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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制度根源看，我们既需要反思集权体制，也需要反思民主体制。集权体制与民主体制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集权体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约束集权者，保证集权者真正为人民服务？民主体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能确保公平正义和真理占主流，而不仅仅是公共意见占主流？另外，民主体制如何有效约束强者，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再次，从经济根源看，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分工的深化，但另一方面，分工的深化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分工使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情况下，往往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影响却是全局的。这就可能使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局部或一个国家的问题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第四，从调节手段看，凯恩斯主义也要为这次世界动荡承担一定责任。凯恩斯主义本质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一味地刺激需求，必然导致信用的扩张，而信用的扩张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一旦扩张超过限度，经济泡沫就会破裂，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如果说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主义的破产，那么2008年同样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则昭示了凯恩斯主义的失败。
面对目前的世界动荡，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思路。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文化的世俗化。人类发展需要世俗化，但也要反对过度世俗化，要保持一定的神圣性。我们应建立一种新的精神文明，既能处理好人与神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和谐文明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是要具备理性精神；人与人的和谐，主要是要有诚信意识；人与不确定性世界的和谐，核心是要保持敬畏情结。
其次，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要更加注重建设一种张扬正义的体制。不管是民主体制还是集权体制，若不能体现正义原则，这两种体制本质都不是合理的。从目前看，民主体制虽然能更好体现正义原则和精神，但目前西方民主体制并不是完美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开化和协商化是完善体制的一条主要途径。
再次，从经济方面看，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分工体系和新的经济结构。一是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二是各国应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不应过分依赖全球化；三是要降低发展速度，尤其是要降低工业发展速度。
第四，从经济调控方面看，我们既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要适度刺激需求，而不是一味刺激需求；提倡节约和可持续发展，更多关注环境保护等问题；对信用的扩张进行限制。
最后，公平建设应成为各国政府努力的主要方向。▲（作者是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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