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三明教pve雪河文王:吕日周：地方改革创新需政府放权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中财网时间：2024/05/09 12:21:23

在中国山西这个单一色彩很浓的地区，出现了一个经中组部批示成立的社团组织——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担任会长的是曾掀起“中层变法”的原长治市委书记、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从一线具体行政工作退出的吕日周转向思索最多的是，如何通过中介组织的力量，将地方改革创新之星火予以评估、推广。近日，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吕日周在北京接受了《凤凰周刊》记者的专访。《凤凰周刊》：地方创新的典型，以前和现在存在哪些成长困境？吕日周：过去的政治典型存在“三部曲式宿命”：先是自生自长，树立榜样；然后是隐恶扬善，大加宣传；最后是问题成堆，墙倒众人推。在这方面，中国走过悲剧式道路的典型不少。比如山西大寨的艰苦奋斗挺好。但随之对它的需要是政治的需要，被政治形势所利用。典型本身内在的节奏被外部因素打乱，变得迈不开步伐，结果形势一变化就在一定时间内倒掉了。目前这种“典型三部曲”很少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地方创造的改革典型出现了新的逻辑曲线：即改革典型是在“没有红头文件的支撑，没有领导的首肯，没有法律依据”三无情况下进行的，遭遇的局面是“群众欢呼声、中间争议声、上级不吭声”。这样的典型创造出来后人民认可，但上级领导站在政治角度很难立即决定是否支持。因为一旦支持，领导就要比创造改革案例的人担更大风险。原因是如果更上级领导否定了，首先受到压力的是中间层领导。由于这个担忧，上面故而推迟了对典型的肯定。此外，在创造改革案例的过程中肯定有一部分干部因权力受到威胁、利益受损失，就说不同的话。有一个早期的例外是安徽的小岗村经验，一出现就受到当地党委支持，后经陈云、邓小平排板而走向全国。但小岗村式“运气”毕竟是少的。凤凰周刊：依据你的经验和思考，如何破解地方改革“自生自灭”的困局？吕日周：如何破解？那就是让政府把一部分权力交给市场，交给人民，交给社团组织。让民间力量出来说话。社团组织要进行评价，看看哪里干的好，干的不好。很长时期，地方的改革创新都是先由媒体报道出来。但媒体的问题是，官方媒体不好表态，而社会媒体因生存原因虽反映及时，但不够深入全面，针对这个情况，经中央部门批准，我们在山西成立改革创新研究会，研究案例。对每个有影响的改革实践案例，我们带领一批专家去调研，一般一年多时间，去3次左右才发言，同时还要跟踪研究。这样经过评估、总结、归纳、演绎4个方面的过程，使得案例教育的新规律、新体制呈现出来，推广到全国。现在有些不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看法还存在，一个是理论界纠缠于人治法治的问题，造成改革者的负担。一个是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是体制问题，个人力量很微弱，结果往往是人走政熄，意义不大。还有官场内有人对社团组织的中介作用持怀疑态度，有无端的担心。凤凰周刊：一个地方有成功经验，然后媒体报道，取经者云集，这种模式有何不妥？吕日周:各地政府取经，本身没有什么不妥，热情是好的，但是由于受基础性规划影响和思维方式的约束，指导思想往往不正确。实际上很多人是为了看热闹，赶潮流，搞旅游，结果取不到经验还造成当地麻烦。这种无序而重复的教训反映了现在宏观面上缺乏一个“举一反三”的类似“案例法”的组织性合力。凤凰周刊：社会团体研究地方改革的案例来，能多大程度上助推改革？吕日周：现在我国体制出了问题，用体制内允许的办法，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这必须要通过创新办法来解决问题。地方改革创新的案例就是提供了一种具体执政的新方法，这正好是中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精神与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管道。方法也是法。当然，停留在介绍地方所创造出来的新方法，还不够。其他地方还不敢借鉴着做。因此，还要研究产生方法的背后原因，这更重要。这背后的原因，光研究也不好说明更多的面上问题，更多的案例就能找出规律。我们设想找十几个全国有代表性的改革创新突破性案例，有的案例正在计划做，有的刚开始，有的做了比较长时间。现已涉及山西、河南、陕西、云南、山东、四川、贵州等省。我们选择案例的标准是在某些方面必须是全国独创的，又符合中央精神和人民意愿的。我们将分别对这些案例进行总结、评价、归纳、演绎，抽象出规律来，然后再从每个案例分别总结出的规律基础上，进行更广泛意义的提升挖掘，提出几个一般性规律。研究成果一方面向上传递，供领导参考，增加推广的决心，一方面进行宣传，统一大家认识。凤凰周刊：从实践来看，由于官场的敏感性，在宣传与谨慎之间的把握上，社会团体与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心理尺度。吕日周：我们也不愿意在宣传上过多做文章，因为研究时间短，没有太大把握。但有的案例，已经工作两年多了，觉得可以适当向上建议和民间宣传这两个渠道并举了。在地方改革案例调研中，我们都和创造案例者积极沟通。如果他们要求坚决不请记者，那就不宣传，如果商量可在一定范围内宣传，那就控制范围。不宣传、小宣传、中宣传、大宣传，这些我们都在考虑中。昆明去的次数多，我们觉得那里的执政方式很有价值。去年我们与很多部门在全国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昆明加强党的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研讨会，那次会不宣传，再一次开会也不一定宣传，还想多看一段时间。凤凰周刊：中央编译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改革研究院、天则研究所等，国内推动改革的组织性力量已有一些。那么山西改革创新研究会对既有格局有哪些自己的贡献？吕日周：我们感到很长时间里，理论界研究有“空对空”的倾向性，这样的研究不太过硬，从理论到理论，不容易说清楚，你说一套他说一套，到底哪个对？我认为还是要以实践的案例为重点研究。中央编译局是在党的方针路线与具体实践的空间当中大做文章，做的不错。我们的工作，是希望在改革创新时代，领导干部做案例，科研单位总结案例，党校行政学院讲案例，上级单位推广案例。在这4个层面之间建立起一个畅通渠道。我这个想法曾写成建议，早在2002年就获得中央领导肯定，并批转到有关部门。凤凰周刊：山西改革创新研究会的案例调查报告是面面俱到地介绍和分析一个地方改革的各项工作，好像重点不突出，更像是一个向上级提交的调研报告。不像中央编译局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只围绕地方的一个创新点，比如草原110、阳光信访。吕日周：这是我们的不足，但也是一个妥当的处理。首先我关注的是领导班子这个主体以及所做的各项工作。我看问题的思路是，党的建设与各项具体工作之间有内在的规律。任何一个地方它能搞好，必然是党的建设加强了，因而发展的思路明确了。但我发现一些地方一般性的总结时，党建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政治发展规律是三张皮或四张皮的。我们试图改变这一情况，但又很难。现在中央编译局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和其他推动改革的组织性力量，因一些研究方法与官场执政方式是拧着的，有些争议。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更重视综合，极力要使我们的工作和地方经验得到上级的肯定。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把改革肯定了，创造案例的人就有希望走到更高的位置上，促成全国形成一个改革创新带头人的群体，引领新的改革大潮的到来。凤凰周刊：你最近带队去昆明进行了调研，感觉到仇和从宿迁到昆明，执政方式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吕日周：他更注重法制了，定了很多纪律和制度。但我想法律出来了不一定就是法治，还是要民主选择一批搞法治的干部。邓小平曾说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关键在领导核心。如果下面是一些不想搞法制的干部，那么就是一篮子法律也没有用。凤凰周刊：调研中有没有发现值得向仇和提醒的问题？吕日周：一个地方工作再好，也会有不足之处。昆明一个集中问题是，下情很难反映到书记那里。我看昆明还是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应进一步研究科学工作法，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相配套。我认为科学工作方法：一是发现问题，二是公开问题，三是解决问题，四是追究责任，五是案例教育。我最担心的是美妙的思路悬在半空中。也许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凤凰周刊：这个问题与仇和沟通过吗？吕日周：沟通过多次，我和他无话不谈。我和仇和书记说，具体有这么几个企业家和干部的名字，可以直接找他们开个座谈会，不用别的官员参与。因为这些同志向我反映，他们的苦恼反映不上去。有些干部对我是欲言又止，说“你跟仇书记那么好，我不敢说”。仇书记现在对自己很有信心，但体制造成的问题太多了，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自信的人应该在形势大好的单位内充满痛苦，应该高兴不起来。体制问题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通过民主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去管理干部，通过民主解决腐败，进而使我们渡过“民主关、腐败关、干部体制关”这3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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