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海合浦房价:藏书的境界

作为一个把假日里多数时间都用来读书打字，或是爱在下雨天进山里找空无一人的野路闲逛，以至被家里人视为“怪咖一枚”的读书人，我喜欢熊天平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就叫做《藏书人》，收在1997年的《雪候鸟》这张专辑里。这首十多年前的老歌，就和这个流行音乐泛滥成灾的时代里其它90%以上的歌曲一样，现在想必已经没入忘川，少为人知。但在我偶尔回想过去的年青时代，心里弥漫开挥之不去的蓝色阴霾的时候，却时常的把这首歌找出来播放。它由年前刚在北京发布了新书的许常德先生作词，在委婉而略显忧伤的旋律中，歌者用他真挚纯净的声音吟唱道：

“在我内心深处

一直有个画面

黄昏的书屋 我靠在窗户

读著你和我的书

书中的我

总是一个人的独处

温柔的笔触 描述爱的苦

写著破碎的幸福

我的付出

这一生绝不会让你阅读

就像你陪我走的路

最后却不一定同住

我的辛苦

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清楚

爱一个人 一旦朝朝暮暮 哪知道

何时该结束......”

比起今天许多为了宣示个性而刻意展现自己，结果不是过度愤怒流于虚夸就是故作姿态不知所云的歌曲来，无疑我们上面引用的歌词有一种汉字特有的隽永，诗意般的美感。从歌曲本身来看，也许是唱给初恋的爱人听的，也许是唱给曾经的友情或梦想的，又或者是自言自语，由今天的“自我”唱给“超我”或“本我”听的。它继承了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校园民谣的清新气质，根植于延续了数十年的台湾新文艺思潮所涵养的深厚的人文土壤之中，这是今天的大陆流行歌曲———特别是那些老少通吃的网络口水歌曲和千篇一律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歌曲———轻易模仿不来的。在我们的听觉世界里，这样的华语歌和歌曲带来的感动越来越少，想起来，真是件让人无限伤感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听老歌和同学会一样，作为怀旧的一种重要途径，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停滞的时代里一个独特的标志。无数陪伴过我们苍白的青春期的港台歌手，今天在我们70，80后这一代人的围观下卷土重来。台上的一个人和台下的一群人，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在熟悉的歌曲中缅怀过去，热泪盈眶。他们都在彼此奔走相告，悄悄的在背后说大陆“人傻钱多速来”，其实我们钱不算多，人也不傻，只是我们都丢失了回到过去和通往未来的钥匙，我们都在原地，焦急的寻找那把丢失了很久的钥匙。正如《老男孩》这部关于青春的加长版MTV，虽然粗糙，却因其真实而更显真诚，并因此打动无数守候在电脑前的孤独者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更重要的是，剧中的老男孩们当年崇拜并模仿的是有一个自由而美丽的灵魂的MJ，而不是那些必将速朽的，伪“民族唱法”的泛政治化洗脑红歌。

只不过，有时侯，听音乐尤其是听这些老歌，真是很残酷的事情，大概这就是齐秦所谓的“痛并快乐着”：因为在一次次的聆听中，我们发现自己的心已经无可奈何的老去，曾经有过的感动，无数只能自己去体味的，那些无法言喻的莫名情怀和思忆瞬间，早已飘散在风中，再也无处寻觅。而在不经意间，随手翻起一本发黄的，蒙尘的，久不曾翻阅的旧书，其实也有同样的感慨。这也正是我喜欢《藏书人》这首歌的原因。因为它把音乐和书，把记录我们每个人独特的生命印记的这两者联系了起来。而贯穿于其中的，是我们对生活曾有过的向往，对爱与被爱的期盼，以及最后“春梦了无痕”的无尽遗憾。

是啊，从出生开始，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所思，所感和各自的人生际遇有多大的歧异，惟有一点是共通的，早已注定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约而同的走向死亡。差别只在于，对此，有的人在有的时候意识到了，而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却在堕入漩涡之前安然如一棵树，不管扎根在哪里，都自欺欺人的对必将到来的命运视而不见。我们甚至把死神磨刀或启动电锯的声音也当作消闲的音乐来忘我欣赏。

其实半个多世纪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早已一反传统哲学的“唯理论”窠臼，看到了其中关键。和那些书斋里的大学者们一贯把人看作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因此主张为了理解人就必须从研究人的“本质”开始并以此范导所有人的生命形态不同，海德格尔和萨特都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是一个一个的，在各自的时空里暂时的存在的，从来就没有普遍存在的，抽象的“人”。因此抽象的谈论人的本质，谈论人性，事实上毫无意义。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所以人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我们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孤独的面对这个世界，并将在最后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环境也好，他人也罢，从来就不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而是我们的对立面，是异己的存在。如此一来，困于异己世界的我们就注定了生而不幸，如浮萍般无根漂泊带来的内心的“焦虑”，对外界的“畏惧”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三者必将伴随我们一生。

正是在此前提下，存在主义提出了著名的，“人有选择的自由”的第二命题。即是说，在无从逃避的上述三种存在状态中，我们都只有依靠自我选择，由自己去最终决定自己的“本质”，在无意义中创造意义。因为作为孤独的个人唯一拥有的就是选择权，从产生自我意识和个人自觉开始，我们一生里所有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作出“选择”。即便你什么也不选择，或是任由别人为你作出选择，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逃避或否定本身就是肯定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选择的自由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但也仅此而已。

在这两个命题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和萨特分道扬镳，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海氏看来，既然死亡是存在的必然结果，那么痛快的选择“死亡”是最符合存在的目的的，舍此则都不过是“偷生”而已。和他的本国前辈叔本华一样，他偏重于甚至迷恋于死亡，既以死亡为不可避免，乃提倡冒险行为之说，以决定果敢的行动，求生命的自我超越，但骨子里他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而萨特明显比较乐观，他倾向于在死亡到来之前我们更应珍惜和把握好选择的自由，并因此发展出一套“行动哲学”。他认为存在主义其实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它并不教人在看似无可挽回的处境面前无为等死，而是要警醒每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不要再怯于行动，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他的行动之内，行动是使人生活下去的唯一事情和希望。为了反抗冷酷的，因循的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异化，把我们的存在变作毫无意义的一生，所以我们要大胆选择，然后积极的投入生活。正因为无论你今天做什么，到头来总难免一死，所以我们才更要在盲目和清醒之间，在虚伪和真实之间，在自欺欺人和悲壮的体现存在本质之间，不惮于作出对自己短促一生最负责任的那个选择。

可惜的是，不管我是一个自诩的清醒者，旁观者，或是似醒而沉醉或昏睡的伪善者，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回避了这个面对自己的存在所必须作出的选择。和多数人一样，当我选择了逃避自由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把自我救赎的希望投向了宗教。因此我才对周作人先生作于1920年的诗歌《歧路》(收于1929年11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印行的诗集《过去的生命》中)有切身的体认。因为多年以来，我在不同的神和信仰之间无所适从，直到最后成为一个可悲的怀疑论者。事实上，正如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帝利希所说：“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宗教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使之从日常生活的尘嚣和世俗琐事的嘈杂中显露出来。它向我们提供了对一种神圣之物的体验，这种神圣之物是触摸不到的，令人敬畏的，是终极的意义和最后勇气的源泉。这是宗教的光荣。但在宗教的光荣之侧，同时也横陈着宗教的耻辱。它使自身成为了终极领域并鄙视世俗领域，使自己的神话，教义，仪式和戒律都成了终极标准，并迫害那些在理性和情感上不愿意完全的屈从于它的人。这种宗教忘记了，它自身的存在是人与自己的真实存在悲剧性分裂的结果，它忘记了或有意忽略了其自身的危机。”

既无法面对自己的存在，又无法面对别人的神，或是“神”本身的存在，既不愿轻易投身于那个永恒的彼岸世界，又对少数人以建设“人间天国”的名义满足他们最原始的私欲深恶痛绝，可是又对此无能为力，于是，音乐和书就这样占据了我个人生活里的多数片段：在无数个临睡前的夜晚，在被车窗分隔出来的封闭却不断移动的空间里，在新年的阳光毫无意义的打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曾经有人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越活得长久，就越觉得狗比人可爱”———而我想补充的是，这些让人厌烦的人里同时也包括我自己。越是感到孤独，就越是忍不住的任自己陷落在音乐和书编织的无形世界里，希望以此抵抗外面的世界的无孔不入，希望在最终发现自己无法改变一切甚至改变自己的时候，能找到一个适合鸵鸟的自我安慰式生存的，沙漠里的一小片绿洲，哪怕它实际上只是一片海市蜃楼。推己及人，在我想来，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里，有我这种类似的感觉的，很可能不止我一个。

为此我尝试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以便显示自己并不那么的与世界格格不入。就算我的确异于常人，那么我也不是完全的身处荒野，至少也有许多的人曾走过这条曲折偏僻的小路。就这样，我看过很多关于藏书的书，这在古代叫做书话，在历代文人笔记，尤其是稍具规模的私人藏书楼主人的笔记中不乏记载，如今更已是目录学和古籍搜寻，鉴定，校勘中的重要依据。到了今天，读书人爱把自己多年藏书和读书心得细心记录的情形，也还是一样。如辽宁人民出版社早些年陆续出的名家谈书的《书趣丛话》等，其中有苦雨斋，郁达夫，阿英等大家切身的书缘记趣，更是我所爱读的。

可惜的是，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常见爱书人如买椟还珠，把物质层面的书本当作炫耀学识和才情的“皇帝新衣”，自以为拥有了书籍便拥有了知识，拥有了知识便拥有了智慧，拥有了智慧便像自封的精神贵族般，自认高人一等（其实看穿了还是孔乙己那样的穷酸秀才一个）；又或是把书中世界当作自己逃世的桃源，一得到珍本善本异本，就好象娶了个漂亮老婆，日思夜想就是怕给人看到抢了去，可是又不自禁的要说出来炫耀几句；甚或是把旧书当投资品，不断计算其升值空间和市场行情......其间种种机关情态，实在可笑复可怜。

其实我们很难说，这几种对书的态度里面，即把书当漂亮锦衣一样披在身上招摇过市，或把书当颜如玉的小三般秘不示人，或当飞来横财的黄金屋待价而沽之间，哪一种是更为等而下之的。无论是我们把书当道德智力上的标榜，还是借以自夸，自饰，以掩盖在书背后自己本来那个生命的空虚与浅薄，恐怕都是如佛家所言，已经落入皮相，如飞鸟堕入笼中而不自知。

说穿了，书终究不是我们伪装自己，夸耀于人前的手段或工具，也不是我们借以避世，逃世的渡口与出口。书籍自有其独立的生命和独特的价值。不光是如守财奴般藏在室中，也不光是如硬盘般藏在肚里，还要用在实处，才算尽了写书者的本意，和读书者的本分。

同样是从常识来看，因为书的本质，不过是记录，传播思想与信息的承载工具。从远古时代的石板，泥板，甲骨板，羊皮纸，纸莎草，竹简，青铜等金属器物上的铭文，布帛，到后来的纸质书，直到今日的电子书，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用来记录人类社会的种种技艺，知识和情感。既然它们的产生，本就是来自时代和作者个人生命的片断记载，其价值也就该充实我们这些读书人自己的生命和时代的丰富多彩。以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来说，所谓“薪尽火传”，我们都应该是那个在黑暗中追寻火把和传递火把的人。做一个好的书的情人或朋友，本应在作者和读者这两者之间，产生出新的思想火花和创造力，行动力，并及时反馈或反哺于自己的时代，以求取得1+1大于2的效果，这才算是尽了吾辈的责任。

尤其应提出来的是，今天的读者比在传统羁绊或红色恐怖下那些孤陋寡闻的前人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通过网络接触到更多的思想和信息资源，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动自由。可是在这种唾手可得的，前人无法想象的宝藏面前，如果今人还是和古代的读书人一样，或者皓首穷经，只是守着一堆故纸堆两耳不闻窗外事，以此虚耗尽一生，或是如《儒林外传》里的八股时文中人或《围城》中那些吃着洋墨水入乡随俗的海归派或自始就善于钻营的土鳖派一样，把智识学问，道德文章都当作用之即弃的敲门砖，那么都同读书人一向鄙视的守财奴并无不同，皆是为物所役，心无所适。如此读书藏书，实在有唐突佳人之嫌，甚以为憾也。

当然，以上都只是个人对藏书境界的几种反思和悬想，乃是所谓的纸上谈兵。我们这些凡人，总是苦于有所见而止于所见，卒之不能身体力行，切实的证之于人，行之于事，所以三百多年前的王阳明先生乃有“知行合一”的教诲。这句话看似平淡无奇，却如当头一棒，敲中了两千多年来一代代道貌岸然的道学家们的软肋。因为正是在先秦之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传统的儒家士人们陈陈相因，积重难返，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在权力和名利面前，往往毫不迟疑的把自己素来高谈阔论的，种种智者高尚而精妙的心性修为和大丈夫对“仁义”的凛然担当统统的抛到九霄云外。

事实上，无论我们前面谈到的存在主义之讲求个人担当，还是传统宗教之因信称义，或是现代伦理学之“因义称信”，在这些看似对立的两极背后，最终都归结为人类独有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对理性的信仰两千多年里或隐或显，在西方自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最早恐怕要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和智者学派那里去。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当推“我以我血荐轩辕”，将毒芹汁一饮而尽的苏格拉底老先生。

正如孔子在周公制礼后，从个人本心出发突出“仁”的形上本体一样，由苏老提出的“认识你自己”也标志着西方人学的重大突破。这一命题既是对人的本质的内在性的挖掘，又是对人生目的之道德性的阐发。而他要求认识的这个“自己”，正是内在于人的心灵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德性。所谓德性，指的就是过好的生活或做善事的艺术，是一切技艺中最高尚的技艺。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一种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或可以确切的知道的原则，所以他说：“德性即知识”。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关于德性的知识。

这其中揭示了两个涵义：其一，德性是指导人生的原则，只有有德性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需注意的是，此处的“思考”不是理论思考，乃是对人生目的的价值评估。其二，如果一个人自称知道一件事是善的，但又不去实现这件事，这恰恰说明：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知道这件事的好处（善），他并没有真正获得关于这件事的知识。相反，一个人若知道什么是善，必然会行善，而知道善而又不去实行善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并由此相信，一切恶行都是在不知道善的情形之下做出的。“如果人们不相信一件事是最好的事，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只是出于无知。”（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45b25》）所以他和孔子说的“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殊途同归，同样强调知行合一，真善一体的道理。苏格拉底的一生，只是身体力行自己认识到的真理。可以说，他之所以能于平常中成其伟大，并以此照耀此后的野蛮与蒙昧殆居泰半的人类历史长夜，就在于他把对自己生命形态的选择落实为一种经过认真思考之后的，主动而自觉的道德实践，这就是对“德性即知识”的最好注释。

如此看来，不管是坐而论道的阳明先生的“知易行难”，还是后世坐言起行，绝决坚韧，暴力反满的孙中山先生提倡的“知难行易”，我们在知与行之间，其实缺少的从来不是知与行的资源，而是像前人那样，将知与行合为一致，并跨越千人一面，日复一日的常态生活的气度与勇于任事的精神。在主客体的尖锐对峙中，我们总是提前屈服并主动交出自由的那一个，并以此获得一种犬儒式的沾沾自喜，自诩高明。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民主”成为相对于官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的异端宗教或曰意识形态，逐渐兴起并时髦起来的国度里，实际上它却从未真正成为我们时代的信仰和福音。因为我们多数人，多数时候，只是在为自己个人的忐忑境遇和对存在的焦虑与恐惧，徒劳的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当所有人的指责都单方面的指向别人，却遗漏了自己时，当所有人包括体制内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义正词严的把所有身外的不幸指向那个虚幻的“制度”时，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唯专制论”的思想和现实的困境里，大家都在原地争相扮演最无辜最悲惨的那个角色，结果却无法向前迈进哪怕一步。

事实上，我们都不过是那个好龙的叶公而已。大道理早已是人人会说，横竖不过两张嘴皮子或两只敲打键盘的手而已，何等的劳心不劳力？似乎只要把“专制”，“民主”之类的名词挂在口头笔端，便是尽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对过往的苦难历史和无数游魂的所有义务，便是对自己有了交代，并且以此获得某种借以自我安慰或自我抬举的资格。而要把理论落到实处，把对人间苦难的同情的眼泪和对专制的鄙视与愤慨化为行动，却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至今望而却步，甚至望而生畏的选择。不管是如孔夫子瞧不起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是如千年来的乡愿腐儒空谈心性，大变或大难临头却呆若木鸡般的意淫民主，随声附和，甚至对迫在眉睫的制度之害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其间相去不过毫厘：我们都是言而无信也无行的伪君子而已。

说起藏书与读书的诸种境界，知与行的离与合，最后倒是想起了距今整整一百年前，活在上个世纪一零年代的梁漱溟先生来。那时候他也是二十来岁的年纪，却已经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样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更让时人和后人咋舌不已的是，终其一生，不管是在民国还是共产中国，不管是在哪一种一党独裁的强权或唯我独尊的真理与主义之下，他都在始终不渝的坚持自己的知与行的一致，从来未曾逾越自己内心的那条独立思考，并本着此思考行事为人的底线。

作为第一个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风潮中勇敢的站出来，为可怜的孔子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正名的“三十而立”的新儒家，作为万马齐喑之下，义无反顾的发出“九天九地”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之论的衰年老骥，他曾一再的向善于投靠权势和惯于崇拜权威的世人申说：“我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学问家，与其把我当作以上两种专家，勿宁视我为一个问题中人，或者拔高一点，我是一个念兹在兹，须臾不能离之的问题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三个朝代，逝于1988年6月23日的老者，才有资格被视为“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儒家”。

回看我们自己，再看看自己身边的人，看看这个在镣铐和那只笼罩一切的官方“网络推手”的舆论引导下，仿佛和外面的世界脱离开来，逐渐从喧嚣归于沉寂的网络......当我们一天一天，从想象中的自由里逐渐清醒，回到刺刀林立的现实世界，我的心里不免升起零零散散的感慨———其中有愤慲，有无奈，也有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说不出的厌烦。

当捷克的哈维尔在另一个世界里自由来去，当中国的“哈维尔”（至少很有些人自认如此，当然徐友渔先生那篇比较哈维尔与昆德拉之不同及其在中国境遇的文章并不认同）在监狱里像过去的信徒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如唐僧念紧箍咒般的一再重复“我没有敌人”，我们更多的人却在挣脱了母体的脐带或被母体抛离出来———不管这个母体是传统的家族伦理还是行之六十余年，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无孔不入的单位体制———之后感到如此孤独和虚弱无力，并集体的躲在各自所造的厚障壁里，日复一日的等待戈多。二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我们自以为在前进，事实上却是在不断的，主动或被迫的后退，直到今天，甚至连在原地彷徨也已经成了一种绝不被允许的犯罪。

夕阳将投映在大地上的，我的影子拉得更长，狂妄到胆敢追逐太阳的夸父却早已倒下，他曾化为雄奇秀丽的山脉和河川，化为亘古的日月星辰，如今却只能留给从不仰望星空的人们去肆意蹂躏。而射日的英雄也已经一个接一个的老去，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所以我只有在这里，继续的为自己播放那首熟悉却渐渐感到陌生的《藏书人》，然后在自己幻想的小天地里自怜自哀。喧嚣之中，更显沉寂。就在此时，我听到心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它隐身在一个角落里，并无情的篡改了歌词，不断的，悲伤的为我展开最后的吟唱：

我的存在

这一生已无法让你阅读

就像你陪我走的路

最后却不一定同驻

我的幸福

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清楚

爱一个人 以为朝朝暮暮 却不知

此生已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