鳎目营养:在武大讲文革记录稿之三

这样的革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夺权了。按照党中央社论的说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接受了锻炼，成了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后给了他们极大的权力——你们是可以揪斗人的。我从北京串连回来碰到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说干吗？他说，我们到广州去揪陶铸。陶铸是谁？是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说这话就像去抓一个小偷一样：“我到广州去揪陶铸去了。”确实还揪到了，因为陶铸在武汉工作过。

这样的一种气概，这样的一种权力，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从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可以找到一些对应。在这一点上，我想所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所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错事坏事甚至恶事的人，每个人都不能够用一种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往深处追究，这样的一批人，它是国家机器造就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的机器在八九之后造就了另外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维护稳定的力量，在很长时间以后呢，很可能是掘墓人。我想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往事以后呢，我把文革经历的几个阶段跟大家做一个粗略的这么一个介绍，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如果以后还有兴趣，可以自己找资料看，尽管现在找资料不是特别方便，但网络上还是非常多。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一个发生过的历史，除非这个历史被我们已经整理得非常干净，被我们认识得非常深刻，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要不然，这个历史会永远跟着我们一直到多少代以后，还会跟着我们。

文革是1966年5月16号，就是刚才片子里的5·16通知。这个通知透露了一个信息，只是这个信息在当时没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当时在报上没有点明，但是会读报的人从那样的语言、气势，很快就读出它背后的人物。（朗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5·16通知的核心部分。

5·16通知发出以后，我们省，最先抛出来的几个人，其中重量级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长李达。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举手给我看看，好吧？不错，不错。最近的时代周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于李达的经历，对于李达最后的死，我不知道大伙知道多少，对于造成李达这样悲剧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因为文革以后，因为许多难于启齿的原因，因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们把当初自己的做过的坏事打一个包，都扔到四人帮那去了，这些人就永远躲在四人帮那个大包袱的背后。当时可以说，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员和教职员工包括李达的秘书，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李达是6月初被揪出来的，6月初就是我们学校开始闹腾起来的时候。当时听说李达被揪出来了，就我的观察和记忆，没有一个人为李达说话。因为当时认为，凡是被我们党揪出来的没有好人，因为我们党数十年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的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四清下台干部，我们所有的整过的干部，都是英明的，正确的，所以李达和副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三个人被揪出来，凑成一个武大的三家村的时候，李达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最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当时到武大来看李达大字报比现在每年看樱花要热闹得多，而且是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地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师生，现场做讲解，有的时候还动员工人农民来。我看过上个星期的时代周报上一篇采访关于李达最后的日子报道上说，有个农民来了以后，拿个锄头就要砍死李达，就说李达这个家伙反对毛主席（笑），这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感情。还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训他，骂他，学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顶上，一天24小时，一个多月之后，李达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是文革初期，由各级政府精心策划抛出来的一批，他们定的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我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淳，因为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还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当时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这段时间，是一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或是一次权力内部的一次行为。刚才的那个片子我想纠正二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说“当时造反派进来”，我想说这个概念错了，一个概念用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当时揪出李达的，不是造反派——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诞生造反派——而恰恰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数月之后，因对待是否要造省委市委的反，才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随执政当局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多数都成了都成为保守派。你们看，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但是，历史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几次翻烧饼，昨天还在台上，今天就进牛棚，上台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让申辩，这样的苦果，许多人其实是尝过的。

文革一开始就沿用了49年以来的一贯的做法，就是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种镇压，一种权势的暴力，因为文革开始的几个月里，迫害或屠杀的都是毫无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刚才那个卞仲耘，就是说她出身大地主家庭，还有一个就是她参加过什么北京市委的二月兵变，二月政变，这些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一个中学的老师她哪儿去兵变去？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一批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他们在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毛泽东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稍有不从，他们就非常习惯派一个工作组，抓学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虫。当时抓了很多这样的人，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而学生当中有一批人，也开始分化出来了，你文革说是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刘少奇、王光美到我们北大清华来，怎么抓我们学生作为黑手和右派呢？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当中积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子弟在八月份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浪潮。当时出现了一幅很有名的对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强制性地贴到了每一间教室门口，把当时所有非红五类的人都赶到了一个另类的立场上。而这场声势浩大的伤人极深的一个所谓的红色恐怖运动，除了对准老师以外，马上又对准学生，学生受到的苦难，受到的压抑，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歧视，还可以忍受，后来他们面临的是肉体上和人格上的污辱。当时已经有学生自杀，特别有女生自杀，因为女生更脆弱，有的时候她受到的污辱超过了她的底线以后，她就会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而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他让这场闹剧再往前演进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当中，毛泽东一言不发，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提出了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十月份的《红旗》杂志13期刊登出来，第一次明明确确地提出来“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整那些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的人”。他们这些人在近几个月以来把矛头引向广大的学生广大的老师广大的群众，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毛泽东这么一手，立即把三五个月以来积聚起来的群众的矛盾给点燃了，群众所有的压迫感都被这样的一句话释放出来，连我们都觉得，一辈子没这么热爱过毛主席，听过这么好听的话，说是要整党内的，不是整学生，不是整知识分子了，所以当时对这样的一场运动诞生了文革史上应该界定的后来叫做造反派的一批学生。这些人和前面的红卫兵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的红卫兵，我给你们说吧，贺龙的儿子，陈毅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儿子，所有中国元老的孩子们都是他们的骨干。那么，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由师女附中红卫兵干的，这个组织的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还有那个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许多高级领导领导的孩子，他们当时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就是相当于纳粹的冲锋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每个人可以随意地打死人，没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们。甚至是支持他们。当时——刚才王老先生说了，他们说是江青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反正是有一套话。当时我们听到的却是最高当局说的。这样一来，把整个年轻学生的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部分。

当时我们学校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从你们原来武大的老教务长到中文系主任，到各个系的骨干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测等院校的教职员工的孩子，非常多，他们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他们想革命而不得的这样一种痛苦，被毛泽东的一句话解放出来了。我们要让那些革命群众起来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那么，同样是一个领袖，这个时候成为了这一批一直没有勇气去套近乎，把毛泽东叫作自己的主席、红司令的孩子们，他们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我本来今天想请几个武大原来的老校友一块来，让他们在和我的对话中谈谈他们当时的经历，他们都特别忙，刚好是博导在忙答辩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觉地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去欢呼这样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到来。这个革命原来是没有他们资格的，现在毛主席恩准了他们有这样的资格。这时候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是有前缀，比如说，武汉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新华工红卫兵，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新湖大红卫兵，有新华农红卫兵。那么，这样的一批红卫兵成为了向当时的省委、市委、军区发起挑战的一支动力，他们开始完成毛泽东关于文革党内斗争的一个布署。(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