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舵机:身边的民谣

                                                   身边的民谣

                                                      蒙勇鹏

民谣是社会民情的折射，这一点早已为诸多人士所认同。每每回味各个时期的民谣，总觉得在反映社会民情方面，民谣比许多文人的刻意吟咏要有力得多，也浅显明白得多。民谣的一针见血，民谣的精彩修辞，民谣的言简意赅，绝不是几个酸臭文人坐在屋子里能苦思冥想出来的。

就拿山西宁武县有个名叫姜海红的人来说吧，此人在当地是个乞丐，以乞讨为生，识几个字，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却有一套拿手的本事，会编出一串串针贬时弊的顺口溜，切中要害，令千万人传唱成诵，真真地不简单。

比如说，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姜海红就说过这样一段民谣：“社员吃的六两粮，拄的棍棍靠的墙。干部吃的六两粮，又娶媳妇又盖房。”你听听这段民谣够多么辛辣，对大集体时代的不平等刻画得入木三分。用的是中国语言学中的对比手法，寥寥数语，写尽人间辛酸，社员没有特权，吃六两粮就是六两粮，没办法，身体都不能站立，只好拄着棍子靠着墙才能活下来，而队干部却能倚仗职权，多吃多占，形成强烈的贫富差距对立。在以后改革开放的年月，姜海红又编出了新段子。最初，他把当时的社会现象概括为“上乱下不稳。”有人说你这话太反动，他反驳说，怎么能说反动？我是说得女人，你看看，现在的时髦女郎，头上是烫发，够不够乱？脚下穿的是高跟鞋，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够不够稳？人们听了他的解释，明知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也不好辩驳。后来，在整顿党风期间，姜海红又说：“酒盅子变成大碗啦，送礼变成现款啦，男女作风不管啦，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党风基本好转啦。”这段话又被一时传为相当精辟的概括。在当时，闹学潮那阵子，姜海红说了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共产党不能骂，小平不能下。”你看看这个乞丐有多清醒？还有，八十年代那阵子，县级干部纷纷购置进口车，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姜海红就又编发一段顺口溜：“县长蓝鸟，书记皇冠，一个八万，一个十万，开车上街圪转，群众跑来观看，书记说，别看别看，都是你们的血汗。”在宁武县，姜海红的名言，当时成为大人小孩都能说得来的段子，好多饭店为了吸引顾客，竟把姜海红的段子录成一盘带，放到录音机里一遍遍地放，引来顾客一阵阵笑声，饭店的生意由此很红火。在当时，我身边的几个文人曾结伴到宁武，专门走访过姜海红，可惜我没有去，失去了与这位民间语言大师结识的机会，过了几年，听说这位大师就去世了。

又比如，在我们老家山西偏关县，就曾用几个字概括过历任县委书记的政绩。这段话是这样的：“白立志的库，李枝荣的树，张世全划开女人们的肚，朱祯祥来了个穷夸富，赵杰只调班子不开步，高映德惹恼个老寡妇。”这几句话，都有出处。七十年代的县委书记白立志的确是靠大修高山水库起家的，本人升为省水利厅副厅长，人很正直，做官也廉洁，在我们村下乡蹲点时，我就亲眼看过这位身为县委书记的大人物坐在大队部的石窑里给我们开会，晚饭不出去，因他是高度近视眼，行动不方便，就在大队部的炉子里烧几颗山药蛋，一边吃一边用地道的五台方言说：“我就爱吃个烧山药。”这样的官现在可是找不到了。可是他的确干了许多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说法。后任的李枝荣又确是靠植树造林起家的。再后任的张世全本来是个很务实的实干家，可赶上八十年代初上面大力强调计划生育，强力推动人工结扎，引起人们的不满。到了1983年之后，当时的地委书记选中了一位原平的公社书记朱祯祥突击提拔为偏关县委书记，此人好大喜功，硬把小小的偏关说成是小北京，数字造假登峰造极，最后省里划定贫困县，就把偏关变成了非贫困县，失去国家扶贫的诸多机遇，在后任书记赵杰手上，想尽千方百计，才把偏关贫困县的帽子又给拿了回来。可在赵杰手上，只调班子不开步也是事实。而到了高映德手上，此人本来一身正气，但缺乏应付官场的足够经验，在前任县里一位领导去世之后，这位领导的家属要把给立碑的费用拿来让高映德报销，高映德认为此举不合理，不符合国家的规定，就拒绝报销，遂与这位领导的儿子发生口角，情绪激动时抬手碰了这位年轻人的眼镜，眼镜破碎，刺伤眼睛，就此形成风波，这位老领导的夫人没完没了，与高纠缠不休，极大地影响了高在偏关的威信。从我们老家的民谣看，老百姓心中的确有一杆秤，是什么就评价你什么，很少出错。

十多年前，在胡富国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有人就编过一付对联：“大官小官金银换，大案小案杜五安。”横批是“胡支乱收”。不管这付对联说的是不是事实，但你得承认，这付对联编得绝了。因为这付对联正好把山西的4位执政者的名和姓嵌入其中，当时的省纪委书记名叫金银焕，当时的副省长就叫杜五安，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胡富国，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是支树平，大官小官金银换，用名字道出官场流行的买官卖官的现实，大案小案杜五安，用名字的谐音道出在官场上把案件捂得严严实实的真情。横批“胡支乱收”，又用胡富国与支树平的姓把官场腐败的责任归罪于这两个人。尽管好象说得有点冤，但也没有人能站出来驳倒它。其实，至今山西的老百姓对胡富国时代的执政作风很怀念的。

又如，在陈希同落马之后，尉建行就任北京市委书记，有的人就编出一付联：“腐败分子陈希同，反腐倡廉尉建行。”谐音是“腐败分子成系统，反腐倡廉未见行。”你说这妙不妙？

民谣就是一个民间舆论的管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你不能禁止老百姓思维，只要你不能彻底封上他们的嘴，他们就要用一段顺口溜说出他们心中的爱和憎，尽管没办法登上正式出版物，可是在老百姓的嘴里口耳相传，形成一股舆论力量。即使再专横的统治者，你总不能把每个人凭借自己的观察得出的社会评价系统像电脑系统刷新一样清理得一干二净，换上你需要的思维模式。重视民意，恰当地引导民意，推动社会进步，才是聪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