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奇艺侠岚: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先生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时，针对国内国际学术界和传媒界使用最多的“中国的崛起”这一说法表示异议，他认为把中国的经济定义为“再崛起”更加准确。因为直到18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曾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如果仅仅以工业产出在全世界工业产出中所占的分量来比较，1860年代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19.7％，而当时美国只占7.2％。也就是说，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是经济上的强大，而且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方面在全世界独树一帜。但近二百年以来，中国却大大落后于世界，特别是从1950年代到“文革”后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经济的不到5％。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再崛起，还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诸如：严重依赖外来技术，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以及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力度造成的。这种资源配置的低效最后主要体现在国家银行的坏账率上。现在国际上对中国银行坏账率的最低估计是45％，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世界主要经济中间坏账率最高的。此外，在1990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平均7％的速度递增，而中国自己石油开采量大概只能用14年。而这些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是和这些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连在一起的。按照中国行业内的测算，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的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几乎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和加拿大的3倍。（①《中国经济再崛起》，丁学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页～9页。）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又表现为那么严重的低效性，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素质”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所以你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上，能够读到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完全不同的推测和预言。而且，即便是纯粹从“数量”尺度上比较地看，中国经济增长幅度也不是那么的令人陶醉——任何增长值被人口一除，就显出中国社会财富的薄弱基础。（①2006年7月17日一篇“多维社”编译自《福布斯》杂志的文章，题为《中国：富国还是穷国？》，用另一种计算法，显示了中国的相对贫困：“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的经济，中国也正在推动全球化。但中国却显露了西方往往忽视的两面性：是个富国，又是个穷国；是个强国，又是个弱国。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200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400美元，是美国的1/30，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世界185个国家和地区中仍然排在第118位。如果按照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绝对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比如，按2005年中国人均GDP1400美元和年均8％增长率，来比较美国同年的GDP人均40000美元和2％增长率，2005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为38600美元；2006年中国为1512美元，美国为40800美元，即2006年人均国民收入中国与美国的绝对差距比2005年的差距扩大了688美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在题目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的演讲中谈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观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特殊，无论是法治指标、腐败感受指标，还是基尼系数都不算最差的；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特殊，其基本推动力主要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两项是改革的内容，后一项正是开放的内容。（①《中国改革开放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张维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91页－201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发展私营经济；应当实现多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应当建立法治，实行县宪民主。针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吴敬琏最担心的是这种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两头冒尖”——所谓“两头冒尖”就是，成就显著、挑战严峻。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上来看，日益突出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的恶化，包括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是“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外部失衡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造成中国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破坏与恶化。内外失衡体现在宏观经济上，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从而导致房地产、股票和收藏品的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和物价指数的上升。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些问题还会导致金融严重脆弱的系统性风险，一旦遇到意外冲突，让人感到危险。

    吴敬琏还指出，如果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西方国家19世纪传统增长模式进行的分析表明，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必定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或者说，物质资本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人工资本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而一些著名的现代经济学家，像索洛、库兹涅茨、舒尔茨等也在研究中得出结论，西方国家靠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增长。

    针对这些问题，吴敬琏通过深入观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定运用。1992年的十四大在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就是资源按照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进行交换。由于这种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市场交换可以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却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支配的。

    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促使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权力，投入资源去追求GDP的高增长，哪怕是无效率的高增长。

    第三点，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紧密相连，从财政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由于县和县以下政府财政能力薄弱，这种下移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我记得上上届政府卸任以前在就“三农”问题征求经济学家意见的一次会议上，议论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机关。而我国县乡财政力量极为薄弱，根本无力承担。为了在内地农村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必须上提支出责任。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措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现在看来，上提得仍然不够。所以有些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到省，甚至中央。这里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事权过度分散，应该要更加集中。但它给人们的直接感觉是上面要收权，所以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土地、矿藏、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保持行政定价的旧体制，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机关定价时往往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名义成本和增加盈利。而资源价格的扭曲促使企业以低效使用资源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生产，不但降低总体经济效率，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关于燃油价格的问题，是一件多年来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迟迟未能解决。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障碍，吴敬琏开出的药方是：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建立起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吴市场”已变成了“吴法治”。正如他在自己的专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收入本书的文章用了较多篇幅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这些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危险，呼唤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①《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第3页。）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在《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一书中就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高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而促进投资的主力是各地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有效性十分可疑，中小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就业形势不乐观；房地产有泡沫，高增长容易激发泡沫破裂；另一个促进高增长的因素是出口，外汇储备的超高积累破坏了国际经济的平衡，造成国际市场的重大扭曲，招致众多的贸易纠纷。”（①《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茅于轼著，2008年1月版，第81页～82页。）茅先生还说：“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为决策……人权是人人可以拥有但彼此不会冲突的权利，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冲突。人权用不着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出生于中国湖南的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是近两年比较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从《南京条约》逼中国开放算起的话，将近160年。中国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拥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早在1913年就有英国人提出来过。也就是说，由于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中国人的独创，而不如说是顺应了某种潮流，因为东亚国家早有如此的经历。前几年有人争论“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从而少走弯路；“后发劣势”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可以轻松模仿，迅速发展经济，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变成了劣势。客观上讲，造成中国“奇迹”的主要有两条：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

    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文中，陈志武针对中国没有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从而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作出了分析。他认为，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是越来越多的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①《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陈志武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63页。）

    在郎咸平（①郎咸平：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是目前中国最活跃的经济学家，有系列作品成为畅销书。）的眼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链的问题，他以事实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危机。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是中国众多出口玩具中的一种，2007年中国曾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政府以及美泰尔等美国玩具进口商和零售商对中国的玩具出口产品百般挑剔，提出含铅量超标等问题。在制造芭比娃娃的过程中，不仅消耗了中国的资源，破坏了中国的环境，剥削了中国的劳动，但结果是什么呢？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元，但中国制造厂商只能拿到1美元。在芭比娃娃的产业链中，除了加工制造外，还有六大环节：产物流运输、订单处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中，总共创造了9美元的价值，是整条产业链中最能赚钱的部分，但几乎和中国的制造商无关。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①《产业链阴谋》（Ⅱ），郎咸平著，东方出版社2008年9月版。《序言》，第2页～3页。）郎咸平称之为中国产业链中的“非常6﹢1”。

    在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享受着“世界工厂”的美誉。“中国制造”凭借价廉物美的优势，行销全球。据统计，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已有超过13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继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上升的成本压力，频繁因产品质量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印度、越南等更低成本国家的替代竞争压力，以及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下被挤压的价值创造能力等。这些问题正逐步演变成中国制造业难以启齿的日见微薄的利润率，尤其是那些靠代工生产的中国出口制造商。在“中国制造”的产品畅销的背后，中国制造业的实质上的低价值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郎咸平痛心疾首地指出：产业链阴谋下的中国企业就是在夹缝中苦苦挣扎。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却极快，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我国这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的思维就是扭曲畸形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以推动GDP的方式（或我所谓的“以GDP为纲”的理念）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以GDP的组成为例，欧美、日本的GDP当中70%是消费，也就是社会需要什么物品，就生产什么物品，因此是正常的经济成长。我国GDP当中消费只占35%，是欧美、日本的一半，这种消费不足的现象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的，老百姓必须存钱上学、住房和看病，因此不敢消费。那么我国GDP其余部分是怎么构成的呢？超过一半GDP都是固定资产投资，而欧美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我们的一半。什么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读者到处可以看到的高架路、桥梁、地铁、地产等等，这些过度的投资带动了经济的成长。所以我国经济就是一个畸形扭曲的“二元经济”，一方面是由于产业链定位错误而苦苦挣扎的制造业，另外一方面是以拉动GDP为主导的建设工程极其火爆，包括钢铁行业、水泥行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及替他们融资的银行等等。前者占了经济总量的七成，而后者占了三成。这种二元经济就是中国的特色，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政府政策的错误，使得二元经济问题更加严重。（①《产业链阴谋》（Ⅱ），郎咸平著，东方出版社2008年9月版，《产业链阴谋与二元经济的成形》一文，第6页～7页。）

    曾以《问题与主义》一书风靡中国学术界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以一种忧患的目光回眸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和《南方周末》记者笑蜀等人的对话录《改革开放30年与解放思想》一文中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明显造成了无穷的祸害。我甚至觉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该是指给老百姓以发展经济的权利。而对于政府职能来讲，我觉得政府职能从来就不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像我们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有一些提法是不太对的，包括什么以招商引资为重中之重等等，我觉得是不应该给这些企业制造障碍，这是应该提倡的，但是是不是要以招商引资为重中之重，甚至有的地方出台的什么‘谁和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谁就和某地人民过不去’，这就明目张胆鼓吹官商勾结了……”

秦晖进一步指出，目前“国进民退现象非常明显，我们国家财政扩张这么大，总财力包括赋税、行政性收费、各种垄断性收入，占的比重已经不亚于这些所谓的高福利国家了。所谓国进民退不是说把老百姓的企业给没收了才叫国进民退，我用重税从他们那里拿来很多资源，然后又拿来转化为国有资产，这也是重要的国进民退。而且明摆着我们国家这么多年过程中，所谓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这种行为一直是存在着的，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越来越膨胀了，实际上是这两个渠道都在发挥作用。一方面很多民营经济的资源在不断地被国有部门汲取，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又不断地流失到一些有背景人的手中去，形成这样一种循环。我觉得国进民退肯定是存在着的，有些领域，比如说能源重化工就更明目张胆了，这些年明确提出要提高民营经济进入的门槛，明确就讲要把他们挤出去”。

    “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这句话一度成为描述中国国营企业转制中缺乏法制和公平的精彩描述。而秦晖先生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深刻的思想，是体现在《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一文中，这篇文章曾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巨大的争议，秦晖指出：

    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 ——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是什么含义呢？就是村里稍微认得多一点字的人，就是那些普通的社员，国家不养他们，给你一些工分，让你教一些1234，教学质量极差不说，这还是老百姓负责的，国家根本是一毛不拔。

改革以后，80年代在农村教育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人们谈的很少。就是农村小学民办教师民办转公办，实际上是由原来农民养的教师变成由国家养的教师的，这对农村教育投入是一个增加的。但是后来这个情况又逆转了，为什么呢？就是搞了那个分税制改革，而分税制改革恰恰是以中央集权的名义搞的。搞了这个分税制改革，就把所有能赚的钱都收走了，教育经费就是乡财政负责的一个事情了。乡财政拿什么钱来养这些人呢？只能是从农民那里要钱，反而连公办教师实际上也变成是农民养了。原来公办教师领工资是县财政开，结果一改以后也变成是乡财政开支，乡财政就向农民收费，搞的农民焦头烂额。这种现象和市场经济搞的过分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分税制改革恰恰是在中央集权名义上搞起来的。而在80年代没有搞分税制改革以前，一方面市场经济在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的福利责任没有担起来；当然了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零福利的水平，中国在总体上一直都是负福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总体上负福利的情况下，给老百姓的那一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实还是在增加的。只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是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的确是恶化了。但是不是说毛泽东时代就有多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秦晖也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以前我们讲的比较少的，改革在它的前期阶段，不仅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老百姓的福利实际上也在增加的。举例来说，教育，现在很多人都说农村教育崩溃、老百姓上不起学，其实这个现象主要是1994年分税制以后造成的。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在改革以前，农民是不需要掏钱上学的，但是你要知道这并不等于说学校不是农民养的。那个时候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首先是放在集体仓库里，公家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剩下来的才是你的。愿意给你多一点就多一点，愿意给你少一点就少一点。那时农村的学校是什么状态呢？那时农村的学校就是农民养的，政府根本不管的。像我们插队的地方都是这样，那时候农村学校基本上很少公办教师，几乎所有的都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而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的确是恶化了。但是不是说毛泽东时代就有多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具体到当下的形势，秦晖也认为现在广东省提出解放思想有三个突破，一个是要突破既得利益的格局，一个是突破习惯的思维，还有一个是要突破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机制体制。四个落脚点，重在研究实际，重在干部带头，还有一个是重在破解影响发展观的难题，最后一个是重在激发干部群众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积极性。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先生则比秦晖先生更加乐观，他在2007年“岭南大讲坛”组织的“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演讲中，大胆肯定了中国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将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第二阶段改革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他幽默地说：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19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楼群，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浦江。黄浦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他认为，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第二阶段的改革功不可没。他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他说：“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自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但是，为什么千百万的民众会产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呢？

他认为：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句话是，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

    朱学勤教授认为，中国在改革中意识形态虽然发生了大幅度萎缩，但核心结构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这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它当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的，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的，这是共产主义。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嘛，我们最终是代表你们的根本利益嘛。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朱学勤认为，第二个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他说：“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二阶段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市场列宁主义。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有朋友说，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我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你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改变的是政治体制。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凸现在这里。东亚四小龙是右翼威权，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中国不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是不能用东亚四小龙解释的巨大现实。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同时，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19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市场化的取向有别于东欧，列宁主义政治结构跟东欧基本一致，以东欧模式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总的来说，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①以上材料均来自网上朱学勤先生的文章。）

    激荡三十年，风云三十年，是非三十年，矛盾三十年，那么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呢？温家宝总理说得好：“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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