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子天魔是什么: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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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 余英时访谈

(2011-07-27 13:32:50) 您对恩师钱穆、杨联陞,前辈陈寅恪,以及胡适先生等都做了大块文章,这里想请教先生对另几位——陈垣、吕思勉、黄仁宇的看法。此外,您对郭沫若的学术如何评价?
余英时: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
陈垣和吕思勉两位大家,我是读他们的著作长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辈(如陈寅恪)之下。援庵(编者注:陈垣,字援庵)先生是我父亲(协中公)在燕京大学的导师,先父后来转治西洋史,编写了一部《西洋通史》,没有继续中国史的研究,但对援庵先生始终敬礼。我受先父的启发,曾遍读援庵先生的专著与论文。在我的专著中,如《方以智晚节考》、《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引用他的论点很多。吕诚之先生是先师钱先生的中学老师,他的几部断代史和《燕石札记》也是我在研究和教学中经常翻阅的参考书。不过我没有适当的机缘写到这两位“太老师”而已。大致说来,我完全同意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答问》中对他们两位的高度评价。
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上述二陈、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 人物周刊:儒家的价值观和现代社会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联系是否还有可能?是否还有必要?

余英时:儒家价值怎样在今天再发挥正面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简单地说,我认为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是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下清楚的界线。在“公领域”我们必须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来运作。这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构等等来决定的。但在“私领域”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可以是选择的对象。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个体来传播,国家权力不宜介入。

至于儒家,余英时认为其核心思想在当代只可能在个人的修身养性方面发挥作用,而不可能开出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

学术研究不是讨巧的事,不要好高骛远。余英时先生的态度,正是我们最缺乏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我突然想起钱穆先生有一个很“不合时宜”的看法,他认为农业社会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形态。——余英时谈学术研究。

“人权”这个观念正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