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侧乳房下方隐痛: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 13

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第四章）6 

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就可以解释作者何以用“远中近”与“近中远”的架构来处理宝玉与钗、黛之间的关系了。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宝玉的一生，就是一个由“空”入“色”，又自“色”悟“空”的过程。其中，“空”为本象，“色”为迷情。而在《红楼梦》的“色”、“空”两字当中，黛玉更多地占据了一个“色”字，宝钗却更多地占据了一个“空”字！ 

在《红楼梦》中，黛玉主要代表了“色”的这一面。前面，我们在第一、二章里，分析了黛玉的性格。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纯情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名利、地位、声望的强烈渴求。而事实上，她所谓的“清高”、“孤傲”、“叛逆”，在很大程度上，还恰恰是其求名求利却求之不得的产物，具有一种“酸葡萄”式的情结！我们看到，在元妃省亲的节骨眼上，恰恰是黛玉的“攀高”、“邀宠”表现得最为积极（第18回）；在贾母率王夫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的关键时刻，又恰属黛玉的潇湘馆处，接待得最为殷勤、礼数最为周详（第40回）。不仅如此，小说中那些赞美皇权、渴慕功名的诗句，亦多出于黛玉及其恩师贾雨村之手，诸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第1回）、“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第18回）、“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第18回）、“双瞻御座引朝仪”（第40回）、“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第50回）、“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第76回）等等。*[注26]*甚至，连黛玉的居所，那“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精雅无比的潇湘馆，也起了个了正名，叫做“有凤来仪”，被作者有意地赋予一层“颂圣”的含义！小红是黛玉的“内影”。第24回，小说描写小红“因他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却被秋纹等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此处，脂砚斋一连写下了三条同黛玉有关的批语。一曰：“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黛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二曰：“争夺者同来一看。”（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三曰：“争名夺利者齐来一哭。”（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另一处，脂批则毫不含糊地指出：“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可见，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脂砚斋，在他们这些“圈内人”的眼中，黛玉都属于那种冰雪聪明、灵慧过人，却持才傲物，争名夺利，不肯罢休的人。黛玉固然也有非常“纯情”的一面，是所谓“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但这种“情”，却又是建立在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占有欲的基础之上的。她爱宝玉，便不许宝玉再同别的女孩（确切地说是像她一样的贵家小姐）单独接触，仅仅因为这些女孩有可能威胁到她的地位，却丝毫不顾及宝玉“爱博心劳”的本性。她将宝玉认做“知己”，却并没有宝玉那种憎恶官场、厌绝名利的思想，相反，倒时不时地幻想着能依靠“木石姻缘”的成就，来实现自己“立名”傲物、“压倒众人”的夙愿。所以，黛玉的所谓“纯情”，落脚于现实之中，最终还是脱不了一种极其世俗的价值观的窠臼。这就是杜丽娘所说的“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可见，所谓“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所“通”、所“警”者，还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儿女情长这些东西，亦有这种爱情观背后的名利之心！*[注27]*从《红楼梦》神话开篇的角度来看，黛玉显然是一位思凡下凡的仙子形象。她来自于“西方灵河”，却把世俗的名位观、价值观，当作自己情感的最终归依，终其一生亦不能自拔。故一言以蔽之，我们说，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 

而宝钗却主要代表了“空”的这一面。前文中，我们亦分析了宝钗的性格。小说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描写，道出了她原是一个素性淡泊、深具老庄气质的女子。宝钗从小便不喜簪花抹粉，不爱富丽闲妆，只偏好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见甲戌本第28回侧批）。第7回，薛姨妈说：“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脂砚斋随即批云：“‘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份。”（甲戌本第7回侧批）宝钗的居所蘅芜苑，正名“蘅芷清芬”。这“清芬”二字，也的确合乎她的此种身份！人言宝钗“世故圆滑”、“八面玲珑”，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得罪家长权威的，恰恰不是黛玉，而是宝钗！第22回，在元宵节灯谜诗会上，宝钗的一首更香谜直抒胸意：“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就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见蒙府本、戚序本第22回）。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的节骨眼儿上，宝钗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居室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悦，以为甚是“忌讳”、“离格”，说：“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第28回，面对元春的特别恩赏，宝钗居然“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反过来竟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住为幸。这种蔑视世俗权威的态度，在黛玉而言，则更是绝不可想象的了。与黛玉诗“缠绵悲戚”中夹藏着“邀宠”、“立名”相反，宝钗的诗风往往是“端庄敦厚”里暗含着“孤高”、“愤世”。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譬如，《凝晖钟瑞》：“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第18回），《白海棠咏》：“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第37回），《螃蟹咏》：“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第38回），《牙牌令》：“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第40回），《镂檀锲梓》谜：“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第50回）等等，均带有一种高人隐者讽时骂世，又洁身自好的意味。甚至，就是那首被后世许多陋儒狂骂不已的《临江仙·柳絮辞》，所谓“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所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实际上，也正体现了陶渊明“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见梁·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风骨与气概！故众人皆为之“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第70回）*[注28]*而更重要的，宝钗的这种淡泊名利、愤世出世的思想性格，还恰好为癞僧、跛道择中，成为了太虚幻境对宝玉的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关联点、介入点。如前所述，在曹雪芹后三十回佚稿中，正是宝钗以自己在禅宗、老庄等方面的“博知”，启迪并引导了宝玉的“悟道”、出家，宛如何仙姑之劝吕洞宾莫要贪恋人间的风光，应尽快返回天界一般。《寄生草》、《赏花时》二件，俱为明证！从《红楼梦》的神话结构上讲，宝钗显然没有黛玉那样明确而显赫的前世来历（“西方灵河”畔的“绛珠”仙草），但这个生活于红尘世界中的女子，却被癞僧、跛道赋予了推动所爱之人，即全书男主角贾宝玉，下定决心，拔离凡尘，复返仙界的任务。她的爱情与婚姻，也最终摒弃了一般世俗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和占有欲，而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自我牺牲、自我超越的精神，放在了首位。所以，我们说，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 

作者把钗、黛二人放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昭示了“色”与“空”两种精神对宝玉的吸引和争夺。概要地讲，黛玉之“色”，是由“世外”指向“世内”，正与宝玉的“情迷”联袂；宝钗之“空”，由“世内”指向“世外”，正与宝玉的“情悟”相通！通灵宝玉下凡历劫，他的前半生自然离不开黛玉之“色”的陪伴——非如此，则无以将“情迷”发挥到极致。可如果宝玉当真同黛玉结合了，他的后半生就会欲海深陷，永堕泥犁，无法完成由“情迷”到“情悟”的转变，“佳偶”也将终成“怨偶”——除非宝玉对黛玉也敢撕破脸面，情断义绝，但这显然是作者所更不愿写，也不忍写的局面。怎么办呢？要想让通灵宝玉拂去其心上的迷尘，复显其本来的真性，则又少不了宝钗之“空”的龙象之力了。读者如果仅仅从一般小儿女之情的层面——也就是本章所称“宝玉情感的A面”上着眼，自然会感觉宝玉对宝钗、黛玉、湘云三人，“素厚者惟颦、云”，而独与宝钗“素不契”；但如果真要上升到超离凡尘的大知己之爱——就是本章所称“宝玉情感的B面”的高度，一切就全都颠倒了过来：宝玉与宝钗是“素不契”中包含着更大的“素契”！——“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为了一个共同的“愤世”、“出世”的理念，他们可以“眼向云霞”，把世俗的爱情观、占有欲搁在一边，“情极”生“毒”，“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而宝玉同黛玉（甚至也包括湘云），却是于“素厚”中隐藏着深层次的隔膜和疏离，始终无法由相爱相知而相谅。“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这正是“情迷”与“情悟”，在宝玉身上此消彼长，又各自作用于不同深度所造成的效果。“情迷”是一种短性的大力，“情悟”却更有一种持久的韧性。两者犹如老子所言“牙”与“舌”的比赛：牙比舌坚固，但到头来，人至迟暮之年，舌却比牙存在得更长久。宝玉的一生亦复类此。他虽多“情迷”于“色”，却终将“情悟”于“空”。所以，脂砚斋用“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这十二个字原则，来概括曹雪芹笔下宝玉情感的A、B两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可是，任何一篇好文章要想写得惊心动魄、富于震撼力，还必须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红楼梦》虽是“色”、“空”二字连讲，但作者的本心是在强调一个“空”字，落笔的重点却多在一个“色”字。事实上，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只有写尽人间的风月繁华，最后予以幻灭，方能彰显出人生虚空的本象。就以前面提及的“慧紫鹃情辞试莽玉”（第57回）与“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第58回）这一对正、反面文字组合为例。第57回，宝玉一听说黛玉要走，便闹得一佛升天、二佛涅槃，赌咒发誓：“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 可仅仅一回之后，到了第58回中，宝玉听到藕官那番“得新不弃旧，恋旧不拒新”的“呆话”，便感到“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宝玉对黛玉的盟誓与专情，是那样的刻骨铭心、难以磨灭，但还是被否定了、被抛弃了，这就显示出了“情悟”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情迷”的力量！同时，这也映证了作者在第1回中，借跛足道人之口道出的人间至理：“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任何男女恋情，凭你是山一样高、海一样深，终究都绕不过一个“了”字的结局。除非你超越了一般痴男怨女只愿“好”，不愿“了”，只求“聚”，不肯“散”的世俗心态，像宝玉、宝钗之间的爱情那样，本身即以“空”字和“了”字为念，知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才能在变幻无常的世事面前，真正获得精神上的永恒！那么，作者一方面不断地设置迷局，表现宝玉对黛玉的至情至爱，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点破迷局，向读者暗示宝玉将来移爱于宝钗的趋势，亦是《红楼梦》之“风月宝鉴”、“情僧录”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实，“色”也好，“空”也好，归根结蒂，都还是源出于作者对人生的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哪两种态度？一曰：“看得透”，二曰：“放不下”。家族的盛衰和自身的遭际，使曹雪芹看得透人生“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空幻，而世家子弟、皇室包衣的出身和教养，又使他放不下对往昔生活的留恋。没有“看得透”的精神，便没有《红楼梦》。如果作者看不透功名富贵，他自己就干脆奔官场仕途上去了，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地写小说么？可如果只有“看得透”，没有“放不下”，作者便又径直出家当和尚去了，整日价与那青灯、古佛、《内典》、《黄庭》作伴，也同样不会有这么一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这话亦可以倒过来说。没有“放不下”的心态，便写不出《红楼梦》。因为惟有其放不下旧日的富贵与情缘，才能将一个金门玉户的世界描绘得活灵活现。可如果只有“放不下”的心态，却没有“看得透”的精神作为更高层面的写作指导，小说则又无可避免地将落入“奉旨完婚大团圆”一类的俗套，或者那种男女主角双双殉情而死的新俗套，也不能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红楼一梦”。所以，我们说，“看得透”与“放不下”，正是曹雪芹创作《石头记》——《红楼梦》一书的两种基本的精神元素！再进一步，“放不下”的心态，往往是与曹、脂诸人在现实中的失落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放不下过去的财势与地位，才越发地在现实的困顿面前，悲伤难已，悒悒不安。这种情感，我们称之为作者的“悲情”。“看得透”的精神，却往往与作者能够跳出自我伤逝的小圈，以“菩萨之心”来悲天悯人的一面紧密相联：既然都看得透了，也就不必永远停留在顾影自怜之上，也应该有些“野人献曝”之举，关心关心别人嘛。故这种情感，我们又称之为作者的“高情”。而小说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的设置，就恰恰对映了作者的这种“悲情”与“高情”！ 

“木石前盟”承载了作者的“悲情”。事实上，所谓神瑛侍者、绛珠仙草的神话，本来就是作者于现实中失落的产物。这一点，我们有脂批为证。且看甲戌本中的两条有关木石神话的批语。 

甲戌本第1回侧批： 

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 

同回眉批： 

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也？ 

此处的“血泪”、“悒郁”、“无可如何”、“不语不笑能留人”，传递的都是同样的讯息，即作者实在不甘心失去往昔的繁华和情缘。正因为不甘心、放不下，所以才要杜撰出“一花一石”的恋爱悲剧，以泄胸中的悒悒不平之气！只是这样一来，也就注定了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只能停留在一种不高的精神境界之上。黛玉全部的恋爱举动，都脱不了一个私我的占有欲的影响。一旦达不到目的，或者稍遇挫折，便少不了怨天尤人，以一种阴暗狭隘的心理去度测他人。以前，总有论者喜欢拿戚序本第3回回末总评来赞美黛玉：“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但效果恐怕正适得其反！黛玉真能做到所谓的“万苦不怨”吗？“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第38回，《咏菊》诗），“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第38回，《菊梦》诗），正是怨之深，怨之极，又何谓之“不怨”哉？！实际上，如果我们肯于认真翻阅蒙、戚二本的话，也不难发现，此批正同戚序本绝大多数的回前、回末总评，以及蒙府本大部分侧批一样，都是出自立松轩等人之手，属于“圈外人”的观感，并非真正的脂批、笏评！黛玉为不能独占宝玉而怨，为她的地位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而生气、流泪。而根据脂砚斋及敦敏、敦诚、张宜泉等人留下的资料来看，作者本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特别是幼子夭殇的重击之后，最终也“为泪尽而逝”（甲戌本第1回眉批）。曹雪芹在《好了歌》中早已把“功名”、“金银”、“娇妻”、“儿孙”，都一并宣布为身外空幻之物，但从放不下世间的名位、财富，以及男女恋情、舐犊亲情的角度上看，曹公又确与他笔下的这个林姑娘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毕竟，他也有作为世俗人的一面！ 

然而，“金玉良姻”却寄托了作者拔离凡尘的“高情”。高情者，超越了一般人患得患失之情、小儿女自怨自艾之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一种大悲悯来看待眼前的众生。一方面，是圆融地与环境相处，以避免无谓的争斗；另一方面，自己的内心中又始终保持着一种与世不同的卓异。关键时刻，可以为至爱牺牲一切，而并不计较自身的利害得失。——虽然，作者自己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很大程度上，他却把这种对完美人格与崇高至爱的追求，寄托到了宝钗及其“金玉姻缘”之上！这一点，我们亦可以从有关宝钗“冷香丸”的诸条脂批中窥见端倪。 

小说第7回，写宝钗的“冷香丸”，需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此处，脂砚斋批云： 

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甲戌本第7回侧批） 

“……十二分黄柏煎汤服下”，此处，又有批语云：

 末用黄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独十二钗，世皆同有者。(甲戌本第7回双行夹批) 

为什么宝钗的“冷香丸”要用这么多“十二”的字样来照应十二钗呢？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讲过，这是因为癞头和尚赐与宝钗的“冷香丸”——集四时百花之蕊苦修苦炼而成的“冷香丸”，亦是作者用以疗治全部十二金钗之病的药方。甚至，不仅仅是十二金钗，它对于一切“迷情幻海”中人的先天不足之症，都一并适用。故曰：“可知‘甘苦’二字，不独十二钗，世皆同有者。”可本来是用以疗治全部十二金钗，乃至一切“迷情幻海”中人的药方，又为何独独赐与了宝钗一人呢？因为十二钗中，惟有宝钗那种素性淡泊、抱朴守拙，又孤愤傲世的品格，才最具有能成功接受佛、老学说的点化，去其缺陷，而趋于精神上的完美的潜质。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浑厚故也，假使颦、凤辈，不知又何如治之”（甲戌本第7回侧批）。显然，只有让宝钗与宝玉结为夫妇，才最有利于引导宝玉走出“五迷”（“五色”、“五音”、“五味”、“无利”、“五欲”）的困境，复显其通灵的本性！这也就是为什么癞僧、跛道力主“金玉姻缘”的根本原因！过去，人们不理解作者写了一个“木石前盟”之后，为何还要再写一个“金玉良姻”；不理解癞头和尚作为出家人，为何还要跑去管人姻缘，更忿忿于这和尚居然只顾了营造宝钗金锁与通灵宝玉的八字相对，却没有给宝玉、黛玉这对绝世情痴留下任何凭证。于是，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怪论。有人针对和尚赐予宝钗金锁八字吉谶一事，批评道：“和尚在幻境中作如此勾当，亦属多事。”（蒙府本第8回侧批）有人则干脆断言宝钗金锁系薛家“伪造”（见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看法都不过是以俗子之心揣度英雄之志的见识。《红楼梦》一书“通部中假借癞僧、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甲戌本第3回眉批），“和尚道士”借“金玉姻缘”，通过宝钗的贤慧与博知，以帮助宝玉脱离情陷，正其职责分内之事也。有何“多事”之有？小说写明宝钗的金锁、冷香丸，均系癞头和尚所赐，若金锁乃薛家“伪造”，那么，冷香丸那样神异、复杂的配方，又是薛家所能“伪造”出来的吗？“以花为药，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甲戌本第7回双行夹批)“古鼎新烹凤髓香……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甲戌本第8回，《金玉姻缘赞》）——这金玉姻缘同太虚幻境的关系，也是薛家能够“伪造”的出来？可见其不通之至！倒是脂砚斋慧眼独具，瞧出了宝钗与作者“高情”之间的内在联系。第37回，宝钗作《白海棠咏》，“淡极始知花更艳”一句，脂砚斋即批云： 

好极！高情巨眼能几人哉！正“鸟鸣山更幽”也。（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 

下一句“愁多焉得玉无痕”处，又批云： 

看他讽刺林、宝二人，省手。（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 

这里的“高情巨眼”、“讽刺林、宝”八字，可谓是正好道出了作者企图以一种大彻悟的精神来冲销、匡正自己胸中悒悒不平之气的意愿！《老子》云：“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而宝钗“淡极始知花更艳”的信念，亦出于同样的哲学原理。那么，从“宗庄”、“宗禅”，通过放弃肉体欲念，以获得精神永恒的角度上看，宝钗“您与俺眼向云霞”、“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忠告，又无疑是作者自身“出世”理念的夫子自道。——毕竟，曹雪芹除了作为世俗人的一面之外，他还有作为解悟者的一面！ 

根据脂批的提示，曹雪芹原稿的最后一回，是一张类似于“封神榜”或者《儒林外史》中“贤人榜”的“警幻情榜”。作者以一个“情”字为主脑，对书中的众儿女进行了评判。其中，黛玉得到的评语是“情情”，宝玉的评语是“情不情”，宝钗的评语是“无情”（“任是无情也动人”）。黛玉何谓之“情情”？因为她以“情”为情——以小儿女之情为情，以世俗之情为情，故终其一生也跳不出为情所困、为情所陷的孽障。宝钗又何谓之“无情”？前面说过，这个“无情”，绝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一定要同“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话完整地联系起来。此“无情”，非彼“无情”也。“无情”正是至情！犹汤显祖《怀人诗》所谓：“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影水无波。”看似“无情”，却是情到极点，感人至深。故而，作者方谓之“任是无情也动人”。而有意思的是，宝玉的“情不情”，就正好介于黛玉的“情情”和宝钗的“无情”（至情）之间。宝玉的一生“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他虽一度深陷于黛玉式的小儿女之情，却最终在宝钗“无情”（至情）的感染下，“情极”生“毒”，弃“钗、玉、花、麝”而为僧，复返大荒。“情情”的一面，加上“无情”（至情）的一面，便有了“情不情”。亦如黛玉所质问宝玉的那样：“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同宝钗共一个“宝”字，宝玉同黛玉共一个“玉”字。“宝玉”便是“宝钗”、“黛玉”的合体。或者，用脂砚斋的话说，这就叫做“三人一体”矣！

那么，庚辰本第21回，被脂砚斋抄录于回前总评的一首“题《红楼梦》”七律诗，便可谓是对作者的创作心态，乃至全书主题、主旨的最好概括了。其诗曰：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自执金矛又执戈”：曹雪芹之创作《红楼梦》，本来就是其“看得透”与“放不下”两种精神奋力搏斗、激烈交锋的产物。“自相戕戮自张罗”：撰写是书，一方面是切割自己的旧伤痕，心头在滴血；另一方面又是要在痛苦中寻找解脱，向世人宣示自己的“出世”理念。“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曹雪芹、脂砚斋俱有过情渊深陷、爱怨交织的经历。“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但爱到极点，仍脱不出一个“空”字，惟有清风明月还与人相伴作和。“情机转得情天破”：书中宝玉的情缘，本来就包含着无数个转折的机轴，譬如，由迷恋黛玉之“色”，转向认同宝钗之“空”；由“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转向“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由情愿在女儿们的眼泪中“化烟”、“化灰”，转向“情极”生“毒”，弃“钗、玉、花、麝”而为僧等等。一直转到将那情天捅破，复归于万境皆空的本象。“情不情兮奈我何”：笑我痴情也好，责我无情也罢，我就是这么一个“情”又“不情”的人物。我有我的乖张，我有我的偏僻，哪里管得了世人的诽谤！脂砚斋称赞此诗“诗意骇警”、“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凡是书题者不少，此为绝调”，确实堪称的评！然则，此诗的作者又系何许人也？脂砚斋却故意搞了个模糊，只诡称是“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惜乎失名矣”。但既然作诗人已“深知拟书底里”，便定然是同曹、脂非常熟悉之人，脂砚斋会惟独忘记他的姓名吗？由此，我们倒可以断定，题写此诗的，不是别人，正是曹雪芹自己！何也？这个谜底，也是脂砚斋泄漏出来的。甲戌本、庚辰本第27回，脂砚斋均提及“有客”阻止他（她）给《葬花吟》作批，要他（她）“俟看过玉兄后文再批”（甲戌本第27回眉批）。至第28回，脂砚斋在曹雪芹的点拨下，恍然大悟之后，遂干脆点明“昨阻余批《葬花吟》之客，嫡是玉兄之化身无疑。余几点金成铁，笨甚笨甚。”（甲戌本第28回眉批）至此，这个“客”的身份，还不清楚了吗？“题《红楼梦》一律”之“客”，也就是“昨阻余批《葬花吟》之客”，即曹公本人无疑。*[注29]*——那么，面对曹雪芹浇铸心血，熔入人生理念的骇警之句，我想，每一个有心的读者都不难从中感受到一种“石破天惊鬼夜哭”的震撼！ 

《红楼梦》问世至今，已有整整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以公元1754年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成书计）。在这二百五十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乃至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心理认同、审美意趣，都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部小说跨越了社会形态、文化形态上的无数个阻障，至今仍焕发着不朽的魅力呢？什么才是这部小说最本真、最永恒的东西？有人说：“《红楼梦》在批判封建主义这个主要方面，是伟大的。在散布悲观、虚无思想情绪方面，它又是渺小的。”（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的主题》）但笔者却正好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以为，把《红楼梦》当作政治批判的工具，这才是渺小的；而《红楼梦》体现了作者对人生虚幻、万境皆空的认识，这才是伟大的！将《红楼梦》作为对抗“封建礼教”的工具，《红楼梦》的价值则未必较《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更佳。《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柳梦梅敢于沿着张扬人性的道路，同迂腐的杜宝、陈最良之流抗争到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可《红楼梦》里的男女主角，又是否敢于同所谓的“封建势力”公然决裂呢？我们看到，宝钗劝黛玉少看“杂书”，“以贞静为主”，黛玉却与她结为了“金兰之契”，两人甚至好到了“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为亲切”的程度。而宝玉对他父亲也始终保持着毕恭毕敬的态度，路过贾政的书房，即便是房门还上着锁，他也要主动地下马。后来，贾政不再逼宝玉读书仕进，宝、政关系便回复到了“父慈子孝”的状态。——按“反封建”论的说法，这不是“叛逆者”向“卫道士”竖起白旗——投降了么？若是将《红楼梦》作为所谓“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之黑暗”的“百科全书”，《红楼梦》的价值，则又实在不能同关汉卿的戏剧相比肩。论激愤怨怒，黛玉的那点愁思、幽怨，可比得上《拜月亭》、《窦娥冤》？论揭露现实黑暗的深度与广度，“护官符”那一点点文字，又比得上《蝴蝶梦》、《鲁斋郎》？以前，居然有论者还煞有介事地把“护官符”一段，说成是《红楼梦》全书的“总纲”，岂不可笑到极点？甚至，如果把《红楼梦》作为所谓“忠贞爱情”的经典，它也远不及《孔雀东南飞》、《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正宗、够格。焦仲卿、刘兰芝、梁山伯、祝英台辈，可以做到不能同生，便求共死。《红楼梦》中宝玉对黛玉的情感，也能做到如此的专一，永不移爱？看看藕官对待菂官、蕊官的态度，是怎样“独合了宝玉的呆性”的吧！你真能相信那些信誓旦旦的鬼话？——总而言之，任何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企图在《红楼梦》中找到什么“进步意义”、“积极作用”的想法，到头来都免不了在小说文本的客观事实面前碰壁，从而走入这样或那样的极端：要么为了预设的结论，罔顾实情，故意曲解原著，无限拔高小说中的某些内容，如后世“拥林派”给黛玉所加上的一连串谀词（“尊号”乎？“谥号”乎？一个比一个长！）；要么就抢先站在某种政治的、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古代作家指手划脚，大谈其“阶级局限性”或“历史局限性”，以掩饰自己立论的失败，如前述几位“反封建”论者对《红楼梦》“渺小”处的批判。而《红楼梦》的真价值却从来就不在这些后世陋儒的见识之中！那在于什么地方呢？笔者以为，这部小说真正伟大之处，倒恰在于“万境归空”的这个“空”字之上。正是这个“空”字，才给了追名逐利，或者迷情陷爱的人们一种自我警醒、自我反思的力量！《红楼梦》以庞大的规模、恢宏的气势，撰写了一个显赫家族的兴衰史，描述了十二钗、二十四钗、三十六钗……乃至人间无数裙钗粉黛的血泪人生，最终都是要让这个“空”字出来讲话。为何是“空”字出来讲话？因为作者自己的经历告诉他，凡尘间没有任何东西值可永久地依持！人之所持，皆是无常易逝。功名也好，富贵也好，爱情也好，亲情也好，概莫能外。持之不放，反而是更大的悲哀。所以，才有《好了歌》所谓“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的说法。人，面对变幻无常的世事，只有去掉心中的执迷，才能活得超脱一点，洒脱一点。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人世间的一切俱不值得依托，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出家当和尚或者自杀了算了呢？须知，“空”即寓于“色”中，“色”也是“空”的一种表现形式。人活着本身也是一种缘。真正的大彻悟者，应该是随缘的，自然而然的。既然都看破了一切，还用得着刻意地去离群索居，或者寻死觅活来标榜自己的“清高”和“与众不同”吗？“菩提本非树，明镜亦无台”，“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若是刻意而为，那样反而是落了下乘。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道家有大隐、小隐之别。小乘、小隐是修自身，自然少不了孤介绝尘。大乘、大隐是度世人，又何妨我出入于红尘闹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小隐隐于林野，大隐隐于市朝”。置身于物欲横流的世界，我自坚守内心的宁静，又何尝不是一种上乘的境界呢？只是，当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或者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的诱惑纷纷袭来时，你要注意了，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头脑中保持一份清醒、一份警拔！*[注30]*旧时，儒者们对于他们推崇备至的圣贤之文，常常会用到如下的评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后来的“红色红学家”们则又给《红楼梦》赋予了所谓“封建社会报丧者”的使命：“通过描写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揭露了地主阶级贵族集团的罪恶，歌颂了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的反抗行为，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矛盾，说明了封建社会必将灭亡的历史总趋势”（旧版《中国文学史》）云云。但笔者却以为，《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它既非儒家圣贤那种据云可以经天纬地的高头讲章，也做不了左派文人手中可以用来揭批“封建社会”、力攻“封建礼教”的金刀银棍，自然也用不着这些泛政治化的、大而无当的评述。如果像“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者“揭示封建社会必将灭亡的历史总趋势”这样的“宏伟事业”，竟要靠一部小说来体现的话，那中国和中国文化倒未免累卵倒悬，岌岌可危了。倒是原著中，许多与安邦定国、叛逆革命无关的，纯属个人人生感悟方面的东西，值得人们久久地为之同情、感动。红楼一梦，万境归空，给情天孽海里的痴男怨女们当头棒喝；替功名富贵场中的仕子儒生辈警钟长鸣；为普天下的失意者指引脱离苦海的道路；向尘世间的孤独人提供聊以慰籍的精神家园。笔者以为，这样的人文关怀，才是此书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形态而永放光芒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