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陈师行的老婆相片:马立诚：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上）

作者：马立诚
来源：燕山大讲堂
来源日期：2011-6-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9 19: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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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1：邓小平贡献最大的是其“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以后，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大陆崛起。
要点2：老左派们认为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城里一切被私有化的财产重新收归国有。在城市要打倒炒房地产的私营房地产商，把他们所建的房屋全部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
要点3：西方新左派第一反对资本，说资本奴役着我们，我们任何人跟资本对抗不了。第二是反对大公司。中国的新左派也照猫画虎提出反对跨国公司统治、反对资本、反对市场、反对全球化，等于只是做一个邮递员，没有结合中国的情况，未融进中国的现实。
要点4：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主张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人大政协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
要点5：民族主义主要是非理性，是以血缘作为认同基础，忠于本民族的最高利益。
要点6：民粹主义思潮有五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极端贫民主义，穷人的就是对的，富人的就是错的;二是反对代议制民主，要求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三是要求结果平等，而不是起点平等;四是道德至上;五是诉诸暴力。
要点7：海内外的新儒家有不同，美国、台湾、香港的新儒家比如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主张提高道德：“吾日三省吾身”。大陆的蒋庆们说最重要的是把中国的政权掌握在儒家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改成为尧舜禹，公务员考试考六经。
要点8：民主社会主义的起源，恩格斯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分为两拨人，一拨人放弃暴力革命，一拨人坚持暴力夺取政权。前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把赞成暴力的拢来，成立共产国际。反对暴力的那批人成立社会党国际，今天的生命力还特别强大。国内徐景安、王占阳也提出要根据人民是否幸福来判断社会主义标准，而非公有制所占比重。
燕山大讲堂113期
主题：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主讲嘉宾：马立诚(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凤凰卫视评论员)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6月9日(周四)晚7点-9点
地点：北方工业大学四教十五层报告厅
主持人：李国盛
主持人：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第113期腾讯燕山大讲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著名政论家、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马立诚老师。本次活动我们非常感谢北方工业大学史仲文教授、张轶老师给予的大力协助。
马老师曾写过《交锋》、《呼喊》等15本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交锋》。1997年在邓小平去世前后日子里，有一批人连续抛出4份万言书，要提倡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的这个舆论让很多人害怕，担心挨整，社会情绪一片低落，甚至有的民营企业家把家产迅速转移到国外，自己拿着绿卡随时准备撤离的架势。马立诚老师当时和凌志军先生一起出版了《交锋》这本书，痛批了这4份万言书给改革开放造成的危害。《交锋》这本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社会的热点，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下面掌声有请马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马立诚：刚才北方工业大学的张老师介绍说最近是期末考试时间，同学们最紧张的时候。今天还是来了很多年轻朋友，把准备考试的时间腾出来，我挺感动的。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点儿收获。
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这些年为社会思想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宽容，所以各种思潮才有问世的可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思潮?因为中国这些年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有些社会问题非常令人焦灼、痛苦、郁闷，那怎么办?这八种思潮就是针对中国发展中问题的8个药方，犹如春秋时期各种思想在咱们大地上开始诞生，博弈的、重合的、争论的。未来的中国走向跟这八种思潮密切相关。大家在听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判断，你认为什么样的思潮将会在中国占据一个主流的地位或者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这八种思潮分别是：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讲这八种思潮，有的简单，有的详细一些。
邓小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大胆突破，政治上多方设限
第一个思潮是邓小平思想，我们生活在今天都能感觉到这是主导性的意识思潮。我们平常在大学课堂里以及工作都有很多接触，我就概括地介绍一下。邓小平对再造中国立下了丰功伟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官方提法叫总设计师)他提出并力推改革开放决策，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面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突破。我们可以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他在中国学界里影响很大，他写过《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在这本书里哈耶克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泾渭分明。一直以来整个学术界和政府都是这么看的，但邓小平把这两者界线打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贡献非常巨大。特别是1992年“南巡谈话”，突破禁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应该说邓小平贡献最大的是其“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以后，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大陆崛起。去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也是邓小平的一个功劳，因此今天在座的诸位还是生活在邓小平思想延长线上。
邓小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大胆突破，政治上多方设限，不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其实也做出了他最大努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另外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也是邓小平力倡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非常罕见的肯定了西方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邓小平特意把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作对比，肯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是很罕见的。之后邓小平多次讲过我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苏联。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1958年8月24日发表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几次，不能靠民法、刑法、商法等这些东西维护社会秩序，我们每次的会议都是法，开一个会议就是法”(这是发表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集426页——427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作对比就会发现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邓小平推动中国要走上法治之路。邓小平曾意气风发的肯定西方政治制度讲话时，他提出要着手改革的原因是我们国家制度不好。过去从来没有人说中国的制度不好，出了四人帮也只是说这四个人不好，但制度还是蛮好的。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说，“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所以邓小平提出制度改革的课题。
但他在发表讲话的时间里，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情况愈演愈烈，最后波兰共产党下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成了波兰总统。这件事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紧张了。从那以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谨慎起来了。所以邓小平在1986年讲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他不再提中国必须政治体制改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思想变化的过程。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就更慢了，没有实质性的前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在制度变革方面没有同时跟进，一个腿正常，一个腿不正常，是瘸子走路。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邓小平晚年已经注意到了，他说发展起来以后，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变革还会失败。
老左派想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要进行好几次
第二种是老左派思潮。老左派年龄比较偏大，老左派思想有一个特点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相始终，比如说最早的“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打击包产到户、压制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探索、反对商品经济的提法、更反对市场经济的提法，主张什么事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认为计划经济不容否定，同时还有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的通过，还有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的一些问题、灾难都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
我着重介绍一下他们最近的一些活动，明年开十八大，我说说十七大后的情况。2008年4月我到乌有之乡书店买了6本自费印制的书，其中有马宾的书，他过去是做过很多贡献的。我补充一句，老左派里面有的真是因为信仰并非投机捞钱。像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退休工资每个月一万左右。上次吉林通钢事件工人们起来把并购钢铁公司的私营公司经理给打死了，李成瑞老人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一半送给通钢的工人，希望他们上街游行，支持他们。钱给他们连个收条都没有，因为信任他们。李成瑞的生活非常朴素，在人格上我非常尊重他，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交流，因为信仰，所以比较保守，但他不是两面三刀，变来变去。不过左派也有变来变去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马宾在《纪念毛泽东》书中说“中国已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候”。那中国怎么会造成马宾所说的这种局面呢?马宾说“历史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社会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说“文化大革命非常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该积极规划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把城里一切被私有化的财产重新收归国有。农村要重新实行劳动集体化、土地国有化、生活社会化。在城市要打倒炒房地产的私营房地产商，把他们所建的房屋全部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这是马宾的主张。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要进行好几次”。他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平反。 另外乌有之乡现在的灵魂人物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他要求大家学习马列著作，专门开了一个会议“马宾著作座谈会”来助阵。张宏良说中国目前是一个邪教，要用文革的方式改变它。文革一开始提出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是何等大无畏精神。张先生说：“我们中国是物欲肉欲至上，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动物本性的原始状态，演变成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要求解决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腐败问题”。
还有一个叫梅俏的左派说“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过去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邓小平理论?”、“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我们优秀的精神，把我们社会退化到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娼的旧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买卖资本家……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有一个总的纲领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四大民主”、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尤其是反对私营经济。刚才国盛介绍我们当初写《交锋》时批评4个万言书。当时第一个万言书说，这些私营老板是准备照法国的方法办事，什么方法?不让我当议员就不给你纳税，私营企业者准备在合适时就把共产党连锅端，这是万言书里面的话。第一个万言书刚出来，流传10万份，从新疆到山东，从黑龙江到广东，政界、学界、人大、政协全看见。我和吴敬琏等几人一起在北京东边的一个饭馆谈，那时我们这四个人由一个老板请我们吃饭，他听我们分析万言书，我们都吃完、说完了，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老马我得走了，我说去哪儿，他说外国，听你们说万言书吓坏了。
其实中国的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老左派意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焦虑情绪，特别是近些年腐败丛生、黑恶横行、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使很多人产生了无力沮丧感。在这种情况下老左派思想有所抬头。有一天我在深圳演讲，讲完以后进行交流互动，一个年轻人说“马老师，你知道我们在深圳买不起房子吗”?
我说“我理解”。
“你知道我们在深圳有病不敢看吗”?
我说“我理解”。
“所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那个时代都是平等的。”
坐在第一排的老者站起来回头问他“你在毛泽东时候生活过没有?没有生活过就别胡说。如果在毛泽东时代你就没法跑到深圳来!你的进城自由是完全没有的，每个人都拴在自己的人民公社里……另外中国的落后与贫穷是毛泽东专制造成的，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截然对立，以致俩人离开自己的座位在过道里打起来，一个人说“你再说一句我踢死你”。另外一个人说“你再说一句我打死你”，后来我赶紧叫服务员把他们请开，君子动口不动手。一个社会必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黑暗，这也是老左派的主张得到一部分人拥护的原因。
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病，不是药方
第三种是新左派。新左派跟老左派很不同，新左派主要粉丝在大学校园里。刚才我讲老左派或者一些跟随者是处在弱势群体里的一些人和思想非常保守的一些人。刚才我给大家念了一些老左派的话，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文章没有论证过程，上来就扣帽子，“你是汉奸”，为什么是汉奸没有论据。新左派完全不一样，北大巩献田教授是老左派，反对《物权法》。他给吴邦国写信，说不能通过这个，说违背了苏维埃的立法原则。那怎么讲这句话?他说应该是在“国有财产”前面加“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提到国有财产时前面缺少一个帽子，即“神圣不可侵犯”。把国有财产和个人财产放到一块，就偏向个人，把国家财产地位给降低了。全国人大回答得很好，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竞争主体是平等的，如果公民个人财产不重视，不给平等保护，怎么能对得起人民。最后物权法通过了。
从老左派的说辞看，老说斯大林、苏维埃，新左派没有这个。新左派主要受西方当代新左派的影响。那么西方是否有老左派、新左派吗?有，西方老左派和中国老左派有点像，上世纪20年代苏联发生十月革命，西方老左派拥护列宁、前苏联，认为苏联找到了人类的前途，后来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员大清洗，杀掉了很多人，大家对苏联有了一些看法，不太赞同苏联的做法，于是老左派在西方就消沉了。也就是说在苏联那么多血泪、暴行面前站不住脚。后来新左派起来了，那么西方的新左派有什么观点?没有保卫苏维埃一说，而是：一反对资本，说资本奴役着我们，我们任何人跟资本对抗不了。二是反对大公司，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赖特·米尔斯在1960年就写了《论新左派》，反对大公司，认为大公司是主宰我们命运的，我们谁也抵抗不了大公司。所以中国现在的新左派提出反对跨国公司统治、反对资本、反对市场、反对WTO、反对全球化，这个跟中国的老左派有区别，而且新左派写文章基本上比较西化。大学是新左派主要市场，美国也是，因为大学里容易脱离实际。若到金融界、公司、企业说反对资本肯定是不行的。大学里有理想，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反对这个社会，装成是社会的监督者。所以英国的新左派批评英国，美国的新左派批评美国，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跟英国、美国差很多，所以硬将其搬到中国来是不行的，等于只是做一个邮递员，没有结合中国的情况，未融进中国的现实。比如在中国反对资本融资，反对跨国公司，显然这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定冲突，中国的新左派有一种西方新左翼的理论色彩和新闻色彩。不过我认为西方的新左派并不了解中国。比如美国詹姆斯教授三年前写文章歌颂文化大革命，他说“毛泽东所做的比喻最发人深省，毛泽东大声疾呼，我们像一颗精神原子弹释放出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意向(核弹的爆发)促进了旧式封建乡村结构的粉碎，也使旧习俗神奇般的消除，进而唤起了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这种文革的解释是完全不对的。现在由于中国的新左派搬过来了西方新左派的这些看法，结果中国的新左派慢慢发展成支持文革，这和老左派有共同点。你反对资本，反对加入WTO，那你给中国出一个主意中国怎么办?他没有办法，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提出的办法就是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办法是不行的。比如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他们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中国新左派说，中国的腐败是西方跨国公司造成的，西方的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汪晖教授还把中国的问题归在邓小平头上，他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出现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开发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这些因素构成了富人阶层的出现和制度性腐败的前提。
阿拉伯学者萨米尔·阿明的“中心—边缘”理论，这个理论被各个新左派所使用，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心，埃及、印度、中国是边缘，全球化的结果是中心日益掠夺边缘，使边缘更加边缘，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一个梦。中国的新左派把阿明的理论搬来了，而汪晖的著作里最多，“中心—边缘，边缘--中心……，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梦。”但我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梦，是现实，这30多年中国享受到了全球化好处。新左派还反对现代性、反对启蒙、反对理性。为什么会反对启蒙?他说什么叫启蒙，西方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半路上，把人民思想解放叫启蒙，为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展开思想运动。现在中国百分之百是资本主义了，哪有什么启蒙?基本论断是：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启蒙”已经过时了，已经死了。当然对于这个有很多争论。
新左派提出贫富分化、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这个观察是比较理性的，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对的，崔之元有一篇名文《文化大革命有积极因素》，其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有积极因素，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学习群众运动经验，学习大民主。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来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病，不是药方，对中国来说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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