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飞日斩年轻时:从陈白尘日记看“四清运动”

从陈白尘日记看“四清运动”

○　陈 虹

“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持续时间长达四年之久。最初它的内容只是于农村的基层干部中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以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但不久它便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的一场深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政治运动。

作为中央的直属机关，中国文联亦派遣了大批的干部参加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第一批的时间为1963年的8月至该年底，人数不多，地点在山西省文水县；第二批为1964年的秋末至次年6月中旬，参加者占到机关总人数的一半，地点在山东省曲阜县；第三批为1965年的9月，地点在北京郊区顺义县，这次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剩余人员。身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陈白尘此时已年近六旬，且患有严重的腰椎增生，却也不甘落后，成为文联机关中为数不多的连续两次（第一批与第二批）参加“四清”的作家。

中国文联第一批“四清工作队”出发的时间，正值《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颁布后不多久，运动正处于试点阶段。据有关资料记载，山西省境内共组织当地干部2435名，于19个公社、166个生产大队开展“四清”工作。其中省委的试点有3个，地、市委的试点有40个[1]。中国文联进驻的文水县孝义公社即属省委的试点之一，在当天的日记中陈白尘写道：

去16人（先去14人）＋作协5人＝21人

另：省委3人、妇联2人＋县委8人＋各公社1人（共18人）

总数＝50余人

孝义公社位于山西中部的汾河流域，按照上级的部署，“马村、上贤二大队先搞，然后是孝义大队”，共分成四个阶段展开——“第一，准备阶段：包括思想上、组织上与材料上的准备；第二，‘四清’阶段：将所有账目一一清查，对基层干部重新考察；第三，对敌斗争阶段：该地区土改搞得不彻底，地主富农并未完全打倒，有必要专门划出这一阶段；第四，建立制度，推动生产：这是河北与湖南二省于前期运动中得出的经验。”（9月4日日记）

陈白尘及工作队的同志们将“家”安置在了大队部，半天参加劳动，半天扎根串连，很快便与群众打成了一片，并寻找到了依靠的“根子”。该时在他的日记中，除了大量的调查来的第一手资料外，还出现了这样的心得体会：“1，人是有两重性的，有长处，也有缺陷，不要说好就什么都好，说坏就什么都坏。例如有许多劳模犯了错误，但并不表明他们以前的表现是假的，不可把他们的过去全部抹杀。2，目前阶级斗争的特点之一是‘阶级渗透’，例如‘招驸马’（干部入赘地富分子家当女婿）或‘嫁女儿’（地富分子将女儿嫁至干部家中），最终由她们掌权，当上‘内阁总理’。3，干部堕落的关键原因有二，一是金钱，二是美女；有了钱就挥霍，就浪费，浪费如同感冒一样，是百病之源。4，在‘和平土改’地区，地主的浮财没有全部没收，因此私下里仍很有钱，有钱就可以行贿，有钱就可以使鬼推磨。5，贫下中农的队伍不太纯洁，有人以前当过土匪、伪军；而所谓的‘勇敢分子’，也多是些流氓无产者。6，群众对蜕化变质的干部从心底里是痛恨的，但又认为‘是我们身上的肉’，盼望他们能够改邪归正，重新作人。”在对“如何开展农村工作”一事，陈白尘这样总结道：“工作方法有四点——第一，先让干部‘洗手洗澡’，如果背对背的检举通不过，则进行面对面的揭发；但不许打人，不许扫地出门；允许申辩，允许翻案。第二，扎根串连，即自己一定要深入群众（最好住在贫下中农家），得以了解并掌握复杂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第三，忆苦思甜，即整理出阶级档案，进而写出村史、队史、家史，从中挖出造成贫富的根子。第四，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以之判断一切，解决一切；首先是‘讲’，其次是‘查’，最后才是‘定’。”……由此看出，这一时期的“四清运动”开展得尚为平和，而中共中央也下达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

从陈白尘来讲，这一次的下乡令他感受到了更多的新奇——“9月5日：与群众交谈，了解了许多新鲜的事情。”“9月8日：要与群众真正结合，必须实现‘三同’。一是可以从中改造自己，二是可以从中获得创作的源泉……”由此可见，1963年的“四清”似乎更加注重参加者自身的改造；对于文化人来说，上级委派给他们的也多是这样的任务：“在访贫问苦与扎根串连之后，立即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现在就要动手，在知识青年中培养骨干力量，编写好村史和家史。”于是他们便开始行动了——“9月13日：晚间参加村史编写小组活动。”“9月15日：约高占山与编写组人员谈合作化以来的情况。”“9月20日：晚间听宋志民讲述文水县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9月22日：与村史编写小组商谈工作安排，包括采访与分工。”“11月30日：去马村，与老黄交换意见，建议先拿出一份示范性的村史。孝义的条件不够，最好交马村完成。”“12月10日：下午孙福田、邹荻帆等六人来，总结村史写作经验。”“12月13日：孙福田等人来，对孝义大队的村史材料表示满意。下一步开始对具体人物进行采访。”……从这时起，陈白尘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的采访笔记，以及众多的人物年表。其中《吹唢呐的人——阎洪元家史》一文完稿后，即发表在了1964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上，这也算作是陈白尘于这次“四清”之后上交的一份“作业”吧。

但是作为一名戏剧家，陈白尘时刻不忘的仍然是他的“本行”——抑或叫“本性难移”，或是“技痒难忍”吧。这天是12月16日，运动进入了斗争阶段：“晚间参加地富分子受训会。……他们的衣着都不错，有的相貌也不难看，有的说话更是颇有一套。其中张××最凶，王××最坏，阎××最恶，张×最伪，李××最顽，张××最滑。”——他所关注的仍然是被斗者的不同性格。陈白尘正式干起“私活”，是在下乡后的第三个月——“11月23日：写出《干部好》歌词一首，拟请人谱曲，但不满意，不精彩。使用农民语言真困难。”“12月11日：开始写独幕剧《队长回来了》，至晚成一场，得4000余字。”“12月12日：写第二场毕，得5600字，多年来未有之速度。”“12月13日：今日得5200字。史掌元来，谈半小时，希望改成歌剧。颇感困难，不知能成功否。”“12月22日：史掌元为《队长回来了》作曲毕，初试尚可。”“12月23日：史掌元又将曲子修改了一遍，较为满意。”

其实“不务正业”者也绝非陈白尘一人，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在马村大队庆祝贫协成立的大会上，邹荻帆高声朗诵了自己新创作的诗歌；在孝义镇举办的秧歌晚会上，瞿希贤兴致勃勃地四处采风……回到北京之后，陈白尘向上级领导汇报自己的工作，不曾想其内容仍然是“本末倒置”：

参加了孝义大队的“四清”工作；参加了马村的部分斗争；参加了全县的大会，做了一些个别访问。

写了一首歌词、一个剧本、一篇家史；拟了一个多幕剧的大纲；为他人看了两个剧本、两首诗、一个电影脚本，均提了意见；为文化工作队讲了一次话（《生活与创作》），共三小时；为《新港》杂志写文章一篇；代表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参加山西省文代会，并作发言……

从这一时期的日记来看，陈白尘的情绪是高昂而又兴奋的——这无疑与他第一次深入农村有关，也与他根本没有领会清“四清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有关。其实该时的作协其他领导，在认识上与陈白尘也不相上下——就在第一批参加“四清”的人员返回北京不多久，他们即召开了一个内容为“深入生活”的座谈会。周立波发了言，分析了“定点式”与“定居式”（即“柳青式”）的不同；陈白尘也发了言，大谈自己下乡后的收获和体会，其中当然忘不了他的那首《干部好》和那部《队长回来了》……

中国文联派遣的第二批“四清工作队”是于1964年的11月底出发的。这时的形势已经远远不同于一年前了——从文艺界本身来看，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已经下来：“……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文联领导不得不派遣大批的人马前往农村进行脱胎换骨。至于全国的形势，此时《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第二个“后十条”）均已发表，对于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不仅作出了更加严重的估计，而且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至此“四清运动”进入了“大兵团”作战的阶段，中国文联派往山东省曲阜县的队伍，亦成为这百万大军中的一支基干力量。

这是陈白尘1964年11月15日的日记：

文联召开“四清工作队”核心成员会，宣布“四清工作委员会”成立。严文井为主任，委员则由各协会选派一人组成（有吕骥、华君武、周文、李之华等人）。作协参加“四清”的共有63人，分赴六个片；其中陶洛片15人，下辖五个村；我与阎纲、杨匡满、杨惠贞在东陶洛村。

工作队定于11月28日、29日、30日分三批出发；作协为最后一天。

出发前的半个月，为“战前整训”，不是听报告，就是分组讨论，以解决作战思想与自我革命的问题。传达报告中说，就连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也对自己的“右倾”思想作了检讨，并提出：“‘双十条’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右倾。”此时在陈白尘的日记中屡屡出现这样的句子——“自己若不彻底革命，最终则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不怕牺牲！”“要克服右倾思想！”这是11月17日陈白尘记录下的侯金镜的发言——“第一，这是一场斗争，是反修防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敢于革命，敢于胜利；不做胆小鬼、怕死鬼，不做溜边的战士。第二，要以‘十条’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无论是战斗意志，还是组织纪律、生活作风，都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三，要立即行动起来，紧张起来，首要的一点便是反右倾——在经济上、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先检查自己是否‘四不清’；同时还要克服自卑感、自满情绪（参加过四清者）、自由主义（高谈阔论）、温情主义、畏难情绪（怕生病、怕受伤、怕挑担子），以及三心二意（偷偷进行创作）等等。”11月26日，陈白尘在日记中为自己制订了三条纪律——“第一，生活不搞特殊化；第二，不分心于创作；第三，加强原则性与组织纪律性。”为了实现彻底的改造，所有的“知名作家”均按照上级的旨意“更名换姓”。陈白尘选用了自己幼时的名字“陈征鸿”，他相信没人会认出自己来了。

11月30日，作协的队伍终于出发了——“晨8时15分赴火车站。老舍、刘白羽等来送。车上观他人下棋。晚9时许抵兖州，睡甚甜。”根据中央的精神，此时的“四清运动”一改过去以县委领导的办法，实行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集中力量重点开展“点”上的工作。为此进驻曲阜的“四清工作团”成为了一个“混编”队伍，除中国文联外，还有山东省的以及沂水地区和济宁、曲阜等县的干部，甚至还包括曲阜师范学院的师生。这些人比文联的队伍早到了几天，在12月1日的日记中陈白尘这样写道：“9时许乘汽车抵达公社，听工作队指导员报告；11时再乘车出发，下午1时许到达东陶洛村，王成业（组长）、刘元高、赵满来接。晚参加社员大会。”

与一年前的“四清”相比，这一次着实严格了许多。仅以“三同”为例，即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12月4日：听传达，……谭启龙强调这是政治问题、原则问题、阶级感情问题、自我革命的问题和恢复优良传统的问题。做到这一点，才不会出修正主义。现在掉肉，是免得将来掉头！”于是乎工作队中的每一个人，首先要过的便是“三同”关。

先说“同住”。陈白尘与曲阜师院的学生刘元高一起被分派在贫农牛德山的家里——“那间小草房以前是牛家的厨房，很矮小，放下两张木板床和一张油渍麻花的小方桌以后，所剩的空间小得可怜。之前刘元高已买了八斤白石灰把墙壁进行了粉刷，显得干净了一些。天太冷了，陈白尘的‘优越条件’就是他有一条狗皮褥子。他是老寒腰，但是房里无法取暖，老陈没办法就吸烟。每天早上，刘元高总能在那张桌上看到一到两个‘大前门’香烟盒。有时他也会点上几张报纸或一点玉米叶烤烤手脚再上床。”[2]这是数十年后由他人采写的一段文字，当年陈白尘自己则无一字的记录。

再说“同吃”。在陈白尘的日记中，同样没留下任何的记载，直至十数年之后——即1982年他才在《云梦断忆》一书中写下了一段极为简单的回忆：“‘三同’只能是基本做到。因为‘同吃’这一点，只实行了两个月，便因病倒的太多，而改在合作社包伙了。这点，群众并不要求我们，而且每月收12元的伙食费，群众是不过意的。因为他们只能以山芋藤熬少量山芋块以及用山芋粉做的牛皮似的煎饼来喂我们，他们实在拿不出别的东西来——他们连吃盐都还困难嘛！”[3]

至于“同劳动”，陈白尘则一点也不含糊，只要稍一空闲他便扛起农具下田——“12月6日：较昨日大有进步，不感到太累了，腰部仅略有酸痛，再锻炼几天会更有进步。”由于有了亲身实践，第二年春耕时他竟大胆提出了采用“包工”形式——即老、中、青三结合。这天是1965年的2月9日，日记中虽然记得很隐约，但李钧却通过采访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一天顶得上两天干的。这让工作组的同志很受启发，以后他们就一直用小段包工小组作业的方法。有时天下着小雨，社员们也照样下坡劳动。”[4]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之下，不要说创作之类的事根本不可能了，就连思想上也被频频不断地告诫：“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不是‘左’倾。”“为了真正地发动起群众，那是要死点人的，有些人死得并不冤枉。”于是上级领导下达了这样的任务——“首先要开展‘练兵’，即以反右倾为纲，进一步解决自我革命、彻底革命的问题。其中包括：1，分清敌我，明确阶级斗争的新形势；2，克服‘怕’字当头以及调和主义的思想；3，彻底发动群众，相信他们自己能够解放自己。”谭启龙的报告则更加鼓动人心：“社教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现在是总攻的前夜，绝不能掉队！……工作队中如今存在着三种人：革命派、调和派、投降派。许多老同志都有着光荣的过去，但更要有一个光荣的将来，要珍惜自己的历史，在大革命中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12月4日听传达报告后的日记）就这样，先入为主的他们，一个个抱着宁“左”勿右的态度，相信了这样的判断——“整个公社有1/2的政权不在我手——8个大队的政权被篡夺，12个大队发生了和平演变，4个大队被敌人所掌握。”（12月1日工作队长的报告）“全县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手中者达60——70%。”（12月11日上级领导的讲话）

东陶洛村共有八个小队，陈白尘与刘元高、赵满等人分在第三小队工作。根据上级的指示，他们完全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着手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清查小队干部的工分与各类账目。“干部普遍不参加劳动，普遍四不清。在当地一个强劳力一年只能挣到2500个工分，但是支部书记却能高达5000，等于雇了一个长工。”（12月6日采访日记）于是乎队长王振海、副队长孔昭成、会计孔宪恩、现金保管郑永昌成了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仅仅一周的时间，便大功告成。12月8日的晚上，召开全队社员大会，刘元高代表工作组宣布清查的结果，陈白尘则于最后作总结发言：“贫下中农终于站起来了，掌了权，但还要继续斗争——四不清才有了一清，下一步还要进行退赔，让他们把多吃多占的粮食退还出来！”在当天的日记里，陈白尘写下了六个字的评语：“大成功，小胜利！”

12月21日，第三小队召开了斗争“四不清”干部的大会。“原准备16人发言，但会上又有自动报名以及第二次、第三次发言者，共达30人次，证明群众是进一步发动起来了。王振海几乎被打，群众情绪高涨。……这场斗争似获全胜，但还要分析研究。”刘元高的激动就更加难以控制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王振海站在那里像个俘虏，手在发抖，眼皮下垂。郑永昌像判处死刑的囚徒枪决前的样子，没精打采。”很快，退赔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刘元高形容说：“农民高兴得就像当年斗地主分胜利果实一样。”[5]陈白尘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牛德山家的后墙都被踩蹋了。”

工作组的第二项工作，是向群众宣讲“双十条”。上级是这样部署的：“12月26日至1月1日，宣讲‘决定’部分及第5、7二条，组织社员讨论，每人申报自己的阶级成份，由工作组讨论决定；1月2日至12日，着重宣讲第1、2、3、4、10条，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掀起一个新的高潮；1月13日至25日，着重宣讲第6、8、9条，并进一步核实‘四不清’干部的材料。”可能是看中了陈白尘的资历与水准吧，这一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了他的头上。于是他认真地备课，尽量做到联系实际、突出重点——“12月28日：今日讲‘双十条’，尽力使用群众语言，仍觉吃力。讲的是第5、7二条及规定中的第4条，8时开始，9时半结束。”“12月29日：饭后为社员补讲‘双十条’，连读带讲，一人独当。”“12月30日：8时为干部补讲‘双十条’。三次宣讲，着重点各有不同矣。”等到第二年，就连第四小队的群众也一齐跑来听了——“1月9日：上午讲‘双十条’中的第2、3、4、6、8条及规定中的1、2条，达三小时。精疲力竭，但还有效果。”刘元高的日记则更加具体了：“风沙唿哨，天气又冷，讲话非大声不行。老陈连续演讲，不下三小时，累得声嘶力竭，但效果很好。”[6]

工作组的第三项工作，是发动群众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上级是这样部署的：“第一步，先确立积极分子群；第二步，从他们之中选出‘根子’，进一步培养与提高之；第三步，由这些‘根子’串连起更多的贫下中农，最后建立起正式的组织。”这项工作既繁重又复杂，不仅需要耐心，而且需要诚意。于是全组人员倾巢出动，轮番寻找不同的对象谈话……12月12日，大队的贫协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了。12月29日，第三小队的工作也有了起色：“振田先做检查，景田、繁玉、焕青、德山等相继发言，全都认真地检查自己，真是意外的收获！积极分子的教育工作水到渠成矣。”1月7日，第三小队的贫协组织终于成立了：“晚间召开会员宣誓大会，致开幕词。会后，召集四名会员开会，选出庆友、繁生为正副组长，并宣布纪律。”

在刘元高的记忆中，此时的陈白尘是异常亢奋的。一次社员大会结束时，他竟挥臂高呼：“贫下中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令在场人员颇感吃惊[7]。这样的情绪绝非其故意做作——此时的他不仅不会再去写那种肤浅的《干部好》的歌词了，而且已经虔诚地将这场运动当成了脱胎换骨的战场和反修防修的阵地。妻子染病吐血，他没有请假回家；自己感冒发烧，仍坚持“轻伤不下火线”。他整天都在考虑工作，考虑如何才能不犯右倾错误——“12月22日：胜利了，但出现胜利后的彷徨，有不知如何下手之苦。”“1月3日：到处是荆棘，仿佛没有出路，很苦闷。晚上咳嗽厉害，全身疼痛，终不成眠。起身对近期工作冥思苦想。”“1月12日：学习别队的经验，有追赶不及之感，怕走过场也。”

1965年的2月2日是旧历的春节。自1月22日起，中国文联的队员们即被召到曲阜县城学习，内容为刚刚下达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月27日学习结束，回北京休假；2月7日（即阴历的正月初六），又重整行装，返回生产队。

按照党史专家的说法，“二十三条”的制定对整个“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它纠正了前段运动中所出现的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极端严重的“左”倾错误，解放了大批的干部，使一度紧张的农村局面得到了缓和。从负面的影响来看，“二十三条”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思想冲突的直接结果，由于它明确地提出了今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不仅使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然而，当时的陈白尘却丝毫不了解这一复杂的背景。前一阶段的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他是深有感触的——“1月16日：下晚，孔繁昌从文昌阁上跳下，伤头，并吞铜烟头，欲自尽。一时人心浮动，王成业召开紧急会，稳定人心。”孔繁昌原是东陶洛大队的贫协主任，被工作组定为“严重四不清干部”，决定当晚召开批斗大会，于是他便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据刘元高回忆，那天在组长王成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陈白尘一句话也没有说，尽管这件事并非发生在第三小队，但他的心中却沉甸甸的[8]。

在县城集中学习的这五天时间里，大家的热情似乎都不太高，终于有了一个进城的机会，无不忙起自己的事情——“1月22日：先理发，后去曲师集中。晚与李之华一同去洗澡，再与侯金镜谈心，吃果子。”“1月23日：晨学习。因昨晚睡不酣，打瞌睡了。读‘二十三条’，有所得，但讨论时发言者均泛泛。晚与林元等看电影《战上海》。”“1月24日：上午学习‘二十三条’。中午参观孔府，纯粹封建式的地主生活方式，俗不可耐也。晚未去看电影，与侯金镜长谈。”“1月25日：上午传达谭、曾、陈的报告与讲话。中午去孔庙、颜庙，均未开放。下午讨论，无多言。”“1月26日：上午继续学习，均心不在焉。下午提前作总结，一时许即结束。抽空去孔陵，看孔尚任墓，吃馄饨。晚看电影《万紫千红》。”“1月27日：午后去鲁国故城（周公庙），未开放。吃炒面。5时集体乘汽车至兖州火车站，吃大饼油条，极香……”

这究竟是因为“贪图享乐”的思想又抬了头，还是对“二十三条”的纠偏精神难以接受，如今已无从得知了。但是当春节过后，陈白尘等人又重新回到东陶洛大队第三小队时，眼前的一切几乎令他们无以接受了。从该时的日记来看，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被批斗的干部天天登门要求平反，甚至怂恿神经病人前来捣乱；积极分子则是一肚子埋怨：“过去好比是让我们放火，现在又要我们去救火，不烧死才怪！”于是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重新查账，退还赔款，甚至向被“扩大化”了的干部赔礼道歉；再后来则是整天学习，内容除“农业六十条”和“二十三条”之外，还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矛盾论》等等。刘元高、赵满等年青人不免牢骚满腹：“难怪毛主席要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些人实在是太自私太落后了！”陈白尘则急忙打断他们的话：“人若不是太穷，也不会这样的……”[9]

时隔若干年之后，陈白尘终于在他的《云梦断忆》里将这段生活做了一个回顾与反思：

起初是轰轰烈烈，大哄大嗡。名为依靠贫下中农，并且还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但我们在工作上并未向贫下中农学习，向他们请教，而是自上而下地往下灌。后来搞“左”了，又纠偏；这一纠，坏人反而又抬头，贫下中农依然故我。而我们那一片的工作队第一把手只好偷偷溜走，因为有人要扣留他，重新算账。这一来，我们这群队员便慌了手脚，有的也打算溜号。而后来保护我们的，还是像牛德山这群真正的贫下中农。他们陪我睡，并在夜间站岗放哨，以防不测。最后离村时，还发动群众欢送，使得一二个企图捣乱的人不敢吭声。[10]

这时的陈白尘心情无疑是痛苦的，迷惘的，他不仅不会再去高呼“万岁”之类的口号，而且在日记中频繁出现了“苦闷”、“大苦闷”的字样。唯一令他稍感安慰的是，自己前一阶段的工作似乎还不算太“左”——也就是说“右倾”思想铲除得还不彻底吧——就在别的队员惶惶不可终日并开始撤离村子时，他却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情——“5月27日：晚饭后王振海拉我去办公室，抽出一张颂匾的原稿：‘明镜高悬’，急止之。”

工作队第一批撤离的时间就是在5月27日这天的早晨，他们是悄悄走的；第二批是在6月11日，主要是沂水地区的干部；第三批为6月14日，主要是曲阜师院的师生；文联的干部是最后走的，这天是6月16日。离村前最后三天的日记，陈白尘是这样记载的——“6月14日：德山与繁玉主动跑来陪我同住，保护之意，可感。”“6月15日：晚间来看望我的积极分子达三四十人，小屋中川流不息。焕玉坚决要留下陪我，共三人矣。”“6月16日：9时上路，德萍大哭，德山垂泣，景萍、令兰亦流泪，送行者达四五十人，是最多的一次……”——山东省曲阜县东陶洛大队长达半年之久的“四清运动”就这样灰溜溜地结束了！

对于这场波澜壮阔的“四清运动”，陈白尘究竟是怎样认识的？他不是政治家，更何况又处在了被毛泽东批判的“做官当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尴尬境地，为此他只知道要彻底地改造自己——作为一名作家，即必须要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好作品来。分手之时阎纲曾赠诗一首：“风雷送人行，泗滨落征鸿；刀笔重利刃，白发如谁雄！”刘元高亦于信中赠诗道：“与君一别长相忆，相见哪得一戎衣；祝君长寿多加餐，文坛繁传好消息。”——大家的祝愿也无不相同。回到北京之后，陈白尘则一头扑进了创作当中，他拿出了早在山西时就已拟好的提纲，创作出了一部三幕话剧《第二个回合》。这一作品无疑是陈白尘的失败之作，其老友沙汀亦于信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像‘社教’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仅仅参加了一两次，解放后又很少到农村，这怎么能写好呢？更何况目前还不是写的时候。”[11]

那是十余年后的1980年，他终于写下了自己的悔恨：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剧本虽然并未发表，也未及演出，仍不免于遭受口诛笔伐，其罪状之一是：“你把地主分子写得那么凶狠，是鼓动他们变天！”当时我真后悔，为何又搞这捞什子创作呢？不写不是更好么？[12]

——这就是陈白尘在“四清运动”中的全部历史，说它蹉跎也好，说它坎坷也好，它所留下的无疑是一段中国作家们的真实而又蹒跚的足迹。

后记

2000年的春天，曲阜师范大学的李钧先生打来电话，告知他亲自去了陶东村，采访到了陈白尘当年的房东牛德山，并且又与原曲阜师院的学生刘元高取得了联系，阅读了他在“四清运动”中写下的全部日记。不久，李钧便完成了《陈白尘在山东》一文，发表在当年第6期的《时代文学》上。我非常感激他，这不仅因为他帮我寻找到了诸多的早已尘封的史料，更因为他这个出生于“四清”之后的晚辈学子竟也关注起了这段历史，这又不能不让我感到惭愧。于是我从书柜的底层翻出了父亲留下的五本日记（包括笔记），那些发黄的纸张和模糊的字迹，无一不在叙述着那段令人难以面对的历史，那段从虔诚到亢奋，又到迷惘与痛苦的心路历程。我想，它们是有代表性的，就让它们为共和国文学史中所残缺的这一页作个聊胜于无的“补充”吧。

[1]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4]李钧《陈白尘在山东》，载《时代文学》2000年第6期。
[3]陈白尘《云梦断忆》，第23页，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第1版。
[5][6][7][8][9]转引自李钧《陈白尘在山东》，载《时代文学》2000年第6期。
[10]陈白尘《云梦断忆》，第23页，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第1版。
[11]《沙汀日记选》（1964年10月12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12]陈白尘《〈陈白尘剧作选〉编后记》，载《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