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剑网3童心客刷新点:《反行为》各家言（之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8 11:47:32
吴思（《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文章（《蔫坏与反行为》）提到了你的“反行为”的观点，[7] “农民总是要种地的，否则他要挨饿”，寥寥几句，却大有意味。我忽然意识到对农民行为的线性计算是有问题的，他们的搭便车行为在接近死亡线的时候会发生重大变化，所谓边际成本递增之类的道理就会起作用。偷懒的边际成本也是递增的，到了最后几步，逼出大包干或逼上梁山等等便是边际性的常规反应。
大作（《偷与瞒产私分》）读了，写得很精彩。经你一点，我才意识到这种办法是一种流行甚广的对抗策略。
我插队的村子有个顺口溜：“大队干部偷，小队干部搂，社员缝个大兜兜。”说的就是这种事情。但是在涉及生产队财产分配的公平性的时候，又有一道界限：如果某人偷得太多，造成了内部分配不均，就会有其他社员向干部抗议，干部制止不力，就会引发哄抢，迫使干部出面压制大偷，维持一个大概的内部公平。我就处理过这种事。
这篇文章在国内也有可能发出来。尽管文章体例不合《炎黄春秋》的选稿常规（重大人物和重大事件），我也可以先试试看。我估计《中国改革》及其所属的《改革内参》（发行量超过十万）会更感兴趣一些。假如写作时突出事件性和人物性，《南方周末》的往事版也会感兴趣。如果你不熟悉这些媒体，我可以向他们推荐。
虹影（作家）：
哇，附件里的东西（《接受再教育之余》）真是好东西。你这回答就是最好的，正是我想要的。[8]
你的文章（《从历史的深层看》）非常有意思。正如你说的，俄国农民（所谓富农）的反抗，是武力压服的（就这点来说，应当“重读”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其中透露不少暴力细节）。中国的情况，依据你的调查，和平的多：
“它无须大的暴力反抗（甚至与大规模的反抗无关），而仅仅依靠那些静悄悄的日常行为而最终修改了制度，导致了制度变迁，这是其他国家多没能做到的。”
事实是否完全如此？
魏斐德（F. E. Wakeman，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
对于你在那种艰苦和孤独的条件下所作出的努力，让我表示我们的钦佩和支持！[9]
魏昂德（A. G. Walder，史坦福大学教授）：
读过你的关于反行为的研究，感觉很好。不知你的书能不能在香港发行？那时如果你想让我写几句评论，我会很快乐的去做。
陈仲礼（加拿大学者）
文章拜讀。很明白不写分折性文章原因。可幸我对你的著作亦熟悉，如大梦初觉（大学服务中心网），及登在改革内参文章等等。你十年多所作的农民访问，是所有研究农民行为学者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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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思在《北京青年报》（2002年8月27日）发表了《公家的田里好长草》一文，我在读后写了《蔫坏与反行为》（参见本书附录），并请他批评。下文所说《偷与瞒产私分》（《明报月刊》2002：8），取自2001年我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是第一篇在海外发表的关于“反行为”的文字；嗣后，在吴思和陈敏的帮助下，摘要发表于《改革内参》（2003年第5、6期）。
[8] 2004年初，虹影发来电子邮件，征询我对其写作的意见。我遂写了下面一段话：我倒希望你写一点关于农村题材的，比如我说的农民“反行为”（我之所以关心《饥饿的女儿》，和被拉上与你见面，也是因为农村的那些事；另外，你私人回忆触及的并不小）。你读过贾平凹的插队回忆吗？附件是我写的一段访谈，也算是一个初步解释。（还有）我现在一个学生就写了土地改革的论文（《征服》），很有突破（和你一样，都是从“倒霉鬼”入手）。另一个写了“大跃进的A、B、C”。没想到，上述“对话”被摘录在了《绿袖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一书之中。
[9] 1990年代中期，美国同仁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和欧中坦（Jonathan K.Ocko）教授来访，给我的“反行为”研究以很高的评价，并讲给了一些朋友。遂有以后的一系列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