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复剑网三:中国最后一位“流氓”的荒诞人生

  中国最后一位“流氓”的荒诞人生
http://news.qq.com/a/20101216/001678.htm
        [导读]牛玉强的黑色人生，离不开“严打”。这项具有典型 中国特色 的刑事政策已有50余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流氓罪”和“严打”是牛玉强的悲情史中抹不去的两个关键词。由于有关方面的推诿和不作为，他的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2月21日，据此，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记者/应琛         “流氓”一词，由来已久。按学者朱大可考证，“流氓”原指丧失了土地家园与灵魂家园的人，其涵义随时代的延宕而逐渐狭隘化，最后演变为一种伦理之恶，遭到了国家的厌弃，并作为一种罪名被纳入律法之治。很多今天看来根本不算犯罪的行为，却在当年“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之下获得重判。作为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及其相关案件，更像是一个幽暗年代的黑色幽默。         1997年，新刑法正式实施，流氓罪被永久删除。但这个由时代造成的悲剧，却并未画上休止符。最新登场的主角叫牛玉强，他的青春曾与流氓罪打了个照面，从此青黄不接，命运多舛。按照刑期计算，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牛玉强到底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是谁让他成为了中国最后的“流氓”？在流氓罪被取消多年以后，他又是否仍要为那一段荒诞的历史买单？ 从“严打”到保外就医        12月的北京气温虽已接近冰点，但只要不刮风，并不会像南方的湿冷那般令人难受。牛玉强的家就在北京八里庄一幢有着30多年房龄的6层公房内。沿着楼梯来到顶层，楼道内已经囤积了一大堆过冬用的大白菜。敲开牛家大门，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六、40多岁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就是牛玉强的妻子朱宝霞（化名）。房间内，牛玉强的老母亲、妹妹和妹夫已早早地等候着记者的到来。         这是一个只有五六十平米的两居室，房间内尽是些简单而破旧的家具，斑驳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石灰掉落的痕迹。采访在牛玉强母亲的房间内进行，如今已75岁高龄的牛母热情地给每个前来的记者倒了一杯茶。一阵忙活之后，牛母坐在床边，回忆起了那段充满悲伤的往事。         1983年，我国开始第一次“严打”，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6种犯罪行为被大幅提高量刑幅度，其中，流氓罪列于首位。到处都是警察。每天都有人被押往公判大会，每天都有“犯罪团伙”被捣毁。“从重从严从快，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广播里那一阵阵高亢的声音犹然在耳。         身为某国有企业模范员工的牛母一度认为这事跟她扯不上关系。但就在当年初秋的一个晚上，两个女儿哭着站在了她的而前，原来哥哥牛玉强出事了。         根据后来送到牛家人手中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描述，1983年5月某一天（判决书连具体日期都未标出，其疏漏程度可见一斑），牛玉强参与了流氓组织“菜刀队”，当时团伙成员共有八人。他所涉及的罪行包括：伙同六人，对刘洪利和孙积春进行殴打，并抢走孙的一把蒙古刀；与两名同伙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一顶军帽；参与将刘红家的窗玻璃砸碎；纠集三名同伙，威胁与毒打一名叫许林的青年。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判决书上并没有注明。         最终，团伙内带头的“首要分子”被判了死刑；而对牛玉强的量刑是：死缓。从此，“流氓罪”和“严打”成了牛玉强的悲情史中抹不去的两个关键词。         “做梦也想不到大强敢打人！”牛母含着泪水，仍然忘不了当年的惊讶。牛家人关于牛玉强的一切记忆也都与“流氓”无关：他小时沉默、腼腆，“像个大姑娘一样，就算是在家里的亲戚面前也总是沉默低着头”。         牛玉强特别爱干净，从来不穿脏衣服，比两个妹妹还喜欢照镜子。在牛母看来，毁就毁在“太大姑娘了”。牛母表示，牛玉强的性格是别人说东，他不敢说西的。那会儿，在厂区宿舍大院儿里，没上学的孩子有十几个，他们拉帮结派，没考上高中的牛玉强自然“入了伙”。在那群孩子里头，岁数最大的牛玉强却只是个“小弟”、“跟班”。         1984年，牛玉强和其他流氓犯都被送到石河子监狱劳动改造。1990年，因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牛玉强先后两次减刑，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但长年累月的超强度体力劳动，他患上了严重的空洞性肺结核。同年，在监狱的审核下，他被老父亲接回北京。当时，一米七十多的他体重不足90斤。回到家中的牛玉强，浑身长满了脓包。据妹夫描述，最大的脓包有核桃那么大，都烂到了肉里，就是一个个坑。而在监狱里，牛玉强的左胳膊还落下了习惯性脱臼的毛病，有时一抬胳膊或睡觉翻身都会脱臼。         牛玉强深知家里全靠父母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以及亲戚的接济为生，他坚持没大事不去医院，5元一次抽血、30元一次接胳膊，他都嫌太贵。脱臼的时候，他就让老父亲使劲儿帮他往上推，疼得哇哇叫。         1991年，石河子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曾来到牛玉强家中。经过评估，做出续保一年的决定。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牛玉强等着，考察工作组却再也没来过。         其间，在家休养的牛玉强病情也逐渐好转。他很少出门，只是闷在家里写思想汇报，然后送到派出所，送到居委会，送到街道的司法所。每逢北京发生了大案或举办重大活动，民警会来找他谈话。就连出门几天，牛玉强也必向民警汇报。 意外来客        1996年，有人给牛玉强介绍对象——在北京长大的河北籍姑娘朱宝霞。第一次见面，牛玉强就坦白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还是个囚犯，属于保外就医。朱宝霞觉得这不重要，年轻时打架而已。加上朱宝霞觉得自己年纪也大了，已经相了近10次亲，一次也没有看上的。对白净帅气的牛玉强，她倒是一见钟情，“就图他人老实，不是那种特油的人”。         恋爱一年后，他俩结婚了。也是这一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牛玉强所犯的流氓罪被删除。但当时小两口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两年后，宝贝儿子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负担。         牛玉强曾琢磨着出去挣钱，但他身体弱加上没有身份证，找工作基本无望。家里的收入全来自朱宝霞在外打零工每月的五六百元。于是，牛玉强揽下了所有家务以及照顾孩子。扛着重担的朱宝霞从不埋怨牛玉强：“我们之间感觉特别好。他不浪漫，也不挣钱，可说不上来哪儿，就是挺好。”         牛玉强从不说脏字，也不会吵架。“他平时就爱看球，喜欢AC米兰。他很少跟人说话，碰见街坊也会刻意低头。就算是别人说了些难听的话，他也总是一笑了之，理由是‘避免吵架’。”好几次朱宝霞都看不过去，责怪丈夫太窝囊。         在牛玉强的观念里，只要在家里等到2008年刑满了，去一趟新疆办手续拿个释放证明，回来就是普通人了。一家人的日子就这样过得拮据而平淡，偶有甜蜜。朱宝霞曾一度认为，结婚当晚牛玉强贴着耳朵对自己说的“媳妇儿，我们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是可以兑现一辈子的承诺。         2004年4月的一天，两名“意外来客”打破了这平静的日子。他们自称是新疆来的狱警，看到牛玉强在家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当天家里只有牛玉强一个人，他以为就是例行考察而已。过了两天，这两人又来到家里，说要将牛玉强带回去。         牛玉强和朱宝霞顿时傻眼了。朱宝霞一个劲儿追问原因。狱警回答，牛玉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并在逃，已经被网上通缉。之前监狱多次向北京警方发函，要求牛玉强返回，都没有效果。         “网上通缉？他一直好好呆在家里，定期汇报呀！”朱宝霞立刻去找派出所找来民警。在民警的证明下，狱警的态度有所缓和并表示，离2008年4月刑满还有4年，再加上减刑，应该过两三年就出来了。监狱警察回了住宿地，说第二天来带人。         “亲戚朋友们赶来，有人劝牛玉强跑掉。但他不但不跑，一个人已经开始默默地收拾东西了。你说他这人老实不老实？！”朱宝霞说。         当晚，牛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在房间内，牛玉强对妻子长跪不起，没能照顾家里使他愧疚万分，两人抱在一起哭了好久。         2004年4月30日，牛玉强被戴上手铐押回新疆。5岁的儿子在一旁仍跟往常一样玩耍，年幼的他还不知道将和父亲久别。         从牛玉强离家那时起，朱宝霞将房间墙上的AC米兰海报撕下，换上了儿子的照片。她经常为儿子拍照片，说这样牛玉强就能看到孩子如何长大了。老照片中，最大的一张是牛玉强夫妇的新婚照。没有婚纱，没有钻戒，他们只是“破天荒”地在厂里的饭馆摆了两桌喜酒。照片上，朱宝霞穿着烟儿色带花毛衣，牛玉强则新买了一身藏蓝色西装。两个人笑得很甜。         朱宝霞看着照片，掐指算着日子。可仅几个月，又等来一个晴天霹雳。同样是丈夫在石河子监狱的一个女人说，牛玉强好像被顺延了刑期。朱宝霞写信去问，牛玉强才说：“是的，12年，我怕你接受不了就没说。” 监狱疏忽还是警方不作为？         监狱12年来都没个信，怎么说带走就要带走了？这些年来，牛玉强一直呆在家，每个月上派出所报到，怎么就成了逃犯？监狱怎么说刑期顺延就顺延了？         带着这些疑问，朱宝霞辞去了工作，一门心思为牛玉强的事奔波。她辗转于派出所、居委会、街道司法所给牛玉强开书面证明，证明他保外就医14年间一直住在家里，服从管理、表现良好。随后，她又拿着这些材料，骑着自行车找司法部、司法局、高检、高法，领号、填表、排队一遍遍重复。         “司法部说，你凭口就说顺延了，总有个证明吧。可监狱没给我们证明呀。”牛玉强去监狱要刑期顺延证明，监狱不给也不同意复印。最后，牛玉强只能手抄一份《扣除保外就医、请假探亲逾期罪犯执行通知书》，自己画个章，给朱宝霞寄了过去。         尽管得到最多的回答是：“这不属于我们管。”朱宝霞也渐渐有了进展，找齐了监狱提到的法律条文。“司法部终于给监狱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作一个回复。”         收到石河子监狱回复已经是2005年9月的事了。可对方回复的结论是：顺延刑期是正确的。这点也得到了监狱上级单位监狱管理局的认同。此后，朱宝霞再去找那些部门已经不接待她了。         朱宝霞是在向监狱申诉的过程中，才得知保外就医最多只有一年期限的规定。她拿出当年《罪犯保外就医证明书》，指给记者看：“上面只印着‘暂予保外就医’，没印期限。我们又不是学法律的，他们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12月8日，记者就此事致电新疆石河子监狱管教科。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告知记者：“我们不接受任何电话采访。”         在早前《法制晚报》的报道中，曾公布一张石河子监狱于1998年11月25日签发的《提请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的存根，上面有牛玉强的名字，这就意味着直至1998年，监狱都承认牛玉强保外就医的合法性。              记者试图求证此事，对方的语气明显有些激动：“这个通知是一式三份，监狱、北京警方、牛玉强都应该有一份。在注联上，我们写得很清楚，希望北京警方能协助我们在某个时间范围内将牛玉强逮捕，如果仍需保外就医也要及时通知牛玉强办理相关手续。只公布存根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另外，我们每年也都给北京警方发协查函，希望对方配合我们对牛玉强的工作，是他们不作为。现在公布个存根，就变成我们监狱不对了。”说到此处，对方停顿了一下，继而谨慎地表示，“就解释到这里。要采访的话，去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开个证明，亲自来一趟。对于这个事情，我们的材料多了。”         在一份石河子监狱每年给北京警方的发函记录中，记者看到监狱确实从1998年起，几乎每年都给北京某公安分局发协查函。为此，记者又致电牛玉强所属派出所以及该公安分局外宣，对方让记者联系他们市局新闻办。但截至发稿前，得到的答复是：暂时不便接受采访。         在另一份文件中，1995年，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曾对一起因狱警失职而引发的超期保外就医案件作过批复：超期期间应计入执行刑期。这让朱宝霞有了一丝期待：“明明不是牛玉强一个人的责任，为什么结果却要他一个人来承担？”         阿奎那有句名言：法律之所以为人所信仰，不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的慈悲心。法律的慈悲心，这回是否也应在牛玉强身上闪耀一回？在一个早已没有流氓罪的国家，却还有人因此而服重刑，无论如何，都令“罪刑法定”原则产生摇摆。同样的，事隔十多年后，将一个并无再违法乱纪行为且改造良好的罪犯延期服刑，既是浪费监管资源，也无益于对罪犯的改造。         朱宝霞说，最近半年来，牛玉强寄回家的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短。她猜肯定是因为“大强太累了”。坐在沙发上，朱宝霞捧着一沓子丈夫的来信念给记者听，眼泪终于像开了闸般流了下来：“我不求别的，只求法律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处理方式，大强能早点回家。”▲ 狱友讲述监狱风云        在新疆石河子监狱的1号综合楼里，牛玉强以“窝囊”而闻名。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玉强的鼻子骂道：“就你这样的，都给咱罪犯丢人！”不懂人情世故、不知申诉冤情、只知埋头苦干的牛玉强，唯一信念就是——早日回家。 记者/应琛         2010年9月的一天，朱宝霞接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捎来了远在新疆监狱丈夫的口信。这名男子叫田跃进，日前刚刑满释放，回到了北京。早在1984年，牛玉强刚进监狱时就与他认识了。2004年，当牛玉强再次回到监狱时，他俩又分在了同一监区。         12月9日，记者拨通了田跃进的电话。这名也曾因“流氓罪”获刑的狱友向《新民周刊》回忆起了牛玉强的监狱生活。 “窝囊”的流氓         “他实在太老实了！”回首一起服刑的日子，田跃进对牛玉强蹦出的第一句评价便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而在新疆石河子监狱的1号综合楼里，牛玉强更是以“窝囊”而闻名。         “你是顶罪进来的吧？”在走廊上或炊场里，不止一次有陌生的狱友这样问他。甚至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玉强的鼻子骂道：“就你这样的，都给咱罪犯丢人！”         根据田跃进的说法，牛玉强不懂人情世故。例如，他爱抽烟，却从不给管教“上供”；在大伙陪狱警“唠嗑儿”的时候，他却只会闷着头发呆。“别说是监狱，就算在社会上，他也定是一受欺负的主儿。”         作为老乡，田跃进曾试图“提点”牛玉强，但结果跟“对牛弹琴”没两样。这样的性格也造成了“好事儿准没他，苦活累活一准儿找他”的局面。         于是，打饭的时候，大师傅给别人盛两勺菜，只给牛玉强盛一勺；睡觉的时候，他被安排在30米长大通铺的最尽头，离他半米远处，是两个大桶，一屋子囚犯的拉撒，都要在桶里解决；每个月能够打“亲情电话”的100多个名额，更是与他“绝缘”，要打只能等到春节不说，还只有少得可怜的3分钟。         “他的确是太内向了。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要说知心朋友，他一个都没有。即使和我们这些算是熟悉的狱友说话，他也习惯性地埋着头，声音细小而缓慢。”田跃进回忆，每每狱友们侃大山时，他就一个人坐在床边，翻出儿子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         但在狱中的这些年，牛玉强从不申诉，也不抱怨。他似乎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争取更多次的劳积（劳动积极分子），然后减刑，就能早日和家人团聚。         2008年之前，劳改的工作是修水库、挖水渠，要运沙土上山。别人拉五六百斤的沙土，牛玉强却要拉七八百斤。他的个子太小，拉车时稍一低头，就只能看见车在走。而2008年之后，劳改的工作是在车间里生产，虽然工作环境要比沙漠里好得多，但牛玉强却被安排在了工作强度最高的包装组。别的组每天的工作时长在8小时左右，为了赶任务，包装组平均工作时长在14至16个小时一天。因此，牛玉强经常要加班做工，回来时，狱友们大多已睡了一觉。         “早上8点进车间，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有时候任务紧，还得通宵连轴转。一年里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休息四五天。”田跃进说，没有人比牛玉强更听话，“他把自己当牛做马地干。因为如今想要减刑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要积满10次劳积才能减刑。而且干的工种难或累，得劳积的几率才高。”         但牛玉强的表现没能换来狱警的赞扬和同情。反而，同样的工作，别人出了差错没事；若是他犯错，不但要挨骂，还得扣分、扣劳积。         大约是2008年底2009年初的时候，在监狱的例行张榜告示上，已经被扣了两个劳积的牛玉强又被告知要扣一个劳积。牛玉强这才着急了，因为再被扣一个劳积当年就不能减刑了。他少有地主动去找了负责的队长，对方告诉他：“已经上报，没办法了。”接着他又去找了监区管教，管教表示：“不归我管，不知道。”之后在其他的管教那儿，牛玉强同样碰了壁。几次来回无果之下，牛玉强选择了沉默，又埋头于工作。         最后，还是田跃进看不过去，将这件事告诉了与他关系不错的监区纪检主任，这才将牛玉强被扣的劳积补了回去。“这孩子是老实，但也不能这样欺负他啊！” 为减刑不住院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和牛玉强同期突然被抓回去的“在逃犯”，共有27人。而这27人被缉拿时，几乎都已成家。田跃进也是其中之一。1992年4月，田跃进因功能障碍，保外就医回了北京。2003年9月19日，他突然被新疆来的狱警重新带回石河子监狱。田跃进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是直接被带进面包车的，之前刚给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洗完澡。         “保外就医只算了我一年，其他10年顺延刑期。这样情况的有20多人，都在申诉。”田跃进表示，和牛玉强一样，自己保外就医期间，也是呆在居住地，定期向派出所报告，“我从来没接到过监狱的消息，突然就被上网追逃。我们这些老实呆在家的被带了回来，那些真正逃了的，他们倒是难抓着。”         2004年，再次在监狱见到牛玉强的田跃进在聊天中得知，牛玉强的情况和自己差不多。看着他那“只要将剩下的刑期服完就能回家”坚定而充满希望的表情，田跃进没忍心告诉他实情。牛玉强是后来才被告知，保外就医的十几年被监狱认定为“在逃未归”，将不算入刑期，他的刑期被顺延到2020年2月21日。          “牛玉强太可怜了。保外就医期间没有正式身份，不能找工作挣钱，只能靠家里。现在又被通知顺延刑期，他更是觉得对不住家里。”田跃进告诉记者，2002年之前监狱曾经带回过一大批人，都是保外就医逾期未归的，但他们未归的这段时间都被计算在刑期之内。         “同样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算，我们就不算？”田跃进语气中略带不满，当时他们这批人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有的人甚至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而回到监狱的牛玉强比以前更沉默，白天更卖力地干活；每天快熄灯时，他就捧着儿子的照片看，看着看着不是以泪洗面，就是狠揪自己的头发。“才刚四十，头顶的头发都快被他揪没了。要不是担心家里，我看他早就撑不下去了。”         虽然保外就医的这几年，牛玉强的身体明显有所好转。但重新回到监狱，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加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牛玉强不能再和以前比，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2008年前后，田跃进发现牛玉强老是头晕，半夜里还会喘不上气。牛玉强告诉他，自己是哮喘，吃点媳妇寄来的药就没事了。但得过高血压的田跃进知道夜里憋醒喘不上气是什么感觉，坚持让牛玉强去检查。在他的再三劝说之下，牛玉强答应去医生那测一下血压。         “果然，高压190，低压120！医生当时就让他住院，他不，说先吃药看看吧。后来一直吃药，也没低过170！医生劝过几次，他都不肯住院。”田跃进说，后来牛玉强的心脏也不太好，但他知道住院就很难减刑了，为了不减工分，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住院。         这边没日没夜地干活，那头监狱的伙食又特别差。“除了白饭，就是青菜里面撒点盐，简直难以下咽。”田跃进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们还有家里人支援，寄点钱让我们在监狱超市买点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但牛玉强家里经济基础不好，他又不愿连累家里人，一年到头光吃馒头。”         事实上，在知晓刑期顺延的消息时，牛玉强家里才刚申请了“低保”，这还是牛玉强临走前给居委会做义工，铲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才争取来的。         看着身体越来越弱的牛玉强，有好多次，田跃进都劝他别那么拼命，“就他那身体，我都怀疑他能不能撑完剩下的时间。我跟他说，你这么拼不就是为了早点回家孝顺父母、照顾妻儿嘛，那也得活着出去。要是哪天，血管崩了……”         2010年9月，田跃进即将刑满释放。他和其他七八个北京狱友向管教商量，帮忙给牛玉强换了个轻松点的活儿——晚上在走廊当夜哨，白天可以睡觉。这活儿只有犯人中的骨干才有资格干。“谁是骨干，管教说了算。牛玉强都不怎么和管教打交道，从来没当过骨干再正常不过了。”田跃进说。         如今的石河子监狱里，和牛玉强一起去服刑的千余人，大都或者出狱，或者死去，剩下的七八个都是同样被定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而顺延刑期的。算上牛玉强在内，当年因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犯只剩下3个，而按照刑期，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田跃进临走前，牛玉强托他给北京家中的妻子带个口信：“现在减刑幅度小了，让她不要着急。知道她日子难熬，但也要照顾好自己，还有母亲和儿子。”▲ 牛玉强的救赎        其实对于牛玉强案的争议，应该是刑期怎么计算的问题。因此，牛玉强保外就医的时间完全应该计入刑期，刑期至2008年4月就该结束。 记者/陈冰 倒霉蛋牛玉强生不逢时。        年方二十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厉的“严打”，紧接着又被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收进大网，于是乎，一个老实得近乎窝囊的可怜男人，却被称为最后一个“流氓”。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为了争抢“一顶帽子”。历史的诡谲往往如此。         一顶戴在头上的帽子，让牛玉强弱不禁风的脆弱人生从此与“流氓”相连。这顶“流氓”的帽子更是让他蹉跎半生仍然不得解脱。         在那幽暗而又充满黑色意味的二十几年中，他的人生也曾经出现一抹亮色——保外就医让他重拾健康，找到爱情，娶妻生子，其乐融融。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14年中他曾经一度有机会摘去这顶耻辱的“流氓”帽子，却因为自己的无知与蒙昧再度坠入人生的谷底——由于保外就医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历史继续演绎着它的诡谲与荒诞。         从懵懂少年牛玉强到半百之人牛玉强，倒霉蛋牛玉强还在为一个早已消失的罪名服刑，还在为某些权力机关僵化的制度、可笑的失误和呆板的执著而买单，以青春为代价坐实了新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的“交椅”。         牛玉强到底应不应该为一个不复存在的罪名继续服刑？在我国刑法已经修改取消了流氓罪，再将保外就医的他以原罪名重新投入监狱，并依据旧法判处的重刑延续服刑至期满，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情、合理、合法？         银行家安迪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以一把藏在《圣经》中的小锄头凿开了通往自由的救赎之路。倒霉蛋牛玉强可以凭借什么获得那份期待已久的救赎？ 恶法也得执行        很多时候，善良的人们总是基于本心做出常识性判断。一个罪名不存在了，当然就不该为它继续服刑。然而，法律的严苛有时是冷酷而残忍的。就牛玉强而言，他仍然需要为“流氓罪”继续服刑。         记者采访了多位法学专家和刑事律师，他们一致的看法是法院的判决既已生效，就必须严格执行。全国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著名刑辩律师张培鸿指出，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在《刑法》第12条的表述是：“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所以，即使在今天看来多么荒谬的判决，我们依然必须执行。“哪怕是恶法也必须执行。”         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俊民看来，当年对牛玉强的判决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牛玉强持械抢路人帽子，又伙同他人打架，按当时的社会价值判断和认知，他们这些个‘小混混’理所当然会被视为‘流氓’，且按当时的法律，也理所当然地要被‘从重从快’判处流氓罪入狱。”         1979年，新中国《刑法》诞生，第160条即规定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对照法条，也就不奇怪牛玉强为何会被处以流氓罪——他抢人帽子，属于寻衅滋事；打群架，属于聚众斗殴。“那时流氓罪就是一个口袋罪，基本上什么罪行都可以往里装。有人喝多了，在路边撒了一泡尿，被判流氓罪；一个小青年，和朋友打赌，敢不敢亲一个姑娘的嘴，亲了，就是流氓罪……”         法学教授王俊民对那段历史时期中为此付出惨痛教训的著名“流氓”依然记忆深刻。“当年最著名的两个流氓，一是马燕秦，一是迟志强。这二人的罪行，换作今日，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男欢女爱这种事再寻常不过。但在当年，迟志强获刑四年，已经是法外开恩；马燕秦则直接判处死刑。”         其实对于牛玉强案的争议，应该是刑期怎么计算的问题。“从1990年至2004年，牛玉强保外就医的这14年，皆应计入刑期。”张培鸿律师说，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保外就医期间计入执行刑期。再具体来看牛玉强案，在保外就医期间，牛玉强一直以戴罪之身要求自己，他定期到派出所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并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从事任何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一直待业在家。因此，牛玉强保外就医的时间完全应该计入刑期，刑期至2008年4月就该结束。         “新疆监狱方面这么多年有没有找过牛玉强，是通过什么方式寻找的，没有找到的原因又是什么？牛玉强逾期未归，他有责任，但警方的责任则更大。当公民与公权力都有过错，首先应该向公权力问责，而不应该让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另一方面，我认为重新收押牛玉强既没有必要，也不合情合理。首先，按照新刑法，流氓罪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牛玉强当时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另外，牛玉强在外期间一直表现良好，达到了改造的目的。”张培鸿律师认为，重新收监牛玉强并顺延刑期既不文明也不人道。而且对各方无益。“一个公民不应该生活在不确定性中。而法律就是给人以确定性的。监狱方面如此处置，对牛玉强个人，对他的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         张培鸿建议，如果想早日获得自由之身，除了申诉之外，疾病缠身的牛玉强眼下仍然可以向狱方提出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        按照保外就医的有关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改造期间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才可准予保外就医：一是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二是服刑七年以上，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但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改造表现较好，可以不受该期限所限)；三是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四是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         根据《新民周刊》记者的调查，目前牛玉强身体状况非常之差，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可是老实的牛玉强只知道埋头苦干，争取减刑，却不知道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再看看监狱之外发生的保外就医新闻，牛玉强恐怕要再哀叹一次保外就医的14年真的是在虚度光阴了。                2009年媒体爆出了两起有关“保外就医”的新闻：一是保外就医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再创业成功——褚时健冰糖橙热销。另一则是曾被判17年有期徒刑的昔日湖南首富吴志剑，在保外就医期间成立中国神舟公司，发行所谓的内部原始股票，使多人受害，其中包括香港艺人陈百强。         报道称，1999年1月9日，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2002年，70多岁的褚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也就是从这年开始，他转身投入水果行业。褚时健的果园总共有2400亩，有34万棵果苗，事业已有相当的规模。         再看新闻中对82岁的褚时健的健康状况的描述，“（他）精神矍铄，说话的声音沉稳清晰，走路稳健有力，他不需要拐杖，当有人要搀扶他，他多少有点拒绝。”         难怪有人讥讽地称“保外就医”制度让褚时健、吴志剑成了“带病坚持工作”的“劳动模范”。那么真正“带病坚持工作”的“劳动模范”牛玉强为什么不能再度保外就医呢？ 
可否特赦？        老实巴交又不懂法律的牛玉强也许不知道，自己的遭遇有可能成为激活一项名存实亡法律制度的良好契机。张培鸿律师指出，如果新疆监狱方面能够证明牛玉强在保外就医期间重新违法犯罪、或者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应当收监重新计算刑期，那么牛玉强案还可以启动特赦制度。         特赦是全世界通行的重要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表现为宪法的特别程序，从而区别于一般司法程序。一般司法程序的关键在于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确定如何恰当处刑。特赦是对已经判决犯罪的人，或基于人道主义，或基于国家和社会利益，或基于政治考虑，或基于外交关系等特殊需要，而依法作出的政治性决定。特赦是一种法定的重要政治工具，它可以在法治框架内，克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解决一些常规方式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         200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离职前的几个小时内，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签署了141项特赦令和36项减刑令，赦免了141个人的刑罚，减轻了36个人的刑罚。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总统有权对危害合众国的犯罪行为颁赐缓刑和赦免，但弹劾案除外。”在美国，特赦的权力归于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与国会无关。         2000年12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总统特赦事务委员会的建议，签署了特赦令，赦免了美国间谍埃德蒙-波普的全部刑罚。在俄罗斯，特赦的权力也专属总统。         2006年8月28日，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签署特赦令，决定在2006年9月2日越南国庆日特赦5352名囚犯。         2006年8月15日，韩国总统卢武铉颁布特赦令，赦免了142名罪犯；另外，在卢武铉上台之前，原韩国总统金泳三曾颁布特赦令，赦免了韩国下台后被判刑关押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刑罚，将全斗焕、卢泰愚释放。……         现行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规定了我国的特赦制度。自“1954年宪法”确立我国特赦制度之后，从1959年至1975年间，我国共实行了7次特赦。1959年我国第一次特赦的对象为部分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之后另外6次特赦的对象均为战争罪犯。自1975年至今，我国没有进行过特赦，特赦制度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特赦之所以超出一般的刑事司法程序而表现为宪法的特别程序，乃在于其突破了‘有罪必究’的法治常理。而这种政治决定的作出，往往可以在法治框架内，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弥补刚性律法的不足，缓和日益积压的重刑主义气氛，甚至可以有效调节国家的政治气候，解决国家治理上的一些难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急剧变迁，相伴而来的各种矛盾问题积攒在一起，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在矛盾冲突日益激烈特殊转型期，重新激活宪法上的特赦制度，不失为一种解决特殊矛盾的有效方式。它不但可以在合乎法治精神的范围内彰显人道主义，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安抚罪犯心灵和消弭社会仇视，有效弥补“严打”刑事政策之不足，对于重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大有裨益。         “对于那些在证据上有瑕疵，且一直不断申诉的犯罪，以及一些特殊的犯罪都可以考虑实行特赦。” 张培鸿建议。▲ 尴尬的“严打”        “最后一个流氓”牛玉强的出现，让人们再次开始思考“严打”刑事政策的何去何从。 记者/陈冰        牛玉强的黑色荒诞人生，离不开一项特别的制度“严打”。这项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至今已有50余年的悠久历史传统。         与西方国家“重重（对严重刑事犯罪从重打击）”的“严打”政策不同，当代中国“严打”政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这种运动式执法虽然有时也能解决一些眼前问题，但几乎必然造成冤假错案，与法治社会的司法理性要求存在较大鸿沟。         “最后一个流氓”牛玉强的出现，让人们再次开始思考“严打”刑事政策的何去何从。 被严打的“流氓”        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确立了“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而到了80年代，“严打”开始大规模实践。         1983年8月，我国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严打”斗争，这次 “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一直从事 “严打”研究的法律学者秦德良在《“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历史考察》一文中披露，严打第一战役从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万人，检察机关起诉97.5万人，法院判处86.1万人，其中判死刑的2.4万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万人，劳教人员16.9万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第二战役和第三战役分别从1984年8月持续到1986年国庆节，三大战役历时3年5个月，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为达到整治社会治安的预设目标，下级机关或下级行政区域会按上边的要求订立军令状（责任状），确定破案、抓人指标，或自上而下地下达破案、抓人指标，甚至死刑比例。这些做法在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和1983年“严打”中很普遍。毫无疑问，牛玉强们正是这类军令状中设定的打击目标。         在那个“流氓”多如蚊蝇的特殊年代，说几句下作话、哼几声“黄色歌曲”的是流氓；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是流氓；男女之间有过分亲昵动作的也是流氓；调戏妇女的肯定是流氓，打架斗殴的也必定是流氓。牛玉强抢路人帽子，伙同他人打架，被定罪为“流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时至今日，再回过头去看看那段癫狂的历史，因“流氓罪”被错判、重判的冤案不在少数，根本够不上犯罪的牛玉强们只不过是百万分之一的历史牺牲品而已。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严打”。1983年首开先例之后，中央高层又于1996年和2001年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严打”。令人尴尬的是，1983年的严打成果——刑事发案率下降只维系了两年时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到1996年。为此，中央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这次的情形更加让人沮丧——刑事发案率仅仅在1997年有所下降，1998年之后又开始大幅回升，直到2000年底又被迫展开第三次“严打”。         法律学者秦德良认为1983、1996、2001年三次全国集中统一的大规模的政治化、军事化的“严打”斗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犯罪高峰一浪又一浪是这个政策尴尬处境的最好注释。         根据《2001-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即使在2001年“严打”期间，2001年的社会治安秩序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这充分说明“从重从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把罪犯当成敌人的、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具有一定阶级斗争形式的“严打”既不可能对所有的犯罪“一网打尽”，也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它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 尴尬的“严打”        三次全国行动后，法学界对“严打”行动初衷、过程和效果的理性反思逐渐展开。长期致力于宪法研究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指出：“对于严打这种执法方式，法学界看法不一，但总体上说否定或不赞成的较多，已是主流认识。人们不赞成严打，主要因为它不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常态，且容易引发普遍的违宪违法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者按常态治国理政经验不足，不得已搞一次，可以理解。但如果后来者看不到这种执法方式对法治的破坏性，看不到它在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带来的严重问题，将其作为法宝一次次重复使用，那人们就不好理解、难以接受了。”          按童之伟教授的看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是执法机关的工作常态，而严打不是常态，且与运动式执法的界限模糊。用严打这种与运动难以区分的方式执法，很容易造成法检警在警方主导下变相合署办公、权力失去制约的情况，也易于形成纵容刑讯逼供等侵犯被告和相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严打也是造成量刑偏重、冤假错案多发的原因。”         经历过历次严打的童之伟教授认为，牛玉强应该寻求律师的帮助，让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司法上获得救济。“具体到牛玉强的个案，当初牛玉强即使应该定罪，量刑也显然太重了。那是一个定罪很草率，量刑重得离谱的年代。牛玉强如果申诉或有关机关复查，他在严打之后的那几年应该能获减刑，事实上1983年严打后判刑过重的后来大都减了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然后就是自由。无论如何，要牛玉强再服刑到2020年，显然不合理不人道。”          “平时不严格执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问题严重了就严打，不是搞运动胜似搞运动，社会自然难以治理好。最初的那两次严打运动特征尤其明显，2001年那次除个别地方外，运动特征不很明显，这是进步。一般来说，运动式严打就像一个人不按时吃饭，经常一两餐甚至一两天不吃饭，饿极了就暴食一次，长此以往，这人的身体自然好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