的还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台港澳研究所执行所长严安林、科研外事处副处长方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