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世界小说原著:中国为什么能远离 “崩溃论”

中国为什么能远离“崩溃论”
    新华网记者　郭鑫　田野　林甦
    像“中美共同体”和“Ｇ２”这样的新造词在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不断出现，常常使人们觉得，中国作为不断崛起的大国将与美国平起平坐。
    显然中国还没有具备那样的实力。不过，３０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它在当今全球经济下滑中的强劲表现，可使世界重新审思其保持活力的秘诀。
    然而，中国当前的这条成功发展道路得来不易。在寻求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时，中国共产党曾历经坎坷，应对无数挑战。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６０年间，有人不断质疑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有人曾怀疑一个代表无产阶级，而且大部分成员由农民组成的政党能否领导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国民党内的一些人曾认为：红色中国很快就会崩溃，因为它的领导人无法养活５亿人口，同时，红色政权缺少执政经验，对如何建设现代化工业强国所知甚少。
    中国随后的发展遭遇了严峻考验，其中包括朝鲜战争、“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在众多挑战中，历时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确几乎将中国推向崩溃边缘……
    在冷战期间，中国的生存还受到了当时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威胁，它们计划对中国发动核突袭。
    但是中国生存下来了，并且在今后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政治学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其后的“大跃进”、“文革”等时期，对于外部世界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判断，中国并没有一个个去反驳，当时中国和西方处于对峙的局面，中国相对封闭，更注意在内部解决自己的问题。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已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体系，而且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中国建成了基本的工业体系，这使得中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１９７８年，中国重塑了自己的前途。自此，世界格局也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悄然发生改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家将中国的大门向全世界敞开，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再一次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从未消退。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让西方世界认为这将是红色政权即将解体的征兆。
    而１９９１年苏联的解体使西方人更加怀疑中国坚持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１９９４年发表文章《谁来养活中国》，描绘了一幅惨淡的情景。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等问题，而这将引起国际社会的混乱，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一次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僵硬而脆弱的中国国企”会在入世后不堪一击，从而引起全国性的恐慌。
    在中国工作过２０年的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预测：中国将在短时间内崩溃。
    他甚至断言，中国当时施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５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滑中的强劲表现，更使得章先生等人的“预言”不攻自破。
    汪玉凯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判断之所以经常失误，是因为存在“站位”的问题。西方国家总是用带有偏见的视角观察中国，因此看不清楚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
    他说，西方世界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使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这将根本性地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最终使中国模式更像西方模式，但是事实证明中国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从一个被西方孤立的国家逐步向世界强国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赢得了认可。
    １９７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２００１年，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１４３个成员。
    ２００８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２９届奥运会，书写了奥林匹克历史上新的辉煌篇章。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措施使中国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中表现出色。
    最近英国教授马丁·雅克在他的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种族同质性和对其自身文化中心地位的自信，共同造就了一个能重新定义何为现代化的国家。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了”。他认为，独特的社会模式、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
    而在汪玉凯眼中，“中国模式”可以从三个层面概括：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包含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的协商民主制度，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此外就是中国在坚定不移地走自己发展路线的同时，强有力的自我纠错能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近撰文说：“最近很多迹象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期望快速提升，对中国模式的认同感在增加。”
    不过，汪玉凯认为，中国的发展还不平衡，未来仍将面临许多挑战。
    “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内部，要通过改革实现发展。”汪玉凯强调，“中国的制度要在世界上形成竞争力，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许多机制体制还需要不断改革，不断探索，这样才能使中国更有竞争力。”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论“中国创造”的开拓性新华社记者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一年间，中国的卓越表现赢得全球的广泛赞誉。新中国６０华诞来临之际，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东方，“中国创造”成为诸多评价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源泉。新中国６０年是一部气势如虹的奋进史，更是一部与时俱进的探索史、丰富多彩的创造史、波澜壮阔的革新史。
    新中国成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６０年前的开国大典，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创造。６０年来，中国发展壮丽辉煌，中国创造异彩纷呈，“中国奇迹”世界瞩目，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发展创造遍及我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各种创新、创造层出不穷。安徽小岗村１８名农民自发承包土地的尝试，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经济特区的建立，独辟对外开放的蹊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让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五星莲花旗联袂飘扬在祖国上空，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独特风景；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探索奋进，创造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奇迹。
    发展创造深入思想理论、体制机制和社会实践的各个层面，中国的变革广泛而深刻。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中国实现了６０年中最关键的跨越。“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可以做”，富于创造精神的中国人不断突破禁区，创造财富的活力喷涌而出，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
    “中国创造”的开拓性，源于不断探寻真理，解放思想，永不懈怠。不从本本教条出发，也不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贵在立足于本国国情、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用实践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源于１９７８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变革一经发轫，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的体制活力、社会活力，中国人的思想活力、精神活力竞相迸发，观念焕然一新。
    “中国创造”的开拓性，源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世所罕见。天下之大，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可供照套照搬。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６０年来，新中国不仅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发展营养，而且在与世界优秀文明交汇中丰富壮大，从而使创造活力如江河滔滔、奔腾不息，创造成果不断涌现。
    “中国创造”的开拓性，归根到底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为中华民族的创新、创造提供了科学指南，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发展局面，创新型国家建设迈出可喜步伐。
    发展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著名作家雨果说：“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比起有待创造的东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又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交织的关键阶段，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创辉煌，时不我待。永远保持昂扬向上的正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一往无前的勇气，不断革新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拥有不竭动力，前景灿烂辉煌。
鉴往知来　续写辉煌——论“中国奇迹”的昭示性
    新华社记者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际上曾有人预言：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用占世界不到１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２０％的人口，而且人民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解决吃饭问题，是“中国奇迹”的一个缩影。新中国６０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路程，从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２１世纪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奇迹”带来了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积蓄了雄厚实力。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贸易国，国家财政收入突破６万亿元大关，中国发展显示出独特魅力。在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笼罩的当前，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更为世人瞩目。在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发展制高点的时候，中国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三位，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中国奇迹”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经济崛起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短短３０年间，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科技、国防和国民经济体系，令世界刮目相看。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走上了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是在改革开放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在历史性的社会转型中，中国成功避免了许多国家出现的发展中断、社会混乱和经济滑坡，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奇迹”使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空前增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力量。新中国６０年，彻底改写了此前百余年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民族伟大复兴逐步由梦想化作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ＧＤＰ年均增长９．８％，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３倍多。回溯人类发展史，这６０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中国奇迹”使古老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中国奇迹”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如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如何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如何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公正、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一系列挑战仍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续写“中国奇迹”，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中国奇迹”是一座物质丰碑，也是一笔精神财富。鉴往知来，“中国奇迹”为中国应对当前和未来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凝聚起无穷的力量、鼓动起必胜的信念。沿着创造“中国奇迹”的道路前行，我们一定能够续写新的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必将实现。
引领民族复兴的光辉旗帜——论“中国旗帜”的鲜明性
引领民族复兴的光辉旗帜——论“中国旗帜”的鲜明性
    新华社记者
     新中国６０华诞来临之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句响彻中华大地的口号，鲜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振人心魄、催人奋进。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展示形象，旗帜指引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共和国辉煌６０年，归结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仰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它是如此鲜艳，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与心血；它又如此壮丽，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一面展示光辉形象的伟大旗帜——
    ６０年岁月如歌。共和国光辉历程宛如一幅气势磅礴的壮丽画卷，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诗史，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闪耀着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这是一面指引前进方向的伟大旗帜——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孕育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具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挑战精神、“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超越精神。路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形的路在脚下，无形的路在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牢牢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正确之路，是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一首歌唱得好：“敢问路在方？路在脚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着这个符合历史趋势、代表时代进步、反映人民意愿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光明，越走越扎实、越走越宽广。
这是一面凝聚无穷力量的伟大旗帜——
    从建立新型国家政权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恢复国民经济到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不断完善各方面制度……新中国６０年是中国人民一腔热血燃烧激情的６０年，是中国人民一身干劲撼天动地的６０年。这力量的源泉从何而来？奋斗的动力从何而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亿万群众的伟大力量凝聚起来，全心全意、同心同德地投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创造出中国和世界现代史上的发展奇迹。实践再次昭示，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来之不易，未来令人向往。前进的道路上不会只有坦途，也会有险峰。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样的挑战，都一定能够战胜，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开拓前进。
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大优势——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什么能在６０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新中国６０华诞之际，人们的思索越来越清晰地汇聚成一个鲜明答案：新中国６０年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精髓，又切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
    新中国６０年，是经济建设硕果累累的６０年。我们不仅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既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又注重加强宏观调控，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经过６０年奋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３０万亿元，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当国际金融危机迎面袭来，中国的果断决策和政策效应，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许多外国政治家、学者认为，“包括‘制度优势’在内的‘中国特色’已成为中国信心的有力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了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新中国６０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６０年。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整套政治制度。这套制度同时借鉴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既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民主权利，又能形成共同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充满活力又富有效率。面对举世震惊的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中国展现出的紧急应变能力、动员能力和众志成城的集体意志，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和巨大威力。许多国外学者由衷地赞叹：“中国在短时间内动员巨大的力量投入，这是其他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激发了先进文化的蓬勃发展——
    新中国６０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６０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得到大力弘扬，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侵蚀；致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６０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城乡文化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空前增强，全社会展现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必然要求。６０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均预期寿命从３５岁提高到７３岁，延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面免除，社会保障“安全网”越织越密，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美好蓝图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成就激励斗志，历史昭示真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再一次深刻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繁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充分地利用好这一独特的政治优势，我们就一定能创造更大的辉煌，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明天。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论“中国品格”的时代性
    新华社记者
    新中国６０华诞将至，几本新出版的关于“中国品格”的著作引起人们注意。这表明，人们不仅关注６０年来人民共和国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且在更深层面进行着理性的探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品格，在长期奋斗发展中积淀而成，是其兴旺发达的精神力量。从古代经典《易经》所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伟大的“中国品格”更加放射出耀眼的时代光芒，凝聚成伟大民族的伟大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２００８年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将当代中国的伟大民族品格总结为：和衷共济、团结奋斗，自强不息、敢于胜利，关爱生命、崇尚理性。拥有这种品格的中国人民，６０年来历经风风雨雨，创造出一个个辉煌。
    因为有了和衷共济、团结奋斗的民族品格，我们国家始终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这是抗击各种风浪、勇敢前行的坚强磐石。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族品格，一个十多亿人的大国凝聚起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进。
    因为有了自强不息、敢于胜利的民族品格，新中国６０年来，无论是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还是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的国家都展现出了无往不胜的战斗力和创造力。无论是九八洪水、非典肆虐，还是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顽强坚毅的中国人民不仅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愈挫愈勇，越战越强，显示出无畏品格和必胜决心。从引入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到提出并实行“一国两制”、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哪一些理论和实践的飞跃不是中国人民以勇于探索、敢于成功的气概，创造性地破解前人从未遇到的难题？
    因为有了关爱生命、崇尚理性的民族品格，当我们面对各种灾害时牢记生命至上，绝不放弃；谋划现代化建设大局时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新中国６０年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促进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这种关爱生命与崇尚理性的高度统一，是当代中国再创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鲁迅先生曾说：“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凝聚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中国品格”，预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未来。有着伟大品格的中国，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李　俊   河南城建学院
    [内容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个大体系、大范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邓小平理论是开拓、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是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极具长远战略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 在当代中国，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社会全面发展进步
    时下，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形势越是复杂，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灵魂。坚持、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马克思主义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之所以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于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涵盖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等各个领域，对我们认识、改造主客观世界具有根本指导作用。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诚如列宁所述，马克思的学说“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它把严格的科学性与高度的革命性有机结合起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毋庸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在当代西方国家，不少有识之士仍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一剂良药。一些著名学派，如系统论、控制论等创始人并不讳言自己学说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西方媒体把马克思评为近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就是最好的说明。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有很多新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管其精神生活多么复杂、思想文化如何多样，必须也只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和思想体系。否则，整个社会势必成为一盘散沙，失去思想灵魂。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诸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先后在我国尝试过，最终均告失败。惟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深深扎根，并最终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光明之路。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如果我们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动摇、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能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分裂甚至亡党亡国。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即是明证。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今天，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必胜信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自觉 “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我们国家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面对深刻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面对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多变的新情况，我们只有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始终保持团结稳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引领我们时代前进的鲜明旗帜，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在当代中国，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或主张，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打牢马克思主义主心骨，是我们团结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昭示，人民的选择，实践的呼唤，是我们永远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二、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我们治党治国治军必须始终坚持的行动指南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方面所做出的不朽贡献, 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的正确思想, 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都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失败，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仅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晚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也将永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因为它过去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而且是因为它是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它确立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在现在，在将来，都是我们治党治国治军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都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第二，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它们与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建立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制度。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制度是个好制度，应当在实践中坚持并加以完善。第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实践，在这两大实践过程中，分别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前者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思想，为后者提供了借鉴和启迪，前者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为后者所吸收，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前者的活的灵魂为后者所继承而得到继续发展。第四，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和振兴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激励和形成中国革命精神的过程。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所培育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等等，培育了几代中国人民，成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动力。第五，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原理对世界各国是普遍适用的，但它毕竟诞生于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现代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欧洲，因而对东方经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是不够的。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严格意义上说，俄国仍具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传统。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中国革命胜利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它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它的正确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并孕育和启迪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
    对于毛泽东思想，我们既要坚持、继承，更要发展、创新。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而且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所以，中国人民无论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新的基础上运用和发展这些先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甚至连同今后新的科学理论，它们不应而且不必各自独立，必须而且理应自成一体，不妨把它们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
    （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均蕴涵着极为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并进而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外部条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精神文明，培育“四有”新人；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一国两制”，统一祖国；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实现国防建设现代化；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并完善党的领导；等等。所有这些思想、观点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灿烂光辉，并初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体系。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是在思想路线方面，江泽民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时俱进。并强调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二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思想。这些新观点，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三是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的思想；以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等等。此外，还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这些新观点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四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关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思想；关于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建设和谐型社会的思想；等等。这些新观点，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五是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思想；关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提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思想；关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思想；等等。这些新观点，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可以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三年来始终致力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历史性重大课题，并分别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科学发展观”蕴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是“以人为本”思想，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出这一思想，同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二是“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基于当前我国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结构在工业化进程中加速调整，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这一特殊国情而提出的。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基于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看病、上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以及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课题这一特殊国情而提出的。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基于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同时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一特殊国情而提出的。五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因为本世纪头20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党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国家战略，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要通过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道路，为努力把我国初步建成创新型国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六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基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愈益繁荣，同时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特殊国情而提出的。七是“建设和谐世界”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基于当前我国对外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这一特殊国情而提出的。八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始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自觉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央强调，要继续加强党在思想理论方面、治国理政方面、奋斗纲领方面、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方面、党风廉正方面、党内制度体系方面的先进性建设，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成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群众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1]
    （二）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新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均可追溯到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政治报告的题目之中。它们分别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由此可见，这些重大政治报告的题目、主题以及所要坚持的旗帜、道路、总目标的主题词，大体上，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各种具体理论，都来源于十二大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所讲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二大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就深入人心，成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去克服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动员口号，成为了团结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所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具体理论，比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包括进去，就更能体现这一理论体系的本源性。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今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所有属于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理论，还会包含以后不断发展的创新理论。这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照胡锦涛同志的说法，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会向前发展，我们党对实践经验还会作进一步总结。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理论创新，它都应当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列。尚且，社会主义在中国要巩固和发展，按照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讲的，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时期，将我们不断创新的属于指导思想的理论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统领。以后历史发展了，我们还可以将新的理论创新把它统领进去。[2]
    （三）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党的指导思想这一事关重大、事关长远的重大理论问题上，既要坚持、继承，更要发展、创新。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又已进入攻坚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党要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们“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只有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创新，才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所以，如前所述，在党的理论创新方面，目前，我们应该也必须把党的指导思想予以重新概括。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最终“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四、结语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党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前提。而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重视理论和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特点。我们党88年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紧密结合实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时下，我国人民正进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建设，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概述我党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伟大理论，从而，使我们党的理论建设能够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早在19世纪，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正是先后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相继进行了三次理论创新，分别完成了辛亥革命、新中国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次历史性巨变。
    今天，我们又可以这样认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理论创新，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民族众多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最先进、最科学的伟大理论作指导，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胜利，我们的目标便不可能达到。历史和时代呼唤着新的理论的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理论创新势在必行！让我们世世代代、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1]《求是》2007年3月16日 曾庆红：《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关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
    [2] 2007年11月7日 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做客人民网访谈全文摘要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七大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界定，包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深刻把握这条道路的科学内涵，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一个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和一个发展目标。
    一个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制定的，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集中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党和国家生命线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要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是我们事业经受风险考验、不断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证。
    一个总体布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经过此后20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使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出发，对四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这就是：在经济建设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建设上，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在社会建设上，坚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一个发展目标，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五大对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了“小三步走”的发展规划，即通过到2010年、到2020年和到2050年的三个发展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同时把促进和谐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这一发展目标，要求我们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文明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更大程度和更高层次上造福于全体人民，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一个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目标，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基本路线是总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遵循；总体布局是基本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展开；发展目标是宏伟蓝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努力方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这条道路。（王 渊/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品格特征论略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更有着高远的理论品格：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在发展中坚持，通过创新更好地继承。二、尊重实践，崇尚实干；通过实践不断开辟道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三、把握时代特征，不断与时俱进；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四、尊重群众，以人为本；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标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践；以人为本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更有着高远的理论品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出发，结合它的重要结论和创立者的心路历程，去体验、品味创立者的勇气、智慧、眼界和情怀，揭示这一理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品格特征，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在发展中坚持，通过创新更好地继承。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解放思想都是最有力的武器，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的形成都是冲破各种束缚，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向往新的生活，希望能够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但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束缚，历史却难以迈出新的步伐。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决定性环节，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反对设立理论禁区，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作好了思想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手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一国两制"的方针；他支持农村改革，倡导创办经济特区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没有的，是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闯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走过的一条新路。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突变，国内也发生了严重政治风波，姓"资"姓"社"的争论再一次使人们陷入困惑。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等重要论断。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和新的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下，党的十四大跨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后一道障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形成了我国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髓，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他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84页。。
    我们党在这种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的氛围中，更加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崭新的思想，并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江泽民清楚地意识到："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6页。正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勇气、责任和使命促使他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明确了"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求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们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最可贵的是，他们把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当作一种常态，对自己理论创新的成果同样采取科学的态度，从不固步自封，不为后人设置障碍。1981年，在为英文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时，邓小平说："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了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江泽民也曾说过："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9页。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种代代相传的创新品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换一个视角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的过程。邓小平率先提出解放思想，但也正是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但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从不含糊，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他依然鲜明地指出："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那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概念后，又进一步提出："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5页。他认为，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胡锦涛强调："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又指出："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5、651页。"我们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4-685页。
    既不拘一格，又坚定执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充分展现了其创立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通达理解、深刻把握和娴熟运用。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在发展中坚持，在创新中继承的品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不断冲破各种束缚，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新的境界。
    二、尊重实践，崇尚实干。通过实践不断开辟道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业，没有现成的道路，只有靠我们自己踏出一条道路，这就决定了实践的主体地位。
    新时期的序幕是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争的就是实践的主体地位。解放思想，实质上是解放实践。也正是实践为我们开辟出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们总是以极大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实践。邓小平多次讲过：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江泽民多次强调："推进改革和建设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不少，好的办法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实践。"《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271页。胡锦涛也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365页。
    实践可以出真知，行动往往可以给我们带来答案。比如对外开放，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搞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行不行，应该怎么搞？这些问题纯理论研究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找到答案。而我们先干起来，先搞四个经济特区进行实验，结果经济特区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可行的，并摸出了经验。后来对外开放逐渐扩大到全国。
    尊重实践，并不是说要等待实践，等待群众自发突破；崇尚实干，也不是轻视理论的指导。关键是要善于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邓小平要求"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的一些重大决策和理论，都是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来，在进一步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江泽民在全党重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越是领导职务高的同志，越要亲自下功夫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目的就是要及时发现群众新的实践经验，形成新的政策、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
    进入新世纪，实践的步伐在加快，总结经验，形成决策、进行理论创新的步伐也在加快。面对新情况，党中央迅速总结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用实践开辟道路，善于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提炼、概括，形成政策、理论指导实践，再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样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越来越丰富。
　　三、把握时代特征，不断与时俱进；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是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强调放眼世界，抓住机遇，走在时代前列。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在本溪、本钢视察时就说："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你们在国内是比较好的，但是同发达国家比，还是落后的。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3页。
    后来，邓小平多次说过："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1989年，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他又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正是由于看到了世界大势，看到了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邓小平总是希望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寻找有利于我们的机遇。直到晚年，他仍念念不忘抓住难得的机遇加快发展："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对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加紧进行结构性调整。在这样的形势下，江泽民及时提出："我们必须果断地抓紧进行结构调整，否则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对经济结构的问题，认识早、调整快，就主动；见事迟、调整慢，就被动。"《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9页。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针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江泽民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并审时度势，领导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的对外开放赢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胡锦涛总书记上任不久，即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学习世界经济形势，学习世界近代主要国家的历史。他深刻地指出："历史一再表明，机遇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们不仅自己有着宽广的世界眼光、时代意识，对后来者也有着同样的期许。
    把握时代特征，但不能割断中国的历史；要有世界眼光，但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们，既有着宽广的世界眼光，对中国国情也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们深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缩短。任何先进的思想、经验，都不能生搬硬套，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灵活运用。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五大重新阐发了这一理论，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特别强调"历史方位"这一概念，其用意都是要求我们把时代特征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党把时代特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理念也越来越成熟。2004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又深刻结合中国国情理论品格的最完整的阐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不断与时俱进，始终站在国际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从而能够既放眼世界，海纳百川，又着眼于国内现实，适应中国国情；既领先时代潮流，又不超越发展阶段。
　　四、尊重群众，以人为本。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标准。
    评价一个理论体系的优劣可以有很多标准，但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最高裁判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成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理论体系始终以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就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0-381页。后来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党的基本路线抓住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点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着同样的认识。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发展问题展开的。
    新时期党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首先考虑的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就是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江泽民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事业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们，总是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党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体现群众的利益。
    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为了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权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为了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新时期，党的领导人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党制定的一切政策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蓬勃的活力，根本原因就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和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明确指出：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根本的品格特征。
    以上从四个方面概括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品格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而且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学习、掌握、领会这些基本的品格特征将有助于进一步学习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
    〔孙业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领导干部如何加强党性修养
白凤国  中共吉林省吉林市委宣传部
    党性是领导干部的灵魂，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加强党性修养是领导干部改造主观世界的永恒课题，是提升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重要举措。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政治修养、理论修养、作风修养、纪律修养，不断提高党性修养水平，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加强政治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要有新境界。
    政治修养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集中体现，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加强政治修养的关键在于坚定理想信念。有了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领导干部就能够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和强大精神支柱。领导干部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增强政治信念的坚定性、政治立场的原则性、政治鉴别的敏锐性、政治忠诚的可靠性，在各种风浪和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自觉把满腔政治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做到关键时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冲得上去。
    加强理论修养，指导发展实践要有新举措。
    领导干部提高理论修养重在加强理论学习，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自觉把理论学习与自身思想实际结合起来，把理论学习与自身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提高理论素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牢固树立实践观点，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把党的科学理论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坚持学以致用，用有所成，着力提高理论思维、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能力，把学习的成效转化成谋划发展的科学思路、推动工作的措施办法。通过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理念，更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模式，优化发展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加强作风修养，服务人民群众要有新成效。
    作风是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外在表现，它直接决定着领导干部个人素质和工作水平的高低。领导干部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兴解放思想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亲民为民之风，大兴廉洁从政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树立高尚道德，提高作风修养水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领导干部要把精力放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凝聚党心，振奋民心，攻难克坚，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公仆，切实增强宗旨观念，更好地履行促进发展、造福人民的历史职责，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立足以人为本、注重民生民利、关注公平正义、致力安定和谐，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多办群众拥护的好事、实事，让人民群众共享越来越多的发展成果。
    加强纪律修养，维护团结统一要有新作为。
    纪律严明和党性坚强密不可分。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要切实增强党的纪律观念，严守组织纪律，带头模范遵守党章和党纪党规，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努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纪律、宣传纪律、群众纪律、保密纪律，做到顾全大局、淡泊名利、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健康的生活情趣。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有原则的团结，形成民主团结、奋发向上的浓厚氛围。同时，领导干部要把严格自律与注重他律结合起来。将党性原则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意志和行为，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提高增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的自觉性。同时也要重视他律，各级党组织要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建立健全教育长效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党的纪律约束、法律观念约束和制度监督。
加强党性重在“锻炼”
党性锻炼是党员增强党性的具体实践，是以坚强党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指示精神、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积极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和阶段目标的具体行动，也是在应对复杂局面、克服各种困难、解决疑难棘手问题中党性的客观反映，更是领导干部坚持党性，密切与群众关系、正确处理利益关系、树立良好形象的真实写照。加强党性锻炼就是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行动，是在完成党赋予的具体任务中坚持用党性增强信心、战胜困难的反映，是在艰苦复杂环境中砥砺意志的政治本色，是在实际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为民服务、为民奉献、为民谋利的具体过程。
    党性锻炼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根据，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很显然，党性锻炼的直接指向就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用党性锻造在艰苦复杂环境和困难危难时期的顽强意志，用党性炼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铮铮铁骨，用党性提高在权欲、物欲、利欲面前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定力，所有这些表现，就是树立和弘扬良好的作风。
    党性锻炼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相当宽泛，任何落实党的任务实践中都涵盖着党性锻炼，所有党员包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时时接受党性锻炼。据此，领导干部的党性锻炼应把握三个重点。一是要在“慎”字上用功。无论是领导干部党性锻炼还是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做到慎初、慎微、慎独、慎言、慎行，要用党性把住思想防线不出现不良的“第一次”，用党性预防在细小事情、细微细节上放纵行为的“因小失大”，用党性坚守无人监督、无处监督、无法监督环境下的自觉，用党性坚持自己的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适度得体，用党性管住自己的行为始终保持领导干部应有的形象，时时牢记我国基本国情，牢记“两个务必”，处处用宗旨观念、实践能力、责任意识和群众观点规范约束行为，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二是要在“特”字上着力。特定时期、特殊环境、特别背景下的党性锻炼至为重要，领导干部作风能否永远保持良好的状态，不仅要看在顺境中表现如何，更要看在艰难困苦时期、纷繁复杂环境中能否矢志不渝。因为在逆境和困境中领导干部容易原谅自我，容易放弃党性锻炼，比如在危难中只顾自己逃生、在灾难面前先想自己求生的情形，尽管是人之求生本能使然，但作为领导干部就必须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故而坚持和弘扬良好作风必须重视特殊时期的党性锻炼，以此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三是要在“勇”字上下劲。党性锻炼关键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既要有勇气在纷繁复杂时期、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拐点”上坚持党性，更要有勇气对实践证明有问题的东西提出反对意见，纯洁党性；既要有勇气否定自己、改正错误、完善自我，培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胆识，还要有勇气反对人云亦云的跟风潮流，从而使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王尚胜/河南省新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从"文化均衡论"看应该削弱的五种"文化"
“文化均衡论”就是遵照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出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各个因子或曰“门类”发展的速度、规模、水平。文化与异化了的文化总是此消彼长的。有些文化门类应当“大力发展”，有些文化门类只能“‘小’力发展”，还有些文化门类应当“限制发展”，不能发展。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削弱“麻将文化”、“吃喝文化”、“神秘文化”、“官场文化”、“洋节文化”    
    文化是国魂。加强文化建设是践行科学发展观之必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不加强文化建设就不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也不可能持续发展。    
    文化是人类长期积累的各种观念的总和。广义的文化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也是多因子的，社会科学是文化，科学与技术是文化，教育是文化，新闻出版传媒是文化，文学艺术还是文化，连政治、法律、风俗都是文化。每一种文化都要发展，少了哪一种文化都不是全面发展。    
    文化建设要讲究轻重缓急、前后左右、大小有度　　
    凡多因子的东西都有一个结构，也一定会组成结构。文化也不例外，文化既有有形的结构，也有无形的结构。有结构就有一个均衡的问题。畸形总是不好的。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提出“文化均衡论”。“文化均衡论”就是遵照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出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各个因子或曰“门类”发展的速度、规模、水平。文化的发展既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也不能孤行己意、孤军深入。不用说“孤军”是“深入”不了的，就是“深入”了，也说不定你的所谓“深入”，恰是对别的文化门类的干扰和破坏。文化建设要讲究轻重缓急，讲究前后左右，讲究大小有度。    
    一说发展，有些人就喜欢搞万马奔腾。殊不知，万马奔腾也有个先后。一说发展，有些人喜欢左一个“大力发展”这个，右一个“大力发展”那个，以博得皆大欢喜。不对！这是形而上学，是八面玲珑。有些文化门类应当“大力发展”，有些文化门类只能“‘小’力发展”，还有些文化门类应当“限制发展”，不能发展。哪些门类不能再“大力发展”呢？这里试着说几点，供大家讨论。    
    第一，不能再大力发展什么“麻将文化”了。麻将有文化内涵。麻将还是数学上的重要一例呐！今年初，笔者在葡萄牙一个小渔村看见几个渔民打麻将，真是喜出望外：中国的麻将正走向世界。可是，麻将成风就有点过了。成天打麻将消磨意志，荒废事业，应当批评。倘若利用麻将赌博，那就背离了麻将文化诞生的本意，单单批评还不够，应予严惩才是。    
    第二，不能再大力发展什么“吃喝文化”了。“民以食为天”，其实官也只能是以食为天，不能以“权”为天。食是任何人都不可少的。饮食里有丰富的文化，值得弘扬。“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连孩子都会背的这句话就是极为高深的饮食文化。可是，大吃大喝是另外一回事。如今有些人成天泡在吃喝里，一顿晚饭要吃好几餐，全忘了世上还有人没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他们谈起“饮食文化”来头头是道，唾沫能喷三尺远。如果问他与之相关的学术文化，对不起，顿时语塞。当然喽，假使他是个开饭店的，那也情有可原。不是开饭店的，就不正常了，就是文化结构不均衡了。还有些人精于“酒文化”，然而，酒后烂醉如泥，无文又无“话”。对这种不学无术、吃饭有路的现象，还能容它再蔓延下去吗？    
　　异化了的文化多了，文明、健康的文化就少了　　
    第三，不能再大力发展什么“神秘文化”了。如今有些人是“泛神论者”，不管哪路神仙、什么迷信，见神就拜，拜了好大一会了，还不知拜的谁。更有甚者，他们做了亏心事，成天怕鬼敲门，于是就求神来保佑他(她)不被揭发。这就有点“玷污神灵”了。其实，真正的宗教既是社会资源，也是社会规范。有的宗教提倡“忏悔”，有的宗教主张“赎罪”。你不“忏悔”，不“赎罪”，却跑到神面前来拒悔、遮罪，这算哪一宗呢？对这种没有宗教文化的“神秘文化”还能让它继续吗？    
    第四，不能再大力发展什么“官场文化”了。所谓“官场文化”，本来就是一种异化的文化，是可耻的封建残余。前呼后拥是异化，阿谀逢迎是异化。不信，请听下面一个段子：“领导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追求。领导的脾气，就是我们的福气。领导的酒量，就是我们的胆量。领导的表情，就是我们的心情。领导的嗜好，就是我们的爱好。”试问：这是哪个社会的官场？60年前的今天，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意，请注意：这是党的“决议”。决议上的这“两个务必”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啊！与此相悖的任何“官场文化”都必须把它抛到太平洋、北冰洋里去。    
    第五，不能再大力发展什么“洋节文化”了。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人提出“只引进资金，不能引进文化”。这是幼稚无知。怎么可以让人家只带来“口袋”，就不带来“脑袋”呢？不吸收人类文明，就不是开放。关键在于“拿来”的眼光如何。如今有些人把有天文、有神话、有纯洁爱情的“七夕”放在一边，却在鲜花不盛开的季节里抱着温室里没有香味的花儿过洋人的情人节。何苦呢？还有，不学外国一年一度、一年几度的读书节，却把那愚人节搬过来。你要搬也罢，不料还“‘节’外生枝”。有的报刊把人家愚人节的愚话引进版面，那就荒唐了。对洋人的文化要“扬”也要有“弃”，对养育我们的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万万不能丢。    
    万事万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运动着。文化与异化了的文化总是此消彼长的。异化了的文化多了，文明、健康的文化就少了。异化了的文化是文化的腐蚀剂，是文化发展的拦路虎。不削弱异化了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就繁荣不起来。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削弱上面五种“文化”。    
    不知读者以为然否？（邓伟志/上海大学教授、博导）
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罗鸿宾  四川南江县委常委、县委秘书长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政治建设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特殊的表现。现阶段，我们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路径，把握方向，抓住重点和关键，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人民选择。
    一、坚持党的领导，引领政治建设方向
    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也是明确载入我国宪法的。
    第一，对党忠诚，服从领导。党员干部对党忠诚是政治信仰、政治追求、党的意识、宗旨观念、过硬本领和表率行为的统一。一是加强党员忠诚教育。重点围绕“信什么、服从谁、为了谁、怎么干、留什么”的问题，加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路线教育、以党章党纪为主要内容的纪律教育、以树立正确权力观为主要内容的宗旨教育、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理念教育、以反腐倡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教育，锤炼、纯洁党员干部队伍。二是强化四个服从意识。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纪律上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坚决维护党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政令畅通，坚决听从党的指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三是切实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政治领导，坚持党对军队和其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干部管理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推进党的领导体制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协调。
    第二，永葆先进，领航建设。一是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按照“四个坚定不移”的要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着力推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以“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为重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三是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第三，提高能力，执政为民。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执政的一条经验和一个重要目标，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一是坚持科学执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式组织和带领人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定和实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科学设计、组织、开展各项执政活动。尤其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各项决策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二是坚持民主执政。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目标，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三是坚持依法执政。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为重点，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来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规范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的职权行为，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高举伟大旗帜，发展中国特色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扩大党内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第一，作好表率，扩大党内民主。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民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党内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建设的标杆。一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建议权、批评权、检举权、监督权、表决权、被选举权、罢免权、申辩权、保留意见权等民主权利，把党员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批评权、选举权和罢免权落实情况作为检验党组织生活正常不正常、健康不健康的标识。二是扩大党内民主方式。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代表任期制和党代会常任制，完善党的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坚持党务公开，建立健全工作定期报告并接受监督的制度。三是改革创新民主选举。探索扩大党内选举民主的实现方式，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采取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一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第二，突出重点，发展基层民主。基层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基层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保证有序参与。一方面，修订现行的基层自治组织法，进一步明确基层自治组织的制度安排，在法律上明确“规则”，解决好“有纠纷找谁处理，处理纠纷依靠什么方式”等具体操作的问题。另一方面，制定相关的新法律，以调整多个领域的选举行为，规范基层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及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二是把握“四个环节”，落实“实质”民主。在群众自治中，民主选举是前提，民主决策是根本，民主管理是实体，民主监督是保障。把推进基层民主的重点从民主选举转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上来，通过健全公开制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规范民主决策机制、保障群众的决策权，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群众的参与权，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保障群众的监督权。三是培育公民意识，奠定文化基础。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普法活动，切实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让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制观，自觉地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政治活动，推进群众“四权”落实。
    第三，建章立制，推动人民民主。从根本上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是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健全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保障制度，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索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推行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完善议事和决策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作用，畅通民意渠道，实行重大事项票决制；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建立和完善情况通报、情况反映和意见征求等制度。二是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专门监督与干部之间相互监督体系，探索完善扩大党监督、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职能部门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长效机制，完善政务、厂务、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规范各级党组织、行政机关及党员干部的活动，保障民主权利落到实处。三是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三、实施依法治国，加快和谐社会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任务。
    第一，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增强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针对性。认真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产品质量和安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的立法；注意加强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立法。重点在提高立法质量，创新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上下功夫，特别是在法律法规起草、修改过程中，要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依法治理水平。政府的组织、权力、运行、行为和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必须与宪法和法律保持统一和协调；健全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制度，完善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办法。树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司（执）法理念，形成职责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合格、适用法律有据、监督问责有方的法治工作机制；坚持惩防结合的方针，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从严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合理界定和调整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全面落实执法责任制；改革和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加强法治队伍建设，提高法治水平；认真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诉讼权利，使人人享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科学性、准确性，抓好宪法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正确行使权利，积极履行义务。
    第三，坚持标本兼治，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完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推进依法行政，确保公正司法、文明执法。坚持用法律和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切实强化层级监督，发挥专门监督的作用，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司执法人员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各级政府，特别是司法机关、执法部门要阳光行政、公正司法、文明执法，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的监督，改善和加强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对司执法工作的监督。
四、建立监督体系，规范权力阳光运行
    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构筑起防范权力腐败的防线，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事关社会主义大业的兴衰。
    第一，将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下，建立三权协调运转机制。一是革除原有运行弊端。当前，存在着权力扩张、权责脱节、权力寻租等权力运行障碍，职能越位、职能缺位、职能交错等职能履行障碍，决策不规范、执行力不强、监督不到位等运行机制障碍和权力主体的心理障碍、政绩障碍、道德障碍等，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高效运行，要着力革除“职责模糊、角色定位不清，议行合一、权力过分集中，制度虚置、程序重于实体，崇拜权力、看法高于宪法，同体监督、防范体系单一”等弊端，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二是大力推行“四个解放”。以解放权力、解放职能、解放机制、解放自我为重点，规范公共权力运行。进一步强化权力的公共属性，发挥公权的本质作用，规范权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把政府管理社会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要，划清政府与市场、企业、事业、社会的职责边界，确立适应并反映权力公共属性的政府职能；从整体上考虑制度建设、组织结构、决策程序、运行方式、行为规范等问题，使政府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组织目标得到更好实现；引导公务员从僵化的思维模式、落后的价值取向、陈旧的行为方式中解放出来，改造自我，超越自我，塑造新我，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五种能力”。三是创新权力运行机制。按照有限授权、简政放权、科学设权、以权制权的原则，建立健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规范职务行为和权力运行程序，完善政府运行机制，改进管理方式，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职位设置，依法确认领导体制、领导关系和领导条件等因素的法律地位，规范领导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建立，界定职权职责关系以及主体机构间的关系，推进政府高效有序运转。
    第二，将关键人物置于监督中，加强对各级一把手监督。一方面，牢牢把住关键人物实施监督。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为重点，围绕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情况和领导干部任中和离任审计等五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政治纪律执行力度，着力维护党章及党内法规的权威性，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确保党中央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监督检查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保证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的严格执行，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监督检查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遵守情况，重点治理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问题，结合班子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化会前、会中、会后三个环节监督；探索经济责任审计的新途径，建立“逢离必审，任中审计，先审后任”制度，实施全过程审计监督。另一方面，紧抓住关键环节实施监督。围绕干部人事权进行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推荐、面试、考察、酝酿、决定全过程监督，对推荐、考察、确定出席党的会议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的工作过程进行监督；坚持任前廉政谈话制度，对认同率较低的干部及时进行诫勉谈话。加大对重大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与相关部门加强协调，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班子成员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实时监察，做到监察重点突出、掌握动态及时、措施落实到位。加强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通过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及时查看行政审批工作的运行情况，保证行政权力依法公正、透明运行。
    第三，将关注问题置于社会中，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公开。一是界定标准，创新方式。采取上级指导、单位自查、集体确认、上级审定的方式，清理审核单位所管辖的基本事务、所拥有的主要权力、所承载的基本职能、所依据法律法规，重点解决职能不清、界限不明的问题，解决权力如何公开、透明、科学行使的问题。编制单位公开目录，对经上级审核、确认的组织权力、基本事务、基本职能分类进行登记，编制职权、事务、职能目录，逐项列明实施依据、公开形式、公开范围、公开时限、收费依据和标准以及承办部门或人员等，除依法受到保护的机密、纪律规定和个人隐私外，实行最大化公开。制定公布流程图，对单位的每一项权力、每一项事务或职能，绘制并公布流程图，注明行使条件、承办岗位、办理时限、监督制约环节、相对人权利、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等内容。围绕基层民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和人、财、物、事管理，实行动态运行和全程监督的结合，主动或按要求公开。二是打造平台，丰富载体。抓好公开的载体和形式，扩大权力、事务、职能公开透明度，确保基层群众都能了解自己所关心的资讯。发挥传统载体的作用，建立和规范各类公开栏，并通过发放办事指南、明白卡、信息手册等向基层和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创新运行方式，有序建立信息化资料库，延伸信息公开领域。三是健全制度，保障到位。围绕“两公开”相关制度建设和基层群众对“两公开”的诉求回应机制，探索制定“两公开”规范性文件，并把“两公开”运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和民主评议的范围，健全考核评议制度，完善考评办法，严格责任追究，强化“两公开”运行保障机制。
    五、推进体制改革，形成权责一致的高效服务体制
    “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十七大指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要求和总目标。
    第一，借鉴历史经验，明确改革目标。国务院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坚持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对十七大提出的改革目标予以细化和完善。要借鉴“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靠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坚持发挥两个积极性，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历史经验，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总体目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比较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二，突出改革重点，提高机关效能。一是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科学化的公共治理四个根本转变，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调节收入分配职能，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矛盾疏通调处、安全预警机制和公共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改进治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和规范秩序。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积极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引导社会经济规范有序、持续稳健运行。三是进一步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科学规范部门职责，合理调整机构设置，优化人员结构，做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完善单位间协调配合机制，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四是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建设“阳光政府”为重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健全民主决策和行政监督制度，改进和完善政府各类审批制度和办事制度，实行民主管理，提高政府效能，推动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加快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权责一致的根本转变。五是进一步理顺政府职责关系。根据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的职权，确定权力与责任，形成责任明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高效运行的职责体系，调整和健全垂直管理体制，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上下级关系，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加快乡镇机构改革。
    第三，推进五个转变，推进管理创新。一是管理理念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水平。二是管理重点的转变。“越位”的应当“退位”，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坚决移交出去，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缺位”的应当“到位”，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逐步建公共服务体系；“错位”的应当“正位”，理顺部门职能，明确相应责任，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财权事权不对称、权责不统一等问题。三是管理方式的转变。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的数量，规范审批行为，完善审批方式，明确审批责任，提高审批效率；加快转变政府市场监管方式、社会管理方式和公共服务方式；规范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四是管理权限的转变。在全面正确履行政府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区别情况，各有侧重，突出不同层级政府履行职责的重点，形成全面衔接、分工合理、有序高效的职能体系。地方政府要更加注重有效贯彻实施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更加注重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更加注重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加注重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 五是管理效能的转变。大力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全面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绩效审计制度，建立行政成本考评机制，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不断减少行政运行成本，建设节约型、服务型政府。
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
 翁杰明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各国的国情不同，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是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汲取我国政治传统有益成分，借鉴近现代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经验而形成的，是集政治制度、运行机制、工作方法为一体的综合体系。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党和国家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民主集中制原则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主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主要是立法、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等。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决议、决定；法院、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种政党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既维护了多数，又体现了不同群体的意愿与利益，有利于执政党科学决策。人民政协是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中国共产党在制定重大政策、作出重大人事安排时，都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听取意见。　
    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政治制度。它是在单一制国家框架内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制度，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为实现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3级。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它们在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拥有自治权。主要包括：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等等。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保留民族风俗习惯，国家和全国各地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根据我国历史与现实进行的伟大创造。这种制度尊重民族特性与文化传统，在体现差异性的同时彰显了人本意识，显示了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这一制度包括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体系。广大城乡群众通过基层自治制度，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成为我国最直接、最广泛、最生动的民主实践，有利于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不断提高民主素质。
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我国政党制度的实现形式
现代民主政治通过政党来实现，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带有共性的特征。可以说，只要发展民主政治就不能离开政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它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而所谓政党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规范性、稳定性的活动方式和状态。它主要是为政治参与提供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保证和约束，使政治活动进入秩序化轨道，从而为民主制度的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些人认为竞争性多党制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和民主政治的标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即使是同一种社会性质的国家，由于国情的诸多差别，也完全可能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虽然基本相同，但政党制度却各具特点。如今社会发展理论已经越来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世界各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人民幸福的政党制度，就是符合该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我国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社会制度均不同于西方，同样没有必要在政党制度上向西方看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09年3月9日吴邦国同志在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和两院制。
    西方学术界认为政党制度结构模式一般包括一党独揽、两党轮替和多元竞争。而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分析可以得知，它既不是一党独揽，也不是两党轮替，更不是多元竞争，它是把领导核心的“一元”与政治结构的“多元”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的政党制度。作为新型的政党制度，我国政党制度结构具有以下突出特征：首先，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政党之间不是对立争斗、相互拆台，而是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其次，它也不同于一些民族国家的一党制。由于一党制国家的政党缺乏来自其他政党的监督，最终出现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权等弊端。而我国各民主党派都是受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合法政党,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这种领导不是包办，而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团结合作、互相监督，既有利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加强合作，又有利于避免多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和一党制造成的高度集中、破坏民主等种种弊端。
    西方的政党制度是由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西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古罗马的共和思想、没有基督教文化、没有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和权力分立理论、没有近现代以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就很难想象西方国家的政权架构和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同样，我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和合”哲学理念的影响，而且是在中国近代以来无数次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终于把世界上一党制和多党制中某些合理的因素吸收过来，而开创的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它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在当今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一党制往往潜伏着内部的不稳定，容易被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势力所摧垮。实行两党制的国家虽然政局一般较稳定，但反对党为推翻执政党，往往会以利益受损群体代言人身份利用棘手的社会问题攻击政府行为，损害执政党的威信，弱化社会凝聚力。而多元化的政党制度往往因为多个政党相互激烈竞争以及各个政党实力之间此消彼长、政党之间的分化离合而导致政党制度结构失衡与动荡。东南亚、南欧、拉美等地区的政治动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我国政党制度己形成一种“同心圆”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社会的领导核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同心圆”的中心点。八个民主党派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构成“同心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同心圆”结构使得我国政党制度赋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外在的包容性。
    从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看，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渗透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遵循的是“合作-协商-合作”的路径；西方的政党制度遵循的是“竞争-妥协-竞争”的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与“多”的结合，这一结构特征决定了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和整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民提供最广泛的参与途径和渠道。《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特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制度规定，在确保中国共产党法定执政地位的同时，赋予各参政党法定的参政权利，在权利结构层面上推进了政党关系的和谐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我国的政党制度通过设立经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议程，集思广益、综合考量各种利弊，使整个决策过程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从而有效地增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聂平平）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党组织适应性变迁的比较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2008JA810011。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制约农村民主政治进程的四个因素
马永涛
    一、农民的两种意识与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
    在当前的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着两种影响民主化进程的传统意识。一是宗族观念掩盖下的盲从意识。近年来，农村修族谱祭祖等活动日趋活跃，在寻根意识掩盖下的宗族势力得到了强化。植根于宗法制社会的血亲意识，影响了农村民主政治进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二是在“等贵贱、均贫富”的均平思想掩盖下的朴素权利平等和私有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加之受市场经济的冲击，金钱在一些地方的作用日渐显现，在一些城乡结合部，或者经济发达、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地方，金钱因素更是直接介入了基层选举。每逢选举之前，请客送礼者、口头承诺者，无不以利益手段引诱选民的投票方向，有时一个家庭同时接受几个候选人的请托，受利益的驱使，甚至出现了父子夫妻选人不一致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金钱对草根民主走向的巨大影响。
    而这两种意识的强弱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农民与土地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大的地区，宗族意识表现得相对薄弱一些；而在农民与土地结合相对紧密，流动人口少的地方，宗族观念就表现得比较突出。宗族势力与私有观念的结合，使得农村民主政治进程变得更加复杂，二者结合后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盲目的排外心理泛滥，形成了对立的圈子，非此即彼，只讲究圈子内部利益的平衡。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无非有两条：一是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通过提升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对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逐渐弱化宗族帮派势力的影响；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贿选者的贿选成本，从根本上遏制金钱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二、农村党员的复杂结构加大了村级管理难度
    农村党员从身份划分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具有本村户口，在本村居住的具有村民资格的党员，这是在村里土生土长的党员，对村里的情况最熟悉；第二类是具有本村户口，以在城镇居住为主的党员，他们大都是村里最早富起来后在城里买房子的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现任的村支部成员，成了事实上的“走读村官”；第三类是组织关系在村级党组织，户口却不在村里，也就是说不具有村民资格的党员。这部分人大都是离退休人员和毕业后暂时没找到工作单位的大学毕业生。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变化和更多退休人员返乡，后一部分党员在农村党组织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在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因为户口不在农村的离退休党员和有些大学毕业生党员不具备选民资格，所以不能参加村委会的选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成了游离于村民之外的“另类党员”，由于一直在外地工作和学习，对村集体几乎没有什么贡献，故而很难得到村民的认可和信任。事实上他们参与了村委会选举的全过程，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村党组织换届选举时，他们却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的还被选为村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按照村委会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活动的原则，他们处在领导地位，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张皮”现象的发生，不利于村级组织的团结。另外，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村干部的纳新指导思想，使一些致富能手逐渐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者，这部分村支部成员一方面在村里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城里买房子居住，成了事实上的“走读”村官，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村民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远，造成了与群众在思想和感情上的隔膜，许多事关民生的问题进不了他们的视野，诸如有些村“吃水、用电”等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改变有着很大的关系。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党员管理教育的针对性，创新教育管理模式，以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一是针对农村年轻党员学历高、流动性大的特点，在逢年过节时进行集中教育，增强他们的党员意识和家乡意识，充分发挥他们结交面广、思想活跃开放的优势，引进技术和资金，促进乡村发展；二是针对“走读”村官加强管理，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对他们进行评议，反映社情民意，切实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同时充分发挥党员素质提高工程的作用，切实提高农村党员的学历水平和工作能力，有步骤、有计划地从农村高学历的“村官”中招考到乡镇工作的公务员，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和责任意识。三是针对没有村民资格的退休回家的老党员，要充分利用村里的党员教育阵地，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使得村里那些老党员、退休人员有一个交流的空间，经常做正面的引导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为家乡做贡献的意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配合好组织安排的工作，在村庄发展、农村选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利用他们手中的社会关系资源，服务家乡人民，融入新农村建设。
    三、人才和财富的流失导致了农村发展原动力的枯竭
    多年以来，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加剧了城市对农村人才和财富的吸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种人才的单向流动还在加剧。一个农民节衣缩食，辛辛苦苦供出一名大学生，却被城市留用了，一些农村孩子为了留在城市，还不得不拿出一笔不菲的打通关节费，留在城市后，为买房子又有一些人从本不富裕的农村拿走了一笔财富。现在就连考学后留在农村的一些人也在发财之后想尽办法挤进城市，把赚到的钱消费在城市里。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状况，部分地区开始用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到基层就业，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改变农村的人才现状。
    四、工业化进程中的征地、拆迁等工作引发了一系列的新矛盾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告别了他们固有的生存方式，但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补偿政策和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工作的滞后，使得少数农民对征地拆迁工作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由于赔偿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了征地拆迁工作在一些地方产生了许多问题。由于利益的再调整，导致了权力的再分配，在一些农村，只要谁掌握了“印把子”，就意味着他能够支配“钱袋子”，能够为“自己人”谋取更大的利益。这种“村民理财小组”必须有“自己人”的现状，使一些农村财务公开的内容形同虚设，这又强化了固有的矛盾，使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局面。因此，征地拆迁亟需规范和立法，尽最大可能推动办事程序的透明性，公开赔偿标准，以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总之，在农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健康发展，我们只有坚决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村官选举的道德标杆作用和农村人才的本土化培养机制，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教育的发展，才能促进农村的稳定、进步、和谐，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
◎ 徐崇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继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之后，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又一场伟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世界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自从人类走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这种开化状态以后，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三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形态的演进，一方面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都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的，因而事情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从15世纪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上面的，它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都是对内靠剥夺农民、剥削工人，对外通过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的。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是一条新路，是因为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和国家战略。在国际上它表现为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表现为坚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意味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化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当代世界其它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曾经在《中国，世界经济的灵丹妙药》一文中说：“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使整个世界而不仅中国自身受益”，“中国与全世界共同分享其进步，这与过去截然不同。欧洲以往向全球扩张，导致产生了几十个殖民地，并让欧洲以外成千上万的人民痛苦不堪。过去，日本和德国的兴起，引起了血腥战争，但发展中的中国却为全世界提供了机遇”。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把中国传统上倡导的“和而不同”，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主张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就使中国在与经济全球化接轨、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季塔连科：《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载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作为追求目标，因而就正如德国的贝特霍尔德所说：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 。（罗尔夫·贝特霍尔德：《中国2003——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载2003年4月25日德国《我们的时代》）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终将被共产主义文明时代所代替，在这种共产主义文明时代，取代那作为阶级社会基础的剥削和压迫的，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战略所践行的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正是一条以此为最终目标的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上，给第三世界指出了奋斗方向
    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20世纪60－7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掀起了武装斗争的高潮，有的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地；西亚、北非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曾进行过武装斗争，但除极少数如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之外，大都以失败告终。邓小平在1988年10月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指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它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4页）
    什么条件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于，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和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难以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需要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以后，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以进一步巩固政治独立，早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历史任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则在这个方面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指出了奋斗方向。
    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2.1亿元发展到超过30万亿元，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8％上升到6％以上，由名列世界第11位上升到第3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发展为2.56万亿美元；使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1479万，30年内我国的减贫人数所占全球减贫人数的比重超过了70％，第一个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中国在消除贫困落后方面的成就，得到各个方面的称赞：
    2005年3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署副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考察中国的经济进步，有必要从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在2015年以前将贫困人口减半方面加以评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相继实施了4个发展十年规划，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进入新千年之际，联合国在2000年9月又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到2015年将每日私人消费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从2000年到200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时间已过去了1/3，但形势却不乐观，人类发展在一些关键领域正蹒跚不前，总人口达4.6亿的18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在2003年比1990年还低，这是前所未有的倒退。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却使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在扶贫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中国还注重人的发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世界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是消除贫困和落后的典范。
    世界银行的帕迪克·巴塔萨利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帮助2亿多人摆脱贫困，看作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自1981年到2005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减贫成就最为显著的国家，如果将中国的减贫成果排除在外，那么在此期间，世界贫困人口实际上还增加了1亿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就，特别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推崇。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在《没有人再嘲笑亚洲人》一文中说：“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大部分非洲地区处于同样的经济落后局面，正因为如此，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非洲可以从中国这个经济巨头身上学到很多经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相信万事皆有可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经济表现都是一个奇迹。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和远见的民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可以借鉴的另一个经验是，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2006年6月号英国《新非洲人》月刊）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则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还要重视同政府政策手段的调控作用相结合的高度，来强调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这个报告的总协调官德特勒夫·科特对比了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的不同情况，他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20到25年以前的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然而后来它们的经济却被严重的债务危机所困扰，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当时的政府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贷款过多，采取了依靠外国资本来促进进口、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随着利率的急剧升高，贷款的成本也跟着升高，最终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所以出现了债务危机，导致经济严重滑坡。相比之下，虽然许多外国私人资本流入中国，但这并不是中国的核心政策。中国设法保持利率和汇率的稳定，从而使国内出口商保持竞争力，而高出口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如今许多拉美国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1987年4月,邓小平展望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年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时，曾经强调说：“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在1988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又进一步阐述说：“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5页）
    中国现在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100多位，离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就，已从发展的趋势和速度上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就经济规模来说，在1999年，中国还位于美、日、德、英、法、意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位居第七，但在2002年超越意大利而位居第六，2004年超越法国而位居第五，2005年超越英国而位居第四，2007年超越德国而位居第三。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以后，由于经济衰退正在加速经济力量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有些人估计，中国将在2009－2010年间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在经济规模和所占全球比重上还有较大差距，但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例如，在知识经济的规模方面，“在2000年，美国的计算机销量相当于中国的3倍，网民数量相当于中国的5倍，宽带接入量相当于中国的40倍。但是，到了2008年，从整体看来，中国在以上每个方面都赶上或几乎赶上了美国人”。（罗伯特·佩普：《帝国的衰落》，载2009年1－2月号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国家，将领导21世纪的全球经济”。而在这个方面，中国也走在美国前面：由于经济疲软导致了美国倒退，“中国已经成为太阳能和风能设备制造中心”，“中国现在的汽车销量位居全球之首，而且已经涉足电动汽车发动机领域”，“今年第一季度，与清洁能源技术相关的风险投资在美国骤减了84％，而在中国却继续增加”，虽然“要成为真正的胜利者之前，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德华·西尔弗：《中国挤进高效能源产业》，载2009年5月1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
    为什么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败下阵来乃至招致剧变解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能在30年这短短的历史瞬间，在发展趋势和速度上显示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苏联和我国“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三个方面推进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一）坚持社会主义
    在1985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本来都是讲的要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可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存在着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情绪，却出现了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而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倾向，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荒谬口号，导致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差距拉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遭到质疑。
    所以，在理念层面上，坚持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教条主义地停留在原有论断上，而是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正是由于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这才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
    而在制度层面上，要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同上，第250页）在198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135页）所以，在制度层面上，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同坚持改革开放紧密结合起来：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坚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因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同上，第370页)
    邓小平在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提出的这种坚持社会主义观，在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得到高度的评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说，“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按照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机遇保留并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他选择了“既保持了继承性，又总结了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的新经验”的目标，“制定了克服理论停滞和思想危机的方法”，“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由派‘历史末日’的模式”。（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俄罗斯《真理报》也发表文章指出，与原苏东国家的做法相比，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这些举措，其“最重要的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打破以前的体制，也不是绞尽脑汁地要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溶进已成为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动力的一系列重要的成份”，“中国的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可以进行改革，而且可以建立一种比震惊全世界的亚洲四小龙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强调，对于《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可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客观实际却遭到了忽视，出现了在某些方面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举措，超越阶段地盲目追逐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乃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现象。影响所及，在二战以后，欧亚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争相仿效，以致不仅没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使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再三遭遇困难和挫折，而这些困难和挫折又使一些人对于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究竟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直到出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才解开了这个难题。
    1987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根据这个理论，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产品经济不发达，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还不完善、不成熟，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理论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理论基础，还为其它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所以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日本的丹藤佳纪曾发表《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一文指出：“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对越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直接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都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地实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1987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1988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七个研究所的学者在讨论这个理论的时候，有的认为，它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放弃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过渡到革命的现实主义、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则强调其现实的国际意义，因为“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以及大多数其它当前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新社会据以从旧社会产生出来的物质前提条件都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应当先把物质前提条件提高到哪怕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水平。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理论可能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使社会主义就时间而言同它们大为‘接近’，从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低级阶段，在革命的社会改造领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1989年第1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拓展世界眼光，在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作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设想都没有能够得到预期的实现。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曾经遭到封锁和自我封闭、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决策，其中又以三项举措尤为典型：
    首先，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更加有效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它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的优点，又因为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而避免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和消极方面。原苏东国家的一些人在把他们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情况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说：“东欧国家、俄罗斯和独联体其它国家1989年之后发展市场经济的办法不是完善社会主义，结果不仅违背了本国国家利益，而且破坏了生产力，生产不断下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在全社会蔓延，把国家变成了依赖于别国的‘香蕉共和国’”。(1994年11月1日保加利亚《言论报》)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成功的，那里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化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化经济。就这样在15年来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甚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滑，甚至比任何走在资产阶级道路上的国家更快地提高”。（1994年9月4日《匈牙利新闻报》）
    另一个典型实例，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又带来诸如东南亚经济危机等负面效应的时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地权衡了利弊得失，毅然作出了以趋利避害的方针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中国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趋利避害的实践，被墨西哥一家报纸称作“中国严格按照自己的发展速度融入全球化进程，让各跨国企业服务于它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让全球化成为国家自身发展的威胁”，“中国依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模式取得了经济上的稳定，并完全进入到全球化过程当中，囊括了纺织、制造业、家电、医药、汽车乃至电子和石油领域的国有企业成了中国政府占据国外市场的生力军，中国政府终将实现它的目标，那就是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劳拉·阿莉西亚·加林多：《21世纪是中国世纪》，载2005年7月31日墨西哥《每日报》）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更在《中国：全球化中的自主国家》一文中称，20年来，“中国是唯一在采取决定方面以有着重大意义的自主权行事的国家，也是在当前这个单极和不平衡的全球化时代唯一有条件这样做的国家”。
    又一个典型实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既面临发展机遇、又面对凸显矛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曾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发展观。有些国家因为片面追逐经济增长，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而爆发生态危机。经过深刻反思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大致向三个方向推进的新的发展观：一是朝横向拓展发展理念，主张发展是整体、内生、综合的，关心文化价值的新的发展理论；二是朝纵向拓展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是从内涵上拓展发展理念，主张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扩展自由的发展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科学发展观，借鉴了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它们：如在朝横向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并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全面协调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朝纵向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国际上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争取和平、开放、合作、和谐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这样，科学发展观就被人们称作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国际社会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如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等内容，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经济发展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参见2009年5月9日《光明日报》）十分明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表明我们摸索出了一种将进一步预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从两极到中介：理论创新的辩证法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要使我们的理论能够正确、合理地指导实践，就必须不断创新它以适应于这种变化。所谓理论创新，就是以新的观念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但事物并不是直接地呈现其本质的，要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就必须通过辩证的方法。辩证法作为一种能够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方法，其实质就是通过概念的“从两极到中介”的辩证运动来全面地把握事物。而这种方法，极为典型地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之中。我们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它对于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诸基本问题的解决，正是一系列灵活地运用从两极到中介的辩证思维过程。下面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为例，来分析其中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法。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构建中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被一般地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那么，其奠基性体现在何处呢？这就是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社会主义运动100多年的难题，即如何将社会主义理想落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回顾社会主义运动史，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不断从理想性走向现实性的过程，而直到《资本论》揭示剩余价值规律，社会主义才真正成为科学。《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将早先尚比较笼统地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对立物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一划分无疑是从理想性走向现实性的一大步，即在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之间增加了一个中介性的第一阶段，将理想社会向现实社会做了一个延伸。这一延伸的结果，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一刚刚从旧社会诞生出来的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必然与它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具有相当多的类同性。
    但这一向下延伸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实现了完全的公有制，仍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性的。而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胜利，又进一步增大了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分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社会主义运动已历经一个多世纪，社会主义社会也已现实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但却仍未能解决好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将这一现实的和理论上的困难化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社会主义进一步从理想性向现实性接近，即进一步向下延伸，从而使社会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即不仅在通行等价交换原则这一资产阶级权利上相类同，而且在允许不占主导地位的私有制的存在上存在有限的类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这一初级阶段又有其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考察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会发现，其共同之点是将以往所规定的理想社会作进一步分析或划分，将其中理想性的东西与现实性的东西界分开来，即找到一种“理想的现实性”或“现实的理想性”，作为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中介，从而使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能够互相通达。这种双向通达也就是使理想性向现实性延伸，使现实性向理想性延伸，并通过这种双向延伸达到对理想性与现实性背离问题的解决。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仍然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还是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这样一种具有双向延伸性的中介，都是一种“理想的现实性”或“现实的理想性”。不言而喻，这种对于理想性与现实性关系问题的解决，就是一种“从两极到中介”的过程。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不相容的对立面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一个直接的效应便是为打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理论禁区奠定了基础。
    如果人们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定，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由于社会成了唯一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商品交换所要求的不同所有者的条件已不存在，因而，社会主义就必然意味着计划经济。但如果人们接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社会主义从理想性向下延伸，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则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就不再是必然的，而是无论计划也罢，市场也罢，都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不能决定一种经济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市场机制既能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能为社会主义所用。而这一点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认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既然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市场经济，而只是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于市场经济之上的上层，那么，社会主义便并非与市场经济相对立，从而也就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便只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上的上层部分。这部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是私人垄断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应当是对这一制度的否定，即否定以私人垄断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这一否定，也就正是对作为社会主义之前提的公有制的肯定。公有制既是对私人垄断的否定，也是对以之为基础的现代雇佣劳动制度的否定。这样，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根本问题便是如何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的最一般限制是既保证市场经济存在，又保证公有制存在。但既然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层，那么，重要的问题便是公有制如何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基层上存在。绝对集中的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可能的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除去国有制之外，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可能形式。此外，国有制也不等于绝对集中的国有制，而是有可能将所有权与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具体的产权内容以某种方式分离开来。按这种理解，公有制便是与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相容的，从而是能够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集体所有制由于其众多性，是能够满足产权分散的市场机制的要求的，实行所有权与其他产权内容相对分离的国有制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产权分散之要求。而且，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要求完全的公有制，而只是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是能够容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因为只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性质。
    我们看到，建立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理想向下延伸，将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最为崇高的理想性目标，同看似难以与之相容的现代最为现实的经济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使理想进一步现实化。显然，这种结合不是一种无原则的拼合，而是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将对立的双方中介，并由此将市场经济包容在社会主义之中。
    三、科学发展观：中介辩证法的“时中”
    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上去理解，而只有将其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够展现其丰富的内涵。
    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意味着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治国理念的一次转变。对于这样一种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将它与30年前的那一次划时代的历史性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联系起来，才能够获得适当的理解。可以说，第一次转变，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开了思想通道，而这一次转变，则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健康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表面上看，上一次只是着重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一次则强调经济、社会和人民的全面发展。但如果这样理解问题，那就是把极其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了。这两次战略思想转移的重大意义，我们只有将其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深刻改变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从一种纯粹理论的角度看问题，也许有人会说，从一开始提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岂不更好？但这样提问题恰恰是一种脱离历史背景的抽象观点。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第一次战略思想转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计划经济
    这种典型的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基本结构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状态，政治生活在其中有着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如何改革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这种
    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状态。因而，要改革这种社会结构，便只能打破既有平衡。
    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之时，社会便面临着一个重新恢复平衡发展的问题。此外，经济生活中一些东西的合理性往往只是短期的、局部的合理性，但短期、局部合理的东西从长时段和整体看却不一定合理，不一定有利于长期利益。这样，即使对于经济生活而言，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便未必是合理的，从而需要根据总体和长远的价值目标予以规范。换言之，为了改革社会结构，必须打破平衡，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总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因而，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提出战略思想的第二次转变，使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到各个领域的平衡发展的状态之中，便具有了一种客观的必然性。而这个适当的时候，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经济发展步入正轨，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之趋势的时候。
    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总会面临着如何处理各个方面之间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在如何以社会生活这个整体去中介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在何时打破平衡，又在何时使之恢复平衡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把握“适当的时候”或“时机”，即如何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做适当的事情。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达到了中介辩证法的“时中”境界。(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
 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民主、自由、人权必然会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它们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又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
    使人类从根本上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体现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用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阶级对立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得真正的民主。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工人阶级的第一步是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时，关于“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阐释为：是“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由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历史使命根本一致的。由此，确立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
    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是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因而，要从根本上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其基本条件是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完全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人权。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即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相一致的民主、自由、人权。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做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进而使民主、自由、人权显现其最本质的内涵。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阐明的那样，“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社会主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要切实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就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确保政治与社会平等的社会制度，而政治与社会平等的基础是经济平等。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追求经济平等作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一个以追求事实平等为最终目标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确保了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进而也确保了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人。只有在社会主义，才能为尊重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人权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进而为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人权创造条件，拓展空间。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使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实现民族解放、人民翻身，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使中国社会焕发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确立并完善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经济发展成果普遍地惠及于广大人民，有效地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提供了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保障。在政治领域，坚持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效实现了将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落到实处。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将“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与核心，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了有机统一，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与实践。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根本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发展，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的，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正是由于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有效保障，蕴藏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中间的无穷创造力，才得以充分释放，进而创造出了人间奇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历程雄辩地证明，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和发展人民权利，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社会导向、社会竞争系统，是中国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
    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指导思想总是与社会基本制度及其要求相适应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共同的导向，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主心骨”，指引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根本不行的。中国共产党建党88年来，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马克思主义都以其巨大的理论力量、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凝聚人、感召人、鼓舞人，是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指路明灯。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新中国6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都已经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不断统一人们的思想和意志，凝聚人们的精神和力量。否则，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就会被葬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实践证明，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决抵制西方“民主、自由、人权”观的侵扰，才能不为任何错误思潮所迷惑，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意志与行动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科学发展。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科学发展，又必须坚持其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统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统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统一。脱离了这种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发展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和活力。为推动民主、自由、人权的科学发展，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之始终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宋建钢　梁春阳　郭正东）
中国方位——在世界发展的坐标上
)“今天的世界格局已发生了改变，无论是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还是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中国参与都无从谈起。”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评价，正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
    60年历史，波澜壮阔；60年跨越，铸就辉煌。在世界的坐标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努力突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60年间新中国一扫屈辱外交的历史，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并屹立在国际舞台的中央
    60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从努力突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
    面对东西方冷战格局，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等三大政策，在同旧时代彻底决裂的基础上，构筑新中国对外关系新格局。
    相似的命运，更容易有共同的语言与行动。面对西方持续的封锁，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相互支持，形成了兄弟般的友谊。
    在第三世界朋友帮助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使得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
    国际大气候的变化，终于融化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坚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全面走向缓和，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开辟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逐步同国际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的目标，积极倡导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60年的对外关系史，为新中国在世界的坐标上划出了一道亮丽的轨迹。
 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日益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活跃力量
    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速、变革最深刻、改变国际力量对比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作用全球瞩目。
    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快速发展，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技术引进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有望进一步深化。
    “中国通过推动同各大国建立面向新世纪的新型合作关系，已构筑了相当有利的大国关系框架。”亲历中国40多年外交风云的外交家唐家璇说。
    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于近代以来一个最好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也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增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也不断加深。
    21世纪的世界，不再是超级大国上演“独角戏”的场所。历史的洪流，已经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推上了这个多边舞台。
    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国也以实际行动担当起发展中大国的责任。
    从反恐、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到能源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再到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的作用无可替代。
 着力强化影响力、竞争力、亲和力、感召力，在世界上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进入21世纪，面对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中国明确宣示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
    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对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利益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来，从华盛顿到伦敦再到纽约，中国领导人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各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应对金融危机、参与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关注全球性问题，随着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中国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迅速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
    在政治影响力增强的同时，中国经济、文化日益走向世界。中国还承担了在世界上的道义与责任。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依然有限，中国的“软实力”亟待提高。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面临的很大任务是如何有效参与到新的国际体系建设当中，在这个新体系中有效地保护中国不断增加和扩展的国家利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说。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记者：车玉明、钱彤、李诗佳、韩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