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茎生物补片的好处:胡惟庸为何被朱元璋杀害？（转载。出处不详）

胡蓝之狱，也称胡蓝党案，是胡党之狱和蓝党之狱的合称，“胡”指胡惟庸，“蓝”指蓝玉。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对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历史上宰相篡夺皇权的并不罕见。朱元璋历尽艰险登上大位，他决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他对身边的任何权臣都会严加防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身边的任何权臣都面临着危险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是中书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

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呢？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这叫天人感应。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家里来观看祥瑞，朱元璋就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少监。

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问题。长时期以来，胡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人对其表示怀疑。

但仔细读历史，《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状像故事传说一样，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时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属捕风捉影之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胡惟庸罪状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谈迁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那么，既然胡惟庸没有正当罪名，又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

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消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我们说，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说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到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在胡惟庸案中被牵连的李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负责山林绿化的官员）王国用就上书为他鸣冤，意思是说李善长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即使帮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会更高，李善长不会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李善长这样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场，将会令天下人寒心。

据说，王国用的这封信是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虽然批评尖锐直白，但入情入理，无可辩驳。朱元璋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前面我们说了，此案还牵连到辅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韩国公李善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人说李善长跟胡惟庸的关系不错，李善长弟弟的儿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们是亲戚。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长介绍来的，所以应该惩治李善长。朱元璋说，李善长跟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能处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胡惟庸案发十年以后，有人又告发说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而不揭发，因此他就是“胡党”。于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长抓来杀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被处死。李善长从朱元璋一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在他的左右给他出谋划策，并供给军饷。但朱元璋在集权问题上从不手软，终将李善长处死，这就是所谓的“胡惟庸案”。杀了李善长后，胡惟庸案宣告结束，此案的后果是废除了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将近两千年之久，中书省撤消以后，中国的丞相制度从此取消。明朝从此不再有丞相，什么“救时宰相”于谦、“奸相”严嵩、张居正，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丞相或宰相，所谓的“崇祯五十宰相”，也不是真宰相。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依然没有设宰相。大家耳熟能详的“宰相”刘罗锅，实际也不是宰相，只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真的追究起来，这些大臣是连宰相的名也没有的——所谓宰相，不过是内阁大学士或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习惯上把所有的大学士都叫宰相，那只是沿袭以前的说法。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以后，改变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的权力增大了，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廷臣说：“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与废除丞相制度同时，朱元璋对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机构也加以改组，他下令解散原来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大都督府，因为大都督的兵权太大了。他把大都督府划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即五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都有一个掌握着一定兵权的都督。这样，统领天下兵马的大都督兵权就被瓜分了。每个都督的权力只有原来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对皇帝构成威胁。并且五个都督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听命于皇帝，如果一个都督要造反，其他四个将会形成牵制；退一步说，即使有两个或三个都督串联起来要造反，也不太容易。

总之，将这些举动联系起来，都可以看作是朱元璋集中皇帝权力的一个完整过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稳了。从此，皇帝不再允许自己的权力分散，中国君主宗法制的专制??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因而对于权臣的防范也就没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这种心态也就越严重。他感到年老体衰，他要为未来的继承者留下一个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开杀戒。

蓝玉案，或称“蓝党之狱”，爆发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蓝玉也是定远人，本是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后来，他又先后跟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跟随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屡立战功，蓝玉被封为永昌侯，而且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蓝玉最著名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胜而还，蓝玉因此以军功而晋升为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军重要将领。

但是，蓝玉因立有军功和受朱元璋的宠爱，渐渐骄傲恣肆，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蓝玉带兵北征回还，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关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毁关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参加西征后，他被升为太傅，而与他同时出征的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却被封为太子太师，他对此大为不满，整日满腹牢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杀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还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这时候，朱元璋还说什么“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因为此时已经无人可追问了。

如此

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

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皇位继承人的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允才十五岁。朱元璋诛杀权臣，本来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没设计到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净，一旦后继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该怎么办？朱标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则更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皇位？

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恰恰说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朱元璋不仅先发制人，说话还不算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再次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杀叶升就是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这时，蓝玉尚远在征讨西番的前线，死心塌地为朱元璋征战的他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觉察。如果他稍有异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回来。所以，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这话的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胡蓝之狱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一个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要实现绝对集权，并欲使之传之久远，表现出了怎样的残忍，而他的残忍又让多少人断送性命、付出鲜血！古人评论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时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们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过之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

他又拿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较——汉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时，他们自己还很年轻，正处壮年，等到他们老的时候，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年纪虽然不小了，但是他有个能干的弟弟，他这个弟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有这个弟弟驾驭诸臣，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至于明太祖，他起事虽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时则年已六十有余了。懿文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其子朱允就更孱弱，朱元璋于是不得不为身后之事而做准备了。因此，他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由此可推见其心迹。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之时，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而到朱元璋兴胡党之狱时，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时候距惟庸死已十余年。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这只不过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题发挥，阴使狱词牵连到所有的人，以实现他的草禽之计，赵翼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是为了强化专制皇权，维持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当时，明朝刚刚建立，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保证了统一战争的完成，有利于抵御外敌，有利于保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朱元璋的极端专制和野蛮杀戮，将民主精神扼杀净尽，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导致中国再次陷入长期专制统治的深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