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三步舞基本步教学图:山西晋语

永嘉行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
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
紫陌旌幡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
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
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
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晋语，指山西及邻近地区的有入声的汉语方言。主要分布于山西除晋南及陕西最北部的神木府谷等、内蒙古中西部、河北省西部等地区，使用总人数约为4600万，但是近年来有被普通话同化和代替的趋势。
　1986年中国社科院和澳大利亚共同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里首次把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提出的中国第十大汉语方言“晋语”列入，从此晋语脱离了“官话”（俗称“北方话”），成为与官话、吴语、粤语、闽语、湘语、赣语、徽语、客家话、平话相并列的一大汉语方言。 晋语是汉语口语的一种，但是语言学家对晋语在汉语口语的诸多种类里分类的地位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一些人认为晋语应该归类成官话的一种，另一些人则认为晋语应在汉语诸多口语中自成一系。
　　晋语的使用人口近5000多万（86年是4600万），其中山西约2000万（不含运城和临汾大部，运城话和临汾话属于关中系统）、内蒙古中西部、河北西部、河南北部各近1000万，陕北有300多万。晋语的最重要特征是有入声，这和北京的官话很不相同，晋语比北京话的语言特点古老很多，有学者戏称之为“北方话中的山里话”。
　　一、晋语的发展
　　现代晋语源自先秦时代古羌语系-华夏语族-晋语支的赵方言。
　　晋国原名“唐”，辖河汾之东百里，武王弟叔虞受封于此，因封地有晋水故后改国号为“晋”。经过数百年的割据，加之连年南征北伐，晋国文化不仅远播戎狄地区，更通过多次大战成功阻止了南方荆蛮文化的北进，捍卫了晋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晋语已经从民族共同语分化出来，成为华夏语族的一种独特方言。据《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言者，吾与之先。’士会行”。晋国欲诱士会归晋，寿余借口要懂晋语的人随自己一起去晋国，秦国只得派士会随行。这说明当时晋语已经存在，并且不同于秦语。
　　晋语形成于晋国故地即晋南汾河下游地区，随着晋国北伐驱逐晋中汾河上中游部落民并向这一地区移民，晋语也随之北传。后来汾河上中游地区（晋中地区）成为晋国六卿之一赵氏的根据地，赵氏建晋阳城（太原附近），并以此基地与晋国中央及晋国另外五卿对抗。由于霍山以及汾河灵霍大峡谷阻隔，汾河上中游的晋语渐渐远离晋国本土的晋语。
　　“三家分晋”以后，赵国以霍山为界领有汾河上中游地区。经过赵奢、廉颇、李牧等名将多年征战，赵国成为“三晋”中第一大国，战国中后期是六国中唯一有实力与强秦抗衡的国家，故而赵国有能力发展与魏韩不同的文化，赵方言从此正式从晋方言中分化出来而独立，成为现代晋语的前身。
　　赵国第一代都城在晋阳（太原），后来由于晋阳远离中原、不利于逐鹿中原，故而先后迁都中牟（今河南鹤壁）、邯郸，将晋阳方言带入河内地区、邯郸地区。
　　赵国曾灭代、中山等国而兼有其地。赵武灵王即位后，施行“胡服骑射”政策，灭娄烦、林胡设立雁门郡、云中郡。于是晋阳方言北进晋北、河套、冀西北。位于晋东南的上党地区本属韩国，公元前260年秦军攻占韩国野王城，使上党郡成为韩国的飞地。韩与赵俱为晋系国家，上党人不愿被秦国吞并而又远离韩国本土，于是选择归顺了邻近的赵国，尽管不久之后赵国在著名的“长平之战”中被秦军大败，上党郡得而复失，但赵国对上党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汉代上党郡和赵国大部分地区一同划归并州，后代上党方言也成为晋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这三个地区合并为一个行政区——并州刺史部，除了邯郸、代郡以外，赵国土地仍处于一个行政区内。并州辖有九郡：太原郡（太原，辖山西西部）、上党郡（长治，辖晋东南）、西河郡（准格尔，辖鄂尔多斯东部、山西西部、陕北东部）、雁门郡（右玉，辖晋北、内蒙中部）、云中郡（托克托，辖呼市、晋西北）、五原郡（包头附近）、朔方郡（杭锦旗，辖内蒙西部）、定襄郡（和林格尔，由云中郡分出、辖呼市、朔州交界一带）、上郡（榆林，辖陕北），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晋语区分布。从战国的赵国到汉代的并州共有七百年，漫长的历史时期是这一地理区域产生了相同的文化和语言。
　　赵魏辖境幅员辽阔，内部经济文化也存在着诸多差异，由此分化出晋语内部的三大分区。以牧业为主的朔方地区；半农半牧的晋阳地区，以农业为主的上党、河内地区（以下简称上河）。这三个方言片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发展。以晋阳方言为核心，朔方方言向西北方言过渡，上河方言向中原方言过渡。这三大系统进一步演变，又形成了各个小片。
　　汉代灭亡后，出现了三国、十六国、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五胡乱华”，这一时期古晋语的记载几乎为零。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民族大融合，人口流动也很快，扬雄所记载的13种方言大多消亡了，但古晋语仍坚强的生存着，因为有以下记录——颜师古《刊谬正俗》里记载了隋唐四大方言是吴楚方言、“山东”方言（燕方言）、“太原”方言（赵方言）、“关中”方言（秦陇蜀方言）。
　　晚唐、五代虽然对晋方言记录很少，对关中长安方言记录得很多，因为秦晋方言具有相似性，我们仍能看出一些晋语音系的演变，就是阳声韵的鼻韵尾大量脱落。
　　宋代晋语就有了自己的直接音系记录——《番汉合时掌中珠》，《掌中珠》本是西夏国统治民族党项人编的西夏国境内汉语方言与党项语的对译词典。西部晋语区（陕北、鄂尔多斯）长期被西夏国统治着，是西夏国的腹心地带，他们所操的就是朔方晋语。本世纪随着西夏文的破译，里面的汉语方音也被破译出来，与西部晋语的白读高度对应，而且显然是一种高度不同于当时汉语共同语（《平水韵》）的一种方言。
　　通过比较晋语与宋、元官话入声的源流、演变以及知组、精组、庄组、章组的归并，发现晋语入声韵的归并也和北京官话早在宋代就已分家，知组、精组、庄组、章组的归并最晚在元代就已分家。
　　晋语不分尖团的时间比北京早，明清交替之季的太原名儒傅山就已指出当时太原话开始不分尖团，而清初反映北京话的《五方元音》里北京话还是分尖团的。所以这点应该是晋语影响北京官话，而非北京官话影响晋语。
　　由于阿尔泰语族的长期侵蚀，北方方言的入声大部分消失了，只有晋语区因为地理上的封闭性与行政区划长期的统一性，能够长期保持其独立性，在北方方言区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入声。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晋语仍然保持上古时期的许多特征。特别是明清时期，晋语又出现了一次大发展。由于晋商和山西移民的大量活动（明初的洪洞大移民与清朝民国的跑“ 走口外”），使晋语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塞北地区，并且重新占领了被中原官话统治的邯郸、河内地区。同时晋语内部分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整合。北部晋语以呼市为界，走东口的晋人带去了并州晋语，走西口的晋人带去了朔方晋语。而东南部的邯郸、河内地区，大量山西移民的进入，使得晋语重新成为了当地的主导语言，在与当地原有的方言交融过程中，形成了邯新片。这样基本上形成了今日晋语各片分布的格局。
　　花生将晋语的演化分为了四个进程，而我们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进程，但这个进程却是晋语的退化进程。近代以来，由于晋商的衰落等诸多因素，经济的衰落导致了文化的自卑，晋语地位一落千丈。同时随着官话的大量推广，晋语正出现急剧退化的趋向，晋语的领土也正在日益退缩。延安地区被关中话蚕食待尽。京郊的延庆、怀柔完全沦陷。河内地区加紧向中原官话靠拢。更为严重的是晋语的各大城市，官话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晋语的堡垒已经被官话从内部攻破。晋语区的年轻一代，大量的放弃母语，投入了官话的怀抱。今日之晋语已经到了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二、对晋语分片的质疑
　　目前学术界根据调类将晋语划分为并州、吕梁、上党、 五台、 大包、张呼、志延、邯新八片。这样的划分简洁明了，看似也很有规律性。但是一通过具体的方言比较，这种划分方案就漏洞百出。
　　（一）按照这种划分，原本相近的方言被划为两片，而差别很大方言反而被归到一起。最为明显的就是大包片这个方言分区，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与大同话最为相近的阳原、丰镇话都被划到了张呼片，而与大同话差异甚大的河套方言反倒和大同话放到了一起。这两种方言调值不同，源流不同，两者缺乏内在的联系，仅以调类将划分到一起，未免牵强。正如方言的划分一样，方言内部的分片也不能仅仅靠一项因素来判断，而应从调值、调类、词汇、音韵等多方面综合考察，然后再根据其相似性划分。
　　（二）张呼片呼市的晋语因各地晋人移民而来，并州、五台两片晋方言共存。而且在呼市还有大量的官话使用者。在呼市，官话与晋语并立，并州与五台并立，内部并不统一。正如天津一样，它是一个方言岛。把这样一个语言内部不统一的城市作为一个方言点，与张家口合并作一个方言片，我认为是不妥的。
　　（三）志延片志延片是吕梁片由发展而来，存在着吕梁片的许多特征。它的演变是陕北晋语向关中方言退化的结果，而并非与吕梁片存在固有的差异。理应被视为吕梁片下的一个小片，而不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分片。
　　（四）邯新片邯郸话与片内其他方言有所不同，残留着较多赵方言特征，这个特点应该引起注意。
　　对于晋语的重新分片，我仅做过一些粗略的划分。阳子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了一个系统科学的划分方案，现摘录全篇如下：
　　说明一下，由于《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晋语的分区和大家的感觉颇有出入，故在这里重新分一下。

　　本方案的基础仍是《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晋语的分区，即采用调类分区法。但是，本方案不拘泥于调类，还参考调值、认同、来源等因素，所以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法有些出入，但这些出入都是有根据的。

　　首先，拆掉《中国语言地图集》里的大包片，因为大同话、包头话的调值完全不同，其来源也不同，故将调类作为次要因素，把大同话与张呼片合并为“雁门片”，包头话与五台片合并为“朔方片”；

　　还有，考虑到志延片的来源，志延片其实是关中化了的吕梁片，故把其并入吕梁片作为吕梁片的一个小片，二者合并后改称“西河片”；

　　考虑到邯新片本是河南化的晋东南话，故将其并入上党片；

　　大包片里的阳泉话与大同、包头都不交界，而与并州片同属山西中区方言，故并入并州片，但仍作为一个独立的小片，两片合并后改称“晋阳片”；

　　五台片里忻州东六县、阳曲、灵丘、浑源、应县情况很复杂，实乃五台片、并州片、大包片、吕梁片过渡之地，所以考虑调值（此处以去声为标准）将其拆分：阳曲划归并州片，浑源、应县划归大包片，忻州东六县和灵丘仍留在五台片内，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小片；

　　还有，由于丰镇虽然调类同张呼片，但声母同大同话（古疑影母今多读n），故将其划入大同系统；武川话虽然平声分阴阳（而呼市不分），但却来源于呼市话，调值接近呼市，故将其划入张呼片；

　　张家口坝下话和坝上话调值有一些差异，坝上接近集宁，故将张家口话分成两小片；

　　再有，本方案如遇调类相同，但为飞地者，要拆成两小片；

　　本方案暂把存在争议的汾西、蒲县、延安、甘泉、延长、井陉、延庆也划入了晋语区；对阴山以北地广人稀的未调查的晋、蒙双语区，本方案也划入。
　　晋阳片：（典型调值：太原：平11 上53 去45 阴入2 阳入54
　　阳泉：阴平313 阳平44 上52 去24 入3 ）

　　并州小片：除阳曲外，均有平、上、去、阴入、阳入五个调类；阳曲为晋阳片向朔方片忻州小片过渡，故具有特殊性，有阳平、阴平上、去、阴入、阳入五个调类，其中阴平=上声是朔方片忻州小片的特征，但入声分阴阳是晋阳片并州小片的特征，且其调值接近晋阳片而远朔方片，故划入晋阳片并州小片。

　　辽州小片：山西境内除盂县外，均有阴平、阳平、上、去、入五个调类；盂县具有辽州小片向并州小片过渡的性质，故具有特殊性，阴平、阳平、上、去、阴入、阳入六个调类，将其划入晋阳片辽州小片。另外，河北境内与阳泉相邻有两县元氏、赞皇平声不分阴阳，《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其划入张呼片，这里考虑到这两县地理上与张家口不接壤，故也作为晋阳片辽州小片的特例。还有，由于井陉也讲晋语，《中国语言地图集》虽然未将其划入，此处仍将其划入晋语晋阳片辽州小片。
　　西河片：（典型调值：离石：阴平213 阳平44 上312 去53 阴入4 阳入312
　　兴县：阴平上212 阳平44 去53 阴入3 阳入212
　　隰县：阴平上212 阳平33 去53 阴入2 阳入212）

　　汾阳小片：有阴平、阳平、上、去、阴入、阳入六个调类。

　　兴州小片：具有西河片汾阳小片向朔方片河府小片过渡的特点，有阳平、阴平上、去、阴入、阳入五个调类（“阴平=上声”是朔方片河府小片的特点），旧分法或将其独立为吕梁片兴岚小片，或与吕梁片隰州小片合为吕梁片兴隰小片，本分法考虑兴县和隰县地理上并不相邻，采用将其分为两片的分法。

　　隰州小片：有阳平、阴平上、去、阴入、阳入五个调类，但与兴州小片不相邻，且具有汾阳小片向中原官话汾河片平阳小片过渡的性质，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今不论平仄一律读送气清音，故将其作为独立一个小片。另外，该小片和中原官话汾河片过渡区存在归属争议的汾西和蒲县也划入该小片。

　　延州小片：本片即《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志延片，“志延片”存在的依据是入声字很多今读舒声（其实这是由于晋语向关中话过渡导致的），且“志延片”只有志丹、延川等四县，应该不能独立成片。本分法将存在争议的延安、甘泉也进来，将其划为西河片延州小片（其中“志延片”中的延长县不划入此片，见下），因为虽然志延片各县里调类差异很大，但考虑历史因素、调值因素，将其划入西河片。另外，延州小片主体各市县的调类也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如果不考虑入声的舒化，将其划入西河片是适当的。延川比较特殊，其“上声=去声”，与之相邻的延长县也是如此，只是延长话的入声今已舒化，但考虑延川话原属晋语，且地理上三面被晋语区包围，故本方案仍将其划入晋语。
　　上党片：（典型调值：
　　潞城：阴平213 阳平13 上535 阴去53 阳去343 阴入12 阳入43
　　沁县：阴平35 阳平33 上535 去53 阴入45 阳入535
　　沁水：阴平31 阳平13 上55 去53 阴入31 阳入13
　　邯郸：阴平31 阳平42 上55 去13 入3
　　晋城：阴平33 阳平13 上13 去53 入2）

　　潞安小片：有阴平、阳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七个调类。

　　沁州小片：有阴平、阳平、上、去、阴入、阳入六个调类。

　　沁水小片：有阴平、阳平、上、去、阴入、阳入六个调类，这和沁州小片相同，但由于沁水小片与沁州小片并不相邻（中间被潞安小片隔开），所以作为独立一片。

　　河内小片：有阴平、阳平、上、去、阴入五个调类，阳入今多读阳平。特例是晋城和阳城入声字今一般仍多读入声。

　　邯郸小片：有阴平、阳平、上、去、阴入五个调类，阳入今多读阳平，与河内小片相同，但是本小片分尖团而河内小片不分，故将其作为独立一片。
　　朔方片：（典型调值：河曲：阴平上213 阳平33 去53 入21
　　绥德：阴平上213 阳平33 去52 入3
　　忻州：阴平上313 阳平31 去53 入2
　　包头：阴平213 阳平13 上535 去52 入54
　　临河：阴平上212 阳平44 去52 入4）

　　河府小片：有阳平、阴平上、去声、入声四个调类。

　　绥德小片：有阳平、阴平上、去声、入声四个调类。具有朔方片向西河片过渡的性质，入声字舒化的比较多，由于同河府片并不直接相邻，故单独划为一片。

　　忻州小片：具有朔方片向晋阳片、雁门片过渡的性质。这一片具有阳平、阴平上、去声、入声四个调类，虽然很多调类的调值向周边各片过渡，但其去声的调值都为降调（53或52或42），这是典型的朔方片调值（而晋阳片、雁门片与之明显不同，一般来说是升调或高平），所以仍将其留在朔方片里。另外，与之相邻的阳曲、浑源、应县也具有“阴平=上声”的特点，但由于去声调值分别为35、13、35，都是升调，故讲其分别划给晋阳片和雁门片。

　　前套小片：有阴平、阳平、上、去、入五个调类。另外将阴山以北晋、蒙双语区的白云鄂博矿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也划入该小片。

　　后套小片：有阳平、阴平上、去、入四个调类，与河府小片相同，但不相邻，故自成一片。另外将阴山以北的乌拉特后旗也划入该小片。
　　雁门片：（典型调值：大同： 阴平41 阳平313 上54 去24 入3
　　张家口： 平42 上55 去213 入3
　　呼和浩特：平31 上53 去55 入43）

　　云州小片：有阴平、阳平、上、去、入五个调类，看似类似包头话（朔方片前套小片），但其实调值与之完全不同，却很接近《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张呼片，所以本分法将《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大包片拆开讨论，大同片划归雁门片、包头话划归朔方片、阳泉话划归晋阳片。另外，浑源、应县虽然阴平=上声（朔方片忻州小片的特点），但调值接近此小片，故将其划入此小片。还有，丰镇话虽然调类同《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张呼片，但声母同大同话（古疑影母在洪音前今多读n），故也将其划入此小片。

　　口北小片：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另外，武川虽然平声分阴阳，但调值接近此小片而远朔方片前套小片，故划入此片。将阴山以北晋、蒙双语区的四子王旗、察哈尔右裔前旗、察哈尔右裔中旗、察哈尔右裔后旗、苏尼特右旗、镶黄旗、二连浩特也划入该小片。

　　宣府小片：或称“坝下小片”，接近口北小片，但情况要复杂一些：万全、怀安入声分阴阳，但由于不与晋阳片并州小片相邻，所以仍留在宣府小片内；怀来、涿鹿、赤城受北京官话影响平声分阴阳。而且调值与口北小片（含张家口坝上）有些差异，故单列一片。
　　总结一下这几片的调值，发现可以将晋语分为三大群：

　　晋东群：晋阳片+雁门片；
　　晋西群：西河片+朔方片；
　　晋南群：上党片。

　　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晋东南的调值和晋中差得远，倒是颇有几分吕梁、陕北、河套的感觉，而且这些地方调值也都与北京有相通之处，但这些地方离北京都不近。

　　还有，晋阳片和雁门片的调值接近关中，但离关中都很远。
　　晋阳片：

　　并州小片：太原、清徐、娄烦、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交城、文水、孝义、寿阳、榆社、阳曲

　　辽州小片：阳泉、平定、昔阳、和顺、左权、盂县、元氏、赞黄、灵寿、平山、井陉、获鹿（城关以西）
　　西河片：

　　汾阳小片：汾阳、离石、方山、中阳、临县、柳林、佳县、吴堡、清涧

　　兴州小片：兴县、岚县、静乐

　　隰州小片：隰县、交口、石楼、永和、大宁、汾西、蒲县

　　延州小片：志丹、安塞、吴旗、延川、延安、甘泉、延长
　　上党片：

　　潞安小片：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黎城、平顺

　　沁州小片：沁县、沁源、武乡、襄桓

　　沁水小片：沁水（城关以东）、高平、陵川

　　河内小片：晋城、阳城、新乡、安阳、鹤壁、汤阴、辉县、淇县、汲县、延津、修武、获嘉、焦作、博爱、武陟、温县、沁阳、济源

　　邯郸小片：邯郸、涉县、武安、磁县、永年、沙河、肥乡、鸡泽、曲周（西部）、广平（城关以西）、成安、临漳、魏县（西部）、临城（城关以西）、内丘（城关以西）、邢台（城关以西）
　　朔方片：

　　忻州小片：忻州、定襄、五台、繁峙、代县、原平、灵丘

　　河府小片：河曲、保德、偏关、宁武、五寨、神池、苛岚、朔州、神木、府谷

　　绥德小片：绥德、子长、子洲、米脂、靖边

　　前套小片：包头、五原、固阳、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东胜、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乌审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达尔汉茂明安联合旗、白云鄂博矿区

　　后套小片：临河、杭锦后旗（陕坝）、磴口、乌海、乌拉特后旗
　　雁门片：

　　云州小片：大同、阳高、天镇、左云、右玉、山阴、怀仁、浑源、应县、丰镇

　　宣府小片：张家口、宣化区、阳原、怀安、万全、崇礼、涿鹿、赤城、怀来、延庆

　　口北小片：呼和浩特（归绥）、卓资、集宁、凉城、兴和、商都、化德、太仆寺旗（宝昌）、尚义、张北、康保、沽源、察哈尔右裔前旗、察哈尔右裔中旗、察哈尔右裔后旗、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镶黄旗、二连浩特、武川
　　　
　　目前的研究资料过老，与实际情况出入甚大。很多数据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西，例如晋语区人口的统计，许多资料上仍然是4600万（1986年），而实际上十几年来的人口增长，晋语区的人口已经达到了5000多万。有些地区的调值资料也不准确，可能是当时时间仓促，没有深入调查，以点代面，以偏代全。
　　语言是历史人文发展形成的，不是人为行政区划所固定的。相邻各地的方言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在某些地方仅仅存在细微的差别，特别是两个方言片的接壤地带，这个特点尤为明显。例如五台片的朔县平鲁，调值上与五台片大致相同，而在连续变调中又有向雁北方言过渡的倾向。有时候，有些地方的方言往往很难划分，容易混淆，例如应县、山阴、浑源三地，时而被划入大包片，时而被划入五台片。
　　因此方言的研究应尽可能的细化，具体化，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应该到民间采集第一手的语音资料，将研究的范围细化到乡村一级，
　

三、中国方言渊源
　　对于现代汉语方言，现在通行的是七大方言的说法，即北方方言（官话方言）与吴、湘、闽、粤、赣、客方言。或有曰：晋语可独立为一方言，徽语亦可算一方言。又有说赣客可合为一个方言。五十年代又有将闽方言分为闽南与闽北二方言者。但目前还是以前述七大方言为说.语言与方言之间无绝对界限，亦有人主张吴、闽、粤诸方言可算作语言。但学术界一般亦不作如是观.北方方言分布面最广，从东北到西南，有数亿人使用，其中西南官话分支通行于湖北（除东南角）、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及湘西北、陕南与河南南缘；下江官话分支通行于苏皖二省的江北地区及江南的九江至镇江的沿江地带。其它南方方言只分布在东南部。吴方言在苏南（除镇江以西）、上海、浙江，湘方言在湖南湘、资流域与广西东北部。粤方言在广东中部、西部和广西东南；闽方言在福建（除闽西）、台湾大部、海南及广东东部与西南沿海，赣方言在江西北、中部，客方言在赣南、闽西、粤北及湘、桂、川、台部分地区.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移民活动产生了汉语南方各方言源头，并形成今天汉语方言地理的格局。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自然是古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及其后身汉族所用语言，经过数千年长期发展并受周围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直接结果。
　　南方方言中吴方言的源头最为久远.先周时代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迁移到江南太湖流域，可能是后来吴语的最早渊源。湘方言稍晚，源于今已不存的古楚语.楚族原来居于中原，殷末动乱时南迁至江汉流域，战国时期，古楚语又扩散到湖南，成为湘方言的源头.秦始皇统一海内，南逾五岭取得两广地区，五十万军队被派戌守此处，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应是今日粤语的先声。福建本是闽越族的家园.东汉末年，大量北来移民从陆海两路进入福建，因而从建安年间到西晋初年福建西北山地及东部沿海接连出现十三个新县，原始闽语应萌发于这一时期。赣、客的出现最晚。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北方移民在江西北、中部形成赣客方言的共同源头
　　方言地理格局与历代移民的关系
　　1、北南向移民对方言地理格局的决定性
　　作用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是由历史上汉人三次大规模南迁与一些中小规模的移民活动所造成的。推测在西晋以前，北方和南方方言的分野大致在秦岭一淮河一线。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北方方言内部大约比较一致，而南方则存在各有特色的吴、楚、蜀等方言。
　　第一次由北到南大移民发生在西普永嘉元年以后至南朝宋泰始二年。在这150年里，从河北、山西、陕西及淮河以北的河南、江苏、安徽和黄河以北的山东等地向南方涌来的流民达九十万之众。此数约占西晋北方人中八分之一，又占到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些流民集中在淮水以南至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北地区及秦岭以南至四川成都之间.以上地域，单单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43万），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东晋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要多。由于迁徙时间集中，侨寓地区集中，侨居方式又多是聚族而居，因此北方方言必然要对土著方言发生冲击。一方面使宁镇以西北地区奠定了江淮官话的最初基础，另一方面，又使镇江以东原有的吴方言受到影响，失去一些原有的特征。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此诗说明：一是晋语（晋时的语言）与当时之唐语不同，二是南方才有晋语，而且只有南人才会，北方已是唐语.张籍认为唐时永嘉人所说是晋语，其实他们说的是属今吴语范围的瓯语.洞庭湖地区也要受到晋语的冲击，产生西南官话的端倪。
　　第二次大移民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这是说明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著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加还引起政区的增置，分润州（今镇江）置升州（今南京）。又分宣州置池州。在江西，移民数量也很大。赣东北的饶州户数净增四倍之多。洪州增三分之二，吉州增五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这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洞庭湖地区，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到达江湘者，则产生了新湘语的萌芽。江西北中部则出现赣客语的共同源头，将吴语区与湘语区隔开来，因此今日南方方言地理的雏形也经出现.唐末黄巢起义使部分人移入闽赣山区，为客方言的产生准备条件。
　　中唐以后产生的藩镇割据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长达三百年，对方言地理的形成起了强化的作用。亦即：北方移民对南方不同地区的方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地区差异性又由于各地人民长期生活在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中而更形加强。吴越、吴（南唐）、楚、闽、南汉诸国及其前身的节度使辖区对吴、赣、湘、闽、粤方言区的形成显然有不小的作用。
　　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北宋靖康之难对至蒙元入主中原之时.其中最重要的是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二年（1126-1142）间的移民。陆游《鹳肋编》说：“建炎之后，江淮、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偏满.”换句话说，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二浙”，即苏南浙江一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四方人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故又说：“平江（今苏州）、常、润、湖、杭、明（今宁波）、越（今绍兴）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切见览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才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这样集中的移民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杭州与苏州都一度出现杭音与北音，苏音与北音对立并存现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苏州的北音已经消融，但杭州的北音因移民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顽强保留到今天。《七修类稿》说：“（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开封）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故杭州城里从明朝至今一直是吴方言区里的一个特殊的方言岛.大约因此次移民散布面比前两次要宽，除苏南浙北以外，对各地方言特征的影响不如前两次深刻。但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客家方言的逐渐形成。闽西、赣南的移民部分更迁往粤东北地区，于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因为与北方方言隔离开来，成为客方言形成的良好地理环境，并在日后使梅县成为客方言的中心。
　　第三次大移民还造成西南官话向广西的传播。《元一统志》载：“邕人语言类襄汉.”说明邕州（今南宁地区）方言与襄汉（今湖北中部）相似。今天南宁地区通行粤语，而元代是行西南官话的。
　　2、东西向移民对方言地理格局的补充性作用
　　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再出现.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江西向湖南移民从五代开始直到明清之际，持续七八百年之久，使湖南原有的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程度不同的赣语特征而湘东地区可以算作赣语范围。
　　福建向广东、海南移民大致也从五代开始。苏辙说：“余居海康……，其耕者皆闽人也。”福建山多田少，在中唐以后又接受大量北方移民，如闽南的泉州元和时期比天宝年间户口多出50%，因此人口过饱和现象很快突现，向广东移民不可避免。首先向邻近的潮汕地区迁移，而后向西扩散，越过珠江三角洲（因为这里早已由操粤方言的汉人所开发），进入粤西南沿海地带到雷州半岛，再到海南岛.也有直接来到海南的，那往往是经商失败的闽人。在两宋之际与宋末金、元相逼之时，更是大量涌来。从地方志和族谱记载来看，福建移民的原籍多是兴化（今莆田、仙游）、泉州、漳州人，他们将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散布在海南岛和广东省两端的近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此外，还有东部各省向四川与云贵地区的移民。元末，湖北地区发生红巾军起义，不少人避乱或随红巾军入川，因此入川之湖北人尤其是麻城人最多。明初政府对四川进行移民，也以湖北籍人为主。明末清初四川经过二三十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破坏，人口大减.清政府积极向四川移民，以湖广藉人为大多数，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因此今日四川方言实际上是两湖地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移的结果。元、明两代及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包括随军家属，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多。今西南地区留下的带有屯堡旗营等字的地名就是当年军屯的遗迹.清代中期，在四川人口逐渐增加以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迁到云贵地区.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某些地方带有江淮官话的特征。
　　3、其它方向的移民活动
　　清代康熙以后由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康熙22年（1683年）以后，台湾入清朝版图.海禁开，福建广东人民开始向台湾移民。到1811年，除土著外，台湾人口有190万人，四分之三世纪以后，更达到230万人。移民主要是闽南沿海的福佬人和来自粤东山地的客家人。两者比例在日本侵占初期是四比一，所以今日台湾以闽南方言为主，并杂以客家方言。
　　清代后期至现代由关内向东北的移民。本来康熙以后东北辟为禁区.但清末东北逐渐开放，人口迅猛增加，1904年总人口已达1700万.但二十世纪前期人口增加更快，1930年，已增至3430万.四分一世纪中翻了一翻。因此东北方言是语言大面积转移的典型例子。这里不发生移民与土著语言相互取代或融合的问题，而纯粹是占据与填补.今辽东与辽西方言的差异，大体反映了山东移民与河北移民取不同道路闯关东的历史事实。
　　客家人多方向的分散移民活动。向台湾，向湘赣交界诸县，或远至四川。还有到广东沿海至广西，形成许多客家方言岛与方言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