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y工会互刷什么意思:《反行为》各家言（之一）

杜润生（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些都应该找一找，不能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过双方“互动”，才实现了今天的农村改革。在这中间，农民的“抵抗”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1]
       对于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集体经济”制度安排，农民的态度是并不那么赞同的，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先“退”（退社），后“包”（包产到户），再就是所谓“两面性政策”。[2]
       什么是“两面政策”呢？就是“两付面孔”，表面一套，似乎接受了你的制度安排，背后则另有一套。是一个“维持会”的架势。农村经济被划分为两个层面了，一个是明面上的，一个是私底下的。
       有的地方，队长鼓动社员都去偷若干。估计全国粮食产量中，有接近百分之二十是被农民私下拿走了。但也不要把大脑袋装在小帽子里（过分强调了这一个方面）。
       许多人问：中国农民为什么没有“造反”？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拥有这些“反行为”，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使自己可以过得下去，因此就没有必要去“暴动”，和以“性命相搏”了。
 杜瑞芝（原广东省农委主任）：   
       （你们的调查）很不容易。要搞到这些材料很不容易。调查，北方条件要好一点。广东的情况，让我们说，还可以写得更充分、更生动。但本质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应该下苦功夫，农民的生动的语言多的很。
       我们的农业社制度，应该说是失败的，农民是跟它做过斗争的，是起伏不定、波浪式的，各个时期不一样，大体上，从社外反抗——包产到户，到社内单干，最后到包干，才算了结。
       （广东）最早1956年冬到1957年，农民（尤其富裕中农）是大闹退社，我们反了以后才要搞社内包产到户，在社内单干。因为不能在外单干了，只能在社内单干，包产到户就是这么发生的。从此就开始了这一个历史进程。[3]
 梁林（原云南省委农工部长、省政协副主席）：
       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研究很深。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至于杜老提出的问题）[4] 云南有好些地区是从“人民公社”退回去了，是假集体。在坝区，是集体化了，但农民一直想办法抵制我们。怠工，想办法搞自己的东西，特别是闹分队。而在边远山区边疆地区就是明集体暗单干，然后就是外逃。
 霍泛（原山西省副省长）：
       （读《回乡纪闻》）看来，你们那儿的老乡对你可真好啊！……事情大体就是这样的。[5]
 刘友成（原湖南某县计委主任）：
       拜读了大作（《土的奥秘》），写的很好，特别是结论部分写的好。文章虽平淡，道理很深奥。内容很实在，受益匪浅。揭示了湖南农村多年来农民虽然靠集体的田，但更重要的是靠自己做土的文章而生存的诀窍。
       问题搞清楚了。确实很清楚了。[6]
 谢凯（湖南省老干部）：
       （《土的奥秘》）读来痛快，有血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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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91－1992年，在研究小组例行会议上的讲话。杜老还几次指定笔者专门负责此项调查。但因1992年的欧洲，和1993年的美国之行，到1994年我才得以开始这项工作。遂有连续的两次山西之行，并在这一初步调查之后，确定它“终于可以立项研究”了。
 [2] 在有关的专门研究中，我曾把农民的“反行为”分作三个阶段，即早期“懵懵懂懂的时期”，其后的“大梦初觉”，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后的“制度成熟化”。根据杜润老的以上意见，我把最后一个部分改为“两面政策”。
 [3] 在广东调查中，杜瑞芝曾给我很大帮助。对调查报告《一个来错的地方》，也给予仔细的审阅和批评修改。他和林若（原广东省委书记）对广东早期自发的包产到户（以及土地改革等），都有很有价值的“口述”。他们都参加了1997年北京养蜂夹道的会议（会议的成果多体现在《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一书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和1998年在广东的会面。
 [4] 从第一次调查开始，每次调查之后我都向杜老汇报，调查之前，也要征询他的意见。云南调查前，杜老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在云南这样的地方，是真的集体化了还是假集体？……
 [5] 1995年，杜润老曾经回乡探亲访友，我正在当地调查，并按计划与他碰头。当时霍泛老人即询问过我在作什么研究？1997年，在养蜂夹道会议上，我把有关的调查报告（即《回乡纪闻》）给他批评，遂有上述对话。应该指出，霍泛的回忆（包括他在中央政研室、中央农工部以及广西工作的经历），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有很高的价值。
 [6] 在湖南的调查中，有许多人应该感谢。特别是刘友成、刘步瀛、彭水梅等人对我的调查报告都做了认真仔细的审阅和批改。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