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千凝云by水晴光:详述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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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述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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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详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历史细节
吴建民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联合国普遍性的巨大缺陷得到了弥补。当时，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法语译员的我，成为第一批被派驻联合国的外交人员。
“英法联军要打到纽约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联合国内，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出现了，究竟谁代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窃取中国席位的蒋介石政府？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奋斗了22年。1971年10月25日，当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决议的时候，联大的会场沸腾了。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代表，情不自禁地在联合国大厅和大厅外的走廊里翩翩起舞，这样的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
联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基辛格博士正在北京访问。当时他估计，1971年中国代表团合法席位问题解决不了，可能还要拖几年。这个看法当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中国自己对于1971年能够解决合法席位问题也没有把握。
消息传来时，基辛格即将离开北京。周恩来总理镇定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基辛格，总理的沉稳、睿智和淡定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态度绝非偶然，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长期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只不过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当然，在当时，大家也都懂得，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需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1971年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9月13日，林彪叛逃，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失事，机毁人亡。这一事件对全国的震动是很大的。但是，事件发生后不久，就传来了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好消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为之振奋。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缅甸籍)致电时任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这个电报到了北京后，外交部内部议论纷纷，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要去，因为毛主席1971年7月说过，不论是乌鸦叫，还是喜鹊叫，今年不去联合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去，这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结果。
最后的决定是：要去联合国。毛主席后来在会见前往联合国的代表团时，谈到决定去的原因：“要去，不去会脱离群众。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怎么能不去呢？！”毛主席还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0月底的一天，当时外交部翻译室的领导冀朝铸笑眯眯地跑来对我和我的妻子施燕华说：“领导决定，你们两人将参加联大代表团，开完会议后常驻联合国。”讲完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英法联军要打到纽约了！”然后哈哈一笑。所谓“英法联军”，是说我是学法文的，而施燕华是学英文的。
可以做呢料，还可穿西服
1971年出国，不像现在可以打包就走。那时中国人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十分严重。但是，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件事，对极左思潮是有冲击的。1966年的时候，曾有一位兄弟党的领导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中国外交人员的状，称中国外交人员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出入西方上流社会，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1966年9月9日，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了十个大字：“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这在当时被称为“九九指示”，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中国外交人员不能穿西服，也不能穿呢料的中山装，只能改穿布的中山服。
但五年后中国外交人员去联合国，不仅可以做呢料中山服，还可以做一套西服。联大代表团的成员，置装费比一般人要高，当时给了我1500元，施燕华2000元，女同志置装费要高一点。做衣服的地点是北京最好的红都服装店。红都的师傅们对我们也特别照顾，当天量尺寸，第二天试衣服，第三天就可以拿衣服了。那些师傅们很辛苦，连夜为我们加班做衣服。
考虑到这次出国要去纽约，冬天比较冷，我和施燕华每人还做了一件呢子大衣。1961年我去匈牙利工作的时候，穿的大衣是从团中央借的。1965年回国之后，大衣退还给了公家。去纽约之前，我们在挑选面料的时候，师傅向我们推荐斜纹呢，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好的料子了。我和施燕华到了纽约后，有一次到美国朋友罗森大夫家里做客。临走时，罗森大夫很客气，帮施燕华穿大衣，他手里拿了施燕华的大衣，不禁感叹了一句：“我的天呐，这个大衣怎么这么沉啊！你人这么苗条，大衣要把你压垮了！”
特殊的待遇
联大代表团出国前受到了很高的政治待遇。1971年11月8日晚，毛主席会见了代表团的代表和副代表。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出席联大代表团正代表五人，副代表五人，代表团副团长黄华在国外，没有参加毛主席接见。包括乔冠华在内的四名正代表和唐明照、王海容副代表，参加了毛主席的会见。
参加这次会见的人告诉我们，毛主席非常兴奋，侃侃而谈。他讲到1971年中国有两大胜利，一是林彪问题解决了，二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他还做了两个决定：一是由总理带领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到机场欢送联大代表团成员，还要组织几千名工农兵群众到机场送行；二是我们所乘的去上海的民航班机改为专机。
当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出席联大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也参加了。我记得总理很开心，满面春风，拿着出席联大代表团人员名单，一个一个念。叫到谁，谁就站起来。因为我时不时给周总理做法语翻译，叫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周总理说声：“认得。”叫到施燕华的时候，施燕华站起来，总理看到她的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总理说：“将来可以努力争取入党嘛。”施燕华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1974年，她在联合国代表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那天晚上穿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式短长衫。他对总理说：“我们长期在联合国之外，对联合国情况一点不了解。我这次去联大，心理没有底，怕任务完成得不好。”总理说：“临事而惧是好的，临事而惧就不会掉以轻心。不了解情况不要紧，学习嘛！向一切懂得联合国的人学习，包括向我们的对手学习。”
总理的这几句话，我终身难忘。后来到了联合国，我们一切从头学起，对联合国的工作就是在不断学习中逐渐熟悉起来的。一年之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介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的文章，其中还讲到了我，称赞中国的外交官对联合国的工作上手很快。
总理那天还给每人发了一份当时尚未下发的、题为《关于571工程纪要》的中央文件。总理给大家边念边讲。总理说，“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然后告诉大家，林彪的问题解决了，国内的形势是稳定的，你们放心去吧！总理跟大家谈的时间不算短，谈完之后，总理请大家在怀仁堂吃面条，每人一碗阳春面，不收粮票，也不交钱，这可非同小可。当时吃饭必须得交粮票和钱，这次全免了，这可是一次特殊的待遇。
去联合国前，我对联合国一无所知。除去阅读外交部准备的有关联合国的材料外，我就从当时仅有的法文《拉卢斯百科大辞典》上查询有关联合国的信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联合国秘书处那幢火柴盒状的大楼。我看了这幢大楼，觉得形象很新颖，建筑风格很独特，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建筑。我心想，我就要去联合国工作了，亲自看看这幢大楼到底是什么样子。
派我去参加联合国代表团，是要去做翻译的。而有关联合国的很多词汇我都不熟悉，走之前，我对联合国的一套法语词汇进行了突击。
辗转的旅程
周总理接见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前往机场，在机场贵宾室等候总理，同行的还有厨师、司机和公务员。总理到后，跟代表团每一个同志握手。一位南京来的厨师很幸运，他和总理握手的照片被照了下来，他把这张照片放大后放在家里客厅的中央。
总理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向欢送的人群致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也跟着走了一圈，走到飞机的舷梯旁，礼宾司的官员通知我们，让我们赶快上飞机，乔冠华及其他领导最后登机。我们这些人赶快“咚咚咚地”登上舷梯，没想到被总理发现了。总理说：“怎么走了？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统统下来！”于是我们这些人又走下舷梯，与总理握手道别。
轮到我与总理握手时，我看见总理苍老的面容与我1965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人老多了，脸上也有很多老年斑。我不禁冒了一句：“总理多保重！”总理看着我，回答说：“谢谢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总理。
当时从中国去纽约真不容易啊！我们先乘飞机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当时上海市领导王洪文、马天水等人到机场迎接，对代表团也很客气，破例请我们在上海机场吃了一顿大闸蟹。
吃着大闸蟹，我不禁想起1968年秋天陪外国代表团到上海出差的一段经历。当时上海乱哄哄的，是造反派掌权。我们和外宾是分开吃饭的。礼宾司的朱培庆是上海人，他告诉我们当时是大闸蟹上市的季节。我们就问服务员有没有大闸蟹，对方回答说有，我们就决定在第二天中午吃一餐大闸蟹。果然，第二天饭店为我们准备了大闸蟹，但是我们正吃得起劲的时候，临桌的上海“造反派”走到我们桌边，问：“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你们到上海来是工作的，还是大吃大喝的？”上海这批“造反派”还写信给外交部“造反派”，给我们贴了大字报。
这一次，我们在上海机场吃螃蟹可不一样了，算是正大光明的，再没有“造反派”来教训我们了。
从上海机场出发，我们乘坐的是法航飞机。今天飞巴黎10个小时就到了，当年可不行。我们第一站停在了仰光。缅甸是1950年与中国建交的，对中国代表团一行很客气，招待我们在机场贵宾室吃馄饨。第二站到了卡拉奇，巴基斯坦政府也非常客气，由外交部出面招待我们。第三站停经雅典，当时中国和希腊尚未建交(希腊1972年6月5日与中国建交)，但是希腊外交部官员也来机场会见了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第四站停经开罗，在那里我们没有下飞机，在机上等候加油。第五站到了巴黎，下飞机后看见戴高乐机场非常先进，非常羡慕。
在戴高乐机场等候我们的除去驻法大使曾涛和使馆外交官外，还有许多法国记者。中国代表团不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只能照相。他们也分不清楚谁是谁，以为那些胖胖的、长得比较魁梧的一定是大官。结果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许多是厨师和司机的照片。
到达巴黎时，已经是11月10日的白天了，我们下榻在大使官邸。因为一路上大概有二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进了房间之后我们便蒙头大睡。但突然有人敲门，说法国外交部亚大司司长要来见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要我去做翻译。法国196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走在许多西方大国的前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很有远见的。
11月11日，代表团分别乘两架不同的法航班机飞赴纽约。当时的警惕性很高，怕代表团都乘同一架飞机，万一飞机出毛病就麻烦了，不如乘两架飞机，保险一点。上了法航飞机，乔冠华等人坐头等舱，工作人员坐经济舱，我们这些翻译坐在靠近头等舱的地方。上机后，看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他们摸清了乔冠华是乘哪个航班飞纽约，也订了同一飞机的头等舱，跟他坐在一起。尽管乔冠华当时不接受采访，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不讲几句也不行。
美国人对失败没有回避
从巴黎直飞纽约，大约需要近8个小时。当飞机接近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机长跑来告诉我们：“先生们，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已经有500名记者在恭候诸位的到来。”我们抵达肯尼迪机场时，上飞机来迎接中国代表团的，有联合国礼宾司的官员和法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斯卡拉布尔。斯讲了一口很漂亮的英文，我本来上去准备做翻译，但是他跟乔冠华交流很顺畅，就不需要翻译了。走下舷梯，我看到长长的车队在等候我们。不远处，果然是500多名记者，黑压压的一片。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一篇讲话，由唐闻生翻译。乔冠华讲完话之后不接受任何记者的提问，就上车直奔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罗斯福旅馆去了。
为什么选择罗斯福旅馆？因为该旅馆离联合国比较近，在麦迪逊大道上，43街和44街之间，走路到联合国最多十分钟。我们把罗斯福旅馆的第14层楼全部包下来。美国人忌讳13，14层楼实际是13层。代表团一行近40人，全部住在这里。
我们抵达罗斯福旅馆时，旅馆大堂里好多记者，给我们照了很多照片。我们不接受采访，他们问问题我们只是笑笑，不回答。但是罗斯福旅馆大堂里总有一批记者在等候我们，我们出入他们都照了不少相。中国重返联合国确实是一条大新闻，中美隔绝了22年，人家对所谓“赤色中国”不了解，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很感兴趣。
抵达纽约时正赶上一个周末，联合国不上班。11月14日，星期一，联合国第26届联大举行专场会议，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上午，我们一行乘车赴联合国大会会场，是从代表入口进入联合国大厦的。我们到达联合国总部时，入口处挤满了记者，照了很多照片。我们来到联合国大会的会场时，会场里各国代表已经相当多了，很多代表跑上来与乔冠华等人握手，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当乔冠华等人坐到中国代表团席位上时，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记者早就在那里等候了。第二天，很多报纸头版头条登出了记录这一刻的大幅照片。
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专场会议，原定开半天，但是由于报名发言的代表太多，不得不延长，开了整整一天。共有57位国家的代表发言。许多发言者批评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不公正的，是美国等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长期阻挠的结果，矛头所向十分明确。许多代表欢呼中国重返联合国，欢呼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我在现场真实地感到：是历史潮流推动中国重新回到了联合国的。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独立和解放的事业是正义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是对中国人民从事的正义事业的一种承认。
我记得在会上最后发言的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老布什。他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是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但是，美国失败了。今天中国代表团来到联合国，他作为东道主，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1971年已经是我投身于外交工作的第11个年头，但直接听美国大使讲话，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美国人还是相当坦率的，对于他们的失败没有回避，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在外交上是不大容易的。
国名就用CHINA
联合国大会会场外面，是印度尼西亚厅。因为在厅里摆放了印度尼西亚赠送的艺术品，所以被命名为印度尼西亚厅。厅里有一些白色的皮沙发，乔冠华团长经常在那里会客，我有时也会陪同他去那里做翻译。乔冠华会客也是外国记者追逐的目标。有一次外国记者照相的时候，乔冠华开了个玩笑，说：“照相不要钱(free picture)！”说完之后哈哈大笑。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照片中，那张乔冠华哈哈大笑的照片就是那时照的。这个大笑不仅反映了乔冠华当时的心态，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态。
我们重返联合国之后，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譬如，中国代表团座位前面的国名牌应当如何写。联合国方面专门来征求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写CHINA(中国)，还是写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写PRC(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在讨论如何答复联合国方面时，我正好在场。当时乔冠华团长明确回答：“就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用中国很好。”他的主张得到国内的批准。现在，各种联合国会议，中国代表团前面的国名牌写的都是中国。回顾起来，不得不佩服乔冠华的胆识，写中国写得好！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长期奋斗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的外交上的胜利。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也为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也是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在纪念中国重返联合国40周年时，不能忘记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当今天中国和世界已经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来源：2011年11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