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主强大冷血np文:新东方：大时代里的追梦精神

新东方：大时代里的追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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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0 07:49:13    作者： 王刚     来源： 南方周末         在中国轰然崛起的时代里，新东方的精神，不仅仅是俞敏洪个人奋斗史的坚忍和执著，也是中国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敢于做梦和勇于圆梦的群体气质，更是整个国家崛起的特殊源动力的象征。

　　出国教父

　　俞敏洪长得很“低调”，瘦高个，面容有些枯槁，皮肤黑粗的有点像早年在田间做实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小眼睛。

　　这个“中年老农”味道十足的男人，前几年在代表他所创办的新东方教育集团和联想集团谈合作时，一帮喝过洋墨水的西装革履的联想“少壮派”高管们，一口一个“俞老师”，让前来讨价还价的联想少帅杨元庆很不自在，整个谈判“陷入了新东方师生的包围圈”。

　　从1993年创办至今，全国有近800万人在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里接受过出国考试和基础英语培训。很多想出国的大学生，不认识自己校长的大有人在，但没有不认识俞敏洪的。

　　新东方被当成了出国留学的敲门砖，他将中国人望而生畏的托福和GRE考试变得轻松而快乐，每个经历过新东方的学员，就像过了一遍流水线，成为一个外语合格的出国者。他还给那些被四六级英语考试挡在学位证前面的大学生们打造了一把“过级”的金钥匙。

　　媒体则将俞敏洪定义为“民间力量的一个符号”、“出国梦的制造者”、“出国教父”。《亚洲周刊》更是将他选入了“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位人物”榜单。“我的创业踩在了时代变迁的节点上，可以说我是时代进步的获利者。”俞敏洪说。

　　1980年，18岁的江阴小伙俞敏洪跳出农门，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作为19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俞敏洪身上具备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们在性格和命运上所特有的时代烙印。

　　他有着当年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怀———写诗和烧诗。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爱情———在北大图书馆一次停电事故中掏出现场惟一光源———打火机，照亮了书桌对面的未来媳妇。

　　和很多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一样，1985年俞敏洪毕业后选择留在北大外语系任教。

　　那一年，国内个人出国潮兴起，当时在国外，上学是次要的，业余时间的打工收入更加吸引人。那时候，谁赚到外汇就可进入国内的外汇商店购买普通老百姓买不到的商品。当时在北大，俞敏洪每月工资才一百多元，被媳妇调侃成“窝囊废”(这词成了俞敏洪的口头禅)，逼着他在1987年也开始考虑出国，但因种种原因竟未能遂愿。

　　俞敏洪本来想一直在北大待下去，混个教授职称养老。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识分子经济地位降到最低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和很多大学老师一样，俞敏洪选择了去校外兼职赚外快，但被北大知道并做了记过处分。

　　这次处分在北大引发轰动———处分决定在广播里午饭和晚饭时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用铁锁锁在北大三角地的橱窗里长达一个半月。

　　俞敏洪被迫做出抉择，离开安逸的既有体系，出来创业。

　　1991年9月，俞敏洪从北大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办学校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俞敏洪最初是想通过教教托福赚钱去自费留学，没想到一发不可收，生意越来越红火。他打消了出国念头，在1993年11月16日创办了北京市新东方学校，担任校长，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野蛮生长的时代

　　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总结说，1991年到1995年底，是俞敏洪离开北大后的孤胆英雄孤军奋战期。

　　俞敏洪开办新东方的时候，正处于中国的改革方向尚存争论之时。而且，当时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本身还不完善，国内还没有公司法，甚至连一些民办教育相关的法律都不清晰。

　　在1993年12月公司法出台之前，很多做生意的人被当成投机倒把抓起来，很多企业都是作坊类的家族小企业和个体户。“那时候，俞敏洪作为早期的创业者，尽显创业者本色，杀出了一条血路来。”徐小平说。

　　俞敏洪的发家史，是典型的改革开发后第二代民营企业家的“野蛮生长式”的路径。

　　当时整个社会对个体户还存有歧视，认为是“引车卖浆者流”。俞敏洪从北大的象牙塔里走出来，要跟社会上各色人士打交道。和很多离职创业的知识分子一样，俞敏洪首先要从简单的学校的圈子，走进社会这个江湖，才能谋得真的发展的大市场。创业伊始，公司就发生了业务员被同行用刀子捅伤的事情。这些都逼着他硬着头皮去学会如何跟社会和公安系统的人交朋友。

　　初涉江湖的他一度很茫然，很痛苦，但市场拯救了他。

　　1989年底到1992年，大学讲座萧条，学术活动基本停滞，学生们的兴趣和关注点，从国家政治转移到了自己的个人命运上。整个社会势态变化的标志是，北大三角地开始刊登很多托福和GRE的广告而非政论小字报。政治环境的变化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的再次活跃，给俞敏洪那一波的创业者们创造了机会。那一年，俞敏洪的第一个广告打上了北大三角地的橱窗。“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学生出国不再是为了能到外汇商店去买一台彩色电视机，新东方也是因应了这个市场需求而诞生的。”俞敏洪说。

　　这个时期，国人不择手段发疯一样地想要出国。“不出国，毋宁死。”这句话是徐小平当年遇到的一对考了5年托福，申请了3年签证被拒签了5次后已经倾家荡产的洛阳夫妇说的。这种心态在当年很具普遍性，徐小平创作的一首叫做《留学生涯》的歌曲流传甚广。大致内容带着典型的时代烙印———国门刚刚打开，出国青年年龄偏大，两地分居，性压抑，思乡思家，老婆孩子，中国护照管制，签证困难，外面的一切都陌生，生活没有保障，日本车盛行美国，但国人依然心向往之。“每个留学生心灵里的圆明园又被烧毁了一次，在凌辱中接受文明。”徐小平回忆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创业潮，造就了很多企业，但今天盘点会发现结局是九死一生。十五年的时间里，仅北京培训界已经换了四五拨人。很多在20年前是300万元盘子的企业，到今天还是这个规模。新东方是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佼佼者。“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创业者的先天性缺陷是，从大学出来后，对社会的了解少。但更重要的还是在利益界定和权力界定方面很模糊，哥们关系习惯了，这不好。”俞敏洪说。

　　这样一个群体在管理思维上的先天性的缺陷，很快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变成了企业前进的绊脚石。

　　家族企业的蜕变

　　1995年之后，中国开始形成真正的规模化的第二波出国潮，以及第一次规模化回国现象。新东方常务副总裁周成刚就是那个时期的出国代表者。他在去澳大利亚留学前在大学教书近十年。“那时候我的朋友很多都在国外混，我在大学做讲师，想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周成刚说他这波里的出国者里，很多人和他一样是自费的。

　　周成刚一到澳大利亚就流泪了，不是感动，是因为那里的空气污染物少，阳光照射过于刺眼。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天怎么可以那么蓝”。毕业后周成刚去了英国担任BBC的记者，并于2000年回国加盟新东方。从周成刚开始，新东方留学者的归国潮迹象开始出现。实际上，早在1996年，第一波的出国者们就已经有一些人选择回国。

　　1996年1月，徐小平等海外留学生回国加入新东方，开启了新东方的英雄加盟期。这个阶段一直到2000年，是俞敏洪会盟天下，群贤毕至的时期，也是各自为战的松散合作社时期。大家共用新东方的品牌，但经济上各自相对独立。“俞敏洪一开始只有个菜篮子，我们几个回国后，变成了菜铺子，我们承包老俞的柜台。”徐小平说。

　　这个时期的新东方尽显国际化的气象。徐小平主攻出国咨询业务，王强的英语口语是主打产品，包凡一则以留学申请业务著称。新东方逐渐被希望出国的群体尊称为“出国的金钥匙”。2000年5月之前的新东方，大家各干一摊，利益边界虽有交叉和争夺，但是基本清晰，副校长们只是虚职，并未涉足学校具体事务。这种模式在当时几乎是中国所有民营企业的共同特征，合伙制创业公司是那个时代民营企业的共同脸谱。

　　徐小平他们回国时，新东方还是夫妻店的家族企业，俞敏洪决定对公司进行改革。他撤出了管财务、行政和后勤的老婆，让位给王强。并腾出移民公司让给徐小平，划分地盘，确立新的利益格局。

　　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冲突。“海龟”回游，给新东方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也带来了文化的冲突。很多海归不太习惯俞敏洪中国式的管理习惯，比如给学生鞠躬，在他们看来，这有违师道尊严，但俞敏洪认为学生就是自己的客户，客户就是上帝，可以鞠躬。

　　幸运的是，与其他民营合伙制企业在利益冲突上最后几乎都采用“你把我送进监狱，别人又把你送进监狱”不同，新东方品牌下聚集的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特有的文人气质让这种合伙制带来的客观负面影响没有摧毁整个公司和新东方这个品牌。但合伙制对新东方长期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并成为公司改革的障碍。

　　向现代化企业迈进

　　新东方在民办教育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法律地位极其脆弱，企业制度是家族制和分封制并行，企业基本不借助外部资本。这些潜在的隐患因素，在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被引爆，新东方陷入危机，俞敏洪被舆论斥为贩卖中国人才的卖国贼。

　　同时，出国业务开始下滑，因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基础英语培训业务却急速扩张，刚刚调整后的利益格局面临再次改变，俞敏洪必须对公司进行大手术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001年，新东方启动了公司化改造，注册成立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整合新东方的产业资源，重新划定了利益格局，并筹备上市。

　　和很多家族企业一样，新东方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创业者俞敏洪的个人威望很大，公司的权力过于集中。俞敏洪要改革，首先就需要革自己的命，要进行权力制衡，以缩小公司决策的风险，增加公司的透明度。

　　当时，全国各地的公司跟新东方一样，都在进行产权改革和公司治理的完善，并掀起了建设董事会的高潮。新东方设立了董事会之后，俞敏洪一开始很不习惯，作为董事长的他，只负责公司战略、投资、合并和关停等重大决定的拍板，学校的具体管理交给了首席执行官组建的经营班子。

　　俞敏洪突然觉得“没事儿干”，并在情绪上表现出反弹和不满。最终，这次改革让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位核心成员徐小平和王强淡出管理层，但依然保留在新东方的股份。

　　很多企业在面临转型的时候，都是由于决策失误，理念不合，利益纷争而导致内部分裂，甚至出现盛极而衰，好公司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了。但身兼董事长和总裁的俞敏洪并没有推翻改革方向，反而是把自己的家族成员从新东方撤离，新东方的家族色彩由此彻底褪去。

　　随之而来的知识产权的纠纷，坚定了俞敏洪改革的决心。2001年1月，美国ETS、GMAC以侵犯著作权及商标权为由，将新东方学校告上法院。2004年12月27日，北京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新东方侵犯著作权的指控成立，侵犯商标权的指控不成立。新东方的赔偿数额为人民币640余万元。2001年4月，俞敏洪邀请世界最大的财务公司普华永道全面进入新东方，对财务、税收、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进行评估和改造。

　　在2004年之前，民办教育的企业性质并不被法律认可，培训学校在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机构。2004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开始允许培训学校的投资获得适当回报。

　　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老虎基金以5000万美元投资新东方，标志着新东方股份制改革的基本完成。这直接促成了新东方被资本市场认可。2006年9月7日，新东方成功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变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第二只中国民企概念股(另一家是无锡尚德科技，其他选择纽交所上市的多为巨型国企)。

　　记者看到了上市时新东方几位创始人在纽交所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俞敏洪不再流露出之前被几个高管调侃成的“农民式的狡黠微笑”，而是变成了一脸的和善和冷静。

　　时代变迁的音符

　　在中国轰然崛起的时代里，新东方的精神，不仅仅是俞敏洪个人奋斗史的坚忍和执著，也是中国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敢于做梦和勇于圆梦的群体气质，更是整个国家崛起的特殊源动力的象征———和俞敏洪以及新东方一样，这个国家崛起于绝望之中。

　　俞敏洪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创业时，抱着“与其骂拿剃头刀的，不如磨快自己的手术刀”的思想，和一大批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知识获取财富和尊严、创业历史、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自由。“是我们创造了时代的标记，而不是时代选出了我们。”徐小平说。

　　在这个时代里，很多企业和梦想者在追求美好后天的时候，死在了明天。而新东方幸运地活到了大后天，树立起了一座碑，构成了整个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奇迹之一。

　　到目前为止，新东方有了近800万的学生。20％－25％是想出国的，其他是四级、六级和考研英语的培训业务。新东方常务副总裁周成刚说，未来新东方会加快收购和兼并的步伐，去年就收购了2家高考复读学校。未来的战略方向包括“中学全科”，不希望人们一想到新东方就简单地贴上英语的标签。如今，曾经的留学咨询服务已经成立了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公司，曾经的学员个别辅导已经演变成VIP个性化学习中心，曾经的网上学习资料库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在线英语学习网站。众多新的品牌在新东方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茁壮成长起来。

　　曾经因为上市后巨大的业绩增长压力和紧张繁忙的工作而抱怨“后悔上市”的俞敏洪，现在不得不承认，上市为新东方成为一家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和一家基业常青的企业奠定了基础。俞敏洪“要么不上市，要上就要做第一家”的决定现在看来是无比正确的。如果说上市之前的新东方是中国民办教育界的领头羊之一，借助上市，新东方则一跃成为一只雄狮。而随着新东方的振臂一呼，为2006年还在争执于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促进”还是“促退”、对前途充满忧心的中国民办教育界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开始纷纷重整信心，迎接教育热钱时代的到来。从2006年到2008年两年的时间里，二十多家民办教育机构拿到了十几亿美元投资，一位从事了十几年民办教育的人士不无感慨地说:“新东方的一小步，是中国民办教育的一大步。”俞敏洪说:“上市对新东方最大的意义，绝不是融到了钱，新东方一直不缺钱，上市融到的钱在银行里放了很久才拿出来小心翼翼的用；上市给新东方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新东方开始进行制度化、系统化、流程化的彻底改造。”新东方是一个以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企业，以俞敏洪为代表的新东方“精神偶像”一直是新东方做人、做事的范本，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治”就是新东方管理的代名词，上市之后，新东方上上下下感受最深的就是“人治”向“体制”的转化。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从“神秘管理”到“透明管理”、从“行为管理”到“系统管理”，这些年，新东方投入了数千万资金，建立了上百人的专业队伍，调动了所有机构的力量，全力以赴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新东方按照上市公司最严格的要求打造成一家真正现代化的企业。

　　公司的运营和管理都在步入上市公司的轨道，曾经的混沌、忙乱变成了有条不紊和井然有序。难怪俞敏洪欣慰地说，“现在我开始相信新东方一定能做成一家百年老店。”  （编辑：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