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与普京同台视频:马立诚：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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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价值、个人权利

　　第四种是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跟邓小平思想有一个蜜月期，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的口号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锢，打破僵化，扩展个人自由，冲破思想禁锢，呼唤民主法治”，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提法也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主张，也是当时邓小平的立场，但随着反自由化运动和精神污染运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邓小平思想分道扬镳，因为自由主义思想显然是被清理的对象。后来在1990、1991、1992年邓小平主张受到抵制，中国左倾思潮回头，邓小平不得不发动南巡提出市场经济并且支持个体经济发展时，自由主义思潮和邓小平思想在1992年再度携手，有了第二个蜜月期。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左派是抵制市场经济的，主张计划经济的，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30年的命运蛮有意思，追溯得最早一点是北京大学的严复所提出的，严复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他任何愿意做的事，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界限”。严复翻译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论自由》，跟严复同时期的有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包括后来的顾准等人都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

　　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财产权，有一篇文章写“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引用的是英国18世纪首相一句话。是说我这个房子很破，很小，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刮进来，但国王的千军万马要在我的房子面前止步，因为这是我的私有财产。这是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自由主义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价值、个人权利。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主张宪政、民主政治。李慎之先生给《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作序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有一天我在去美国的飞机上，一个房地产商和空姐争论起来：空姐说：“得给穷人点儿补贴。”

　　房地产商说“美国这么好，你为什么穷呢?自由主义凭借自己本事到市场上去练，怎么能给你一个补助呢?我辛辛苦苦盖房子多累啊。很多移民只会在家里生孩子，不劳动，没有科学的发明创造，就伸手向政府要补贴”。

　　空姐说话是民主社会主义式的，房地产商说话是自由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是高度的重视个人价值，重视市场。民主社会主义是主张要求政府给补贴，帮助一下穷人。所以秦晖从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自由主义应该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相结合。民主社会主义比较强调社会性：公正、平等、救助，而自由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这两个应该结合起来。秦晖认为自由主义不用和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划清界限，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人大政协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一种追求，改变对权力的监督和监管，使政策更加透明，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西方跨国公司而是中国国内陈旧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所以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左派从来不谈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区别在这儿。新左派闭口不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自由主义者主要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他们的区别。

　　另外，自由主义反对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反对文革，认为文革不是扫除腐败，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民粹主义，提倡程序、代议民主。自由主义反对义和团式的爱国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赞同全球化，全力支持中国加入WTO。

　　第五种思潮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中国概括起来说主要是抵制全球化、反对西方。

　　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

　　我曾在上海买了两个钱包，一个钱包上写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外一个钱包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这里面曲折的表达了民族情绪。民族主义主要是非理性，是以血缘作为认同基础，忠于本民族的最高利益。另外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外壳，没有内容，因此容易被人利用。有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个联合抵御外部入侵的凝聚剂，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的是正面作用，但现在没有这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没有必要了。民族主义的边界和国家边界相重合。现在过分的鼓吹民族主义，岂不是帮助赞成疆独吗?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各种各样的，是一把双刃剑。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很早就开始了，最初还是局限在学者圈里，真正让民族主义话题走进大众并且燃烧起来主要是《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现在南方周末的编辑说他借钱买《中国可以说不》，看得热血沸腾。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是完全被利用了，被书商利用，因为民族主义演变成了一种商品、赚钱的工具。民族主义为何能煽动起不少人热血沸腾，就跟吃春药似的?《中国可以说不》迎合了当时“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美国的完蛋是立刻的事”。这些词汇充满了激情，基本上是义和团式情绪。年轻人涉世为深，容易激动起来。还有一本书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里面说“美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东西，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是为了向美国公众灌输这样的偏见：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党主义国家，美国记者甚至不做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这些话都是“完全”、“任何”、“都是”、“一切媒体、一切记者”，不加区分，这到底是说《纽约时报》还是说《洛杉矶时报》?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比如清华大学梁晓说他从不看《参考消息》，为什么?因为《参考消息》登的是外国消息，全是转载，很少有中国人写的，是借外国人的嘴夸中国人的好。

　　书里面还说“好莱坞是制造丑陋中国人的大本营，对中国有华人倾向一贯恶意丑化，即使李小龙这样的角色不近美色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因为这剥夺了东方男子的性象征”。这也完全是情绪煽动。

　　在这本书之后有第三本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民族主义和新左派在这点上是合流的。这本书提出“中国要准备光荣的孤立”。中国不怕孤立，因为中国特别大，省跟省做贸易就好象跟欧洲的国与国做贸易，跟美国、欧洲、日本断交封闭起来，日子照样过得好，这种思想叫光荣孤立。这跟邓小平思想不相关，小平说“中国长期以来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来到鸦片战争，300多年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社科院杨斌写了《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韩德强教授写《碰撞》，为了阻止中国加入到WTO，书里面特别耸人听闻：“如果我们加入WTO，美国农产品挤开中国市场大门，中国农民就买不起油盐酱醋，大量的农村人口将失业，城市大量工厂将关门，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的律师、会计服务都要来中国，问题更严重，我们明天到哪里去挣钱呢?若干年以后，美联社要接管新华社，接着把中国记者大裁员，中国银行体系崩溃，存款变废纸，中国无论是国企、民企、乡企都将倒下”。这是韩德强教授在中国加入WTO前期出书阻止中国加入WTO所说的惊人言论。而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加入到WTO之后2001——2007年经济超高速发展，整个经济的变化在2001--2007年也是上了一个大台阶。

　　《中国不高兴》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是同几个作者写的。有一位青年批评《中国不高兴》特别到位“翻开《中国不高兴》的书看看谁不高兴?没有被拆迁而得不到合理补偿者的不高兴，没有农民工讨不到工资的不高兴，没有被环境污染逼得无东西可吃、无路可走的人不高兴，有的只是中国没有掌握到世界大权的不高兴，这不是把整个不高兴来一个乾坤大挪移吗?真正的中国人不高兴一句话都没有，虚狂的不高兴全书都是，所以这个不高兴又是骗了一把钱”。这次媒体基本不支持，不像《中国可以说不》的热捧，而是嘲讽。

　　摩罗写《中国站起来》，他过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现在突变，批判起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摩罗现在变成了反对英美的激进分子，他肯定德国的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带领德国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遏制，这是值得钦佩的。摩罗还肯定二战日本的军统制，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敢于挑战英美的霸权。摩罗在吹捧希特勒的同时大骂鲁迅、胡适，他说无论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人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们显然接受了西方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里。摩罗说五四这一代蔡元培等人是精神大崩溃的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残了中华民族精神，摧毁了中华民族，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全盘西化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表现出来”。摩罗认为蔡元培的目标就是扑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让中国人一天一天的自卑和自虐，因为蔡元培给北大学生办了一本小杂志，写序言说：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

　　现今的中国民族主义是过去中国长期积弱到今天发展起来的一种亢奋状态，同时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也是虚伪的，比如克林顿到北大演讲一个女学生给克林顿出难题，把自己的“爱国”炫耀一番，之后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前后逻辑不能一以贯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难道表演扔瓶子是想使自己在毕业分配时处于最优势地位吗?

　　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加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紧张关系，不是中国的福音。

　　民粹主义认为穷人是对的，富人是错的

　　第六种是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有五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极端贫民主义，以穷人是非为是非，穷人的就是对的，富人的就是错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民粹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否定精英的作用;二是反对代议制民主，要求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叫做大民主;三是要求结果平等，而不是起点平等。民粹主义更注重的是均平富。同样是人，他那么富，我这么穷，这就太不公平了，这是民粹主义典型的经济主张和经济要求;四是道德至上，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五是诉诸暴力，民粹主义主张暴力，民粹主义还特别的看重、崇拜那些魅力型领导人。如果是一个普通律师当国家领导人会觉得没劲，没有什么刺激。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因为十月革命就是滥用暴力，比如肉体上消灭资本家和地主。我们的五四运动也有点儿受影响，用爱国的旗号打人、放火、伤人。当时梁漱溟写了一篇文章就指放火、伤人不行，否则公共生活就要陷入到野蛮状态。因为公民社会的条件是法律秩序应该是优先最高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农会权力至上，不许地主说话，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湘潭的晏容秋……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这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滥用私刑，剥夺别人的产权和生命，关于那些小姐和少奶奶问题，假如没有满18岁，没有任何罪刑，为什么能滚一滚了?这只能暴露出性虐待意识和严重的暴力倾向。反思民粹主义就会发现在中国是一个特别迫切的命题。有人制止排队“加塞”，“加塞”的人拿着刀子就把制止者给杀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用暴力解决问题，暴力压制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特别严重的一个范本。

　　中国1949年之后的土地改革300多万地主杀掉了120多万。大陆不如台湾的土地改革，台湾土地改革承认地主的产权，政府赎买。中国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基本上是几千年形成的，来源是继承与购买，靠抢夺而来的地主很少，大陆那时这样就把他们杀掉了，用竹签钉进喉咙的办法把土地抢回来。

　　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民粹主义日益膨胀，比如说取消家庭让人们都在公共大食堂吃饭，城乡为了大炼钢铁，让每个老百姓把自己门上的铁环给弄下来，甚至献出铁锅，这都是民粹的做法。文革重视民粹，文革的著名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倒一切学术权威，让他们跑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派工人、农民、解放军全部监管，都是反智慧主义，简称为“反智主义”。在全国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全国红卫兵行动起来，出身不好的人受到极大歧视，还有“砸烂公检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都是民粹主义最典型的表现。

　　今天中国民粹在抬头。刚才我说的老左派很多做法是煽动民粹，通过司法不公、官商勾结等问题刺激中国的民粹，由此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热，这说明民粹在中国正在崛起。一个著名作家说文革好，文革打倒权威，都是打倒有权有钱的人，不打倒他们我们这些穷小子就起不来。最近炮打茅于轼就是民粹言论，说茅芋轼为富人说话，但他是替民营资本家受到国企排挤才给他们说话，但就是不行，被骂为“汉奸”“王八蛋”“老不死”“老狗”。最近还有全国28省声讨茅于轼，这个是左派策划的，目的是煽动民粹。

　　还有“富人原罪论”，原罪是指一些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路不明。有人发表文章说，要彻底清算私营资本，再来一次“文革”，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20年前开始查，谁下海了，追出来，一笔一笔彻底查，没收他们的财产。

　　另外网络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话语暴力场。贵州一个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杀当官的，我就举双手赞成”。包括杨佳被判，虽然程序上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杨佳杀人被判死刑不存在问题。网上说“杨佳是英雄、大侠、刀客等”，这也是民粹主义。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精英主义，邓小平是主张精英主义的。中国改革和毛泽东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在社会意识层面、社会结构变化里，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保障。当然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里也是鱼龙混杂，营私者很多。当精英联手维护自己的权力走向特权和腐败时，精英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起来再度打倒精英。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是温和的、渐进的，比如最近20年中国出现了对英国改革道路的赞誉。英国虽然也杀过一些人，但总体来说跟法国大革命是不一样的，是渐进的。中国的精英界更多是选取英国道路，而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都是不好的。但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推动变革，最后民粹就会起来。

　　新儒家提倡用“尧舜禹”替换马克思主义，建议公务员考试考六经

　　第七是新儒家思潮。美国、台湾、香港的新儒家比如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主张提高道德：“吾日三省吾身”，一定要往圣人的方向努力。第二，海外新儒家一致赞成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且他们认为儒家里面谈这个谈得很少，应该从儒家里进行变革。大陆新儒家蒋庆说海外新儒家主张道德等于是自己躲墙角自杀，只讲自己的道德能怎么样?别人就问你要怎么样，蒋庆们说最重要的是夺取国家政权，把中国的政权掌握在儒家手中，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改成为尧舜禹，公务员考试考六经，最主要的是《易经》、《尚书》、《诗经》，脱离开六经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人的中国，所以他说“政治儒家”。“中国必须回到六经轨道上，这样政权才有合法性，否则任何政权都没有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国情”蒋庆直言。

　　儒家是反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为什么?先说自由，《礼记》有一章节说，你跟一个年纪比你大的人登上小山坡，之后你的眼睛必须看长者所看的方向，自己不许乱看。另外吃饭时长者问你，你才有资格说话，不问你就闭嘴，并且用简洁的语言回答长者的疑问。所以蒋庆说怎么能提倡自由?这个对话就没有等级，没有礼法。

　　蒋庆说民主是一人一张票，孔子和小偷一人一票?孔子和小偷在决定选择国家当权者时的票数是一样的，这是多么不合理啊!所以不能采取，那采取什么?蒋庆说采取等级制，人分九等。

　　我有一个老师叫周振甫，90岁，我亲眼看到有一个来收电费的小伙子敲门，办完后周先生向他鞠躬。这就是中国的儒，中国的礼数。但规定每个人用这样的标准去行使就是伪，朱熹都做不到。

　　张详龙教授是北大的，他提出蒋庆那一套夺取国家政权制定尧舜禹宪法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国找一小块儿地方建一个儒家特区就行了。在这个特区里主要用农历、中医，纪年用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读经，举行特区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可以学一点儿西方科技，这是张详龙先生的儒家文化特区。

　　康晓光说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儒教，当然康晓光认为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不象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中国怎么能让人热爱、向往?他赞成用刚才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来救中国，他提出儒教救中国，主张实行仁政。

　　民主社会主义以“公众是否幸福”为目标，反对暴力

　　第八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来源主要是恩格斯的一句话形成了两批学生。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期著作一直是这样的。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篇文章恩格斯说“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取的一切阵地是一个主要的手段”，结果在恩格斯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分为两拨人，一拨人是伯恩施坦、考茨基主张赞成恩格斯的主要手段和意见，放弃暴力革命，和平展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说恩格斯这篇文章表明他与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手段已经分手。再一拨人是列宁，他坚持暴力夺取政权。

　　1917年前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把恩格斯赞成暴力的学生们拢来，成立共产国际。反对暴力的那批一拨立社会党国际，今天的生命力还特别强大。

　　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是这样的两批人，民主社会主义是通过和平、改良、渐进的手段来取得进步的一批人，主要代表是各国的社会党。社会党到目前为止已经遍及129个国家，先后在30个国家执政，最突出的是瑞典、英国。最近社会党国际主席访问中国，社会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了。

　　社会党主张主要有几条：一条是把经济蛋糕做大。混合所有制经济，比如法国17%是国企。二是主张支持私有制，这和邓小平思想一致，它提倡保护私人产权。三是政治上主张实行宪政民主，特别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社会团体活动，当然民主社会主义赞成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新闻自由，司法完全独立。四是社会保障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最有名的是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墓地一直保障，从儿童的生存权利一直到养老保障。英国、丹麦那样的社会保障达到了百分之百。荷兰、挪威、瑞典社会保障面超过百分之一百，中国的社会保障面也就是40%多。

　　刚才我谈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比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社会党这样说自己：“我们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工人、农民、青年大家一听这些话，都是社会主义的话，浓浓的社会主义的味儿。这不是美国，美国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本事。”

　　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一开始遇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就把民主社会主义一锅给熬了，说他们是“叛徒”。好像“暴力革命”是最好的，凡是反对暴力革命就是修正主义。后来《人民日报》王若水说：“马克思去世之后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生产力还在发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而且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改善，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声称自己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王若水写文章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我们要用社会主义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用马克主义理论检验社会主义实践。”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除了有一些观点站不住脚外，主要还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定义”，王若水写出这些文章就是在中国开始比较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序幕，现在徐景安、王占阳提出要肯定功能性社会主义，反对结构性社会主义。什么叫结构性社会主义?过去苏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老是用公有制占的比重结构来衡量你，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什么是正确的?人们是否幸福，是否自由，这才是社会主义。让人民普遍幸福了，那你就发挥了好的社会功能，而不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占99%是社会主义，反之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徐景安主张功能性社会主义，指出邓小平的“黑猫、白猫”就是功能性社会，开启了民主社会主义。当然《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2月发表谢韬的文章在中国是爆炸性的，该文有两条：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人人都可以买公司的股份，企业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最成熟的马克思思想，以前暴力是不成熟的。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而放下你的鞭子，收起暴力的民主社会主义，改弦更张，建设成瑞典，实行那样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前途。这个文章一出就得罪人了，老左派在10个城市开展讨论批判谢韬，清算谢韬反党反社会的罪行，谢韬的目标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浙江要起诉谢韬，说他篡改马克思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但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在谢韬文章发表，并且左派在浙江和北京发动了声讨谢韬会议之后，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人民日报》文章说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制，但民主社会主义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这个比以前批苏修那一派完全骂成走狗、叛徒不一样，中国市场化的媒体大量发表和介绍瑞典、荷兰文章，而且请瑞典现在驻华大使一个个给我们讲他们国家是怎么搞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结果他们现在钱不够了，政府也要改革。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价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在2007年的中国形成了一个高潮，它跟自由主义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就是当前中国八种思潮的概要性观点，大家通过这八种思潮的博弈可以想像中国的未来是怎样的。

　　主持人：谢谢马老师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互动环节。

　　网友1：我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学生，前段时间温总理说“大学生应该多读书，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判断能力”，但我对总理的这句话我很悲观。

　　马立诚：我觉得这不好说，有些判断力是藏在内心不肯公布的，有些判断力是为应付老师的表现，但也确实有一些大学生现在面对各种说法脑子里比较乱，这是怎么造成的?我的看法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造成的，现在的教育体制不是特别有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增加自己的判断力。第二，是我们的信息问题，有些信息你看不到，有时候也不利于一个年轻人正确的对事情做判断。第三，目前的青年据我了解都比较务实，比如工作、对象、房子、收入，不太讨论国家兴亡。主要是既有实际的需要，也有不得不这样的苦衷。

　　网友2：我前些年看了一篇文章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窗口性问题，窗口性有几个条件，比如和平的国际环境，人民达成共识等。文章认为现在我们的条件已经丧失了。而政治体制改革最好的一个时期是在邓小平时代的后期和江泽民时代的前期，所有条件基本上都已经丧失了，改革注定是一条思路。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马立诚：关于窗口理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难，会触动到更大、更多人的利益，往往得逼到那一步才行。中国今天来说还有机会。比如允许更多的人竞选人大代表、新闻的监督进一步放开一些、财政预算公开、问责制等等。

　　网友3：我现在比较关注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要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马立诚：他们的要求是学术完全自由。

　　网友3：达到蔡元培领导的北大?

　　马立诚：接近，但这个困难非常大。高校的去行政化是想摆脱权力的摆布和控制，使高校获得更大的独立办学权，高校必须独立，但这个很难。

　　网友4：前些天江西发生了炸政府事件。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并且会产生跟权力的对抗，对此您有何评价?

　　马立诚：中国社会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官和民的矛盾，这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矛盾不断演变，也就是说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丢失。当然老百姓的话比较激烈“已经没有公信力了”、“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各级政府都没有公信力”，以致于一个事出来，政府越出面说话老百姓越不信，越描越黑。最近几个事情的博弈都出现了这个情况，政府只要说话老百姓坚决不信。这表现出官民矛盾对立已经到了很尖锐的程度。当然政府用武警可以压制一下，但压制不是太长久的办法，官民矛盾继续激化将会出现四处冒烟的情况。今天看辛亥革命，看清政府的晚年改革也是被逼的。

　　官民矛盾的背后会演变成中国的剧烈冲突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危机，只有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解决，一味的压到底是不行的。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第113期腾讯燕山大讲堂到此结束。谢谢马老师!谢谢到场的学生朋友们!

　　马立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