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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蓝欣：“落后就要挨打”的悖论(4)

发布时间:2011-10-24 11:23 作者:相蓝欣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85次 　　中国人常常爱说“政者正也”。和平崛起充其量不过只能算是“正己”，和谐世界却要“正他人”，即彻底改变各国的国际关系行为。从策略上看，把追求和谐世界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开战略目标也许算是创新，但是，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却早有先例。在它之前已有西方人所开拓的帝国主义式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和谐世界论被用来支撑大一统的基督上帝。后来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伟蓝图，以人人平等、取消阶级差别为和谐世界的基础。 　　那么，时下流行的和谐世界论的创新之处在哪里呢？近期有赵汀阳等学者推出“世界制度的哲学导论”说，以所谓“和而不同”的“天下观”作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据说它是对中国传统的新诠释。问题在于，这个诠释是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 　　首先，它对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已有曲解。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确实说过“君子和而不同”，但他老人家还有下半句，“小人同而不和”。不知为何，和谐世界论将“和而不同”单独提出来，并诠释为一对因果关系，即国际社会首先应当承认或尊重“不同”的大前提，才能达到“和”的结果。甚而有人断言，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一定会成为人类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必须承认中西思考的方式不同。“和而不同”的本义绝不是“差别共存”。《国语?郑语》记载着史伯回答桓公的一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才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始含义。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同西方人有本质区别。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不存在“和同”对立的概念，因为中国传统将所有对应的概念，譬如黑白、日夜、善恶、生死等，都看成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差别共存”的思路。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人的世界不是反映空间的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时间概念。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人类的)“世代之间的界限”(generational boundary)，而不是现代的反映空间概念的world(应当指出，欧洲中世纪的world本来也有社会含义)，从而也没有“差别共存”的理念基础。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中既无西方的所谓哲学，更无所谓本体论。中国传统思路绝不会导向那种无休无止的“这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任何带本体论色彩的对传统的诠释，最终必然走向西方的神学。海外新儒家学派所患的不治之症即在于此，因为它公开打出追寻儒家本体论的旗号。 　　赵汀阳们亦毫无例外。比如，其立论基础是西方的对立的二元论，将现存世界体系看成是所谓“非世界”，从而引申出“回归世界本原”的逻辑推断。事实上，这恰恰是以“西方重分别”来偷换“中国重和合”的一个典型手段，“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精英们屡试不爽，毫无新意。 　　中国人从来不把相互对应的事物在概念上加以混淆。比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经地义，并不能因为要强调男女对立就把男称为“非女”，女称为“非男”，蓄意造成概念上的混乱。所谓“非世界说”还有更大的一个弊病，它假设人们应当回归的“真实世界”，乃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导的世界，这就成为一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实质上属于“小人同而不和”的心态。 　　总之，时下学界流行的和谐世界论更加接近西方思路，而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我们不能用西方的世界观来附会中国的“天下观”，然后用“和谐世界”来诠释“和而不同”。这只会造成概念混乱，加剧中国对外关系的透明度问题。因此，中国应当戒言“崛起”，慎言“和谐”。即使要创造中国特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必须从传统源头上做起。那种光靠几个外来移植词作为立论的关键词的任何“石破天惊’的理论，都必然站不住脚。 　　[1] Chaim Waxman, 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pp. 3~5. 　　[2] 《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909页。 　　[3] G. K. Chesterton, The Ethics of Elfand, London, 1916, p. 2. 　　[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 　　[5] 特别见诸谭嗣同的《仁学》（载《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 　　[6] 《劝学篇·外篇》，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J. Woodridge, China’s Only Hope, New York, 1900. 　　[8]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 《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58页。 　　[10]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3页。 　　[11]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权》，中华书局，1982年。 　　[12] 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5页。 　　[13] 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来源: 共识网书摘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