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诺客户管理系统缺点: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下）

　　·13·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唐玄宗

　　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名李隆基，又叫唐明皇，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从公元712年到756年在位，他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但从他开始唐朝也走上了下坡路，即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逐渐衰落下去。

　　纵观唐玄宗一生，虽然他造成了唐朝的衰落，但他毕竟创下开元盛世的局面。而在这一时期政治的开明，科技、文化的发展，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唐玄宗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皇帝，他的一生前期励精图治，英明有为;后期纵欲荒政，昏庸出奇。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唐玄宗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他是过甚于功，有的说他是功大于过，真可谓“盖棺尚不能定论。”

　　英雄出少年

　　李隆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嫡孙，唐睿宗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出生的时候正是武则天主政要做女皇的时候，

　　李隆基幼时聪明伶俐，很得祖母武则天的喜爱，一岁半即被封为楚王。他五岁时，武则天废唐睿宗，自立为皇帝，改国号大周。

　　他九岁时，母亲窦氏被武则天秘密处死。

　　公元705年，张柬之、桓彦范等大臣乘武则天身患重病之时，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将皇位传于唐中宗。

　　所以李隆基小时候经历了如此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这促使他形成了意志坚定的性格。他小时候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

　　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当时掌管京城守卫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弄得武懿宗看着这个小孩儿目瞪口呆。武则天得知后，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备加喜欢。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为临淄郡王。

　　唐中宗即位之后，立韦后为皇后，韦后野心勃勃，她总想和武则天一样，尝尝做皇帝的滋味。在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结果朝政大权渐渐落到了韦皇后和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可韦后并没有多少才能，她和安乐公主以及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等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朝政腐败不堪。原来发动政变恢复唐朝的功臣、宰相张柬之被他们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违法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

　　708年，李隆基出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积极网罗人才，为以后发动政变做准备。不久，罢潞州别驾，返回京城，这时他更是广结禁军首领，暗地里结交各种有识之士，培养亲信党羽，等待发动政变的时机。

　　710年，中宗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她立时年16岁的李重茂为帝，自己则临朝称制，掌握实权。这时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便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处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迫使李重茂退位，拥立父亲李旦复位，李隆基因功被立为太子。

　　唐睿宗李旦得以复位，他妹妹太平公主也出了不少力。。由于太平公主善弄权术，议政处事能力甚至超过睿宗，所以她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当时的7位宰相，有4位是她的心腹同党。而睿宗李旦也和中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但太平公主却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越发居功自傲、飞扬跋扈起来。随着自己势力的强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她渴望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这时她的最大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并没有把李隆基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另立一位软弱无能、老实听话的人为太子，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

　　她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要他们暗中监视李隆基的行动，随时向她汇报，因此当时李隆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太平公主都了如指掌。

　　太平公主还在睿宗李旦面前搬弄是非，挑拨他和李隆基的父子关系，没有主见的睿宗不由得有些怀疑李隆基了。而这时又有人禀报，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

　　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时，大臣张说指出：“这一定是有人要离间陛下与太子的关系，如果陛下令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谣言自然不攻自破。”睿宗觉得此言有理，

　　于是在711年2月2日，命太子监国，从此由太子李隆基代行皇帝的某些职权。

　　712年，天空出现了彗星，太平公主指使亲信向睿宗报告说：“从天象的变化看，皇太子要当天子了。”

　　太平公主的本意是挑拨睿宗与太子的关系，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弄假成真，睿宗立即决定把皇位传给李隆基。

　　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此时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增无减，她甚至准备发兵攻打皇宫，处死唐玄宗。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唐玄宗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29岁的唐玄宗开始亲政。。12月1日，唐玄宗下令大赦天下，改元“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知人善任

　　唐玄宗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为了巩固皇权，不再发生祸变，将政变功臣贬为州郡任刺史，诸王也令出刺外州;同时整顿禁军，处死其首领王毛仲，

　　组建北门四军，并设立由宦官高力士亲自指挥的飞龙禁军，保证了皇帝的安全。

　　由于当时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针对当时官僚众多、国库开支庞大的现实，唐玄宗裁减冗官，

　　十去其九;对于闲散衙门，也进行精减，从而提高了办事效率。在此基础上，唐玄宗比较重视选拔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他所任用的几位宰相，

　　如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等人，皆为当时杰出的人才。

　　姚崇办事果断，他因为向唐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而被器重，做了宰相。十条建议包括了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勿使皇族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唐玄宗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议执行了。

　　对于皇亲国戚，姚崇也不进行照顾。当时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姚崇奏请玄宗批准后，惩办了王仙童。

　　姚崇还主持了开元初年的对蝗灾的治理工作。当时在黄河的南北地区都发生了严重蝗灾，蝗虫飞起来遮天蔽日，对庄稼的破坏异常严重。姚崇深知如果不能及时消灭蝗虫，不仅会导致经济的重大损失和百姓的灾难，而且对于国家稳定也至关重要。他亲自指挥，下令各郡县要全力以赴消灭蝗虫，有功的进行奖励。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蝗灾没有再继续蔓延，很快被制止住了。

　　姚崇之后是宋璟，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他决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地要求。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予以照顾，弄个好官儿做做。结果被宋璟得知后，不但没有给他说情，反而特地关照吏部不给他官做。开元年间，

　　唐玄宗还采纳宰相宋王景的建议，恢复贞观年间曾实行过的谏官议政制度，鼓励他们直言进谏，无所回避。这样不仅使下情得以上达，

　　而且防止和纠正了唐玄宗的不少过错。

　　韩休的直言敢谏更是独树一帜，以至于唐玄宗每次稍有过失，

　　就担心被韩休知道后提意见。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时常提意见，陛下您因而心情不好，

　　人也消瘦了许多，何不将他贬逐了呢。”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的广东被称为岭南，还不是发达地区，犯罪的人也经常被流放到那里，以示惩罚。所以在人们眼里，那里是荒凉、艰苦的地方。出身于广东的人由于历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那里出来的人很难在朝中做到宰相这么高的官。但是张九龄却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相中。

　　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对于地方官吏的选拔，唐玄宗也非常重视，他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716年，他对吏部选用的县令亲自加以复试，黜退40多名不合格者，并追究吏部选人不当的责任，这就促进了吏治建设。

　　这一时期的唐玄宗勇于纳谏，知错即改。玄宗曾派人到江南一带捕捉水鸟，有人上谏，认为这样做妨碍农作：“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唐玄宗看到如此尖锐的言辞，不仅不怪罪，反而予以奖励，并立即停止捕捉水鸟。

　　治理边疆

　　唐玄宗初年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

　　早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北方边境已是危机四伏。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

　　北方的领土在唐朝初年曾经统一，而且设置了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期，突厥人经常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现在河北的蔚县)和定州(现在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唐朝时期，唐政府对外贸易十分频繁。当时与七十多个国家发生来往。唐朝政府鼓励各国商人来中国贸易，不许官吏加重税收。因此，大批外商都十分向往来唐经商，唐朝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以至如今外国人仍称华人为“唐人”，可见这影响的深远。当时四方来朝，不可一世。同时，唐玄宗还十分开明，他让不少外国人来中国经商、定居，学习外国优秀之处。当时的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望。

　　繁荣经济

　　唐玄宗抑制奢靡，提倡节俭。公元714年，为了向大臣们表示决心，唐玄宗下令将内宫贮藏的一些珠玉锦绣等堆在殿庭前焚毁，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珠玉锦绣，全国上下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织造锦绣珠绳，违者决杖一百。他还将皇宫里用不着的宫女遣送回家，禁止贵族骄奢纵欲，反对厚葬，在他的倡导之下，奢靡之风基本得到抑制，淳朴之风逐渐形成。

　　唐玄宗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增加劳动力，公元714年，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制还俗1万多人。唐玄宗还重视兴修水利，完善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拆毁影响水道的水硝，老百姓大获其利。开元三年、四年，山东、河南等地连年发生蝗灾，玄宗听从姚崇的建议，督促州县全力捕杀蝗虫，因而减轻了虫害。他还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等地大兴屯田，垦田面积达500万亩，解决了军队粮食供应的问题。

　　由于当时均田制逐渐被破坏，土地兼并和逃亡现象严重，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712到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这样便大大地增加了国家所控制的编户数目，

　　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税的收入。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由于玄宗能够任用贤才，鼓励生产，改革弊政，使得唐王朝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百姓富庶，而且唐玄宗还非常重视文化、科技，所以在他统治期间，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可以说这一时期唐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项峰，其中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最为后人称道，而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开元年代。科技也领先世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测算子午线长度的僧一行。另外，这一时期的书法与绘画也蓬勃发展，出现了伟大书法家颜真卿、“画圣”吴道子。

　　政治的清明，导致经济与文化的飞速发展，以至天下富庶，在开元年间出现了空前的盛世景观。这与唐玄宗统治前期励精图治，善用人才是分不开的。“开元盛世”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太平景象。

　　天宝年间危机重重

　　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在取得了这些成就以后，唐玄宗自以为天下太平，进取心也逐渐消失，变得骄傲怠惰，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他对大臣的忠谏听不进去了，反觉得讨厌，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

　　李林甫是个不学无术的佞臣，善于拍马阿谀，他勾结宫内的一些妃子、宦官，时时注意玄宗的动向，

　　投其所好，当玄宗与他商量事情时，他总是迎合着玄宗，使玄宗高兴。在公元736年，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

　　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后来，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由他把持了朝政。李林甫掌权之后，凡是不听从他、不和他站在一起的人都要想方设法地陷害。李林甫嫉妒贤能之人，嘴里说的话很好听，但心里却阴险毒辣。所以，人们背地里说他是“口有蜜，腹有剑”。在他任宰相的19年间，极力排斥正直能干的大臣，重用了一大群奸佞小人，又对玄宗封锁消息，使朝政转向昏暗。而玄宗始终不悟。

　　736年，唐玄宗宠爱的妃子武惠妃病死，玄宗日夜寝食不安。这时，宦官高力士进奏说，现为寿王妃的杨玉环，姿质天成，玄宗闻言大喜，也不管她是自己的儿媳妇，当即吩咐入暗中招来观看。这一看就看在眼中拔不出来了。原来，杨玉环长得美艳无比，而且能歌善舞，智慧过人，聪颖异常，总而言之是“丰艳照人，风情万种”。可她毕竟不是后妃，而是自己的儿媳妇，起码先得改变这种身份。于是玄宗吩咐，让杨玉环先入籍女道士，赐号太真，尔后再迎后宫。为了安慰儿子寿王，唐玄宗又给他娶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不久，杨玉环专宠后宫，天宝初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但这时候没有皇后，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就是唐玄宗的皇后了。杨玉环令玄宗神魂颠倒，玄宗对她恩宠备至，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为了讨贵妃的欢心，唐玄宗可谓费劲心机。为了迎合她喜欢服装的心理，有专门为贵妃服务的七百多人给她做衣服。杨玉环吃新鲜荔枝，而生在南方的荔枝摘下后五天内会变味儿，所以玄宗特地下令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的几千里贡道，命令岭南(广东、广西一带)的官员差人用加急快马一站站地接送，将荔枝送到长安。这样杨贵妃吃时，荔枝还又红又香，很新鲜。

　　而杨贵妃之所以能够得到唐玄宗的宠爱绝不仅仅是容貌美丽，关键是有效地揣摩了玄宗的心理，而这也是后宫许多姿色艳丽的女子做不到的地方。一天唐玄宗与亲王下棋，并令贺怀智独奏琵琶，杨贵妃站在棋局前观看。唐玄宗眼看就要输棋了，杨贵妃将怀里的猫扔在棋盘上，扰乱了棋局以乱其输赢，唐玄宗因此十分高兴。

　　华清宫中除了供奉专门的温泉用以供玄宗和贵妃沐浴以外，还有温泉十六处供其它嫔妃沐浴。玄宗与贵妃沐浴的那个浴池铺着文瑶密石，池中央有玉莲温泉涌出来。杨贵妃用锦绣缝成鸳鸯浮在水中。玄宗与贵妃驾着小舟戏玩于其间。宫中沐浴完毕以后退水顺金沟流出宫外，其中漂浮的珠缨宝络流出街渠，守候在那里的贫民每天都有所收获。

　　玄宗在八月十五日夜与杨贵妃临大液池，凭栏望月而不尽意，玄宗敕令左右说：“在池的西岸另筑一座百尺高台，朕与妃子来年再来望月。”后来经过安禄山反叛，这座百尺高台也不再建造了，只剩下基址而已。

　　史载杨玉环有三美：姿质丰腴，符合唐代尚肥嫌瘦的风习，为一美;“善歌舞，通音律”，具有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为二美;白白一张女儿脸，“伸手笑雪黑”，为三美。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后，杨贵妃稍加浏览，便依韵而舞，歌声婉若凤鸣莺啼，舞姿翩若天女散花，表现了一种飘渺神奇的意境，她对乐曲的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玄宗兴奋不已，亲自为其伴奏。

　　在对《霓裳羽衣曲》的配舞中，杨玉环注意吸收传统舞蹈的表现手法，又融合了西域舞艺的回旋动作，因而整个舞蹈飘忽轻柔，绰约多姿，并与乐曲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境步，成为唐代乐舞中的精品。

　　杨玉环还精通胡旋舞，身段飘摇，翻跃如风，令人眼花缭乱。在杨玉环的熏陶下，她身边的许多宫女都能歌善舞。一次，她随唐玄宗游幸绣岭宫，命侍儿张云容献舞，张云容罗袖轻舒，身躯曼转，跳起霓裳舞。杨玉环兴致大发，即席写一首七绝：“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随即又配上曲谱，为云容伴唱助舞。现《全唐诗》仅存杨玉环这一首诗。

　　先前开元年间宫禁中种着红、紫、浅红、通白颜色不同的名贵木芍药，就是今天的牡丹花。玄宗移植到兴庆池东沉香亭的前边，等到木芍药盛开的时候，玄宗诏选梨园弟子演奏十六种乐曲，名乐师李龟年手捧檀板正要唱歌。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怎么可以再唱旧乐词?”接着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写了《清平乐》三篇。这三首著名的词表面上写牡丹，其实写的是杨贵妃的天资绝色。

　　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于是李龟年捧词唱歌，梨园弟子按调抚丝竹，杨贵妃手持玻璃七宝杯，杯里面盛满了西凉州出产的葡萄美酒，笑着接受了李白的恭维。玄宗调紫玉笛按声倚曲。每当曲子演奏一遍将换的时候，他便拖长了声调来讨杨贵妃的欢心。

　　高力士因为前不久为李白脱过靴，深感耻辱，一直想找机会陷害李白。过了几天杨贵妃重吟李白写的词，高力士就趁机诋毁说：“老奴还以为妃子听了李白的词怨入骨髓，却不料像这样拳拳珍爱。”杨贵妃大惊问：“李学士的词怎么了?”高力士说：“以汉朝的赵飞燕比喻妃子，太过分了。”杨贵妃由此恨上了李白。唐玄宗曾经三次想重用李白，都因为杨贵妃的缘故而罢手。可以说李白的诗词耽误了他的前程，如果前程二字单指做官为宦的话。

　　总之，她与多才多艺的唐玄宗结为艺术知音，对于盛唐音乐舞蹈艺术的空前繁荣，是有一定贡献的。

　　有了杨贵妃，唐玄宗的奢侈之风越来越盛，大臣、贵族、宗室为了巴结皇帝，投贵妃所好，结果让她高兴的人都升了官，这又刺激更多的官僚贵族巴结逢迎，争献美味佳肴、珍异珠宝。

　　唐玄宗爱屋及乌，因为宠幸杨贵妃，又封她的两个哥哥为官，三个姐姐分别封为韩国、虢国和秦国夫人，她的远房堂兄杨国忠也靠裙带关系扶摇直上。当时长安有歌谣说：“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接任宰相。他也是个奸佞小人，只以个人恩怨用人、办事。在杨国忠的一手遮天之下，首先是朝政混乱。在暴雨造成灾害时，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拿着大个的粟穗子给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下边有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他大发雷霆，命令司法机关进行严惩。杨国忠能力不高，但喜欢胡乱处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坏事却很在行，接受贿赂、拉帮结派等等应用自如。

　　朝政混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均田制在这个时期瓦解，税收急剧减少，但朝廷的花费却因为玄宗和杨贵妃的奢侈而逐渐增多，国库入不敷出。政治的腐败还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为招募的兵士都是一些无赖之徒。这些人在后来玄宗发动的战争中不但没有夺得胜利，反而招致了更多的失利。

　　可是这时的唐玄宗对于唐朝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向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腐败与黑暗，影响了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对此又是火上加油。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大伤元气。

　　一是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历来的和睦有好关系。二是西南的南诏国。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致使本该平息的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朝兵达二十万之多。

　　安史之乱

　　李林甫当政时，混血胡人安禄山受玄宗宠信，提拔为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平卢(今辽宁省朝阳县)兼河东(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节度使。安禄山貌似忠诚，生性狡诈，是个很会拍马逢迎之徒，他身体肥胖，自称三百斤。玄宗曾开玩笑地问他：“胡儿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回答：“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诚之心。”玄宗非常高兴。安禄山请求做杨贵妃的干儿子，玄宗同意了。一次玄宗与贵妃共坐，安禄山先拜贵妃，再拜玄宗，并说：“胡人是先母后父。”玄宗听后更为喜悦。

　　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互相看不起。矛盾越演越烈。安禄山经常进出长安，见内地兵力不足，长安防务松驰，就在范阳招兵买马，赶造兵器，储积粮草，准备夺取唐朝江山。臣下奏说安禄山有反意，玄宗不信。直到安禄山撤换了范阳的32名汉将，并且开始拒绝玄宗的召见，玄宗才开始怀疑他，但又不作防备。

　　755年10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所属十五万大军在范阳叛乱，引兵南下。当时天下太平日久，武备松驰，百姓不知战争，突然听到范阳起兵，远近震惊，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叛军很快就攻占了洛阳，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杨国忠怕众将领立功而于已不利，怂勇玄宗瞎指挥，使唐军遭到惨败，潼关失守，叛军直逼长安。玄宗在杨国忠的劝说下，带着杨贵妃等人起程逃避四川，不料才到咸阳，县令已经逃走，没人供应饭食，玄宗命令百姓献食，百姓献上高梁等食物，玄宗勉强咽了几口，流泪不止。

　　第三天唐玄宗他们到了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西)，随行将士又饿又累，想到杨国忠专权误国，致使他们受苦，都怨恨异常。于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带领众将士，挡住了杨国忠的马头，向他索讨军粮，并趁杨国忠惊慌之机，大喊：“杨国忠要谋反”，将他拉下马来砍死，并将尸体砍成数段，首级悬挂在驿门上示众。然后，激愤的将士们围住了玄宗和杨贵妃休息的驿馆，喊杀声连天。

　　玄宗忙命人出去劝解。愤怒的兵士杀死了出来劝解的大臣。高力士奏请玄宗亲自出去劝解，玄宗只好硬着头皮，亲自出去劝说，但是兵士仍然不肯罢休，他们大声喧嚷说：“不杀贵妃，誓不护驾”。玄宗大惊失色说：“贵妃一直深居宫，不干预外面的政事，她有什么罪该杀呢?”高力士对他解释说：“贵妃是无罪，但将士们杀了杨国忠，留着贵妃哪能安心，愿陛下准将士所请。将士安心，陛下也就安全了。”玄宗半晌不开口，这时外面喧哗声更响，高力士仓皇奏告道：“兵士们要闯进来了，陛下再不决断，他们要自己来杀贵妃。”玄宗这才流泪说道：“赐她自尽吧。”

　　杨贵妃接到圣旨，惊倒在地，良久，才哭着请求见玄宗一面。高力士引她来到玄宗面前，她哭道：“愿陛下保重。”玄宗不忍心看她的惨容，只是以袖掩面哭泣。高力士怕士兵闯入，忙将杨贵妃带到佛堂，贵妃朝北拜了几拜说：“妾与陛下永别了!”然后自缢而死。

　　将士们听到贵妃被处死，欢声雷动，重新保护玄宗西逃。太子李亨逃往灵武(在今宁夏境内)，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将领的支持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

　　早年，玄宗曾经在勤政楼东间设大金鸡障，里面放置一张大床榻，卷去帘子与安禄山坐在一起，观看楼下的百戏。太子李亨劝谏说：“历观今古，没有听说过臣下与君主同坐一起看戏。”玄宗私下说：“安禄山有异相，之所以坐在一起是为了禳除凶星。”又曾与安禄山夜宴，安禄山醉卧化成一条猪但是长着龙首。左右立刻告诉了玄宗，玄宗说：“这是猪龙，没有什么作为。”始终不杀安禄山。

　　等到安禄山叛乱后，人们才回想起当初术士李遐周说过的预言诗：“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其中“燕市人皆去”说的是安禄山与蓟门之士叛乱。“函关马不归”是哥舒翰失守于潼关。“若逢山下鬼”是一个嵬字，即马嵬驿。“环上系罗衣”，指的是杨玉环常以假髻为首饰，喜欢穿黄裙。天宝末年京师有童谣：“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到此都应验了。

　　后来，安禄山派部将孙孝哲进入长安，自己仍留守洛阳。这时安禄山的将领日夜纵酒，沉溺于声色财贿之中，已无再进取之意，因此唐朝的军队得到了重整军备、调集重兵的机会。长安失陷后，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军5万自河北至灵武

　　，壮大了朝廷的声势。河西(今甘肃武威)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的兵也来会合。唐军廷又得到回纥、于阗及西域诸族的援助。757年正月，安禄山被他儿子安庆绪所杀。李光弼坚守太原，屡败敌军;郭子仪收复河东郡(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解除了侧面敌人的威胁，为收复两京做好了战略的准备。这年九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军从凤翔出发，攻克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今河南安阳)。此时，留在范阳的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节制而归降了唐朝的军队。唐军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但唐军又策划消灭他。这件事被史思明知道后，他又开始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758年9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兵20余万，后增至60万，讨伐安庆绪，包围了邺城。第二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增援安庆绪，唐军60万众溃败于城下，而这时的史思明杀死了安庆绪，回到范阳后，史思明称大燕皇帝。9月，他的叛军攻占了洛阳，与唐军相持一年多之后，他被他儿子史朝义杀死了，这时叛军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762年10月，唐军收复洛阳，史朝义走投无路，被迫自杀了，这场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

　　正是由于唐玄宗晚年荒淫奢侈的生活，不理朝政，任用奸臣，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安史之乱”使当时生产大受摧残，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后，玄宗于757年12月返回长安，闲居于宫内甘露殿。他怀念往日的尊荣，目睹眼前的凄凉，伤感叹息，愁苦郁闷，渐渐成病。762年4月病危，他还念念不忘杨贵妃。传说他还请方士作法，想招来杨贵妃的亡灵相会。死前的一天，他吹了几声紫玉笛，声调极其悲凉，然后命令名叫宫爱的宫女为他沐浴更衣，卧于床上。当晚，他在室内还传出笑声。第二天黎明，宫爱进入卧房，他已经双目紧闭，四肢僵硬而死。死后的庙号为玄宗，谥号为明皇。

　　音乐皇帝

　　玄宗对我国音乐、舞蹈，戏曲的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李隆基自小在宫廷中受到了良好的音乐训练，他自幼就十分喜爱歌舞戏剧，有一次，他祖母武则天举行盛大的宴会，他当众表演了《长命女》，受到群臣的喝采。后来他能演奏很多种乐器，最擅长的是羯鼓和玉笛，演奏羯鼓等于是指挥乐队，唐玄宗演奏羯鼓的技术十分高超。在平王期间，他就曾创建过一个散乐戏班;称帝后不久，又建立了一个戏曲活动中心，选定梨园作为这个中心的所在地。所以，历来的戏曲艺人都尊玄宗为梨园始祖。

　　他还能作曲，善于组织、指导音乐演奏。在创作方面，像历史上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圣寿乐》等，都是经他创作、改编之后闻名的。对此曾有这样两个十分神奇的故事。其一是玄宗曾梦见十位仙子驾着云从天上下来，她们手中各执乐器悬空而奏。曲度清越不是人间的凡音，其中有一个仙人说：“这是神仙《紫云回》，现在传授给陛下，可为正始之音。”玄宗醒来后余响仿佛还在。第二天命杨贵妃用玉笛演奏，一丝也不差。

　　还有一次玄宗在东都白天梦见一个容貌艳异的女子，梳着交心髻，大袖宽衣拜倒在床前。玄宗问：“你是谁?”那个女子说：“妾是陛下凌波池中的龙女，卫宫护驾妾也有功，玄宗陛下洞晓钧天之音，请赐给小女子一支曲。”于是玄宗在梦中为龙女鼓胡琴，名字叫做《凌波曲》。等到玄宗醒来后还记得曲子，于是在凌波宫临池弹奏这首《凌波曲》，一瞬间池中的波涛涌起，接着有神女出现在池水中，正是梦中所见的龙女。

　　新丰初进一个叫谢阿蛮的歌女，她善于跳舞。在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玄宗打羯鼓，杨贵妃弹琵琶，李龟年吹篥，张野狐弹箜篌，贺怀智打拍子。从早晨到中午欢洽异常。当时只有秦国夫人端坐在一边观看。吹完了曲子玄宗戏弄秦国夫人：“今日幸得伺候夫人，请赐一幅缠头。”秦国夫人说：“岂有大唐天子的阿姨没钱可用呢?”接着取出三百万钱“赏赐”给了玄宗。

　　开元年间宦官白秀贞从蜀地回来，献给玄宗一把琵琶。琵琶槽是些逻檀木制成，温润如玉，光亮可鉴，有金丝红纹形成的两只凤凰，弦是未呵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进贡的渌水蚕丝制成，光莹如串起来的珠子瑟瑟作响。杨贵妃抱着这柄琵琶在梨园弹奏，凄清的音韵飘向云外。而诸王公主自虢国夫人以下都自称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次听完曲子便进献给杨贵妃许多珍奇的礼物。妃子是日问阿蛮曰：“你贫穷没有可以献给师长的东西，还是我给你礼物吧。”说着命侍儿红桃娘取红粟玉臂环赐给谢阿蛮。

　　还是在天宝年间，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都住在宜春北院，玄宗一向精通音律，当时著名的乐师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等。安禄山自范阳来朝入觐，献了几百支白玉箫，都陈列在梨园。从里面传出来的音响凡间是没有听过的。

　　杨贵妃擅长曲艺，曲艺中最善于击磬，泠泠然多有新声。太常梨园的乐师也不能做到。玄宗命人采蓝田美玉雕琢为磬，上面装饰着流苏之类，以金钿珠翠珍怪的东西杂饰。又铸了两座金狮子，各重二百余斤。其它彩绘绮丽，制作精妙的东西一时无比。等到安史之乱平息后回到长安，只有玉磬还在。玄宗看着玉磬心里十分凄然，不忍放置在床前，令载送到大常寺收藏。

　　由于玄宗精通音乐，因此在那个年代，中国音乐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天才的音乐家和优秀的音乐作品。

　　·14·

　　先智后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

　　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指的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他是李克用的长子，小名亚子，年幼时体貌出众，而且忠厚沉稳，喜欢独来独往，很受李克用的喜爱。十一岁便跟随父亲出征作战，得胜后随父亲晋见唐昭宗。昭宗见了他，非常惊讶：“这孩子真是长相出奇!”然后轻抚着他的背说：“小儿日后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不要忘了为我大唐尽忠尽孝啊!”接着，昭宗又赏赐他翡翠盘等物。因为昭宗对李存勖说了一句“此子可亚其父”，意思是说使他的父亲成为亚军，超过其父，因而得名“亚子”。

　　少年英才

　　李克用对聪明出众的李存勖寄予了厚望，一次，李克用出征凯旋而归，在上党(今山西长治)三垂岗打猎，岗上有唐玄宗庙，李克用便在庙前置酒，听伶人们奏乐，演奏的《百年歌》到了老年时期，声调极为苍凉凄苦，大家的心情很沉闷。这时，李克用却捋着胡子指着身边刚五岁的李存勖笑道：“老夫虽然壮志未酬，但二十年后，他肯定和我一样在此地征战，完成我的大业!”

　　渐渐长大的李存勖几乎是文武全才，善于骑马射箭，又精通《春秋》，喜欢音乐，懂音律，听戏演戏都很在行。

　　虎父无犬子，李存勖在军事上的才能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他的骁勇善战也丝毫不逊于李克用。李存勖经常只带领少量卫士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侦察敌情，虽然几次遇险但却秉性难改。李存勖在魏州前线，率领百余名骑兵侦察敌情时与五千敌兵撕杀了几个时辰后才得以突围。进攻杨刘城时，需要用柴禾填平敌军防御用的壕沟，身为主帅的李存勖背着柴禾走在士卒前面。李存勖一次准备亲自出战时，被义兄李存审劝阻，不久，他趁李存审不在时飞驰出营，边跑还边对部下说：“那老头儿居然阻止我游戏。”正因为如此，李存勖才在有资格竖起手指自我夸耀说：“我于十指上得天下。”

　　李存勖比起他的父亲来，谋略更胜一筹。李克用的部将多年随他征战，经常赏赐，加上他的姑息迁就，致使兵将骄悍，肆意扰民。李存勖比父亲看得远一些，请求父亲严肃军纪，李克用却置若惘闻，依旧听之任之。等到李克用病死后不久，李存勖便立即整顿军队，提高了战斗力。再如，幽州的刘仁恭是在李克用全力扶持下才得以占据幽州地区的，后来却反复无常，忘恩负义，李克用向他征兵时竟不发一兵一卒。等再次遭到朱温军队围攻时又厚着脸皮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恨他毫无信用，不肯发兵。李存勖则劝父亲：“现在看天下形势，归顺朱温的有十分之八九，到现在黄河以北地区能和朱温对抗的只有我们和幽州、沧州了，而这两州朱温早就想吞并，如果我们不相救，日后就难有机会了。图大业者不应计较小恩怨，现在他有难，我去解救，他一定会感恩归顺于我，这是我们河东重振雄风的良机，千万不崐可错过。”李克用终于听从了儿子的话，出兵解了幽州之围，阻止了朱温势力的发展。

　　当时，占据河东的李克用常被控制河南的朱温牵制围困，兵力不足，地盘狭小，非常悲观。李存勖劝说其父：“朱温恃其武力，吞灭四邻，想篡夺帝位，这是自取灭亡。我们千万不可灰心丧气，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有一次，李克用与朱温争战居于下风，战事吃紧，李克用满脸愁容。李存勖就又劝说父亲：“凡事都有盛衰的规律，我们三代尽忠于王室，纵使势力衰微无法报效也问心无愧。物不极则不反，恶不极则不亡。现在朱温已经有了篡位之心，陷害忠臣，妄称神灵暗助。但依我看来，他已经走到了极点。父亲大人应当静心休养，等他衰退之时再趁机进军。不必这样轻易就沮丧忧愁。”李存勖说得句句在理，李克用听了儿子的话，忧愁尽散，又和大家一起举杯同乐，重新振作起来。

　　这时候，北方的契丹族开始强大起来，它的首领耶律阿保机(耶律是姓)统一了契丹的各部，建立政权。907年，阿保机带领三十万人马，攻入云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李克用想利用契丹兵力，对付朱温，就跟阿保机联络，双方在云州东城见了面，结为兄弟，还约定日子一起攻梁。但是阿保机一回到契丹，看到朱温势大，就反悔了，另外派人跟朱温结成同盟。

　　李克用听到这消息，气得差点昏过去。到第二年春天，他连气带累，背上长了毒疮，病倒了。他自己知道再也起不来了，就把儿子李存勖叫到床边，叮嘱说：“朱温是咱家的冤家，这不说你也知道;刘仁恭是我保举上去的，后来他反复无常，投靠朱温;契丹曾经跟我结为兄弟，结果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这几口气没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说着，他吩咐侍从拿三支箭来，亲手交给李存勖说：“这三支箭留给你，你要记住这三个仇人，给咱家报仇。”李存勖跪在床边含着眼泪，接过箭，表示一定牢记父亲的嘱咐，完成这三件大事：一是讨伐刘守光，攻克幽州(今北京一带);二是征讨契丹，解除北方边境的威胁;第三件大事就是要消灭世敌朱温。李克用听了，才阖上眼睛死了。

　　后来他将三支箭供奉在家庙里，每临出征就派人取来，放在精制的丝套里，带着上阵，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表示完成了任务。

　　着丧服奇袭潞州

　　李克用死后，李存勖接替他父亲做了晋王。此后，李存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谋略，不但除去内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出奇兵在潞州大破梁军，让朱温慨叹不已。

　　初继晋王之位，李存勖并未锋芒毕露，而是静观其变。叔父李克宁受李克用的委托，掌握军政大权，起初李克宁协助侄子李存勖内外治理，但后来却在别人的怂恿下欲取而代之，加害李存勖。李存勖在危难时刻得到了父亲旧臣张承业的大力支持，最终果断地除掉了李克宁，地位初步稳固。然后，李存勖便集中力量对付梁军，机智果敢地解了潞州之围，给朱温一个下马威。

　　李克用死的时候，晋军与梁军对峙潞州，李存勖想立即出兵解围，有的人认为服丧期间不宜出兵，李存勖则对众人分析道：“敌人以为我们正在服丧，肯定不会出兵作战，况且又认为我年轻，刚刚接替父亲之位，肯定没有治国能力，更不用说领兵打仗了。这样，敌人一定会精神懈怠毫无防备，如果这时我们突发奇兵，先发制人，那一定会成功的。”说服了众人，李存勖立即整军出发，直扑潞州的梁军。

　　路过三垂岗，他不由得想起以前父亲在此地饮酒时说的那番话，暗下决心要将梁军彻底击溃。趁着漫天浓雾，率领周德威等将领分兵直捣梁军的营寨，梁军果然毫无防备，被李存勖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次奇袭成功大大挫掉了梁军的锐气。朱温闻讯，惊讶得张大了嘴，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来：“生儿子就应当生李亚子这样的!李克用虽死犹生，我的儿子们与之相比，都是些猪狗之类无用的东西。”

　　得胜之后，李存勖回到了晋阳，也就是太原，紧接着又开始了系统的整顿改革。其实在他刚继晋王之位时就已开始了，先任命李存璋为河东马步都虞侯兼军城使，负责整顿军纪。李存璋立即布署，打击扰乱军纪的将士，诛杀了几个首领，没过几天，军纪大振，百姓们拍手称快。等破了潞州之围，李存勖又进一步全面整顿，不仅是军纪，而且涉及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命令各州县保举贤良之人充任官吏，罢黜地方的贪官污吏。同时减轻人民的租赋税收，抚恤孤儿与老人，为民平反冤狱严厉打击盗贼。李存勖身体力行，每当路上遇到饥寒的百姓，就下马亲自慰问。从此，河东地区民心依附，百姓开始安居乐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为李存勖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对于军队的整顿更是重点，为提高战斗力，他制定了严格的军律，下令骑兵在见到敌人之前不准乘马，步兵和骑兵战斗布署已定时，必须保持严整的队形和阵式，不得随意跨越防区地界，以防止发生混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分路进军时，到达集结地的时间不得延迟，违者斩首。这次改革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三军将士作战都勇猛向前，以一当百。同时，李存勖还将自己的音乐才能用于军队，自写歌词，自谱曲子，让将士一起放声高唱，称为御制军歌，作战前不论上一次是胜是败，都要齐唱军歌，所以将士们在作战时都忘掉了生死，唱歌打仗可算是李存勖用兵之一绝。在加上河东兵都穿着黑衣，铠甲也用黑衣包裹，所以被称为“鸦军”。不过，他们唱的军歌肯定比乌鸦唱得好听。

　　经过努力，不但军队的战斗力大增，经济实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李存勖的力量比父亲李克用时要强很多，所以才能在和朱温的对抗中逐渐地占了上风，为日后夺取山东，灭掉后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李存勖便和后梁展开了对黄河以北地区的争夺。河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占据了河北，向西就可以攻击河东，向南则可以压服后梁。当时的河北地区主要有三支割据势力：王镕占据镇州(今河北正定)，为成德节度使，王处直据有定州(今河北定县)，为义武节度使，刘守光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为卢龙节度使。三人当中，刘守光的势力最大，而王镕和王处直较弱。朱温称帝建立后梁时，三镇为保持自己的割据势力，均表示臣服归顺。而李克用也极力拉拢三镇，想趁机将河东的势力扩张到河北。

　　王熔和王处直由于不满朱温的猜疑与滥杀，反梁而投向了河东，朱温发兵征讨，王镕和王处直急忙向李存勖请求援兵。李存勖立即派周德威率兵作为先锋出发相救，自己亲率大部队随后增援。中途俘获了梁军士兵，得知朱温派兵遣将时曾经下令：“镇州就算是用铁铸成的，也要给我拿下来!”李存勖为激励两州将士死守的决心，派人将俘虏送到了镇州和定州。后来两军在柏乡一带展开激战，周德威与其他将领奋勇冲杀，机智调兵，最终大败梁军，取得了柏乡大战的胜利。

　　后来，幽州的刘守光在囚禁父亲刘仁恭夺取节度使之位后，发兵攻打镇、定地区，李存勖率军救援，而朱温则应刘守光的请求趁机再次和河东军开战，由于柏乡惨败的阴影还没有忘记，进军路上心情暴躁，以致于交战之前就杀死了几个文官，勇将李思安也被斩首。朱温自己泄了些怨气，但却使部下心神不宁，导致又一次惨败。还未碰上晋军，就有流言说晋军大部队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朱温如惊弓之鸟，竟丢下自己的行营大帐，奔逃到枣强(今河北枣强)，与大将杨师厚一起攻城，因为守军抵抗，在攻陷后梁军竟血洗该城。河东的援兵在李存审的率领下，仅以几千人对付朱温的强兵五万。李存审在夜里先以数百名骑兵突袭梁军，朱温不敢恋战，又烧大营逃命。惊慌之中又迷失了方向，走错了路。跑出一百五十里后才发现。对滥杀成性的朱温早已恨之入骨的河北人民听说梁军又来，纷纷拿起武器到处袭击梁军，有的在地里劳动的农民也举着锄头痛击梁军。朱温这次败退，因为并没有和河东军主力交锋，所以更觉得窝火，结果一病不起，不久就被儿子朱友圭杀死。

　　消灭刘守光

　　朱友圭杀父继位后，众兄弟都不服，特别是朱温和张惠所生的朱友贞，身为嫡子，更是打起了“除凶逆，复大仇”的旗号，联合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兴师问罪。在杨师厚的帮助下，朱友贞得到宫中禁军的配合，最后杀死朱友圭，夺取了皇位。在五代时期，他是通过兵变夺取皇位的第一个人，从此为以后的兵变提供了效仿的先例。

　　但朱友贞并没有遏止后梁衰亡的趋势，相反，却加强了这种趋势。朱友贞重用为他夺取帝位出谋划策的赵岩，而且赵岩又是父亲朱温的女婿，关系亲密。但赵岩没有治国之才，只会弄权乱政，败坏风气。中央政治被他们弄得腐败了，一些老臣在他们的纵容下横行霸道，基层的官吏更是敲诈剥削，任意加重百姓的负担。朱友贞不善用人，派朱友能任陈州刺史，朱友能却只会横行乡里，纵容下属骚扰百姓，最终逼出了陈州农民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说明后梁统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本来陈州是后梁的财赋重地，当初朱温能称霸中原，打败并消灭秦宗权，正是靠张全义经营陈州，全力供应才得以实现的。朱友贞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又怎么不加速自己的灭亡呢?

　　就在后梁矛盾重重国势日益衰微之时，李存勖却步步得胜，集中力量灭掉了刘守光。

　　刘仁恭在朱温灭唐之前取得了沧州，便命长子刘守文为沧州节度使，接着进兵镇州和定州与魏博，被朱温打败后向李克用求救。朱温领兵大举进攻沧州，刘仁恭由于兵少，竟命令男子十五岁至七十岁的全部自备粮食和武器参军，男子的脸上刺“定霸都”三个字，士人则在臂上刺“一心事主”四个字，以防止逃亡，共得士兵二十万，但战斗力很差。沧州被围困得竟然出现了吃土吃人的惨相，最后由于梁将丁会降晋，削弱了梁军，加上朱温急于称帝而退兵，刘仁恭才得以维持其势力。但回到幽州后，刘仁恭却一下子昏庸起来，在西边大安山修建宫殿，广招美女，醉心于声色之中，又召僧道炼长生不老之药。儿子刘守光在后梁军再次侵扰时趁机领兵进入幽州城，派人将父亲抓回来，囚禁在幽州城。刘守文从沧州起兵讨伐大逆不道的弟弟。最后被心狠手辣的弟弟杀死。

　　在刘守光妄自尊大，想要当北方的盟主的时候，李存勖便施了骄兵之计，和王熔、王处直一起尊刘守光为“尚父”，但刘守光并不满足，最后竟登基称帝。在刘守光派兵南下时，李存勖便趁机派周德威端了他的老巢，将刘守光和其父刘仁恭一并抓获，押回河东处死。一对反复无常的父子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李存勖至此完成了父亲交给的一支箭的任务，灭掉幽州和沧州后，李存勖便扫除了后顾之忧，在他正要南下夺取魏博时，恰好魏博发生了兵变，李存勖借势出兵，唾手而得魏博。从而使河东的势力逼近了后梁的生命线：黄河。

　　奇兵灭后梁

　　杨刘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可以直逼后梁重镇郓州，梁军沿河驻防。在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十二月，李存勖趁黄河结冰的机会，从晋阳赶到魏州，率兵经朝城(今河北莘县西南)渡过了黄河，占领梁军营寨，又抢占了杨刘城。

　　控制杨刘之后，918年7月，?李存勖又调集重兵想一举南下灭梁。为破坏沿河地区对梁军的供给，李存勖率兵经杨刘过黄河，攻掠郓州(今山东西北)、濮州(今河南濮阳)后，再沿河而上驻守在濮州东北的麻家渡，梁将谢彦章在濮州北边的行台村筑垒对抗。李存勖轻敌冒进的特点又暴露出来，常率领轻骑兵到敌营前挑战，几次遭到梁军围攻，都是在部下的拼死保护下才得以脱险的。但李存勖丝毫不引以为戒，结果在这次胡柳陂之战中白白丧失了周德威这员大将。

　　不久，梁军内部发生权力之争，将领贺瑰杀掉谢彦章。李存勖就想趁机领兵直捣后梁首都。周德威却认为梁军损失一将，并未影响实力，不能轻举妄动。但李存勖根本不听，他先命令老弱军卒和家属返回魏州，再毁掉营寨，然后率军南下想一举灭梁。贺瑰探知晋军意图后也拔营起寨尾随追击。到达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北)时，李存勖安营扎寨。第二天一早贺瑰的追兵也到了。周德威向李存勖建议：晋军孤军深入，又逼近了后梁的首都，不宜轻易开战，而梁军刚到，营寨未建，待其建营寨疲惫之后再以逸待劳前去挑战，然后乘虚攻击消灭梁军。李存勖却不同意：“先前在黄河岸边见不到梁军我就有怨气，现在梁军来了还等什么，你又怕什么?”李存勖下令辎重马上出发先行，自己领兵随后出击。由周德威领兵作为后援。两军列阵交战后，李存勖先率骑兵冲击梁军，梁将王彦章兵少先败，向后退却。而正在列队前进的晋军辎重部队却误以为梁军前来夹击，慌忙中后退冲入了周德威的阵营，引起混乱。梁军则趁机冲杀过来，致使周德威父子双双战死。晋军伤亡惨重，李存勖这才整顿局势，稍稍稳住阵脚，然后率领骑兵出战，夺取了梁军的一座山头。

　　这时天近黄昏，李存勖和众将都打算收兵回营休整，但大将李嗣昭却认为晋军深入梁军辖地，各方面都不利，如果退走回营，梁军追来时无法列阵相迎，必然不战自溃。他主张用骑兵攻击正在建营寨的梁军步兵，因为王彦章的骑兵已经退走，山下只有步兵。如果此时用少量骑兵袭扰，使步兵无法吃晚饭，在其后退时再趁机猛追，就可以一举歼灭。李存勖听后精神一振，立即命令李嗣昭等率骑兵先行出击，自己督率大部队增援。梁军未料到晋军会再次突袭追杀，阵势顿时大乱，被歼近三万之众。

　　大战胡柳陂，李存勖丧失了一员大将，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不过，双方伤亡都近三分之二，损失都很惨重。晋军无力再进，回兵魏州休整。李存勖一举灭梁的计划未能实现，说明梁军实力尚存，时机还未成熟。加上李存勖冒险突进，虽然取得胜利但并不是全胜。

　　贞明五年(公元919年)正月，晋军将领李存审领兵进占德胜，并夹河筑了两城防守渡口。晋梁开始了德胜渡口之战。四月，梁将贺瑰认为晋军占据德胜构成的威胁极大，便开始进攻德胜。为防止晋军从河上增援，又用战舰十余艘相连横断于黄河之上，还在战舰上蒙盖牛皮，垒上短墙以便防守。李存勖则命人率领三百敢死队乘船冲入梁军的战舰之中，砍断绳索，再用木制大桶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燃后顺流漂下，随后用兵船攻击。梁军大部分溺死或烧死。第一次德胜渡口保卫战以晋军取胜而告终。

　　不久，贺瑰病死，梁末帝命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瓒领兵五万渡河袭击澶州、魏州一带，尔后撤回河南，然后，王瓒在距离德胜渡口上游十八里的杨村夹河筑堡垒，并造浮桥与河南联系。晋军将领李存进针锋相对，也在德胜渡口修建浮桥，加强防守，以便将来大部队渡河作战。

　　李存勖为大举南进，先扩建了德胜北城，以便屯兵准备物资。为了袭扰梁军，李存勖还亲自率骑兵沿黄河南岸西进，邀击梁军的辎重补给部队，但在返回的路上却遭到了梁军的伏击，败退突围中幸得部将李绍荣接应救援才得以脱险。几天后，李存勖便率主力与梁军决战于黄河南岸，大败王瓒所部梁军，歼灭万余人。晋军又乘胜攻占了濮阳。濮阳位于德胜渡口南面，这样对于固守德胜又多了一个战略要点。梁末帝看到王瓒作战失利，便以戴思远代替他为北面行营招讨使，领兵驻屯于黄河南岸牵制并阻止晋军南下。德胜之战最终是晋军取得了胜利，为以后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从晋军袭占杨刘，到胡柳陂之战，再到德胜渡口争夺战，李存勖与梁军争夺这些黄河沿岸战略要地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两年，双方所用兵力均在十万左右，反复拉锯战说明了这些渡口及据点的战略地位对于双方都极为重要，黄河作为天堑在军事上都是双方出兵前进的战略基地。交战初期，由于梁军占有这些据点和渡口，后援充足，所以处于有利地位。晋军攻占之后，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巩固新得到的河北地区，更为重要的是，突破了黄河这个后梁首都最大的屏障，对后梁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此后，李存勖之所以能出奇兵灭掉后梁，与晋军先行占据有利地形，特别是占据重要渡口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晋军限于山川地形，未能发挥骑兵优势歼灭梁军主力，而且自己伤亡也很重，因此后续力量缺乏，无法一举南下直捣其首都，这就造成了双方的对峙局面，为积蓄充足的力量，李存勖又等了两三年的时间，其间对河北地区变乱的平息无形中又分散了精力。

　　在龙德元年(公元921年)二月，河北地区的镇州发生内乱，王镕的养子王德明杀死养父，夺取政权，并联合后梁和契丹，准备合击晋军。为保住河北实现南下灭梁的计划，李存勖只得再次亲征镇州，先北上击败契丹军队，解除幽州定州之围，然后夺取镇州，重新稳定了河北局势，后方稳固之后，李存勖马不停蹄地继续南下。

　　李存勖称帝时后唐局势也很危急：后梁大将段凝夺取黄河北岸德胜以西的卫州，契丹军队又时常围攻幽州，潞州的后唐守将李嗣昭之子李继韬投降后梁。这些使得后唐内部人心不一，以为后梁难以攻取。但这时机会终于来了，后梁驻守郓州的将领卢顺投降了后唐，卢顺透露了郓州的虚实：“郓州守城士兵不到一千人，守将又不得人心，可以派并袭取。”但郭崇韬认为孤军深入，胜利的把握不大。

　　李存勖分析了全局形势，认为后梁此时由于西面的潞州刚刚归降，注意力已集中于西面，想从西面威胁晋阳，而东方准备不足，懈于防守，正可以趁机袭占郓州，动摇其军心。郓州在杨刘渡口之南，此后战役进程说明这次李存勖的决定还是相当正确的。李存勖决心下定之后，采纳了卢顺的建议，立即派猛将李嗣源率领精兵五千从德胜出发，沿黄河北岸向东急行至杨刘，在雨夜的掩护下秘密渡过黄河，然后挥师直捣郓州城，梁军毫无戒备，在后唐精兵的强攻下大败而归。李存勖便命李嗣源为天平节度使，驻守郓州。郓州拿下之后，后梁的腹心暴露无遗。从郓州到后梁的首都已无什么天险屏障可守，后梁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郓州一带水陆交通异常发达，又北临黄河与河北相连，成了后唐南下大举进攻的战略通道。朱友贞闻此凶信，坐卧不宁，下诏撤去戴思远招讨使的职务，又杀掉从郓州逃回的两名败将。然后听从敬翔的劝说起用王彦章为大将，任北面招讨使，以段凝为副招讨使，急令他们进军夺回德胜、杨刘，断绝郓州后唐军的退路，再就地围歼，以扭转局势。这样，双方又一次展开了黄河渡口的生死之战。

　　923年5月，王彦章率领梁兵直取德胜，趁后唐守将朱守殷懈怠之际，攻占了德胜南城及附近几个渡口，梁兵士气为之一振。李存勖闻讯，急令增援下游的杨刘，并命朱守殷放弃德胜北城，拆掉房屋做成木筏，顺流东下急救杨刘。王彦章为夺回杨刘，也拆掉南城房屋做木筏顺流而下。梁唐军队各自靠一岸漂行，到河流拐弯处，双方木筏临近时便互相攻击，一天之内交战竟达百次之多，互有胜负。到达杨刘时，双方都损失了一半的将士。王彦章与段凝率军十万分多路强攻杨刘南城，轮番攻城昼夜不停。为阻击后唐援军，还在黄河上用九艘巨型战舰相连横断交通。杨刘守军在李周率领下日夜苦战，虽然几次城池危在旦夕，但终究未被攻破。王彦章久攻不下，便屯兵杨刘城南，建立营寨围困杨刘。

　　李存勖为救杨刘，亲率军队增援，但被梁军的堑壕壁垒所阻，无法攻入。郭崇韬献计说，如果能牵制梁军主力，他可以领兵在杨刘东面马家口南岸再建一座新城，既能固守渡口，又可以接应郓州。李存勖照计而行，一面派兵去向梁军日夜挑战，一面派郭崇韬率军万人连夜赶赴马家口，昼夜筑城。六天以后，新城筑成时梁军才发现，王彦章领兵数万强攻新城，在李存勖率主力增援时才退去，屯驻邹家口。李存勖率军沿河南进追击，王彦章放弃邹家口再次进攻杨刘。最后，李存勖派李绍荣领骑兵突袭梁军大营，火烧黄河上面的九艘巨型战舰，动摇了梁军的军心。王彦章闻知李存勖率兵夹击，只得撤军南退。到这时，断粮已经三天即将失守的杨刘城才最后解除重围。王彦章退守德胜，准备待机再战。但朱友贞却听信小人之言，唯恐王彦章最终取胜立下战功后难以控制，便下诏将他调回来。

　　这次以争夺杨刘为核心的双方恶战唐军最后取得了胜利，梁军共损失上万人，唐军虽有一些损失，但最终巩固了杨刘和德胜这两个重要渡口，并保住了南进的战略通道郓州。前进的基地已经到手，所以，奇袭后梁首都也就具备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王彦章率兵力夺黄河渡口失利之后，后梁军心动摇，朝廷内部矛盾也愈加尖锐，段凝贿赂朱友贞宠臣得以取得王彦章任北面行营招讨使，而王彦章却降为副使。段凝无勇无谋，毫无威信，众将与军士都很不服，后梁军力从内部开始削弱，而朱友贞一不了解战局状况，二不用大臣商讨，凭自己主观臆断派主力北进，还要在收复黄河渡口后再重新占领河北。战略的失误直接给李存勖以可乘之机，导致了后梁的灭亡。

　　923年8月27日，李存勖召见了刚归降的后梁将领康延寿，康延寿为李存勖分析了后梁的形势：梁的地域并不狭窄，兵力也不算少，但是朱友贞懦弱无能，致使政治腐败，贿赂成风，选才用将不以才德与战功为标准。将帅出征也要派近臣监视，主帅无法自己调兵遣将。所以梁的败亡局势已定。康延寿还透露了梁军的军事机密：十月，朱友贞准备命段凝率主力进驻黄河北岸牵制唐军主力，王彦章则进兵郓州，再分兵进取镇州与定州，并以一部袭击太原做战略策应。最后康延寿向李存勖献出灭梁大计：“梁兵聚集则势众，分兵则势薄，陛下现在应该养精畜锐，等其分兵之后，选择良机率精锐骑兵五千从郓州直趋大梁(即开封)，活捉朱友贞，十天或者半月必然大功告成。”康延寿的情报为后来李存勖的果断用兵提供了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9月，梁军的战略布署开始提前实施：段凝率五万重兵进驻临河(今河南濮阳崐西)南面，而王彦章则按计划领兵一万进驻郓州和兖州(今山东兖州)境内。有人提出郓州孤立难守，不如和后梁交换卫州和黎阳，议和停战，以黄河为界分治，等财力雄厚时再图南下。郭崇韬则认为这样会导致众心离散不战而溃。他说段凝没有将才，应该出杨刘合兵郓州乘虚突袭汴州。李存勖果断地采纳了郭崇韬的建议，下了奇袭的决心。李存勖下令将士家属全部回到魏州，并命李绍荣等将领固守魏州，牵制段凝军主力，自己则亲自率领骑兵主力南下实施奇袭计划。

　　十月初二，李存勖所部精锐从杨刘渡河南进，初三即进入郓州城，当天子夜时分跨过汶水后，命李嗣源为先锋攻击前进。初四早晨与王彦章部交火，大获全胜，并攻占梁的中都(今山东汶上)，生俘王彦章。此时，有的将领认为虽然传言汴州空虚，但不知情报是真是假，因而主张稳妥用兵，先向东进攻，再寻机而动。康延寿则极力主张迅速发兵汴州，李嗣源也主张昼夜奔袭，趁段凝未知内情时先夺下汴州。李存勖素有冒险的作战特性，现在又有真实可靠的情报和有利的局势做基础，当即下令命精骑兵出发直奔汴州。唐军士气高昂，初四傍晚时分，李嗣源便奉命率军快速出击，趁夜急进。第二天，李存勖立即率部紧随跟进。在初七这天，唐军骑兵围攻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梁军守将毫无防备，只得投降。兵不血刃占领曹州之后，唐军马不停蹄继续向西费驰急进，直逼汴州。

　　朱友贞得到王彦章被俘的消息后，惊慌不已，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众人无计可施，无奈只好派张汉伦火速北上召段凝救援首都，然后又命开封尹王瓒征发百姓一同守城。张汉伦到达滑州时被段凝决放的黄河水挡住了去路，而此时的段凝也是已有异心，觉察了李存勖的奇袭意图后，便观望不前。朱友贞日夜痛哭流涕，不知如何是好，召来老臣敬翔询问退敌之策，敬翔数落一番他用人过失后，说纵使张良之辈再生也无法挽回败局了，抱定殉国的决心别他而去。

　　初八，朱友贞得到唐军已逼近汴州的确切消息后，绝望至极，最后自杀身亡。初九早晨，李嗣源的骑兵到达汴州城下，猛攻北门即封丘门，王瓒不得已开门献城投降。同一天，李存勖也率兵赶到，从西门领兵进城。后梁文武百官列队迎接，李存勖安抚众臣，大部分官复原职，但将李振和敬翔等人全族诛杀。段凝在十二日得知汴州局势危急后，率并回援，部队行到封丘(今河南封丘)时，传来首都失陷的消息，便率部投降了唐军。后来段凝又重金贿赂李存勖的皇后刘氏，不但未被治罪，反而得到高官厚禄。

　　朱温所建的后梁至此被后唐灭掉，前后共十七年的时间，其间与后唐的战争断断续续，最后终于败在后唐之手。李存勖奇袭汴州的计划，从初定到全部实施，前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长途奔袭速战速决的著名战例。唐军取胜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准确无误的情报及据此制定的正确作战计划。二是李存勖的坚定决心与果断性格，在众将观点分歧的情况下，能够排除不利意见，专心致力于既定计划的实施。此外，他充分地发挥了唐军骑兵善于快速机动擅长远途奔袭的特点，中途不分散兵力固守一地，更不过多逗留，昼夜兼程抓住战机，一举而获成功。

　　梁唐双方对峙二十年，终以唐胜梁败而告终，从战略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后唐方面的各种优势。李存勖在父亲死后整顿军纪收揽民心，巩固后方，从而提高了国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李存勖还善于重用将领，如周德威、李嗣昭、李嗣源、李存审等人，都是勇猛善战的大将，他都委以重任，特别是李嗣源，总是派他做先锋，屡建奇功。对文臣也是如此，重用忠诚而又有谋略的张承业便是一例，张承业不但保证了军队后援，还曾协助李存勖除掉了李克宁，巩固了他的地位。相比之下，朱温父子却逊色得多，朱温随意兼并河北诸镇，滥杀无辜，导致合兵地区归附唐军一方，弱己强敌。他的儿子朱友贞真像他说的像猪狗一样无能，虽然有一点才能，但不懂用兵之道，更没有大才大略，危难之际不善用人用将，终于将自己和后梁一起推向了灭亡。

　　具体到战略战术，李存勖更胜朱友贞一筹。李存勖拉拢河北诸镇，利用他们与朱温的矛盾，终于夺取了河北地区，这是战略决策有方。在战术方面李存勖基本上采用集中用兵力争全胜的方式，北上消灭刘守光解除后顾之忧，调集重兵趁魏州兵变之机夺取魏州，占有河北之地。最后，李存勖善于扬长避短，充分利用骑兵野战优势，避免攻城消耗战，总是诱敌出战而予以歼灭。用骑兵直捣汴州更是最大限度发挥了骑兵奔袭的优势，一举成功。从两个人的比较，我们便能看出后梁和后唐一胜一败的结局是很合乎情理的。

　　从智勇到昏庸

　　人们常说：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小河沟里却翻了船。李存勖身经百战，终于完成了父亲的三桩心愿，平定中原，923年4月，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建国号为大唐，意即延续唐朝李姓的统治。史称为后唐，李存勖即后唐庄宗，定年号为同光，以太原为西京，以魏州为东京，建立兴唐府，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可惜的是，李存勖会打江山，却不会治理国家守江山，从此之后，李存勖陡然一变，从智勇一下子滑入了昏庸，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三年河东迅速变成了河西，自己也命丧乱兵之中。灭梁后不久，李存勖又派兵夺取了关中和两川，疆土的强盛在五代居于首位。这使得南方的吴和楚等国也惊恐不已，但统一大业未成，李存勖却命归九泉之下了。

　　李存勖是一个孝子，一员勇将，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杰出的军事家，但却不是一个好皇帝，他长于军事而短于政治，夺取天下后就与从前判若两人，从此弊端百出。他一无治国之才，二无用人之法，全然没有了往日英勇之气。对待文臣武将，李存勖昏庸骄横，无法团结众人之心。对于灭后梁的功劳，李存勖曾经归于自己一人，说天下是他用十指取得的，抹杀了众将的战功。对于战功赫赫的李嗣源他也妄加猜忌，忠良之将郭崇韬被刘皇后害死时，他听之任之。远离忠臣良将的李存勖对唐朝末年的腐败士人却格外器重，重用苏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苏循本来是唐朝臣子，朱温称帝前后，鞍前马后地效劳不止，被敬翔等人鄙视，骂他为“唐之鸱枭，当今之狐魅”，贬斥回乡。李存勖建后唐时，由于以兴复唐朝为旗号，曾下诏寻访唐朝的衣冠，苏循又重新出山，见到李存勖即用唐朝见皇帝的礼拜见。当时文武众臣都没有用朝贺之礼，苏循却跪拜高呼万岁，涕流称臣，使李存勖喜形于色，欢于内心。第二天，苏循又敬献三十管大笔，说是“画日笔”。画日笔原为皇帝专用，李存勖更是高兴，立即任命他在旧任礼部尚书的基础上兼皇帝河东节度副使。除了苏循，李存勖又招纳唐朝旧臣，钻营之徒纷纷再现，像豆卢革等人任职后不但败坏了政治，还侵蚀了一些将领，唐末时的腐败世风又重在后唐弥漫起来。

　　李存勖不但用唐末旧臣，而且还像唐中后期那样重用宦官和伶人。当初朱温诛灭宦官，河东却成了宦官的避难所，虽然张承业是宦官中的杰出者，辅佐李克用父子尽心尽力，但李存勖恢复招用大批宦官却使政治日益腐朽，宦官多时曾达到上千人。李存勖宠用宦官，并当成心腹来重用，委以军国大事。他又设置监军一职，派宦官充任以监督驻外将领。李存勖不懂得时代变化情况，片面效仿唐朝，非但不能用宦官加强中央集权，反而受尽其害。三年之中，李存勖从河东变到了河西，而且一路想西走去，即从勇猛善战，变到了昏庸荒淫，命丧乱军之中。

　　至于宠信伶人，李存勖更是花样迭出，本来他从小就喜爱音律，爱看伶人演戏。称帝前，就曾任命伶人做官以致贻误战机。灭梁之后，原被梁军俘获的伶人周匝见到李存勖，向他保举曾保护他的后梁教坊使陈浚做一郡长官，李存勖见到周匝，异常欢喜，对周匝保举的陈浚连人也不看立即应允。

　　有个伶人上去给他两个耳刮子，把唐庄宗打得莫名其妙。别的伶人见了也大吃一惊，冲上去揪住那个伶人责问。那个打耳光的伶人笑嘻嘻地说：“理(理和李同音)天下只有皇帝一个人，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个是谁呢?”唐庄宗听他一说，才知道是跟他开玩笑，挨了打也不生气。

　　伶人们受到唐庄宗的宠幸，在宫里自由进出。他们跟皇帝可以打打闹闹，对一般官员，就更神气活现了。官员们受了他们的欺负，心里气恼，谁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有些官员为了要他们在庄宗面前说句好话，还得向他们送礼讨好。四处的节度使们也争相重金行贿。伶人中为害最深的就是景进。李存勖想知道宫外之事就问景进。景进专门替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由此大进谗言，干预朝政。谁不讨他的好，他就在庄宗面前说坏话，谁就该倒霉。所以，官员们见了景进，没有不害怕的。

　　唐庄宗要封两个伶人当刺史。有人劝阻他说：“现在新朝刚建立，跟陛下一起身经百战的将士，还没得到封赏，反倒让伶人当刺史，只怕大家不服。”唐庄宗根本不理这些话，照样让伶人当了官，一些将士见了，果然气得要命。不出几年，朝廷内部先乱了起来。

　　同时伶人与贪官污吏又相互勾结，不但使朝廷日益腐败，还陷害忠臣良将，鱼肉百姓，搜刮民财。李存勖用人不当，直接将自己推上了灭亡之路。

　　但是，伶人中也有个别忠直的，敬新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不但忠直，而且很机智。李存勖喜欢和伶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李天下”。有一次，他玩得竟乱喊道：“李天下!李天下在哪儿?”敬新磨走上去便给了他一个耳光，李存勖被打得直发蒙，其他的伶人见了，顿时变了脸色，敬新磨却斥责道：“李天下只有一个，你又叫谁呢?”说得大家笑了，李存勖也转怒为喜，重赏了敬新磨。

　　李存勖喜欢打猎，但又常常踏坏庄稼。一次在外围猎时当地县令上前劝谏：“陛下，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应该爱民如子，以民为立国之本。必须不应该为图一时快乐而践踏农田，伤害民心。陛下如同万民父母，怎么能这样做呢!”

　　李存勖听了大怒，命人将他绑了起来，想砍头问罪。敬新磨和其他伶人见状赶忙上前扭住县令，佯装斥责道：“你身为县令，对下可以驱使百姓。既然知道陛下喜欢打猎，就应该多多留出空地，怎么又让百姓在这里锄地劳作，妨碍陛下的鹰犬飞走呢?现在犯了错又不能自责，反而敢对陛下乱说，我看你是该死啦!”

　　众伶人听了都跟着笑了，李存勖知道是自己的错，听了这种反话，怒气消了大半，一会儿又下令释放了县令。

　　用人不当导致了政治腐败与黑暗，而其中任用善于剥削百姓的孔谦之类的酷吏更是弄得民怨沸腾，再加上李存勖那位吝啬贪财、为富贵竟不认生身父亲的刘皇后，朝廷上下离心离德，将士百姓怨气冲天。

　　李存勖任命孔谦为租庸使，孔谦为敛民财供奉李存勖挥霍，便绕过藩镇将领直接下令到州县催交赋税。虽然有的藩镇上奏弹劾孔谦违反朝廷制度，李存勖却一方面下诏表示照制度办事，一方面又对孔谦姑息纵容，致使其横征暴敛民心大失。由于暴敛无度，魏州百姓常有拖欠，李存勖责问魏州官员赵季良，赵季良反问他想何时平定河南，李存勖怒而斥责道：“你的职责是督交税赋，做事不利，反而敢干预我军国大事!”赵季良却说：“要谋取河南却不爱护百姓，一旦失去民心，恐怕河北也不属于您了，更何况河南呢?”李存勖被赵季良的话惊醒了，怒气顿消，这才收敛了一些，缓征赋税。

　　由于李存勖灭刘仁恭父子，北击契丹，再灭掉后梁，了结了父亲三支箭所代表的三桩遗愿，便日益骄纵，不再为战胜对手而约束自己了，做上了快活天子，与先前判若两人。以上用人失当也是骄纵的一个表现。任用孔谦之类的敛财之臣是为了享乐挥霍，他大兴土木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又让伶人景进等广求美女进献，满足其荒淫的生活。由于重用宦官、伶人，奸佞当权，最后，功臣宿将们横遭猜忌，接连被冤杀，这又是李存勖死于非命的直接原因。

　　郭崇韬被冤杀就是一大错案，郭崇韬原是灭梁的功臣，后来曾几次进谏，使李存勖非常不快，加上伶人诬陷，使李存勖对他猜疑更深，到郭崇韬平定四川又立下战功，随军的宦官们因为没捞到好处便造谣说郭崇韬聚财谋反，李存勖犹豫的时候，刘皇后已经派人前去杀他了。得知郭崇韬被杀后，李存勖竟无动于衷，不辩是非。

　　此后，李存勖又听信伶人景进的谗言，冤杀了功臣朱友谦一家，这样，朝廷中的功臣们都惶恐不安，尤其是将校军士生活日益困顿，妻子儿女不得温饱，怨气更大。当时，平定四川有功的大将康延寿打着为郭崇韬和朱友谦复仇的旗号造反，四川大乱，康延寿兵败身亡之后，四川继续混战，这使后唐局势也陷于混乱之中。此时，镇守瓦桥关的魏博镇将士戍守期已满，回镇途中经过贝州时，李存勖突然下令不准回乡，就地驻守。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四川战乱，人心浮动，士兵便发生了哗变，以刀胁迫赵在礼为将，大举南下攻入邺都(即魏州，后唐建立后改名)，李存勖闻讯忙派元行钦领兵镇压，却一触即溃。李存勖只得再派平日猜疑较多的李嗣源率领侍卫军征讨，李嗣源到后被形势所迫，举兵反攻，打进洛阳。而李存勖这时也到了生死关头。

　　李存勖的侍卫军又名“从马直”，是他在军队中挑选强壮士卒组成的，指挥使为郭从谦，原是伶人，因军功而升职。他平时视郭崇韬为叔父，而且又是睦王李存义的养子，郭崇韬和李存义都被李存勖冤杀后，郭从谦恨恨不平，私下结交从马直军校，准备复仇。从马直在洛阳由于饥寒交迫，一部分想兵变造反，由于泄密而被镇压。李存勖在和郭从谦闲谈时，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依靠郭崇韬和李存义，为什么教唆兵士造反。这使郭从谦以为李存勖有所察觉，心里更是异常不安，就暗中对士卒们说，李存勖顿亲军都不信任了，等平定北边魏博兵变后，回过头来也要全部杀死他们，以防后患。谣言传出，人人自危，兵变一触即发。这时，李存勖又要他们随李嗣源出征，等于自己将自己送上绝路。这些亲军到达邺都时便劫持李嗣源发动了兵变。李嗣源最后听从了石敬瑭的劝告，没有再回来向李存勖表白自己，而是整军回攻。

　　到这时李存勖才想到用财物赏赐将士，让他们为自己卖命，但士卒们背着钱物，没一点感激之情，反而大骂：“我们的妻子儿女已经饿死了，要这些干什么!”李存勖领兵去开封抵挡，中途听说开封已经被李嗣源占领，又慌忙撤退。而士卒已经逃亡了一多半。李存勖低三下四求士卒护驾回洛阳，许诺重赏，士卒们却说：“陛下赏赐太晚了，我们不感激圣恩!”部队刚回到洛阳，郭从谦就发动了兵变，京城陷入混战，乱军之中李存勖被流箭射中，不久便气绝身亡。众人都逃散了，只有一个伶人拣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宠信伶人的李存勖也只是得到这么一个下场。

　　叱咤风云、智勇兼备的乱世英雄李存勖在攻灭后梁后不过三年时间，转眼就成为众叛亲离、置身无所的独夫民贼，身死族灭贻笑天下，虎父龙子四十余年建立的赫赫功业转眼之间化为过眼烟云，不能不令后人唏嘘长叹，历史是多么的无情啊!

　　李存勖以勇武多谋而征战河北东西，平定中原南北，建后唐灭后梁。但是，胜利迅速，骄纵奢侈以致亡身也很迅速。一朝取胜便忘了昔日栉风沐雨的艰苦生活，以为该享乐了，该安逸了。宠信伶人宦官当政败国，奢侈荒淫致使将士百姓怨声载道。李存勖三年河东变河西的故事是值得我们现在引以为戒的典型。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不仅仅是国家兴亡的时候应该遵循的准则，守国守家再展宏图更是一大法宝。

　　·15·

　　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在中国历史上，大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与“唐太宗”齐名，并称“唐宗宋祖”。他以豪侠之气，把众多的英雄团结在自己身边;又以卓越的军事才干，东征西伐，南战北讨，用武力消灭了一个个争雄一方的霸主，结束了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又一次统一了中国，为这段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在统一全国后，他高瞻远嘱，以宏大的气魄、钢铁般的手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文治国，军政分开，削弱藩镇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官员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和世袭制，从源头上断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提倡农业，鼓励农桑，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农业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还注意培养人才，健全了科举制度，并大兴学校，尊重知识;注意发展文化事业，组织官员编纂重要典籍，出版印刷，使宋代的出版事业进入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他还整顿吏治，严法峻刑，处置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高官，使社会迅速从乱到治，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仅医治了中国数十年的战争创伤，也为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帝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匡胤还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少年时狂放不羁，颇有几分纨绔子弟的味道;及长，因得罪朝廷，被迫浪迹天涯，又有一点流浪汉的成分。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个流浪汉居然当上了皇帝。

　　赌输华山

　　赵匡胤的父亲名弘殷，涿郡人氏，五代初在王镕麾下效力，曾率五百骑兵援助后唐庄宗，把后梁朱温的军队杀了个落花流水，为建立后唐五朝立下赫赫战功。庄宗爱其英勇，留典禁军。三年之后，庄宗的哥哥明宗李嗣源在一次兵变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元天成。就在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夜里三更时分，赵弘殷之妻杜夫人，在洛阳夹马营分娩，生下一个儿子。他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

　　据记载：赵匡胤诞生的那天夜里，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所谓一代圣主诞生，天象必有吉兆。其实，哪有那回事，后来经好事者调查，完全是一个偶然巧合。夹马营后面有一座大寺院，名叫应天禅院。院里种植着素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上千株，有三百多个品种：魏紫、姚黄、赵粉、卢丹、酒醉西施、雪拥王嫱等。

　　不过，以前这里并没有牡丹。传说是女皇武则天，在长安城初春游上苑时，看到奇花异草甚多，但是都正含苞，尚未开放。武则天非常生气，立即下了一道催花的御旨，上写道：“明早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命宫人悬圣旨于花梢之上。第二天早上，武则天带着一批近臣，又来到御花园。一看，果然百花都绽开了，只有牡丹不肯遵旨。武则天勃然大怒，立刻下旨，把牡丹贬到洛阳。于是园艺官奉谕，把长安城的牡丹全部移往洛阳栽种，从此牡丹就在洛阳安家落户了。大概应天禅院里的牡丹，就是那时从长安贬出来的。

　　不过事又凑巧，往年谷雨前后才开花的牡丹，这一年却提前了二十来天。就在二月十六日夜里，突然开放，香飘数里。禅院众僧认为这是丰年吉兆，于是红烛高烧，香烟缭绕，敲钟击磬，大做法事。满院香火烛光，把夹马营的夜空都映红了。

　　赵弘殷这时刚好从前方回来，一进家门，便见一个丫环匆匆上前给他报喜，说是夫人生下一位公子。赵弘殷高兴得连盔甲都没卸，就命产娘把孩子抱过来。当产娘把婴儿抱来时，赵弘殷伸手去接。这时，一般香气扑面。赵弘殷大叫：“好香，好香!真乃香孩儿也!”赵弘殷这时闻到的香味，实际上是从应天禅院飘过来的牡丹花香。

　　不过，“香孩儿”从此就成了赵匡胤的乳名了。

　　几年后，香孩儿到了读书的年龄，父亲正式给他取名叫赵匡胤。匡者，匡扶、保佑也;胤者，胤嗣、后代也。父亲对儿子确实是寄有厚望的。小匡胤也没有让父亲失望，少年时代，他不但书读得不错，而且同父亲一样，在习武方面也表现出天赋，“学骑射，辄出人上”，几年下来，已是一个弓马娴熟，小有名气的骑手了。

　　不过，赵家在赵匡胤长大的这十几年中却一步步衰落下来。赵弘殷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爱的战将，自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后，他就开始受到冷落。这期间，赵家又添了二男二女，家境也日益艰难起来。可以说，赵匡胤的青少年时代，是随着父亲走南闯北，打工卖艺度过的，从小就看尽了世间的眉高眼低，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长时期的江湖漂泊生涯，养成了他喜打架，爱赌博，而且赌输不给，赌赢必要的赖皮性格。好在他生得方面大耳，身高力强，又会一些武艺，凡是与他家发生争斗的，多为败家。945年，赵匡胤结婚成家，当时19岁。成家应当立业，但家中窘迫潦倒的现状告诉赵匡胤，依靠家庭的帮助干一番事业的路子是走不通的。21岁那年，他毅然离家外出，决心在事业上闯荡一番。他先是去投奔几位从前的好友，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

　　在流浪期间，据说赵匡胤还做了一件千里义送京娘的壮举。京娘是山西永济人，年方十七岁，随父母去曲阳烧香还愿遭劫，幸遇赵匡胤拔刀相救，千里护送，京娘感恩不尽，欲以终身相托。然而赵曰：“贤妹非是俺胶注鼓瑟，本为义气千里相送，今若就私情与那个响马何异?况施恩图报非君子所为。”京娘道：“恩兄高见，妾今生不能补报大德，死当衔环结草。”于是京娘投湖自尽，(后被追封为贞义夫人)京娘湖亦由此得名。

　　流浪生活是艰苦的，但赵匡胤并没有被压倒，相反，他的意志和性格磨炼得更为坚强，眼界也变得开阔了。期间，他在河南地面因打架闯了祸，官府派人四处捉拿。他先是逃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住进了一家寺院。寺院的主持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僧，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紫面丰颐，豹头环耳，虽满面风尘却掩不住英俊之气，一身破衣，却不带寒酸之态，心中暗暗称奇，待一交谈，更觉得其气度不凡。他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的各个政权比较稳定，而北方却战乱不止，乱世出英雄，所以应该北上，而不应南下。这位老者不但向赵匡胤“厚赠”了金钱，而且还将寺院中惟一的一匹驴送给他，让其骑驴北上。

　　于是他就偷偷溜过潼关，来到陕西，进入华阴地面。当知道官府捉拿的危险已悄然离去时，他才觉得腹内空虚，四肢无力，实在是一步也挪不动了。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华山的陈抟老祖正在华山脚下恭候着他呢。

　　陈抟老祖，字图南，号扶摇子，毫州真源人，是北宋初年著名的道教学者和道教诗人。他在唐朝长兴年间举进士不第，便发誓不求禄仕，遂隐身山林，以山水为乐。据说他中历梁唐晋汉周五代，每闻换朝改姓，总是愀然不乐，闭门高卧。世间传他一睡经年，其实只是他忧心天下纷扰，百姓受苦，不愿出门。

　　传说他来华山隐居的路上，碰见一位老者肩挑箩筐，两只箩筐中各坐着一个男孩，当老头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大呼一声：“天下由此定矣!”高兴得差点从驴背上掉下来。此后逢人便说，那老头一肩挑了两盘龙。那老头，便是赵匡胤的父亲。

　　陈抟老祖算好赵匡胤这天要来华山避难，便装扮成一个卖桃老汉，挑着桃筐，拦在华山路口。越匡胤走一步，歇一步，又饥一渴，又困又乏，心里正盼着遇见个卖吃渴的，好吃一个饱哩，谁知瞌睡来了就有人递枕头。他老远望见两筐鲜桃，又红又大，顿时脚上来了劲儿，于是就一鼓作气跑了上去，不问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两筐鲜桃便所剩无几。

　　吃罢桃，赵匡胤将嘴一抹，横下扁担，依着萝筐，倒头便睡，还不时把他那双大臭脚伸进陈抟老祖的怀里。陈抟老祖也不唤醒他，就在一旁悄悄地等着。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赵匡胤才醒来。可是他扛起盘龙棍，扭头就走。陈抟老祖连忙拦住说：“你这位壮汉，吃了我的桃，还躺在我的扁担上睡了一觉，睡醒了分文不讨，连个谢字都没有，扭头便走，讲不讲理呀?”

　　“要钱?要什么钱?多少钱?”赵匡胤从来就不懂得吃了东西还要付钱。陈抟并不生气，仍然心平气和地说：“得了，我看你也付不起，就要你一文钱吧。”赵匡胤一听哈哈大笑，想这老头好生奇怪，两筐桃子才要一文钱，于是慷慨大方地说：“好，一文钱就一文钱。”可是，他在身上摸了半天，连一文钱也没有摸出来，不由羞得面红耳赤。

　　陈抟老祖一看，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忙找了个台阶给他下：“没有钱不要紧，只要你陪我下一盘棋，赢了我，就算你付了桃钱。”赵匡胤心想，别的我不会，下棋赌博我可是行家，我不光要赢桃钱，还要让你连家里的桃树都输个精光呢?

　　头一盘，赵匡胤赢了，他越发得意，硬要来第二盘。陈抟老祖说：“你还了桃钱，也就罢了。天色已晚，我要回家呢。”赵匡胤急忙拉住道：“别忙，老头，下一盘棋我还要赢你家的桃树呢。”陈抟老祖哈哈一笑说：“要是你输了呢?”赵匡胤说：“我就赌这根盘龙棍。”

　　谁知第二盘还没走几步，赵匡胤就败下阵来。陈抟二话不说扛起盘龙棍直奔华山而去。赵匡胤岂肯认输。跟在后面连喊带叫：“再来一盘，再来一盘!”就这样喊着叫着，等他追上陈抟时，已来到了东峰下棋亭。

　　此时明月当空，天宇如洗，山空谷静，万籁俱寂，只有清风徐徐吹来，山峦隐隐如黛。赵匡胤从未体味过如此美妙的情景，直觉得身处境外仙天，不由一阵阵如幻如痴。此时老汉已现回陈抟老祖原身，仍是一白发飘髯的老道长。直到他发现坐在石桌对面的已不再是卖桃老汉，而是一位白发飘髯的老道长时，才想起自己是追着卖桃老汉来再杀一盘的。

　　陈抟老祖指着眼前已摆好的棋盘说：“你追着来是想再赌一局，不知这次用什么作赌注呢?”赵匡胤知老者不是凡人，早已从心里佩服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身上空空如也，盘龙棍已输给对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拿什么作赌注，便又现了赖皮本性，信口开河说：“我赌华山!”

　　陈抟老祖正等着这句话呢，他当然满口应允，还说：“空口无凭，要写个文约为证。”赵匡胤想，华山又不是我的，输了就输了，立个文约又有何妨。陈抟老祖早就预备好笔墨纸砚，写了文约，还让赵匡胤押了指印，然后才坐下下棋。下了三盘，赵匡胤输了三盘。陈抟老祖高兴地说：“华山真的属我道家了?”赵匡胤却耍赖说：“山是道家的山，树是皇家的树。”陈抟一听此话，连忙跪倒口呼：“谢主龙恩!”赵匡胤不知这位道长为何行起君臣之礼，正想问个明白，陈抟老祖说：“壮汉身有九五之尊，日后便知。”

　　赵匡胤知自己有天子之位，信口开河输了华山，日后定遭世人谴责，心中悔恨，忙去抢夺文约。不料陈抟老祖轻轻吹一口气，文约就飞过谷涧，贴到棋亭对面三凤山的石壁上去了。据说至今字迹仍依稀可辨。

　　赵匡胤知自己耍赖不成，就请求陈抟指点迷津，早日成就立国大业。陈抟说：“枢密使郭威正在潼关招兵买马，征集良将，何不去投靠?”听了陈抟的指点，赵匡胤立即下山直奔潼关，随了郭威。

　　他先是在郭威手下当了一名偏将。当时，后汉名将郭威正拥兵自立，准备取后汉而代之。在战争中，赵匡胤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他作战十分勇敢，能冲锋陷阵，又兼富有智谋，受到郭威的赏识。公元951年，郭威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在拥立过程中，赵匡胤出了不少力，因此被提拔为东西班行首，当了一个中级禁军军官，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也从此知道了禁军在维护皇帝安全中的作用了。这期间，他尤其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

　　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是为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一类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周世宗刚刚即位，北汉的刘崇便想趁机进攻，觉得周世宗在服孝期间必定不会出兵，于是要求辽(即契丹)派兵相助。辽穆宗派耶律敌鲁去助刘崇，又让杨衮率领一万铁骑兵和奚等部五万人，出兵一起攻打后周。

　　周世宗不顾冯道的阻拦，决意亲征，赵匡胤随驾出征。三月，两军在高平(今山西高平)展开了激战。杨衮见后周军队军纪严明，提醒刘崇不要轻敌，但刘崇却根本不听，反而出言不逊，杨衮气得领兵闪到一旁观战。

　　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徵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二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

　　随后赵匡胤大喊一声，拍马上前，当先冲入敌阵。北汉军队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士气大振，人人奋力厮杀，终于大获全胜，几乎全歼北汉刘崇的军队。杨衮因为没有参战，领兵返回辽国。

　　高平之战，后周反败为胜，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给他记了大功一次。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皇帝亲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深受周世宗柴荣的器重。在赵匡胤亲自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三项工作。

　　也正是在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开始在军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将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中基层将领，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开始掌管后周的军事大权。

　　从显德三年(956)到显德五年(958)，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三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处事待物上与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罗致在麾下，成为心腹幕僚的。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研读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读书的草莽作风。

　　显德六年(959)三月，后周宰相王朴突发脑溢血而死。赵匡胤平生最怕王朴，几天前，他还被王朴训斥得“唯唯而退”，现在，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蹊跷的事。周世宗在文书囊中得到一块木头，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张永德，周世宗就撤了他的职，让赵匡胤当了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傅，执掌禁军。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禁军又是后周一支最精锐的部队。

　　此时，他只有三十岁，后来有人构陷岳飞，就说他说过自己“三十建节，唯本朝太祖如此”，但由此反映出赵匡胤确实年轻有为。

　　同年六月，周世宗去世，时年三十九岁。这一下，所有可能阻挡赵匡胤称帝作天子的障碍都没有了。形势变化之快，机遇得来之易，连赵匡胤自己也没有料到。

　　据说：世宗志在四方，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以王朴精究术数，一旦从容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旧五代史》还说：“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然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如果比赵匡胤大六岁的柴荣能够再活三十年，历史上可能就不会有宋朝了。

　　陈桥兵变

　　周世宗死后，其7岁的独生子柴宗训即位，这就是周恭帝。由于年纪太小，由宰相范质、王溥辅政。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政局不稳，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时人咸谓天下无主”。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动乱的根源十有八九要出在赵匡胤那里，指出赵匡胤不应再掌禁军，甚至有的人主张先发制人，及早将赵匡胤干掉。因为五代时期，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多得很，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测也是不足为奇的。于是周恭帝改任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此时，赵匡胤及其幕下心腹文武也在加紧活动。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先看殿前司系统，原来一直空缺的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慕容是赵匡胤“素所兄事”的少年邦交，情洽款好，关系非同一般;原来空缺的殿前都虞侯一职，则由王审琦担任，此人既为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义社十兄弟之一，与当时已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一样，都是赵匡胤势力圈子中的最核心人物。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的职务均由赵匡胤的人担任了。

　　再看侍卫司系统。在这一系统的高级将领中原来赵匡胤只与韩令坤有“兄弟”之谊，当时他正领兵驻守在淮南扬州，京城中实际上只剩下副都指挥使韩通，势孤力单，自然无法同赵匡胤相抗衡了。

　　经过近半年的部署准备，赵匡胤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动手了。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贺新年，突然接到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大臣们慌作一团。小皇帝柴宗训征得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后，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

　　赵匡胤接到出兵命令，立刻调兵遣将，正月初二即率兵出城。跟随他的还有他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当天下午，到达了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刚安顿好，有一个自称通晓天文的军校就指着西面的太阳叫道：天边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幕僚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军中都知道“一日克一日”这件事了。

　　当天晚上，赵匡胤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兵士们倒头就呼呼睡看了，一些将领却聚集在一起，悄悄商量。有人说：“现在皇上年纪那么小，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将来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现在就拥护赵点检作皇帝吧!”大伙听了，都赞成这个意见，就推一名官员把这个意见先告诉赵匡义和赵普。

　　那个官员到赵匡义那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将领们已经闯了进来，亮出明晃晃的刀，嚷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定了，非请点检即位不可。”赵匡义和赵普听了，暗暗高兴，一面叮嘱大家一定要安定军心，不要造成混乱，一面赶快派赵匡胤的亲信郭延斌秘密返回京城，通知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和王审琦管好京城内外大门。

　　没多久，这消息就传遍了军营。将士们全起来了，大家闹哄哄地拥到赵匡胤住的驿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

　　这天晚上，赵匡胤假装不知，喝得大醉而睡，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嘈杂的人声。接着，就有人打开房门，高声地叫嚷，说：“请点检做皇帝!”赵匡胤赶快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地被在赵匡胤身上。大伙跪倒在地上磕了几个头，高呼“万岁”。接着，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

　　官修史书为尊者讳，将赵匡胤写得无比被动。不过赵匡胤下面的言行显出他不同于五代被军士拥立的皇帝之间的区别，赵匡胤骑在马上，开口说：“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将士们齐声回答说：“自然听陛下命令。”于是赵匡胤就发布命令：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

　　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将士们排好队伍开往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

　　到了汴京，又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作内应，没费多大劲儿就拿下了京城。惟一的败笔是王彦升杀死了试图组织抵抗的韩通和他的家人，给赵匡胤的和平演变涂上了后周忠臣的鲜血，韩通入《宋史·周三臣传》，王彦升就此被赵匡胤恨上了，所以终身没有当上节度使。

　　与范质、王溥的见面比较富有戏剧性。先是派潘美去告诉范质等，当时早朝还没有结束，宰相范质抓住王溥的手说：“仓促谴将，吾辈之罪也。”手指掐入王溥的手，几乎出血。王溥一句话也不敢说。

　　及至赵匡胤见了他们时，装出为难的模样说：“世宗待我恩义深重。现在我被将士逼成这个样子，你们说怎么办?”范质等不知该怎么回答。有个将领声色俱厉地叫了起来：“我们没有主人，今天大家一定要请点检当天子!”范质、王溥吓得赶快下拜。

　　然后举行禅让仪式，但人到齐了，却没有禅让诏书，结果翰林承旨陶谷从袖子中拿出一份，于是就用了这份诏书。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就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赵匡胤让后周小皇帝当了郑王，符太后当了周太后，小皇帝乾德三年被迁往房州，973年逝世，终年二十岁，被谥为恭帝。太祖算是厚道，留下了包括小旋风柴进等在内的后代，拿着丹书铁券活得比较滋润。

　　这也真是报应不爽，郭威以禁军兵变夺取了后汉的政权，事隔八九年，郭威的部下赵匡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郭威，以禁军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皇位。

　　宋太祖做了皇帝，他的母亲当然成了太后。当大臣们向太后祝贺的时候，太后却皱起眉头，显出很忧愁的样子。等大臣退了朝，侍从们问太后说：“皇上即位，您怎么还不快活?”太后说：“我听说做天子很不容易，能够把国家管理好，这个位子才是很尊贵的;要是管理不好，出了乱子，再想做一个老百姓还做不成哩。”太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宋太祖虽然即了位，但是全国还没有统一，别说周围还有一个个割据政权，就是原来后周统治的中原地区，也还有一些节度使，对宋太祖即位，很不服气。

　　登基后的宋太祖“车驾初出”。随行的仪仗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就是皇帝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他们本来都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比肩多年的同事，想不到现在却要毕恭毕敬地跟在他的步辇之后作臣民，心中难免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到这里就有些杂乱了。更糟糕的是，沿途所有的楼台亭阁不但挤满了居高临下的看客，而且这些楼阁大都挂着帘子，总让人感到这帘子的背后藏着什么。

　　果然，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就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繖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步辇的背后还跟着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哪!

　　宋太祖的捷足先登，只不过使旧臣失去一次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和赵晋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依据这一方针，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同时，大封功臣。后周将领慕容延钊，因为拥护宋朝，升任殿前都点检。领兵守卫北边的韩令坤，当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当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这些都是统率禁军(宋朝军队的主力)的高级官职。

　　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都加官并“领节镇”，“余领军者并进爵”;同时，提升皇弟赵匡义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夜里，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稳定了内部，雄心勃勃，准备出兵统一全国，实现他结束五代乱世、平定天下的宏图伟业。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留下来的北方有北汉，南方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等。在湖南和泉州等地，也还有人拥兵自立。要统一全国，该先从哪里下手呢?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呢?宋太祖想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

　　一天夜里，风雪交加。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寒冷的夜里，还有谁会来找他?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来的竟是宋太祖。

　　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肉，叫他家人拿出酒来招待。

　　赵普问：“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宋太祖说：“现在一榻之外，尽是他人地盘，我如何能够安眠?反正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赵普说：“陛下现在还是小天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已时机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我想先收复北汉太原。”赵普沉默片刻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赵普想了一会，说：“太原地处南北二边，如果占为己有，那么，辽兵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回过头来再打北汉，太原就会不攻自破。小小北汉，不过像弹丸一样大，晚一点收拾也跑不了。”

　　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吾早有此意，只是未敢轻决，此来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了。

　　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以后，约摸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然而，赵匡胤并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和兵权过于集中的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

　　所以他即位后，就暗中密切注意手握重兵的藩镇将领，预防不测。果然，宋朝建立不出三个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就会师北汉大举反宋，赵匡胤深谋远虑，守住关隘，一举平定李筠。之后，淮南节度李重进蠢蠢欲动，961年，赵胤下诏亲征，李重进自焚身亡。

　　赵匡胤在一年内两次亲征的胜利，基本解决了新王朝与旧王朝残余势力的矛盾，但他并未因此而感到安心，相反，他更时时刻刻感到另一种潜在的威胁。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天下自唐末以来，不过才过了数十年，帝王的姓氏已经换了八个，战斗不息，百姓惨死，生灵涂炭，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想结束天下征战不已的局面，为国家做长久的打算，但却不知应该如何去做。”

　　赵普说：“陛下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社稷百姓的福气。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只是因为藩镇的势力太大，君弱臣强，时间久了，就积重难返，局势自然无法控制。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逐步削夺藩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入，将藩镇的精兵尽收于陛下手中，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为此，他在扑灭了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派慕容延钊到外地去当节度使。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禁军将领石守信，因为拥立有功，宋太祖没有立即罢免他。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主呀!”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于是，他就定下了“杯酒释兵权”的方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收缴兵权历来都是件极为敏感而棘手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兵变，造成混乱。历史上这样的前车之鉴实在是太多了。

　　赵匡胤选了一个日子，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几位老将请到宫中饮酒。酒席上，君臣痛饮，大家都十分高兴。酒酣之时，赵匡胤见时机已到，便让侍立四周的人都退下，悄悄地对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来。

　　赵匡胤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也当不了皇帝，我会永远感念你们的恩德。可是做天子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不知就里，忙问为什么。

　　赵匡胤便接着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试问在座诸位，有谁不愿意做天子?”这在当时是最为敏感的话，如果有谁沾上了谋反的边，就会被诛灭九族。石守信等人听了这话，立即惶恐不安，连忙向赵匡胤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怀有野心，想做天子?”

　　赵匡胤摇摇说：“你们说的不对。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但你们虽然没有野心，你们手下的人难道不想贪图富贵吗?一旦你们也被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不愿意做皇帝，但那可能吗?你们难道已经忘记了我是怎样被你们拥戴当皇帝的吗?”

　　石守信等人这才恍然大悟，终于完全明白了皇帝是在担心他们。他们都是聪明人，不要说当时毫无准备，不能与赵匡胤相抗衡，惟有任他处置一条路，就是被皇帝怀疑上了，也最终没有好下场。石守信等人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赵匡胤见他的一席话已经震慑住了石守信等人，便真心地劝他们说：“人生好比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所好者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厚自娱乐，造福子孙。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多买些良田美宅，给子孙留点家业，再多置些歌儿舞女，日夜宴饮，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臣君相安，两无猜忌，该是多好的事啊!”

　　赵匡胤的这一番话，说得石守信等人真是茅塞顿开，拨云见日，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真是生死大恩啊!”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令其都以寄禄官的身份回家，并给予优厚的赏赐。他们虽仍有官阶身份，已无实际职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释”就是“解除”)。

　　开国皇帝杀功臣，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这样的典型。宋太祖不仅不杀，而且采取一种最省力的方式，让大家都得到很好的结局，这里有三点很重要：一是威吓;二是推心置腹的谈心;三是安排出路。三点缺一，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不再设置了，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使指挥使这3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以外，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也有个别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叼叼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至此，所有高级将领的兵权都被解除。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并制定了“更戍法”，规定除了警卫皇室的殿前班外，所有禁军都要定期换防，将领经常调动，军队和将帅的调动权也归中央，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接着，他又实行了“内外相制”的策略，各地行政长官由朝廷委派，大大削弱了藩镇的实力和实权(包括兵权、政权和财权)。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这样一来，宋朝的确成功地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但由于对兵权问题的高度重视，在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后，军权完全集中到了皇帝手中，但同时也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作战要依皇帝钦定作战方案来进行等等一系列弊端。在后来宋军对辽、西夏的作战中，兵权高度集中的弊端显现出来，使得宋军屡遭败绩，形成了积弱局面。这又是赵匡胤、赵普当初在定计安天下时所始料不及的。

　　统一南方

　　962年，割据湖南的周行逢病死了，他的儿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不服周保权，起兵反抗，割据潭州(今湖南长沙)。周保权派人向来朝求援。宋朝出兵湖南，一举占领了南平，平定了湖南。赵匡胤又着手进兵后蜀。

　　967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六万向蜀地进攻，并命工匠在汴梁为蜀主孟昶起造住宅，谕令将士：“行军所至，不得焚荡庐舍，驱逐吏民，开发邱坟，剪伐桑朽，凡克城寨，不可滥杀俘虏，乱抢财物。”这月汴梁大雪，宋太祖在讲武堂设坛帐，衣紫貂裘帽视事，忽对左右说：“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犯霜霰，何以堪此?”即解下紫貂裘帽，遣太监飞骑赶往蜀地赐给王全斌，且传谕全军，以不能遍赏为憾事。于是宋军人人奋勇，十四万守成都的蜀兵竟不战而溃。

　　灭蜀之后，有人将后蜀皇帝孟昶用七彩宝石装饰的夜壶送给赵匡胤。赵匡胤很生气地将壶摔碎了。

　　登了大宝的赵匡胤见了这个“宝壶”，不是爱不释手，而是“大摔出手”，说明他没有忘记过去。赵匡胤起身于下层行伍，跟随周世宗多次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穿的用的也都很节俭。正如他为君后常把布衣等物赐给左右近侍说的那样“朕过去就穿这些”。

　　宋太祖这一摔，也说明他懂得奢侈腐化必然亡国的道理。他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局面，深知历代因奢侈腐化而亡国的教训。在他看来，即使把夜壶装饰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便器。实际上，平民百姓家多用瓦尿罐，富贵人家多用铜尿盆，帝王之家多用银夜壶甚至金夜壶，而孟昶一个小国之君，竟用七宝夜壶，实在没有必要。难怪赵匡胤说：“用七彩宝石装饰夜壶，那该用什么东西盛粮食，像孟昶这样腐化，不亡国才怪呢!”孟昶的生活十分奢侈，就连他的一个宠妃使用的痰盂都是金装水晶石做的。享乐到如此地步，岂有不亡国的。

　　宋太祖这一摔，还说明他要以身作则，倡导节俭风。赵匡胤身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却力行节俭，从不讲排场，比阔气。寝殿中的苇帘都是用青布包边，宫中闱幕也没有花纹作装饰，乘坐的肩舆也不用黄金装饰。赵匡胤说：“我大宋富有四海，用金银装饰金殿也能办到，但我是为天下人掌管钱财，怎能随便乱用。”赵匡胤就连日常衣服也是洗过多次再穿。961年2月，他下令文武百官及百姓在皇帝诞生日及各种节日。不准上贡物送贺礼。

　　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即宋太宗)看到哥哥当了皇帝还十分俭约，便说：“陛下服用太俭朴了。”宋太祖说：“你别忘了咱家在洛阳夹马营的艰苦日子呀。”

　　宋太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带头约束家人不能奢华。972年7月，宋太祖之女永庆公主下嫁后回家省亲，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袄入宫。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说：“以后穿戴不要如此华丽。”公主不以为然，笑了笑说：“用不了许多钱。”宋太祖严肃地说：“不对，你当公主的，穿这样贵重的衣服，别人就会模仿。这样一来，京城里的高档服装。就会涨价;价格一涨。商贩就会贩卖，结果只会伤害百姓。你生长富贵之家，要珍惜富贵的日子，岂可开坏风气的头?”永庆公主听了十分惭愧。

　　又有一次，永庆公主与其母(皇后)对宋太祖说：“皇上的车轿该用黄金装饰。”宋太祖笑着说：“朕富有天下，甭说用黄金装饰车轿，就是用黄金装修房屋也能办到。不过，想到朕是为天下百姓守财，就不能这么干呀!古人讲：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让天下百姓都为朕一人服务，百姓们如何活命呢?”

　　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做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一失手，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970年，宋太祖命令大将潘美带领大军征讨南汉。南汉建都广州，占有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南部。南汉国王没有办法逃跑，就放火焚烧府库宫殿，出城投降了。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十分昏庸无能的人，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最后的一个国主李煜，史称南唐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后来，他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才着慌起来，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江南国主”。但是这一点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今安徽贵池)，进驻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计，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潘美听了这个计策，马上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南唐君臣正在喝酒。李后主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过了三天，宋军搭好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十万宋军很快就打到金陵城边。

　　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呢。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以后，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去求和。

　　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徐铉没话说，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宋军围城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

　　徐铉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利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

　　徐铉眼看再恳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没有希望，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十五万大军来救。刚到皖口，就受到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刮北风，火反烧了自己。南唐全军覆没。

　　第二天，都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杀，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降。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对他还比较优待。但是李后主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君变成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辛酸，每天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占据现在浙江、江苏一带的吴越国主钱俶不断向宋朝进贡。南唐灭亡以后，宋太祖让钱俶到开封来，钱俶连忙去朝见。过了两个月，钱俶要回杭州了。就在他动身的时候，赵匡胤送给他一个黄包袱。钱俶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宋朝大臣请求赵匡胤扣留他的奏疏。他非常恐惧，回国后又派人送去大批财物。

　　到了宋太宗的时候，钱俶又去开封朝见，被宋太宗扣留下来，被迫献出了全部土地。当时，只剩下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留从效死后，部将陈洪进夺取兵权，他派人向宋朝进贡，并献出了泉、漳等州土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赵匡胤从公元963年起，只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

　　乾德二年，他设立封桩库，把平荆南、湖南、西蜀得到的财富都存在此库中，然后将每年的盈余也放进去，准备存到四五百万来向辽赎买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就“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他在位期间始终与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对割据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党项拓跋氏，持优容态度。

　　宋太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200

　　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巩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他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防止大臣专擅，结果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他用“兵无常帅、将从中驭”的办法防止军队叛军，结果消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防制“内患”上，必然采取“守内虚外”的方针。宋太祖“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必然给后世造成一系列弊政。

　　整顿吏治

　　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即由中央派遣文臣任知州、知府，一般三年一任。各州(府)还设置通判，监督、牵制州(府)长官。乾德三年，他下令各州的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作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上缴中央政府，调运到开封或指定地点。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另外，他还经常设宰相不止一人，在宰相之下还设参知政事若干人，另外又设置枢密使，以分享宰相的军政大权;设置三司使，以分享宰相的财政大权。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荐“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利;只有由皇帝或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是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朝建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原如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朝代。天下大乱，谁有了刀枪，谁便可称霸一方，甚至当皇帝。无论是当地方官，还是当武官，几乎都张开贪婪巨口，搜刮民财。贪官污吏对贪污敛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形成了一种极坏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深深认识到，如果听任贪污敛财在新王朝肆无忌惮，到手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因此，宋王朝开国初期比较重视倡廉惩贪。

　　《宋史本纪》载，太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宋初严惩戛吏”一节，专论太祖惩贪。据统计，宋太祖在位17年，对28个贪官处了死刑，还将一些问题不严重的贪官贬官飚职。所处死刑者，有县令、通判、郎中、将军、监察御史、拦遗、太子中舍、太子洗马(均为皇太子府高级管理官员)、内班(皇宫管理官员)等等。

　　开国初，宋太祖曾立官吏晋升制度：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晋升一级，到期能否晋升，主要看任期内有无贪赃问题。如果有问题，但还不太严重，文臣则要七年，武臣则要十年才能晋升，对这种官员的晋升还必须上奏皇帝批准。

　　建隆三年(962)八月规定：贪官的奴婢、邻居、亲戚主动揭发，给以奖励。乾德五年(967)正月，节度使王全斌虽然在平定后蜀时立了大功，但因“黩货杀降”而被公开批评降职。

　　三月，县令源铣，县主簿郭彻二人，以贪污罪判死刑。借这一案件，宋太祖向全国下诏，警诫全国各级官员。六月又下诏，严令各级官吏不得接受贿赂，滥用权力，。

　　对贪官严惩是必要的，却是消极的。宋太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在一份诏书中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员而益俸。”宋太祖这个账算得精明。因此，宋王朝开国之初实行的是一条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宋朝的“冗官”之弊并非开国时造成的，而是第三个皇帝(真宗)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频繁的战乱，宋王朝开国之初，人口稀少，小县只有200户人家，大县也不过1000余户，所以，宋太祖一共废了16个州。州县的官吏尽可能精简，200户以下的小县，只设主簿1人;200户至400户的县设主簿和县尉各1人;400户至1000户的县才有县令1人、县尉1人;1000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县尉、主簿各1人。这就是说，一县官员，最多只有3人。

　　州一级的户口数，小者5000户，大者2万户。每州皆有刺史1人，小州有司户参军1人，大州有录事、司法、司户参军各1人。这就是说一州官员，最多只有4人。

　　朝廷的官员也不多，973年6月，朝廷只有700多个官员。后又对这700多个官员进行考试，淘汰了400人。这样一来，朝廷中只有300个左右官员了。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有级别较高的官员为其担保，如果不称职或犯错误，担保人要承担责任。

　　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宋王朝开国之初，官中薪俸多是实物，精简之后，才发实俸。有的州县官又给俸户(与“食封”相似)，就是说由政府供给若干人户使用。地方官进京或到相邻州县办公事，不用自带粮钱、旅差费，由朝廷出资于各地设立公使库，负责吃、住、行，节约归己。朝廷高官，每遇大典，可得到的赏赐达数万之多。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宋朝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意思是说，当官的不用为自己家庭生活考虑，都努力勤奋工作。

　　宋太祖对一些俭朴的官吏，常常格外奖赏。太子太傅范质虽为高官，可是家里连待客的碗碟都没有，十分寒酸，宋太祖便赐予他一套高档酒食器具。

　　西川转运使沈义伦平定后蜀后，住在成都一处旧庙里，吃的是粗食淡菜。一些后蜀的亡国之臣来贿赂他，但无论是何种宝物，他一概拒收。回到京城时。他只带回一竹筐的书籍，别无它物。宋太祖为此颇看重沈义伦的人品，提拔他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军队副总负责人)。

　　赵普与宋太祖情同手足，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

　　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坛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金子。

　　宋太祖看到这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就沉下来。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的呢。”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

　　971年4月，右监门卫将军(负责京城戍守的将领)赵王比，由于平日与宰相赵普有矛盾，就告发赵普在秦(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盗伐木材。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运秦、陇大木。赵普曾经到那里运木料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名义，私运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这件事牵连到赵普。

　　宋太祖欲召集百官公布此事，并拟罢免赵普的宰相官职。后来，由于太子太师王溥出班奏明：赵王比和赵普有私仇，所举虽为事实，但有夸大其词成分，才未处分赵普。之后，宋太祖要处分赵王比。赵普又出面为其讲情，宋太祖才了结此事。这件事，说明宋太祖对贪官处罚严厉，不论是谁，只要贪赃，概不轻饶。

　　宋太祖为扩大统治基础，还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晚年他还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以后殿试成为制度，科举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

　　另一方面，还着力改变垂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告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苹果以示祝贺。

　　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到平定南方，赵普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取书，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再有一次，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前次一样坚持自己意见。宋太祖说：“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专断!”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变白，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紧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站在宫门外不走。

　　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喏问候，而且自己已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宋太祖“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调整当时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在古代，史官的职能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事件，兼有舆论监督与记载历史的作用。赵匡胤在朝中设史官，无疑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他的所言所行包括过错、失误，都会被记录在册，流传于世。而与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所不同的是，只要赵匡胤一句话，那些敢于作自己“反面文章”的史官便会丢去乌纱帽乃至人头。赵匡胤愿意的话，就连史官的编制也能立马就被撤消，“紧箍咒”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赵匡胤并没有这么想、这么做。而是让这个令自己头痛心烦、伤神劳心的“紧箍咒”像镜子那样照着自己，像鞭子那样抽打着自己。这件事让我们从一个小小的侧面领略了封建时代开明君主的胸怀。

　　据说赵匡胤做了皇帝后，果然下令华山不用征税，并亲自上山请陈抟下山帮他治理天下，陈抟却写了一首《爱睡歌》给他，婉拒下山，歌曰：“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铺地

　　。地震雷掣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什么孟德，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展开眉头，解放肚皮。

　　且一觉，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

　　见此情景，赵匡胤为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后，无可奈何告辞而去，并命臣下为希夷在华山建道观，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烛影斧声

　　太祖的死，有“烛影斧声”之说，流传了一千余年，至今还是一大历史谜团。

　　据说，太祖太宗还没做皇帝时，曾经认识一个异人，这个人预言他们哥俩将在某年分别当皇帝，后来太祖果然是这一年当皇帝的。太祖称帝后，多年没见到这个异人，一直很想念他。十六年后在去洛阳的途中意外遇见，非常高兴，就将他带回宫中居住。这个异人果然不凡，居然只住在树上，不住宫中居室。太祖问他自己还能活多久，异人说：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如果是晴天，你就还能活十年;否则，就就到那天为止。到了这一天夜里，赵匡胤登临太清阁四下观望，只见星汉灿烂，不禁心中大喜，认为自己还可以活十年。谁知道夜深之际，忽然阴霾四起，天气剧变，雪雹骤降。赵匡胤知道今晚自己要死了，急忙回到宫中，把弟弟赵光义召来，二人在皇帝的寝宫里，将所有内侍、姬妾统统赶出去，相对饮酒。

　　人们遥遥观望，但见寝宫之内，蜡烛光下，太宗时不时地避席而起，作出谦让不可胜之状。漏禁三鼓，太祖太宗走到门外，此时雪已数寸，太祖手持“柱斧”(一种镇纸文具，玉或水晶制)戳雪，并对太宗说“好做好做”(好好干)。

　　后来随后太祖就去睡觉，因天太晚，太宗也“留宿禁中”(李焘在《续资治通鉴

　　长编》中认为这是决无可能的事)。侍从听到太祖“鼻息如雷”，到五更时候却停止了，进去一看，已经驾崩。留宿在宫内的赵光义于柩前即位，成为宋太宗。

　　这是对“烛影斧声”的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对赵光义就很不利了。这种解释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烛光之下，赵光义亲手杀死了自己患病中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胤平时片刻不离手边的水晶玉柱斧，在激烈打斗中发出的声音。

　　《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烬余录》则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了地。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

　　另外，据说赵光义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的帝位，是他母亲杜太后的意见。说是杜太后临终时，曾对赵匡胤说：“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纲啊!”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于金匮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也就是赵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根据。

　　这一切，都使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一是按照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本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以及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一一都告诉人们，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血腥谋杀。

　　二是“金匮之盟”的真伪。961年6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出身大家，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人向她报告，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前夕，她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宋太祖大概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这是社稷之福呀!”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匮之盟”。

　　对此，有许多人提出疑义，认为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值壮年，他的儿子德昭14岁了。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遗下7岁孤儿、群龙无首的局面。杜太后一生贤明，怎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之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才列举证人、公布出来的。为什么不在赵匡胤死时，堂堂正正公布出来呢?

　　还有一些疑点，也使人们对赵光义有非议。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却急急忙忙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这种打破常规的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已“正名”。这也间接说明他心里有鬼。何况他还不久就逼杀了赵匡胤的长子德昭(当时已30岁)，而赵匡胤的幼子德芳(仅26岁)很快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甚至不按皇后礼仪发丧。

　　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里说的是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

　　据说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了，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剑影”的全部场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经有187年了。这恰恰说明了：赵构承认了祖先的罪孽，也给了赵匡胤之死一个基本的答案。

　　·16·

　　从风流天子到亡国奴的宋徽宗

　　公元1100年，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

　　这位向太后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

　　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由于哲宗病逝时无子，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

　　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赵佶生于1082年。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稍后一点的人普遍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会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的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也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正如《宣和遗事》中所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一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奋发有为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在当皇帝之前，是一个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

　　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从事罗织罪名的办事机构，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章惇做了六年宰相，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最后，他被流放到雷州岛。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范纯仁是著名的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像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嘱咐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侃侃而谈，一直谈到傍晚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就站起来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扯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都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基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徽宗皇帝就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奢靡腐化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宋徽宗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基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明朝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只能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历史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到了徽宗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1101年，是宋徽宗登基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又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两个月后，又升任尚书左丞，进入中央决策层;再过两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仅仅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阶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叫人目不暇接。

　　对于这个变化，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不外两大因素：其一，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实力对比、角逐与博弈的结果;其二，蔡京的艺术才华发挥了很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激浊扬清，表现出了一位中兴天子的气象。从当时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书文告上看，他很是诚恳，并没有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迹象。

　　徽宗登基之后，有九个月时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样讨厌变法派，于是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韩忠彦担任宰相。此时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拥立徽宗即位，斥责章惇居心叵测的曾布。这位曾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其实他与章惇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拥护者。但他很讨厌章惇，原因是章惇过于强项霸道，压得曾布无法出头;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蔡京。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着的也是执政的位置，这让曾布很不舒服。蔡京乖巧，很会讨喜，这使曾布分明感觉到了压力。因此，怎样才能将章惇和蔡京排挤出京师，曾布当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对付韩忠彦了。曾布一方面，劝徽宗皇帝，要继承父兄神宗皇帝与哲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们的革新变法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实现朝代的夙愿。对于血气方刚，思量着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劝告是有说服力的。

　　而且，经过父兄两代人变法革新的努力，民间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经济收入上，显然是大大好转了，这却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后，北宋的国库即便不是开国以来最富裕的，也肯定相当好过。

　　很有可能，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宁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应该是推崇、崇尚之意。现在，天才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轻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张虽得到不少朝臣的拥护，这还不够。要对付韩忠彦这样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盘算中，如果赶走了现任宰相，自己极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宰相，这样，他应该不需要过分担心蔡京的威胁了。因此，他参与并支持了皇帝对蔡京的起用。而此时，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相柔懦木讷，不善表达;在政治上，他没有能力阻止皇帝向变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场转变，作为变法的反对派先失一分;在政务上，虽然权位在曾布之上，却事事受到掣肘，无所作为，连连丢分。最后，被曾布挤兑得实在难受了，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说：“你曾布以继承先皇帝遗志为能事，我就找一个比你更能继承遗志的人来干掉你。”这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作为，变成只要快意恩仇就行的胡闹了。

　　而他所说的更能继承遗志的人，就是蔡京。至此，已经很难有什么其他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蔡京三级跳般地回到帝国权力中枢了。

　　为蔡京优美的三级跳加油助跑的，则是他本人出色的艺术才华和宦官童贯的鼎力相助。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此刻，宦官童贯作为绝好的中介，进一步加深了皇帝的这种喜爱。1101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此时，蔡京贬居杭州已经将近一年。据说，他恰到好处地为童贯提供了一份名单，并帮助他出谋划策，使杭州城里流藏民间的几件传世不朽之作，落入童贯手中。其中，有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画，还有宋徽宗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这使童贯在徽宗面前大为露脸。蔡京自己精心创作的一些字画作品自然也没有湮没无闻。

　　此次征集字画，表明徽宗并没有打算用励精图治埋没自己的闲情逸致，风流才子型皇帝的轻佻性格再露端倪，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而童贯与蔡京二人也就此结下了相互支援、牢不可破的友谊。事实表明，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种可怕的友谊，诱惑着、裹挟着宋徽宗，将大宋帝国一步步拖下了灾难深重的泥沼之中。

　　在此前后，一位名叫邓洵武的起居郎，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天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机要生活记录秘书，为皇帝画了一张《爱莫助之图》，为徽宗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洵武先对皇帝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制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法度，这表明忠彦能够继承父志，陛下却做不到。”真是挑拨离间的高手，一番话说得皇帝黯然神伤，且怦然心动。

　　邓洵武接着侃侃而谈：“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说着，他给皇帝展开了著名的《爱莫助之图》。这张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结果，变法派的左边，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执政一级的，只有执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边，则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执公卿满朝文舞。最后，在左边变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书着一个名字于宰相之下。皇帝细细看去，乃蔡京二字。邓洵武告诉皇帝：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1102年，韩忠彦罢相;蔡京官至尚书左丞，已经是副宰相职级。这种快速提升足以令人眼晕。曾布觉得不好时，已经无力阻拦了。而此时的蔡京对曾布根本就不假以颜色，该出手时就出手。做尚书左丞还没满月，蔡京就用一份奏章彻底断送了曾布的宰相梦想和第二宰相的宝座。

　　事情起因于曾布的不争气。他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这位陈佑甫偏偏是他的儿女亲家。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蔡京立即动本参劾。他的话狠辣而简明：“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以宰相私其亲?”官职俸禄是皇帝的，你宰相怎么能够以权谋私，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属?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于是构成了他的另外一条罪名：在天子面前无人臣之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能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

　　这还没完。蔡京乘胜追击，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将他的几个儿子一网打尽，抓进开封府刑讯逼供、罗织罪名，迫使曾布低头认罪。结果曾布再次贬官，被发往太平州居住。从此，曾布噩梦不断，直到五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一个月后，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为帝国第一副宰相。随后，徽宗召见蔡京，问道：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哲宗皇帝继承之;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先生有何指教?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史书称，当时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

　　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党案及其元祐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虽没有那么粗野凶暴，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

　　从1102年到1104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元祐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元祐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元祐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

　　黄庭坚名列元祐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在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上去。黄庭坚拒绝了。于是，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元祐党著述的运动。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

　　当时，负责销毁《资治通鉴》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林自等人。太学博士陈莹中知道消息后，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了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为该书写的序文。这位林自不学无术，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

　　苏东坡的诗文恣肆汪洋，意境高远。文人骚客们爱不释手。崇宁、大观年间，朝廷悬赏重金禁止他的诗文，最高时赏金达到八十万钱。结果，反而使苏东坡的诗文成了民间相互夸耀的宝贝。读书人如果不能背诵苏东坡的诗文，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会认为此人没有品味，俗不可耐。在苏东坡的家乡四川，民间甚至流传了一句谚语，说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苏东坡诗词文章的读书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们亲属子弟的命运则变得相当悲惨。崇宁年间，徽宗多次下诏，凡元祐党子弟，不管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到京师来，不准在京师及京师府界任职;后来又规定，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已订婚尚未举行婚礼的，必须解除婚约;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级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视性的规定与作法。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徽宗初政时，曾经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结果，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父子、门客强浚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这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

　　在涉及到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做法所伤害的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在这两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蔡京差不多将自己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清除殆尽。事实上，此后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时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就这样，大宋帝国的元首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此后，这种特点一再显现：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缺少坚定的信念，寡谋善变，投机取巧，特别典型地表现了徽宗皇帝的轻佻。

　　如果说皇帝在对待元祐党人的政治立场上剧烈转变是一种政治轻佻，在治罪上书言事者上翻云覆雨是一种人格轻佻的话，那么，在他改变对上述两类人的惩治时，所表现的则是一种让人根本无法界定的轻佻。

　　按理说，改变对这两种人的错误惩治，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举动。可是，徽宗皇帝在这样做时，却使人丝毫感觉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对国家的前途更加沮丧与绝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徽宗皇帝笃信道教有密切关系。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徽宗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与皇帝相处时日最久的一个道士，名叫张虚白。徽宗皇帝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张胡。他博学多识，精通术数，经常喝醉酒后发出预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经酒醉后枕着皇帝的膝盖大睡其觉，并且经常直言无忌地发出批评性的警告，甚至针对皇帝本人。徽宗并不计较。宣和年间，金国人俘虏了辽国皇帝天祚皇帝，派人来通告，徽宗皇帝将此事告诉了虚白。虚白的反应是：“天祚皇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候陛下，已经很久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们相顾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认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国后成了俘虏。虚白如此比拟，完全够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却浑然无事，手抚虚白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

　　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国之君，并被金国俘虏后，又一次见到了虚白。皇帝叹息着说：“你平日所言，都应验了。我悔恨透了，没有早听你的意见。”虚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陛下好好爱惜身体吧。”据说皇帝曾经赏赐给张虚白大量财宝，虚白全部推辞不受，是一位相当懂得自爱的道士。

　　皇帝宠信的道士不少，像张虚白这样自爱的则不多。最有名的当属林灵素。他相貌极为奇异。据说，因为好酒贪杯，又没有钱，于是向人家赊账，欠多了酒账，债主前来讨债，他“举手自折其面”，结果，导致他一半脸干枯如骷髅，一半脸则滋润如常人。皇帝一见到林灵素，顿时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发问：“先生过去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道家大师林灵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曾经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还恍惚记得。我记得你好像是骑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了?”灵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来此。”皇帝又惊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还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无比喜悦。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皇帝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据说这位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元祐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跪拜，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据说，徽宗皇帝听了之后，大为改容。随后，对元祐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像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作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皇帝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大多数皇帝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当然，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他们认为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比如：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这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他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令皇帝特别欣慰。

　　花石纲

　　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啤颉颞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壁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华亭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由于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1123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今则用来表明同样级别的地位、荣誉与待遇。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论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便有官吏健卒直入其地，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就成了御前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少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这就堂皇正大地为官吏们敲诈勒索铺平了道路。

　　后来，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起义农民对于落入自己手中的政府官员，采用了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比如：活埋、刨心挖腹、砍断四肢、乱箭射死、熬成膏油等等。这种极端不留余地的做法，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曾经遭受来自政府官员们蹂躏的残暴程度。就连官修正史《宋史》中，也在指方腊为盗为匪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隐情。

　　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枉死无算，很难统计。运到京城的石头数以十万计，最贵的一块石头，光是运输的费用就达三十万贯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并且，贡品的品种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包：“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物产应有尽有，地域涵盖全国，牵连人数和贡品数量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都相当罕见。

　　花石纲闹得举国骚然，包括激起相当大的民间反抗，徽宗皇帝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他已经不能也不想适可而止了。他深陷在那神仙般的快乐之中不愿也不想自拔，他要不停地向更加快乐的境界前进。于是，宋徽宗与蔡京君臣一道，创下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到此为止相当罕见的记录，那就是修建艮岳。

　　与政治上轻佻善变相映成趣，徽宗皇帝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物质享受刻板乏味，其变化万端同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蔡京似乎从当上宰相那天起，就一刻不停地怂恿皇帝大兴土木。君臣二人高度默契，高度协调。从崇宁元年起，修完景灵宫以后修元符殿，铸完九鼎之后再建九成宫——九座宫殿安放这九鼎。九成宫华丽壮观，固然很好，但大宴宾客的地方太窄小了。于是起大工程，开始修建延福宫的七宫三十二阁，叠石为山，凿池为海，建了一座令皇帝相当满意的、“不类尘境”的宫殿群。

　　据说，蔡京最看不上的，就是历朝历代讲究节俭的帝王，每每谈及此处，他都会嗤之以鼻地斥之为“陋”。以这样的品位辅佐皇帝，档次当然只会更高。或者反过来说，需要这种档次的宰相辅佐的皇帝，品位肯定高得吓人。

　　终于，曾经令皇帝心满意足，并且专门为此撰写一篇赋，以纪其盛的延福宫，又在皇帝的感觉中显得“陋”了。于是，这一对君臣高度默契，共同精心策划与实现了一个大手笔，向现实的神仙境界迈进了一大步。这就是艮岳。

　　艮岳，又叫万岁山，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这座假山园林方圆数十里，坐落于开封城东北、景龙江之南。之所以要把这里垫高，是因为道士告诉皇帝：这里的方位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人丁兴旺;如若修建成为林木葱茏的假山，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业已得到了证实：自从将此地抬高之后，徽宗皇帝便连连喜得贵子;这使徽宗深信，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于是，开始了长达六年、耗资无可计数、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的大工程。

　　艮岳，最高峰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还有万名左右妙龄美女出没其中。艮岳山峰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林之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

　　当时与后世对于艮岳的记载和评述颇多。一说：艮岳之壮丽，“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就是说，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艮岳乃天字第一份;二说：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

　　艮岳的修建，开始于1117年，到1122年竣工，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修建这座皇家园林期间，北方发生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引起朝廷的关注与不安;南方，则在公元1120年，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与此同时，南、北方各地陆续发生了至少十起左右农民暴动，人数少则数千人，多则十数万人。用当时人的话说，离开花团锦绣的京城开封府，十里之外就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艺术天才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这位皇帝不仅瘦金体写得好，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

　　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不算过分;他的《草书千字文》相当精彩，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更是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

　　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

　　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当然，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就可知宋徽宗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故事了。

　　政治家与艺术家，原是理性与感性的不同生命形态，二者如冰炭不相容。以政治家的思维去干预艺术，艺术就会死亡;以艺术家的情怀去当皇帝，如不亡国，那才叫没有天理，确实亡国，那真是苦了百姓!

　　风流香艳

　　徽宗在私生活上的荒淫放纵在历代帝王中是很突出的，简直达到了无耻的地步。徽宗的后宫中妃嫔如云，数量惊人，除了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还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据史书记载，后来金人侵入城内，命令开封府开列出一个皇帝家属的详细名单，以便金军元帅据此捕人。其中所列徽宗的妃嫔，年龄最大的42岁，最小的只有16岁，多数在17至19岁之间，而徽宗当时年已46岁。

　　后宫数千人还不能满足徽宗这个昏君的淫欲，他竟然不顾帝王之尊，经常微服出宫去妓院嫖娼。

　　当时歌妓李师师色艺惊人，技压群芳，名满京城。他听说后便穿了文人的衣服，乘着小轿找到李师师处，自称殿试秀才赵乙，求见李师师，终于一睹师师芳容。有诗一首形容李师师的美貌：嚲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李师师原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吭嘹亮，声震屋瓦，那老憎合什赞道：“这小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四岁那年，她父亲以罪入狱，病死狱中，从此由邻居抚养，渐渐长得眉目如画，通体雪艳，又善解人意，经营妓院的李媪将她收养，并延师教读，又训练歌舞，十三岁那年就以青倌人的姿态，挂牌应客，不久名满汴京。朝廷命官、文人雅士、王孙公子之流、三山五岳之辈，以一登其门为荣耀，就连山东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首领及时雨宋江也不远万里，冒死潜入汴京，为的是一亲芳泽，事后还在墙壁上留词记兴：“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奴?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绞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倖如何消得?回想芦草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想万极，醉乡一夜头白。”

　　听着师师执板唱词，看着师师和乐曼舞，几杯美酒下肚，徽宗已经神魂颠倒，以为自己已入仙境，直到漏尽更残，仍不肯离去。从此以后，他就经常光顾李师师的青楼。

　　有一次，税监周邦彦正在与师师耳鬓厮磨，恰逢徽宗驾到。周邦彦一时无处藏身，只好匆忙躲到床铺底下。徽宗把刚从江南用快马送到的新橙拿出来与师师分享，边吃边调情的情景被周邦彦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事后，周邦彦特地为此填了一首词，词名为《少年游——感旧》，词中写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低声问，向谁行宿?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首词将徽宗狎妓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来，令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徽宗再次来时，师师把此词唱给他听，徽宗问道：“这是谁写的?”师师回答说：“是周邦彦所作。”徽宗不禁恼羞成怒，第二天上朝，就让蔡京以收税不足额为由，将周邦彦罢官免职押出京城。隔了两天，徽宗又去师师处，却不见其人。问过师师家人后才知原来她为周邦彦送行去了。

　　徽宗等到很晚才见李师师回来，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徽宗生气地问：“你到哪里去了?”师师回答：“妾罪该万死，妾得知周邦彦得罪皇上，被押出京城，就聊备薄酒一杯，为他饯行，实在不知皇上到来，在此守候多时。”徽宗问道：“他又有新词吗?”“有一首《兰陵王》。”“唱一遍让我听听。”这是周邦彦用心之作，经师师一唱，徽宗转怒为喜，立即下诏召回周邦彦，任命他为管音乐的大晟府乐正。

　　自从接待了宋徽宗，李师师的院子大兴土木，那紫云青寓已变成一座美奂美仑的华楼，楼成之日，宋徽宗亲题“醉杏楼”三字为楼额。那瘦金体字，古今一家，格外醒目。又用他独特的工笔画技，画一幅“百骏朝阳图”挂在李师师接客的客厅中。

　　当时宋徽宗三天两头地呆在李师师家，引起了一批正直大臣的反对，说他玩安忽危，不顾宗社付托之重，刘皇后更说得坦率，认为：皇帝行娼，自古所无，再加上昏夜出行，也不安全，力劝宋徽宗。宋徽宗在蔡京、高俅、王黼一班人支持下，又那里听得进去。

　　有人说后来李师师也被召进了宫中，册为李明妃。但金人攻破开封后，她便不知所终。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称李师师为女中豪杰。据说当时金人已立张邦昌为宋朝皇帝，准备押徽、钦二帝去金国。即将启程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佳人穿了一身素服，装束如道士一般，不避斧钺闯进金营来和太上皇诀别。原来这就是甚得徽宗宠爱的李师师，徽宗让位给钦宗后她便求为女冠，隐迹庵内。

　　金人久闻师师艳名，攻陷汴京后就到处寻找她，只是苦于没有消息。如今李师师自动找上门来，好不欢喜，当时便要将师师带走。师师从容说道：“待我见过太上皇，便随你们北去。”师师与徽宗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说不尽会短离长的苦楚。金人将他们拖开，师师口中说着：“太上皇保重。”哭得如泪人一般。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柳眉紧蹙，桃靥泛白，含含糊糊喊了八声太上皇，就翻身倒地，香消玉殒了。验尸后发现是师师吞服金簪自尽。后人有诗咏李师师，认为一位娼妇尚知殉节，宋廷诸臣，竟甘心臣事异姓，真是连一个娼妇也不如。

　　亡国奴

　　公元1125年10月，金军大举南侵，金军统帅宗望统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引导下，直取汴京。赵佶接报，连忙下令取消花石纲，下《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过错，想以此挽回民心。金兵长驱直入，逼近汴京。徽宗又怕又急，拉着一个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国人这样对待我。”话没说完，一口气塞住了喉咙，昏倒在床前。被救醒后，他伸手要来纸和笔，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12月，他宣布退位，自称“太上皇”，让位于子赵桓(钦宗)，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蒙城。第二年4月，围攻汴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赵佶才回到汴京。

　　关于这一次传位，历史上有两种见解：一种看法认为，宋徽宗赵佶眼见大势不好，赶快主动让位，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顶雷;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不管哪一种说法，着眼点仅仅在于宋徽宗是主动让位还是被动退位上。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大家公认的。即，此时的大宋帝国，在徽宗二十五年统治之下，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此时此刻，这一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风骤雨。

　　1126年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被淘空了的北宋江山一触即溃。当时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艮岳之中，争持锤斧击之。他们毁拆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将数千只珍禽异兽悉数投入汴水之中，任其所之;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全部弃诸沟渠。建成刚刚三年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从而，标志了徽宗皇帝浪漫生活的彻底终结。这座美仑美奂的人间仙境的毁灭，仿佛是个象征，特别意味深长地隐喻着花团锦绣的北宋帝国。

　　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赵佶与子赵桓为庶人。第二年3月底，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据说，宋徽宗被俘之后，听说金人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地狱，并且掠走了他的全部后宫妃嫔和赵构之外的所有儿女时，神色不动，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当听说京城、皇宫中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时，也无动于衷;而当听到金兵将皇城里的书画全部掠走时，他喟然长叹，神色惨然，表情相当痛苦。

　　赵佶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他们每过一城池，就掩面长泣、嗟哭一路。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接着，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祖先献俘。尔后，赵佶被辱封为昏德侯，意为一昏再昏。先关押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后又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囚禁期间，赵佶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晦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但是，他的悔恨只是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自己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和自己成为阶下囚的结局。

　　1127年7月，赵佶要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并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宋高宗)快来援救父母。”赵佶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赵佶哭着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说着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赵佶被囚禁了9年。1135年4月，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洛阳)。1142年8月，宋金根据协议，将赵佶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杭州)，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17·

　　不能不说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说中国皇帝不能不说元世祖，在中国的皇帝中，无论如何都不能漏了元世祖忽必烈。毛泽东在他那首惊世之作《沁园春·雪》里把成吉思汗作为开国明君对待，称之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并没有提到明、清两朝以及民国。这并非篇幅有限或者遗漏，而是因为现今中华民族的辽阔幅员正是元帝国开创的。朱元璋也罢，皇太极也罢，都只是继承了元的江山而已。不过这里有一个误区或者习惯说法，就是把元帝国归于成吉思汗所缔造。这是不对的。

　　史书记载，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征服了直至欧洲、波斯的广大地域，但不包括中国。此时南宋之外，还有西夏、金、西辽、大理诸国存在于现在中国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直至元朝之前，大中华还不存在，真正统一中国的并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非成吉思汗，而是忽必烈。

　　鲁迅曾经挖苦道：都说是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了俄罗斯，一翻历史，发现不对。因为成吉思汗征服俄罗斯原在征服中国之前。应该是俄罗斯人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

　　元世祖忽必烈才是元朝的真正创建者，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蒙古族，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1215年9月23日生于漠北，自少受祖父、父母影响，尚武喜文，“思大有为于天下”。

　　无论如何，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王朝，真正统一的王朝。忽必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开放的帝王，这是不可否认的。

　　巧攻大理

　　蒙古族是我国西北强悍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到了公元11世纪末，蒙古字儿只斤部落的贵族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在公元1206年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军事奴隶政权，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形成了空前庞大的蒙古大帝国。

　　成吉思汗攻下伏尔加河流域之后，又收兵回朝剿灭了西夏。1227年病死军中，那时正是宋理宗宝庆三年。成吉思汗曾把占领的地区分封四子为世袭封地。长子术赤得巴尔喀什湖以西至乌拉尔山脉，次子察合台得阿姆河以东、新疆以西之地，多为原花刺子模占据之地，三子窝阔台封地中心在新疆额敏河流域，四子拖雷则按蒙古旧俗，继承克鲁伦河、鄂嫩河之蒙古本部。

　　成吉思汗死后，四子拖雷暂时监国。直到1229年秋，诸王贵族在克鲁伦河举行大会(忽里勒台)，遵照成吉思汗生前意愿，选举窝阔台为大汗(1229—1241)。这次大会还决定继续远征，兵分三路，一支远征波斯，追击逃走的扎阑丁，一支远征俄罗斯，另一支则攻打金国，以完成成吉思汗未竟之业。

　　随后，窝阔台征服了中亚诸国，并于1234年灭了金国，替岳飞雪了“靖康耻”。次年窝阔台之子奉命征南宋，窝阔台亲征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直至德意志。

　　在西征途中，窝阔台之子贵由与拔都不和，时起冲突。1240年，窝阔台下令贵由率军返回蒙古。1241年，窝阔台病死，当时贵由尚在途中，于是由窝阔台之后脱列哥那暂摄国政。脱列哥那主张由其子贵由继承大汗位。按照惯例，大汗应由诸王贵族的忽里勒台选出。这时察合台也死，蒙古诸王中以战功卓著之成吉思汗长孙拔都威望最高。可是拔都因与贵由不和，所以拒绝参加大会，致使此会迟迟不能召开，脱列哥那执政长达4年，最后于1246年召开忽里勒台，选出贵由为大汗(1246—1248)，而拔都仍只派其弟代自己参加。

　　关于蒙古大汗位的继承，成吉思汗并未规定明确制度。一方面大汗生前可以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另一方面又保存了须经忽里勒台推选的制度。统治阶级对大汗位的争夺无时不在酝酿之中。贵由汗只执政两年就死了，谁来担任大汗又起争执。这时成吉思汗的子孙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诸王和拖雷系诸王。拔都为大汗长孙，战功卓著，拥有钦察草原及俄罗斯之广阔封地。

　　拖雷因系成吉思汗幼子，一直随侍在侧。成吉思汗死后又得其封地及大帐财产，从大汗12万兵士独得10万余人，势力强大。拖雷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也都是著名的王公。所以这时拔都支持蒙哥在贵由死后继承大汗位，如此则大汗位将转入拖雷系的控制中。但这一意见遭到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反对，他们主张大汗位由窝阔台第三子阔阔出的长子失烈门继承，即把大汗位仍保持在窝阔台系。这一争执拖延好几年，直到1251年，才由拔都定议，召开忽里勒台，选出蒙哥为大汗(1251—1259)。

　　蒙哥即位后，首先镇压反对自己当选的窝阔台系诸王，把他们谪迁，处死其下面的贵族70余人，并以巫蠹罪杀贵由，然后进行一些改革，限制蒙古诸王贵族随意向民间征敛，加强对权力的控制。随即又派遣大军四出侵略。

　　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忽必烈青年时期就结识中原儒生，请他们讲解三纲五常，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时更推崇儒学，任用儒生刘秉忠等协助理政，整饬邢州吏治，用汉法治理中原，整顿河南军政，由此渐得一些汉人地主的支持，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

　　1252年，蒙哥为攻打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派其弟忽必烈率兵先征服云南，忽必烈率大将儿良台合、树合也只烈等南下，他们从宁夏出发，经甘肃、四川后又分兵三路入云南，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大军，来到金沙江边，不畏江水汹涌湍急，乘革囊渡过金沙江，入永胜、丽江，占领了鹤庆、剑川一带，开始攻大理，因上关城池坚固攻不下来，改由苍山背后，攻占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

　　“革囊”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对没有乘坐过的人说来，是很难想象的，其实就是羊皮筏子，好像今天的橡皮船一样，用它来载人运物、穿越急流险滩。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乘坐“革囊”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的，清人孙髯翁在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曾用“元跨革囊”4个字概括忽必烈征跟云南的壮举。善于骑马射箭的蒙古的统帅忽必烈不骑马，而是跨革囊，这可是一段有趣的事。

　　大理国士段兴智选列都阐

　　(今昆明)企图募兵抵抗。元军攻下大理后，驱兵直追，大理国布缕

　　(国相)高泰祥在姚州战死，国士段兴智被俘，历时300余年的大理国到此灭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赞道：“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观睨者，无如蒙古忽必烈灭大理也。自临洮径行山谷二千余里，金沙江济，降摩狄

　　(

　　纳西)人大理。”灭了大理国后，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建议，改变了过去屠城的做法，而改为安抚，使“诸方人民遂定安”。

　　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后，又统一了云南37部。随后，又在云南建立了行省，并以云南作为根据地，以高屋建领之势，一举灭了南宋政权，完成了统一祖国的大业。据杨慎《滇载》记载：“元既灭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蛮部三十有七。设大理都元帅府，仍录段氏子孙世守其土，赦兴智，封为摩珂罗嵯，管领八方。兴智死，元季乱，中原多故，段氏复据之，于是有十一总管出焉。”至今忽必烈在大理的遗迹颇多，大理城西北苍山兰峰之麓无为寺内的翠华楼，为忽必烈攻大理时下榻的地方，又叫“驻跸楼”，寺前松林繁茂，是大理著名的风景区之一。

　　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在这里他重用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蒙古汗位之争和忽必烈建立元朝

　　1256年，忽必烈修建开平城(今内蒙正兰旗东)，作为他统治的基地，势力不断发展。

　　1257年，蒙哥为效法其祖父成大业而享盛名，亲自率军攻打南宋，留其弟阿里不哥守和林。一年之间，蒙古军长驱而下，宋四川各地守军，相继败降。

　　1259年春，蒙哥率军攻打合州(四川合川)，宋合州守将王坚凭钓鱼城坚守，蒙军连续进攻数月不能破，天气炎热，军中疾疫流行。蒙哥亲自领兵到城下猛攻，为矢石所中，蒙军败退，蒙哥不久死去。此时忽必烈正在湖北作战，得知蒙哥死讯，马上渡江包围了鄂州。

　　这时，忽必烈妻弘吉刺氏自开平遣使臣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忽必烈在军前召集他的将领、幕僚商议。郝经说：“大王虽然素有人望，且握重兵，但是不知道海陵王的故事么?倘若他(指阿里不哥)自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大王要回去还能行吗?”郝经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廉希宪说：“殿下太祖嫡孙，而且收召才杰，悉从人望，率土归心。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忽必烈命廉希宪先行，观察事变。又命他前往赐宗王塔察儿饮膳，乘机提出拥立忽必烈的建议。塔察儿赞同此议，愿首倡推戴。

　　1259年底，忽必烈许宋议和，自己轻车简从北返，驻燕京近郊。1260年3月，他返回开平，召集塔察儿等宗王大将，即在开平举行选汗大会。忽必烈弟末哥、东道诸王塔察儿、移相哥(哈撒儿之子)、忽刺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子)、爪都(成吉思汗弟别里古台孙)，西道诸王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子)等拥立忽必烈(元世祖)即汗位。

　　按照蒙古传统惯例，选汗的忽里勒台应在鄂嫩河、克鲁伦河之地举行，而且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忽必烈在汉地自行集会选汗，显然与传统不合，而且有些宗王未前来出席。这时，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大斡耳朵，蒙哥死后监国。忽必烈自立为汗后，阿里不哥利用这一时机，也随即在和林举行大会。蒙哥诸子阿速台、玉龙答失及察合台系宗王数人，拥立阿里不哥为汗。两汗并立，随即发生战争。

　　蒙古国军队的主力，原由蒙哥统率侵宋。蒙哥死后，大将哈刺不花率部退据六盘山，与留守这里的浑都海部会合。阿里不哥派出霍鲁怀、刘太平等来陕西，拘收钱谷，企图与六盘山驻军联合，自关中进兵。廉希宪、商挺等来京兆，先发制人。6月，以谋反罪处死霍鲁怀、刘太平，并处死浑都海在四川的党羽乞带不花、明里火者。忽必烈诏令陕西四川宣抚使八春节制诸军，命巩昌权总帅汪良臣统率陕西汉军防御六盘山的军队。

　　忽必烈亲率大军自开平出发去和林，攻打阿里不哥。9月，至转都儿哥之地。阿里不哥派遣阿蓝答儿领兵南下，至西凉府，与浑都海军会合东来，哈刺不花因意见不和引兵北去。忽必烈命诸王合丹、合必赤与八春、汪良臣等率领蒙、汉军迎战。两军大战于删丹，阿里不哥军溃败。阿蓝答儿、浑都海相继被杀。阿里不哥败逃，退至乞儿吉思地，派遣使者与忽必烈相约，邀集西北诸王正式选汗。忽必烈命宗王移相哥统领一军国驻和林，以待阿里不哥。10月，忽必烈领兵南返，12月至燕京，赏赐拥立诸王。1261年2月，返回开平。

　　1261年秋，阿里不哥率领斡亦刺等部众，突然袭击移相哥军，乘胜南下。忽必烈得警，急忙征调张柔、严忠嗣、张宏等七处汉军，并令董文炳率射手千人，塔察儿率军士万人随从出征。11月，忽必烈军与阿里不哥战于昔木上脑儿。诸王合丹、驸马腊真、丞相缐真和兀鲁、忙兀二部军为右军;诸王塔察儿、太丑台和史天泽等将左军;诸王哈必赤将中军，合势进攻，斩阿里不哥的大将合丹火儿赤。塔察儿与合必赤分兵奋战，大破斡亦刺军。阿里不哥后军阿速台复至，再战，两军杀伤相当。阿里不哥北撤，忽必烈也还军。

　　察合台汗领地(兀鲁思)原由兀鲁忽乃妃子摄政。忽必烈即位后，即派遣察合台曾孙阿必失哈偕弟纳邻合丹去阿力麻里主持政事。二王行至途中被阿里不哥捕获。阿里不哥乃派察合台孙阿鲁忽(拜答儿子)去察合台汗地执政，以为声援，并防御在波斯的旭烈兀。阿里不哥远在漠北，从汉地北运的粮食断绝，给养缺乏，便派遣使者去察合台汗领地征敛。阿鲁忽杀使者，转而拥护忽必烈。

　　1261年秋，阿里不哥领兵往征阿鲁忽。阿鲁忽在普刺城迎战，斩阿里不哥大将哈刺不花。阿鲁忽得胜而回，不再戒备。阿里不哥的后军阿速台突然进至阿力麻里地区，阿鲁忽败走和田、喀什噶尔。阿里不哥军遂驻冬阿力麻里，阿鲁忽西走撤马尔罕。

　　阿里不哥进驻阿力麻里后大肆屠掠，阿鲁忽部下多被杀死。1264年春天，又值饥荒，人民死亡甚多。阿里不哥部下将士多逃至驻在阿尔泰地区的扎布汗河上的玉龙答失，共商归降忽必烈。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又怕阿鲁忽报复，走投无路，不得不投附忽必烈。阿里不哥来见忽必烈请罪。忽必烈问他说：我和你谁对?阿里不哥回答说：在以前，是我对。今天，算你对。忽必烈命宗王和将领审讯拥立阿里不哥的诸臣，李鲁欢等被处死。忽必烈又分遣使者征询波斯旭烈兀、钦察别儿哥和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三王，决定赦免阿里不哥及阿速台罪。不久，阿里不哥病死。

　　忽必烈经过和阿里不哥的斗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继续进行对南宋的侵略。南宋小朝廷这时内部已衰朽不堪，1276年都城临安(杭州)陷落。以后虽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战，但不幸先后失败，南宋政权于1279年被完全消灭。

　　忽必烈从青年时起受汉文化影响较多，即位后又多倚靠汉人地主的支持，所以他的统治日益带有汉化色彩。1271年，在即位10多年之后，正式仿效中国王朝建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义。1272年改金中都为大都(北京)，宣布在此建都，宫殿建成后即迁都于此。他统治中心日益移入中国内地，成为中国的一个统治王朝。1276年南宋降，1279年追灭南宋卫王于崖山，完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忽必烈即位后，采纳僧子聪等幕僚的建策，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称皇帝。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以来，从未建立年号。忽必烈始建元“中统”，下诏说：“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表明他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承人。

　　忽必烈借鉴了蒙古、金、宋等国的政治制度，设立行省制度，对某些特殊地方则灵活采用不同的制度，如对吐番地区就采用政教合一的制度。这个制度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是服务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为了同一个目标，元朝实行了非常特殊的户籍制度，重新开凿大运河，使原来水陆并用的大运河成为真正的运河。开辟海运，用了三十年时间，开辟了从刘家港(今上海)至直沽的近海航行。陆路交通也大力开拓，设驿道、驿站，被称为“星罗棋布，脉络相通”。

　　他还充分利用原蒙古西征的有利条件，发展了同中东、欧洲的交往。元人形容为：“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他允许并鼓励各国商人在国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甚至欧洲的商人、教士往来中国和欧洲之间。忽必烈还亲自询问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了解欧洲状况。后来尼哥罗的儿子、著名的马可·波罗居中国17年，为官元朝，写下了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为东西方文明的沟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罗马教庭也派出众多教士来中国传教，在大都、杭州、泉州、扬州等地都设立了教堂。

　　西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医学都进入中国，如欧几里德几何学就在那时传人中国。忽必烈甚至让阿拉伯建筑师黑迭儿参加元大都皇城和宫殿的设计和建设。中国使节也到达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商船还到达非洲，元人汪大渊随船到达今坦桑尼亚等国，他还遣使索马里、摩洛哥。摩洛哥商人长住在中国，大批精美的中国瓷器远销摩洛哥。忽必烈创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同世界交往空前的朝代。

　　忽必烈不但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南北分裂状态，而且实现了辽东、漠北、西域、吐番、云南等地区的空前大统一。特别是吐蕃地区首次并入版图，使中国幅员远胜汉、唐。他还使各民族人员空前大批相互流动，形成元帝国文化多样性的显著特色，尤其是精通汉文化的各族文人学者的涌现，更是前朝没有的盛事。这其实奠定了中华帝国真正统一的基础。

　　只是，忽必烈对内实行蒙古人高于其他族人的歧视政策，特别是对汉族的横征暴敛，残酷压迫，激起中原人民的不断反抗。到他身后的几个皇帝，荒淫腐败，终于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直至被推翻。

　　1294年2月，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享年80岁。葬在漠北起辇谷(在今克鲁伦河上游肯特山南麓)。忽必烈一生知人善任，重视建军治军，维护国家统一。他主张政治与军事并用，战抚兼施，注重集中兵力，避免两线作战;善于运用远程奔袭、迂回、围歼以及步兵、骑兵、砲兵、水兵联合作战等战法，夺取胜利，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任命郭守敬建造北京城

　　1262年，张文谦向当政者推荐郭守敬“巧思绝人”。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了32岁的郭守敬。忽必烈惊讶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学，这个年轻人陈述了6条治水建议，每说一条，忽必烈都禁不住感叹说：“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

　　一个新生政权在其初始阶段，总透着干练与做事的高效率，任人唯贤也是贤明智慧的当权者得以功成名就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马背上建立起来的帝国，在一般人眼里充满野蛮杀戮的帝国，他的君王竟有如此贤明的一面，竟对科学技术如此着迷和认可。正因为有了忽必烈不拘一格的赏识，郭守敬跳过了许多条条框框，被很快任用，先是提举诸路河渠，四年后，他有了副河渠使的官职。

　　1264年，元将首都定在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此时在忽必烈周围，已形成一个以刘秉忠和郭守敬为代表的技术智囊班子。同年，郭守敬随有举荐之恩的张文谦到了今天的宁夏、甘肃和内蒙古一带，主要的一项工作仍然是治水。此时的郭守敬基本都是常年奔波野外。

　　第二年回到都城，他被任命为都水少监，开始参与设计北京城最初的水利工程。然而1274年，他的老师刘秉忠死了。忽必烈命郭守敬和王恂接手刘秉忠开始的天文历法修改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张文谦、张易和许衡。

　　星空与大地，有多少秘密在等待人探索发现呢?“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从47岁到49岁，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吗?这一时期，郭守敬直接领导了著名的授时历的制订工作，同时，他开始创造性地制作出简仪、高表等一系列天文仪器。带着制作完成的仪器上了朝，郭守敬在忽必烈面前指陈历制，从早朝到太阳下山，看得入迷的忽必烈都没有觉出疲倦。

　　得到最高领导者的欣赏，郭守敬对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打算，“设监候官14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27所”。

　　1291年，郭守敬再回到水利工作上。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议在通州和大都之间开凿运河。

　　此前，通州到大都，陆运官粮，赶上绵绵秋雨，牲口累死不计其数。第二年春天，工程开工了，到1293年秋天，水利工程完工，从前那种苦烈的情景再看不到了。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过积水潭的时候，见舟船遮蔽了水面，大喜，于是把这段工程命名为通惠河。

　　“郭守敬主持北京水政时期，奠定了今天北京水利的格局”。这是今天的人们对郭守敬当年工作成果的中肯评价。而我们还知道，对当时首都的水利规划，郭守敬还有更大的设想，他设想引到更多的水，能使舟船环城往来。但这个设想他没有实现。

　　是“神风”还是“豆腐渣”战舰救了日本?

　　忽必烈也是中国历史上向外出兵扩张的皇帝。他两次出兵攻打日本，并出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甸等国。直至元成宗即位，下诏罢征南之役始结束，并由此转入商业、文化交往。

　　1274年，忽必烈以忻都、洪茶丘和范文虎为征东行省右丞，李庭为左丞，率领一支由9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后又因天气恶劣被迫撤退，最终遭遇“神风”全军覆没。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一大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

　　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二次东征日本。元军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

　　元军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次年，派水、陆军远攻占城(今越南南部)。

　　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元世祖忽必烈远征日本却始终未果，于是在日本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是“神灵之风”(神风)两度将日本从蒙古人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然而，对蒙古战舰的考证却否定了这个传奇。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设计和造船技艺是导致蒙古舰队失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古代文献中确有关于1281年日本台风的记载，但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

　　美国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材料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许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至于蒙古军队的舰船设计，据记载大多是平底河船，并不适于航海。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佐佐木说。

　　据汉文史料记载，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15日动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船舰的设计，据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但是此种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

　　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失去了利刃。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18·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思想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喜欢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了，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在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灭亡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其实，如果把汉朝看作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不仅西汉建国是如此，东汉建国也不例外。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消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

　　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浪潮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但这三支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

　　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了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度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了明朝。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始作俑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做猛然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其次，始作俑者往往不是政治家，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最后，后继者有三条优势：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二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前人的弯路;三是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练汰选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具体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他一无权势，二无文化，而且是靠借郭子兴的一支军队发家的，但却是他最终登基做了皇帝。而那些势力比他大、比他强的起义军首领却一个个被他打败了。他的成功除了上面所说的几点外，还有以下三点：其一，不露声色缓称王;其二，待时而动避敌锋芒。其三，把握天时蚕食江南。

　　皇觉寺里的小和尚

　　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家境贫寒，从小就饱受苦难的生活，7岁就操起皮鞭给地主放牛牧羊。至正三年(1343)，朱元璋17岁那年，淮北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干旱荒年，旱灾引起了蝗灾和瘟疫，广大农民在饥饿与瘟疫的双重折磨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不少人家相继病死，成了绝户。朱元璋一家也难逃厄运，先是64岁的父亲撒手人寰，紧接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长兄、长侄以及母亲也离开了人间。多年的贫寒生活，再加上亲人的离去，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厌倦了这个昏暗的世界，恨不得随亲人而去。然而，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人能再抚摩他的伤痛、安稳他的心灵了。

　　朱元璋走投无路，只好剃光了脑袋进了皇觉寺。他穿起了衲衣，做起了小行童。整天除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还要为主持担水劈柴、烧饭洗衣，几乎无所不做。低眉弯腰，劳苦疲乏，还要受师父的责骂、师兄的刁难。他开始羡慕大墙外面的生活，特别是怀念与少年伙伴们一起放牛、一起割草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但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混口饭吃，朱元璋只得忍气吞声。

　　由于旱情严重，地里的植物颗粒无收，靠收租来度日的皇觉寺终于维持不下去了。入寺才50天，经文没念上一卷，各种杂活倒做了不少的小沙弥朱元璋，被主持打发去“云游”了。说是云游，其实就是流浪各地，向大户人家化缘，求乞度日。这样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朱元璋回到了皇觉寺。朱元璋在这三年的奔波流浪中，尝尽了人间辛酸，也看到了各地百姓的困苦。到处是衣服褴褛，到处是如土的面色，到处是成群结队的逃难人群。百姓们已不再对腐败的朝廷、官府抱有任何希望，他们只有把满腹的希望寄于神灵、菩萨的保佑。他发现一路上除了各大小寺院里虔诚的信男信女之外，百姓们普遍信仰白莲教，并大有积蓄力量、蠢蠢欲动之势。

　　他目睹国事日非，预感天下大乱的时候就要到了，即立志勤学，广交朋友，以待时而动。他在这里学习了三教九流的许多知识，诵经，打坐，做布施，做道场，外加清除，上香，劈柴，担水，读书，识字。一晃，又过了较为平静的四年时间。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元朝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不堪忍受元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们终于勇敢地行动起来了。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间盛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主韩山童乘机聚集数千人，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揭竿起义。因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打着红旗，被称为“红巾军”。从此，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组织起义，土豪方国珍、盐贩张士诚也先后在浙江和苏北起兵反元。与此同时，郭子兴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领了濠州城。至此，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在大江南北。

　　虽然身居静门，内心却早已不安分的朱元璋，听到不断传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已是热血沸腾。面对黑暗的社会，他早就有了投奔红巾军的念头，但由于对红巾军内部不甚了解，再加上元军追杀得太紧，怕他们成不了气候，而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正在这时，已在郭子兴的军队里当上了小头目的儿时的穷伙伴汤和，给朱元璋捎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前去投军。此时他仍举棋不定，但同屋的师兄却偷偷告诉他：汤和来信邀他参军一事已被人知道了，就要去报官领赏。被逼上绝路的朱元璋，终于看清了自己所面临着的危险形势，于是丢掉幻想，连夜向濠州城急急奔去。

　　起义军里的一方霸主

　　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深得郭子兴赏识。朱元璋果然不负郭子兴的重望，更加苦练武艺，并且处事沉稳，计虑周详，仗打得漂亮，且能独当一面，是个难得的人才。由此，郭子兴就把他当作知己，时常把他叫到内宅议事，信宠有加。不久，他就娶了郭子兴的养女。

　　1355年春，朱元璋率军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县)后，郭子兴任命他为总兵官，统率和州诸将兵马。当时和州的诸将成分复杂，多为郭子兴的部下，纪律松弛，为所欲为，很不得人心。朱元璋上任后，不被他们所看重，每次议事，都把最末的一个座位留给他。朱元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久，他创议修建城池，规定每人负责一段，限定三天完工。届时只有朱元璋负责的一段修完。于是，他拿出郭子兴的金牌，厉声说：“我这个总兵官是郭元帅任命的，大家理应服从。修建城池已有约在先，大家不能按时完工，万一敌人来犯，我们怎么对付?此事既往不咎，今后再有违抗命令者，一律军法严惩!”众将从此听命于朱元璋，再也没有违纪现象发生。

　　同年三月，郭子兴因病故去。此时，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立为小明王，国号宋。小明王任命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其两副帅又先后战死，朱元璋遂被升任为大元帅。至此，他的岳丈郭子兴所创建的起义军旧部已全部归为他指挥了。

　　朱元璋成了一军之主后，感到自己掌管的地盘狭小，兵马太少，难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必须打过长江去，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于是，他特别注意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同时，又采取措施，鼓舞土气，使他们勇猛作战，一往无前。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统水陆大军，进攻集庆(今南京)，三天内就攻破了城外的陈兆先军营，陈部36000人投降。朱元璋看到投降过来的将士顾虑重重，恐惧万分，就从中挑选出500名勇士当自己的亲军，让他们在夜里当自己的守卫，而自己平时的卫士则一个不留，全部打发走。朱元璋独自脱下战甲，酣然入梦，一觉到天亮。3万多降兵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感动，便赤胆忠心地为朱元璋效力，甘心情愿地跟随朱元璋打天下。

　　很快朱元璋就攻下了集庆。第二天，朱元璋带领徐达等巡视全城，看到它的雄伟、它的富庶和繁华，恍忽如在梦中，那种激动与兴奋简直无法按捺，遂对徐达等人说：“金陵枕山带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块宝地，难怪古人称之为长江天堑。况且仓廪实，人民足，今天终为我有。再加上诸位同心协力相助，还有什么样的功业不能建立!”徐达附和道：“元帅建功立业决非偶然。今天能够得到它，实在是上天所授!”听到这话，元璋更是喜欢。于是，改集庆为应天府，设置大元帅府，朱元璋自任大元帅。从此，朱元璋有了一个为将来打天下而积蓄力量的可以立足的基地。

　　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拥有集庆路、太平路、镇江路、广德路等江南地盘、十几万军队，成为江南很有势力的割据政权。此时，他的上游有义军徐寿辉，下游有张士诚，今天的浙江宁波、临海沿海一带有方国珍，其他江南地区仍为元朝所占有。江北则有韩林儿的大部队牵制着元朝主力，做了南方农民军的屏障，使他们得以任意地蚕食元属领地，并彼此之间展开厮杀与拼搏。此时的朱元璋，已不是早先的小和尚了，已成长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将帅、一个称雄一方的霸主。

　　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首要问题。1357年在攻占了徽州后，朱元璋亲自到了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高瞻远瞩地送给他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广积粮”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粮草，暂取守势，不要出击，多保存自己的实力，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实力耗尽，再出来收拾残局。所谓“缓称王”，是指对付元廷的策略，即不图虚名，暂不称王。许多友军称帝称王，成了元兵打击的目标，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缩头乌龟，在别人大事招摇之时，深藏不露，设法自保;等到时机成熟，再一鸣惊人。朱元璋认为朱升的话很有道理，心领神会，于是制定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行动计划。他还在《菊花诗》中这样写道：“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的黄金甲。”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按照朱升的提示，朱元璋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作战本领，尤其重视军事纪律的训练和整顿，强调“惠爱加于民，法度行于军”。同时，朱元璋大抓农业生产。他设置营田司，任命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并且还抽出一部分将士，在战事之余开荒屯田;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丁壮，一面练武，一面耕种。这样一来，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支援贫苦的百姓，改变了军队历来吃粮靠百姓的习惯，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朱元璋还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被应聘至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

　　此外，朱元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过早地暴露自己，以防止在自己力量脆弱的时候被吃掉，他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的还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还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的口号也不改变。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后，发布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今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朱元璋经过这十几年的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开拓疆土，其所辖的根据地终于巩固地建立起来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拔地崛起一支足以与元军相匹敌的强大军事力量。

　　朱元璋尽管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不仅摘了许多“大桃子”，而且坐得“民族英雄”的美名。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原先的盟友，为了争得利益，也逐渐变成了对头，变成了朱元璋改朝换代的强大阻力。于是，朱元璋在同元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不得不对盘据在周围的敌对势力进行清除。四周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部，以陈友谅部的势力最大，他也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劲敌。

　　1360年5月，陈友谅以派人祝贺胜利的名义去江州(今九江)杀死徐寿辉。他估计应天指日可下，野心勃发，就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草草即了皇帝位，改国号为汉。随后盛食厉兵，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

　　陈友谅当时的势力相当强大，光战舰就有百余艘，且兵众士广，杀气腾腾。驻守应天城中的朱元璋的文官武将，风闻陈友谅部已顺江而下，旌旗指向应天，都吓得惊慌失措。一时间，众将领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放弃应天，也有的主张抵抗，各执一词，乱成一团。唯有谋臣刘基成竹在胸，静坐不语。朱元璋问计刘基，刘基答道：“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满足于割据一方，没有什么可怕的。陈友谅占据上流，拥有精兵利舰，来势凶猛，是一支不可小视的队伍，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败他们。这样，张士诚便不敢出兵，应天城就没有什么忧患了。我们再北向中原，必定可成王业。”朱元璋又问他：“如何打败陈友谅呢?”刘基说：“陈友谅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骄傲轻敌。诱敌深入，用伏兵截击，定能取胜。”朱元璋觉得刘基的分析非常深刻，入木三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遂决定伏兵智取陈友谅。

　　如何诱使陈友谅迅速东下、进入伏击圈呢?这使朱元璋颇费思量。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这就是他早年攻打集庆时招降的元水军元帅康茂才。康本是陈友谅的好友，但归顺朱元璋后，深得器重和宠信。他早有报答朱元璋之意，只是没有机会。此时，朱元璋将他找来，如此这般地告知了他这次行动的计划，他非常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康茂才派一个亲信将其亲笔信秘密送给“老友”陈友谅，约陈及早来攻应天，由他作内应，里迎外合，一举拿下应天城。陈友谅见信后，大喜，忙问来人：“康将军现驻在何处?”来人答称在龙江(应天附近)。陈友谅深信不疑，迫不及待地率主力直奔龙江，没有见到康茂才的踪影，方知受骗中计，急令舟师转移。但此时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早把陈友谅部团团围住，插翅难逃。只见朱元璋站在高高的卢龙山上擂鼓助战，顿时杀声四起，水陆并进，把个陈友谅苦心经营的精锐部队打得丢盔弃甲，死伤无数，落荒而逃。张士诚见状，果然未敢轻举妄动。接着，朱元璋又挥师攻下安徽，收复江西等许多州县，扩大、巩固了胜利成果。

　　三年后，陈友谅倾其全力，统兵60万包围洪都(今南昌)，以报龙江之仇。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救援洪都，逼陈友谅退至鄱阳湖。陈军几百艘战舰用铁索联结起来，有十几里长，在兵力上占了显著优势。朱元璋利用敌舰高大、联舟布阵所带来的行驶不灵活的弱点，就决定采取火攻的战术。他派出敢死队，用轻舟装满火药和芦苇，乘机点火，借着风势，冲入敌舰阵。霎那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势，火焰冲天，湖水皆赤。陈部官兵围困在转移不得的战舰上，冲不上，逃不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大火吞没。眼看这场战斗是无法再继续打下去了，陈友谅只好带兵突围。他刚冲出湖口，不料又遇伏兵拦截，陈友谅被一支飞箭射穿了头颅，而一命归天。

　　消灭了势力最强、野心最大的陈友谅后，朱元璋又挥师东进，征旗直指雄据东方、自称“吴王”的张士诚。

　　张士诚本是个盐贩子，其手下也多是一些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和部分贫苦农民。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凌辱，而趁元末大乱时聚众起兵，作战也十分勇敢。但其领导集团却非常腐败，自称“吴王”的张士诚，胸无大志，只图保住一块地盘尽情地享乐。他终日不理政事，与一批地主文人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属下的将军大臣也争相修花园，玩古董，养戏班子，整日寻欢作乐，甚至打仗时还带着舞女作伴解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对于张士诚，朱元璋不急于一下子将他消灭掉，而是分三个阶段对其围攻：首先，攻苏北和淮河下游地区;然后，取湖州、杭州;最后，南北夹击，攻破平江。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安去滁州假意迎接小明王至应天，从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廖乘机把船弄翻，使小明王溺死江中。这样，又为以后的登基，扫清了一个绊脚石。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制服了浙江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又乘胜南进攻克了广东、广西。在实现了整个南部中国除四川、云南外的统一后，不失时机地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政权展开了最后的大决战。

　　元朝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于至正十九年(1359)攻陷了宋政权都城汴梁(今开封)，后又拔掉了宋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今安徽)，把北方红巾军也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也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此时，它仅仅依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撑残局，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了。

　　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北伐，大军出发前，他亲自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先取山东，撤除大部的屏障;再回师河南，剪掉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如此一来，天下形势为我所掌握，然后进兵大都，元朝势孤援绝，可不战而胜。”

　　北伐战争按照朱元璋的计划顺利实施了。当年十月，徐达就率军推进到山东，平定了山东全境;继而兵分两路，又胜利进军河南，所向披靡，元朝将领纷纷归附。至第二年三四月间，北伐军包围元大都的战略已告完成。

　　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元顺帝眼看援军无望，孤城难守，慌忙带后妃、太子北逃。八月，徐达率领大军攻进大都，统治近百年的元朝政权宣告被推翻。明朝呼之即出。

　　圆了皇帝梦

　　虽然朱元璋从骨子里就想登基做皇帝，但不好由自己提出来，好在有一批贴心的下属早巳看出了他的心思。

　　早在七月间，在朱元璋兴致勃勃地与熊鼎等文臣研究庆典雅乐时，李善长便率群臣上表，劝元璋即皇帝位。朱元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途尚便”，而没有采纳。到了十二月，在战场上南北大局已定时，李善长又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自谦说：自己“功德浅薄，自愧弗如，还不足以当此造福万民的皇帝重任”，而再一次推辞不就。第二天，李善长再率百官恳请，说道：“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朱元璋终于同意登基做皇帝了。

　　经过多日的准备，1368年正月，在北伐胜利攻克山东的凯歌声中，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于应天城中的奉天殿内正式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大明，年号为洪武，应天今为南京。至此，一个出身农家、横笛牛背的牧童，经过奋斗，终于成了我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出身布衣的开国君主。

　　凡事冷静，是朱元璋成功的一大秘诀。越是打了胜仗，越是办事顺利，他的头脑就越清醒，就越是能从中捕捉到可能发生的隐忧隐患。现在衮冕登极，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自然处在极度的兴奋当中，不过他很快就从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即位第二天，他就告诉身边侍臣，说：“你们知道，创业之初是怎样的困难，而不知道守成会更加困难。”第三天，在奉天殿内外大宴群臣时，他又专门讲了保持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说：“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身担天下国家之重，不可顷刻忘却警畏。”

　　朱元璋的成功印证了这样的真理：成功决非朝夕之功，而是日积月累，辛勤劳动的结晶。世上有一个恒定的法则：你付出的越多，上帝给你的馈赠就越多;尤其是对于想获得荣誉和成绩的人来说，更是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有不懈地努力，不断地学习，不停地付出，才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成就。

　　伟大的成功从来不是偶然的，它永远属于那些用一生的血汗乃至生命去拼搏的人。人们往往容易过多的乞求成功的辉煌结果而忽视奋斗的艰辛过程，其实，世界上没有白捡的便宜，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正如成龙那首《真心英雄》中所唱道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成功不会自动送上门，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冰心老人有一段关于成功的名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它只属于默默为它辛勤耕耘，努力付出的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功需要时间的锤炼，不要期盼自己比别人幸运，也不要指望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或者更勤奋，从智力或机遇上说，自己和别人是差不了多少的。

　　大杀功臣

　　开国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固权。所以，固权乃开国帝王第一义也。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他对于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这两次大狱共杀死了四五万人，不仅开国功臣诛戮殆尽，避免了异姓王的造反，而且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以至于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当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者，当推李善长、刘基。刘基是一位奇人，他洞察世事，无有不中，因此，他对朱元璋封赏的官职，多次拜辞不受，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忮刻，很难容人，跟他共事长久，必不免有杀身之祸。而李善长却官至右丞相，封韩国公，有骄矜之态。朱元璋对他渐感不满，想换掉李善长，让刘基为右相。刘基说：“善长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各将的人际关系，不宜马上把他换掉。”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长处呢?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又问：“汪广洋如何?”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他听说了刘基对自己的评价，怀恨在心，就诬陷了刘基的儿子，又害了刘基。刘基忧愤成疾，被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田，不久去世。

　　害死了刘基之后，胡惟庸更加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他恃权自专，朝中生杀陟黜之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对于送来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阅，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报。朝廷势利之徒，竟走其门，胡家珍宝金帛，积聚无数。魏国公徐达看不顺眼，就给朱元璋上了密本，说胡惟庸奸邪，应加诛除。朱元璋没有相信徐达的话，反给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因此，胡惟庸对徐达怀恨在心。于是，胡惟庸就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看门人，让他诬告徐达，谁知弄巧不成，这计谋被自己的守门人报告了徐达，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怀疑，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恐怕遭到不测之祸，等了几天，竟然没事，才逐渐放下心来。胡惟庸自此收敛了一阵。

　　后来胡觉得自己应当再找个牢靠的靠山，就看上了李善长，李善长虽不当丞相了，但朱元璋还是十分看重他，经常出入宫廷。胡惟庸请人作伐，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不觉又趾高气扬起来。正巧，胡惟庸在定远的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长出了竹笋，高及数尺，一班趋炎附势之徒都说是极大的吉兆，又有人说胡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远及数里。胡惟庸听了，更觉得是吉兆，越发得意。

　　恰在这时，德庆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说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捕入狱中，活活饿死。安吉侯陆仲亭擅乘驿车，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汪广洋罢相数年，由胡惟庸推荐，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但一直替他隐瞒，在二次罢相之后，出居云南，不久即被赐死。

　　朝廷官吏屡屡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深怕祸及己身。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觉得震动，他觉得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就下定了反叛的决心。

　　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安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到他的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

　　从李善长的态度里他得到了鼓舞，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连结，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他又秘密结交日本国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车驾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得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命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扑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宅第的方向。

　　这时，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捕捉。不一会儿，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人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他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有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我说的不中，不愿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待，朱元璋只得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

　　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愈觉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

　　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告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谄，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杀戮功臣已经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胡蓝之狱”总共牵扯被杀的人达四万五千多人，南京皇宫俨然成了一座阴深恐怖的死亡宫殿，很多官员上朝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被什么案件牵扯而遭治罪。据说，每次上朝，官员们如果看到朱元璋把玉带卡在肚子以下，就表明皇帝当天要杀人了，一个个都吓的面无人色，两腿发软;如果玉带高挂在胸前，就表明皇帝今天情绪不错，不会杀人。“胡蓝之狱”期间，有些官员每天早上上朝之前甚至和家人诀别，嘱咐后事，如果侥幸平安归来，全家人都要庆贺一番。最恶毒的暴政是把罪犯的妻女发配给妓院强迫卖淫，使她们遭受百般凌辱。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权，对亲族残酷地诛杀，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其实，权力的“棘杖”内外都是刺，去了外刺，内刺犹在，是无论如何也去不了的。此杖弃之不得，握之扎手，就是历史，对之也是无可奈何!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皇权专制

　　朱元璋不仅大开杀戒，杀掉许多功臣，而且还从政治体制进行了诸多改动，采取了一系列固权措施。一是改革官制，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朱元璋对这个措施很是得意，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使朱姓家族牢牢掌握权力魔杖，保持政权千秋万世。朱元璋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的确费尽了心机，他想方设法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可问题恰恰出在皇帝身上。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5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打，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本来就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

　　“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是负责监视百官动静的，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样，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

　　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痛苦难忍的刑罚，受刑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能全被磨脱，情形惨不忍睹，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在杖下毙命，侥幸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碗，医治半年以上。肉体的痛苦也许是次要的，最难医治的还是心灵的创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下身并呼天抢地，那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无法接受的羞辱。在廷杖制度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

　　朱元璋还设立了巡检司，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

　　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谄，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

　　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

　　另一方面，朱元璋还建立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确立了“官本位”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最阴暗最丑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价值观，而最终确立官本位价值观的正是朱元璋。在明朝以前，官吏虽然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但具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画家、医生甚至是不愿做官的山林隐士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田，凡是经过九江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门造访，以表达自己的礼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不愿也不会做官，可全社会的人依然对他敬慕有加，连唐玄宗李隆基也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尊敬。自明王朝以后，官职的大小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尺度。在极权专制社会，官性和人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还成反比，官的大小不是依据其才能和贡献，而是依据贿赂和打击他人的权术，这样道德水准越低的人官反而当得越大，得到的待遇和礼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这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悲剧。

　　通过竞争性考试即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可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却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僵化制度。唐宋科举考试范围很广，既有政治策论等从政艺术，也有诗词歌赋等反映人情感修养的文学艺术，有时还考天文地理历史知识，能够较为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明王朝的科举考试则对题材和体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试范围极为狭窄，只以“四书”“五经”为题材，四书五经又以道学家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试卷格式则硬性规定使用八股文。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的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惟一研究工作，是从“四书”“五经”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作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一篇照抄一遍，就象赌博时押宝一拉，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则落第而归，下次再来。通过这种途径考中的知识分子是难得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四书五经也不接触，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了。

　　知识分子自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社会的阻碍力量。如果说先前的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春秋，站在时代前列的话，明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则叫人肉麻，为皇帝制春药和为太监当奴才的知识分子应有尽有。

　　明王朝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官员，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大官。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它是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明王朝统治阶层即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职为标准，一种遗害无穷的官本位价值观自此形成。

　　为了使官本位价值观成为社会的惟一尺度，朱元璋还不准人当隐士，不准主动辞官，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围绕着“官”打转。

　　·19·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他死后的谥号是“文皇帝”，庙号是太宗。后来，嘉靖皇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所以后人便一直称他为“明成祖”。

　　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奴儿干都司、《永乐大典》，以及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明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以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实上还不止这一些。但是，他的名字也和“诛十族”、“瓜蔓抄”之类的残暴行为联系在一起，因而使得他的形象严重受损。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明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乱世婴儿

　　1360年4月，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那时正是元末的战乱时期，群雄并起，互相征伐。应天，是顺应天命的意思。4年前(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南京)，将集庆改名为应天。他要顺应天命，推翻元朝，削平群雄，自己当皇帝。现在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但几乎与朱棣呱呱坠地的同时，前线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但军情紧急，他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至于怎么样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他就更没有功夫去琢磨了。

　　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极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自然是满心高兴。这时形势已经粗安，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棣的生母是谁，居然还是个谜，这在常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个谜确实存在，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因为朱棣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他的妾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份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则不得觊觎。

　　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其实，经历代学者考证，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实际上他的生母是个贵妃，为此演义出许多的野史和传说。有人说贵妃是高丽人，也有人称她是元顺帝的妃子，抑或是高丽人而成了元顺帝妃子。还有人说，朱棣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

　　明朝建立时，朱棣已是一个八九岁的儿童。那时全国仍很凋敝，满目疮痍。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朱棣在宫廷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朱元璋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遗憾。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为太子和诸弟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供他弟兄们观览。征聘各地名儒，轮班授课，教育太子和诸王。师傅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如宋濂等。他前后十几年，向太子和诸王讲四书五经，讲封建礼法，一举一动都要合封建礼仪。

　　朱棣从他父皇那里接受的完全是封建正统教育。对此，朱元璋曾有一段明确的自白：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二、言笑厌其妄;三、饮食教之节;四、服用教之俭。怨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怨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可以看出，朱棣弟兄们不只是要学书本，而且平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封建规范。这对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来说，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朱元璋不希望他的儿子们成为文弱书生，就让他们经常做些强健筋骨的活动。他当吴王不久，看到7个儿子渐渐长大了，“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履行滕。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所谓麻履，就是麻鞋，行滕是指缠腿。这里是说，让朱棣兄弟7人都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这对长期住在深宫大院中的皇子们来说，虽说劳累点，但还是饶有兴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不时地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以健体强志。

　　他11岁的时候被封为燕王。洪武九年(1376)，朱棣已是17岁的英俊青年，他的父皇准备让他们到外地去当藩王了，感到有必要让皇子们体验一下民间的生活。就在这一年，朱棣兄弟们一起来到安徽凤阳老家，那时被称为“中都”。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也是他们的父皇小时候为大户人们放牛放羊的地方。这里也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穷乡，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在这里，朱棣仿佛看到，他的父皇小时候是怎么样受苦受难，创业是多么的艰难。他在这里住了三四年，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棣是个有心人，“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他当皇帝以后，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起他这段生活。认为自己能南北征战，不畏塞外风寒，就得益于这段经历。朱棣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他回去就要准备到外地去当藩王了。

　　朱棣的长兄朱标，即南京一带所习称的“大头太子”，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被立为世子。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大祭天地于南郊，在郊坛南边正式登极称帝。他连赠祖上四代，册封马氏为皇后，立朱标为皇太子。

　　在朱元璋看来，元朝之所以经常发生宫廷政变，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早立太子，因此他一称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还看到当元末农民起义四处爆发的时候，元王朝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有鉴于此，洪武三年(1370)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即把各个小儿子封到各地当藩王。他为了不使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在封藩前还特意作了一番表白：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封诸子为王的这件事也就定下来了。按照明制，皇子封为亲王都授予金册金宝，年食禄米万石。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像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兵上都超过此数。例如在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藩王的府第、服饰和车旗等，“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藩王的嫡长子立为世子，即藩王的未来接班人，10岁时就授予金册金宝。其他诸子则授予涂金的银册银宝，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都有封爵，自六世孙以下都封为奉国中尉。他们生的时候要向宗人府请名，年龄大了要请婚。但他们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行当，只是坐糜俸禄。明中期以后，皇室成员的俸禄成了国家沉重的包袱。

　　本来朱元璋把自己的子侄分到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以防他们叛乱。藩王虽没有行政权，但有军事权。朝廷调地方军队，地方守镇官还要得到当地藩王令旨后才能调动。遇有战事，即使元勋宿将也要听藩王节制。当燕王朱棣率军征讨乃儿不花时，像傅友德那样的大将也要受他调遣。这样，许多藩王就拥有了重兵。朱元璋感到他这套制度比以往历代都严密，大明江山可以长治久安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死，就爆发了朱棣与建文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

　　对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潞濞之虞”。说得最直率的大概就是那个平遥县的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叶伯巨上书言事，说明太祖“太过者三”，第一条就是“分封太侈”：，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现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朱元璋见疏大怒，认为这是离间他们一家骨肉，要亲手射杀他。叶伯巨终于为此事死在狱中。不幸的是，叶伯巨所言果然成了事实。

　　洪武十三年(1380)春天，朱棣从凤阳回到南京，受命就藩北平。这时的燕王已是21岁的英俊青年。他没有留恋风光旖旎的南国春色、而毅然甘冒“雪花大如席”的北国风寒。他出发了，率领着数千护卫，浩浩荡荡地奔赴北平，满怀着信心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他知道，这是他一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他的府邸就是元朝的旧宫，其规制如同天子。按照规定，藩王的府邸“亚天子一等”，其他诸王都是如此。为了这件事，朱元璋还曾特地告谕诸王，要他们不要与燕王攀比，因燕王府邸是元朝旧宫，不需要新建，他们新建的府邸则都要按规定办事。不难看出，朱元璋对燕王寄望殊深。

　　北平是元朝都城，位置险要，燕王的二哥和三哥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就藩时间还早于燕王两年，都没让他们去北平，而是把北平留给了燕王，其中似乎有“深意存焉”。本来在朱元璋的众多儿子中，只有朱棣为人沉鸷老辣，很像朱元璋。他身材魁梧，天资聪颖，武艺高强，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在镇守边关、打击残元势力方面立了大功。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

　　不过，朱棣也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人。据说，朱元璋曾和众多王公大臣一起登上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俯瞰皇宫，在一片赞誉声中，朱元璋龙颜大悦。这时年少的朱棣却口无遮拦，一语道破天机：“紫金山上架个大炮，就能炮轰紫禁城!”朱元璋大惊，心里顿时后悔不已，以至后来他又命令修建更为广大的外城，把包括紫金山在内的一些重要地方围起来以加强防御。从这件事上，朱元璋看出朱棣将来很有可能是皇太子的最大威胁。

　　太子朱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人好学勤政，宽厚仁慈，非常适合做个宽仁皇帝。可惜，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标不幸英年早逝，年仅38岁。朱元璋伤心之余，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选。这时有人推荐朱元璋最倚重的朱棣作为皇储。朱元璋同意了，但许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如立朱棣为太子，对朱棣的兄弟则无法交待，一是不合正统习惯。朱元璋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立朱标之子——皇孙朱允炆为继承人，为此，朱棣一直耿耿于怀。

　　朱棣在就藩燕京以前，朱元璋还为他完了婚，妻子就是明王朝第一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朱元璋听说她“贞静，好读书”，被人称为“女诸生”，就把徐达找来说：“你我是布衣之交。古代君臣相契的常结为婚姻，你的长女就嫁给我的四子朱棣吧。”徐达自然是满口答应。徐氏于洪武九年(1376)被册封为燕王妃，第二年就成了亲。这时朱棣18岁，徐妃16岁。就是这位看来贤淑贞静的徐妃，后来成了朱棣夺天下、治天下的得力内助。这种婚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点上其他诸子也是比不上的。这对朱棣以后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忍辱装疯

　　朱棣进入北京的时候，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它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

　　另一方面，朱棣入住北京的时候，元朝灭亡不久，皇宫尽管已经烧毁了，但当年世界之都的繁华还在。在这个国际都市生活了20年，朱棣的胸襟与气魄更像一百多年前入主中原的蒙古大汗。蒙古大汗残酷勇敢，富有世界野心，他们的帝国不仅是汉语的故乡中原，还包括了世界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可以说是北京成就了朱棣。

　　1390年对蒙古乃儿不花的初战告捷，使他树立了威名，成为通往皇权宝座的良好开端。这一年元旦刚过，朱棣就接到太祖朱元璋的命令，让他和晋王分别统帅兵马合击蒙元丞相咬

　　住和平章乃儿不花。而立之年的朱棣异常兴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如此规模的大仗。素有野心的朱棣知道，这是他磨练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现自己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因此精心准备，志在必得。

　　朱棣首先派出几股哨兵四出侦查，摸清了乃儿不花的确切位置。时值三月，没想到天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大雪，气温也随之下降。有些人请求燕王停止行军，暂避风雪。朱棣却有另一番见解，认为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因此大军冒雪而进。当大军出现在乃儿不花面前时，他十分惊讶，毫无准备。朱棣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派已降明的乃儿不花旧交观童前去劝降。乃儿不花知道无法抵抗，只好前往朱棣军中请降。朱棣摆酒设宴，对他非常热情，令乃儿不花很感动，遂主动要求前去劝降咬住。就这样，朱棣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就兵不血刃地大获全胜。而另一路的晋王生性怯懦，不敢深入蒙古腹地，结果一无所获，倒是陪衬出燕王的智勇双全。朱元璋非常高兴，赏赐宝钞100万锭，对他更加信赖。这次胜利，令朱棣声名鹊起，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完美亮相。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了皇位，改元建文。这位年轻的皇帝和他的父亲一样抱着以仁治国之心治理天下。建文初年，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百姓称颂，洪武时期的高压政策被结束，阴深恐怖的南京宫殿一下变得光明起来。不过建文帝朱允炆更适合作一个文人，由于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上优柔寡断，历史无情地剥夺了他做个太平天子的想法。

　　由于建文帝年龄既小，又生性仁慈懦弱，他的叔叔们各霸一方，并不把他看在眼里。这样一来，建文帝的皇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之下，建文帝开始削藩。在削藩的过程中，杀了许多亲王，其中当然也有冤杀者，燕王朱棣听了，十分着急。好在燕王朱棣封在燕地，离当时的都城金陵很远，又兼地广兵多，一时尚可无虞。

　　僧人道衍是朱棣的谋士，他对朱棣说：“我一见殿下，便知当为天子。”相士袁珙也对朱棣说：“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长须过脐，必为天子，如有不准，愿剜双目。”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朱棣便积极操练兵马。

　　道衍惟恐练兵走漏消息，就在殿中挖了一个地道，通往后苑，修筑地下室，围绕重墙，在内督造兵器，又在墙外的室中养了无数的鹅鸭，日夕鸣叫，声浪如潮，以不使外人听到里面的声音。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不久就传到朝廷，大臣齐泰、黄子澄两人十分重视此事，黄子澄主张立即讨燕，齐泰以为应先密布兵马，翦除党羽，然后再兴兵讨之。

　　建文帝听从了齐泰的建议，便命工部侍郎张籨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又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再命其他各路兵马守山海关、保卫金陵。部署已定，建文帝便又分封诸王。朱棣知道建文帝已对他十分怀疑，为了打消他的疑忌，便派自己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前往金陵，祭奠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正在疑惑不定，忽报三人前来，就立即召见，言谈之下，建文帝觉得除朱高煦有骄矜之色外，其他两人执礼甚恭，便稍稍安心。等祭奠完了朱元璋，建文帝便想把这三人留下，作为人质。正在迟疑不觉之际，朱棣早已料到这一着，飞马来报，说朱棣病危，要三子速归。建文帝无奈，只得放三人归去。魏国公徐辉祖听说了，连忙来见，要建文帝留下朱高煦。原来，徐辉祖是徐达之子，是朱棣三子的亲舅舅。他对建文帝说：“臣的三个外甥之中，惟有高煦最为勇悍无赖，不但不忠，还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在京中，以免日后胡行。”建文帝仍迟疑不决，再问别的人，别人都替朱高煦担保，于是，建文帝决定放行。朱高煦深恐建文帝后悔，临行时偷了徐辉祖的一匹名马，加鞭而去。一路上杀了许多驿丞官吏，返见朱棣。朱棣见高煦归来，十分高兴，对他们说：“我们父子四人今又重逢，真是天助我也!”

　　过了几天，建文帝降旨，对朱高煦沿路杀人痛加斥责，责令朱棣拿问，朱棣当然置之不理。又过了几天，朱棣的得力校尉于谅、周铎两人被建文帝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都司事谢贵等人设计骗去，送往京师处斩了。两人被斩以后，建文帝又发朝旨，严厉责备朱棣，说朱棣私练兵马，图谋不轨。朱棣见事已紧迫，起事的准备又未就绪，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装疯。

　　朱棣披散着头发，在街道上奔跑发狂，大喊大叫，不知所云。有时在街头上夺取别人的食物，狼吞虎咽，有时又昏昏沉沉地躺在街边的沟渠之中，数日不起。

　　谢贵等人听说朱棣病了，就前往探视。当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酷热难耐，但见燕王府内摆着一座火炉，烈火熊熊，朱棣坐在旁边，身穿羊羔皮袄，还冻得瑟瑟发抖，连声呼冷。两人与他交谈时，朱棣更是满口胡言，让人不知所云。谢贵等人见状，就告辞了。

　　谢贵把这些情况暗暗地报告给了朝廷，建文帝有些相信，便不再成天琢磨着该怎样对付燕国了。但朱棣的长史葛诚与张、谢二人关系极好，告诉他们燕王是诈疯，要小心在意，谢贵二人还不大相信。过了许久，燕王派一个叫邓庸的百户到朝廷去汇报一些事情，大臣齐泰便把他抓了起来，严加拷问，邓庸熬不住酷刑，就把朱棣谋反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建文帝知道后大惊，便立即发符遣使，去逮捕燕王的官吏，并密令谢贵等人设法图燕，再命原为朱棣亲信的北平都指挥张信设法逮捕朱棣。

　　张信犹豫不决，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万万不可，我听说燕王应当据有天下，王者不死，难道是你一人所能逮捕的吗?”张信便不再想法逮捕朱棣，可朝廷的密旨又到了，催他行事，张信举棋不定，就来见朱棣，想看个究竟。

　　但朱棣托病不见，三请三辞，张信无奈，就便服前往，说有密事求见，朱棣才召见了他。进了燕王府，但见朱棣躺在床上，他就拜倒在床下。朱棣以手指口，荷荷而言，不知所云。张信便说：“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以告诉我。”朱棣问道：“你说什么?”张信说：“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却瞒着我，令臣不解。我实话告诉你，朝廷密旨让我逮你入京，如果你确实有病，我就把你逮送入京，皇上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是无病装病，还要极早打算。”

　　朱棣听了此话，猛然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张信见朱棣果然是装病，大喜过望，便密与商议。朱棣又召来道衍王拱等人，一同谋划，觉得事不宜迟，可以起事了。这时，天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殿檐上的一片瓦被吹落下来，朱棣显得很不高兴。道衍进言说：“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为何不高兴呢?”朱棣谩骂道：“秃奴纯系胡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吗?”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不祥呢?”朱棣听了，转怒为喜。于是，朱棣设计杀死了张、谢两人，冲散了指挥使彭二的军马，安定了北平城，以“清君侧”、“诛奸臣”为名，自称“奉天靖难”，公然造反了。

　　宋忠将兵3万，驻军开平，是防备燕王的重要军事力量。燕王举事后，宋忠未敢贸然进军，而是移军怀来。朱棣控制了北京城，招降守备通州的通州卫指挥佥事房胜，攻取蓟州。居庸关被朱棣攻破，守将率败军归附宋忠。宋忠为调动士气，谎称原来燕王府守卫的家属被燕王杀害了。燕王知道这一情况后，特意让那些士兵的亲属打前锋。原燕王府守卫看到家人没有死，恼怒宋忠欺骗他们，就临阵倒戈。宋忠顿时阵脚大乱，燕王趁机麾军过河，直扑过来。宋忠由是大败，逃回城内，结果城破被捉于厕所内。

　　怀来击败宋忠，是朱棣起兵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斩首数千人，缴获战马八千余匹和大量的军械。更为重要的是，怀来之战解除了北平周围的军事威胁，提高了军威。不久开平、龙门、上谷、云中、永平等处守军纷纷投降，壮大了朱棣的力量。

　　八月，建文帝命老将耿炳文率兵13万征讨燕王。由于朱元璋几次借故大杀功臣后，

　　朝廷中已经没有几个能征惯战的武将了，所以尽管耿炳文当时已经65岁了，也只能披挂出征。耿炳文驻军真定，派前锋9000人据守雄县。朱棣探知清楚后，于八月十五日悄然来到雄县。

　　正值中秋之夜，守城士兵饮酒赏月，放松了警惕。当发现燕兵时，朱棣的军队已经攀上了城墙，守军仓促应战。这支部队是南军的精锐，战斗力很强，直到第二天破晓之时，朱棣才攻占县城，南军全部力战而死。

　　离雄县50里的莫州，由潘忠、杨松率军驻守。朱棣料定二人会来援救，命千余勇士埋伏在必经之路的月漾桥下的水中。潘忠果然带兵来援，见雄县已失，想退回莫州，不料燕兵突然从水中冒出来，占据了月漾桥。这样前后夹击，南军大败，许多人掉进河里淹死了，潘忠被俘。朱棣乘胜追击，招降了莫州留守的万余人。一天之内，南军损失了3万人马。

　　这时南军尚有10万人马，驻兵真定，分为两营，列于河两岸，互相声援。耿炳文担心燕军势盛，下令移营合兵。朱棣趁机率军猛攻，南军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惨烈，最终南军不敌燕军铁骑，退守真定城，不再出战。耿炳文长于固守，而所率军兵多步兵;燕军多骑兵，擅长野战。朱棣认为耿炳文是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将，不好对付，担心时间一长，士气低落，遂围城三日后退回北平。

　　真定一战，南军损失数万人马，但主力尚存。如果坚持固守策略，朱棣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然而建文帝对战事甚不满意，命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意图从速歼灭燕王朱棣。临阵换将，本是兵法大忌，何况李景隆然而缺乏作战经验，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纨绔子弟。

　　李景隆放弃了耿炳文稳健的策略，率军直扑北平，分兵三处：一军攻打北平九门;一军攻打通州;自己驻扎郑村坝(北平东20里)。当时朱棣赴大宁寻求救兵，北平守备空虚。攻打北平的战斗十分激烈，正阳门情势岌岌可危。燕王妃徐氏亲率妇女登城，投掷石块，帮助守卫城门。主攻彰义门的瞿能父子骁勇善战，率领精骑一度攻入城内，然而李景隆却命令等待大队人马，结果贻误战机，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第二天已经难以攀爬了。守军并没有一味死守，而是在夜里不断派遣小股部队骚扰南军，弄得南军精疲力竭，人心不宁。

　　十一月，朱棣已经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归来，包括能征惯战的朵颜三卫骑兵，实力大为增加。李景隆派陈晖率一万骑兵东行，寻找机会迎击燕军，不期两队人马没有走到一条路上，未曾相遇。后陈晖发现了燕军，从后面尾随而来，准备前后夹击。朱棣察觉后，命精骑回头迎击，将其一举击溃，陈晖只身逃回军中。燕军士气大振，燕王乘势派朵颜三卫猛冲南军。朵颜骑兵锐不可当，疾风暴雨般连破南军七营。李景隆整顿军马，在郑村坝与燕军决一死战。这场战斗，数十万军马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尸横遍野，十分惨烈。朱棣趁着天黑，派奇兵左右冲杀，搅乱了南军的阵营，然后燕军正面猛攻，占据了上风。当日未分胜负，双方各自收兵回寨。李景隆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烈的战斗，初战不利，感到难以取胜，连夜拔营南遁，匆忙之中竟然没有通知围攻北平九门的将士。攻打九门的将士失去主力的掩护，仅两天就被朱棣击败，北平之围始解。

　　这一战中，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炽作用不可低估。他以城中老弱残兵坚守北平城，面对李景隆数十万大军的攻击而岿然不动，有力地牵制住了南军，保住了燕王朱棣的根据地。假设北平被攻占，朱棣将面对另一番景象，胜负的天平尚不知会倾向哪边。

　　郑村坝大战之后，原本锐意削藩的建文帝却变得软弱起来，罢齐泰、黄子澄职，希望燕王息兵。这种做法无异于向朱棣示弱，是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的。建文二年(1400)二月，李景隆致信朱棣，请求息兵。朱棣现在兵强马壮，自然不会讲和。双方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在春天再战。然而朱棣使用了一个小花招，戏弄李景隆于股掌之间。二月，朱棣佯攻大同，李景隆率军救援。朱棣却不与之战，由居庸关退回北平，李景隆奔波一场，劳而无功。当时天气尚寒，南军衣衫单薄，不少士兵被冻伤，部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

　　四月，李景隆大举北伐。双方在白沟河摆开阵势，大战一触即发。南军中的平安、瞿能父子骁勇异常，率军猛冲燕军，所向披靡。朱棣的坐骑接连被射杀，他的宝剑竟也砍折了。瞿能父子奋勇厮杀，已经和燕王近在咫尺。朱棣见大势不妙，拨马跑到河堤上，南军在后面紧追不放。朱棣立马站在堤上，假意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使南军相信燕军就在堤下。南军果然上当，没敢继续追击，不然朱棣即将被生擒活捉。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互有胜负。忽然一阵风将南军大旗刮倒，南军阵营产生了混乱。朱棣抓住这难得的时机，指挥部队猛冲，一举击溃南军。

　　白沟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此后，建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人生在世，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可能遇到的，更何况是逆境呢?问题就是看你怎样去对待。有志进取者，将此当作磨自己的机会，无志者则一直消沉，听天由命。

　　历史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复杂，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朱棣的成功正印证了这一点。

　　文治武功

　　因为这个皇位是“篡夺”的，朱棣即位之初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他把忠于建文帝的遗臣“灭九族”、“灭十族”地杀光，南京宫殿又变成了恐怖的屠宰场。

　　其中最惨烈的当属方孝儒一案，方孝儒是建文帝的帝师，一代大儒，天下读书人的偶像。建文帝虽死，但方孝儒仍孝愚忠，誓死不从朱棣。朱棣派人从狱中把他请到大殿，方孝儒竟当众大哭，声彻殿宇。连朱棣也被方孝儒的忠诚所感动，竟亲自从走下来扶着方孝儒，一边劝导说：“先生不必这般自寻烦恼，我现在的行动，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

　　可方孝儒反问：“请问成王现在哪里?”朱棣道：“他已自焚而死。”方孝儒接着问：“那为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道：“国家应当有一个年纪大的国君才行。”方孝儒不依不饶：“为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说：“这些都是我们朱家的事情，先生不必为此多虑。”随即示意左右把文房四宝交给方孝儒，说道：“我的即位诏书，非出自先生的大手笔不可。”方孝儒接过笔砚后，狠狠地甩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终于被惹恼了：“你不怕死，难道你就不怕被诛灭九族?”方孝儒回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勃然大怒，他没有想到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敢如此强硬顶撞他。盛怒之下，朱棣当场命人用刀把方孝儒的嘴割破，一直割到两耳根，然后又关回监狱。

　　随后的日子，朱棣开始大肆逮捕方孝儒的宗族门人，每捕到一批人，都让他们一个个从方孝儒眼前走过，方孝儒心中虽痛，可他却假装镇静，头都不抬。朱棣把方孝儒的九族全部捕获之后，方孝儒仍不肯降服。此时，怒火中烧的朱棣已完全失了理智，他疯狂地将方孝儒的朋友、学生乃至一切与方孝儒有关的人单独列为一族，与九族加起来合称“十族”，共计873人，当着方孝儒的面，全部磔杀(砍成碎块)于市。方孝儒是最后一个受刑，被磔杀于聚宝门(今中华门)外。行刑前，他还写下一首绝命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如今，奉天门遗址遗存的的一块丹陛石上有一块深红的颜色，传说是被方孝儒留下的血迹染红的，人们至今还把它叫做“方孝儒滴血石”。

　　为了收复人心，使这些儒生心服口服，明成祖倡导修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之一。刚即位，他就下令编纂一部大书：“你们要根据我的意思，编纂一部自有图书以来，包括经史子集、百家之书的，包罗万象的大规模丛书。收书越多越好，不怕规模大。”他心中的蓝图是，编纂一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质量最好的大型图书。

　　参加修纂的有全国的各种一流人才。由学术大师姚广孝为总裁，包括名儒、名士、名医、名僧等，共计2169人，参与修纂。后勤安排得很周到。礼部负责在全国选拔抽调人员，从各地收集所需图书。光禄寺则负责修纂人员的食宿。在修纂过程中，明成祖经常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他发现宫中所藏图书不够用。他说：“世人家稍有资产的，都想多买书，朝廷怎么可以缺少图书呢?”于是，他命礼部派通晓图书典籍的有才之士，到全国各地去搜购图书。不问书价，再贵也买。这一次大规模地购书，对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修纂，起了关键作用。

　　经4年奋战，到1407年，编修工程告竣。全书共22877卷，计11095册。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图书8000余种。种类包罗万象，计有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戏剧、小说、技艺等项。明成祖命名其为《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但朱棣又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的皇帝，不仅有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也有建立世界帝国的国力。永乐皇帝治下的明帝国在政治野心、经济实力、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世界优势。他登基后，即开始了一个扩张的时代。向北，永乐皇帝五次御驾亲征蒙古部落，将中国北疆扩展到克鲁伦河与黑龙江;向南，帝国的20万军队征服越南的阮氏王朝。如果说明朝在民族认同上是对宋朝的复辟，那么在帝国政治上则是对元朝的继承。如果说洪武皇帝朱元璋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那么永乐皇帝朱棣则重建了元帝国的疆土。永乐年间突然开始向海洋扩张，实际上是忽必烈海上远征的继续。郑和下西洋，正是明帝国四面扩张的一个方向，说明永乐皇帝治下的中国不仅有汉武唐宗气象，而且也不再满足于陆上帝国，还要建立海上帝国。

　　古代大诗人李白曾写过一首《日出入行》，歌颂东方升起的太阳，诗人这样唱道：“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也许15世纪初的朱棣才真正领略到了什么叫“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什么叫与太阳同在、拥抱光明的一腔豪情，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太阳推动四时运转，万物更新，太阳就是创新的动力、生命的象征。于是他要做一个人间的太阳，他要将东方文明之光的火种洒向浩瀚的海洋，撒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刚即位，就派侯显出使西番(西藏、尼泊尔、印度)，随后又派海童出使漠北(蒙古草原)，沙合鲁平定中亚，不远万里遣使来朝，1413年秋陈诚首次出使西域(中亚)。在大明的京城里，甚至可以看到埃及玛木鲁克王朝的贡使。

　　当然，他最为人称道的壮举就是派郑和下西洋。天下稳定，没有让朱棣得到一个帝王的满足，他渴望走出蔚蓝色的中国海域，去探访西洋世界的究竟。1405年，他派郑和下出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郑和，原是燕王府的一名太监。后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战功，很受燕王赏识。朱棣即位，赐他郑姓。因他又名三宝，人称“三宝太监”。他是一生都受到明成祖重用的地位特殊的内臣。

　　明成祖想向海外宣示明朝的强大，让海外西洋各国纷来中国朝贡。同时，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奉明成祖谕旨成行的。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同30多个国家加强了往来，进行了各个方面的交流，密切了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这种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是中国航海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

　　对于明成祖朱棣为什么派郑和下西洋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原来，当年朱棣的大军攻入南京建文帝皇宫里时，发现奉天殿火光冲天。原来朱允炆为了不落入朱棣之手，同自己心爱的奉天殿同归于尽了。士兵们从废墟中扒出了几具烧焦的尸体，但并不能辨认出哪具是朱允炆的尸体。朱棣还假惺惺地流泪说：“小皇帝呀，我是为你扫除奸臣来的，你为什么要自焚呀。”

　　朱棣如愿以偿地作了皇帝，但其实朱棣心中隐藏着强烈的不安，他一直都不相信那几具焦尸中真的有建文帝朱允炆，为了自己顺利即位，朱棣匆忙以“天子礼仪”下葬了几具焦尸。其实，朱棣在位期间，一直没有放松对建文帝的搜寻，先是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滢遍行全国各地长达16年，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后来，派郑和赴海外寻找。直到朱棣死前一年，有一天晚上，朱棣已睡下，突然听说胡滢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二人一直谈到四更天，至于具体谈的什么，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胡滢打听到了建文帝的确切消息，并且事隔多年后，建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朱棣终于放心了，从此再也不究问建文帝踪迹了。

　　当时许多人也认为建文帝没有烧死，而是逃到了其他地方。据说，朱棣大军破城的那天，朱允炆正要自杀，被翰林院编修程济拦住，程济说与其自杀，不如逃走，这时少监王钺拿出一个箧子，说是朱元璋临终时留下，如临大难就打开它。建文帝见到祖父留下的东西，悲鸣不已，连忙让人焚烧宫殿，皇后心甘情愿地跳入火中替皇帝去死。铁箧打开后，里面是三张度牒，分别写着三个名字：应文、应能、应贤。箧内袈裟、帽、鞋、剃刀，应有尽有，还有10锭白金。“应文”便指未允炆了，在场的还有吴王府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便是“应能、应贤”了。箧内还用红颜色写着两行字：“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建文帝等人剃了发，穿了袈裟，假扮和尚，从密道逃出皇宫。从此以后，建文帝一行人过上了流亡苦旅，云游到云南、湖北、四川、广东、贵州、浙江，终无消息。

　　明成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迁都北京。即位之初，他重建了被烧毁的奉天殿，但在这座宫殿里，朱棣并不自在，朱元璋和朱允炆的魂魄以及众多怨魂似乎一直在大殿内环绕，让朱棣寝食不安，他觉得死后也无脸见葬在南京孝陵的朱元璋。不过让他欣慰的是朱元璋晚年就有迁都的想法，所以迁都北京从他一登基时就开始考虑了。

　　因为朱元璋晚年时突然发现南京皇宫北面地基下沉不少，整个皇宫的地势变成了南高北低的状况。这在封建年代，是一种很不吉利的风水，会不利于后代传承，甚至会绝后。朱元璋此时回想起当年选择宫址的时候，搞了一系列装神弄鬼的活动，并命刘基占卜适合之地。刘基花了六年时间在南京到处查看，可最终占卜的“新宫”，竟在一片低洼的湖水中，且偏于整个城垣的东部。而中国古代皇宫择址的传统都应该是方正规则，居于城中心，且更不应择低洼之地了。因此，刘基为朱元璋所卜的“新宫”宫址，至今另人费解。据说这里是钟山龙脉的“龙头”，风水极佳。为了填湖造宫，工匠们在湖底铺垫巨石和打桩，然后用石灰、三合土分层夯实。经过一系列艰巨的填湖工程，地基问题才算基本解决。最残忍的是朱元璋为了图得吉利，竟将当地一个名叫田德满的老汉投入湖中，取其名字的谐音作为“填得满”的吉兆。

　　可是“填得满”没有带来吉兆，反是报应。对于洪武末年皇宫下沉的状况，朱元璋无奈的说，他本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再迁都，可是已经年老体衰，已经办不到了。这座花费了无数钱财和人力修建的南京皇宫，朱元璋仅享用了六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在南京乾清宫内死去，这位大明开国皇帝最终也没找到最满意的都城。

　　再加上永乐年间，随着元朝残余势力退至漠北，长江岸边的金陵，就显得离重要的北部边陲过于遥远了。为此，1403年，礼部尚书建议，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北京。明成祖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可以加强北部边防，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他深知，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必须审慎行事。

　　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他首先正名，有意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称作行在。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是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内减免赋税。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战乱之后，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甚至，他又下令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去种田。他还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如向他们免费提供牛具、种子。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由于这样多年的苦心经营，北京也就逐渐发达繁荣起来。从而，北京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1406年，明成祖下令明年6月，正式营建北京宫殿。特派大臣到各有关行省采集巨木。又名大臣陈圭[右加王旁]，主持北京宫殿及北京城市的整个设计营建工程。此后，正式启动的营建工程，就一直进行，从未中断。1420年，北京的宫殿终于建成了。明成祖下令迁都北京。经过18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终于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宿愿，完成了迁都盛举。从此，北京就成为明清两朝的都城，一直延续至今。北京定为中国的首都，这是明成祖的历史贡献。

　　65岁的明成祖，突然病故在北征蒙古的行军途中。死后，他被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长陵。此陵是在他54岁时建成的。

　　·20·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六位皇帝，生于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十一日。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9岁登基，年号“正统”，14年后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失去帝位。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7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年)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年号“天顺”，在位8年。两阶段加起来共在位22年，38岁时驾崩，庙号“英宗”。

　　他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历史上被蛮族掳走的“天朝”皇帝，除了北宋的徽、钦二帝外，大概也只有明英宗这一位了。而北宋徽、钦二帝的被俘是因为在军事上明显弱于对手金国，但明帝国相对于也先的部落，却是在军事上占优势的一方，因此，明英宗竟然会被异族掳获，令人大跌眼镜，所以明英宗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一个皇帝，死后又居然被谥为“英”宗，使许多深感不解。因为所谓“英”宗，顾名思义，指这个皇帝生前很英明。“英”这个谥号好象没有隐含不好的意思，不像谥“惠”表面上是说很有恩惠施与人，但多指白痴或是智障皇帝;或是谥“襄”表面上是说很威风壮盛，但多指穷兵牍武而一事无成的皇帝。一个因为宠信太监而被外族所掳的皇帝，居然被认为很英明而谥为“英宗”，好象是一个讽刺和笑话。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英宗被也先俘虏多年，竟然不死而能生还，说明他这个人是颇能委屈求全、忍辱负重的。而英宗返回故国后，皇帝已经由他的弟弟来做了，自己变成了太上皇。皇太子虽然还是英宗的儿子，但现任皇帝的党羽随时都在设计陷害他，以便让现任皇帝的儿子继位，事实上，皇太子后来也的确被拉下了东宫的位置。这一切都十分不利，但英宗居然安全地活了下来。不但如此，支持他的臣子们还趁英宗的弟弟病重时，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使英宗复位，并摘去了他弟弟皇帝的头衔。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的，在经历了这么风霜的洗炼后，英宗的头脑、阅历、手段、眼界、胸襟必然远超一般从小生长于皇宫内的皇帝，在大漠中物质匮乏的痛苦，恶劣气侯的考验，寄人篱下的忍辱负重，乃至于做太上皇时期明哲保身的智慧，凡此种种，使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英宗已经从当初那个糊涂的小皇帝蜕变成了一个英明的帝王，而历史上的事实上也相去不远。所以英宗之所以为英宗，得来非虚。因此，后来的明英宗已经不是那个早年在土木堡被俘的无能皇帝了。

　　谁是生母

　　谁是英宗的生母?在这关系到皇家龙脉的大事上本不应成为问题，但英宗的生母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孙贵妃所生。《明书》、《明实录》等书持此说。《明书》记载孙贵妃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英宗皇帝”。另一说是宫女所生，即孙贵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偷偷抱养宫女之子为己子，而那个宫女却销声匿迹了。《明史稿》记载孙氏“子宫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明史》中也认同这种说法。

　　原来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孙贵妃。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成祖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永乐十五年(1417)，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被册立为贵妃。

　　孙贵妃深得宣宗皇帝的喜爱，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她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的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宗，自己也装出一副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皇后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贵妃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要的砝码。后来太后和诸大臣同意宣宗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由于宣宗皇帝一手导演了废后的闹剧，因此在他的一生英明中点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

　　当时的《寓圃杂记》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英宗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

　　据这部书记载，英宗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道自己本是宫人之子的，但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道生母的身世和下落(按钱后的说法，英宗生母“死于非命”，从孙贵妃跟胡皇后争宠得逞并进而逼死胡氏的情况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只好把一腔同情寄予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

　　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英宗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即后来的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钱皇后出身低微，英宗很想给她的家人加官晋爵，但钱氏却推辞了。皇后的家族没有封爵，这在有明一代是很少见的。这使英宗很敬重她。最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土木事变之后。当时，钱皇后把宫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交给瓦剌的使者去营救英宗。她日夜哭泣，困了就卧在地上，结果弄瞎了一只眼睛，弄坏了一条腿。英宗回来被关在南宫做太上皇，很郁闷，钱皇后都委婉劝解，让英宗舒缓一下心情。所谓“患难夫妻”，也不过如此了。所以英宗对钱皇后绝对是一心维护，即使立了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宪宗)，也不会像他父亲一样废掉皇后。他担心自己驾崩后钱氏受周贵妃欺负，特地在临终之前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明代此前的惯例是一帝一后同葬，这道遗命就等于告诉周贵妃：你的儿子做了皇帝，但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果然，英宗死后，周贵妃就闹了起来，要独称太后，排挤钱皇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就以英宗遗命为理由反对，最后宪宗从中做个妥协，两宫并尊，周氏和钱氏同为皇太后。等到钱太后去世时，周太后又从中作梗，不让钱氏与英宗合葬。因事关国体，大臣们又起来反对，竟至“百官伏哭文华门外”。最后，又是权宜之计，钱太后葬于英宗玄堂左边，右边空着留给周太后。这时，周太后居然派人暗中做手脚，让钱太后圹位距离英宗玄堂数丈之遥，而且将中间堵塞起来，其意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周太后的做法如今看起来是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和思路，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钱皇后能为宣宗废后胡氏说话，实际上折射出她对自身命运的某种忧虑。

　　不管英宗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英宗的生母为谁，宣宗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宗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助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土木堡被俘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十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英宗登基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年幼的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的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过分宠信太监王振，对王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且英宗对王振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英宗又为什么这么信任王振呢?就因为他还是一个顽童时，一直由司礼太监王振陪他玩，从此他就被这位“王先生”牵着鼻子走。王振的权威，甚至比朱祁镇还要大，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

　　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由于有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因此成祖朱棣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的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因为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但是张太后在正统七年(1442)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了，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而且他还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

　　由于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

　　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市)，返回漠北。虽然蒙古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雄踞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因此，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5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稍得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朱棣病逝。

　　自仁、宣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

　　朝贡贸易，始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的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沿途州府供应吃力，而且其间夹杂不法之徒，频频生事。如果得不到满足，蒙古就会侵犯边境。

　　正统初期，英宗忙于用兵麓川，无暇北顾，使得也先(蒙古首领，自称太师淮王)利用机会扩大势力范围。也先先是向西发展，将依附明朝、屏卫明朝西翼的各蒙古部落收服，然后挥兵东下攻取兀良哈三卫。此时，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3000多人。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贡，诈称3000人。王振怒其诈，下令减少赏赐，也先遂以此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

　　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极力撺掇英宗贸然亲征。英宗年少气盛，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因此决定草率亲征。由于当时明庭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英宗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英宗的态度，于是七月十五日，英宗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率领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起的50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的尸横遍野明军尸体，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决定撤军。但是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于是他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那里听的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

　　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锱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如果这时英宗能够进怀来城驻守，那么历史将被改写，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假设，就在八月十三日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20里处)，明军被也先大军赶上，并被包围。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土木堡地势虽高却没有水源，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士兵饥渴两日，战斗力大为下降。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转瞬间就由贵不可言的皇帝变为阶下囚。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英宗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英宗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英宗也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总是带着英宗到处招摇撞骗，但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

　　这样，也先想靠英宗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紧接着，瓦剌大军直逼北京。英宗被俘，也先，想以此要挟明廷。这一来，整个朝廷乱成了一锅粥，京师群情汹汹，人心惶惶。以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以避敌人的兵锋，而监国郕王和孙太后也毫无主见。这时一贯以正色立朝的兵部侍郎于谦大声反对：“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太监金英也赞同于谦的意见，郕王就此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军务，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

　　于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曾随宣宗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正统十一年(1446)，曾遭人陷害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

　　此前，于谦顺应民意，建议对罪魁祸首王振及其亲信马顺等人绳之以法，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声望大增。由于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于谦请求郕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后，人心稍安。

　　于谦主持军务以后，调发军旅井井有条，郕王被推立为皇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孙太后本来想立朱祁镇的长子三岁的朱见深(就是后来的明宪宗)为皇帝，此办法虽然符合封建宗

　　法观念，但是，国难当前，当立长君，于是，孙太后被迫表态可以立郕王。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异母弟，时年22岁，年富力强。

　　拥立时，朱祁钰照例装出一副恐慌的模样，推三阻四，最后，还是于谦一锤定音：“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就这样，郕王于九月六日即位，改元景泰，是为明代宗。于谦当时是非常主张“社稷为重，君次之”的，这也是他后来遭到明英宗嫉恨的主要原因。

　　应当说，朱祁钰的来路比朱祁镇明白多，但是，因为朱祁镇的养母是孙皇后，所以，朱祁钰最多只能是个郕王。朱祁钰本来是准备一生都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藩王，谁能想到，王振一手策划的“御驾亲政”导致的“土木之变”竟使他这位藩王一跃而为皇帝，而且一做就是八年，还因着他的年号景泰，中国的瓷器“景泰蓝”就此扬名。

　　在于谦诸将的奋勇战斗下，北京安然无恙，也先没有占到便宜，同时皇帝也明发诏谕，不许私自与也先联系。这样原本被视为奇货的英宗就变成了空质，同时由于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

　　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着手与明朝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驾西去”，要明朝接回已经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景泰帝是很反感的，他的心思和南宋高宗赵构是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想把兄长接回来。至于孙太后和英宗的钱皇后怎么说，大臣怎么讲，他都不听。把他逼急了，他就恶狠狠地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最后，还是于谦发的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虽然糊涂程度不下乃兄，可有一点很好，他一生最信任的就是爱国将领于谦，举凡于谦说什么，他都答应。半夜的时候，于谦有急事奏报，景泰听到鼓声也立刻起来听政，这回也不例外，他同意迎还英宗。不过，态度很冷淡。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景帝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内容，不提迎复英宗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的礼物。这也就此埋下夺门之变的种因。杨善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买了许多奇珍异宝，并靠着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但在迎接英宗回朝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景帝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大臣提出异议。最终还是英宗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见面之时，仿唐朝天宝之乱后玄宗、肃宗禅让之礼，英宗、景帝之间禅让。随后，英宗被送入南宫，开始了7年的幽禁生活。7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夺门之变

　　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英宗人生经历的第一个谷底。幸好被俘的一年时间里，也先对这位对手颇为尊重。据说也先命每2日进羊一只，7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北方天气寒冷，他还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英宗御寒暖脚之用。也先曾经对明朝使臣说过这样的话：“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而朱祁镇被俘期间，也曾流泪对前往探望他的礼部侍郎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但实际上自从英宗被放回来以后，明朝内部围绕着新旧两个皇帝展开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明英宗回来以后，被景泰安排在南内居住，加派靖远伯王骥看护，实际上是监视，不过，这个王骥是个官迷，因为于谦和宰相王文等人都很讨厌他，所以，他反而和英宗的关系越来越好，这是景泰没有料到的。英宗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上却是没有任何自由。景泰给他的限制很多，不仅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而且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的。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

　　英宗的伙食不是很好，开销也不够，都靠着英宗的皇后钱氏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有个太监说南宫的树木多，恐怕会有人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景帝遂命人将大树砍伐掉。可以说，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英宗早年和太监特别是资格很老的太监们很熟，这时，看守英宗的宦官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太监阮浪。此人是和范弘等四人一起在明成祖的时候就入宫的，这时已经经历四朝了，不过，阮浪的运气很差，混了这么多年，也才是个少监，连个太监都没熬上。不管怎么说，阮浪是英宗的旧相识，两个人又都运气不好，因而，共同语言就多了。英宗是个很念旧的人，他一高兴就把自己用过的一把金刀和金袋送给了阮浪做纪念。偏偏阮浪和一个叫做王瑶的关系很好，他随手就把这个金刀转赠给王瑶。王瑶和锦衣卫指挥卢忠关系很好，卢忠一见到这把金刀后就借机把王瑶灌醉，偷了金刀，送给太监高平。高平立刻上奏告变，景泰非常重视这件事，认为人赃俱在，认定是英宗准备谋复皇位，下旨逮捕阮浪、王瑶，大刑逼供。阮浪和王瑶都不肯乱咬，景泰命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英宗复位以后，追封王瑶、阮浪。卢忠本人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找人给出主意，这人告诉他让他装疯，于是，卢忠就装疯，逃脱了罪责。不过，英宗复位以后，把卢忠、高平都凌迟处死。

　　这件事给景泰的刺激很大，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举动了。

　　虽然景帝时时刻刻防备英宗复辟，但他并没有对皇兄做得太过分。有个叫徐正的刑科给事中建议英宗不宜居住南宫，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景帝听后愕然，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反而将其治罪。

　　在对英宗严加看管的同时，景帝还谋划换掉太子。景泰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但是景帝即位没几年，就想换自己的长子为太子，只是苦于一时间没有什么好办法。

　　景泰三年，景泰准备换掉原来的太子见深(英宗的儿子)，改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他怕大臣反对，事前征求太监王诚、舒良的意见，这二位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收买大臣。景泰居然就相信了，他不断给内阁学士和七卿中的一些人加官晋爵，时常加以赏赐。他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大臣们都已经得到王诚等人的关照，立刻表态支持易储。这时候，广西的土司官守备黄竑因为杀害他的侄子全家被抓获，经过高人指点，这个黄某乃于千里之外的广西上表要求易储，景泰看后大悦：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立即免去黄某的死罪，加官都督同知。景泰把黄某的表章交付内阁，要求大家签名表态，大臣们知事已至此，纷纷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景帝十分高兴，给大臣们加官加俸，并于五月初二日，册立朱见济为太子，废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沂王。

　　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听到这个消息，真不知作何感想!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敌的也先在得胜后还能够礼遇自己，并护送南归，虽然有他的政治企图，但也总算仁至义尽。而自己的同胞兄弟不仅占据了皇位，还对自己处处提防、严密监视，并且废了自己的太子，绝了自己的后望。

　　当时只有于谦没有签名，后来是陈循代于谦签的名。于谦知道事情越来越复杂，叹息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可惜太子更立后，好景不长，见济在次年竟然病故，这样一来储位虚悬，大臣中又有不怕死的出来主张让见深复位东宫，景泰气得要命，当场就把上表的章纶、钟同下狱，后来，钟同被活活打死。于谦愤然上奏挽救这俩人，但是，被景泰拒绝了。景泰只有见济一个儿子，这时，他求子心切，天天和妃子们练，结果，无一中镖，反而把景泰的身体给搞垮了。于是，有一伙人就开始打上英宗的主意了。主要有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主谋就是徐有贞。他们密谋帮助英宗复辟，希望成功后能够飞黄腾达。

　　公元1457年(景泰8年)正月十二日，景泰帝得了重病，以石亨代行祭天，石亨得报以后，立刻和徐有贞、曹吉祥联络。十四日，徐有贞、石亨等人已经和孙太后、英宗取得联系。十六日，于谦再度上表请求复立见深为太子，景泰留中不报。众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进谏，请求皇帝早建储君。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华夏的“夺门之变”。

　　事有凑巧，当时北边传来了瓦剌骚扰边境的战报，于是石亨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这时忽然天上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以为遭到天谴，都非常害怕。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众人继续前进，并很顺利地进入了皇城，直奔南宫。石亨派人撞开了宫门，请英宗登辇。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英宗直奔大内。

　　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有士兵问：何人?英宗大喊：我太上皇也。于是，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不敢阻拦，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先殿而来，并将英宗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献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8年前的正统皇帝。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英宗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完了。

　　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

　　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的当天，就传命在朝班中逮捕于谦。石亨、徐有贞给于谦定下的罪名是迎立外藩、图谋不轨，论刑当凌迟处死，籍没家产。石亨以前曾经是于谦的部下，经过于谦的推荐，进而成为大将，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功勋，也是于谦以谦让为本，让石亨独得封侯之赏，石亨转而推举于谦的儿子为副千户，于谦以朝廷礼制不合拒绝，深为石亨所恨。

　　此外，石亨多行不法，被于谦参劾，怀恨在心;徐有贞本名徐珵，曾经力主迁都，遭到群臣和景泰的呵斥，此后，他求于谦帮忙复官，于谦知道徐有贞还是小有才干，所以，代为上表，哪知道，景泰深恨徐有贞其人，坚决不许，徐有贞见此以为于谦不为自己出力，深恨之，后来，他又求陈循，陈循劝他改名，这才改名徐有贞。

　　英宗此时倒是比较倾向于不杀于谦，他说：“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可是，徐有贞、石亨等人马上把当年英宗蒙尘的时候，于谦主张立景泰的故事说出来，而且，进一步阐明：“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杀于谦，你就是得位不正，没有合法性。这样英宗才下决心杀于谦。后来，经过群臣力争，开恩改为斩首。

　　于谦和王文被捕以后，在狱中受到酷刑的审讯，王文受刑不过，为自己辩护，于谦朗然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大义凛然。

　　明英宗、徐有贞、石亨这些刽子手对于谦抄家的时候，才发现“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他们都大惊失色。

　　于谦临刑的时候，据史料记载：“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当时的民谣唱道：“鷺鸶水上走，哪里觅鱼嗛(于谦)。”锦衣卫指挥鞑靼人朵儿是太监曹吉祥的门生，他不畏死，亲临刑场为于谦哭祭，遭到曹吉祥的痛打，朵儿不怕，第二天仍旧坚持去，曹某也没办法了;宦官裴某协助于谦少子于广逃往民间隐居;指挥同知陈逵感于谦的冤枉，不顾个人生死，亲自收敛于谦的遗骸;兵部侍郎吴宁是于谦的部下，为于谦亲自选定女婿，后来安葬于谦。这些忠义的举动都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不是杀戮能够灭绝的!

　　明英宗朱祁镇杀害于谦是天理不容的一件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冤杀，和赵构杀害岳飞、朱由检杀害袁崇焕都同出一辙，被历史所不容，被正义所不容!

　　于谦死后，归葬西湖，后人有诗：有赖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说：“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后人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抗击侵略者，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民族英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谦的公而忘私的大义风格和品格：据浙江人屠隆记载，于谦事前知道石亨等人的密谋，那时候，军队都在于谦的掌握之中，于谦只要一声号令，徐有贞、石亨顿时化为乌有，可是，于谦说：“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宫不全;身死则祸止一身，而两宫得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大公忘私，大义凛然!

　　成化二年，明宪宗迫于人民的呼喊和朝野的压力，给于谦平反，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万历中，改谥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绝。祭文称：“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一时天下人心稍稍平复。

　　于谦被杀，可能始终是英宗心中不可解开的一个心结。英宗复位后，陈汝言继于谦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因事获罪，抄家时缴获赃物巨万。英宗召大臣去看，很伤心地说：“于谦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贪得也太多了吧!”于谦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正门锁得紧紧，打开一看，却都是景帝所赐的蟒衣和宝剑。故而英宗如此感叹。于谦诗文亦佳，《石灰吟》被认为是他人生的写照：“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英宗计无所出，只是忧心不已。有一天，恭顺侯吴谨趁机在旁进言：“如果于谦还活着的话，一定不会让敌人如此猖狂。”英宗听了，默默无语，也不怪罪吴谨，想必其内心肯定会起波澜的吧!

　　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英宗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食禄1500石。本来景帝很信任他，病重时让他代行祭祀大礼的。没想到他却趁机发动了这场政变。

　　而景泰皇帝则在二月初一被废为郕王，还居西内。这时候，有个笑话，因为朱祁镇复位心切，正月十七宣布复位，可是，他忘了废掉朱祁钰，一时间，居然有了俩皇帝，只好在下月下旨废掉朱祁钰。朱祁钰被废以后不久就死了，对于他的死因，明史上只说是薨。据考证：是朱祁镇派太监蒋安用布帛给勒死的，这件事在明朝就很是被大家所坚信，包括明宪宗朱见深，只是因为英宗的面子不可能公布罢了。另有一个旁证也可以说明问题：

　　景泰的皇后汪氏反对易储，被景泰废掉，明英宗本人一向不赞成殉葬，他也是明皇族第一个废除殉葬制度的皇帝，然而，当景泰死后，英宗不仅不感谢这位当年保护他儿子的弟媳汪氏，反而下令汪氏殉葬。这件事遭到钱皇后和见深的一致反对，连孙太后也出面干预，这样，朱祁镇才放弃。从这件事看，对待汪氏尚且如此，对待景泰那就不难理解了。何况自古以来，为了皇权，弟杀兄、子杀父都比比皆是，这又何足为奇呢?

　　朱祁钰死后很是凄凉，史称：谥曰戾。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给武成中卫军二百户守护。

　　直到朱见深做了皇帝以后，才给这位实际对明王朝有过大功的叔叔平反，这也是明宪宗一生做的第二件也是最后一件漂亮事(第一件是给于谦平反)。成化十一年，正式下旨：“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此后，追谥：景皇帝，庙号：代宗。

　　英宗自小受到良好的宫廷教育，本性也不坏，只因贸然出征，沦为阶下囚，不仅自身命运陡增波折，也使大明帝国陷入危机。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被囚、被禁的经历，使得英宗对命运多了几分敬畏，对人命多了几分尊重，对世事多了几分理解。因此，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也应算是一代仁君。

　　在他复位之后，做了几件颇为史家所赞赏的好事。其中一件就是恢复宣宗废后胡氏名号之举，并使之葬礼如仪。第二件就是释放建庶人。

　　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成祖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50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英宗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李贤说不忍心再囚禁建庶人。李贤对此大加赞赏，于是英宗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建庶人修建了房屋，任其自由出入，并供应生活。说起来，英宗的皇位是他曾祖从建庶人那边抢过来的，在当时曾遭到天下人的质疑或反对。英宗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释放建庶人一事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50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还有一件事，对英宗以后的帝王影响很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宫妃殉葬。英宗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英宗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明史》称英宗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可是，英宗并不能遏制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危机的趋势。到他儿子宪宗的时候，情况就有点恶化的兆头了。

　　公元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病逝于文华殿，享年38岁。朱祁镇就这样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21·

　　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公元1627年，玩了一辈子木匠活的熹宗在临去见太祖的前几日，将他的五弟朱由检叫到跟前说：“来，五弟当为尧舜也。”他将一个内困外患的国家，而且还是阉党把持着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给了他十七岁的弟弟。这就是后世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他的朝政和国家奋力挣扎了十几年的崇祯皇帝。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汉献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多。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但崇祯不一样。

　　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的，按说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却说得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不仅如此，后代许多人还极力称赞他是一个励精图治、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好”皇帝。按照一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不起的刘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历史所干出的勾当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法表情。

　　说崇祯励精图治，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

　　然而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使之然吗?”

　　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

　　遗民歌颂前朝，里面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从历史上看，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

　　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吝啬鬼皇帝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掉其位，改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但崇祯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或者说，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明朝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一个说得过去的，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皇帝，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为将军或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作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真是一塌糊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强邻压境，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政治黑暗，官匪横行，孳生出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等相继把持朝政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何况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使朝政内耗于此。加之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反抗频起。可谓内外交困。

　　到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了。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在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时的窘况。因此，这绝对是一个烂摊子，而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滑向无尽的深渊。作为统治中国的皇帝，原本应该是高高在上、权倾天下的。但崇祯从接手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可以说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这样的国家接了手，也无机会可言了。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就体现了他高出其他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举措。1627年11月，在铲除掉魏忠贤的羽翼，使其孤立后，他果断下令将其贬谪到凤阳，随即又下令逮治。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这一系列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不幸的是，他随后却又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宦官，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他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对于当时的政治黑暗腐败，他也想有所作为，为此，他起用了东林党人，试图解除内忧外患，挽救行将灭亡的大明江山。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

　　但是，大明的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矛盾丛集、积弊深重，纵然崇祯帝有雄才大略，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他也有多疑软弱等缺点，要力挽狂澜谈何容易。更要命的是，就在他即位之时，西北大地发生特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人民流离失所，纷纷饿死，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对此，官府不予救恤，依然催租逼税。人民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

　　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打出了反明的旗帜。不久，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响应高闯王，号称“八大王”。后高迎祥被浮牺牲，李自成继任“闯王”，手下有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等战将。李自成虽号称“农民起义领袖”，但并非救民于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差不多要斩尽杀绝，还要毁平城墙。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决黄河大堤，淹死兵民数十万人。可以说，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义，也是对中国十多年的大破坏!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及夫人红娘子;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作谋士，情况稍好一点。我们过去有一种机械的评价标准：农民起义就是革命行为，就是推动历史的发展，让人感到是一种很牵强的理论。有作家穷一生之精力，写出多卷本的小说，歌颂“李闯王”，让人难以卒读。崇祯帝面对这位大肆破坏、杀人如麻的“闯王”，能有什么办法?!

　　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在东北边境，后金的侵略更加频繁。在当时已经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对金的战争，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赋役征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赋役的征收量不能超过生产者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某一限量，但三饷加派却是依军需决定征收额，其加派额直线上升，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起义不断。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对其统治有如斧底抽薪，自断生路。

　　崇祯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突出的人。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把史书里对他评价综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再顺便举史书上所载的三件小事：崇祯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买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了虚心的批抨。

　　但崇祯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强烈和极端的。崇祯的这种节俭已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如同我们在歌颂某位大人物只吃红烧肉时那样，把它看作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堆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出现了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

　　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将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因由，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大致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时指出，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

　　尤其是他冤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本来明朝是全赖袁崇焕在东北奋力抵抗清军的。崇祯三年，皇太极想出了一条反间计，说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等待时机灭明后分享天下。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不辨真假，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不久，即据伪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袁崇焕死后，东北已无得力大将可用，边防更危急。

　　崇祯14年，清兵攻锦州，四月，围城。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13万人援锦。八月，明军大败，洪承畴率残部入松山。清兵围松山。次年二月，清兵破松山，浮洪承畴，洪承畴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松锦之役”，明朝东北的主力被消灭，元气大伤。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1人、尚书4人、总督、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皇帝向臣子募捐

　　崇祯除了应付年年从未断绝兵事之外，还需应对各地此起彼伏的干旱、地震、蝗灾、疾疫。要剿流寇，要赈灾区，要防边患，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件东西，那就是：钱。

　　崇祯深感国库空虚，手头拮据。可那老百姓已经榨干了，怎么办?无可奈何之下，贵为帝王的崇祯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砸锅卖铁，把宫中的金银器皿拿出来应急，甚至变卖从万历时积存下来的老人参，剩下来的就得号召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助饷，采取募捐一策了。

　　崇祯十二年，崇祯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要他为国分忧，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过崇祯对其底细也略知一二，当然不行，催逼更急。这李国瑞索性耍开了无赖，也来了个砸锅卖铁，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则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此举令崇祯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7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这四十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崇祯元年起，在陕北就闹起了农民起义，这使崇祯帝如坐针毡，食不下咽，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如何“剿匪”。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剿匪”，由闯王李自成率领的一支农民义军却越战越强。1643年，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这时候的京城，缺兵少粮，守备虚弱，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

　　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100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这无疑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

　　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为了节省100万而丢掉了3700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国库中没有钱，皇帝有钱却不想出，想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鱼地从百姓头上搜刮也已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且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皇帝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无奈，只得遣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其捐10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不敢说出来，而是一个劲地哭穷，坚称没有。徐高再三说明上意，周也漫不经心，毫不介意。徐高愤而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见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怕崇祯归罪，答应勒紧裤带捐献一万两，崇祯认为少一点，要他拿出二万。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干，并劝他尽可能满足崇祯要求的数额。

　　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5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3千两，余下的2千两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当然也有少数真穷的)。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还有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

　　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再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大约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自然是天子崇祯。

　　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王永柞、曹化淳则捐金三万至五万。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严刑拷打王之心，追出十五万白银，其家藏金银器物亦均为上品。周奎被抄掠之后，现银就有五十二万，家中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

　　最后为搞平衡，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仅有太康伯张国纪一人出到了两万。就这样，本次靖国募捐从京城皇亲国戚，士大夫官员组成的的食禄一族那儿最终募集到了一笔巨款：二十万。

　　这笔“巨款”数额如此，作军费实在没办法看。所以这二十万现金，崇祯全部用来犒赏慰劳京城守军。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

　　有钱不出钱，这个时候的崇祯除了一声叹息，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有力出力，令众人各输粮草供给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京城守军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无人响应，只好作罢。

　　吊死煤山

　　1644年4月23日，李自成的义军在隆隆的炮声中对北京全城发起攻击，只一夜之间，北京外城被攻破。李自成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

　　当晚，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今广安门)外，守城总管、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献城投降，义军进占外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宦官竟是崇祯最信赖的重臣。

　　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看到大势已去的崇祯，在与16岁的太子、11岁的永王、9岁的定王哭别后，让他们化装成平民，逃出紫禁城，并命令周皇后自杀。接着，他冲进宁寿宫，对最疼爱的15岁的长平公主，悲痛地对她说：“你为何生在我家?!”不忍女儿落于敌手遭侮辱，他掩面挥剑刺向女儿，但没伤及要害，崇祯帝已悲痛得再也举不起剑。之后，他又来到西宫，胡乱将袁妃等几位妃嫔斩杀。而宫女们，则纷纷投河自尽。

　　随后，在昏暗的夜色中，他带着一批太监冲出宫门，逃命去了。他们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又奔安定门……在城内兜了一圈，都被他的臣僚挡了回来，只得重返宫中。

　　25日凌晨，崇祯帝登上钟楼，鸣钟召集百官，但无一人前来。众叛亲离的崇祯帝与宦官王承恩一起溜出紫禁城，登上了后面的煤山(今景山)，从煤山山顶，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他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凌晨时分，恨恨地上吊自杀。时年34岁。他死后，王承恩也吊死在他对面。

　　崇祯在农民军攻城时，他望眼欲穿的吴三桂走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从宁远赶来，在他上吊前的那一时刻，他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三天后，人们在寿皇亭发现了崇祯的尸体。只见崇祯乱发覆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衣前书写一段文字：“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段话，可以归结为三层意思，一是“诸臣之误朕”，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有推卸责任之嫌;二是“无面目见祖宗”，这是真正痛心的事;三是“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也应是真心话，他毕竟不是一位残暴之君。有人不忍目睹此惨状，遂将他葬在了3个月前死去的田贵妃墓中——即现在的思陵。就这样，明朝的统治覆灭了。

　　不过怎样，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应该算是一位好皇帝，就是如此下场的，死时不过33岁，令人有些痛心。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这点不假，它们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人们也知道，不管多尔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了，多尔衮和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王朝更迭的不可违之命就这样像抓阄一样抓到了崇祯的头上，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不仅无法以一身之躯来阻止社稷颠覆之势，而且历史所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注定他成为不了一位中兴之主。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可以忝列于明君之侧，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虽然有着各种弱点，但却不会是致命的;但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即将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却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他虽说旰食宵衣，却免不了背上亡国者的耻辱。

　　看来，在独裁和专制的铁幕体制下，如果一个君主本身性格有着各种致命的弱点，那么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励精图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图作圣君的后果强得多。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点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庸君，虽然不近女色，事事节俭，但他带来的也许是亡国之痛。

　　总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时代里，崇祯的悲剧其实是从这种体制上就决定了的，不管他是励精图治也好还是宵衣旰食也罢，最后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脱亡命亡国的可悲下场。只不过，这一悲剧的源头并不在崇祯身上，而是应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当那个作过和尚的朱元璋在遥远的南京城里登基时，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后成熟，并由这位下种的开国之君的子孙后代来品尝。

　　1644年，统治276年的大明王朝结束了。本来，紫禁城的主人可能改姓李，但是，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李自成，并没有朱元璋那么有治国之才，攻下北京后，他和他的部下即骄傲自大，固步自封，腐化堕落，并一再贻误战机，加之冒犯吴三桂而使他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南下，奋战17年得到的成果拱手让人，也算惨痛而有益的历史教训。

　　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清末李鸿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为时人之首肯，但这个变局的序幕不是在咸丰、同治之年拉开，而应早在崇祯吊死媒山的1644年。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17世纪40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22·

　　光照日月的康熙大帝

　　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以他聪慧的才智和政治品格，为国家民族创建了从衰败到鼎盛的伟业，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文韬武略最突出的一位君王。康熙大帝的丰功伟绩。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蕃、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与蒙古诸王结盟、西征葛尔丹、汲取汉文化，发展民族经济，推行富国强民的政策措施，完成统一中华、振兴中华的大业。康熙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辉煌的一生。

　　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

　　1661年正月初九，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刚七岁零九个月的玄烨一身孝服坐在了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少年天子，这就是康熙皇帝。康，即安宁;熙，即兴盛。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

　　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也许他们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今天的龙椅。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不到二十四岁，此前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直到染病卧床不起时才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选。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为太子，而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则更倾向于立三子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这个第三者，就是在宫中当差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清宫服务多年，官至一品。他与顺治皇帝及孝庄皇太后之间长期保持着亲密关系，顺治皇帝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

　　理智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很快就帮孝庄皇太后和顺治皇帝下定了决心：立皇三子玄烨为太子。理由简单而充分——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终身免疫力。

　　天花，中医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虎色变。实际上，清朝时期，天花曾多次泛滥，为害生灵。康熙早年的生活一直笼罩在痘魔的阴影下。他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栖身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两岁那年，他患上了天花，在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悉心照料下，硬是从天花的魔掌中挣脱出来，但脸上却留下了与痘魔殊死博斗的点点痕迹。这个经历，在康熙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正所谓因祸得福，由于康熙已出过天花，并且有幸存活下来，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得天花了。于是，天花让康熙登上了金銮宝座。

　　康熙是清朝第四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

　　如果说顺治皇帝的即位是孝庄皇后的英明决断，是人力所为的话，那么康熙皇帝的即位应该说是上天的安排，是老天爷为黎民百姓选择了一位好皇帝。

　　康熙即位时，由于年龄太小，顺治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接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因年纪大了病死后，遏必隆勾结鳌拜，惟鳌拜之命是从。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他在朝廷之上更是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别的大臣和他意见不合，就遭到排挤打击。他欺负康熙帝年幼，对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

　　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发生争执，鳌拜便怀恨在心，不久就对苏克萨哈开刀了。事情的导火线是土地问题。

　　清王朝入关后，曾用强迫手段圈了农民大片土地，分给八旗贵族。顺治初年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20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掌权后，仗势扩大占地，而且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目的是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

　　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诉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拨扰民而疏请停止。鳌拜诬陷这些官员大逆不道，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诛杀。

　　随后，螯拜还勾结同党诬告苏克萨哈犯了大罪，奏请康熙帝把苏克萨哈凌迟处死。康熙帝认为他无罪，不肯批准，鳌拜就在朝堂上跟康熙帝争了起来，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拔出拳头，大吵大嚷，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帝非常生气，但是一想鳌拜势力不小，只好暂时忍耐，由他把苏克萨哈杀了。

　　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独断专横，大肆捕杀异己。

　　1667年，康熙十四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面对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代，必然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少年康熙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除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康熙除掉鳌拜的方式极具少年的心性特点。当时，鳌拜掌握军权，如果直接下令捉拿，必定会引起叛乱，那样不仅鳌拜捉拿不到，连康熙自己也将危险，朝中的正直大臣，甚至太后都对此一筹莫展。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神色有异，急忙向前检查，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身携刀是满族人的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明捉不行，那么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并且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满族人喜欢“布库”(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就连螯拜也是如此。他经常进宫去，看到这些少年吵吵嚷嚷在御花园里摔跤，只当是孩子们闹着玩，一点也不在意。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十六岁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了，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有一天，鳌拜接到康熙帝命令，要他单独进宫商量国事。鳌拜像平常一样大模大样进宫去。刚跨进内宫的门槛，忽然一群少年拥了上来，围住了鳌拜，有的拧胳膊，有的拖大腿，登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鳌拜虽然是武将出身，力气也大。可是这些少年人多，又都是练过摔跤的，鳌拜敌不过他们，一下子就被打翻在地。任凭他大声叫喊，也没有人搭救他。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

　　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鳌拜尚且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较量功夫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十三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把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大臣们认为，鳌拜专横跋扈，擅杀无辜，罪行累累，应该处死。但康熙帝对鳌拜做出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对遏必隆仅革太师，后还公爵。不久，鳌拜死于狱中。

　　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14岁，而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初露其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

　　此后，康熙又为受鳌拜迫害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发还了被鳌拜霸占的民田，又限制了奴仆制度，改革了政府机构。康熙真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这些雷厉风行的重大举措，使得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有目瞪口呆之感，但他们很快就缓过神来，觉得康熙实在是一位英明的君主。群臣都不敢再把他当小孩子对待了，康熙也从此集中了权力，建立了威信。

　　康熙在从七岁到十六岁这段时间中虽然因鳌拜专权而备受牵制和压抑，但他的少年生活基本上还是自由和正常的。也许是满族人刚刚入关的缘故，他们还没有汉人皇族那样严格的礼教观念，也不按汉人那样严格地照规矩去生活，所以，康熙在少年时代还可以像一般人家的子弟一样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较为正常的发展，而不像以前的许多皇帝在童年、少年时代就造成了有一定畸形倾向的性格。

　　据说，努尔哈赤及其许多儿子都目不识丁，只有第八子皇太极略通文墨，可见，满族人重武轻文，到康熙这一代，仍无多少礼教观念。然而，康熙毕竟生活在汉人地区，汉族的文化开始渗透到满族的贵族之中，再加上满族人从皇太极开始就十分重视汉族的文化，因此，康熙自幼年起就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的文化典籍了。

　　况且康熙本人也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是发自内心，是主动的，而不是像前代的许多皇帝那样成天被人“谆谆教诲”被动地接受的，因此，康熙的努力学习，并未对他健全的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相反，增长了他的见识，开阔了他的视野，他是一个真正善于读书而又能用书的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康熙之所以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活学活用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铲除鳌拜之后，康熙又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法之争。

　　在顺治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就进入了中国，汤若望等一批人还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在这一时期，汤若望用西方较为先进的算法推算出了一部天文历法，顺治把他封为“通玄法师”，并任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这套历法在当时是较为准确的，但有一个叫杨光先的人投靠鳌拜，上书清廷，说汤若望在《时宪历》的封面上印上了“依西洋新法”字样，是要清朝屈服西方，是“阴行邪教”，如果废了黄帝以来的中国天文历法，那就要把尧舜以来的礼仪制度都要废掉。杨光先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不会有人理他，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厉害的理论。在鳌拜的支持下，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朝廷的许多大臣也都主张废除洋法，用中国的旧历法。礼部、刑部还做出了决定，杀了一批主张用洋历法的大臣。亏了太后的保护，汤若望才免于一死。但从此朝廷形成了两个历法派。

　　康熙本人对历法了无研究，不能做出决断，但他知道不能用祖宗的规矩来压制西洋的先进的东西。在铲除鳌拜以后，康熙想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一边派传教士南怀仁去推算比较两种历法，一边自己刻苦学习，了解了历法的大概。

　　经过研究和使用，杨光先的历法屡屡出错，因此，康熙废了旧历法，推行新历法，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同大臣们讲明道理，较好地解决了新旧历法之争，也显示出了康熙认真求实的态度，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威信，。

　　平定三藩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当时，南明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是南方有三个藩王却叫康熙帝十分担心。

　　这三个藩王本来是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一个是引清兵进关的吴三桂，另两个是尚可喜和耿仲明。因为他们帮助清朝消灭南明，镇压农民军，清王朝认为他们有功，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合起来叫做“三藩”。

　　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骄横不法。从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875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900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康熙初年，财政困难局面仍旧未见好转。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根本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

　　康熙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因此，他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坚决削藩，不能姑息养奸。不过，康熙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叛乱晚发生一天，就对自己有利一分，因为从年龄上讲，自己会一天天地长大，而吴三桂会一天天地老下去，自己会准备得越来越充分，而吴三桂则只会越来越不得人心。

　　正好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年老多病，把藩事交于其子尚之信代理。尚之信掌权以后，残忍好杀而又多行不义，尚可喜受不了其子的挟持，便上书请求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并让其子袭爵。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但是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

　　当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飞马报告了云南的吴三桂，吴三桂又告知了福建的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两人均感惊慌，因为他们害怕撤藩。在幕僚的劝说之下，吴三桂与耿精忠均于这年的十月上书，请求撤藩，说了一些“仰恳皇仁，撤回安藩”之类的话，其实际用意是在试探朝廷的态度，这一点，清廷大臣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些奏章送到朝廷，康熙帝召集朝臣商议。许多大巨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围绕着是否撤藩这一问题，清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大臣找出种种理由来推搪，认为不可撤藩，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吴三桂等人造反。只有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几个大臣主张撤藩。几次讨论，都未取得共识。这时，康熙力排众议，十分决断地指出：“三藩久握重兵，蓄谋已久，撤藩，他们要反;不撤，他们迟早也要反。与其晚撤，不如早撤。只是一边撤藩，一边准备应战罢了。”于是，康熙派出使者，催促三藩快撤。这一年，康熙十九岁。

　　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自以为是清朝开国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撤他的权，就非反不可了。

　　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明朝将军的盔甲，在永历帝的墓前假惺惺地痛哭一番，说是要替明王朝报仇雪恨。但是，人们都记得很清楚，把清兵请进中原来的是吴三桂;最后杀死永历帝的，还是吴三桂。现在他居然打起恢复明朝的旗号来，还能欺骗谁呢?

　　叛乱的形势正如康熙当初估计的一样，吴三桂在西南一带势力大，一开始，叛军打得很顺利，一直打到湖南。他又派人跟广东的尚之信和福建的耿精忠联系，约他们一起叛变。这两个藩王有吴三桂撑腰，也反了。历史上把这件事称做“三藩之乱”。

　　一石激起千层浪。三藩一乱，“东南西北，在在鼎沸”，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四川、广西一带的文、武官员也附合响应，半个中国都燃起了叛乱的战火。而且，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爱后赫舍里氏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雷火与地震，天灾与人祸，连连击到年轻的康熙皇帝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江南乡里。

　　青年天子玄烨在危急时刻，持心坚定，气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主张平叛的大臣的决心。他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应熊、孙世霖等逮捕处死。这样，朝廷官员知道，朝廷再也没有退路，只有同吴三桂等叛军决一死战，清廷因此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

　　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后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为吴三桂说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遭到康熙帝的坚决驳斥。他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置若罔闻。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但康熙帝并没有被吓倒，而是首先确定正确策略，认为“三藩”之乱以吴三桂为首，其余多是胁从，若能击败吴三桂，其余叛军不难攻破或是收服。于是一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吴二桂;一面停止撤销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不利，又投降了。因此，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的力量渐渐削弱，被分化瓦解，困在了湖南，处境十分孤立。

　　1678年，康熙收复了浏阳等湘地的许多城池，吴三桂知形势不好，想赶快过一过皇帝瘾，就马上撕下“复明”的假面具，于三月二十三日在衡山祭天，自称皇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

　　同年八月，吴三桂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断气身亡。随后，其孙吴世璠即位，退据云南。1681年，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世璠服毒自杀，其头颅被割下送往京城，吴三桂被掘坟折骨。耿精忠、尚可信等人也早已被杀，川陕等地也已平定。这样，乱了八年之久，折腾了十多个省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了。

　　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帝严辞拒绝。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

　　在平乱之中，康熙的英勇睿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决平叛，临乱不惊;二是方针正确，先攻吴三桂，分化收服其余;三是调兵遣将，指挥得当。平叛过后，这位少年天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到这时，他已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了。

　　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成功收复台湾后不久病逝。其子郑经继位，继续治理台湾，与大陆上的清王朝分庭抗礼。康熙帝多次招抚不成，便下决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1681年郑经突然病故，他的儿子郑克塽继任王位，台湾内部发生内讧，康熙帝决定起用施琅攻台。施琅原为郑成功的得意爱将，后来背郑降清。1663年，康熙帝曾命其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征讨台湾。他两次出海，均遇台风，无功而返。朝内一些大臣对他产生怀疑，但康熙帝力排众议，仍然对施琅委以军政全权。施琅于1683年取得海战大捷，台湾收归清朝。

　　康熙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稳定下来了。但是，还有一点叫康熙帝不大放心，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来的文人心里不服。于是，他采用了一个办法：开“博学鸿词科”，命令各地官员和朝廷大臣，把有学问的文人推荐给朝廷，马上封他做官。这一招果然很灵，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文人应召到京城，做起官来了。

　　雅克萨的胜利

　　正在朝廷庆祝平定叛乱胜利的时候，在我国东北边境又传来沙皇俄国侵犯边境的消息，这就使康熙帝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北方边境上面去。

　　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我国东北的呢?原来在明朝末年，清朝正忙着进关，把北方边境的防备放松了。沙皇俄国趁机向我国黑龙江地区进犯。他们在我国掠夺财物，杀害人民，遭到我国各族居民的反抗。清朝进关后，派兵打击沙俄侵略军，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在今黑龙江呼玛西北，漠河以东的黑龙江北岸)。

　　当康熙帝为了平定三藩，把大批兵力调到西南去的时候，有个俄国逃犯带了八十四名匪徒窜到我国雅克萨，在那里筑起堡垒，四出抢掠。他们把抢来的貂皮献给沙皇。沙皇不但赦免了逃犯的罪，还派他当了雅克萨长官，想永远霸占我国土地。

　　康熙帝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听到东北边境遭到侵犯，怎么不气愤?为了弄清敌情，他亲自到盛京，一面派将军彭春、郎谈借打猎为名到边境侦察;一面要当地官员修造战船，建立城堡，准备征讨敌人。

　　康熙帝作好一切准备之后，派人送信给雅克萨的俄军头目，命令他趁早退出雅克萨，沙俄军不但不肯退出，反而向雅克萨增兵，跟清朝对抗。眼看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了，康熙帝就发布进军的命令。

　　1685年，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

　　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在土山上往城里放弩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儿知道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乘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了，熊熊燃烧起来。

　　天色渐渐发白，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这才吓慌了神，在城头上扯起白旗投降。

　　按照康熙帝的事前嘱咐，彭春把投降的俄军全部释放，勒令他们撤回本土。俄军头目托尔布津哭丧着脸，带着残兵败将走了。

　　俄军撤走后，彭春命令兵士把雅克萨城堡全部拆毁，让百姓耕种;接着，带着军队回到瑷珲城。但是，遭到惨败的俄军头目并没有死心，他们打听到清军撤出的消息，过了不久，又带兵溜回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

　　边境的警报传到了北京，康熙帝决定把侵略军彻底消灭。第二年夏天，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再一次进军雅克萨。清军将士想到从他们手里放走的敌人又来了，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消灭。这一次，清军的炮火更加猛烈，俄兵几次出城反扑，都被清军打了回去。守城头目托尔布津中弹死去;留下一批侵略军不得不躲到处窖里，但是没几天，病的病，死的死，最后只剩下了一百五十个人。

　　沙俄政府慌忙派使者赶到北京，要求谈判。康熙帝这才下令停止攻城。

　　1689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索额图，沙俄政府也派出戈洛文做代表，在尼布楚举行和谈，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这就是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三征噶尔丹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蒙古族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那时候，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康熙帝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开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噶尔丹得意扬扬，还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响得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

　　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杨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害怕起来，劝康熙帝班师回北京。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危险了吗?”

　　当下，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

　　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座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地方设下埋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步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出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判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

　　打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到康熙时才算得解。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

　　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勤慎理政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

　　清朝的皇帝，从顺治帝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

　　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如治河这件事。

　　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而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第二，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

　　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第四，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京后病死。

　　第七，实践验证。康熙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第九，断不出书。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康熙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以上九点能够做到其中的一点，就可以称得上是明君了，何况康熙件件做到了呢!

　　此外，康熙还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巡幸是勤政的反映。在巡视过程中，他尽量避免骚扰百姓，并时常稽查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

　　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

　　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免钱粮达545次之多。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关于康熙的仁爱，可以举一个例子。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送他回家。

　　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1722年春，康熙帝年近七十，他为了表示敬老，曾将65岁以上的满汉在职官员，以及告老还乡、得罪被遗送回原籍的旧官员，统统召入乾清宫，饮酒吟诗，直到黄昏才散席。参与盛会的有一千多人，故称为“千叟会”。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

　　于成龙，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45岁。罗城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榛莽，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6家。于成龙到任后，召集流民，鼓励耕耘，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

　　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果然途中钱花光了，幸亏瞎子赚些算命钱补充路费才到了合州。

　　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冈。黄冈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又任黄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多掠良民子女为奴。他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升为直隶巡抚。上任后，严戒馈送长官。又迁两江总督。他自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在他的带动下，士绅们改绸缎为布衣，官宦出门轻车简从。仅仅数月，朴素之风大为流行。他过于劳累，死在任上。

　　于成龙做官，不带家眷，十分俭朴。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就是说，于成龙的家中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做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康熙帝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像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好学不倦

　　过人的功业，因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因有过人的学习。“学习”二字，是解开康熙一生开创大业秘密的一把钥匙。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很是可怜。母亲重病时，小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小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一个年龄才9周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应当说是人生幼年的最大不幸。他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人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忧患也激人奋进。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

　　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6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30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把他们的见闻写在给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报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如下记述：

　　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

　　对从法国带来的科技仪器，白晋说康熙“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让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如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10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作，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6至20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仪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共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

　　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

　　康熙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杜德美参加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没想到4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相似的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

　　康熙大帝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优秀的皇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康熙时的大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康熙皇帝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

　　他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23·

　　铁面威猛的皇帝雍正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雍正全名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第四子，是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共在位13年，庙号世宗。

　　登基迷雾

　　康熙号称“千古一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噶尔丹，可以说功成名就，不可一世，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事面前却一筹莫展。临终之时，连定谁为太子，都悬而未决。康熙生有36个儿子，除了夭折及过继出去的，还有26个。皇子们都为争夺太子之位，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私结朋党。1722年10月康熙到南苑狩猎十几天后，觉得身体不适。13日病情恶化，当天夜里69岁的康熙皇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驾崩。随即銮舆载着康熙遗体，像日常皇帝出巡一样，连夜送回北京城中大内乾清宫。

　　次日，由康熙帝临终前的惟一“顾命大臣”、担任卫戍京城与皇宫的步军统领、国舅隆科多传达康熙遗诏，命皇四子胤禎继位。同时，皇宫内外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诸王非传令不得进”大内;关闭京城九门六天，等等。到11月20日，胤禎在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诏书，正式登上皇位宝座。次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的突然即位，震动朝野。

　　关于雍正是如何登上皇帝宝座的，是清宫三大疑案之一，也是说法最多、最复杂的一个疑案。各种传闻纷纷扬扬，时至今日，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代表性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雍正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是继位还是篡位?从胤登基以来，几百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据正史记载，胤禛是奉康熙遗诏登上帝位的。1722年末，康熙病情突然恶化，传各位皇子入见。不久，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统领隆科多等人到了御榻旁，听取了康熙的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一诏书出人意料，据说胤禛知道后也深感意外。

　　12月20日，康熙皇帝去世。七天后，皇四子胤禎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不久，有关雍正篡位的传说就开始流传，并引发篡位说与合法继位说两派的激烈争论。

　　而在民间传说中，更是广泛流传着多种版本的雍正篡位登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是“雍正改诏说”：在太子胤礽被废以后，康熙特别宠爱十四子胤禵。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来是想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禵的，可当时胤禵正统帅西征，不在京城，于是权力很大的雍正就串通隆科多、年羹尧，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由“传位十四子”变成了“传位于四子”。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太后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柱而死。

　　二是“隆科多改诏说”：隆科多是当时的步军统领，负责康熙的安全警卫及执掌卫戍兵权，而他是雍正的舅舅，那时只有他能接近康熙康熙病重时发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允禵紧急回京，要传位给他。可是隆科多却把遗诏捏在手里，没有发出去。等到康熙驾崩，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四皇子胤禎，即雍正。

　　关于“隆科多改诏说”还有另一版本：康熙刚咽气，隆科多赶紧从“正大光明”匾后面取出密藏在那里的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三是“雍正投毒说”：康熙病重时，胤禎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后就一命归天了。也有人说是雍正气死了康熙，密谋登上了王位。

　　四是“年羹尧改诏说”：年羹尧是当年的川陕总督，传说雍正的母亲曾与他私通，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改诏的事是年羹尧干的。

　　这些传说都把雍正描述成一个弑父逼母、改诏篡位、残害兄弟的暴君，而在这些传说中，最关键的就是雍正是篡位还是继位。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民间传说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没有事实根据。比如，“传位十四子”被改成“传位于四子”是根本不会有这样可能的，因为康熙诏书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而且汉文中的“于”字是一个繁体字“於”，要想改诏书，将“十”改成“于”没那么简单，更何况还有满文呢?而从保存至今的康熙遗诏上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的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禎，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根本不是传说中所说的“传位于四子”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从遗诏看，所谓改成“传位于四皇子”之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谓康熙喝了雍正献的参汤而中毒同样不可能，因为康熙根本不喜欢这东西。由于康熙精通医学，曾多次说人参宜于南方人，对北方人不合适，所以雍正要做手脚也不会用进参汤这一招。

　　而隆科多偷改诏书同样不符合历史，因为将秘密谕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才开始的。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雍正比年羹尧年龄还大。何况年羹尧和雍正关系不一定很密切，同时作为川陕总督的他不可能钳制西征的抚远将军胤禵。胤禵兵力不多，即便知道京城有变，也不敢轻举妄动，用不着年羹尧去钳制。最后，从康熙末年的情况看，雍正可能是最佳皇帝人选。在有实力争夺储位的诸皇子中，皇长子胤礽因求皇位过急而遭贬，皇八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十四子地位虽显赫，但从种种迹象看并未被康熙定位继承人。而雍正狡猾无比，与诸兄弟表面关系很好，并得康熙的好感。康熙晚年多次命他代行祭天，表明对他特别信任。另外，在诸多皇孙中，康熙特别喜爱雍正之子弘历(乾隆)，这也是雍正得有力因素。

　　民间传说虽然十分荒谬，站不住脚，但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还是把结论分成两种：一种认为雍正是篡位，另一种则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

　　篡位论者认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后，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步军统领隆科多是雍正心腹，在康熙病危昏迷时，雍正在隆科多帮助下伪造了遗诏，变相软禁皇子，编造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听到康熙口传遗诏的重要情节，乘机篡位。

　　因为证明雍正合法继位的关键问题，是康熙临终前是否曾召见过皇子和隆科多，并口授传位遗旨。学者经过对史料对比研究后认为，雍正继位前后对这一关键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表述，直到敌对势力被打压后才这样讲，所以很可能是编造的。

　　还有人称，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两份康熙遗诏，内容不一样，一份只有汉文，另一份则为满汉文，说明公布的遗诏很可能是假的。所以尽管民间所传“十”改“于”是不可能的，但并不能排除雍正矫诏篡立，因为正史记载有很多破绽。

　　这派学者认为，康熙晚年并不十分信任胤禛，而最喜欢的是允禵，屡屡委派胤禵以重任，尤其是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实际已认定他为接班人，让他去西北打仗是为让他树立威信。而在年龄上，胤禎也处于劣势。雍正继位时已45岁，比同母弟允禵大十岁，因此有人认为康熙不可能选一位年龄过大的皇子接班。

　　对于康熙非常喜欢胤禎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增加了胤禎继位砝码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这很牵强。因为从档案记载上看，康熙对皇孙们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对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和允禵的儿子。何况雍正与隆科多、年羹尧的关系也确实可疑，年的“今日之不负皇上，他日不负王爷”，更是篡位铁证。另外，雍正即位后残害兄弟也难于用缺乏宽大之心来解释。

　　由此他们推论：正因雍正篡位心里有鬼，才没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他把自己的陵墓选在清西陵，而不是康熙陵所在的清东陵。

　　继位论者则坚持认为，是康熙钦定的雍正，所以在有临终传位之举。他们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六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隆科多等人，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禎的遗命，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的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

　　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

　　康熙虽然在22岁时就立了太子：皇二子胤礽，但后来由于皇太子骄横跋扈，挥霍无度，并在朝廷里结成太子党，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废掉了太子。

　　废了太子后，皇子们争夺太子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康熙为制止这种情况，第二年不得不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但三年后，由于太子党的威胁，康熙再次废了太子，并倾向于从皇三子、四子和十四子中选继承人。这期间，康熙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一定找一个“坚固可托之人”，说明康熙对谁继位已心中有数。而众皇子中，雍正性格坚毅，治理国家的能力有目共睹。

　　康熙六十年，康熙谕令胤禎清查京通各仓，并明确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办成。随后，康熙又指定胤禎代他去行祭天大典，这就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禎的器重和信赖了。康熙曾多次说胤禎“诚孝”，说明他对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许。

　　这就是说，雍正是靠“诚孝友爱”来得到皇位的。胤禎为了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露得过多，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嫉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正是按照这种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的。

　　胤禎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又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禎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胤禎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禎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胤禎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练，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雍正手书对联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胤禎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禎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此发出上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禎继位后，就以“戒急用忍”为座右铭，用以警示自己。

　　对于为什么康熙最后选中的不是皇十四子，人们认为，如果康熙真想传位给他的话，是不会在自己年老生病时，把他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

　　如果说康熙五十七年让允禵到西北指挥对准噶尔的战斗，是为了让他建功立业，但康熙六十年将立战功的允禵召回北京述职后，第二年康熙又在自己体弱多病时让他重回前线，这显然表明皇位不是要传给允禵的。

　　雍正继位后，允禵被召回北京，雍正将他软禁，但这只是雍正认为允禵对皇权有威胁采取的措施，不能以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而康熙选中胤禎，还因为他喜欢胤禎第四子弘历，这话也有些来历。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12岁的弘历天资聪颖、品貌端正，引起康熙的好感。康熙当即就令弘历搬到皇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康熙到围场打猎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在一旁侍奉。

　　佐证这一说法的还有清东陵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圣德碑》，它记述了乾隆一生的丰功伟绩，也明确表述了康熙默定乾隆为继其皇位的第三代皇帝。这是最早明确表述康熙默定乾隆继未来帝位的官方说法，这也间接说明雍正是正常继位的。

　　至于雍正没有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作为篡位旁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顺治父亲的昭陵是在沈阳，顺治死后并没葬在沈阳;雍正墓在清西陵，其子乾隆的墓却在清东陵。而且，如果雍正因篡位死后无颜见康熙，那他也不敢进太庙才对，因为太庙供奉着清朝历代皇帝，按当时迷信的说法，在那里雍正不是还能见到康熙和他的祖先吗?

　　勤政务实

　　历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

　　雍正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鲜明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接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帝自己是一位勤奋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亲理政务。他白天无一刻清闲。上朝研究政事，聆听大臣面奏，商讨各种建议，处理突发事件。晚间则要批阅批不完的奏章。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儿子乾隆帝，他没有南巡北狩，巡视祖国大地，视察大江南北。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的，他的生活是很单调乏味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岁就死了，可以说是累死的。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没有过。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雍正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皇帝。他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作法。

　　一是在经济方面，施行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叫丁银，即按家庭人口数量交税，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税。土地税叫田赋，即按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征税。每个农家都要交这两种税。但由于连年战乱，无地或地少的贫苦农民交不起人头税。没有办法，他们只有隐瞒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头税，即丁银。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会不稳，并影响国家税收。

　　这是一个拖延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顺治帝、康熙帝都没有彻底解决。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多少定纳税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就是“摊丁入地”，它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对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不用再去逃亡躲税了。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地种地，国家自然增加了税收。同时，减少了流民，使社会安定了。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二是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的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禄。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是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

　　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范围，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四是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雍正帝还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秘密建储制。清朝皇位的继承，开始没有实行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康熙帝研究了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觉得可以接受。他便采纳了中国历代皇帝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生前，公开地将嫡长子立为皇太子，是为储君。皇帝死后，他就自然继承皇位了。这种继承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缺点是如果嫡长子条件不具备，或皇帝对嫡长子不满意，一旦更换皇太子，就极易造成诸多皇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康熙帝二立二废皇太子，就是明证。这给康熙帝终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也使政局动荡不稳。

　　雍正帝45岁即位，他亲眼目睹了康熙帝为此焦头烂额的情景。心中有数的他，在即位之初就着手解决这个难题。即位的当年，他便下令群臣讨论如何立储的问题。其实，他是把写好的谕旨让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当即确定下来。

　　所谓“秘密建储”，就是秘密建储一事完全公开，储君为何人则绝对保密。皇帝把自己选定的皇太子写在纸上，装在匣中，置于乾清宫顺治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病危之时，再予开启。由于不知皇太子是何人，皇子们也只有在修养自己、努力工作上，下功夫了。

　　这个制度的实行，起到了巩固皇权、平稳政局的作用。以后几代的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的继位，也是采用了这个成熟的模式，使清代皇权得以一代一代地顺利交接，政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秘密建储制度在清朝的实行，是雍正帝的史无前例的首创。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铁腕重典

　　但雍正帝又是一个生性多疑、猜忌心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拿他没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拆看来信，见是劝说他反清的，大吃一惊，问张熙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岳钟琪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岳钟琪听了，马上翻了脸，吆喝一声，把张熙打进牢监，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追查他是什么人指使的。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就是不招，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是个硬汉，光使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说：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他听了张熙的话，十分感动，决心起兵反清，希望张熙帮他出主意。

　　张熙开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神罚咒，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渐渐热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

　　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像这样的案子还是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另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这些可以说是雍正的败绩、劣迹，但实际上雍正在位期间，严惩贪官，整肃官风，使吏治为之一新，“数百年之颓风”为之一变，他临终时国库存银扩充为7000万两，建立了较为廉洁奉公的政治体制，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可是，几百年来，雍正身后得到的却是骂名滚滚来，这是为什么?

　　原因就在他的行为做事的方式上。雍正一生，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赋税的改革和废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等。有史料记载，康熙末年，名为盛世，其实内忧外患，外强中干。国库空虚，仅有存银50万两，经济上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宫廷斗争尖锐复杂，皇子们为争夺皇位，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几乎到了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大肆侵吞库银，水患外患，民不聊生，这就是雍正继位时的状况，泱泱大清王朝实则是个烂摊子。雍正正是处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紧要关头登基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将最终决定清王朝的命运。

　　生性刚毅，办事一向雷厉风行，且有几分阴冷、狠毒的雍正，他一旦大权在手，便义无反顾。他一保江山社稷，二为天下劳苦苍生。为充实国库，增强国力，他抄了王府和大臣的家;为重整吏制，清除腐败，他大开杀戒，一个个朝廷重臣成了阶下囚、刀下鬼，就是皇子皇孙也在所难免;为推行新政，实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他得罪了天下几乎所有绅士和读书人，政敌遍布朝野上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孤家寡人。这些人怕他、恨他、骂他，甚至捕风捉影，编造谎言诽谤他，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这些人恰恰正是宫廷内、官场上的达官贵人。当他们的权力受到制约，私利受到威胁，贪赃枉法被揭露遭到打击时，便疯狂反扑，笔锋直指雍正皇帝。在封建专制家长式的社会里，这些人在一定范围内个个都是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有人相信，因为只有这些人真正了解宫廷的内幕。因此，他们的言行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而百姓都蒙在鼓里，只有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说雍正是暴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为了彻底清除清政府的影响，民国时期大量的武侠、演义小说纷纷面世，把雍正贬成一个谋反、逼母、杀兄、屠弟、诛忠、狂妄、奢靡、十恶不赦的皇帝，广泛流传，以讹传讹。这就是雍正身后骂名滚滚来的原因所在。

　　比如，在雍正传说中有一个著名的血滴子故事，认为血滴子外面用革为囊，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遇着仇人，把革囊罩他头上，用机一拨，头便断入囊中，再用化骨药水一弹，立成血水，因此叫血滴子。这乃是雍正皇帝从几位绿林豪客处得来的利器。

　　这班绿林豪客的首领，便是四川总督年羹尧。羹尧系富家之子，幼时脾气乖张，专喜耍枪弄棍。他的父亲年遐龄，请了好几个教书先生教他读书，都被羹尧逐走。后来得了一个名师，能文能武，把羹尧压服，方才学得一身本领。这名师临别赠言，只有“就才敛范”四字。羹尧起初，倒也谨佩师训，嗣后与皇四子胤祯结交，受他重托，招罗几个好汉，结拜异姓兄弟，帮助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荐年羹尧，说他才可大用。

　　康熙帝召见，果然是一个虎头燕颔、威风凛凛的人物，遂连次超擢，从百总、千总起，直升至四川总督。后来雍正外恃年羹尧，内仗隆科多，所以才得到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这班豪客，飞檐走壁，刺探人家隐情。

　　关于血滴子，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人们对其的恐怖和畏惧。

　　有一年春节，雍正皇帝升殿，受朝礼毕，连下谕旨十一道，训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大致是叫他们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定当严惩的意思。次日复视朝，百官俱至。雍正帝问百官道：“昨日春节卿等在家，做何消遣?”众官员次第回答，或说饮酒，或说围棋，或说是闲着无事。只有一个侍郎，脸色微赧，听众人俱已答毕，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实实地说道：“微臣知罪，昨晚与妻妾们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春节，你又只与家中人消遣，不得为罪。朕念你秉性诚实，毫无欺言，特赏你一物，你拿回去，与妻妾们并看罢。”说毕，掷下小纸包一个，侍郎拾在手中，谢恩而退。回到家中，遵着上谕，拆开纸包，大家一瞧，个个吓得伸舌。连忙将昨天玩过的纸牌，仔细一检，恰恰少一张，正是昨天所丢失的一张纸牌儿。

　　有一位妾道：“昨日的纸牌是我收藏的，当时也来不及细检，不知如何被皇帝拿去一张，难道当今的圣上，是长手佛转世么?”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后大家留意便是。”这位侍妾偏要细问，侍郎走出门外，四周瞧了一番，方才关上门，对妻妾道：“我今日还算大幸，圣上问我昨天的事，我晓得这个圣上，不比那大行皇帝，连忙老实说了，圣上方恕我的罪，赐我这张纸牌。若少许欺骗，不是杀头，便是革职哩!”众妻妾又都伸舌道：“有这么厉害?”侍郎道：“当今皇上做皇子时，曾结交无数好汉，替他当差办事，这班人藏有一种杀人的利器，名叫血滴子。”说到此处，忽听檐上一声微响，侍郎大惊失色，连忙把头抱住。众妻妾不知何故，有几个胆小的，忙躲入桌下。歇了半晌，一物从帐中穿入。侍郎越加胆怯，勉强一看，乃是一只斑狸猫。侍郎至此，不觉失笑。随令众妻妾各归内室。众妻妾经此一吓，再也敢再问这血滴子。

　　蹊跷之死

　　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8月18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20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22日，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

　　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刚烈女子叫吕四娘，她的爷爷和父亲都因为文字狱而被雍正斩杀了。为了报这杀父之仇，吕四娘练了一身好武艺，成为远近闻名的侠女。她寻找机会潜入圆明园，挥剑砍去了雍正的头颅。因此，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来替代雍正的脑袋。

　　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是说：雍正用阴谋手段篡改遗诏，夺得了皇位后，为了保住帝王宝座，他不但杀害了曾与之不和的众多兄弟，就连为其篡位最出力的主谋人，即他自己的舅舅也不放过。雍正感到这样做仍不能消除后患，便想出了一个狠毒的计谋，他把那些对自己有过功劳，或认为对己不利的文武官员及政客、谋士们，都请到圆明园，亲自设宴赐酒，扬言要给赴宴官员加封奖赏，鼓励大家尽情饮宴。但雍正在酒中施放了烈性毒药，全部赴宴人员被毒害而亡。

　　在这些冤死鬼里就有吕留良，他的独生女儿吕四娘听到父亲被害后，决心为父报仇雪恨。但她当时仅十几岁，无法为父报仇，于是带着年老的母亲，从江南来到北方，拜一个少林寺和尚为师，学艺练武，苦练过硬本领。不几年功夫，吕四娘练就一身高强武艺，刀法剑法神奇，可飞檐走壁，不留踪影地出没于殿宇及人群之中。

　　之后，吕四娘辞别师傅和母亲，来到圆明园附近的一间破庙住下，她四下探听雍正在园中的日常活动及行走路线。有一天晚上她藏于阁楼之中，正当雍正从宫中出来之时，她飞身而下，一刀砍下雍正的脑袋，然后提首级腾空而去。

　　吕四娘的母亲日夜盼望着女儿的报仇讯息，老人家正在屋内愁思苦想之时，忽然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定神一看是女儿回来了。四娘手提一个血淋淋的布包，兴奋地对妈说：“我的杀父之仇报了!我把仇人的头颅带了回来!”老太太打开布包，见是一颗戴着皇冠的人头，确认正是雍正的首级。然后将此头颅置放于吕留良的牌位前，进行祭奠，母女俩跪拜在地，告慰吕留良的在天之灵。吕四娘砍了雍正帝的脑袋，皇家无奈只得为其尸体安装上一个金头下葬，所以民间有此宫廷秘闻流传。

　　还有一种说法更让人吃惊。据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这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强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便想方设法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最终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将雍正害死。

　　另有野史传闻，说是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

　　这里，关于雍正死因的三种说法，都很有传奇色彩。正因是传奇，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起来，总是津津乐道，引人入胜。不过，这些只能算是民间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可以肯定地讲，这几种说法都不可信。

　　雍正的死因是什么?有的历史学家曾提出，雍正是突然中风死去的。虽然推论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并没有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的挖掘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

　　自古以来，凡是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都迷恋神丹大药。从秦始皇派人入海访仙求药，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栾大炼化“益寿”“不死”的黄金器具;从三国的曹操遍招甘始、左慈等天下方士习炼“养性法”，到东晋哀帝“饵长生药”丧命;从隋文帝指派嵩高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到唐太宗李世民服食古印度方士的长生药“暴疾不救”;再从宋太祖赵匡胤召见高道苏澄隐询问“养生秘术”，到明宪宗以丹纵欲“气伤龙脉”而暴亡……一朝又一代的封建帝王对道家的丹术走火如魔，喜怒笑骂尽在其中。而清朝的雍正，可算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了。

　　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这首诗中，又是铅砂，又是炉火，烟雾缭绕，功兼内外，就好像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

　　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雍正的一生，更是与金丹仙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

　　在雍正大搞道教活动的同时，还在圆明园内开始秘密升火炼丹。清宫《活计档》是专门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里面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的记载是在雍正八年(1730年)，其主要内容是：12月15日，海望、刘胜芳和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十两、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22日，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

　　这里提到的秀清村依山傍水，是一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根据档案记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秀清村送的木柴、煤炭就有两千多公斤。档案中的“矿银”、“化银”等，是炼丹所用必需品。由此可知，从雍正八年末，就在秀清村开始炼丹了。

　　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一炉又一炉所谓的金丹大药。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药，还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官员，如云贵总督鄂尔泰、河东总督田文镜等。在田文镜的一份奏折上，雍正用朱砂笔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雍正劝自己的宠臣对御赐丹药，可以放开胆子吃，丝毫不用怀疑，因为他对这种丹药“知之最确”。这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

　　但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

　　随着雍正档案发掘和研究，雍正服丹致死说法越来越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从清宫档案看，雍正确实长期服食丹药。那么，丹药的有毒成分在他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了他的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不少专家都通过著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推断。

　　学者们还普遍注意到，雍正的儿子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了许多破绽。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在这种非常时刻乾隆哪至于大发肝火，还专门为两个小小的道士发一道上谕呢?乾隆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如果真的没有吃丹药又何必辩解呢?

　　就在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雍正刚死，究竟能有什么“闲话”?皇太后为什么听了“心烦”?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服用有毒的丹药，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24·

　　最后一位盛世明君乾隆皇帝

　　1735年，雍正帝死于圆明园。根据他生前定下的规矩，内侍从皇宫中的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取下一个匣子，里面放着写有皇位继承人姓名的密旨。在众目睽睽之下，密旨被拆开，被指定为雍正继承人的是他的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乾隆帝。

　　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乾隆也是一位长寿皇帝，活了89岁，在位60年。

　　弘历小时候十分聪明，六岁就能自己读书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特别喜爱他。有一天，康熙帝在牡丹台散步，看见弘历正在玩耍，不觉心头一动，把弘历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浓眉大眼，脸方嘴圆，是一副福相。莫非将来继承皇位的就是他吗?”康熙帝想到这里，就命令随从太监传话，把弘历叫到皇宫。从此，康熙帝就派一些有名的老师，专门教导他。

　　一次，康熙帝带着弘历去打猎。康熙帝先举枪射中了一头大熊，那头大熊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康熙帝就让弘历去把他射死。弘历骑马上前，快到射程之内的时候，那头倒在地上的大熊突然站立起来，“嗷嗷”大叫，弘历镇定自若地举起手中的弓箭准备射击。走在后面的康熙帝非常紧张，唯恐发生意外，就急忙上前击毙了那头大熊。打猎回来，康熙帝高兴地说：“这个孙儿遇事不慌，将来定有一番大的作为。”

　　后来，康熙帝死了。弘历的父亲当了皇帝，就是雍正帝。雍正帝看弘历勤奋好学，又是康熙帝生前喜欢的孙子，就当着群臣的面，写了一份将来由弘历继承皇位的密诏，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大匾的后面。

　　身世疑云

　　乾隆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而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直到今天，关于乾隆的身世和出生地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乾隆认为自己出生在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东北，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是雍亲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爷府。可是，就在乾隆还在位的时候，有人已对他的出生地有不同议论。当时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他随乾隆到避暑山庄时曾赋诗30首，其中一首就涉及到乾隆的出生地：“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诗后小注说：“狮子园是乾隆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随驾，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

　　大概乾隆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有所耳闻，他在72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佛后写诗作注说：我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这雍和宫的。尽管乾隆再三强调自己生在雍和宫，但还是有人不信，甚至他的儿子嘉庆也大唱反调。嘉庆登基那年八月，乾隆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写诗庆贺，在诗后注解说，康熙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乾隆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其中缘由实在不可思议。但十几年后，嘉庆又放弃了乾隆生于山庄这一看法。

　　嘉庆十二年，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两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官员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送给嘉庆审阅，嘉庆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只好放弃狮子园说法。

　　可是，乾隆出生地问题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皇帝到塞外打猎，突然死去。在军机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中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

　　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改写后的遗诏，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道光为把乾隆生在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不得不把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作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是越抹越黑，使天下的官员百姓对乾隆的出生地问题愈加议论纷纷。

　　后来，不仅乾隆的出生地闹不清楚，甚至连他母亲是谁，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热河行宫里一个丑宫女在草棚里生下了乾隆。传说，雍正在做皇子时和山庄内一位很丑的姓李的汉族宫女有过一段露水姻缘，事后雍正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夏秋之际，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那位宫女就要临产了，康熙怕这丑女生产坏了皇家的名声，急忙派人把她带到草棚，生下了乾隆。这一说法如果是真的，那么乾隆就不是纯正的满族人了。

　　尽管乾隆生在草棚的这一传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但那毕竟是野史。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只要看一看清朝皇家的家谱《玉牒》和乾隆时期的《实录》以及《圣训》怎么记载的，就一清二楚了。它们一致记载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也就是雍正的皇后。

　　围着这个出生问题，好像有人硬是和乾隆较上了劲，那个山庄丑女的故事还在传着，又冒出来另一个说法：乾隆不是雍正的亲生儿子，而是浙江海宁陈阁老家的儿子。这一说法在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更是得到大事渲染。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相传，海宁有位盐商叫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雍正帝胤禎为雍亲王时，与陈阁老家很好，两家来往频繁。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更为离奇的是，有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不过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禎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了陈家。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没想到，男孩天资聪明，深得康熙、雍正二帝的喜爱。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禎。胤禎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赋大家扬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

　　《清代外史》书中还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汉人。历史上的乾隆的确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但也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是雍正的第四子，不是长子，推及情理根本没必要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以继承王位。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担心无人继承他的王位。而且，当时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乾隆身世之谜是子虚乌有。

　　而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也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那位陈阁老，乾隆六年曾担任内阁大学士，但时间不长，就因起草谕旨出错而被革职。当时乾隆还骂他：“少才无能，实不称职”。

　　至于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海宁并住在陈家私人花园，据考证，乾隆南巡到海宁，主要是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然到了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浙江海宁是一个偏僻的小县，陈氏由于做过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花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当时找不到比陈家花园更好的地方让皇帝住了。这个园子本来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再说陈家花园离陈家住宅实际还有几里路远，乾隆在陈家花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探望亲生父母”了。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考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居四十一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励精图治

　　乾隆依“密封建储”制，顺利地继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夺和朋党纠纷，但也正因为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威望，在他的周围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赖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时即位，原只能做个守成的君主，但他并不甘心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声威，巩固皇室的统治。

　　乾隆即位时，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受命辅政，组成最高的统治核心。乾隆帝亲政后的十多年间，对这个权力核心逐步整顿，使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禄、允礼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亲王。1736年3月，乾隆帝因祭天时，允礼托病不到，削去亲王双俸和护卫。1738年，允礼病死，允禄受命总理事务并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帝察知他与弘皙、弘昌等来往，指为“私相交结，往来诡密”，于1739年10月交宗人府审处。弘皙革去亲王，弘昌革去贝勒。允禄从宽免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只革退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及亲王双俸。12月，弘皙又被告发听信巫术，向妖人询问国事，指为“大逆不道”，永远禁锢。允禄也被罚俸五年，“以示惩儆”。辅政两亲王先后失去权势，宗室子孙再也不敢“私相结纳”了。

　　乾隆帝亲政后，复设军机处，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着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

　　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1740年4月，在一个谕旨中说：“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1736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1745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四月病死。

　　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早在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1746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1748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1749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1750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1755年4月病死，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1747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1755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1736年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鄂尔泰门人。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广西学政。后解任归江西。

　　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1755年2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3月2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13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

　　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朝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

　　雍正帝在位时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即位的次年即1736年(乾隆元年)就在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施政或宽或严的弊端，以“宽严相济”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他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当年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1735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又依照康熙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

　　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1736年3月，下诏赦免了汪景祺的子孙、兄弟族人。查嗣庭受牵连的后代子孙，也得以从宽发落。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家族亲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1735年12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他还加强了对汉人文士的选拔任用。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

　　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1735年8月乾隆刚即位，就于11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

　　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37年(乾隆二年)7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的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1737年5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1736年6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盛世伟业

　　乾隆帝期间是封建帝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达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与同时期世界各国比较，康乾盛世都是最高峰，堪称第一国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盛世。当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

　　1736年2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1746)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

　　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库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正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1751年冬为太后举行的60寿辰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北京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11月25日为皇太后生日。19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

　　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

　　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11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

　　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22日，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25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喜欢热闹，爱讲排场。他75岁的时候，为了庆贺生日，在皇宫里举行了一次“千叟宴”，把全国上至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老年男人，都请了来，有四五千人。这些老翁都在六七十岁以上，最老的“寿星”已经一百四十一岁。乾隆帝见了这好几千个白胡子老头儿，十分欢喜，当场作诗，对对儿，摆下盛大宴席招待大家。真有“太平盛世”的样子。

　　乾隆帝特别喜欢游山玩水。他曾经六次到江南，每次都要花掉大量银子。从前康熙帝也好几次到江南，可都是为了了解地方情况或治理河道，而且也比较俭朴。乾隆帝和他爷爷的作风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交通不便利。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都是坐船去。他的龙船顺着大运河由北往南，运河两岸的地方官都要迎来送往，象过节日一样。岸上都搭了戏台和彩棚，由艺人们唱戏弹曲，河边上还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彩船。

　　再看皇帝的龙船，更是豪华无比。龙船后面有大大小小的随行船，足有一千多只。龙船一开过来，河中和岸上都鼓乐喧天，弹唱歌舞，好不热闹!乾隆帝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景象，非常得意。

　　龙船在运河中行走，要靠人在岸上拉纤。每个人的脊背上被纤绳勒出一道道血印，再加上烈日的暴晒、汗水的浸泡，疼痛难忍。拉龙船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子。他们身背大绳，在岸上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着，全身流着汗水。这么些船，这么长的路程，要动用多少人来拉纤啊!

　　到了江南，他如何吃喝玩乐就更别提了。地方官要专为皇帝建造行宫、花园，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可不满意啦!

　　有一次，有一个官员从江南办事回京，见到乾隆帝。乾隆帝问他江南的情况。这个官员大着胆子说：“皇上上次南巡以后，江南百姓被搜刮钱财，生活很苦，都有怨言。”

　　乾隆帝一听，火冒三丈，大声叫起来：“你好大胆!谁的生活苦?哪个有怨言?你说出来!”然而，乾隆帝的这一行为遭到人民的厌恶，是他本人改变不了的。后来，“乾隆下江南”这句话的含义，差不多成了大肆挥霍浪费，搅乱百姓的代名词。

　　文治武功

　　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长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

　　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还撰写了大量诗文，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300卷。乾隆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基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5集，434卷。有人统计，他的诗达42613首。而《全唐诗》所收整个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流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当然，其中有一些是他人代笔)。可以说，乾隆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自己也曾自豪地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不仅如此，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一天，秋高气爽，乾隆帝来到北京西苑的畅春园。他走到西苑的西门，忽然有了射箭的兴致。随从立刻把弓箭拿来。乾隆帝一连射了二十支，中了十九支，引起周围人一阵喝彩，他自己也很得意。

　　在乾隆帝六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打了不少次仗。每次打仗，他都起得早，睡得晚，关心着前线的战况。就是在深夜，他也要派太监在门外等着军报，有时候自己干脆不睡觉，注视着正在进行的战争。仗打胜了，他才满意地去休息。

　　到了晚年，他想起自己一生中打的仗，一个劲儿地夸自己有“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并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什么是“十全武功”呢?就是打了十次大胜仗。它们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在这十次大仗中，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廓尔喀用兵两次，这五次用兵对新疆、西藏的巩固和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他做的好事但也有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和向外扩张，穷兵黩武，如大小金川之役，不像乾隆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都是他的功劳，恰恰相反，应当说是劣迹、污点才对。

　　在乾隆帝即位的最初二十年间，主要是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1746年(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雍正在位期间，张广泗等攻占了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丹江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

　　1732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1735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先是在十月间逮捕了张照，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到任后，弹劾哈元生招抚无功，不仅解除其官职，还准备押送京城论斩。乾隆帝免去其一死，让他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弹劾董芳剿抚不力，然后张广泗调集贵州清兵，集中在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1736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掳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惜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苗疆战事结束不久，四川又出事了。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住在雅龙江畔的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著藏族。有人凭借天险劫夺沿途货物，甚至敢于抢夺清台站的清军财物。官府搜捕这些罪犯时，土司竟然隐匿不交。1745年(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与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联合上奏，请求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朗马上投降。于是清兵就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开始时顽强抵抗，被打败后不得已请求投降，但庆复没有答应。乾隆授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1746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向导，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楼内所居的男妇老幼，俱被一把火烧死。李质粹上报说班滚已经自焚而死。六月，庆复将这一消息上报给朝廷，乾隆帝觉得这件时十分可疑，反复指示对班滚这样的首犯，决不能让其漏网。下令庆复继续在当地四处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清军暂且收兵。

　　随后，又爆发了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四川西部金沙江的上游，有两条大河，因山中出产黄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住在这两条河的附近地区。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1666年被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职衔，统领部众。他的后世孙子莎罗奔曾随岳钟琪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1723年被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将自己的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首领泽旺，希望借此控制小金川。1745年，莎罗奔曾捉拿了泽旺，后来被川陕总督庆复制止了。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朝廷说，莎罗奔侵占了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的地方，彼此展开一场仇杀，并诱夺了泽旺的印信。乾隆帝认为这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应当任其自行消解，不必派军讨伐。随后，庆复又上奏说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凭借天险，阻断山路，并修筑了石垒，使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请求投降。乾隆帝不同意，认为这次大军云集，就应当彻底剿灭，不能草草了结。命张广泗等一定要把莎罗奔擒获住。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并没有死，而是躲藏了起来，庆复上奏说班滚自焚一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并将庆复免官，与李质粹一同下刑部审讯，最后以贻误军机论斩。1748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到了三月，战事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以前被削职的岳钟琪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跟随出征。

　　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己驻军勒乌围，其侄郎卡据守噶尔。六月间，讷亲到了那里，立功心切，限令三日攻打下噶尔。于是清军发起猛攻，结果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不得不无功而退。张广泗一贯瞧不起讷亲，进攻发起后，不与讷亲部队配合，造成清军各部的之间的互相推诿。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弹劾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岳钟琪曾经遭到过张广泗的弹劾，因而被罢了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先后多次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了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的。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乾隆称得上是武功的最主要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和西藏。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其次是完善治理了西藏。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康熙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跟他祖父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

　　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如编修《满文大藏经》、整理《无圈点老档》、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乾隆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后用朱文刻印(也称“龙藏”)，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无圈点老档》(又称《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保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形成于清政府入关之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了，因为是以老满文书写的，不仅文字难以辨识，而且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抄录七份。而《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当然，他最大的文化功绩是主持纂修了《四库全书》。他之所以举行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乾隆当政后，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彻底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

　　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这套丛书名称就叫《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令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同时鼓励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两年，就有二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三千种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编出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奉天、(今沈阳)杭州、镇江、扬州(其中三部后来在战争中被烧毁了)。

　　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一批书，当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损失，但是这种查禁也不可能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了“禅位”的决定。1778年9月21日，乾隆宣谕：至六十年内禅。他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能在位60年，就当传位给太子。

　　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85岁的乾隆皇帝，御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第二年为新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御太和殿，举行内禅大礼，授玺。颙琰即皇帝位，尊弘历为太上皇，训政。由礼部鸿胪寺官诣天安门城楼上，恭宣嘉庆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

　　所谓“金凤颁诏”，是说皇帝从太和殿颁发的诏书，抬上黄舆，鼓乐高奏，礼仪隆重，由礼部官员，送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只“金凤”，口衔诏书，从城楼上徐徐降下;城楼下的礼部官员跪接诏书，分送各地，公布天下。

　　乾隆内禅皇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三天。后人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其实不然，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由内禅归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

　　乾隆在位既长，享年又高。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享年80岁以上的皇帝只有四人。除乾隆而外的三位皇帝是：一是梁武帝萧衍，享年85岁，在位48年。但他局处一隅，三次舍身入寺，长于文学，精通音律;侯景之乱后，饥病而惨死。二是宋高宗赵构，享年80岁，在位36年，建都临安(今杭州)，半壁山河。三是元世祖忽必烈，享年81岁，在位35年。

　　这三位皇帝，或国偏一隅，或半壁江山，或在位不长，或国亡而死，都不能与乾隆皇帝相比拟。难怪乾隆帝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罕与伦比。

　　风流佳话

　　乾隆不仅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型皇帝，还是一个风流才子型皇帝，他的风流韵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在这些风流韵事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与香妃之间的故事，以及他与和珅之间的恩恩怨怨。

　　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美貌绝伦。她家世居南疆叶尔羌(今莎车)，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其兄在反对霍集占之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召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在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是第一个版本的传说。

　　第二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貌美，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怀刃，准备杀帝报仇。皇太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而这一个版本流传得更广一些。

　　故事说：大约1745年，香妃生于新疆喀什的一个贫苦人家，出生后浑身散发着一股麝香味，因此起名为“伊帕尔汗”(维吾尔语，“香王(后)”之意)。因香味而出名的伊帕尔汗才十来岁，就被阿帕克和卓的嫡系后裔“皇帝”霍集占小和卓纳为妃子。

　　1759年7月，在清军与大小和卓的最后一场战斗中，大小和卓遭到了彻底的失败(7月28日，大小和卓被处死)。时年14岁且浑身香气扑鼻的伊帕尔汗就在这场战争中被俘。由于她是一位绝色佳人，身上又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奇香，所以人称香妃。

　　1760年元月前后香妃被押至京城。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她，便将她收为妃子，纳入自己宫中，还特地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宫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礼拜堂，以博取她的欢心。但香妃却毫不动心，坚决不从，只对从新疆带去的沙枣花情有独钟，并经常落泪不止要求回新疆。

　　1765年，乾隆为香妃的欢心，解除她的思乡之念，下令把新疆沙枣树移植到宫廷。于是新疆乌什县的240人负责将事先栽种在木桶里的沙枣苗运往北京，后来因为不给报酬而酿成了新疆历史上有名的乌什人民起义。乾隆下令严厉镇压，其规模甚至比平定当年大小和卓的叛乱还要大，造成无数清军与乌什人民的死亡。

　　随后，乾隆带着她等南下苏杭游玩。到杭州后，企图强占她，因此香妃“袖出白刃”刺杀乾隆，未成。这事被皇后乌喇那拉氏知道后，要求立即杀死香妃，乾隆舍不得。为此，皇后乌喇那拉氏大闹了一场，并气愤地剪去了自己的头发，有意触犯了满族的大忌。因此，乾隆命皇后乌喇那拉氏立即回京。不多久，乾隆带着香妃也回到了京城。回京后不久，香妃就悬梁自尽，时年20。第二年，乌喇那拉氏也死了。

　　香妃临终遗言：请把我的尸体和我已故家族的尸骨运回新疆，我们要长眠在家族的陵墓里。乾隆皇帝派124人将香妃的遗体以及其已故家族的尸骨送回新疆，其中包括额色尹、帕尔萨和图尔都的尸骨。图尔都的满族妻子苏黛香陪伴灵柩在路上整整走了3年。

　　1770年，苏黛香一行到达喀什，香妃被安葬在阿帕克和卓(香妃丈夫的曾祖父)陵墓内。由于香妃的品德是阿帕克和卓望尘莫及的，再加上她的名气，因此当地有些人开始将阿帕克和卓陵墓也称为伊帕尔汗墓。

　　关于香妃之死也有的说是这样的：一天，宫女奉乾隆之命来劝说，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吓得宫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遭到不测，趁乾隆去郊祭时，把香妃召来，令其自杀。乾隆知道后还生了一场病，事后下令将香妃遗体用软轿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

　　1979年，河北省遵化县的清东陵裕妃园寝内的一座墓自然坍塌，在露出的木板上有“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的阿拉伯文字。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对尸骨和文献等的研究，认为墓主就是《清史稿·后妃传》中乾隆的维吾尔族妃子“容妃”，也就是传说中的香妃。

　　但对这一观点，许多人表示不同意，认为容妃在清宫生活了28年，没有一个人称她为“香妃”;在《清史稿·后妃传》中有关她的许多记载也从未将她与“香”字联系起来，她不可能是香妃。

　　容妃，原名买木热·艾孜木，1734年生于新疆莎车，是大户阿里和卓的千金，而香妃则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阿里和卓早逝后，她由哥哥图尔都扶养成人。

　　1759年，清政府为表彰额色尹、帕尔萨、玛木特和图尔都等人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

　　时的功绩，让他们和另外三家在平叛中立功的维吾尔族上层人士陆续到北京朝觐乾隆皇帝。

　　在庆功宴会上，乾隆皇帝召见了在平叛中立功的额色尹家族。接见时，额色尹家族行参拜大礼：“谢圣上待西域臣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乾隆在御座上欠身答道：“有功即登殿，休论东西南北。”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这时，买木热·艾孜木缓步向前，立于殿中，答道：“无色也进宫，不分汉满蒙回。”

　　乾隆惊问道：“下边答话者何人?”“小女和卓氏在谢万岁之恩。”说着伏地叩头，不慎把放在袖内的一枝沙枣花失落在地，素爱吟诗联句的乾隆皇帝，脱口吟道：“小女子袖内携花，暗藏春色。”买木热·艾孜木见金碧辉煌的皇宫里香烟缭绕，便即景答道：“万岁爷金殿秉烛，明察秋毫。”乾隆听后，深感这一西域女子竟如此才思敏捷，谈吐非凡，十分欢喜，当即封为“贵人”。这一年，买木热·艾孜木已经26岁了。

　　1763年，买木热·艾孜木由贵人升为嫔。1768年，买木热·艾孜木被晋封为“容妃”。1771年春，容妃随皇太后、乾隆东巡，游览泰山、祭拜孔庙，路上受赏回回饽饽等食品。1778年，容妃随乾隆到盛京，在塞外中秋之夜，受赏“奶子月饼”。到达木兰围场，乾隆猎获野猪和狍子，赏众妃野猪肉，而赏容妃狍子肉。乾隆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回俗清真饭菜如羊肉馄饨等。

　　乾隆帝还为容妃修建宝月楼。宝月楼就是今中南海新华门门楼。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至清朝，乾隆不把她安置在后宫，特营建西苑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乾隆御制诗中，有关宝月楼的诗很多。1760年夏，诗云：“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此以嫦娥比拟容妃。1763年新年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

　　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体现。

　　1788年5月，容妃病故于北京，作为皇族成员，容妃被安葬于清东陵裕妃园寝内，享年54岁。买木热·艾孜木在宫中生活了28年，她把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和赛乃姆舞蹈带入宫廷，在宫廷大为提倡和传播。这对西域和中原音乐舞蹈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对我国近代歌舞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就是乾隆与香妃之间的带有香艳色彩的故事传说，令人不可思议的，在乾隆与和珅之间的故事竟也涂有一层香艳色彩。

　　清朝的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和珅。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奸臣会受到乾隆的无比宠幸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和珅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珅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遥，劳命伤财，朕所以未决。”和珅马上答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自古巡览就是盛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珅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乾隆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和珅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珅流水般地挥霍掉了。和珅也因此更加得到皇上的宠信，被升为侍郎。

　　这种观点认为，和珅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但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才受皇上的恩宠。1790年，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向皇上呈奏，各省库金银亏空。和珅对其怀恨在心，就一面奏请皇上命尹壮图再去查实，一面暗中派了自己的亲信前往。结果尹壮图被降职，原因是所奏不实，和珅更得宠信。官库虽然空虚，但和珅却以各种名目进行搜刮，所以皇帝不愁没银子花，和珅也更加受宠。

　　这是关于和珅受宠原因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浪漫的说法。据记载，雍正帝的妃子马佳氏长得十分艳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宠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17岁，情窦已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有一次乾隆因事进宫，正好从正在对镜梳发的马佳氏身后经过。乾隆出于逗乐，忽然从后面用两手捂住她的眼睛，马佳氏一惊，将梳子向后拍去，正好打在乾隆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伤痕。

　　第二日乾隆进宫去看望母亲(雍正帝皇后)时，被母亲发现了小伤痕，乾隆经不起皇后的再三盘问，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皇后听后大怒，以为妃子调戏了太子，下令将马佳氏牵到月华门勒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奄奄一息，宝亲王便放声哭道：“是我害了你。”说着，便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滴血在马佳氏的颈上，说：“我今生无力救你，来生以红痣相认，20年后再来同我相聚。”话刚说完，马佳氏便淌了两行眼泪一命归西。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面，吩咐用上好的棺木盛殓，并买通宫女把马佳氏贴身的衬衣脱下来，日日同眠。他登基后，这件事渐渐淡忘了。

　　乾隆朝中期时，有一次，乾隆准备出外巡视，就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乾隆帝十分恼火，就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只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边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那个校尉眉目清秀，唇红齿白，态度镇静，特别是相貌有似当年被冤屈而死的妃子马佳氏。乾隆帝心里一高兴，就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校尉答道：“奴才叫和珅，满洲宫学生，在銮仪卫充当差役。”乾隆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珅也无不对答如流。

　　乾隆于是密召和珅进宫，令其跪在跟前，反复端详。看到和珅脖子上有一红痣，宛如当年他给马佳氏留下的印记。再观其音容笑貌，均酷似马佳氏，故以为和珅就是马佳氏转世，从此倍加怜爱，并马上提拔为宫中总管。

　　和珅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人，得此皇恩极为感激，对乾隆无微不至地小心侍奉，乾隆要什么，他件件都办得十分称心;乾隆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加之他善于舞文弄墨，能言善辩，日益得到乾隆的宠爱，而乾隆也认为只有在和珅身上多施恩德，才能对得起生死轮回而来的马佳氏替身。

　　不久和珅就被提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同时乾隆帝还将自己的最宠爱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结成了儿女亲家。和珅在乾隆的庇护下，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却一味搜刮财富，甚至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希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回，大臣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啧啧称赞，涎皮赖脸地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

　　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和珅脸色一沉，把烟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个烟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个烟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一些朝廷忠臣向乾隆帝多次提出弹劾和珅，但都无济于事。

　　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刚死，嘉庆帝就立即对和珅这个前朝头号大权臣、头号大贪污犯抄了家，并以20条罪状处死。被抄家产达8亿多两白银，等于清王朝10年的财政税收，无不令朝野吃惊。故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流行。

　　·25·

　　傀儡皇帝光绪

　　光绪皇帝4岁登基，在位34年，享年38岁，年号光绪。他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倒数第二个皇帝。这既是他的幸，也是他的不幸。从他能以非皇子的身份登上皇帝宝座来说，的确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他这个皇帝当得也实在太窝囊了，没有一件国家大事可以自己说了算，整个一牵线木偶，傀儡皇帝。不仅如此，就连自己的事也自己做不了主，处处受人摆布、牵制，乃至愚弄。在做了长达十年的囚徒后，终于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的一生是窝囊的一生，也是悲苦凄惨的一生。对于这位充满悲剧性色彩的皇帝来说，其38年的短暂人生旅途中，不仅事业不如意，亲政不过是骗局，而且爱情婚姻也不如意，大婚娶的不是意中人，更不可能享受到天伦之乐、家庭之福。不甘心做亡国之君，想要奋起变法，没想到一场宫廷政变竟将自己送入天牢。

　　光绪皇帝的悲剧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从出生到4岁为醇亲王子时期;从4岁到18岁为少帝时期;从18岁到30岁为亲理朝政时期;从30岁到38岁为“囚帝时期”。

　　幸中的大不幸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同治崩驾了。初六，慈禧、慈安两太后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也就是说，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是继承咸丰皇帝为子，入承大统做嗣皇帝的，他不是继承同治的皇位而是咸丰的。于是光绪在哭哭啼啼的声中，被抬到皇宫养心殿，先到西暖阁，向两宫皇太后跪拜行了大礼。然后又到东暖阁，到同治的遗体的旁边，叩拜祭奠，然后“剪发成服”，继了皇位。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告祭天、地、庙、社。这时光绪皇帝才5岁，实际年龄只有3周岁半。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慈禧担心阿鲁特氏日后如生下个儿子，会威胁到她的地位，便下令断绝阿鲁特氏的饮食，她只得靠娘家送来的一些食物维持生命。阿鲁特氏暗暗写了一张纸条传到娘家，问她父亲该怎么办。她父亲写到“皇后圣明”四个字，意思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救你，只有你自己决定了。阿鲁特氏绝望了，于1875年2月20日深夜三更吞金自杀。

　　慈禧为什么选载湉来入承大统呢?实际上完全是出于她的私心，是她想继续垂帘听政、掌握朝政大权的私心在作祟。

　　按乾隆定下来的辈分，皇族依次是“永、绵、奕、载”四辈，道光又接续了“溥、毓、恒、启”字个字。同治载淳属于“载”字辈。他死了以后，应当是“溥”字辈来继承。

　　同治没有儿子，要过继也应当是找“溥”字辈的。而“溥”字辈这时候有谁呢?就是道光的长孙溥伦，但是溥伦这一年已17岁了。如果溥伦继承皇位的话，最晚18岁就要亲政，那样一来“太后垂帘”这一说就没了，所以，慈禧没有选“溥”字辈，而选了“载”字辈的。

　　在“载”字辈中，道光皇帝有9个儿子，老大奕纬，老二奕继，老三奕纲，都死得早，老四奕詝，就是咸丰。咸丰就这一个儿子同治。老五奕誴被过继给了惇亲王。老六就是奕訢，奕訢有两个儿子。这个时候一个叫载徵，一个叫载漪。载徵这个时候没有儿子，载漪这个时候也没有儿子。往下就是老七，就是醇亲王奕譞，奕譞有四个福晋、七个儿子。

　　奕譞跟慈禧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慈禧想要自己的妹妹也嫁给皇室，但慈禧在宫里面很少接触男人，经常接触的也就是奕訢、奕譞这几个小叔子。这个时候是咸丰十年，奕訢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再考虑了。老七奕譞19岁还没有结婚，而且奕譞这个人比较厚道，也比较实在，慈禧看上了，就撺掇这门婚事，把她妹妹嫁给了奕譞。奕譞的儿子中，老大早死了，老二就是载湉。同治死这一年，载湉4岁，再往下就太小了，所以选来选去就选了载湉。

　　因此，载湉对慈禧来说，有两重关系：从皇家来说，是她亲侄子;从她娘家来说是她亲外甥。还有一点，就是同治死了之后，“辛酉政变”这一年奕譞20岁，是奕譞带人到密云半壁店抓的肃顺，奕譞是跟咸丰灵柩回京。走到密云半壁店的时候，肃顺睡熟了，奕譞突然闯进门里把肃顺抓起来。抓到北京之后，不久就把肃顺就杀了，所以在“辛酉政变”中，奕譞对慈禧来说，有重大贡献，为慈禧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慈禧就选定载湉来继承咸丰的帝统，做了清朝的第十一任皇帝。

　　慈禧这样做，是对皇位继承的重大的改动：一是慈禧改变了皇位父死子继的祖制。努尔哈赤死了，由儿子皇太极继承。皇太极死了之后一度有过是弟弟继承还是儿子继承的争论，最后还是儿子顺治胜利了。顺治死了，儿子康熙继承。康熙死了，儿子雍正继承。雍正死了，儿子乾隆继承。乾隆死了，儿子嘉庆继承。嘉庆死了，儿子道光继承。道光死了，儿子咸丰继承。咸丰死了，儿子同治继承。但到光绪这儿改了，这是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制。

　　二是改变了皇位继承程序的祖制。清朝前几届皇位的继承有一个程序，清太祖太宗死了之后皇位由谁继承是由贵族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顺治之后，是顺治临死前由皇太后和顺治共同商量，用顺治的名义发布遗诏说是由康熙继位，没有用皇太后的名义。康熙之后，史书说上是康熙遗诏由雍正继位，雍正之后改为秘密立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都是秘密立储，由皇帝决定继承人。而同治死了之后，却是由太后决定谁来继承的，整个皇位继承的决定的程序改制了。所以，慈禧是一言定大统。

　　三是慈禧还改变了幼帝由大臣辅政的祖制。第一个幼帝是顺治，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两位亲王辅政，叫“辅政王”，后来改名为“摄政王”;第二个幼帝是康熙，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咸丰死时，遗命八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额驸景寿，以及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来辅佐同治。这八位顾命大臣，也叫赞襄政务大臣辅政。后来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夺取了实权，恭亲王奕訢依然做议政王辅政。

　　到了光绪的时候，既没有亲王，也没有大臣辅政，权力完全抓到皇太后手里。这是慈禧对清朝幼帝王大臣辅政的一个重大的改制。慈禧宣布这个消息时，在场的大臣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事后虽有大臣反对，但已无济于事了，比如御史吴可读甚至实行“尸谏”。他事先吞服了生鸦片，然后去见慈禧。见了之后，连头也不磕，大声指责说：“你知道载湉并不是嫡派的继位人，所以选择他，只不过因为他是你妹妹的儿子，使你可以继续听政，掌握大权。臣下都反对你这样做。先皇(同治)的同胞兄弟溥伦亲王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今天我斗胆讲了这些话，你一定会用苦刑折磨我。可是我已经吞下了生鸦片，马上就要死了。我临死之前，一定要让你明白，你选择载湉继承先皇，实在为天下人所共恨!”说完，他就跑到同治墓前倒地死去。

　　载湉继承皇位后，因为年龄太小，母亲又在醇亲王府不能见面，只好由他父亲醇亲王奕譞到宫里帮助照顾。醇亲王奕譞是一位知进退、明荣辱的人，也是深知慈禧的性格与为人的人。醇亲王奕譞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上《豫杜妄论》的密奏给两宫太后。醇亲王奕譞提出，将来如果有人以嘉靖之说奏进，就以此奏驳斥。

　　为什么上这个密奏呢?因为这里头有个历史典故，明武宗正德皇帝死了之后没有儿子，让他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就是嘉靖帝。朱厚熜当时在哪儿呢?在湖北的安陆，明朝规定王不能在北京，都要分在外地，于是把他接到北京来继承了皇位。继承皇位之后，发生了“大礼仪”的争议，也就是嘉靖称他亲生父亲叫什么?继承皇位的那个父亲叫什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礼仪问题。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分为两派：一派说，亲生的父亲应当叫“本生父”，即亲生了你;继承皇位的这个父亲，叫“皇伯父”。另一些大臣不同意，认为继承皇位，意味着你已经过继过去了。但嘉靖皇帝很拧，就是要称自己父亲为“本生父”。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何孟春等135个大臣，到金水桥的南面跪着憾门大哭，声震庙堂，哭了两个时辰。嘉靖火了，让他们退下，他们就是不退下，于是嘉靖皇帝就把编修王相等大约180人，拉到午门前廷杖，因为打伤致病，死了17个人。大臣廷杖被打死17人，这是轰动朝野的“大礼仪”案子。

　　醇亲王奕譞知道这一历史典故，所以就预先写了《豫杜妄论》密折，防止明朝“大礼仪”这个案子重演。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吴大徵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慈禧就把醇亲王奕譞这个秘密的奏折拿出来了，使这一问题圆满解决了。

　　第二，请求免去一切职务。当时奕譞职务很多：都统，御前领侍卫内大臣等。他儿子做皇帝了，他就请求免去这些职务。慈禧不同意，他再申请，才同意把醇亲王奕譞所有的职务都免掉，只保留亲王双俸，就是双倍俸禄之意，这个倒不过分。就负责一个事情，在毓庆宫照顾他的儿子光绪皇帝读书，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闲话。

　　第三，严于律己，日日敬敬慎慎，夜夜乾乾翼翼。奕譞住的正房名为“谦思堂”;书斋名为“退省斋”;几案上摆放“欹器”，上有“满招损，谦受益”的铭句。

　　他在自己的正堂上挂了个“谦思堂”的匾，给自己的书斋起名“退省斋”，几案上摆了一个欹器。这个欹器的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即水没装满的时候是歪的，装到中间的时候是正的;装满了就会倾倒，水全洒掉。奕譞还在欹器上题上“满招损，谦受益”。此外，他还家里挂了一幅字画，上题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如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奕譞想，他们醇亲王府旁边不有个太平湖吗?湖的名“太平”，家就要过一种太平的生活，他认为荣华富贵已经享尽了，就是要求太平了。

　　光绪二年四月，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这时他6岁，实际上4周岁半。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夏同善主要教光绪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

　　刚开始由于环境生，师傅生，伴读也生，一切都生，很不习惯，他就哭、闹、发脾气。翁同龢、夏同善哄也不好哄，近了不是，远了不是，就报告给慈禧。慈禧说你们再好好开导一下皇上，但开导以后仍然不听，发了脾气以后就摔书本。由于光绪当时还是小孩，只好把他爸爸找来了，让醇亲王奕譞到毓庆宫帮着照顾小皇帝读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光绪就比较习惯了，而且读书很用功，慈禧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光绪还是比较聪明的，不像同治那么顽皮，不好好念书，字写得也可以，也能做诗，后来文章也行，因为他受了一种帝王教育，特别强调“仁爱”之心。

　　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起来，如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亦竭诚尽敬以致之。”意思是说，一个老百姓饥饿了，就是等于我也饥饿，一个老百姓寒冷了，等于我也寒冷了。这一年光绪才15岁。他很想当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

　　光绪还写了一首《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

　　意思是说，边塞下大雪，老百姓很冷，但是在皇宫里头，炉火通红暖洋洋的。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皇帝光绪胸中挂念边塞、忧虑贫民辛苦、寒苦的心态。

　　光绪虽然有父亲奕譞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了父子之情。他和父亲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才是父子关系。光绪的父亲是臣，他是君，他父亲在他面前跪着称臣，就家庭生活来说，这是一种悲剧。而且他父亲跟光绪也不能像一般的父子关系那样敞开心扉交谈。与她母亲更是如此。光绪在宫里，他母亲在醇亲王府，光绪想看看他母亲是不可以的，而他母亲想要看看他，不经过特殊的手续，特殊的批准也是不可以的。见了面之后，像普通的母子关系拉拉家常，随便谈一谈也不可以。因此，作为一种家庭生活来说，这种母子关系绝对是一种悲剧。

　　而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呢?教光绪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怕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因此，光绪虽然当了皇帝，但自从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的严厉训斥中长大的，没有母爱父爱，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同时，在感情上、心理上留下缺憾和创伤。这使他的性格有点扭曲的成分，甚至还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

　　影响光绪这种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遗传因素。光绪的性格，更多的不是继承其父“敬谨”的因素，而是母亲一支的“桀骜”的基因。其父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的性格，对光绪影响并不大。他的外祖父惠征曾因携银逃走被免官，可见其不守本分。她的姨妈慈禧太后的强悍性格更是表露鲜明，好强争胜，我行我素，咄咄逼人。这些或对光绪皇帝的性格形成有着先天性的影响;二是教育因素。光绪在毓庆宫长达10余年的读书学习，儒家经典，师傅薰陶，是其性格形成的教育因素;三是社会因素。光绪面临战败赔款，民族灾难，则是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因素。

　　光绪七年(1881年)时，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慈安的突然死去。慈安太后的父亲是广西右江道，早故，家族不繁，较为寒落。对于慈安的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病死的，一种说法是慈禧害死的。

　　之前慈禧害了一场大病，据说得的是“蓐劳”。慈禧病好后，尽管慈安知道慈禧失德，但仍去看她，想感悟她。慈禧也很高兴，就招待慈安吃点心，这是慈禧娘家做好送到宫里来的。慈安有个习惯，午觉醒了之后要吃点心，她看到慈禧这里的点心做得很漂亮，就吃了一些。慈禧问怎么样，她说这个点心很好吃。慈禧就说这是我娘家做的，过几天我让他们做好后，给你送去。慈安很受感动，就跟慈禧说：我们姐妹俩已经二十年了，从同治死到现在光绪七年，一直都很好，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没顾得上说，就是当年咸丰皇帝死之前，留了一个手谕给我，我给你看一下。慈禧看后非常惊讶，手谕上说：如果慈禧跋扈无法，就用手谕处置她。

　　慈安说既然我们姐妹俩二十年了一直都很好，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她烧了。说完就在蜡烛上烧了，慈禧是又惊讶又感动。过了几天，慈禧派人送点心给慈安吃，里面下了毒。头一天慈安还挺好，第二天慈安突然就死了，年45岁。

　　而慈安死后，没等娘家人来，慈禧就下令将其入殓了，这更加引起人们的猜疑。

　　至于慈禧为什么要害死慈安，这还得追溯到同治八年，那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慈禧派心腹太监安得海出京替她做采办。安得海奉了皇太后的懿旨，得意洋洋，乘着轮船顺运河一路南下。当时直隶总督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直隶的管辖地区，没有做任何行动，但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认为太监出京不合祖宗大法。

　　他一面秘密奏报，请示怎样处理安得海的出京，另一面秘密派人跟踪安得海。安得海到了山东以后，就弃船陆行，到泰安进香。快到泰安的时候，丁宝桢秘密派人逮捕了安得海一行。丁宝桢手下的官员说，要慎重处理，因为安得海是皇太后身边的太监，等到懿旨下来之后再处置。丁宝桢说，太监私自出京要正法。于是没等懿旨下来，就处死了安得海一行太监，并把得到的金银财宝上交给内务府。这件事情震动了朝廷，也震动了朝野上下。许多正义的官员表示，丁宝桢敢做敢为，坚持正义，但很多官员认为丁宝桢这一下虽然出了名，但是闯了大祸。慈禧收拾一个巡抚那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认为他可能轻则罢官，重则论斩。

　　当时，慈安太后接到了丁宝桢的上奏，慈安太后找大臣问怎么办?大臣说，按照清朝的家法，太监外出应当正法，慈安太后因此就没有阻拦。丁宝桢杀了安得海之后，没有收尸，而是曝尸三日。

　　慈禧得到这个奏报后非常气愤，打狗还要看主人，何况我身边的贴身太监呢?但慈禧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却没有给丁宝桢任何处分，反而将丁宝桢由巡抚升为总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慈禧和安得海有特殊的关系的谣言。丁宝桢把安得海杀了之后，曝尸三天，有人看到安得海的的确确是太监，这就为慈禧太后洗刷了不白之冤。慈禧暗暗高兴，安得海和慈禧的一些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所以说慈禧暗地里感谢丁宝桢。慈禧虽然没有计较丁宝桢，但在心里却恨极了慈安太后，恨她没有阻拦丁宝桢。

　　总之，当时慈禧得的是什么病?慈安是不是被慈禧害死的?咸丰临终之前到底有没有给慈安手谕?正史上都没有记载，从而给后人留下巨大的想像空间，也是至今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慈安死后，慈禧独掌大权。

　　光绪八年(1882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恐怕“失和”而“退让”。1884年，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军被迫迎战。同年，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再侵犯台湾淡水、鸡笼(基隆)，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领守军扼守淡水，击退敌军侵略。第二年初，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清军获得“镇南关大捷”。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求战变法

　　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颁诏天下。到1898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光绪被囚禁，其间12年，为光绪亲政时期。

　　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仍把持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光绪被她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她显示威严的权杖，或被她看作是御座上的玩偶。慈禧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光绪经常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另一方面她还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光绪在宫内宫外遇到的困境，超过了他的先祖。

　　光绪皇帝亲政后10年间，在政治上最大的举动是两件事：一是在甲午战争中“主战”，二是在戊戌变法中“求变”。

　　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吃了海军不行的亏，战争结束后，就成立了水师衙门，到19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的海军已逐渐建立起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有一支可观的舰队，拥有大小70多艘军舰。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军舰20余艘，其主力舰皆购自英国和德国。南洋水师也有20余艘军舰，多系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也有购自英国的几艘炮艇。福建水师的20艘军舰是福州船政局生产，还有几艘购自英、美的炮艇。这些拼凑的军舰，战斗能力薄弱，无力参加重大海战。90年代世界造船技术又有新的发展，相形之下清政府的海军力量没有跟上舰船制造技术的发展。

　　但是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和同治新政的时候不一样，俄国向远东扩张，向中国的东北和西北侵略扩张，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更从陆上和海上频频地对中国侵略。尤其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不仅建立起一支海军舰队，而且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从而在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爆发后，光绪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一力主战”，竭力筹划备战之策。他一面“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一面严令李鸿章认真备战。6月25日下谕旨对李鸿章进行斥责，指出“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现在“势甚急迫……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并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窥觑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

　　7月1日，光绪再次通过军机处谕令李鸿章备战，并指出：南洋各海口均至关重要，台湾又孤悬海外，日本必为垂涎，命令各督抚“预为筹备，勿稍大意”。4日，光绪又针对李鸿章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外交部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节”，发出旨意：“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至异日别生枝节。”并告诫李鸿章，这种“示弱于人”的做法，易生后患，“著勿庸议”。20日，日本派重兵云集朝鲜，战争一触即发。2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倘倭兵逼近，已露交仗之迹，则衅开自彼，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为加强台澎防务，24日光绪命宿将刘永福赴台湾组织战守。25日，丰岛之战爆发。光绪下令“诏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并专谕李鸿章“现与日本业已开仗，必须厚集兵力，广筹后应”。

　　8月1日，光绪下诏对日宣战，指出：“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国法，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派李鸿章率军迅速出击。21日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29日以恭亲王奕訢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办理军务。

　　10月13日因为叶志超、卫汝贵临敌溃散，光绪将其罢职，以聂士成统两军。25日，日军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29日，谕裕禄饬金州战备。30日，命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会安定、裕禄防剿。11月初，日军占领金州、大连。22日旅顺失陷，光绪责李鸿章“调度乖方，革职留任”。是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总署表示，愿意为中日“调处”，恭亲王奕欣等向光绪和慈禧转达了田贝意愿。当时光绪就直接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光绪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之将领严加惩处。11月27日，下令撤掉“擅离职守摇惑人心”的龚照屿的职务。12月3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统连顺之职，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伟和“拥兵不救”的赵怀业之职，并交部治罪。10日，鉴于奉天危急，谕军机大臣等设法调拨克虏伯炮支援。13日，海城失陷，宋庆退至田庄台。16日，将已因“临敌退缩”革职，析木城遇敌“又复溃退”的副都统丰升阿、记名提督聂桂林交刑部治罪。次日，又令将叶志超、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9日复州陷敌。22日，谕军机大臣迅速整顿队伍，激励将士，遏止敌人西窜之路，并令已革职提督程允和、张光前和总兵姜桂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这时，光绪在慈禧的压力下，不得不命张荫恒、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同时又继续布置战事。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1895年1月，日本舰队游弋于成山海面。14日光绪“著李鸿章、李秉衡饬令各军，加意严防”。18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不久占领荣成，攻陷威海卫南帮炮台。31日光绪颁旨惩罚“临敌退缩”之辈，并令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且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此后，连发上谕，令海、陆军加强战守。

　　7日，日岛炮台失守。9日，定远管带刘步蟾自杀。同日光绪诏责李鸿章：闻各舰被击沉情形，“不胜悲愤，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震动畿疆，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令李鸿章“力图补救”，“齐力合剿”。17日威海卫失守。

　　不久，慈禧太后派李鸿章赴日求和。在投降派和列强的逼迫下，光绪被迫接受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但必须“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

　　《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以丧失领土、主权严重，表示坚决“不允”，拒绝签字。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密谋策划，威逼光绪画押。5月2日，奕訢、徐用仪、孙毓汶等人在朝廷上集体向光绪发难，要求光绪批准条约。“上(光绪帝)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后否?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訢)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翌日，《马关条约》才正式批准。11日，光绪帝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等。

　　在这国家危难之际，慈禧又在做什么呢?在准备隆重庆贺自己的60大寿。慈禧表面上不再垂帘听政之后，改清漪园名为颐和园，大兴土木。慈禧60大寿时，她想仿造1761年乾隆给她母亲庆贺70大寿的那个规模来做。但时代不同了，乾隆的时候是清朝的全盛时期，所谓“物产丰盈”、“富有四海”。乾隆自己还说花钱太多了，有点吃不消。而慈禧60大寿这个时候已经是国贫民弱，外敌欺辱，根本没有条件来搞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庆寿。

　　但慈禧不管不顾，竟然花了七百万两银子来庆寿，从头一年就开始准备。自皇宫到颐和园沿途布置彩棚、彩灯，用了彩绸10万匹、红毡条60万尺。在花费的银两中，其中户部国库出四百万两，京官捐了121万两，外官捐了167万两，两淮盐商各捐40万两，宫女太监也都要捐银子，摆饽饽桌，从北京城里一直摆到颐和园，饽饽桌一摆就是850桌。

　　而当时北方正闹灾荒，哀鸿遍野，北京城多处设粥厂，救济难民。有人不满，就题写门联，贴于京城：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说来也算巧合。慈禧这个人，每逢甲年就不吉利：甲戌(同治十三年)，独子同治死;甲申(光绪十年)，50大寿，中法战争;甲午(光绪二十年)，60大寿，中日战争;甲辰(光绪三十年)，70大寿，日俄战争。

　　中法战争的失败，甲午海战的失败，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清朝已到了非变革、变法不行的地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热潮，可惜这场变法不仅雷声大，雨点小，而且是昙花一现，流星一闪，仅维持了103天，就在慈禧的铁腕高压下，销声匿迹，毁于一旦了。从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到同年的八月初六，一共103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地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97年愤然上书。康有为想起多次上书一直石沉大海，心中十分愤慨。在这篇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才从报纸上看到这篇奏章，大为感动，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訢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理由是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想法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在随后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大有好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是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的。

　　当时许多守旧大臣也对维新措施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往上送。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6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掌握了人事大权。

　　“六堂官事件”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荣禄就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二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北京西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而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只是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没考虑能否实行下去。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小孩过家家。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势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急、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九月十六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备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慈禧把光绪囚禁起来，又杀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这下，光绪帝完全成了一个囚徒，被监禁在西苑瀛台，或颐和园的玉澜堂。到过颐和园的都知道，这里完全是一个死院，东西两厢的墙是一个暗墙，不能从窗户跑，皇后住后院也不能到前院来。从光绪24年到34年光绪死，整整十年。

　　“戊戌变法”是清朝五次历史机遇当中的最后一次，变法的失败使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改革变法的机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朝的灭亡。

　　婚姻不幸

　　光绪皇帝一生政治生活可以做出一个结论是悲剧，但是光绪的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光绪只有一后二妃，这在清朝皇帝里面是十分罕见的。

　　1888年，光绪18岁，已到结婚年龄了。西太后慈禧决定为光绪成亲。慈禧不顾光绪本人的反对，给他物色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皇后。她就是慈禧亲弟弟佳祥的女儿，比光绪大3岁，时年已21岁。这位皇后长得实在不漂亮，瘦弱驼背，才能也平庸，再仗着有慈禧这层关系，行为做事比较骄横。光绪虽然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其实，光绪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他俩是表姐弟关系，属于近亲结婚。然而，慈禧之所以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就是想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继续掌握朝廷大权。

　　光绪对这桩婚姻从定亲时，就不满意，接踵而来的不幸是择定婚期前一个多月迎娶皇后的必经之门太和门在深夜突然起了大火，吞噬了太和门及其左右的贞度门、昭德门等建筑，不得已，只好清理火场，临时赶制了太和门彩棚，才得以奉迎皇后入宫。

　　光绪与皇后的婚事也许正应了那场预兆不祥的大火，夫妻两人生活上一辈子不亲、政治上不合。在光绪与慈禧帝后两党之争中。皇后不仅始终站在慈禧一边，而且还起到了忠实帮凶的作用，是慈禧探听、监视皇帝行动的一个忠实耳目。

　　他俩在生活上也不协调，光绪始终不爱她，两人各闹各的犟脾气，你不迁就我，我更不迁就你，互不让步，只是当着西太后的面或在别人面前，才装成夫妻样，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事实上双方彼此并不说话。据说在光绪临死前的十多天，有一天皇后来请安，光绪当即吩咐皇后“请跪安吧”，意味着请她马上退下。然而，皇后没有及时退下，而是装作没听见。光绪连发两次话，她都不答理。光绪是个易怒的人，他奋起身来拽下皇后的发髻，把皇后的一只玉簪子摔在地上。总之，光绪跟皇后斗气不斗嘴，有她只当没她，干脆把她晾在一边，他俩至死也没有感情，甚至还有解不开的怨仇。皇后事实上守了一辈子活寡。作为家庭生活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当时一块随皇后入宫的还有两位妃子瑾妃和珍妃。她二人是亲姐妹，瑾妃相貌一般，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

　　珍妃入宫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珍妃性格活泼热情，年龄也小，无忧无虑，喜欢打扮，甚至于女扮男装，经常穿着男人的衣服。她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较为轻松的时光，特别是珍妃与他政治上多有契合，珍妃支持他进行变革、变法。而这一点，是慈禧最不愿看到的。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慈禧对她极端厌恶起来。裕宽想谋一个福州将军的职务，他先托人找李莲英，想走李莲英的后门来谋这个缺，李莲英要价太高，他没有接受，他由于跟珍妃家里有一层关系，就托珍妃来办这个事。结果，被李莲英察觉到了，就报告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生气。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这天，光绪循例到慈禧太后那儿请安时，慈禧不搭理他，头不抬，眼不睁，光绪跪了好长时间也不敢起来，也不敢问。最后慈禧甩出一句话来，说你那个珍妃，你不管，我可要管一管了。光绪退出，回到他的宫里不久，一个太监就来跟他报告，非常慌张地说出事了，珍妃遭到了廷杖。

　　廷杖尽管明朝常用，但在清朝几乎没有用过，有人说慈禧还是实行的褫衣廷杖，就是脱了衣服打板子。这对一个妃子来说，既是肉体上的痛苦，又是精神上的羞辱。这件事正史没有记载，只说这一天御医给珍妃看病，珍妃受到惊吓，浑身肌肉颤动，甚至昏迷不醒，夜里几次紧急召太医到珍妃那儿。从这些记载来看，珍妃可能是真的受到了廷杖。这事传到光绪那里，光绪自己是皇帝，却连自己爱妃的利益、权利都不能保障，他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慈禧对珍妃实行廷杖，可以收到一石五鸟的效果：从光绪这个角度说，是对光绪的警告。你老宠着珍妃，你不听我的话，我要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借着珍妃教训光绪。从皇后的角度来说，是对皇后的心理安慰。珍妃老受宠，你老被冷漠，我惩治珍妃，给你出口气，给她亲侄女出口气。从珍妃角度说，做的事被慈禧抓住了，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以解慈禧多年对珍妃的心头之恨。从宫女的角度说，皇宫应当是一片净土，怎么可以在这里面贪污纳贿，卖官鬻爵，惩治一个人，教育一大片。谁再敢卖官鬻爵以此为戒。最后从慈禧来说，惩治了珍妃就吐出了一肚子的怨气，但事情还没完。慈禧接着又连发两道木牌，告诫瑾妃、珍妃和其他的人。

　　第一块木牌是大意是这样写的：“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从重治罪”。看起来，光绪变法，珍妃可能从侧面支持或者鼓励，可能有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她讲到干预国政。

　　第二个木牌明确指出告诫瑾妃和珍妃的：“平素妆饰衣服，俱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得违例，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特别提到瑾妃和珍妃的穿着衣服，看起来珍妃穿男人衣服，女扮男妆，讲得很具体了。

　　之后，慈禧就命人把珍妃打入冷宫，大门反锁，饮食从门槛底下递进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一条规矩：今后不许再见皇上。

　　因此，光绪的一生，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都充满着悲剧色彩。光绪无儿无女，身边没有子女的家庭欢乐，自己长期过着一种囚徒的生活，没有任何人跟他来往，孤苦伶仃，寂寞寡人，对个人生活来说，也是一种悲剧。

　　尤其是他与慈禧之间的恩恩怨怨更令人嘘唏不已。是慈禧点名让他继承皇位的，应当说慈禧是他的恩人;慈禧既是他的伯母，又是他的姨妈，他对慈禧叫“圣母皇太后”，又是慈禧把他抚养大的，按理说慈禧是他的亲人。但是在政治上，慈禧又是他的仇人和敌人。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慈禧既是光绪的亲人、恩人，又是光绪的仇人、敌人，这是一个矛盾，作为家庭生活来说，也是一种悲剧。

　　死因之谜

　　慈禧重新出面训政后，还多方凌辱折磨光绪。起初，慈禧想过要谋害光绪，后来又想把他废掉。光绪深知慈禧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常常对天长叹：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

　　光绪被囚于瀛台，由慈禧的四名亲信太监监视着。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在太监的监视比较松懈时，就偷偷地记日记。这样差不多被关押了整整两年。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引起英、俄、法、德、美、日、意、奧等八国联军入侵。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帝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临走前，慈禧命总管太监李莲英硬将光绪最为宠爱的妃子兼同道者珍妃推入东华门内的一口井内害死。

　　在逃亡中慈禧下令剿杀义和团运动。1901年岁次辛丑，九月七日，清政府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1902年1月，光绪又被慈禧带回北京，仍然被囚禁在瀛台。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他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他也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因此，“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被囚禁的光绪，病情日益加重。御医在光绪的《脉案》中多次写下这样的话：皇上脉搏微弱，面色发黄，鼻子溃疡，吃饭不香，消化不良，心情烦躁，时常叹息，气短而懒得说话，精神恍惚，常常半夜醒来，对墙无故发笑。皇上本来身体就不好，气血双亏，心肾两虚，现在又胸中郁闷，虚火上升，造成脾胃不和。

　　1908年10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

　　当天，即21日就命令光绪的饮食、医药之事统统由李莲英服侍。这天下午，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

　　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大臣将此事告知光绪皇帝后，因为溥仪是自己的亲侄子，又让自己的亲弟弟监国，光绪皇帝十分满意。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

　　半个月后，溥仪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登上了大清王朝末代皇帝的宝座。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是慈禧令太监将他毒死的。因为人们总觉得他只比慈禧早死一天，这太奇怪了。光绪当时身体很虚弱是不假，但为什么连这一天也拖不过去呢?是慈禧手下最后几天在药里下了什么东西，还是做了别的手脚?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也有人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告密，使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将会问罪于他，于是就与庆亲王勾结，打算废黜光绪，立庆亲王之子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杀了光绪。

　　也有人主张是李莲英害死的。因为李莲英一直跟着慈禧，怕慈禧死了之后，光绪执政，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下手，让光绪死在慈禧之前。

　　当然，也有人认为光绪是病死的。光绪自幼身体孱弱，一直有脾胃虚弱的毛病。成年后又有滑精症状，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他又长期咳嗽，似乎患有肺结核。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眼、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逝世前一年已病入骨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清德宗实录》和《光绪朝东华录》，以及《清宫档案》。在这些记载中，一致认为光绪属于自然病死，是正常死亡的。

　　·26·

　　传国玉玺之谜

　　公元936年，当李从珂和后妃登玄武楼积薪自焚时，还牵出一件惊天大案，那就是传国玉玺自此神秘失踪了。从此，关于它的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说传国玉玺之前，要先说一说和氏璧。

　　而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物，就莫过于和氏璧了。

　　公元前689年，有位叫卞和的楚国人，从荆山上得到一块珍贵的玉石，他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就把它献给楚厉王。不想楚厉王认为不过是一块普通的山石，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于是以欺君之罪砍掉了他的左脚。武王即位后，卞和又带着那块玉石前来进献，而武王也同厉王一样，认为仅仅是一块普通石头，又以欺君罪砍掉了他的右脚。文王即位后，听说失去双脚的卞和，每天怀抱石头，跪在荆山下痛哭，以至最后眼泪哭干了，流出了鲜血，于是招来卞和，询问缘由。卞和回答说：“我不是因为别的事情而悲伤，只是因为无价之宝被认为是普通的石头，忠贞的臣民被误认为是刁民，这样的遭遇让我肝肠俱裂。”文王令玉匠对卞和怀中的石头进行打磨，刚切开一角，就发现里面异光闪烁，璀璨夺目，果然是稀世珍宝。文王把它命名为“和氏璧”。从此卞和献玉的故事就成了凝聚着血泪的千古佳话。和氏璧，也成了“天下所共宝”，一直被收藏于楚国宫中。

　　三百年后和氏璧莫名其妙地流入赵国，落入赵惠文王手中，引起秦昭襄王的垂涎，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进行交换。但当蔺相如将璧送到秦宫时，秦昭襄王却食言;多亏蔺相如凭着大智大勇，先是“完璧归赵”挫败秦王的阴谋，接着又在渑池会上戳穿秦国的第二个圈套，保住了和氏璧。这便是成语“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的出典。

　　但新一代秦王嬴政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血洗长平，马踏邯郸，终于在血雨腥风中得到了这块令几代秦王梦寐以求的晶莹美玉。当他登基称“始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时，为了显示自己前无古人的至尊伟大，特的用和氏璧制作了“传国玉玺”，并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玺的造型是螭龙盘踞，张牙舞爪。螭是神圣之物，虎是威猛之象，充分体现皇帝独尊和无上权威。刻制这颗玉玺的是著名玉工孙寿，题写玺文的是著名书法家李斯。价值连城的玉质，巧夺天工的雕刻，加上盖世无双的书法，使这颗玉玺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这方传国玺自此就成了承天受命的象征，得之者欣喜若狂，以为“天命在朕躬”，就洋洋得意地宣称自己是名正言顺的正宗皇帝;自称皇帝而没有得到它，就会自惭形秽，心里发虚，甚至被认为是冒牌货，充其量也只是“白板天子”。

　　而这方“传国玉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在创业者手里，被视为得天命的神圣之物，而到了末代子孙那里却又无一例外地成了国亡身死的不祥之物。它的辗转流传，易手换主，甚至成了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标志。后来，它的归宿迷失在唐末五代烽火遍野的兵荒马乱之中。此后，虽然它时隐时现，乍沉乍浮，引发了无数阴谋诡计，诱发了无数刀光剑影、血腥厮杀，演绎了无数狂欢与巨痛、惊险与神秘的传奇，但都不能确认，其下落也最终成了千载悬案。

　　秦始皇刻传国玺时本想使秦朝天下永世万代传下去，没想到仅传了两代就寿终正寝了。秦末，刘邦先入咸阳，秦始皇的孙子子婴不得不乖乖地捧玺跪于咸阳道上，献给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刘邦称帝后，号“汉传国宝”。公元前1年，汉哀帝刘欣病死，幼帝登基，传国玺由皇太后代管。王莽篡位自立前，派堂弟逼皇太后交出传国玺，太后大骂来人，但被逼无奈，气得将它掷于地，说：“你们兄弟逆悖天理，不会有好下场!”当王莽拿到传国玺时，发现它被砸掉一角，连忙命玉匠用黄金镶饰。新莽政权垮台时，禁卫军校尉公宾得到传国玺，赶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传国玺一度挂在赤眉义军首领的头颈上。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刘秀。因此东汉初年，传国玺重回宫内。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硅携帝出逃，玉玺失踪。汉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兵士见宫中一井在早晨时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得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孙坚妻，夺玺。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汉献帝在此，至此，传国玺又归汉室。公元220年，曹丕篡权，逼献帝禅让，汉亡。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

　　公元265年，司马炎同样篡权，称晋武帝，传国玺归晋。公元311年，前赵刘聪虏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在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公元350年，再传西魏，后西魏乞求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南京)，这样，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隋朝一统中国，传国玺入了隋宫。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扬州江都，隋亡。萧后携太子元德带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朝初，太宗李世民因没有传国玺，遂刻了几方“受命宝”“定命宝”之类的玉玺聊以自慰。贞观四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突然与元德太子返归中原，传国玺于是又归于李唐。

　　唐末，天下大乱，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公元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也随着到了后唐。而最后一个掌握传国玉玺的皇帝就是李从珂。

　　后周太祖郭威登基时，遍寻传国玉玺不着，无奈刻了“皇帝神宝”等两方印玺，一直传至北宋。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那儿继承了这两方宝印，而没有传国玺。北宋哲宗时，农人段义犁地时发现一方玉玺，送至朝廷。各部各阁的大学士经过多方论证，依据前朝的遗迹，最终确认不是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玺。其后，有关发现传国玉玺的消息就时有耳闻，但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真正的传国玉玺从此就杳无踪影了!

　　传国玉玺既为和氏璧所制，流传万年不坏。它必定静静躺在某个不为人知之处，若有人能访得其踪迹，必定是轰动考古界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