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腿根部抽筋:土默热红楼十讲--9.历史辨证

《红楼梦》历史辨证
第一节　　脂砚斋从《红楼梦》问世之初，清代学者就指出：这是一部“扯老婆舌头”的书！何谓“扯老婆舌头”？就是写的是女人事，说的是女人话，总之，就是用女人口吻描写女人生活中的家庭琐事。

　　毛泽东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方有发言权，其实，好多《红楼梦》研究者乃至红谜，读了何止五遍！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从脂批“这方是正文开始处”以后的文字，几乎无时无事不透出女人的气息！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心理，女性的语言，女性的行为，女性的矛盾，女性的痛苦，女性的欢乐，女性的忏悔，女性的迷茫，女性的希冀，女性的绝望，无不纤毫毕现，惟妙惟肖！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生活的力作主要有两部：《金瓶梅》和《红楼梦》。细读之下，你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差异：《金瓶梅》是从男性视角看女性，而《红楼梦》却是从女性视角看女性，甚至是从女性视角看男性，看家庭，看社会！

　　《红楼梦》开篇曾明确交代过，该书描写的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当日的女子”的事迹，创作目的是为了使“闺阁昭传”。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如此熟悉女性生活，熟悉女性心理，熟悉女性语言的文学家，更何况是熟悉潭潭大宅、沉沉红楼中女性的文人，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似乎很难产生。即使是像《红楼梦》书中交代的那种从小就喜欢钗环脂粉、少时爱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男人，也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男人的童年和少年，都不会去刻意观察女人的生活，及至年长，又失去了观察模仿女性的条件，所以，完全懂得如何说女人话的男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仅仅是个熟悉女性的男人还不够，似乎还有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在书中充当某一角色的女性，直接参与了《红楼梦》创作。《红楼梦》的作者，肯定是男性无疑。在这个作者身边，应该还有一个富有才情、同时也与他有共同生活体验的女性，与作者一道构思、写作、修改、评点。这位女性有可能是脂砚斋么？

　　一、脂砚斋原型论似乎并非无来由的臆测

　　脂砚斋究竟何许人也，是新红学三个“死结”之一。这个脂砚斋，对《红楼梦》前八十回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评点，处处以书中故事的知情人自居。他的批语，被红学界称为“脂批”，载有脂批的《红楼梦》手抄本，被称为“脂本”。脂砚斋对于《红楼梦》研究是如此重要，但查遍浩如烟海的典籍，就是不见这位老先生的踪迹；对这位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信的权威说法。

　　在脂本《红楼梦》中，有大量脂砚斋的批语。综合这些批语，人们不难发现，同古典文学中毛宗岗、金圣叹的批语不同，脂砚斋不是在作品问世后批阅的，而是在作者创作过程当中批阅的。作者经过了五次“批阅增删”，脂砚斋也似乎同步进行了五次评点。从这一特殊的批评过程看，脂砚斋应该与作者关系非同一般地密切，很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他究竟是作者的什么人呢？

　　从脂砚斋批语的内容看，他对书中描写的贵族生活似乎十分熟悉，并且有着比作者还权威的创作发言权。他经常在批语中说“有是人，有是事，嫡真实事，非假拟妄拥”，似乎他亲眼看到过作者笔下的人和事。他又经常感慨“作者犹记金魁星事”、“作者犹记矮幽舫合欢花酿酒”等，似乎这些是作者与他共同经历的事情。对书中一些人物的生活原型，他也似乎认识并有过直接交往，如“麝月闲闲无语”、“凤姐点戏、脂砚执笔”等，就证明他也是生活原型中的一个角色。他究竟是书中的谁呢？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平心而论，作者地位不是十分稳固。一是其生也晚，不论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还是雍正二年，在乾隆九年《红楼梦》动笔时，他都只有二十来岁；创作《红楼梦》，需要何等丰富的生活阅历呀？似乎不是一个黄口小儿所能胜任愉快的。二是缺乏生活基础，曹雪芹没有赶上曹家风月繁华生活的可能，从小就过着“茅檐蓬窗、瓦灶绳床”的生活，缺乏描写贵族生活的人生体验；三是性格不合，“美国的煤油大王，怎知北平拣煤渣老婆子的酸辛，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朋友诗中记载的曹雪芹，是个具有魏晋风度的人，其性格与《红楼梦》表现的浪漫风流气质格格不入，更何况他没有巨室大族公子哥儿“淌过女人河”的生活阅历。

　　正由于曹雪芹在著作权方面的先天不足，人们于是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这个脂砚斋。有人认为曹雪芹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红楼梦》的，有人干脆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就是脂砚斋。从脂批的内容看，这似乎并非无根据的臆测，但显然是从《红楼梦》作品及脂批中反推出来的结论，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二、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说”透出了一线曙光

　　红学界多数人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也就是书中的贾政原型。理由是裕瑞的《枣窗闲笔》中有关于脂砚斋是作者叔叔的记载，加之他在批语中有倚老卖老的口气，常常“命”曹雪芹做这个那个，似乎也像长辈在颐指气使。\r

　　裕瑞的《枣窗闲笔》本身就不可靠，加之书中记载是听“前辈姻亲”说的，就更不可靠了。所谓脂批中的长辈口气，似乎也靠不住：对晚辈的文学创作，长辈没有干预的必然；“命芹溪”如何如何，“命”字长辈可以严肃地说，平辈之间戏言也可以说。因此，脂砚斋是作者的长辈说，可信度是极低的。

　　红坛巨臂周汝昌先生，经过多年精心分析，提出脂砚斋就是《红楼梦》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是作者曹雪芹的“续弦”妻子。周先生和他的门徒们，还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对脂砚斋其人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搜索，提出了“许蕙兰说”、“柳芳卿说”等。

　　周先生的论证，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首先，脂批中确实有“余比钗颦”、“老货”、“我也要恼”、“我也要拧”等女性口吻；其次，脂批中也确实透露出他（她）与作者之间说话十分亲昵随便，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再次，脂批中明确显示，他（她）与作者的过去，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作者描写的好多事情，都是他（她）亲历亲闻的。

　　但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原型说”有着致命的缺陷，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此说不仅对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无补，而且进一步证实了曹雪芹著作权的不可靠！如果曹雪芹没赶上江南的风月繁华，他的妻子或续弦也决无经历过风月繁华的可能！曹雪芹如果不是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原型，脂砚斋也不可能是；曹雪芹写不出来的生活故事，脂砚斋也说不出来，把两个人捆在一起也杜撰不出《红楼梦》来！

　　更何况，柳蕙兰、许芳卿等名字，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近乎子虚乌有。曹雪芹肯定不是光棍，因为他有儿子，但是否死过原配夫人，是否曾续弦，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用《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反推，是不科学的、非学术的研究方法。脂砚斋原型探究上的一线曙光，似乎也被阴云遮盖了。

　　三、一条重要线索引起脂砚斋研究的重大转向

　　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探索脂砚斋这个人物，似乎是毫无希望了。俗语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红学界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曹雪芹的著作权本来就不可靠，何不跳出“曹家店”，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作书人”和“批书人”呢？何不在“曹家店”之外，让曹雪芹和脂砚斋互相验证，开辟出一条《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路呢？

　　在甲戌本第二回中，有一条重要的脂批，似乎被红学界严重忽略了。书中贾雨村和冷子兴，长篇大论“天地生人”之“大仁大恶”，脂砚斋在这里批了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细考这段脂批，其中大有文章。

　　《女仙外史》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是吕熊，创作年代在康熙中后期，创作地点在钱塘，即今之杭州。《女仙外史》的第一个批阅者，是康熙朝大名鼎鼎的文人、传奇峰巅《长生殿》的作者洪昇！这些在《女仙外史》康熙印本的序言和批语中，有明确可靠的记载。

　　这段脂批说的是“论魔道”，不是“写魔道”，显然说的是批书者立意奇，而不是作书人立意奇。《女仙外史》第一、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九、五十八等回，皆有洪昇批语。细读这些批语，确实有“立意奇”的感觉，试举一例，第二十八回批语说：“《外史》节节相生，脉脉相贯，若龙之戏珠，狮之滚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与球之灵活，乃龙与狮之精神气力所注耳。是故看书者须觑全局，方识得作者通身手眼。”

　　严格说来，《女仙外史》并非什么特别优秀的小说，当不起洪昇这么高的评价。但洪昇的批语确实是“立意奇”，反而更像表述自己的创作体会。脂砚斋把批阅《女仙外史》的文字和《红楼梦》中贾雨村论人的文字并列在一起，说此奇彼愈奇，显然是评论洪昇一个人的文字，正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女仙外史》的批书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文豪洪昇！

　　四、《红楼梦》的创作时间比红学界通常结论要早一

　　甲子

　　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显然《红楼梦》的创作时间要由乾隆中期提早到康熙中期，其间隔应该在一甲子、即六十年左右，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么？

　　脂本《红楼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通称三脂本。现存的三脂本确实是乾隆年间抄成的，甲戌本用的是“乾隆竹纸”，己卯本上有怡亲王府的印记，可以证明。但三脂本都是过录本，并非底本，其据以过录的底本，显然要更早一些。

　　我们还要注意到，三脂本不仅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而且经历了多次辗转传抄。庚辰本的抄写十分混乱，可以断定并非初次过录，但甲戌本和己卯本的抄写十分认真，工楷缮就，布局合理，为什么说它们也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呢？证据就是：它们据以过录的底本，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蒸锅铺本”！

　　何谓“蒸锅铺”本？旧时印刷业不发达，某些商人为了渔利，把社会上需求甚殷的某些小说传奇，组织一帮贫苦文人抄写——抄写时给饭吃，一般不给工钱，或付给极微薄的报酬——然后装订成册出售。其抄写一般都是在街头卖饭的“蒸锅铺”进行，故把这种抄本称为“蒸锅铺本”。

　　“蒸锅铺本”的特点是抄写十分草率，错别字特别多。因为他的抄写过程是一个人拿着底本念，多人听写，旧时又没有推广“官话”，念者和抄者南腔北调，混饭吃的勾当，态度也不会十分认真，抄录后又无人认真校对，所以，出大量的错别字就在所难免了。

　　庚辰本本身就是一个“蒸锅铺本”，甲戌本和己卯本虽然抄写得十分精细认真，但其底本上的大量错别字，却无情地在抄本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别字连篇，这正是“蒸锅铺本”听写特点的反映。下面一些例子，就是在上述脂本中摘录下来的，其中括号中的是书中别字：

　　鼓（古）词，张（章）本，迁（谴）怒，嚼蜡（腊），何尝（常），逗（斗）露，斩截（节），都（独）该，华诞（涎），搁（阁）起，细致（之，至），数（树）处，宗祠（祀），邢（刑）夫人，无味（未），窠臼（旧），零（令）落，悔娶（灰聚），诨（回）号，目睹亲闻（问），等等。

　　细阅三脂本，此类错别字不胜枚举，仅举以上几个例子，似乎就足够了。这些错别字显然不是己卯本或甲戌本抄手的过错，因为他们抄写的态度十分认真，连底本上的错别字也照录不误。只能说明，据以抄录的底本是个同庚辰本相似的“蒸锅铺本”。

　　今天能见到的三脂本（特别是己卯本）显然是乾隆中期的产物，它们的底本，必然要早一些。究竟早多少呢？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据理分析。如果三脂本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蒸锅铺本”的底本显然也只能是抄本，而不会是作者的稿本，因为任何作者也不会把自己作品的稿本交给这些低俗的商人射利的。再进一步分析，商人肯制造“蒸锅铺本”渔利，说明作品的抄本已在社会上流行一段时间了，因此才有了大量的社会需要。从作者稿本到三脂本，其间的流布过程应该是：作者稿本——示人的抄本——流行的过录本——辗转传抄的过录本——蒸锅铺本——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最后才有了程高印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此繁杂的传抄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啊！更何况抄本阅人有限，为社会普遍接受，反复传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那个低效率的时代，其间最起码要一甲子以上时间。五、三脂本的干支纪年应是康熙纪年而非乾隆纪年

　　三脂本分别标明甲戌、己卯、庚辰等干支纪年，这些纪年不是抄成的时间，而是脂砚斋“抄阅再评”的时间。如果三脂本抄成的年代是乾隆中后期，所依据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脂砚斋“抄阅再评”的年代，只能是康熙甲戌（1694）、己卯（1699）、庚辰（1700），而决不会是乾隆甲戌（1754）、己卯（1759）、庚辰（1760），整整早了一个甲子。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1762）或癸未（1763），从曹雪芹死亡到怡亲王府抄录己卯本，其中间绝对不会出现“蒸锅铺本”。另外，以曹家同王府的关系，王爷也似乎不必依据“蒸锅铺本”转抄！

　　康熙朝的甲戌、己卯、庚辰等年份，与脂批透漏的洪昇批阅《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否吻合呢？吕熊作《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康熙辛巳（1701）到甲申（1704），洪昇死于康熙甲申（1704），可推断批阅时间为壬午或癸未（1702—1703），与三脂本出笼时间基本吻合。须知，一部百万字的大书，批注一次，需要几年工夫，甲戌本只能说明起批的时间是甲戌，而不是说完成的时间也只能在同一年，庚辰、己卯本亦然。《红楼梦》“披阅增删”的时间是“十载”，从甲戌到甲申，恰好是十年时间。这十年中，作者曾评点过《女仙外史》，两书的批阅时间段基本吻合即可证明，不必拘泥于纪年吻合。

　　洪昇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遭遇了“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下狱、革去功名的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在盘山“逃禅”期间，开始酝酿以自己的“家难”为题材，创作《红楼梦》；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结束了二十年寄居京师的困苦生活，携家眷返回杭州故乡，正式开始了《红楼梦》创作；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拿出《洪上舍传奇》给朱彝尊看，朱有诗记载此事，同年为吕熊评点《女仙外史》；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在江宁织造府观演《长生殿》，把自己的“行卷”交给曹寅，曹寅有诗为证。归家途中，酒后登舟坠水亡故，时为六月一日夜，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刻，此刻正是他心爱的《长生殿》主人公杨玉环的生日，也是李隆基在长生殿上演奏新曲的日子，可谓巧合！

　　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三年，掐头去尾，正好十年时间，与《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完全吻合，并且，甲戌、己卯、庚辰三个年份，又恰恰在这十年当中，这却是用巧合难以解释的！《红楼梦》曾经历十载批阅，五次增删，如果把三脂本的最初稿本，当作作者五次披阅增删中的三次，不是极为恰当么？

　　六、脂砚斋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洪昇的妻子黄兰次

　　洪昇的妻子黄蕙，字兰次，与洪昇同是顺治二年乙酉（1645）七月初一生，夫妻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又是一个巧合。洪昇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姑，二人是嫡亲的表兄妹。黄蕙的祖父也就是洪昇的外祖父黄几，有当朝宰相的身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富贵已极。黄蕙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精通乐理。从《红楼梦》中的相关内容描写上，不难看出黄蕙的影子。第五十三回脂批中，有“都中望族首吾门”、“遗脉孰知祖父恩”等句，正是黄蕙的口气，也只有当朝宰相的家族，才敢于自称“都中望族”之首。曹家不论如何富贵，毕竟是“包衣奴才”，敢这么称呼么？更何况曹家的富贵在南京，也不在“都中”。

　　黄蕙同洪昇两家同居杭州，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二人同为二十岁时结婚。二人的婚姻在当时实是难得一见的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的婚姻。康熙十年以后，由于家庭中父妾和同父异母弟的挑拨，洪昇夫妻一起被迫逃离了富裕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颠簸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前后半生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反差。文学界对洪昇夫妇的这段惨痛经历，一般称为“天伦之变”。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中指出：作者是因为“脊令之悲，棠棣之威”——正是隐指家庭失和、兄弟反目——而创作《红楼梦》一书的，不难推测《红楼梦》的“作书人”和“批书人”，就是洪昇和黄蕙夫妇二人。

　　洪家的“家难”，是洪夫妇一起经历的苦难。作为女人，个中滋味，黄蕙的体验应该比洪还深刻；个中隐情，黄蕙的了解应该比洪昇还清楚。《红楼梦》中描写的好多故事，脂批都说“作者与余实实经历过”，说明批书人与作者的夫妻关系。《红楼梦》记载的姐妹们的生活琐事，多数应该是黄蕙提供的；记载的姐妹们的诗词，多数也应该是黄蕙记录的。在作者描写钗黛故事时，脂批“作者将余比作钗黛”，因而产生“余何幸也”的感觉；在作者描写“三春去后诸芳尽”后，脂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在作者描写宁府五件弊端之后，脂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在作者描写赵姨娘结交马道婆后，脂批“吾家儿孙慎之戒之”；在作者描写贾芸到舅父家告借惹气后，脂批“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余家”、“吾家”、“余二人”等都说明，批书人与作者是夫妻关系，拥有同一个家！

　　另外，洪昇的舅父家，正是黄蕙的娘家，洪昇夫妇寄居京师前期，黄家尚在京师，生活富贵已极，但洪昇夫妇的生活却极端贫困，甚至几天揭不开锅，达到“八口命如丝”的地步，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洪昇夫妇也像书中贾芸一样，为向舅舅家借“三升麦子、两升豆子”惹过数落，故脂砚斋有此批，亦可见做此批语时之心态……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红楼梦》二十一回的“回前诗”，诗中说有一个深知“拟书底里”的“客”，题了一首诗：“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茜纱公子”与“脂砚先生”是两个人，但诗中又连用了三个“自”字，只有夫妻关系，才能如此表述。这个“客”字，是批书人对作者兼丈夫的戏称。脂批中多次出现有“客”阻批的情况，二人之间时有争论，防止了脂砚斋“点金成铁”。这些“客”，都应是二十一回回前诗中的那个“茜纱公子”。

　　由此不难看出，洪昇夫妇是一起进行《红楼梦》创作的。一边写，一边批，黄蕙不时为丈夫提供一些创作素材，洪昇也经常指点妻子应如何理解书中的内容。这正是《红楼梦》表现出浓厚女性化倾向的根本原因，也是脂批中经常出现脂砚斋和“客”一问一答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在存世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洪昇友人的诗中，曾说他在出狱后，“坐对孺人理典册”，一派夫妻共同回忆过去生活、整理过去作品的景象。黄蕙之所以为自己署名脂砚斋，根本原因似乎是，创作和评点是夫妻二人共同进行的，脂妻砚夫，共用书斋，署名脂砚斋，再恰当不过了。

　　七、脂批提示的《红楼梦》对“一芹一脂”夫妻

　　生活的记载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脂砚斋批语中透露的《红楼梦》隐情，实际上就是洪昇夫妻遭逢“家难”前后真实生活的记载。由于脂批数量很大，透露的内容颇多，有必要就一些重要信息再进行一些分析。

　　脂砚斋先后三次，在批语中向“石头”发问：“比在青埂峰下萧然坦卧何如？”“比在青埂峰下闻猿啼虎啸何如？”读者莫以为这是闲笔。其实是黄蕙对丈夫当年欲在“青埂峰”出家的讽刺语。康熙二十九年，因聚演《长生殿》获罪刚刚出狱的洪昇，怀着满腔悲愤，一个人来到京郊盘山的青沟寺（即大荒山青埂峰原型），欲找老朋友智朴大师出家。丈夫欲出家，妻子作何感想，可想而知。洪昇后来由于“妻儿待米”终于没有出家，但必然给妻子留下话柄。《红楼梦》书中说宝玉谈禅终于“未晤”，“将来必无关系”，“一世跳不出”，与脂砚斋以上批语，同是对这段经历的曲折反映。

　　脂砚斋有一条十分奇特的批语，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抄检大观园前，有对奴仆挑唆主人内容的描写，看到这里，脂砚斋实在忍耐不住了：“杀，杀，杀！此辈专生离异，余因实受其蛊。今读此文直欲拔剑批纸，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此回也。”“愚奴贱婢之言，酷肖之至！”没有锥心刺骨的相同经历，并且是与作者的共同经历，是不会如此评点《红楼梦》的。洪昇夫妇当年，就是因为受到家庭中“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王善保家的”一类人的挑拨，不容于父母，被迫逃出家庭，发生天伦之变的，夫妇二人一生对此都痛心疾首，不能释怀。脂砚斋在批语中多次说，这些都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在“现成文字”处作此激愤批语，不是十分自然的么？

　　脂砚斋对“西”字十分敏感，看到书中有“西”字，就“恐先生坠泪”。为什么呢？恐怕与洪昇夫妇的伤心经历有关。洪家故宅就在杭州西湖附近的西溪，西湖、西泠、西溪等三西是杭州的象征。洪昇夫妇就在这里经历了惨痛的天伦之变，被赶出了富裕繁华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见了“西”字，如何能不落泪？批语中的“西堂故事”、“矮幽舫”故事等，似乎也是在西溪洪府时的往事，天伦之变后回忆起青少年时的幸福生活，如何能不感慨系之！

　　脂砚斋对“三十年前”的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批语中多次指出，“三十年前事见书于纸上”，并且这些事情都是她与作者共同经历的。“三十年前”是什么时间呢？正是洪家发生“天伦之变”的家难时间。洪家“家难”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康熙十年到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脂砚斋批书时，不正是三十年时间么？脂批中多次以十分亲切的口吻说，“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这个在她身“侧”的“皓首驼腰”者，应该就是她的丈夫，《红楼梦》的作者洪昇。

　　尤堪注意的是脂砚斋批语中说自己家族是“都中望族”，但自己却没有依恃，“父死母孀”的窘境，令自己“肠断心摧”。这正是黄蕙的真实经历。黄蕙的父亲黄彦博，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儿子，曾官居庶吉士，在黄蕙婚后不久就不幸病死了，死的时间是“夏秋之交”。《红楼梦》书中记载黛玉父亲林如海死于“九月初三”，正是江南的“夏秋之交”。宝钗的父亲也是早死，母亲薛姨妈“孀居”。联想到“钗黛合一”，不是与黄蕙的命运基本吻合么？脂砚斋批书时，回忆“父死母孀”，正是“三十年前”事。

　　脂批“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胡适先生据以推断指的是江宁织造曹家接待康熙南巡的事情。其实康熙六次南巡，足迹遍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每到一地，都有一个官员出面接驾。洪昇没有接过驾，但洪昇的好朋友高士奇却在杭州接驾一次，接驾的地点就在杭州西溪，高士奇为此专门在西溪修建了一座“山庄”，康熙也曾为山庄中某庭院题字“竹窗”。西溪正是洪昇的故居所在地，高士奇接驾时，洪昇也在杭州，对此当耳熟能详。联想到《红楼梦》中对修建大观园的描写，以及对潇湘馆的刻画，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

　　在《红楼梦》中描写的“葫芦庙失火”，原因是那些和尚“炸供不小心”所致时，脂砚斋批道：“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红学界一般都断定这是指曹家在金陵被抄家的原因所在。其实，若不是心中早有一个曹雪芹先入为主，“葫芦庙炸供”同曹家被抄有什么关系？洪昇康熙二十八年被朝廷斥革下狱，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丧”期间非时演戏，实质上是因为得罪了“北党”，“皆因朋党怒，岂在伶人戏？”当时的朋友就为洪昇指出了这一点。洪昇得罪“北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洪昇在南京期间，曾经用“北党”领袖之一、当时巡抚江宁的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买了一个小戏子邓氏雪儿为妾。此事对洪昇是美谈，对余国柱却是丑闻，心中之恼怒可想而知。宫廷国丧不正是“胡虏庙炸供”么？洪昇此时被祸的真正原因是在南京——当时的南直隶省惹下的。这方是脂砚斋本意所在。

　　戚本第二十二回有一段十分惹眼的批语：“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为什么立意作传奇呢？因为洪昇熟悉并热爱传奇创作，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传奇稿本。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作此书”了呢？显然是身边妻妾怂恿的结果。妻妾又为什么要怂恿作者写小说呢？蒙府本的一句批语可说明原因：“因为传他，并可传我。”妻妾即批书人，也有一肚皮话要说，所以有此举动。其实，不是妻妾怂恿，洪昇也要写小说的。在洪昇晚年，他与《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来往十分密切，显然与创作小说有关。很可能洪昇传奇作了，小说也写了。康熙四十一年拿给朱彝尊看的《洪昇上舍传奇》，大概就是与小说《红楼梦》相同题材的传奇。《红楼梦》中的“红楼梦十二支曲”，以及一些类似戏曲写法的情节，也似乎就是从传奇中移植过来的。
第二节　　畸笏叟畸笏叟在脂本《红楼梦》中的地位绝对重要。他的批语数量仅次于脂砚斋，并且评点《红楼梦》的时间多在壬午年（1702）和丁亥年（1707）。壬午年是作者逝世的前二年，丁亥年则是作者逝世的三年以后了。畸笏叟的文化功底似乎不太高，批语中错别字甚多，翻来覆去就是“叹叹”那么几句话，或者以卖弄的口气，透露一些后三十回内容。

　　这个畸笏叟有可能是谁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洪昇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洪昇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纳的一个小妾“邓氏雪儿”。康熙二十二年，洪昇以江宁巡抚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在苏州买回了一个小“戏子”雪儿。这个雪儿，天生一副好歌喉，婚后洪昇家经常出现“丈夫工顾曲，霓裳按图新，大妇调冰弦，小妇啭朱唇”的美妙景象，就是洪昇作曲，黄蕙伴奏，雪儿高歌，其乐融融。

　　洪昇创作《红楼梦》期间，雪儿不可能是局外人，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宝钗，让她姓薛，以雪喻人，吃冷香丸，似乎可以悟出点什么。壬午年洪昇夫妇年近六十，已是生命晚期，多灾多病，雪儿此时也四十来岁了，应能进入批书者行列，并成为批阅的主角，似为情理之中事；癸未、甲申年前后，洪昇夫妇相继去世，雪儿自然就成为《红楼梦》评点的惟一主角了，直到丁亥年她也死去。洪昇死于甲申六月，她在甲申八月的批语中，就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并祝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同时说明自己的批语是“泪笔”，这正是小妾这种特殊的“未亡人”,在丈夫和大妇死去时的口吻。至于她批语中曾说“命”作者做这做那，不过是少妾对老夫发娇的口吻罢了。

　　雪儿为什么署名畸笏叟?其中还有一段隐情。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昇是与二弟殷仲一起逃出了家庭。在漂泊困苦中，二弟夫妇不幸早死，无子女继承香火。洪昇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将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将自己的次子洪昇之益过继二弟名下继承门户香烟。这个洪之益，就是邓氏雪儿所生。雪儿开始批阅《红楼梦》在壬午年，正是己卯后三年，此时署名“继户叟”，谐音“继户嫂”、“畸笏叟”，是十分合情理的。甲申后的雪儿，是洪家存世的惟一长辈，戏称自己为“叟”，批语中倚老卖老，同时也谐音“嫂”，亦属情理之中。

　　根据畸笏叟丁亥年夏天写的一条批语，说自己这年春天在“都下”结识了一个浙省的新科进士，该人善画美人，欲求他为《红楼梦》之黛玉画像，但因时间匆匆，愿望不果，常为此怅怅。“都下”显然是北京，丁亥年（1707）是洪昇死后三年，畸笏叟跑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从她的批语中推断，她在壬午年就知道了《红楼梦》手稿有“五六稿为借月阅者迷失”，心中十分不安，“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不要以为这是泛泛之谈。青埂峰就是北京盘山的青沟寺，癞头和尚就是智朴禅师，正是他在壬午年，把洪昇创作的《红楼梦》“抄录回去，问世传奇”。此后洪家的手稿不幸“迷失”了“五六稿”，畸笏叟欲补全手稿，到北京去找癞头和尚，去抄配石兄原稿，正是最合理的举动。她年轻时随洪昇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熟悉北京，有好多梨园界的朋友，去一次当不困难。至于她找没找到智朴和尚，找没找到“五六稿”原文，就不得而知了。畸笏叟死于丁亥年，她是否死于北京？丈夫的手稿是否也随她流落到了北京？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可惜无从考究了。
第三节　　松斋当今红学界流行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在《红楼梦》各种版本中，“立松轩本”是总的源头！

　　《红楼梦》现存的十几种版本，究竟应该如何划分类型是个很有趣味的问题。红学界一般都分为“程高本”和“脂本”，认为除了印本外都是“脂本”，这是很不科学的。那些题名为《石头记》，以八十回传世，并且有脂批的，应该属于“脂本”；那些虽然也题名为《石头记》，也以八十回传世，但每回都有回前回后总批，并有大量不属于脂批的批语的，却未必是脂本，而应是另一个版本系统；题名为《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本，并且没有脂批的，即使是抄本，不是程高印本，也不能看成是“脂本”。因此把《红楼梦》版本系统分为《红楼梦》系统和脂本《石头记》系统、立松轩本《石头记》系统，是比较科学的，也是比较清楚的。曹雪芹传出的名为《红楼梦》的本子，与今天的《红楼梦》系统本子也不相同，无法归入哪个系统，但他的祖本，应该是《红楼梦》系统的本子，因此仍应归类为《红楼梦》系统版本。不过这个版本已经彻底失传了，这种归类没什么意义。总的说《红楼梦》各种版本大体可归类为“《红楼梦》本”、“脂批《石头记》本”和“立松轩《石头记》本”三大版本系统。

　　这三大版本系统都是从曹雪芹手中一个源头流传出来的么？从表面上看，似乎应该如此，因为现今所能见到的所有版本中，不论内容有多大出入，书中开始都有“后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另题一名为《金陵十二钗》”字样。但细致想来，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程高本印刷发行前，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并且都是手抄本。手抄本的特点，就是在传抄过程中，对于“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的文字，往往用其他本子校核抄配，形成“百纳本”。除了甲戌本前面有个“凡例”显得特殊外，其他所有本子的开头文字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显然是在长期的互相抄配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开头写有“曹雪芹披阅增删”字样的本子，不一定就是从曹雪芹一个源头传抄出来的。

　　由于历史资料极为匮乏，这方面我们只能做些推理判断的事情。洪昇初创《红楼梦》杀青是在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有朱彝尊记载的《洪上舍传奇》可证。此前先后写出了甲戌、己卯、庚辰三个稿本，最后定稿本应最接近今天的庚辰（1700年）本。就是这一年，洪的老朋友、京东盘山的“拙道人”（拙和尚）前往江南“扫塔”，“访道求仙”。根据《红楼梦》书中所记作者“石兄”同后改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的对话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拙道人”（拙和尚）就是“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是他第一个从洪昇处抄录回来一个名为《石头记》的本子，并由他来“问世传奇”。从王渔洋对“拙道人”（拙和尚）的记载看，他在江南回来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无旁骛，一心一意蹲在寺庙中做“净金圣叹”。什么叫“净金圣叹”？“净”乃出家人的简称，“金圣叹”是著名的小说《水浒传》的评点者，绝对是他身后所有小说评点者的代称。拙道人刚从洪昇身边回来，评点的是什么书呢？读者朋友细思之。

　　这个“拙道人”（拙和尚）是个很独特也很神秘的人物，他文学水平很高，同当时著名文人学士交往很多，连康熙皇帝都曾为他的“青沟禅院”御笔亲提“户外一峰”匾额，使青沟寺的称呼变成了“青沟峰”，这难道不正是《红楼梦》中的青埂峰么？他的兼具僧道双重身份，不正是书中那个兼具“空空道人”和“情僧”双重身份者的原型么？在今天的盘山历史文献中，还记载两则“拙道人”（拙和尚）的故事，似乎与《红楼梦》创作不无关系。“拙道人”（拙和尚）俗姓张，原籍徐州，明朝末年，他是明军驻守蓟州的一个将领，明亡后遁入盘山出家。《红楼梦》中那段形容他改名“情僧”时的莫名其妙的话，“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好像就是隐写他的这段历史。“因空见色”说的是他因为大明王朝覆亡而出家，出家后反而更多地接触了大千世界；“由色生情”说的是他在大千世界中接触了那么多著名人物，并与他们保持了长久深厚的感情；“传情入色”说的是他凭着这份感情，为老朋友“石头”（洪昇）“传抄问世”《红楼梦》；“自色悟空”说的是他从《红楼梦》的情幻主题中，更加深了自己的色空思想。盘山史料还记载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康熙皇帝游历盘山，在青沟寺中闻到了浓重的脂粉气味，以为“拙道人”（拙和尚）在寺庙清净地藏有良家妇女，很是生气，后来搞清楚是香客，顿释前嫌。康熙皇帝问他，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他打禅语回答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看，《红楼梦》中这幅最著名的联语，原来就出自青沟寺的“拙道人”（拙和尚）之口，并非作者独创。

　　“拙道人”（拙和尚）“传抄问世”的《红楼梦》，书名应该是《情僧录》，而不是《石头记》，为什么今天立松轩本仍名《石头记》呢？考虑到《情僧录》乃是一句戏言，只起到说明“情僧”曾抄录问世过《石头记》的作用，不好真的用作书名的，这个疑问就不难解释了。拙道人抄录完成回到盘山后，曾以“松斋”和“立松轩”的名义进行过评点，“松斋”是他的“室名”，“立松轩”是他的批语署名。王渔洋此时之所以把他叫做“净金圣叹”，意思就是他正在评点小说。他为什么在评点小说时为自己取别名为“松斋”和“立松轩”呢？原来，古人认为评点小说，乃文学中的“小道”，不足挂齿，并且还有文字狱威胁，所以也往往不使用真名，也不使用“青沟寺”一类社会闻名的代称，而使用别人很难猜到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署名。“拙道人”（拙和尚）住锡的盘山，是清初的天下四大名山之一，盘山以松胜，青沟禅院附近，更是松荫遍地、松涛轰鸣的好地方，康熙二十九年洪昇来此逃禅时，曾写诗“山山青松迎客”可证。“拙道人”评点从洪昇那里抄录回来的《红楼梦》，以“松斋”和“立松轩”为笔名，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

　　研究“立松轩本”的专家们，通过大量分析论证，证明“立松轩”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且很有特色。其特色主要有：书中的每一回，都有回前回后总批，这些总批显然是“立松轩”本人的批语；正文中也有一些有“立松轩”署名或有其语言特点的夹批，但也混入了大量脂批，似乎是后来传抄中从其他脂本补入的；“立松轩”的批语，佛家思想很浓，很多评语干脆就是用佛家语言写的。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这个版本的原始“抄录者”和“评点者”，就是“拙道人”（拙和尚），就是书中那个“空空道人”（情僧）的生活原型，联系到这个人的本来身份就是个“情僧”，书中用佛家语言评点的问题，也就会恍然大悟了！

　　“拙道人”（拙和尚）以“立松轩”名义“问世传奇”的《石头记》，在《红楼梦》版本史上被称为“立松轩本”。据很多红学家考证分析，“立松轩本”问世的时间在《红楼梦》诸版本中最早，是蒙府本、列藏本的共同祖本，有的红学家甚至认为，立松轩本是一切脂本《石头记》的祖本。联系到《红楼梦》中交代的此书是“空空道人”（情僧）“抄录回去，问世传奇”的记载，这实在是最合理的解释。所以，“拙道人”（拙和尚）在盘山（大荒山）传出来的立松轩评点本，应该是今天《红楼梦》所有版本的第一个祖本。

　　今天存世的诸多《红楼梦》版本，其创作的总源头是康熙朝的洪昇。其“传抄问世”的源头有三个：一是“空空道人”抄录问世的《石头记》，一是畸笏叟整理传出的《石头记》，一是曹雪芹“披阅增删”的《红楼梦》的底本。前两者分别构成今天立松轩本《石头记》版本系统和脂砚斋本《石头记》版本系统的祖本，而曹雪芹所依据删改的《红楼梦》底本，则是今本《红楼梦》版本系统的祖本。不过，曹雪芹删改过的《红楼梦》，已经完全在历史的迷雾中迷失，今天已无法再见本来面目了。不过书中开头“曹雪芹披阅增删”的一句话，还是在复杂的互相抄配中保存了下来，作为曹雪芹曾经为《红楼梦》问世传奇所做贡献的纪念吧。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书中一开始就交代的版本流传过程：“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名《风月宝鉴》”，“吴玉峰题名《红楼梦》”，“后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增删”，“另题一名《金陵十二钗》”，“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名《石头记》”。对这段话中显示的“《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石头记》”这样一个成书过程，我们往往做线性理解，认为是前后相继的顺序，其实不然。这一串书名并非线性顺序，而是三个板块：从“石兄”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到“吴玉峰题《红楼梦》”，这是第一个板块，说的是“立松轩本”的成书过程。“曹雪芹披阅增删并改题《金陵十二钗》”是第二个板块，说的是“《红楼梦》祖本”及其曹雪芹删改的《红楼梦》本（明本）的成书过程。“脂砚斋抄阅再评恢复原名《石头记》”是第三个板块，说的是“畸笏叟本”的成书过程。三个版块之间并不是前后相继关系，而是各自传出，形成了各自的版本系统。那么为什么今天的所有版本都有这三段话呢？前文说过，这就是手稿反复传抄中形成的“百纳本”效应使然。

　　当然三套版本系统呈现的板块结构，也不是说这三个版本在时间上是完全平行产生的。“立松轩本”传出来的时间最早，因为“拙道人”“抄录问世”的时间最早，开始于康熙四十一（1702）年。第二个传出的应该是“畸笏叟本”，这是在洪昇逝世（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后，又经过几年的整理评点后传出的。最后传出的才是曹雪芹删改后的“《红楼梦》本”和据以删改的底本，也就是洪昇带到曹家的手稿本。洪昇手稿到曹家的时间虽然早于“畸笏叟本”的问世时间，但在曹家书箱中躺了六十年后，才由曹雪芹开始“披阅增删”，所以问世时间又最晚。

　　“曹雪芹删改本《红楼梦》”为什么在史料中记载最多，影响最大，却又最终迷失，没有流传下来呢？原因就在于曹雪芹所在的城市和交往圈子。曹雪芹在北京，交往者多是宗室人物，他们最容易在全国造成影响，但他们也最容易受朝廷文字狱高压的限制，所以永忠、明义等人虽然很早就阅读过《红楼梦》，但并没为后人流传下来这个出自曹雪芹手的《红楼梦》版本。“立松轩本”传播的起点在京郊盘山，“畸笏叟本”传播的起点在浙江杭州，他们都是在民间秘密流传的。民间流传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最有生命力，二是史料上很少记载，三是最容易形成“百纳本”。今本《红楼梦》各版本，几乎都是“百纳本”，在程高本印刷前，很少见到流传的记载，但各种版本居然流传下来十几本之多，这些都体现了民间流传的特征。
第四节　　山子野《红楼梦》描写的几百个人物中，名字最奇怪的大概要属“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 “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 “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 “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 “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 “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 “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雪芹身边都找不到原型。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百年红学从根本上就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当然也难以找到上述人物的生活原型！当你抛弃了“胡家店”，跳出了“曹家庄”，跟随笔者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康熙朝的大文豪洪昇身边一游，这些人物的原型，一个个便都清晰地跃然纸上！

　　“石兄”的原型便是以盘山“摇动石”自况的洪昇自己，“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拙和尚（拙道人）”，“东鲁孔梅溪”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师、著名的诗坛领袖东鲁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玉峰（昆山别称）的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与洪昇外祖父同殿称臣的大学士、著名“馆阁体”诗人梁清标，棠村是他的号，他的诗集就名为《棠村集》！对这些人物的考证，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这么多人的原型，都在洪昇的身边同时聚光，而在曹雪芹身边无踪无影，应该说这是《红楼梦》的著作权属于洪昇而不属于曹雪芹的铁证！

　　“老明公山子野”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山子野”便无踪无影，如果你相信《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山子野”的原型便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明朝末期大名鼎鼎的风流文人施绍莘是也！施绍莘，字“子野”，号“山翁”，洪昇就是用他的号为姓，用他的字为名，写入《红楼梦》中的！说他是“老明公”，就因为他是明朝人，而不是清朝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是什么杜撰，一点含糊也没有！

　　施绍莘的确切生卒年份，笔者尚未考证清楚，但知道他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人，有他的作品《瑶台片玉》集可以证实。他与明末著名文人陈眉公是松江（今上海松江）同乡，私交甚密，唱酬往来很多。据《乙丑百花生日记》记载，这年陈眉公六十八岁，施绍莘自己三十八岁，小眉公整整三十岁。陈眉公生卒年代是清楚的，生于1558年，逝世于1639年，由此推断，施绍莘应生于1558年。乙丑年为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这一年施绍莘虚岁恰好三十八岁。

　　施绍莘身后名气并不算大，但生前的名气确是大得很！明朝末期，江南文人几乎普遍呈现病态的言情狂潮，而施绍莘顺应了这股潮流，成为当时名动天下的言情圣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创作言情套曲，二是修建私家园林。《红楼梦》书中安排这个“老明公山子野”来修建大观园，实在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瑶台片玉》甲种上篇记载：“予山居在东西二佘之间，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间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树可荫人，而竹皆抱孙矣。更以亭台庵阁，点缀其间，虽不事华饰，然自是幽微妍隐。春花发艳，秋木陨黄，屋角参差。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盖实录也。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予自分无洪昇福，不敢负淡缘，凡移花接果之方，开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为之。近幸有小成，花木畅茂，禽留不去，山隐转奇，桥柳台松，古秀妩媚。春深秋早，日美风恬，得与村翁渔叟，觞花问竹于其间，或令椎髻孟光，携东阁中人，窥花红调竹粉，媒花斗草，以为乐。”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施绍莘确实善于造园，并曾在松江佘山自己的家园内亲自造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园林，每日在其间自得其乐。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造园的工艺，关键是文人造园，而不是匠人造园，并且是一个“情痴情种”造园，这就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既是施绍莘造园游园的实录，也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生活的实录。

　　洪昇的家园在杭州西溪的“洪园”，是从南宋传下来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园林。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园林前后经历过三次建设：第一次是南宋高宗御赐的“国公府”，第二次是明朝成化年间洪钟重建的“洪园”，第三次翻建洪园是在万历四十六（戊午，1618年）年，根据明末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记载，洪园翻建后，在当时杭州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

　　洪家这次翻建洪园，目的是什么，是谁主持施工，未见历史记载，但这个时间与施绍莘修建佘山花园的时间却是相同的。施绍莘建花园的时间是丙辰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早于洪园翻建两年，如果当时洪家请施绍莘“规划制度”洪园的翻建，应属合理推断。当时江南私家园林多为文人主持修建，讲究文化品味，例如著名文人李渔，就曾为很多大家族主持修建过不少园林。施绍莘帮助洪家建园，以他本人的名气，以及他在佘山的园林名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洪园是否是由施绍莘这个“山子野”主持修建，关键是这个“山子野”对洪人生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品主旨和内容的影响。洪出生于清顺治二（乙酉，1645）年，与施绍莘并非同时代人，施绍莘当为洪昇的祖父一辈。但洪昇出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却正是施绍莘的言情套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影响深广的时期。据《瑶台片玉》甲种中编记载：一天夜里，施绍莘写了“南北宫长调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亲故以予之至也，少长并集，见诸绮语，争录之而去。顷刻间，遍布墟落。更岁余，见村中小儿《大学》《序》首空处，有遍书予词者，亦大可笑矣”。洪昇从小就受言情思想熏陶，一生最爱词曲创作，《瑶台片玉》中描写的学中小儿在《大学》课本空白处抄写施绍莘套曲的行径，应是包括洪昇在内的当时江南小儿的滑稽举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黛读《西厢记》，封面盖着《大学》《中庸》一类封皮，与此绝类。

　　《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与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诸多风流雅事，用施绍莘的话说，全部可以概括为“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其实，《红楼梦》中的好些思想，都可以看出受了施绍莘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施绍莘的《舟居旅怀》中说：“香罗一幅封回去，上写断肠诗句，四边多是泪痕洇处。”《红楼梦》中的《题帕三绝》情节，是否受此影响，不难判断。

　　此类例证在施绍莘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下面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朋友参阅。施绍莘的《解三醒》写道：“忘不得香沾片脑，忘不得汗渍鲛绡。忘不得破瓜年纪身材小，忘不得媛客娥眉韵味高。忘不得莲花吐瓣尖尖舌，忘不得束素重逢窄窄腰。千般好，忘不得千金一刻，刻刻良宵。”

　　施绍莘在《闺恨有跋》中写道：“大抵情不深则恨不毒，闺词至于恨则无遁情矣。每见院本旧曲，从无闺恨，窃谓其情波有限，乃别谱新声，颠翻恨字，才觉相思于此痛人。他时闺思、闺怨等篇，正不及情语耳”。“写情传恨，语语幽深，盖身经是境，自是摹神，倘不悲而泣，正恐其泪不下耳。”

　　施绍莘在《七夕闺词》中说：“叹良辰今岁无双，岂花容来年无恙。怕经秋瘦损，一似败荷模样。可是潘愁鬓老，沈赋魂销，打扮无心想。深深深拜，也注心香。愿莫染秋来镜里霜。香暗热，心自想。心头有话和谁讲，口中话，在心上。”

　　施绍莘在《四景闺词》中写道：“恰收灯又近清明，只觉到花事凋零。又添些鬼病，鬼病伶仃。冷落瑶琴，生疏锦瑟，打叠银筝。今宵梦，前宵梦，全然没准。千遭信，万遭信，看看半句无凭。恨咬牙根，痛剪香云。痛的是挫过芳年，恨的是错盼，错盼书生。”

　　《同调》中又写道：“看荼蘼自占柔条，问屈指几度春归。何曾似这度，这度销魂。愁劈莲心，惊看夜合，怯听芭蕉。摇纨扇，悲纨扇，怕秋风又早。掩罗袖，恨罗袖，偏生粉泪痕交。指冷琼萧，帐冷鲛绡。枕头边，茉莉花香，你怎生的辜负，辜负良宵。”

　　施绍莘在《千秋岁》中写道：“翠红围，排比做神仙会，共献祝酒映蛾眉。鲈脍莼丝，鲈脍莼丝，摆列着江南早秋风味。香翻袖，花蒸汽，红潮面，人微醉。欢畅文园里，俺烟霞地主，你罗绮花魁。”

　　施绍莘的《花前感旧诗》说：“二十年前一梦空，依稀犹记梦花红。而今短鬓侵寻白，闲话风流落照中。”

　　在《相思》曲中，施绍莘情满文字：“果然的梦见伊人，惊一阵风声，恼一阵风声。梦回来重剔银灯，又一瓣花生，更一瓣花生。泪痕交衿和枕，这一片如冰，那一片如冰。俺知他，他知俺，总一种伤情，怎一种伤情。既伊家知俺伤情，判一个残生，尽一个残生。”

　　在《赠薛小涛》序中，施绍莘写道：“夫艳魂不死，每幻秀于蛾眉。情种无根，忽敷荣于彩笔。所以文人手泽，遇韵事而生花。从来锦阵铅华，借才情而流艳。”

　　在《叨叨令》中，施绍莘写道：“且寻一个玩的耍的，会知音风风流流的队；拉了他们俊的俏的，做一个清清雅雅的会。拣一片平的软的，衬花茵香香馥馥的地；摆列着奇的美的，趁时景新新鲜鲜的味。兀的便醉杀人也么哥，兀的便醉杀人也么哥，任地上干的湿的，诨帐呵便昏昏沉沉地睡。”

　　在《乙丑百花生日记》一文中，施绍莘记载：“仲春十二日，俗传为百花生日，考之古，亦谓之百花朝。”“予自甲寅，始为祝花之集，以后岁岁为常仪，而乙丑尤盛。”这一天，施绍莘召集了十二位名士，十二位名姬，翻谱赞叹，并自做《乙丑祭风雨文》、《乙丑祭花神文》。这些活动，同《红楼梦》中的“祭饯花神”活动异曲同工。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红楼梦》不仅言情思想受施绍莘影响，就是书中描写的一些风雅活动也受施绍莘熏陶。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顺手把这个“山翁子野”拉来，让他建造大观园，其意义不仅是借重施绍莘的造园名声，更重要的是透露自己生平以及作品受“山翁子野”的影响甚大。施绍莘的《瑶台片玉》集全文刊载在清“虫天子”辑录的《香艳丛书》中，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寻来一读。
第五节　　黄叶村曹雪芹贫居北京西郊黄叶村，虽然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苦生活，但并未妨碍他的“襟怀笔墨”，一直在辛勤创作《红楼梦》，直到“泪尽而逝”。这是当今红学大家为广大红迷们描绘的《红楼梦》创作的动人场景，红学界对此都深信不疑，几乎所有的红学论著都这么描写，几乎所有的红学词典也都这么解释。有一些个红学研究者，历尽千辛万苦，几乎踏遍了北京西郊，去寻访曹雪芹当年著书处，有人言之凿凿地宣布黄叶村在“香山卧佛寺与樱桃沟一带”，有人煞有介事地宣布黄叶村就在北京植物园附近，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处“曹雪芹纪念馆”。每逢什么与《红楼梦》或曹雪芹有关的纪念日，几个热心的红学权威，还不时在这里搞个什么纪念庆祝活动，发表一通“热爱”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演讲。

　　断言曹雪芹在京郊黄叶村著书，根据只有一个，就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有一句“不如著书黄叶村”。本来孤证不立，一句诗不足以断定曹雪芹著书地址，但有关曹雪芹生活轨迹的资料少得实在可怜，就是这一条孤证，也令诸多红学权威如同掘到了宝藏，磨破了多少双鞋底，磨秃了多少支笔头，行万里路，写万卷书，顾不得孤证不立的学术规矩，于是乎就饥不择食，匆忙下断言、作定论，“立德立言立功”了。

　　但我认为：以上研究者由于过于渴望得到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了，所以忘了一条研究古诗的规矩，就是敦诚诗中出现“著书黄叶村”字样，究竟是白描还是用典？“黄叶村”究竟是京郊一个村名还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黄叶村”本是古人赋诗常用的一个典故，并非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庄名称。古人用“黄叶”入诗，其意象常常是为了表达萧衰之思，取黄叶萧疏之象比况人生，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自恋、自怜、自慰心理。敦诚诗中说曹雪芹“著书黄叶村”，本意就是用“黄叶”典故，描写曹雪芹的萧疏人生，劝慰曹雪芹不要向富人乞讨“残羹冷炙”，不如关起门来写诗抒怀，并非是说曹雪芹在一个名为“黄叶村”的荒村野店创作《红楼梦》。

　　黄叶入诗并非敦诚首创，敦诚之前，用黄叶入诗的著名诗人比比皆是。唐代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诗中有“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句，以“黄叶”对“白头”，其表达的文人关照自身命运的凄楚意绪，令人无限遐思。宋代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诗中有“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句，这个“黄叶村”也并非实指地名，并不是江南还有一个“黄叶村”，而是文人的一种萧疏感情的宣泄。

　　曹雪芹所生活的清代，用黄叶入诗的文人就更多了。据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的《香祖笔记》记载，他的门生崔华，尝有诗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被他的老师称为“崔黄叶”。王士的族侄王苹，也有诗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也被他的族叔称为“王黄叶”。王苹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生活年代早于敦诚。王苹的诗句经当时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王渔洋推介，清代前期文坛几乎无人不知。敦诚的“不如著书黄叶村”诗，应该是从王苹的“黄叶林间自著书”句套用来的。

　　诗中的“著书”二字，也并非特指《红楼梦》创作，而是泛指文人的创作生活，其真实含义更可能是指吟诗作画之类文人雅事。我们总不能理解王苹也是在“黄叶林间”创作《红楼梦》吧？

　　诗以言志，考证《红楼梦》引用敦诚诗句，首先应读懂诗意，万不可仅从字面理解，就编造曹雪芹在“黄叶村”创作《红楼梦》的故事。北京西郊并没有一个什么曹雪芹著书的“黄叶村”，植物园旁建设的曹雪芹纪念馆本身就是红学史上的一场笑话，在这里堂而皇之搞《红楼梦》讲座的大师，真应了《红楼梦》的一句话，是“又向荒唐演大荒”了。

　　如果把敦诚的诗“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用在《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洪昇身上，倒是非常确切的。洪昇自己的诗和朋友的诗中，曾反复出现过“残杯冷炙有德色”、“残杯冷炙是怜才”的诗句，因为洪昇生前由于生活极度贫困，又同当朝好多权贵交往密切，所以经常有“打秋风”的行为，自己经常为遭到冷遇而难堪，朋友也为此经常劝阻他。就在康熙二十九年洪昇出狱后，他最要好的朋友吴雯，就委婉地劝他，与其如此讨“残杯冷炙”，不如回到江南故乡闭门著书。根据苏轼诗之典故，“黄叶村”是江南乡下的代称，用到洪昇身上是多么贴切。

　　据红学专家分析，敦诚这首诗的真实性很不可靠，是挖改而成的，在诗的正文上面，题目是挖改后拼凑上来的，很难说诗句是否敦诚所吟。如果是前人咏洪昇的诗，被后人挖改成咏曹雪芹的诗，似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另外，张宜泉那首咏“芹溪”的诗，也非常像是咏洪昇的诗。不仅内容像，题目也很奇怪，洪昇本来就有“芹溪”别号，而张宜泉诗题目旁边关于曹雪芹名、字、号的注解，是后人用贴条贴在“芹溪”二字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