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历史

现代文明的中古背景(三)

    上次谈到的三十年战争，站在天主公教会的一方，是一批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封君，和他们对抗的却是许多分散在各地的小封君，加上英国、法国的世俗政权。最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承认了各地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结束了天主公教会的独占。因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宗教革命，几乎可说是一体两面的历史事件。

    启蒙运动，一般说来是当作近代文明的起源，其主要发源地是在法国，也有一部分是英国的启蒙运动。如上节所说，由于有宗教改革，才有对理性和自由的尊重。因此，启蒙运动是宗教运动的直接后果。不过，实际上的发展，我们还要考虑许多其它的因素。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和中东、近东的伊斯兰世界长期对峙，隔断了欧洲和远在东方中国之间的接触。可自从大航海运动开始，欧洲的海权国家，纷纷经由海路远航东方，不仅直接地接触到远方的中国和印度两大古老文明，也“发现”了新大陆。这两大事件，对启蒙运动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我们先说关于远东的部分。我们大家都以为，马可波罗是向西方传达东方知识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实，除马可波罗以外，还有好几位旅行家，写下重要的著作，描述东方的情形，这些人有的是欧洲人，更多的却是伊斯兰世界的人物。这些著作，经过十字军东征以后，也逐渐为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了解东方的窗户。天主教会长期以为在东方有一个失落的以色列部落，也以为东方有一个号称约翰长老的神秘人物，在东方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度。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也很复杂，此处不必细述。至少在成吉思汗的时代，东方的草原上，确实有一个信奉东方景教的部落领袖王汗。

    这些依稀彷佛的印象，使天主教会中的革新力量耶稣会和稍后的道明会等宗派，都向东方派遣传教士。最长期的传教工作，是耶稣会延续数百年不断派遣教士来到中国，最著名的教士当然就是利玛窦。数百年来，这些教士们传送回欧洲的讯息，题目众多，内容也很深入，例如，关于景德镇制作瓷器的技术，就有一位传教士，居住在江西十九年，将制造瓷器的工序和工厂组织，全部记录下来，寄回欧洲。

    在他们的描述之下，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在许多方面比欧洲的文明要优越。从政治方面说，他们极力推崇中国的考试制度，认为经过科举选拔的文官，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也有一定的道德修养，不是欧洲以贵族执政的政权可以比拟的。十七世纪以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又传述康熙皇帝的“圣王”特质。康熙确实很有学问，而且对于耶稣会士礼遇有加，向他们学习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和医学。康熙也借重耶稣会士了解西方，例如，清代派遣专人远访今日的俄国，这一个使节团，就是由一位耶稣会士陪同西行的。耶稣会士介绍的世界，包括当时最好的世界地图，是康熙了解当代世界的重要依据。康熙时代的中国，虽然许多病根已经长期隐伏，呈现于世界的却是清代的盛世。拿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对比，无论生活质量和社会秩序都高出一筹。耶稣会士因此表扬中国的制度，是符合柏拉图理想国的圣王和理性的秩序。

    启蒙运动的东方刺激

    这些远方模糊的理想国，对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提示，他们以为东方有这样的国度，为什么欧洲不能有同样以圣王领导的理性秩序？于是在公教秩序不能面对挑战之后，他们也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 。对 于 东 方 文 物 的 爱 好 ，反 映 于 艺术，就是从中国传去的风景画和图案。在戏剧方面，中国赵氏孤儿的戏剧故事，翻译成法文，传颂一时。中国文化的人文思想，不同于欧洲的神权理念；人是一切的根本，社会的秩序是人际关系的合理格局。中国数学和自然科学传达的相对性，天人之间的互依互伏，都和西方专断的一元性，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爱好，维持了一百多年，在十八世纪以后，当欧洲兴起，中国两个字却完全改变了形象，从理想国一下子跌落到贫穷和愚蠢的代表名词。这种改变是后来的故事，在十七世纪却是以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给欧洲知识分子改变自己文化的动机。

    于是，以法国为基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发挥了欧洲史无前例的功能，引发新的思潮，开启新的学科，一方面发挥理性的思维，另一方面容许不同的意见，彼此辩论。一时之间，经过学术思辨获得的知识，成为人类思维的基本依据，而不再是仰仗神学的权威，或者政权的支撑。在法国之外，英国的启蒙运动，除了理性的思辨以外，又加上实际经验作为验证的工具。科学的实验，因此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这些基础上，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文明的两大特质：一个是理性的科学；一个是思想的自由。后者又变成民主政治的基础。胡适先生引进西方文明时，特别强调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就是这两个特质的表现。

    韦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提出加尔文学派的神学，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一些中国学人的解释，认为他指的是勤俭、朴实等等德性。其实，韦伯指出的是，加尔文神学的信徒，可以自以为是上帝特别赋予他的使命，这一个人在世间的作为，正是上帝赋予他恩宠的表征。世俗的成功，例如，在商业上的利润，也不过是代表他可能已经是上帝选择的神意表现，其着重点是使命感。韦伯思想是不是能完全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还有可以争论的余地。这一套想法，将个人的命运，直接联系于神的恩宠和使命，确实是和天主公教会以纪律约束教民的想法，有很大的距离。相对于中国的思想而言，个人是有承受天命的机会和责任，这个天命不是统治国家的皇命，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我期许。韦伯解释加尔文思想，是否承受中国思想的启示？也许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法国大革命标榜了自由、博爱、平等三个条件：自由，是指从宗教革命以后，世人都具有神创造人以后赋予的特权，除了向神屈服以外，人不必对其他人屈服。于是，自由不仅是颠覆了教会对人的控制，也颠覆了封建领主对属下人民的专权。博爱，在原文讲起来是兄弟之爱(fraternity)加上平等，这是指在神的面前，世人都是如同弟兄，没有高下的阶级，也必须彼此相爱。因此，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神人关系为一根直线，不容许有其它的干预造成人与人之间地位和权利义务的偏差。

    欧洲城市的发展

    前文所说，大海航道开通以后，欧洲的眼界开了，了解世界上还有其它的文明存在，也还有许多可以开发的资源可以吸收和利用，这些经济的条件，也是欧洲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新航道的开通以后的经济初步全球化，在另一节我们会有所讨论。不过此处，我们还是必须提一些与欧洲内部有关的事物。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是欧洲城市的发展。自从蛮族入侵以后，各地纷纷出现封君，这些以战斗部落为基础的政权，长于掠夺，而不善于经营，他们占有林地和农业地区，直接剥削当地的居民，支撑了封建制度的政权。在农业之外，欧洲也已经有了许多大城市，分布在地中海各地的重要港口和陆路交通交叉点。前者例如威尼斯，后者例如科隆。这些大城市拥有做长程交易的客商和运输队伍。他们的力量跨越领主的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性，他们的经验，也不是领主能够忽略的，而他们的财富，更是许多领主必须利用和依靠的。这些城市，星罗棋布，分散在欧洲各地，大概有十几二十个的大小城市，拥有一定的财富，城市的居民具有工技的能力和经营的经验。他们彼此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来往，也有彼此依赖的长期合作历史，构成在政权以外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他们甚至于因为可以从领主那里以金钱换取自己城市的自主性，而号称为自由市。

    在这些地方，上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有高等学府和知识分子社群作为他们发展的依据。这特殊城市和中国传统城市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城市，除了宋以后，有一些商业性特强的城市以外，大多数是地方行政的据点，也就是政权的延伸，并不具有上述欧洲城市的自由性和自主性。

    总结言之，欧洲启蒙运动，有他独特的来龙去脉，他是从宗教革命之中，回归一个理性的真神信仰，“神”其实只是理性的代名词，而“人”，既是神的产物，也就代表理性和神赋予的自由。东方的刺激，以及城市化作为运动的基地，则是“因”外之“缘”。其它与这个运动有关的经济发展，则又是“缘”外之“别缘”，我们可以留在下一节讨论。

    ●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小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