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三纯阳pvp技能加点:甄岩：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和正式发表以及领导整风反右斗争

（一）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进入1957年4月，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全国各地都在讨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毛泽东通过南下宣传讲演，特别是杭州座谈会，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重要作用。

1.召集开会，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毛泽东刚从杭州回到北京，4月10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谈话从中午12时35分持续到下午5时10分。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不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在询问了4月10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是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都德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等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2.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4月19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毛泽东文集》第7卷，P292、293）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3.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1957年春夏之交，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异常快。毛主席和党中央原部署：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随着，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及其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由于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毛泽东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所以，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4月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同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4月3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44人。毛泽东讲话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些情况后继续说：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放在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表示：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不同意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5月5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间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针对信中提到的将引起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批语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央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459-460）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P457）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同上）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5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同志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

4.毛泽东认为，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极大。

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即4月30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

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5月4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一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酌情处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P455、456）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二）进一步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基本走上轨道，毛泽东从1957年4月24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1.毛泽东修改讲话稿。按照毛主席2月27日的讲话稿，3月30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主席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就拖了下来。胡乔木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随后，他又送上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基础上进行的。

2.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

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2月27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4月24日起，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到5月7日，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稿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2月27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他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即：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的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以上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一次稿中的手稿部分，1957年4月24日至5月7日）

——5月8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5月8日晚10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稿”。

这次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第十这四节。另外，改了两个标题，第五节，改为“关于知识分子”，第九节改为“关于群众闹事”。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在论述了只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一段是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提出来了。”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第十节，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物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5月9日和10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稿”。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是否是为了文字的精炼？因为，后来到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有人曾在网上发表文章，诬蔑“毛泽东的《正处》是别人写的，只不过署上了他的名子”。就从这一段毛泽东修改《正处》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人也没有毛泽东这样高的理论水平和文笔风格。这篇理论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闪烁着不朽的理论光辉。

（三）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1.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

党外人士在不同场合、各种意见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领导力度。从5月1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5月2日）、《同群众共甘苦》（5月3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5月7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中共中央委托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5月8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民建副主委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补充时，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5月9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建副主委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建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闽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耳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闽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5月10日，座谈会进入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民促副主席王绍鳌，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鳌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1）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2）从制度上求得保证；（3）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4）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5月11日，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促中央常委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委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5月13日，第五次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促中央常委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3.社会上急剧升温的气氛，也影响到了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

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5月15日，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还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4.中央统战部召开专题座谈会。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之前，统战部还于5月6日、7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5.社会动向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和警觉。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5月14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5月10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当时，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治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面对，公开鸣放中出现这种局面，他没有完全料到。这种变化，引起他的警觉。必须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判断和决策。

——5月14日晚9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1时。到会的有：除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5月16日，继续开会，从晚9时到次日1时20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是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分子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并提，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看来：右派分子和反共分子，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6.毛泽东决定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6月12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统帅全文，开头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他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评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这也对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起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并且感到，“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鉴别真假善恶的标准：“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对于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他仍然认为“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又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说：“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有两三个五年计划，估计也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469-475）

7．毛泽东决定“引蛇出洞”。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翼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477-478）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这样，中共中央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发生了一个变化，有了两种方针。一种是对待善意的批评，无论怎样尖锐，都要让其充分地放，而共产党则要彻底到地改。这类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种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恶意言论的，也要放手让他们放，但暂不批驳，使他们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8.中央统战部继续召开党外人士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

前面所说的毛主席的文章和中央指示，当时都没有公布，传达的范围也非常小，社会上一般都不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5月16日到6月3日，又开了七次会。

——5月21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5月8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

——5月22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发言，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6月1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6月2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从5月15日到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这期间举行的25次座谈会上，有108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9.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5月19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合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5月23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10.毛泽东摸清情况，作好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准备。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虑，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9日）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过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以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7年9月22日）

邓小平在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当时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基本如此。

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一面继续鸣放，一面作反击右派进攻的准备。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指示还要求跟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外可靠的左派分子打个招呼。

5月23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最后，刘少奇讲话。指出：小平同志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当前的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7年5月23日）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四）毛泽东又开始修改《正处》讲话稿。这一时期，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面对右派进攻所作的观察和思考。

1.他发出征求意见的第一稿（即自修稿第四稿），半个月后，5月24日，又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范围里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他批了一段话：“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这次修改，对各节标题和顺序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在内容方面，主要作了以下修改和补充：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第三节，增加了关于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合作社的许多矛盾的论述。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第五节，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后来，在这一段的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扩充。

第七节有少量补充，并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

第八节有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吸收了南下谈话的内容，并根据客观现实所存在（特别是新近暴露出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所作的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时期实际的论述。此后几天，5月25日、27日、28日，毛泽东又对这段话作了三次补充修改，形成最后正式发表的定稿。

另一处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2.5月25日，毛泽东改出征求意见第三稿。要求立即印发上次所发的有关同志，以及当天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他在批语中写道：“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并特别注明：“我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这些重要修改是什么呢？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分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后来修改时，又全部删去了。

二是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三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增加了两段话：“这是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有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今后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当然，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要看那些意见、批评是否合乎上述六条政治标准。如果不合，那就会丧失监督的资格。因此，任何民主党派都要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3.5月27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第四稿。他在通知中说：“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所说的“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后来再作修改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一修改很重要。显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到了，不能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强调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将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则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此外，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后，又加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样，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更加符合客观现实状况。

4.5月28日，毛泽东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3小时内，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这次修改，主要是个别地方的文字润色。当天下午，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问题。

5.6月1日，在几位“秀才”参加下，毛泽东对《正处》又作了一些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第五节，对七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更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内容，扩充了篇幅，加重了分量。第八节，在讲“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地方，加上了两句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加上了“他们要从各个方面首先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后来这句话又改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6.6月9日凌晨，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毛泽东把这一稿称作“六月八日修正稿”。

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节。原先一开头就谈两类矛盾的区别。这次改写，扩充成很长的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同时，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修改，终于即将问世。可以说，这一篇重要理论著作，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

6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改完最后一道，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六月上旬，局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1.资产阶级右派猖狂活动。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6月6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甚至杀气腾腾地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2.毛主席批示：“值得注意。”6月6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毛泽东批语，手稿，1957年6月6日）

3．右派用匿名信恐吓革命干部。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恐吓事件。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5月25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6月6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威胁的匿名信。（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4.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对右派反击。

吴冷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6月7日上午，毛泽东约胡乔木和他去，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接替邓拓工作的问题。以下是吴冷西回忆的摘要。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十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吴冷西《回忆毛主席》P39、40、42)

此前，毛主席已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p835）

6月5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6月9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6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6月8日和10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P285、286）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503、504）

（六）毛泽东一边指导运动，一边继续修改《正处》讲话稿。

1.6月14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毛泽东注明“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这次修改，把第十节的标题“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改为“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样，全部十二节的标题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2.其他小的修改。第一节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二节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第八节对“双百”方针的表述，改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第九节，在谈到闹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义的地方，加上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第十二节，加上了肯定苏联经验的一段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3.《正处》的修改，基本结束。

6月16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第二天，又有一次修改，这已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注明是“最后定稿”。《正处》讲话稿的修改工作，从4月24日开始，至此全部结束，前后共55天。

4.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主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文章发表后，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许多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195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5.这篇著作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篇著作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如果从《论十大关系》算起，经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致黄炎培信》、1957年“一月会议讲话”，经过这些思想上和和理论上的准备，才于1957年2月发表这篇讲话。随后，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继续思考、研究，经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天津等地干部会议上的四次讲话，先后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正式发表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因而毛泽东在认识上、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方法。比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前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最重要、最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除了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也是毛泽东晚年最光辉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七）从反右派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十分注意抓舆论导向工作。

1．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从反右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十分注意抓舆论导向工作。为此，在关键时刻，他都亲自写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就是6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

文章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文章提出，在新闻问题上也要作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这个讨厌的东西，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此时，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此报告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批驳了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2.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3.注意作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6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528）

6月28日和29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作他们的工作。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P358、359）

4.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特别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反动的右派言论是客观存在。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有的头面人物，操纵了民主党派，猖狂地向党进攻。如章伯钧操纵的民主同盟，罗隆基操纵的农工民主党，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530、531）

（八）召开青岛会议，总结经验，部署下一步工作。7月1日，毛泽东乘飞机飞往杭州。6日到达上海。8日晚，就整风反右问题，在上海市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七月还是反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整风）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他说，在民主党派整风时，要把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为了总结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

1.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结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一文。

2.7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3.《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8月3日，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7日）

所谓重要补充，主要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精辟论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543、544）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探索从政治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毛泽东在这里还强调：“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此还对我国的前景作出了重要展望，他说：“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548、549、550）

（九）毛泽东继续督促指导整风反右。

1.青岛会议后，毛泽东继续督促指导整风反右。8月1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强调：对深入揭发挖掘出来的右派中的极右分子，要登报“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在“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强调了注意政策，揭发批判要：“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还指出：“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

然而，当时在党中央领导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他们对毛泽东强调地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摆事实，讲道理，注意政策的指示置若罔闻。这就引起反右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而到毛主席逝世后，在邓小平领导下，由胡耀邦主持，所谓“纠正反右扩大化”，他们却一股脑儿将错误推到毛主席头上。

2.毛泽东主持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从8月18日至28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9月3日至18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3.他从杭州驱车来到海宁县七星庙，观赏了著名的钱塘江大潮。赋诗《七绝 .观潮》一首：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2时，离开七星庙。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4.在上海。会见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澂等，一起吃了晚饭。18日离开上海前，专程到国棉一厂看了大字报。

（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于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会议通过了一批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

1.会议前，9月19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说：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工夫讨论。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他在讲话中还谈了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9月19日）

2.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看待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10月7日）

3.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

10月9日下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邓小平就整风运动、体制、农业问题和减少脱产人员等问题作总结发言。最后毛泽东讲话。

谈到整风，毛泽东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发展，要传下去。

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1956年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1956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也没有害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论断，有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强调了“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当然，这个时候强调的重点，仍然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重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对修正主义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后来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掌权之后，在讲话中，曾武断地讲：毛主席没有对修正主义的内涵给予准确的界定。这完全不读书、不看报的官僚、党阀的胡说八道！)请看毛泽东所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他特别强调了“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393、394）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使他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所以，到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他就再三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个论断，在1958年召开的中国八大二次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到大跃进过程中，一次重要会议。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时候，毛泽东就形成一个重要思想：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他后来提出：政治统帅经济，“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基础。同时，他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