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明教堆什么属性: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赵鑫珊)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１米７０，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题目叫“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４６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１９９５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交谈。

　　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

　　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英雄美人情结”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１９６０年分配到广西。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

　　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１８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秋后算账”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马寅初校长捐５００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２０人）有３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Ａ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 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Ａ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右派”。

　　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 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５００。

　　２． 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３． 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２０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５００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

　　１． 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

　　２． 送校外（比如斋堂）劳改两年，保留学籍。

　　事实上我也看到两年后有右派回校再跟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

　　３． 一般右派跟班学习。不过他们很孤立，一般同学很怕同他们接触。怕扣上一顶帽子：同情右派，立场不稳。一般右派学生寒暑假可以回家，但要向当地居委会报到，目的是接受所在地的居民群众监督，不许乱说乱动。

　　那是一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火药味特别浓的时代。不过当年批判右派的时候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和“喷气式”，基本上是文斗。

　　９年后即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则是一场比反右猛烈十倍，涉及面大十倍、疯狂十倍的非理性政治运动。

　　这两场运动我都经历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的冲击更大。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把漏网右派分子赵鑫珊揪出来示众！”（地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后我接到北大给我的平反通知，我的问题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查阅任何史科，仅凭自己的记忆，免不了有偏差。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