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侧额颞部脑膜瘤:《把事情做到最好》心得体会

拟下这样一个题目，才知道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本想写篇读后感，可《做单位最需要的一流员工》和《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两位作者几乎把大小道理都讲得没啥剩得了，怕自个儿不小心说了别人的话不合为文之道。所以干脆另辟溪径，试着为这两本书补遗，只当狗尾续貂。
　　成功新华的《把事情做到最好》把做事的学问归纳得很丰富，遗憾的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可能没来得及说明白，那就是劳动幸福，幸福劳动。不是我矫情，实在是如今能够从劳动中体会幸福的人越来越少了。
　　人打生下来就得干活。婴儿嗍奶常常累得满头是汗，乳汁四溢才有满脸的幸福灿烂。一句俗语“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诠释的恐怕不仅是力度，更有劳动的初始态展现出来的幸福感和美感。老吃奶自然长不大，终有一天你得下地干活、犁田耙地、养家糊口，或走出田野找前程。
　　从拿得起农具开始下地，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农民很多，一干就是七十多年不停的也不少，但一直干到八十岁还在满脸灿烂地劳作且能自信地拒绝政府补贴的就不多了。去年春节前夕（记得是腊月二十九），老母亲忽然说起她乡下的姐姐过得苦，几年没得见，想去看看。外面寒风凛冽。车子快到村子时，远远望见一个蹬三轮车老汉，像是姨父。近了，果然是。便在村口等着笑眯眯的他一同回家。姨父该八十岁了，几年不见，人显得有些老，可身板很直，硬朗；往来十多里路，刚去城里把一车菜过给贩子后回来。姨衰老得多，背有点驼，可面色红润，现在守家带孙子；见我们来了，高兴得不知手往哪里放。姨和姨父都没读过多少书，打小就在田里干活，即便是大集体的时候也从不惜力。包产到户以后分了二亩多地，一直干到七十多岁；一直到前四个儿女都有了小家，又在老屋场上盖了二三百平米的小楼为幺儿子娶妻，还不愿歇。儿女们三天两头地劝，好说歹说前些年才让出一亩给别人种，高底要留一亩多自己种，说不干活浑身不舒服，收拾点儿地好打发日子。七八十的人了，坚持种养收卖又是好几年，到年根上还停不下来。儿女们虽然不解，可知道他们在田里舒心，也就不再劝了。
　　更让儿女们不解、也让我心头一震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捐款。姨只干活从不过问钱的事儿，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姨父作主。儿女多的日子过得紧，姨父自然也把钱也看得重，也从不沾烟酒，可汶川大地震后，他跑到村主任那儿第一个捐款，又不知捐多少合适。问村主任，主任知他手紧，笑说三五元不少，三五十不多。再问主任自己捐多少，主任回少说得一百吧。他顿了一下，丢下二百元就走了。过后儿女们问他，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会儿国家不容易。二是拒绝补贴。前些年政府开始给农民发补贴了，郊区七十岁以上的农民每月都有几十元，二人一年下来也有一千好几百。可村里来人办这事儿，被姨父拒绝了。没有理由，就是不要。儿女们不明白，问他也不应茬；催得遍数多，他说，国家给地给钱免税让你种，这样的好事哪儿找去？自己做得了还向国家伸手的事儿我们做不出来。就是真干不了了，还有你们！一席话呛得儿女们没了声。大儿媳心眼多，说是不再劝了，找人偷偷地办，只是千万别告诉他。也不知这事儿现在落地了没有。
　　我们这代人常常感叹没有读到太多的书，否则的话会如何如何。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假设但无法重来。不管你是犁田耙地农民，还是穿梭在城里的蓝领白领，最终都是那个养身且能养心的职业陪你到老。选择了她你就得死心塌地爱她，好好地经营她，不管贫富贵贱，并不时地从心底里感叹一声：劳动幸福！这应该是一种高度自觉，深者见其深，浅者如我辈，见其纯。
　　简单最好
　　丁川的《做单位最需要的一流员工》很时髦，案例多为立志卓越、事业有成的职业人士。台子搭得太高，一般人站上去容易犯晕，人挤多了还会出事儿。大千世界终究要靠更多http://www.39xuexi.cn/底层的人撑着。让这样的职业人在平淡中出彩、简单中称奇，也难，但更有现实意义。至于人品，大道理可以说上一堆，出套系列丛书都没啥问题。但我理解要紧的也就四个字：简单最好。碰上这样的人，能让你受用一生。我读中学时的数学老师康，就是这样的人。
　　康老师中等身材，生得虎背熊腰阔脸黑面高鼻方口，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可他不修边幅，整天面色铁灰，举手投足、开口说话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样范儿。我们那所中学在近郊，离城里有五六里路，有教育战线几个被“右”的角儿下到这儿（更右的该离城更远吧，那会儿小，别的不太清楚，只知道本校的老师“右”得不厉害）。后来听人讲，本来这“左右”不关康的什么事，可他见到朋友因此挨整就憋不住，说了他觉得该说的话，痛快了一回就被从城里弄到乡下来。那会儿课少，课外活动倒是异常热闹，另外还有斗争任务。每到这个时候，总是一个英俊的且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英语老师“站台”；这时候其它老师大都不说什么，康照例口没遮拦，把持不住“左右”。校长着急，怕他再惹事，常好心地拧他。带语文课的胡老师是他的酒友，台上台下都能言善辩，常笑他简单。都是性情中人，哪里忍得别人笑，于二人就不顾身边的学生笑一阵互掐；康哪里是对手，二三回合就败下阵来；接下来再一起找点儿蹭酒饭。乡下的学校相对边缘一些，校长也面软，没头绪的事儿过得去就算了，倒还安静。那段时光我们忙着学工农兵，多数老师也都平安了几年。偶尔，康老师会斜靠在教室门口看着扛着镢头、推着板车的我们笑笑，然后摇摇头，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
　　1977年，我们连级四个班的学生走得只剩下一个班了，学生老师也开始用功了，耽误了几年的课都要从头开始。康老师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精神了许多。他把初高中的课本缀成厚厚一本，满面春风地走上讲台，不用教案便能口若悬河，把那枯燥的数学讲得如自己饮茅台一般，特别兴奋、卖力。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数学有了些许敏感。可全班有兴趣听课且听得懂的也就七八个人，多数同学一脸茫然看着他或趴在课桌上睡觉。只要没有搅堂的，他也不恼。课后，但凡搅堂或是上课打瞌睡的男同学，后脑勺都会被他轻轻一扇，再语重心长地送上一句：“娃子，都啥时候了还不用功，将来咋搞啊？！”搅堂的经他一扇，再没有第二次；可瞌睡来了还是挡不住，就偷偷换了课桌躲在后面。康老师见了也就笑笑，作无语状，摇摇头，然后又进入他的状态。就这样一年半的时间把五年的课讲完了，一道例题都没落下。
　　我们毕业后，康老师就回了襄樊五中，做了数学教研室主任，往后又做了市里教育系统数学教研组牵头人之类的工作，但从没有离开过讲台。教育慢慢走上正轨了，他依旧心里搁不住事儿，看不惯就说，没少得罪人。那些他得罪过的人最后都服他，说这人有真本事，就是行事莽撞、做人简单。毕业后同学们相聚，每说起他的那些事儿便笑声不断。1998年，他参加一次小型师生聚会，走到一个被他扇过几次后脑勺的同学（那会儿已做了老板）后面，抬起手做旧有状，大声说：“娃子，出息了？”吓得那位同学赶忙缩下头来，引来满堂欢声笑语。2008年，毕业30年师生聚会的时候，他却已经走了。走的时候，几个被他扇过脑袋的学生争着抬了他。没有了他，师生会上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许多。再后来，同学们每有小聚必然念及他，只是少了笑声。
　　康老师简单的似李逵，讲台下的事总随性而为，与同行交直来直去，与朋友交爱憎分明，教育引导学生也没啥高明的方法，可那份执着、率真和在讲台上的英姿勃发，最惹同行钦羡、朋友敬重、学生惦记。我们生活在一个劳苦愁烦的世界，还是简单最好。因为简单生真，简单养心、进而养品；再进一步，这简单到了极致就不简单了，做一个好的职业人该就不那么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