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重生之神级大明星起点:毛泽东与70年代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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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对于中国外交的战略指导，凝聚着他生命最后几年里思考国际问题和中国发展的心血智慧，成为他毕生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的一部分。
着眼全球，抓住美苏争霸世界的主要矛盾，促进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构成
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春天，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这两件事引起了中国和世界的极大震动，也使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推行敌视中国政策的美国赖在中国领土台湾不走，还不断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对中国安全形成严重威胁。在中国北面，苏联为了推行其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苏联增派重兵驻扎在中苏边境和蒙古，直至挑起珍宝岛事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局面，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苏边界的流血冲突进一步表明，中苏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它就不会侵犯别的国家吗?美国和苏联会联合反对中国，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吗?这些问题尖锐而紧迫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面前。当时党中央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在此之前，中国虽然一直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进行着斗争，但是在对外政策上还是把苏联与美国加以区别，把中苏两党的分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美国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在苏联出现了一桩又一桩侵略行径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战争威胁重新加以思考。如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这时期毛泽东在国际问题上思考的中心。
毛泽东注意到，60年代末的世界格局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为争霸世界而在一些地区挑起战争，其它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日、意、西德等正力图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并不想卷入战争。从美国和苏联的情况看，美国在全世界到处伸手，是用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兵力分散，只能打些小仗，已经深陷于侵越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苏联则在迅速地扩充军事实力，并以此为凭借进行扩张。现实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一定的基础上可以和平共处;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以因利益冲突而发生战争。与中国接壤的苏联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施加战争威胁的危险性相对说来在增大。这些事实使毛泽东感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没有过时，但是在解释当代出现的新问题时还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60年代末，在美苏争霸引起的世界动荡中，政治格局进一步加剧变化。按照毛泽东1964年关于美苏之间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提法，“第一中间地带”，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继续风起云涌，有力地打击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增强。美国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进一步削弱了对其盟国的控制，这不仅有利于西欧国家独立自主倾向的加快发展，而且为中国冲破美国设置的障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美苏争霸世界造成的新的战争威胁，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对，更加深化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西欧发达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这也使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必要性和可能性。[1]如何使所有反对战争的力量汇合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而共同努力，又一次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党的九大闭幕后，毛泽东要求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元帅与他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意见。周恩来根据他的思想向四位老帅作出两点指示:脑袋里不要有框框;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2]这些情况反映出毛泽东已经感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和他重新思考国际问题时的慎重、灵活。面对异常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形势，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对于一个多世纪里“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的历史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3]。为了防止这种历史重演，毛泽东提醒全党记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因为对希特勒的进攻估计不足，致使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吃了较多的亏”和1927年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因为没有准备而遭到严重损失这两次教训，要求全国做好战备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比没有准备更有利。
不过，毛泽东在强调存在着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时，并没有把战争危险绝对化，他思想上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1969年前后美国为了在美苏争霸中保持有利地位，已决定调整全球战略，结束越南战争，与中国接近，试图利用中苏分歧对抗苏联挑战。毛泽东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注意到了美国的变化。他及时地将这些信息介绍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求大家加强研究，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4]。同时，四位老帅在研究国际形势时对于战争问题的看法也在他的考虑之中。四位老帅认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争霸世界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尖锐的。苏联不敢与中、美同时进行两面作战。应该利用美苏矛盾，通过谈判进行斗争，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从战略上打美国牌[5]。
60年代末的世界政治格局是复杂而微妙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了美苏双方都在注意的一支力量。美国在调整全球战略时，想利用中苏分歧对抗苏联;苏联担心中美联合打破苏美战略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命运，而且牵动着美苏态势的变化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毛泽东既不屈从于超级大国的压力，也不为国内一时的政治气候所左右;既不受原有思想框框的束缚，也不轻率从事，而是综观风云，着眼全球，权衡利弊。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走出了改善中国处境的重要一步。1969年3月下旬，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苏联，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这样，在中苏两国箭拔弩张的形势下，周恩来总理于9月11日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使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促成了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
在相当严峻的形势下，一方面动员全国做好打仗的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和平协商做缓和中苏关系的努力，这是党的“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的历史经验的又一次运用‘这一次中苏谈判不同于历史上的特点在于，谈判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中苏双方，而且具有对美关系的意义。中苏政府首脑的会谈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使美国急起直追，加快了走向中国的步伐。1969年12月，在中美会谈中断近两年后，中美双方的代表又开始了接触，商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样，如四位老帅所预言，通过谈判“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6]，一个新的战略格局在1969年底初步显现出了轮廓。
在世界上，中国开始摆脱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局面，以不依附于任何大国的独立姿态，成为与美苏并列的一支重要力量，初步构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初步构成，减少了中国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造成的压力，使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捍卫民族利益的斗争中增加了主动性和灵活性。
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相对和缓，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0年5月11日，他会见外宾时说，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5月20日，他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声明中又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应该看到，从号召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要准备打仗，到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世界上制止战争的因素大于发动战争的因素;从准备核大国打核战争，到看到核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这里，毛泽东除再次肯定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的重要作用之外，还看到了几个大国对于维持世界平衡的相互制约作用。这反映出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对世界形势估计的重要变化。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时所说的革命，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有所不同。它主要的并不是指武装夺取政权，变革社会制度的内容，而是把革命作为与战争对立的一个因素，指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制止世界大战的努力。1970年7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讲道，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这里，革命内涵的变化显然与世界大战可以延缓的认识有关。既然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不会发生，那么原来由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推演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将会引起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在当前也就不存在了。当然，此时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仍然是立足于把战争与革命当作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来展开的。这或许与他不自觉地沿用习惯用语有关。但是此时“革命”内涵的变化及他在外交上的行动都表明，他晚年的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反对战争和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目标上了。1970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各国驻华使节，传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有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7]。毛泽东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8]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的变化预示着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既然可以把延缓战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么，今后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更长的和平时期，使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将成为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国内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外交工作中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推行的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一步得到了纠正。从1969年春天开始在全国掀起的战备高潮逐渐由临战型向常备型转化。原先作为各项工作中心的“备战”、“备荒”的战略方针，在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所取代，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
抓住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苏边界谈判恢复后，中国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为缓和中苏关系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苏联却在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等问题上一再向后倒退，甚至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中苏谈判一直不能取得进展。苏联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军事政治高压政策。事实表明，1969年底在国际上初步显现出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在制约并平衡国际力量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不稳定的。
同一时间，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于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仍在表现出积极态度。
为了着重对付苏联在我国北方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为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进一步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毛泽东毅然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明确地表达了新中国20多年来第一次欢迎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信息，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作出了积极反应。1971年4月，他又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结束时，不失时机地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乒乓外交”这一出乎世界各方意料之外的举动神速地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使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这称得上是毛泽东抓住时机，大胆决策的一个创造。
在中美两国相互敌对了20多年后，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与素有“帝国主义头子”之称的美国进行接触，这不能不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外交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是中美关系能否深入发展的关键。在打开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从社会发展的前途看，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但是要解决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问题，中派和左派是不行的，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因为尼克松代表垄断资本家[9]。1971年2月，他又在旅游局关于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报告上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10]为了打消党内的思想顾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底召开会议，作出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决定。党中央在这一决定中指出:中国对美关系的方针是先当权派，后反对派;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将有助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又于1971年6月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转发了毛泽东从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关于纠正极左思潮的重要批示，引导全党反对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加深理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些认识，端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工作的基本方向，进一步明确了在世界范围内爆发革命还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从而有力地纠正了党在一个时期内存在的“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认识[11]。此外，这些认识引导人们把外交与革命区分开来，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固然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各国的革命是各国内部的事情，要由本国人民自己进行。外交工作方向的端正，不仅为打开对美关系扫除了思想障碍，也为正确处理中国与其它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内政府和共产党组织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同时，“文革”初期一度受到极左思潮损害的中国与缅甸、肯尼亚等国政府的关系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我国的宣传工作中，诸如“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努力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等内容逐渐增多。无疑，外交工作方向的端正，是“文革”时期中国外交消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迅速打开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美接触的过程中，不放弃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批评，但是又不因为这种批评就不同美国改善关系，仍然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也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与外交问题上的坚定性和灵活性。1970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在5月20日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一庄严声明表明了中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决不会因为考虑对美关系的改善而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行为姑息迁就。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激烈批评，中美两国间的接触暂时中断了。但是几个月后，在美国继续发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后，毛泽东仍以积极方式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解和尊敬。
在打开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中美之间长期严重敌对的分歧点，是中国领导人直接面临的问题。在这些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上，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促进中美两国的接触;又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毫不动摇地进行斗争，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驾驭局势的非凡才能。其中，台湾问题便是一个典型。为了有利于中美高级接触，党中央从大局着眼，不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高级接触的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在1973年n月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所表示的，国际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应与整个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一政策调整奠定了中美两国在存在着重大分歧的情况下逐步接近的基础。但是，在中美建交的问题上，中国却始终坚持美国必须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一直贯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中，为此，中国对美国试图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进行了一次次坚决的斗争。1971年10月，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又一次达到高潮。在中国和许多伸张正义的友好国家坚持不懈的斗争下，联合国终于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这个中国外交的巨大胜利中，最高决策者毛泽东运筹帷幌、决胜干里的领导功绩是不言而喻的。
1972年2月28日，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的《联合公报》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扫清了道路。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世界上出现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我国外交从此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此之前，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官方来往不多。世界上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使中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互访接触不断增多，进一步加深了沟通和理解，开始在各个领域发展交流与合作。中国更加全面、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活动中去。
中国同美国、日本、西欧关系的改善，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两家为首划分世界的战略格局。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确立在世界局势中增加了新的稳定因素，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在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方面，中国同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基于共同的考虑，实际上联合起来，加强了抵御苏联扩张的力量。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不仅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发展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1972年，我国中断了4年的对外引进工作又得以恢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下，我国开始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次引进，打破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帝国主义一直在经济上封锁中国的局面，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并非仅仅具有外交史发展的一般意义。实际上，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紧紧联系着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由狂热转向务实，由困惑转向突破的过程，因此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别开生面，继往开来的一个领域。毛泽东与70年代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反对霸权主义，完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已不复存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四分五裂;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过去的许多概念和大致界定已经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中国领导人需要从理论上回答出现的新问题。
70年代初，随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强，活动范围日益广阔。中国外交成就的取得，证明了中国在新形势下实行外交政策调整的正确性，也为新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国际形势不断发展，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在他进入80高龄后，仍孜孜不倦地在国际问题上进行着新的理论探索。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反复思考的基础上，经过归纳和概括，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1974年月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首次向世界阐明了毛泽东这一新的战略思想。以后，邓小平向外宾介绍说，我在联合国讲了一篇话，实际上都是毛主席的观点，是一些新的语言。邓小平在又一次会见外宾时还讲道，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经过好几年的考虑才提出的。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战略格局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从60年代后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分化、改组的新变化出发，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抓住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矛盾，以三个世界的划分大致地勾划出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点。这种划分，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同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指出苏联和美国一样已经成为霸权主义超级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斗争是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在苏美两霸中，苏联“尤为恶劣”。
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反霸斗争的主要力量;强调了第二世界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及联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重要意义。
这种划分还强调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势力，永远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一边，永不称霸。中国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反对战争和侵略，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
在这一新的理论中，毛泽东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发展了他在60年代前期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和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首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重要问题。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正确处理各种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制定国际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在新的形势下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毛泽东以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实力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准。这种标准实际上涉及到了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两大问题:一是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一是由各国经济发展所决定的国力强弱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本国经济权益，打破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寄予了深切期望。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的发言中，表达了毛泽东的这种期望—“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对70年代后正在向经济领域深入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作出了新的总结。这一总结表明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国际经济事务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按照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世界格局的大环境中，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于明确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及有关政策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认识突破。与此相联系，从1974年下半年起，他不断地在国内工作中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重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重要变化，与毛泽东此时对第三世界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愿望是一致的。同样，这一思想的明确，也为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1975年坚持的种种主张中，如要抓生产，加快经济发展;抓紧科技、教育建设;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等，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坚实而有力的理论支柱—“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12]。联系到7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不难看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既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变化了的世界格局的总体认识，也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外交中始终坚持的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控制，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坚定立场。这种顺应历史变化的时代精神与始终不变的革命立场的统一，表现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人生暮年，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永不衰竭的革命热情。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到形成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完整的过程，记载下了毛泽东晚年为了中国的独立、安全、统一、富强殚精竭虑，矢志不渝的重要侧面。
不应否认，作为一种理论，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在提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上还存在不足之处;此外，这种划分在对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的认识上也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是，瑕不掩瑜的是，在毛泽东对于世界格局的大致划分中毕竟提供了前人未能、或未能如此明确地提出的认识，从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勇于突破、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活力。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完善了70年代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指导我国外交工作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准备。毛泽东80岁那一年，有一次他会见一位外国元首，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环境逼人，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依环境，依大势，跟着跑。我们不妨把这一段话看作是毛泽东思考国际问题时思想变化的内心写照。可以说，在毛泽东晚年，正是这种从外交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活力和务实精神，使他一步步地贴近历史发展的客观变化，不断地突破和发展原有的思想认识，从而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实行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政策调整，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被动处境，开拓出中国外交柳暗花明的新局面。
如今，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有17个年头了。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与他在世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晚年制定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80年代，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将全世界面临的主要间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今天，每当我们放眼世界，在一个相对稳定并基本上打开了外部联系的国际环境中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时，仍然可以感到70年代毛泽东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英明决策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可以肯定，今后无论历史跨过多少个年头，世界和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在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不朽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
（张 化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的对外经济技术关系，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也为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准备了一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