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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矛盾论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首都理论界座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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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当前，我国社会转型逐渐加快，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不断解决社会矛盾。这要求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阐述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对于今天解决社会矛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近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之际，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召开首都理论界座谈会，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与会专家就如何认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如何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推进社会和谐等问题，阐述了新见解、新观点。本刊今日摘发，以飨读者。
　　
　　打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一扇窗口
　　
      赵　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经过整理、补充和修改的。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通过总结经验，深刻思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各方面加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
　　
      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把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名著《矛盾论》的观点，全面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他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用这个观点去认识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各方面都存在着矛盾的社会。问题是，我们要重视矛盾而不能轻视和回避矛盾，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在化解矛盾中求得社会和谐。
　　
      毛泽东还首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决科学文化领域的矛盾；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在人民内部，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出现的日益增长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面前，坚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处理和解决好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地促进社会和谐。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重大意义，并不止于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窗口，他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出了中国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篇讲话，是中国探索初期所形成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善于从历史任务的重大转变中提出方针
　　
      徐鸿武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一文，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我党正确分析形势，从政治职能、国家主要任务以及思想战线等领域适时地恰当地提出了历史任务的转变，并找出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方针和方法。
　　
      第一个转变是国家政治职能由专政为主，转变为以民主为主，也就是由以处理敌我矛盾为主转变为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无产阶级政权就是对剥削者的专政和对广大人民的民主相结合。《正处》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当时的情况是，民主与专政各自的范围、地位、结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专政的范围缩小了，民主的范围扩大了，应该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应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转变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从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主，转变为以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保护发展生产力为主。《正处》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出发，提出了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着重看到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因素，强调农业在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提供市场"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思想以后发展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
　　
      第三个转变是在思想战线上，以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旧文化为主要任务，转变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主要任务。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的文化也必须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为了适应这个重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是马列主义同中国民族形式的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科学文化上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倡各种形式的艺术之花竞相开放，提倡各种学派的观点自由争辩，竞相发展。        接着毛泽东的思路讲下去
　　
       袁吉富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当时我国的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两个基本类型，认为二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显而易见，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需要对它进行分类把握，否则，难以在实践中做到科学性。毛泽东的思路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区分为有一定对抗性的矛盾和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两类。他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种思路尽管比较全面把握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特征，但由于用同一个标准来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矛盾，这就很难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二者的界限。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理论再探索空间。
　　
       那么，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接着毛泽东讲呢？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寻找到区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新的标准，并按照这个标准对人民内部矛盾做出新的划分。我们认为，既然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讲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那么，就应该切实承认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这个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之中寻找某一个什么标准去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新的划分。承认这一基础，也就提示我们，当在人民内部出现了分歧无法弥合的矛盾时，并不意味着二者就没有共同认可的基础，更不意味着这一矛盾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向敌我矛盾方向转化。例如，在体育方面的冠亚军决赛中，双方都想拿冠军，在这一点上无法调和，尽管如此，我们显然也不能把这一矛盾就看作是敌我矛盾。
　　
       鉴于矛盾的同一性讲的是矛盾双方的一致、和谐，矛盾的斗争性讲的是矛盾双方的分歧与对立，也鉴于和谐与不和谐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话语，这里我们可以把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类型分别称之为和谐式矛盾和不和谐式矛盾。展开来进一步说，所谓和谐式矛盾，就是矛盾双方关系比较协调的矛盾，就是矛盾双方对于双方的关系、自身的地位和状态都能接受的矛盾，是矛盾双方共识、共处、共赢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所谓不和谐式矛盾，就是矛盾双方都不能接受或有一方不能接受的、不能满意的矛盾，是矛盾双方分歧、对立占主导地位的矛盾。
　　
       对于和谐式矛盾，我们当然要关注其向不和谐式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使其保持和谐发展状态，而对于不和谐式矛盾，则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谈毛泽东的几个“正确对待”及现实意义
　　
       赵存生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涉及到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针、政策和方法，至今仍然是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正确对待农业和农民问题。在生产问题上，既要服从国家统一领导，又要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经常注意调节国家税收、合作社积累、农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正确对待工商业者。我国的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以后，一方面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变，但另一方面又拿带有剥削性质的定息，从这种两面性出发，毛泽东提出要以志愿为基础，组织他们进行改造和学习，使他们同工人群众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对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希望知识分子继续改造世界观，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同时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
　　
       正确对待少数人闹事。首先是不赞成闹事，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如果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坏事变成好事。
　　
       当今中国社会的情况较之50年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因而至今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宝贵的指导价值。        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与实践为何出现反差
　　
       郭建宁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但是后来却犯了长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十年“文革”，理论与实践的反差十分巨大。我以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并由此导致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的根本原因。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要矛盾不应仅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方面去寻找。更主要的是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政治方面去寻找。从八届三中全会主要矛盾(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提法改变到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毛泽东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越来越关注阶级斗争。在他看来，最要紧的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早已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思维和氛围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很难真正落实。
　　
       2、忽视利益矛盾和利益分析，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重心是放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上，而对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在“左”的氛围中，在高度集中和僵化的体制下，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成了一句空话。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并不被承认，常常是被“压”了下来，“捂”了起来。例如:国家、企业和职工的矛盾，被“奉献精神”“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被“局部服从全局”“化解”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被“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封杀了，如此等等。而一旦稍微越轨，比如农民的自留地，房前屋后养鸡种菜，就有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虽然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但是很难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3、轻视民主法制建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是主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他提出的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形式是和风细雨。但是，他主张的方法则是可能导致急风暴雨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具，作为群众吐露不满的出气阀，会有一定作用。但是“四大”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程序和制约机制，健全法制，依法治国。这比“四大”重要的多，也困难的多。        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闫志民
　　
       毛泽东同志在《正处》中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以阶级利益对立为基础的敌我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在过去的阶级社会，由于存在着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社会和谐。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和状况的论断，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从本质上讲应该是和谐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可能建设成为和谐社会的问题。
　　
       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应当是和谐的社会，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矛盾。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同样是不存在的。因为和谐是不同主体、不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既然是不同的主体、不同事物就必然存在着差异，而差异本身就是矛盾存在的一种形式，而且差异还会演变成其他各种矛盾形式，如果不承认差异和矛盾的存在，就谈不上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实际上却潜藏着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旦爆发出来，就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处理，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要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也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正确认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为基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要求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层次的矛盾
　　
       秦宣
　　
       《正处》发表50年了，但其阐述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层次的矛盾。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在《正处》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认为这些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基本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解决主要矛盾。毛泽东在《正处》中强调指出，重视并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概括，指出当前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新时期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的直接体现。这些矛盾，同50年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相比，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许多基本方针在今天还是适用的。如毛泽东提出的，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今天，我们只有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才会处于和谐发展的状态。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简单化
　
       邢和明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由于各个集团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人们还需要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国家正在经历社会主义改革初期的阵痛，这些国家出现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共有一万多人参加。学校里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几十个城市发生了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富裕中农的单干思想有所抬头，不少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以至刮起了农民闹退社的风潮。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初期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新情况，怎样看待，需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许多领导干部却认识不清，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采取简单压制的办法进行处理，动辄就是批判、开除，甚至想使用武力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办法来对待新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人民群众中间，“首先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总之，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成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如何解决这一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认真研究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理论创新必须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王炳林
　　
       《正处》首次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揭示，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但是何以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很好地落实呢？邓小平曾经指出，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相比较，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制度是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虽然，毛泽东当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宝贵思想，如“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是处理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指导我国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等等。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特别是缺乏制度支撑和法制保障，出现了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使理论创新的成果未能得到很好地坚持。
　　
       进行理论创新必须与加强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一方面，理论创新成果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有效发挥理论的巨大作用，才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推动实践发展，在新的实践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从而促进理论的更进一步创新。只有将理论创新的成果制度化，建立和完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才能迈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