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佩恩六道里的女生:古典音乐怎么了？

    每天我都要从多伦多巴佛士街地铁站乘车去上班，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我会仔细听一下喇叭里面传出的古典音乐，这是由多伦多交通委员会负责播放的。尽管我很享受在上班途中能有莫扎特或维瓦尔第的音乐陪伴，我也明白委员会放这些音乐可不是为了迎合我，而是有其他的目的。

    位于市中心的巴佛士街地铁站是多元文化中心，附近设有多所高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每日来往于此，这种复杂的交织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矛盾。因此，多伦多交通委员会便想出了播放古典音乐这一招。

    公共场所的古典音乐十分常见：大卖场、停车场，以及其他人群密集的场所。多伦多交通委员会也不是唯一采取这个办法的交通部门，在伦敦地铁站于2005年开始播放古典音乐之后，地铁站内抢劫、攻击和破坏公物犯罪率呈明显的下滑趋势。芬兰和新西兰也取得了同样的成果。这最早是来自加拿大的点子：1985年，一家温哥华便利商店想出了这个创意，随后很快就推广到了其他地区。现在在整个北美有大约150家便利商店都在播放古典音乐。

    作为古典乐爱好者，我总是认为它可以对人们产生神奇的魔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最残暴的野兽也能安静下来。它可以驱赶走小偷的邪念，让他们去做一些更体面或对社会更有益的行当。

    但是我更清楚的是，在公共场所中播放的古典音乐是要特意让某类人感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有人称其为“音乐杀虫剂”和古典音乐的“武器化”。在巴佛士街地铁站内，委员会对音乐的选择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快快走，守规矩；这儿可不是你欣赏音乐的地方。”

    有社会学家担心这样使用古典音乐反而会进一步将社会分化成为不同的年龄段、阶层和种族。而古典音乐界也有许多人为这种音乐的“新”功能感到不悦，英国音乐评论人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就认为，将古典音乐作为治安手段是“对这种高雅艺术的大不敬。”

    事实上，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那些从未受过西方古典音乐熏陶的年轻人根本就不喜欢这种音乐。但这并不是那些管理部门的错，他们不遗余力的播放古典乐不过是在沿袭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像莱布雷希特那样将矛头指向管理部门实际上是在迁怒于无辜者。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古典音乐呢（我所说的“年轻人”也包括那些仍然保有少年时代音乐品味的四五十岁、甚至更年长的人）？在我于多伦多大学所教授的音乐欣赏课上，我对一批本科生做了一项调查，问他们为什么觉得古典音乐缺乏吸引力。他们给出的理由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不喜欢这种音乐；二，不喜欢这种音乐所代表的文化。根据学生们的建议，在近几年古典音乐所受到的评议的基础上，我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给出以下的理由——或者说是理解——来解释公众对古典音乐敬而远之的原因。

    古典音乐是极其注重理智的，缺乏感性方面的吸引；曲目通常过长；而从节奏角度而言，节奏感弱，拍子沉重；旋律沉闷，甚至往往无真正的节奏可言，只是一片复杂的音响。交响乐团的演奏平淡、过于一板一眼，即便是大型乐团，演出的音效还没有体育场里四人摇滚乐队的大。许多古典音乐是纯旋律的作品，没有任何文本可以为音乐含义作解释。即便是有歌手演唱的歌剧作品，表演形式也有些做作而不自然：演员总是表现得过于戏剧化；就算不是用外语演唱，歌词也听不清楚。

    从文化角度来说，古典音乐的唱片销量与现代流行音乐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确实如此，古典音乐实在是太“不”流行了，难以在自由市场中竞争，不得不依靠政府的补贴才能生存。另外，古典音乐会的门票还是太贵了。古典音乐会沉闷无趣，充满了繁文缛节；那些观众都是一群附庸风雅、呆头呆脑、装模作样的人，他们装作欣赏音乐的样子，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句话，古典乐是“精英”音乐，一帮“死掉的白人男性”作曲家写出这些作品专门供自视甚高的欧洲贵族消遣；古典音乐与现代世界毫无关系，只有保守老派的人才会喜欢。有哪位健在的作曲家还在写古典音乐吗？根本就没听说过。

    好了，上面那两个段落并不是要批判古典音乐，而是集中展现了人们对于它的态度。比如说，认为古典乐离开政府资助就不能活是右翼批评者的观点。而提出古典乐为“精英”音乐的人通常是左翼人士。以上的观点也多有偏颇之处，举例来说，古典音乐会票价并不昂贵，有些时候还是免费的。音乐会观众也绝对不仅仅是那些附庸风雅、呆头呆脑、装模作样的人。另外，称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为“一帮“死掉的白人男性”像话吗？这又不是他们的错。但无论这些观点正确或客观与否，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大众对于古典音乐的不屑。

    我无法赞同这些观点，事实上，我感到有些悲哀。因为发出这些声音的不仅仅有终日受流行音乐、电视节目和体育赛事熏陶的人，更有热爱文学、电影、戏剧以及其他艺术的人。而在几十年前，正是这类热爱艺术的人会将古典乐视为是“他们的”音乐。可现在的知识分子界已不再亲近古典音乐。古典乐仅存的拥趸意识到了他们的边缘地位，就像摩门教徒、素食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已经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中了。

    在西方，古典音乐不仅受欢迎程度在走下坡路，它还面临着人们对其目的与正统性的质疑。有些人危言耸听，认为这种艺术形式随时会走向死亡，这一点我无法认同。但现在人们将古典音乐视为一个光溜溜的皇帝，他对这现代世界无所作为。我们要扭转这种观念，就必须立即付出行动。当然，说起来总是比做起来容易。之前所列的种种意见，有些是容易解决的，有些是不好解决的，还有些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那么我们就先讲讲那些容易解决的问题吧。

被传统所困

    参加古典音乐会的传统始于19世纪，那时的社会阶级森严，能去听“高雅音乐”是个人身份的象征。与此同时，古典音乐会的礼节也来自于上流社会所信奉的种种规矩、庄严和得体。但那个时代的规矩、庄严和得体换一个时代就有可能成为呆板、沉闷和压抑——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古典乐的诟病。要扭转人们普遍对古典乐的这种印象，我们要做很多努力。

    古典乐界人士会骄傲的称，他们已经做出努力了。现在有很多交响乐团会举办“休闲音乐会”，听众们可以着便装，而指挥也可以对演奏的曲目进行讲解；另外，要求指挥着礼服的传统也已逐渐被摒弃。与此同时，一些改革面临更大的争议。乐章间隙不许鼓掌这一“传统”事实上在18到19世纪时还不存在，许多人士（如《纽约客》杂志乐评人阿列克斯•罗丝 Alex Ross）就主张废除这一规矩。更有甚者提出要在古典音乐会上安装大屏幕，从多个角度捕捉乐团的演奏 ——比如说钢琴家的双手，而在某些场合也确实采用了这一技术。虽然成本很高，但它能给古典音乐会带来一场革命，就像25年前屏幕提词为歌剧所带来的革命一样。有一些音乐组织还认为，音乐厅不是古典音乐会的最好载体，一些非正式但更引人入胜的场所也许会改善古典乐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这些主意都很不错。但我意识到，很多方案的目的仅仅是通过营销手段来提高古典音乐会的上座率。而对于古典音乐界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必须真心诚意的追赶时代的步伐，符合时代的要求，而不是说被生拉硬拽的拖进这个新世纪。仅仅创新是不够的，人们要确保年轻一代不会认为这些改变只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只是做做样子或迫不得已。

新音乐的问题

    当我们从音乐会形式改革过渡到节目单改革时，事情就没那么乐观了。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现代古典音乐的节目单。

    20世纪的许多作曲家在审美方面都采取了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他们的作品肆意挥洒，使得听众完全难以理解和欣赏。对于部分作曲家而言，能写出不受欣赏的作品反倒是一种荣誉。这种本末倒置的态度在流行音乐界就并不盛行，尽管在爵士乐、摇滚乐和说唱乐问世之初都受到了一定的抵制，但它们很快就成为了主流艺术形式，吸引了无数听众。可相比之下，现代古典音乐家默默无闻，大众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的古典乐作曲家标榜自己的现代精神，但写出的作品却缺乏文化真实性。我想要说的是，尽管经历了百年的探索和努力，现代古典作曲家却没有为他们的艺术赢得任何文化上的地位，也没有使大众相信他们的艺术可以反映时代的真实性。恰恰相反，整整一代人都对古典乐敬而远之，哪怕是古典乐乐迷在看待新作品时也常持怀疑态度（我很不愿意这么说，但是，如果站在文化角度上来看，有很多我非常欣赏的现代作品也是失败之作）。

    那么古典乐团究竟该演奏什么作品以吸引听众呢？将流行歌曲改编并重新演绎？邀请说唱乐手做古典音乐会嘉宾？这些并不符合现代古典音乐的标准，即受欧洲音乐传统所影响的新音乐形式。另外一个办法是通过经济手段来鼓励作曲家写出更为尊重传统的作品——可以令人联想到普契尼、拉赫玛尼诺夫或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作品。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作曲家，但他们在重视传统的同时又失去了新音乐的“新”。因此问题就来了：一部成功的现代古典乐作品既要出新，又要传统，还要吸引听众。

    最近几年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像约翰•亚当姆斯（John Adams）、阿福•佩尔特（Arvo Pärt）和奥斯瓦尔多•格利约夫（Osvaldo Golijov）这些作曲家都在避免走现代古典音乐家的老路。但前途依旧黯淡，还没有人取得任何突破，现在古典乐作品仍然可听性不强且饱受诟病。作曲家有必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古典音乐会的表演者也必须支持他们。而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现实：古典音乐确实已是一门“死掉的艺术”。

传统音乐的问题

    对于一个热爱古典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会节目单过于“传统”并不构成什么问题。另外，在过去50年内，并没有什么作品可以真正搬上音乐会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古典曲目无一例外的是在古典时代所创作的作品，这或许可以吸引历史爱好者，但面对现在毫不怀旧的大批观众，这就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了。毕竟，已经过去的这个世纪大大改变了音乐的价值。

    当然我在这里可不是要贬低流行音乐，或称摇滚乐为“魔鬼的音乐”。恰恰相反，我一直都十分欣赏这些音乐。我所关心的是流行音乐的“文化霸权”，我认为这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古典乐的聆听形式，以及聆听能力。大批的观众一辈子接触到的音乐都是流行歌曲，而这必然会形成他们对音乐本身形态的判断，也就是说它们会认为音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深受那些3分钟左右、歌词押韵、配合和声的流行音乐所熏陶的听众也许会对冗长、无歌词的管弦乐作品望而却步；听着高亢、节奏感强的摇滚乐或说唱乐长大的人听起弦乐四重奏来也多半觉得不带劲儿；欣赏鲍勃•迪伦（Bob Dylan）和汤姆•威兹（Tom Waits）“天然嗓音”的歌迷大概会视普拉西多•多明戈（Plácido Domingo）的美声为做作、矫枉过正的表演。

    我相信，人们这样的几种反应正是古典乐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本身就是在挑战古典音乐的最核心价值。比如说，你怎么“解决”小提琴不是高分贝乐器的这一“问题”呢？怎么“解决”舒伯特《八重唱》无歌词这个“问题”？而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有一个半小时之久，这又该怎么办？归根结底，古典音乐就是古典音乐，要它生存就需要听众真心接受并欣赏它的独特之处。

几个小小的建议

    有些人说我们需要进行相应的音乐教育，强调古典乐教学。我并不反对这一提议，但我担心这会为古典乐带来不必要的学院派光环，使它与现实世界隔绝开来（诗歌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命运）。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将古典乐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参与其中的音乐家、教育家、音乐会表演者等等都有必要慎重的看待古典乐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这样才不会前功尽弃。必须要记住的是，正是由于在文化上音乐被区分成“高雅”和“庸俗”，古典乐才会和大众渐行渐远，而提出这种区分的恰恰是古典音乐界本身。这种思想由来已久，但它是在20世纪时才成为一种意识教条的。

    现在是时候放弃这个教条了，古典音乐人不能再将古典音乐视作是与其他音乐门类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艺术了；它不再是唯一“永恒”、“伟大”和“属于全人类”的音乐了。放弃这些意识虽然无法帮助任何人欣赏甚至是听完一部瓦格纳的歌剧，但至少可以令古典乐真正感染上现代世界的气息和价值。古典乐界自己修了一道文化上的“柏林墙”，将自己与大众分割开来。我们要拆掉这堵墙，要确立古典音乐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