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拳王阿不都热西提:“洋思中学现象”解读

                   “洋思现象”解读
                                           办学：为了谁？
                             ——解读洋思人的教育思想
            学校办学为了谁？洋思人说是为了学生，是为了学生家长。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一个家长都是上帝，每一个学生都是天使。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他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教好。为此，他们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作为标语写在校园最醒目的地方，更作为思想落实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学校每学期都要多次举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演讲比赛，校报、班报也特意开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专栏，教师每天都要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校歌，校园处处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氛围。

【洋思叙事】
    之一：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
        洋思人的教育思想源于他的当家人——校长蔡林森。
        蔡林森有两子一女，三个孩子小时候就近在老家的小学里读书，成绩都不太理想。大儿子上一年级时，不识数，跟不上班；二儿子上四年级时，曾经把成绩报告单上的算术“68”分改成“88”分；小女儿小学毕业时，成绩全班倒数第一，是全镇26名未考取初中的学生之一。小学老师对蔡林森摇头叹息：“你的孩子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到了上初中的年龄，三个孩子先后离开老家，进了洋思中学读书。蔡林森义不容辞地成了三个孩子的“辅导老师”。每天中午，他叫孩子口述上午学过的例题，口答课后的习题。如果哪一道错了，就在那道题的旁边打一个“？”，但自己从来不讲，始终让孩子自己看书、思考、更正。孩子拼命地动脑筋，满头是汗，不停地自问：“怎么错了？怎么错了？”蔡林森只是默默地看着孩子，耐心地等待。就这样等呀、等呀，孩子终于惊喜地叫起来。蔡林森笑着说：“对呀！”以后，蔡林森利用散步、洗脚和躺在床上临睡前的时间再问一些类似的题目，看孩子是否真正理解掌握了。每天晚上，他还让孩子默写英语单词，错了的，自己更正，并记下来，再反复默写、检查。星期六回家，蔡林森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一边赶路，一边把本周学习中做错的题目再查一遍。如果错了，就再更正。这样，20多里的乡间小路，就成了他引领孩子总结一周学习的“课堂”。
        三个孩子慢慢学会了自学，读完初一，都一跃成为优秀生，并且越学越爱学，越学成绩越好。后来，大儿子考取上海交大，小女儿考取华东师大，并先后赴美留学，大儿子已获得博士学位；二儿子大学毕业后入了党，提了干。
        活生生的事实引起蔡林森的深思：如果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去教每个学生，还有哪个学生教不好呢？由这个朴素的教育思想出发，蔡林森带领洋思的老师们开始了一项平凡却是伟大的教育实验，并取得了“从上帝般的令人敬爱，到上帝般的令人敬畏”的教育教学质量。
        之二：“差生”也是“宝”
        每年暑期未到，许多学校（包括一些名校、重点校）就早早地就拉开了架势，全力以赴大打“生源”战，种种形式的招生广告铺天盖地，而洋思中学这里却总是静悄悄地没有只言片语，只在七月上旬眼见人满为患时，才在媒体上登出“招生已满，概不接收”的字样，以免远道涌来的家长们白跑一趟。多年来，凡到洋思来求学的，不管人多调皮，成绩多差，学校都一律收下。1998年，洋思中学甚至打算开两个班，专收城区学校不收的所谓“差生”，后来因为难操作才作罢。
        不选择、不挑剔学生，在同行们看来是那样不可思议，但是，洋思人就是真的这样实实在在做了。他们难道不知道生源对于学校的重要？蔡林森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好学生是“宝”，“差生”也是“宝”。在蔡林森看来，“差生”就像一块璞玉，和好学生一样，存在着成“器”的可能，对于教育者来说，不是看“差生”目前的状态（璞），而是要着力研究如何去“打磨”。让学生由“璞”变成“玉”，才最有说服力。事实上，到洋思来的学生大多数都是“璞”，经过洋思人创造性的“打磨”，他们最终都成为一块块熠熠闪光的美“玉”。
        几年前，有些人曾经这样议论：好学生留在城里，差学生送到洋思去。洋思好像是“工读学校”似的。洋思的老师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蔡林森却笑着说：大家不要“作气”，我们应当感到自豪才对。这就像给人看病一样，小毛病卫生室就能处理，大一点的要送医院，疑难杂症就要看专家门诊。家长之所以把通常认为“教不好”的学生送到洋思来，就是因为相信我们能把他们的孩子教好。自信，并非“空穴来风”，洋思人有十几年成功的实践经验，有蔚然成为风气的爱生传统，有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2001年秋学期，尽管洋思一再扩班，但还是有200多名“特差生”难以进门。这些学生家长很激动：“我们就相信洋思，来了就不想回去！”“只要收下，给多少钱都愿意！”“你们既然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就要收下我们的孩子！”面对家长一双双殷切期待的目光，洋思领导班子紧急磋商后决定：全部收下。
        家长心中有杆秤。曾经被认为“教不好”的孩子在洋思有了长足的进步，家长们打心眼里佩服洋思。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洋思中学。邻市来洋思中学读书的孩子1998年只有1个，到1999年，来了10多个；2000年，来了100多个；2001年，来了近400个。报名那一天，洋思中学停车场邻市牌照的汽车成了蔚为壮观的一道风景线。送孩子来的家长对学校领导说：到明年，我们那里来洋思读书的孩子更不得了！如今，除了台湾地区以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有学生在洋思求学，洋思中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初中”。
        之三：“三清”运动
                                 教好“难教”的学生谈何容易？
        为了教好“难教”的学生，洋思中学每周都搞“三清”运动。所谓“三清”，其实就是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就是要求学生向每节课要质量，向每天要质量，向每周要质量，做到“课堂上能掌握的不留到课后”、“今日事今日毕”、“适时温故知新，巩固提高”，一着不让，一天不松。这样的道理说起来简单，但真正按照这个要求做下去，那实在不是一般的难。
        “三清”中，最重要的是“堂堂清”。只有每堂课都力求不折不扣的完成任务，当堂完成作业，那“日日清、周周清”才有可靠的保障。否则，课上留下一大堆问题，课后再怎么努力，时间、精力也不够用，“日日清”就是每天不折不扣的完成学习任务，如果日日清不了，每天留下的问题积重难返，仿佛“阴天拖稻草”越拖越重，那样“周周清”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洋思的每个班都按学科建立了学习小组，小组间正常开展学习竞赛。为了小组的荣誉，课上，无论是自学、讨论，还是知识检测，小组内成员都互帮互助，互督互查，毫不马虎；课后，对当堂清不了的学生，小组内成员分工负责，例题、习题、单词、背诵段落，一一帮助他（她）过关。一次“清”不了，就两次、三次……一般经过“二清”、“三清”，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做到“日日清”，极个别仍不能“清”的，再由老师帮助他（她）“清”。
        “周周清”同样不可或缺。他们实施周五验收制度，主要验收数学、英语两门学科。单周验收数学，双周验收英语。教导主任、教研组长当验收组长，任课老师和班上的尖子生当验收员，班与班对调验收。验收英语时，只凭课本，让接受验收的学生把两周所教的单词逐一朗读，逐一听写，错一个就在课本上那个单词旁边做上记号。验收数学时，也是凭课本，让被验收的学生逐一讲书上的概念、例题、习题。验收完，在表上填上正确率。“清”不了的内容，由任课老师利用双休日帮助落实补救措施，再接受验收。南京来的一名学生，有一次周末该清的内容未清，按规定不能回家，但是因为想家，加之父母求情，班主任还是同意他回去了。蔡林森知道后，让班主任打电话告诉家长：洋思不是保险箱，如果不能做到“周周清”，就不能保证有进步。家长听了还是把孩子送回了学校，直到完成“周周清”的任务。
        “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
        是一个既定的目标，学生、教师甚至家长都感到有了责任，于是一起铆足了劲，“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需要周末留下来“清”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洋思就像一个巨大的染缸，不管什么样的学生到了这里，很快就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学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清”过程中，思想教育时时渗透，学生在扎扎实实学好知识的同时，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德意志也得到培养，全面素质也得到了提高。
        之四：从“最后一名”抓起
        到洋思中学来读书的学生，除了施教区外，大多是所谓“难教”和“教不好的学生”，有的学习成绩在原来学校甚至是倒数第一。2001年，洋思初一收了200多名两门功课不足120分的学生，有几十名的成绩还是个位数；初二收了200多名插班生，其中也有几十名学习成绩是个位数的。即便是对这样的学生，洋思人也没有丧失可以教好的信心。
        抓“最后一名”学生，洋思人有三个“锦囊妙计”。
        一是合理分班，调动竞争的力量。2001年，他们将初一200多名两门功课不足120分的学生，按照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搭配，平均分到两个分校20个班级，并分别与分校长、班主任签定“目标教育责任状”，定期对这些学生的转化情况进行验收，优者奖，劣者罚。二是结对帮扶，调动合作的力量。班主任将这些学生安排到教室前排的位置，与优生同桌，结成学习对子。三是特别关注，调动情感的力量。课上老师提问最多的是这些学生，板演最多的是这些学生，释疑、点拨最多的是这些学生，课后谈心交流最多的还是这些学生。老师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情感，以全方位的人文关怀激励学生奋发向上，以炽热的情感使过去备受老师冷落和同学歧视、家长打骂的后进生有了自尊、自信。
        在洋思，流传着许多“教不好的学生”被“教好”的故事。1997届一位姓凌的学生在原来的学校是公认的“三不”——上课不听讲、不做作业、不接受老师教育——“两打”——打游戏机、打架——学生。转进洋思一个月后，“三不两打”的恶习全改了，他告诉爷爷，在洋思找不到不学习的学生，想打架找不到打架的人。毕业时，他以610分的高分考入了省重点中学。还有一个带有戏剧色彩的故事。外地一个家长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大儿子成绩尚可，小儿子成绩很差，眼看着小儿子在当地学校已经“无药可救”，便送到洋思来。半学期后，小儿子回家，哥哥期中考试卷上错了的题目弟弟都会做，书上不懂的问题，哥哥反过来要向弟弟请教。
        “最后一名”
        学生有了进步，自然水涨船高。在洋思，我们随手翻看了初一英语最近的一次检测，初一20个班，1000多名学生，多数都是100分，没有一个90分以下的；最好的班与最差的班平均分相差还不到1分。学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差生的学科”，学校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差生的学校”。
        之五：让每一位家长满意
        在蔡林森的心目中，家长永远都是学校的上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与一些学校“笑脸迎领导，冷眼看家长”不同，蔡林森经常对教师说，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是对我们的信任，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评判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主裁判”不是党政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而是学生家长，是广大人民群众。学校就是要“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
        蔡林森是这样说的，也是带头这样做的。
        每学期，学校都定期召开家长会，会上年级组向家长作出承诺，汇报践诺情况和今后打算，请家长监督。学校设了六个校长信箱，欢迎家长随时提出批评改进意见。每个月，学校都要发一份问卷调查给每位家长，征求家长对教师、对教学、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填好的问卷不交给班主任，学生回校时交到门卫处，而大量的统计工作都由学校领导亲自完成。对家长好的建议，学校尽量吸收；对家长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学校毫不怠慢地进行查处、纠正。
        到洋思上初一的学生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都是第一次远离亲人，他们在洋思学习、生活得怎么样，是家长时刻牵挂的。洋思中学坚持“从学生进校第一天抓起”，不仅抓学生的学习，而且抓行为习惯的养成，从细微处关怀学生，千方百计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鼓舞学生的士气，帮助学生摆脱远离亲人的孤寂感、陌生感，迅速融入洋思大家庭。
        2001年8月30日，学校组织了“迎接新同学”的即兴演讲活动，让高年级同学上台谈谈怎样帮助新同学。演讲活动中，在班主任、分校领导的积极鼓励下，上台争着演讲的同学排成了长队，热烈的场面、滚烫的话语，让新同学顿生亲切感。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不少感人的故事。今年进校的一位外地学生初到洋思，因为担心被蚊子咬，在厕所里大便拉不出，班主任马老师便一连几次陪他上厕所，为他扇蚊子，直到他习惯为止，家长得知后万分感动。一（4）班一位学生告诉我们，他有一次晚上12多钟起来上厕所，看到班主任刁老师还没有休息，在一一检查他们的被子盖好了没有。
        秦培元副校长在闲聊中，也给我们讲了一件小事：2000年秋学期开学后，一位家长打电话给学校，反映孩子没热水洗澡，学校感到很惊讶，立即进行调查，原来该生洗澡之前不知道要先将冷水放掉，一开见是冷水就不敢洗了。对这样一件小事，学校并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从那时起，要求生活指导老师每次先将冷水放掉，再安排学生进去洗澡，家长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此外，为了让学生冬天吃上热饭菜，学校定做了几百只泡沫蛋糕盒盖，将每个餐桌上的饭菜罩住；为了安全和减少嗓音，将教室里的吊扇全部改装成小型的摇头壁扇。这些，虽都是些小事，但体现了洋思人“一切为了学生”的教育理念，赢得了家长的称赞和信任。
        【面对面】
        真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吗？
        记者：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是洋思人引以为豪的办学思想。但是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提法过于绝对化、不科学，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异，有教好的学生，就有教不好的学生，准确的提法应是“每个学生都可能教好”。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蔡林森：
        的确，1985年我们学校就提出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句响亮的口号。这里的“好”是什么标准？不是用一把尺子，搞一刀切，要求达到同一标准，不是叫差生也能考上北大、清华，而是指每个学生尽管基础有差异，但经过教育，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明显的进步，优生更好，差生进步很快。进步了就是好，家长就满意。再说，这个“好”既包括着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又包括着养成良好习惯，提高自身素质等各方面。我校20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观念是切合实际的，是科学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是走出困境办好学校的传家宝。即使有个别学生没能教好，那是因为个别教育工作者缺少经验或者努力不够造成的，也不能证明“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个观念有问题。这如农民种庄稼那样，农民看见庄稼生虫子，他不会怪庄稼不好，他会想，我为什么没有除虫呢；看见庄稼瘦了，他会想，我为什么没有施肥呢；看见庄稼枯了，他会说我为什么不浇水呢？一句话，他相信，每一棵小苗本来都可以长好，如果出了问题，是农民自己的责任。
        确立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思想，师生就有了信心，有了力量，有了智慧，就会想方设法的去追求成功，教师才能真正实施平等教育，真心实意地用心血、下真功夫去教育每个学生，坚持不懈地把温暖送给最困难的孩子，帮助每个差生补课（因为差生多数是缺课，问题成堆，逐步丧失学习信心和能力而形成的），差生看到希望，顽强拼搏，必定不断进步，走向成功。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相反，教师一方面整天埋怨生源差，泼冷水，开口闭口讲“这个不能教好，那个不能教好”，而另一方面强迫学生做作业，干这样、干那样，这种教育自相矛盾、虚假得很，把学生搞糊了，以为自己木以成舟，无法可想，只得被动应付，会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教师对差生撒手不管，甚至连作业也不给他改，那更糟，差生将会更差，甚至闲则生非，走上邪路。这是什么样的教育呢？我认为，相信不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教好，这是真教育还是假教育的试金石。相信，你才能真心实意地，想方设法地去教好；不相信，你的工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搞形式主义的，被动应付的。
        坚信并努力教好每个学生，是人民教师的理想，是人民教师一辈子的追求，是人民教师起码的道德，是人民教师应尽的义务，是办好学校的需要，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巩固“普九”成果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需要。
        “让每一位家长满意”是否意味着媚俗？
        记者：
        您不止一次说过，洋思人办学就是要“让每一个家长满意”，应当说这是对“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办学思想的补充：教好每一个学生是“因”，让每一个家长满意是“果”。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您的这种提法有“媚俗”之嫌：“家长满意”的无非是自己的孩子能考出高分、考上重点，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和使命，一味强调“让家长满意”，其结果必然是教育自己“失身”。对此您是怎样想的？
        蔡林森：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记得几年前，我参加我们江苏省的一次小型的品牌教育研讨会。会上我发言讲到要将评判教育品牌的权利还给家长时，一位大学教授插话，表示相反观点，说什么家长水平低，教育观念陈旧，家长要的是自己的孩子考高分，家长要的是搞应试教育……当场，我激动地站起来说：“的确，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学习好，能考高分。但是，我可以跟你打赌，你到我校调查一下，我校有3000多学生，没有一位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品行好，即使家长是劳改释放犯，也对老师讲，孩子到洋思首先要能成人，也没有一位家长不希望自己孩子的身体好，他们关心孩子吃好、睡好、防病、治病。家长见孩子有特长能唱会说就格外高兴。所以，我认为家长是真心实意地要孩子全面提高素质的，因为这关系到孩子的未来。至于素质教育难推进，责任不能推给家长，主要是因为教育工作者，一是图省事，以为分数是硬任务，其它是软任务，就只应付硬的，放松了软的；二是不懂得协调发展，不知道中考、高考的高分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中考、高考的状元，一般身体素质、思想素质都是挺好的），而是就教学抓教学，加班加点，搞应试教育……会后，对我的发言，议论不一。据说，今年华师大一名教授，也提出了应该由家长评判学校的观点。
        顾客、用户最了解产品，最清楚正宗，还是伪劣，用户最有发言权，伪劣产品即使广告吹上了天，也没人买。同样，家长最关注学校、最了解学校，最能大胆地、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中的问题，家长的评价是公正的、真实的，甚至是毫不留情的。也许他们没有专家的理论水平高，但其评价的效果不比专家组到学校短时间看一看、听一听差什么。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同样，推动学校发展的动力是家长，尤其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学校的教育与家长的要求是一对矛盾，始终存在。这对矛盾解决得越快、越好，教育的发展也就越快、越好。多少年来，我一直高度重视家长的意见，家长的意见帮我尽快地查找到问题，狠抓了薄弱环节，即使家长提出的难办到的、太苛刻的、甚至使人听了恼火的意见，我也认为很有价值，可以使我们改变思维，探索新路，以适应新的形势。我一直提醒老师要尊重家长，倾听家长意见，改进工作。记得1998年，放暑假的那天，一位工作不久的年轻女教师与家长争吵，为的是一篇作文没有改。教师强调学生没有交。我当场指出：怎么说都是教师的责任，这位教师向我发火，说什么：“你什么都是听家长的，把家长当老子……”因为家长对这个教师不满意，我就把她辞退了。
        我校走出困境、不断创新离不开家长的关心、支持，学校的成果也凝聚着家长的心血。我校努力教好每个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就是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B篇：
                                     课堂：怎样教？
                               ——解读洋思人的教学理念
        到过洋思的人都知道：“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这是洋思人教学致胜的法宝。所谓“先学”，不是学生漫无目的地学，而是在教师简明扼要地出示学习目标、提出自学要求、进行学前指导后，学生带着思考题在规定时间内自学指定内容，完成检测性练习。所谓“后教”，也不是教师漫无目的地教，而是在学生充分自学后，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式的学习。“当堂训练”则是在“先学”、“后教”之后，让学生通过一定时间和一定数量的训练，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加深理解课堂所学的重难点。“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看上去简简单单的8个字，其中蕴含的却是深刻无比的教学理念：“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先学后教，以教导学，以学促教”，才能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在洋思人看来，“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也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模式，更体现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教育思想。正如洋思中学校歌中所唱的那样：“先学后教，播下了智慧和希望。”
        【洋思叙事】
        之一：以“学”定教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学什么”、“怎么学”，谁更重要？是让“学生走向教师”还是让“教师走向学生”？采访中，从我们所听到、看到的，洋思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这就是“以学定教”——根据学生的学情确定教学内容、教学策略。
        洋思人是这么做的——
        在每周初，备课组长带领同年级中执教相同科目的老师一起集体备课。此时，老师们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自学最有效？大家共同研究下周各课时的教学方案时，主要确定学生的自学范围、自学内容、自学方式、自学时间以及自学要求等。此外，学生自学时可能会遇到哪些疑难问题？设计怎样的当堂检测题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如何引导学生解决这些问题？等等，也是教师集体备课必须研究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教师备课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根据学生的“学”来组织进行的。
        还是看看洋思初二数学老师的备课笔记吧——
        教学内容：含有分母的方程的解法
        学习重点：把含有分母的方程转化为含括号的方程（即去分母）
        学生思考（即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
        ①为什么要用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去乘方程的两边？不是公倍数行不行，不是最小公倍数行不行？
        ②没有分母的项要不要乘最小公倍数？
        ③为什么分子要作为一个整体加上括号？
        ……
        备这一课的老师对我们说：为了让学生的自学更有效，他在备课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缩小“包围圈”，把学生的自学注意力集中到“去分母”这个关键点上。因为学生已经对“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等相关旧知有了充分的理解，于是他要求学生自学例题时着重看“去分母”的那一步，在解决类似习题时也只要做到“去分母”的那一步。这么做，学生对学习目标和重点难点就很明确，注意力也就很集中。
        陶行知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教什么和怎么教，决不是凌空可以规定的。他们都包含‘人’的问题，人不同，则教的东西、教的方法、教的份量、教的次序都跟着不同了”。洋思的老师们就是这样，在考虑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的时候，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学为本，真正做到了“教师走向学生”。
        之二：教师几乎成了“哑巴”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讲非常重要。人们习惯上认为，课堂上教师“深挖洞”——讲得越多、越细、越深、越透，学生学得就越快、越好，教师带领学生“钻山洞”，总比学生自己摸索要来得更快一些。事实上，这样做容易养成学生思维的惰性——教师成了“讲师”、“话筒”，学生却成了“听众”、“哑巴”。蔡林森说，其实书本上大部分知识学生通过自学就能解决，教师要讲十几分钟的内容，学生自学三、四分钟就大都能体会了。
        到洋思听过课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课堂上都是学生在自学、思考、讨论、交流，教师讲得很少，几乎成了“哑巴”。洋思的课堂上，教师一般讲课都在10分钟左右，最少的甚至只有4、5分钟，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达到35分钟以上。理科如此，文科也是这样。因此有人错误地认为洋思的课没有听头。
        还是让我们再一次走进洋思的课堂吧。开始上课了，教师三言两语，或用投影显示，准确地揭示教学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之后，提出明确的自学要求，即自学什么内容，用多长时间，如何检测等，并指导学生自学的方法。学生自学时，教师通过行间巡视、个别询问，特别是通过板演、练习等形式进行调查，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中的疑难问题，对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后教”做好准备。
        “教”也是有讲究的：教什么？怎样教？其中奥妙无穷。“学生会的不教，
        学生不会的尽量让学生自行解决，教师少讲、精讲，只作点拨性的引导”，这是洋思人摸索总结出来的教学策略。留心一下洋思的课堂，就会发现教师绝不就题讲题，或只告诉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寻找规律，真正让学生知其所以然，引导学生预防运用时可能出现的毛病。教的方式，都是让已掌握的学生先讲（即使倾向性问题，也可能有人会），如果学生讲对了，教师肯定，不必重复；讲得不完整、达不到深度的，教师补充；讲错了的，教师则更正。这样，教师讲的时间就少了。
        洋思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几乎都是让学生自学。但是，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教师的引导点拨。教师几乎成了“哑巴”，不是说教师“无为”，而是从“一线”退到“二线”，为学生自学、思考、讨论、答疑当好“参谋”，创造条件尽可能地让学生“有为”，让学生由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的建构，最终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对此，蔡林森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好比是在驾驶汽车，而老师好比是“引桥”、“路标”，他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走上学习的“高速公路”，不走“岔路”。
        之三：“兵”教“兵”
        在洋思的课堂上，经常会出现“兵”教“兵”的动人景象。这是洋思人在“后教”这个环节上，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法”：针对学生在自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练习中的错误，教师引导学生讨论，让会的学生教不会的学生，教师只作评定、补充更正。
        这是一堂化学课——“化合价”，学生在自学之后，教师出示检测题：标出氯化钾、氯化镁、铁、氢氧化钠中各元素的化合价，四个学生板演，教师则在下面巡视，了解学生做的情况。几分钟过去了，教师鼓励学生：“看看板演的同学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有的话请上来更正，并署上自己的名字。”课堂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学生争着上去改正错误。对铁的化合价到底是多少产生了3种不同的意见，＋2，＋3，0。教师在评到这道题时，让他们分别说出理由，写“0”价的学生回答：“我认为他们说得都不对，因为铁不是化合物而是单质，而单质中元素的化合价规定为零价。”教师进行表扬。在活跃而热烈的讨论中，教师不费一字一句，不会的学生理解了，会的学生通过自己的语言向不会的学生做了清楚的解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洋思的“兵”教“兵”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还更多地体现在课后。洋思的学生中，学习“有困难的”比较多。在课堂上，这些学习的“困难户”对知识的理解往往很不充分。对这部分学生，教师在课后都要进行单独辅导。这样一来，教师的负担和压力都比较大。洋思的学生多半是寄宿的，平时学生生活都在一起，洋思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开展了“一帮一”、“兵教兵”的活动，让优秀生和后进生搭配坐在一起，结成“帮扶”对子。
        初一（9）班的张春霞家里比较贫困，学习习惯不是很好。老师让班长、数学课代表和学习委员坐在她的周围，一起负责“补差”。刚开始学英语单词时，由于学习不得法，她老是记不住，负责英语补差的学习委员利用点滴时间帮助她过关，还组织全班同学每人教会她一个单词。另外，班级成立助困组，每两个星期到她家去一次，看望安慰她的家人。她被深深感动了，各方面的表现都好了很多。冯璇是初三（1）班的插班生，刚进来的时候物理只有三十几分。教师帮他找了物理成绩较好的黄磊作他的“师傅”，“承包”他的学习。黄磊立即制定了“扶贫”计划，先让冯璇对学习产生兴趣，然后从学习的各个环节去帮助他。一堂课下来，黄磊会随时抽查课上的内容。一天下来，他们又会在一起回忆当天所学。天天如此，一段时间下来，冯璇的物理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
        “兵”教“兵”、“一帮一”不仅有力地解决了“学困生”的问题，而且还促进了“学优生”的提高。“学优生”要想帮助他人，自己就得要充分地理解，学习上也有了紧迫感，还把自己理解的知识清晰地表述出来，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提高。学者相长，这就是“兵”教“兵”的魅力。
        之四：在“做”中学
        让学生充分“动”起来，是洋思课堂教学的又一特点。在洋思，课堂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让学生自学——做。但自学并不只是单纯地看书，在自学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动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口交流。教师引导学生投入到这些活动中，让他们亲身感悟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这是一堂物理课：“什么是力”。唐月华老师为每桌配备了一组实验器材，有弹簧、木块、弹子、塑料尺、勾码、磁铁、大头针等，在引入环节，唐老师说：“下面我们来做一次竞赛，请大家充分利用桌上的器材，做有力存在的实验，比谁做得多，两分钟后汇报。”紧接着的竞赛环节中，学生们紧张地思考，尽量每件器材都试一试，思考怎样如何对其用力，课堂上学生专心致志，气氛极其活跃。学生在这种亲身实践过程中，不仅感悟到了力的存在、什么是力，而且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思维的发散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学生自学——做的过程，更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在没有自学之前知识一般都是陌生的，而通过经历自学过程，得到对这些知识的自我感悟，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由于学生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学习体验各不相同，在学习过程中达到学习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也往往有所不同，学生在教师明确目标的引导下，通过各自的亲历体验，往往对问题的解决能达到“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效果，这更是一种创新。这是一堂化学课。教学“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概念时，教师问：“为什么在概念中要强调‘这种溶质’？你们能设计一个实验来证明这四个字确实不能少吗？”课堂上讨论声顿起：有的说，“在KNO3的饱和溶液中加NaCl”；有的说，“在KNO3的饱和溶液中加KMnO4或者CuSO4”。教师因势利导：“下面就请你们做实验，注意要通过明显的实验现象来证明你们的想法。”话音刚落，学生就分别选出他们所需要的药品来实验。这个环节，学生感悟良多：对概念的理解必须抓住关键词才能理解透彻；设想必须要通过实验进行验证；要选用能使实验出现明显现象的药品。同时，学生对实验环节的多种设计，体现了学生强烈的创新意识。
        学生在自学——做的过程中，不仅学会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学习，学生的“学习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因此，洋思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体现出了明显的后劲。洋思的一个学生在毕业之后，考入了某重点中学。刚进校的时候，成绩并不突出。后来生病住院一段时间，由于在洋思养成的良好自学习惯，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他通过自学，不仅跟上了教学进度，而且在康复后的考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之五：每节课都像考试一样紧张
        许多人到洋思听课，往往只注意到一堂课老师讲了几分钟，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基本上是让学生自学，却没有注意到在洋思的课堂上学生学得都特别紧张。让学生课堂学得紧张，恰恰是洋思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效率的“玄机”之一。蔡林森将这种让学生在课堂上像考试那样紧张地自主学习的作用，形象地概括为“七能”，即：一能发现真实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二能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三能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四能真正理解知识，提高质量；五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思想品质和好的学习习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六能最有效地“培尖补差”；七能确保减轻学生过重负担。
        仔细思量洋思的课堂，我们发现学生真的都像考试、竞赛一样紧张。所谓学生“自主学习”实际上是从上课考到下课。老师上课布置过学习内容后，就让学生读书、看书。学生读书、看书实际上等于看试卷；几分钟后教师让学生到黑板上书写，这是第一场考试；然后让学生改错，这是第二场考试；最后20分钟做作业也是考试，作业本就是试卷。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一句也不讲，将时间全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值得注意的是，洋思的教师在学生自主学习时不讲，并不等于让学生放任自流，也不等于让学生松松垮垮，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锦囊妙计。洋思的课堂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在教师出示教学目标后先让学生读书、看书，让学生从读书、看书中领悟，然后再通过上黑板书写和当堂作业来让学生试着运用，每一步都尽可能地放手让学生自己去走。课堂上看似平淡无奇，其实紧张无比，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学生们说，课上感到特别紧张——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一点都不能松懈；课后感到特别快乐——学得快、学得好，有一种成就感。是啊，通过紧张地自主学习，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解决了学习问题，养成了有效甚至是高效学习的习惯，他们能不快乐吗？！这是“压力产生动力，动力激发活力，活力带来效率”呀！蔡林森说：自主学习是学习，不是玩耍；越是要减轻学生负担，就越是要每节课都像考试、竞赛一样；课堂上只有让学生真正紧张了，教师的教才会高效，学生的学才会高效——“紧张”是课堂教学高效的标志。
        【面对面】
                                    一堂课为何“只能讲几分钟”？
        记者：
        洋思中学对课堂上教师的“教”和“讲”作了严格的时间规定——每节课只能讲七、八分钟，据说您满意的好课，教师一般只讲七、八分钟，甚至三、四分钟，以此每堂课保证学生至少有30分钟的连续自学时间。许多人都认为这一规定过于机械，甚至影响了教师主导作用和创造能力的发挥。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对的声音？
        蔡林森： 
        几年前，我应邀去无锡某民办学校讲学，该校校长拿出董事会的《推广洋思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决定》给我看，他们的决定中把45分钟机械地划成几个环节，并规定了每个环节的时间，还规定不得随意变动。那位校长还问我，一堂课教师讲几分钟最好？当时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就觉得他们搞偏了。记得1996年，我校一教师赴省赛课前，我对他讲过，要力争一堂课老师讲的时间不超过7分钟，其余时间让学生学（那次他在省做到了）。洋思中学一直要求教师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内容。学生基础的差异、自学后的疑难问题的多少）灵活地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教学模式，该少讲则少讲，该多讲则多讲，从不搞一刀切，规定什么“教师一堂课讲几分钟，学生学几分钟”。几年前，我应邀在我们江苏的《成才导报》嘉宾栏目里连续写的几篇《反对课堂上的形式主义》的文章中，排出了十几种形式主义的表现，已明确指出不能生搬硬套，千篇一律。不过，如今我校老师讲课时间一般不超10分钟，有的只有4、5分钟。
        老师讲的时间少了，并不影响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创新力的发挥。
        教师的角色变了，由过去的传授知识，变为给自学的锦囊妙计，即负责为学生谋划自学的策略，或叫设计自学的作战方案。我认为课堂教学也要智取为高，讲究策略。例如1999年9月24日，我校教师应邀赴南京，给江苏省中小学教学工作会议的与会代表上了一堂数学公开课。课上老师讲话时间累计不超过4分钟，其余时间都让学生学，大家的感觉好像听了一堂自习课，很平常，不过作业都能当堂完成罢了。但是为什么作业都能当堂做完、做对、当堂批改完毕呢？为什么还会多了8分钟的时间预习明天的功课呢？奥妙在哪里？人们没有注意，就是因为老师给了学生好的锦囊妙计。课堂上，学的是《用去分母的方法解一元一次方程》，老师把学生的精力集中到突破难点上：看例题，只看“去分母的一步”，注意怎么去分母的，节约了一半时间，效果更好。模仿例题做检测练习，也只做“去分母的一步”，这样，多练了几道题，少花了时间，问题尽可能暴露；更正、讨论还是在“去分母的一步”。同学们兵教兵真正弄懂了为什么，老师就不讲了，剩下的28分钟的时间就让学生像考试那样紧张地当堂完成作业。这堂课上学生抓住了主要矛盾，打了歼灭战、速决战，效果特别好，就是因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创新能力发挥得好。事实上，平时每堂课上学生自学什么内容，怎么学；练习什么，怎么练，都大有文章可做，即使合作学习，也绝不是简单的同桌讨论、小组讨论，而是要有明确的动机，讲究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具有合作精神、合作能力）、要有恰当的合作的时间、合作的方式等等。这些都要靠老师精心设计（即备课时定方案，课堂上实施方案时注意灵活运用，能针对学情作出必要的变动）。
        学生自学的全过程还要靠老师组织引导。课堂上学生的自学好比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老师要当引桥，让学生尽快通过引桥上高速；老师要当路标，让学生明确方向，不迷路，不走岔道；老师还要当交警，确保自学紧张、有序、高效；老师还要像机修工，学生有疑难问题自己不能解决时，帮助排除故障。
        老师的形象、老师的气质、老师的基本功、老师的艺术，甚至老师的一举一动，一个表情，无一不影响学生能不能达到情感、价值观的目标。新课改的教学目标是多元化的。不过，我认为文化课上还是以理解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要目标，其它什么情感、价值观等目标都是在学习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中通过渗透实施的，这种渗透全靠老师潜移默化地进行。
        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创新力的发挥不在于老师讲得多。如果讲得少而效果好，就表明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创新力发挥得很好。
        洋思的学生是否会 “没有发展后劲”？
        记者：经常听人说洋思的学生都是课内课外死揪出来的，升入高一级学校后“没有后劲”，许多学生发展得并不突出。此外，有人对洋思提出的重点面向“差生”的教学主张也提出质疑，认为这会影响“优生”的发展。您如何理解这些议论和质疑？
        蔡林森：  
        减负的根本在课堂。我校课堂上学生像考试那样紧张、有序、高效的自学是符合科学的。这样，不仅学生真正参加了脑力劳动，真正理解了知识，当堂完成了作业，提高了质量，全面提高了素质，而且从根本上保证减轻了过重的课外负担，真正做到了课间无人做作业。学校坚持每天早晨学生早锻，中午学生回宿舍休息1小时，每天学生有自由支配的时间，9：00学生回宿舍，9：30准时熄灯，学生的睡眠时间足。几年前，我们江苏涟水三位校长（禹成兵、严汉双、冯卫章）在我校考察一年，去年江西省瑞金市第三中学校长（刘小平）在我校考察一百多天，还写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拍了许多录像，回去作了介绍。还有山东、安徽、河南、河北、浙江等不少校长长时间在我校考察。他们都一致认为我校课改成功了，课堂教学高效了，真正做到减轻了学生的课外负担。说我校的学生是靠课内外死揪出来的说法是不公正的，难道那些把大量的课堂作业压到课后去完成或者要学生在课前先完成大量的书面练习（预习）课上再更正、讨论的学校的学生课外负担还会比我校轻吗？
 的确，我校有80%左右的学生升入省重点高中，其中有不少是进校时的中差生。几年前，泰兴市教育局在组织对某省重点中学视导时，特地调查过从洋思中学考进该校的学生情况，结果这样：从洋思中学来的学生行为习惯好，广播操做得好，学习成绩在该校学生中呈正态分布，部分学生还在班级担任班长或团支部书记。还发现一件“怪事”，一位从洋思中学来的学生，生病住院，好长时间后回校，成绩上升，原来是他会自学，在病床上自学有了成果。事实证明，我校学生升入高中没有后劲的问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再说，洋思中学把差生教好了，让他升入重点高中，而到了高中，不适应“满堂灌”的教学，学习不起劲或者掉队了，还要怪洋思中学教育不好吗？
 洋思的课堂教学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课堂上优生、差生同时看书，再同时完成检测练习。结果优生做对了，差生做错了。以后，优生就当老师，帮助差生更正，还要讲出“为什么”。这样，不仅差生的疑难问题基本解决了，真正的补了差，而且优生在通过自学、自练完成自己学习任务的基础上，帮助差生更正，即完成了改错题，从反面加深对知识的正确理解，在给差生讲“为什么“的时候，自己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优生的能力增强了。总之优生在帮助差生的时候，也提高了自己。这种培尖的效果，怎么也不比“满堂灌”差。我校每年尖子生多，参加奥赛获奖的学生数为全市第一，他们主要靠课堂培养出来的。           

管理：管什么？
                               ——解读洋思人的管理思想
        蔡林森喜欢说“怎样干好就怎样干”。他将“包”字引进校园，实行严格的制度管理，等等。对洋思中学的管理，知者一向颇多微词。我们就曾听到许多议论：洋思的“准军事化”管理，太死太严，有悖于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有的甚至认为，这种过于严酷的制度管理太“不近人情”？走进洋思，通过所见、所闻、所感，我们对洋思的制度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不错，严，是洋思管理的一个特色，但是它严而有格、严而有度、严而有情。洋思十几年来的严格管理，其实都是紧紧围绕一个“人”字——如何更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在鼓励人的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和个性张扬上大做文章、作好文章的。事实上，它是一种更加注重效益和效率的“以人为本”。
        【洋思叙事】
        之一：将“包”字引进校园
        蔡林森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校长，他的管理思想的根也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上。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给刚刚担任校长的蔡林森莫大的启发。他借鉴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灵活、巧妙地把“包”字请进学校，一切都以“利益”驱动，要求各科老师都要包教学质量，并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责任制。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创新，洋思中学已由当初的“包”教学成绩发展到今天的“无所不包”，责任制无处不在。
        洋思的校长要包学校全部工作创一流水平，其中包括德育工作的创优、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体育的达标、学校的安全稳定、青年教师的培养等。
        洋思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要包学生巩固率、合格率、毕业率、优秀率的“四率”达标，包后进生转化，包学生德、智、体协调发展。
        后勤人员要包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如食堂工作人员要包食物安全卫生，菜谱科学合理；包师生准时吃到热饭热菜；保证菜肴烹制味美可口。宿舍管理人员要包宿舍内、浴室内无搞打、欺侮小同学现象，无失窃现象；学生晚上按时睡觉，室内无随便讲话现象。保管室人员要腿勤、手勤、眼勤，保证及时将校园内被散失的校产收入仓库，经常清仓查库，及时修旧利废，等等。
        洋思的承包责任制有严格的奖惩措施作保证。近年来，学校挤出资金，加大了奖励的力度。同时，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普通教职员工，出了问题，完不成承包任务，都会受到处罚。2001年11月，一名生活指导老师因处理宿舍内一起偶发事件不力，且未及时上报学校，被辞退。
      一个“包”字，给学校注入了不尽的活力，带来了不尽的效益。
        1998年前，洋思中学只有9个班，到2001年已经逼近50个班。规模的急剧膨胀，一不留神，就可能造成教学质量的滑坡，从而砸了洋思这块金字招牌。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学校又祭出“包”的法宝，进行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实行分校制。一个年级设两个分校，全校六个分校。学校定期评选最佳分校，予以表彰奖励。分校长通过竞选演说、教师民主投票、学校综合考察产生，任期一年，一年后优胜劣汰，胜任者再通过竞争上岗。分校长可以自行“组阁”，选配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各一名，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教学工作的组织管理权、办公经费使用和奖金考核发放权、人事调配权，同时必须根据自己的“竞选纲领”与学校签定责任书。
        第四分校分校长刁勇是一个才工作三年、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竞选中脱颖而出。他与学校签定的责任书内容包括：卫生、纪律创全校一流；教学实绩优于全市最好的兄弟学校；学生合格率100%；所有年轻教师能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教学，讲课合格；所有老师无体罚学生、向家长索要钱物等师德问题；无流生；无重大教学事故、安全事故。在就职演说中，刁勇向学校作出了“人在阵地在”的保证——尽个人一切努力完成承包任务；向自己分校的师生发出了“向我开炮”的誓言——愿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其他分校也不甘示弱，六个分校展开了激烈竞争。
        分校间的校长在比，教师在比，学生在比，比活动中得奖多，比一日常规扣分少；比学生进步人数多，比工作拖拉马虎现象少；比教改步子谁迈得更大，比工作措施谁更实。这一年9月，洋思举行“把爱洒向每一个学生”的班主任即兴演讲比赛，事先没有排序，谁讲得早，讲得真实感人，谁的得分就高。分校长拼命鼓励自己的班主任上台讲，学生也急切地盼望自己的班主任上台讲。班主任争先恐后。只要是自己分校的班主任讲，这个分校的掌声就最响，分校长脸上的笑容也最灿烂。分校制增强了师生的集体荣誉感，提高了凝聚力和战斗力。
        之二：让最能教学的当教导主任
        洋思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因为没有一个课上得好、上得有特色的教导主任，致使学校的教学改革举步维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精明和务实的蔡林森认识到：要使学校教学工作上高水平、出高质量，就必须不拘一格，让最能教学的人当教导主任。
        “让最能教学的当教导主任”是蔡林森始终坚持的用人之道。
        1987年，蔡林森根据教学实绩，果断地提拔刚从代课教师转成民办教师、年方24岁的秦培元担任副教导主任。小秦老师1982年高中毕业后来该校代课，虽然教学时间不长、经验不算丰富，但是，他工作肯干、肯钻，备课认真，课堂教学效果不错，作业基本上能当堂完成，给其他老师引了路子。
        1989年，同样将朱明德提拔到副教导岗位。
        蔡林森有了这些最能教学的教导主任，推行课堂教学改革得心应手多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在他们的努力实践下，渐渐成型，不断走向成熟。这些教导主任十几年来积极工作，不负众望，在学科教学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数十次到外地上示范课、研讨课，跟随蔡林森“东征西讨”，现在都担任学校副校长。1995年，秦培元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长江后浪推前浪。近几年来，洋思中学陆续进了200多名新教师，学校又将其中教学实绩突出的汤宏程、高正国、刁勇、朱向军、凌俊、曹伟林等一批新人分别推上了分校长的岗位。谁教得好就用谁，在洋思校园蔚然成为一种风气。教师比教学，领导不仅比教学，还比领导教学。教学成了洋思教师、领导人人争先恐后的“第一”。正是因为有了“教学第一”的用人思想，才有了洋思一直不倒的“质量”大旗，才有了“人人都能教好”的教育神话。
        之三：生活也是一门课程
        在洋思中学的生活区，随处可见“学会吃饭”、“学会睡觉”、“学会洗澡”等标语，不知情者看了也许会哑然失笑，初中学生吃饭、睡觉还用学吗？其实这里面大有学问。
        蔡林森有这样一个观点：教好学生，生活是一本书，生活也是一门课程，这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第四条渠道”。  
        蔡林森所说的生活课程，就是在学生衣、食、住、行等日常活动中，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引导、训练、管理，使之学会自理、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关心，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教育活动，具体内容涉及吃饭、睡觉、洗衣、洗澡、整理衣物、管理财物、交际交往等方方面面。
        在洋思采访时，我们看到了学生吃午饭的情景：11点30分，下课铃响后，全校学生同时走出教室，有秩序地走进餐厅，等本桌的8名同学都来齐了，值日生负责分饭、分菜。楼上楼下3000多名学生同时用餐，听不到任何喧哗，没有人乱跑乱蹿。20分钟左右，所有学生全部吃完，并将餐桌、碗筷洗刷干净。我们注意到，不少餐桌上都有一个插着一支绢花的精巧小花瓶。司务长告诉我们，那是文明餐桌的标志。文明餐桌有4条标准：1、分菜公平，2、桌面整洁，3、无剩饭剩菜，4、不讲闲话。要求分菜时，学会关心人，先人后己，不厚此薄彼；吃饭时，先多吃饭少吃菜，再少吃饭，多吃菜，最后喝汤，保证不剩一粒米。
        洋思的学生大多是寄宿生。早晨起身铃响后，先醒的同学必须叫醒同室所有同学，然后上铺的同学先整理床铺，后到水池上洗漱，下铺的学生则反之，这样，3000多名学生20分钟之内都能保证整理好床铺，洗漱完毕，准时到操场上集中参加早锻。洋思3000多名寄宿生的零用钱都存放在生活指导老师那里，要用向老师支取，但要说明用途，且无特殊需要，一次支取不得超过10元。
        这里有平等观念的教育，有劳动观念的教育，有勤俭节约的教育，有效率意识的教育，有友爱思想的教育，还有艰苦奋斗思想和理财观念的教育。谁说学会吃饭、睡觉、洗漱不值一提？一位姓汪的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原来在家娇生惯养，晚上洗脚水都要家长倒，到洋思一个月，回家自己叠被子，帮妈妈洗碗，着实给了家长一个惊喜。是啊，在这样有责任感和自信心的教育环境里，还有什么样的学生教不好、学不好呢？
        洋思中学没有把“生活课程”的实施一股脑儿推给生活指导老师。学校领导、班主任、科任老师都有明确的责任，谁的环节出了问题，谁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宿舍少了东西，生活指导老师必须赔偿；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进行教育，导致学生偷窃，要扣班级考核分数、扣有关老师的奖金，同时，年级负责人（分校长）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坚持从点滴做起。比如，新生刚进校，宿舍里垃圾较多，他们就开关于宿舍垃圾的会议，要求学生少吃零食，比哪一层宿舍的垃圾少；吃饭时，桌上只要有一粒米，全桌的人都不能离开；天气有了变化，要求学生注意增减衣服，生活指导老师在宿舍门前逐一检查；遇到外来客人，必须笑脸相迎，彬彬有礼。及时表扬，树立典型。宿舍、餐厅都有广播，及时表扬好人好事。此外，他们还把“生活课程”的实施情况作为“三好生”的评比条件，“三好生”所在宿舍必须是文明宿舍，所在的餐桌必须是文明餐桌，否则就不能评上“三好生”。
        之四：洋思人“学洋思”
        目前在洋思中学工作不超过3年的青年教师占2/3强，虽然他们是洋思到高校去精挑细选来的，但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对洋思经验更是陌生。如何让他们以最快速度掌握或基本掌握洋思课堂教学改革的精髓呢？
        校本培训。每年暑假，学校都要组织30多天的校本培训。一学理论——学校组织教师参观校史阵列室，听讲座，并展开讨论，质疑问题，公开答辩，从而理解洋思中学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二赛课、评课。让100多名老教师逐一上课、评课，相互间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最后评选出优秀课获奖者。新教师也要赛课，对其中好的给予合格课奖励，对不合要求的，则引导他们反复上，直到过关才能上讲台。2003年，通过大比武，老教师中有46名获得一等奖，35名获得二等奖，新教师中3
        13名获得鼓励奖。这样，新教师尽管没有上课经验，但有了100多节课的教学案例，对“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也就了足够的理解。
        以老带新。每年8月下旬，学校都要组织师徒结队活动。师徒双方要签订协议。师傅要包徒弟的备课、讲课乃至教学质量。实行师徒结对，捆绑考核。学校给师傅发带徒费，徒弟有了成绩，获了奖，学校拿出相当于徒弟奖金2/5的钱奖给师傅。徒弟没有带好，师傅同样受罚。开学后，双方则要坚持集体备课，新教师必须听师傅的先行课，再上课。备课时，先把去年最好的教师的教案复印给大家，由老教师给大家讲教案，疏通教材；然后大家修改教案，比谁改得多、改得好；各自改好后，进行集中交流，取众人之长，由有经验的老教师执笔、定案；再把定下的教案印发给大家。上课前，各人根据本班实际，再对教案作适当调整。每节课上完后，必须写好教后一得。授课时，徒弟总是一节不漏地听师傅的先行课，师傅也总是一节不漏地听徒弟的汇报课，及时发现、研究问题，并通过评课会、计划会、总结会、考后分析会及各种交流会等多种形式的会议，相互交流意见和建议，群策群力，扬长避短地解决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位做“师傅”的老教师告诉记者，他们教学小组的新老教师关系非常融洽，制作投影胶片、准备实验仪器等课前准备工作大家都抢着干。每次，老教师上完先行课都要和大家一起研讨，不到位之处，提醒年轻教师注意。在洋思，许多师傅都是这样将自己十几年、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的。集体的智慧、统一的教案，相互间的课堂观摩，再加上这样真诚的协作精神，使新教师迅速地走上一条从模仿到创新、从引进到创造的成功教学之路，青年教师成熟周期大大缩短。许多来宾走进洋思一些年轻教师的课堂后，简单就不相信，能上出那样高效率的课的，竟是一些只工作了一年或几个月的新手。
        在开放中求发展。近几年来，已有40多万省内外教育工作者到洋思参观考察，每天都有数百名教育工作者到洋思听课，省内外许多地区的教育局给洋思挂上校长或教师培训基地的铜牌，派校长、骨干教师常年在洋思蹲点考察。针对这种情况，洋思要求新教师每天都要对外开课，努力灵活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听课的外地教师问这问那，促进了新教师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洋思的骨干教师还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报告、讲学和进行公开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不断探索、丰富、发展和完善洋思经验。在大开放中求得大发展。
        洋思更宝贵的是有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洋思的开拓者个个堪称年轻教师的楷模。副校长秦培元阑尾炎开刀，一拆线就从医院直奔学校准备开学工作。副校长朱明德、总务主任沈裕仁节假日坚守岗位，一心扑在后勤管理上，闯出了服务育人的新路。老教师戴西建放弃到香港继承遗产的机会，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后半身奉献给学校。副教导主任凌俊右手骨折，右眼被撞伤，封闭治疗23天。他凭一只左眼，一只左手，坚持上课，批改作业，一天也不间断。全国模范教师唐月华，为了不分散工作精力，把四岁的女儿送到了娘家，女儿因无人照料被汽车撞成重伤，昏迷不醒。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到人民医院，望着血肉模糊、生命垂危的女儿，失声痛哭，昏倒在床边。第二天，校长到医院探望。唐老师泪眼模糊，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班的学生怎么安排的？”在场的人无不感动流泪……
        敬业、奉献、团结、进取，这是洋思的“无价之宝”，是洋思事业发达的“精神的底子”。洋思人学洋思，首重的就是进行“精神接力”。每年暑假，学校都要举行新教师师德培训班，让优秀教师作事迹报告，让老教师介绍学校创业的艰辛历程，使新教师一进校首先受到洋思精神的熏陶。平时工作中，老教师的一言一行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青年教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创新进取，老洋思人的这些优秀品质很快就在新教师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蔡林森校长自信地说，假以时日，新教师将和老教师一样，业务素质扎实、思想作风过硬。是啊，有了这样的“精神接力”，洋思路上就不会后继乏人；有了这个“精神的底子”，洋思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快广。
        【面对面】
        是“严酷”还是“人本”？
        记者：
        对洋思中学的“严格管理”一向颇多质疑，有的学者甚至说洋思“过于严酷”和“不讲人性”，有违民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现在大家都在讲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您怎样认识和看待对洋思管理的这些批评？
        蔡林森： 
        几年前，江苏省综治委17名处级以上的干部，考察我校后写了调查报告，说洋思中学也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典型，并把我校的图片等资料送国家公安部展览。2004年，江苏省人大的王副主任等领导认真考察我校后，派江苏省省委主办的《群众》杂志副总编来我校采访，写了一篇题为《苏中的教育奇迹》的文章，登在2005年第2期《群众》杂志上（该文也登在《人民日报》上），全面介绍我校的德育工作，文章结尾是这么说的：
        “解读洋思中学创造性的开展学校德育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无疑能成为全社会加强未成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洋思坚持尊重主体地位，面向全体的教育理念，高高擎起了以人为本的旗帜。不是学生看成被动的接受者，而看成德育工作的主体，把以人为本的精神贯穿于思想道德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遵循未成年人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他们开设生活课程，把道德教育生活化，让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学会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做人，符合青少年道德品格形成的系统性和统一性要求。他们既重视严格规范，正确引导，更防止用简单的行为管束代替思想教育，用简单的‘治人’代替‘治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注意从细节做起，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培养学生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高尚情操。不断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式。洋思中学将德育教育与学校的智育教育紧密结合，体现了以德立教的精神，实现了以教兴德目标。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兵’教‘兵’学习法，更是融入了道德的精神，把学生学习的过程变成了良好道德品质养成的过程。他们坚持‘从最后一名抓起’，抓差生的转化，既突出了工作重点，又提高了德育工作的针对性。洋思中学正是通过不断创新德育教育的思路、载体和机制，不断增强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使学校的思想德育教育建设焕发了勃勃生机。”
        我认为，对严格管理这个问题，要讲辩证法，要从实际出发，让学生张扬个性，不等于放任自流。我们国家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是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学校也一样，老师、学生的觉悟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高度，特别是学生，他们的年龄小，行为必须规范。通过规范，使他们的行为向完美的方向发展。我校把中学生规范细化，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规范了学生的行为，使学生不仅学习、生活有序，养成良好习惯，而且能够全面、协调、健康地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比如，学生从楼上下来，都是一个班一个班地排好队。坐到饭桌前，也是先来的等后来的，都到齐了再吃饭。这些生活细节实际上也是教育，日子长了学生习惯了，就不会觉得限制了自由，就不会感到痛苦。相反，他们脸上有了笑容，会感到自豪：我讲文明，守秩序。规范的要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理性化了，变得有道德了，也确保了师生安全，杜绝了伤害事故的发生。
        在严格的管理中，个体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比如吃饭前排队走路时，播放音乐，可以说说悄悄话；吃饭时，饭不够可以添，生病了想吃粥、喝汤给开小灶，生病的孩子早锻炼可以不去。我们既有统一要求，也满足个体的需要，规范中也有特殊，这就是人性化，而且还要民主。我们的民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吃饭、睡觉、洗澡等等制度都由同学们讨论决定；学生人人参加管理，大家轮流当值日生，抓纪律、卫生，个个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自觉接受监督，增强自控能力。冬天学生用冷水洗碗太冷又洗不干净，学校就装了个热水箱，3000人洗碗都用上了热水。规范不等于教条，所有规章制度都代表学生的利益，一是代表学生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教他们学会做人；二代表眼前利益、实际利益，让学生知道这些规矩是为了他们好，而不是让他们受罪。我认为这就是人本主义和“育人为本”，不要认为人本主义就不要规范和约束。
        “一切都以‘利益’驱动”是否过于功利？
        记者：
        有人说洋思的管理是“包”字当头，凡事都与教师个人“利益”挂钩，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功利化、世俗化。您是怎样认识学校管理中的“利益驱动”的？一味的或过份的“利益驱动”是否会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将影响教师良好师德的形成？
        蔡林森：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觉悟还没有极大的提高。根据国情，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性，反对了平均主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样，我们的公办学校，至今老师们端的铁饭碗、拿的铁工资。如果要办成一流的学校，也必须改革。我校坚持把“包”字请进校，项项承包、层层承包，奖优罚劣、干好干坏大不一样。这看上去似乎不尽情理，但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强化了责任心，让软的指标硬起来了，让大家切实地抓好各方面的教育，确保学生全面发展，效果十分明显。同时，老师们干好了，多付出了，也多拿了奖金，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分配的原则。老师们得到了实惠，富了起来，少了后顾之忧，也是应该的。再说，老师们全身心地扑在学校工作上，谁也不外出搞有偿家教，谁也不向家长索取……这样，师德建设自然也得到了加强。
        不过，在“包”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或过分地“利益驱动”，不能“凡事”都与教师的“利益”挂钩。我校坚持把管理与教育融为一体，在“包”的全过程中始终加强思想教育，校长、领导、共产党员带头顾大局，不计报酬，多作贡献。老师们真抓实干，不弄虚作假。另外，学校的承包合同及各种制度，都经过几上几下，大家认真讨论，一致通过后执行。考核、兑现，公平、公正。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否则，即使包起来，走过场，打和牌，或者不择手段谋私利，也没有什么作用。
                           谁是洋思奇迹的缔造者?
    笔者：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 好校长是一校之魂。我们也经常听人们议论说：“没有蔡林森，就没有今天的洋思中学。”洋思从一所乡村薄弱初中，一跃成为全国农村初中教育的，“麦加圣地”，作为一校之长，您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您缔造了洋思这个教育神话吗?
    蔡林森：
    洋思中学走出困境。成为全国有名的学校是许多人心血的结晶。她的发展离不开省、市、镇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离不开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学生家长的帮助，根本谈不上是我这个当校长的“缔造”了什么。当然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好比一个工程队长，坚持不懈地按照领导、专家描绘的蓝图去施工。也就是说，我坚持把邓小平理论、先进的教育思想老老实实地应用到实践中去，变为成果。上世纪80年代初，我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就把“包”字请进校，由只“包”教学到什么都“包”，逐年完善，一直“包”到今天，奖优罚劣：我相信邓小平讲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坚持在课堂教学中，讲究实效，提高效率。由1982年抓当堂完成作业到1991年针对‘实际教学。再到1996年形成“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如今乘着新课改  的东风，不断完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紧张、有序、  高效地学习。1998年，我坚信“发展是硬道理”，自筹资金6000多万元把一所农村薄弱初中变成了现代化的初中。总之，我努力把邓小平理论、先进教育思想，落实到师生的行动中，从而在洋思开花、结果。
没有您的洋思会是什么样子?
    笔者：
    如今您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却还在校长的工作岗位上事必躬亲。有人说这是洋惠离不开您。还有人说是您放心不下洋思。您怎样看待这些议论?您是否想过：没有您的洋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蔡林森：
    的确．本来我两年前就可以退休，一位民办学校的董事长，要我去当校长，承诺给我50万年薪，还给我300万的股份，但是我当场回绝了。我想，洋思中学是一盆花，我还愿意侍弄 这些花，每天早晨端出来晒晒太阳，浇浇水水，晚上再端回去。每天这样跑来跑去，我觉得是享受。另外，泰兴市的市长、教育局长也不让我退休，叫我继续干几年。政府对我这么信任，就是最大的幸福。如今，我还是拿的原工资，物质的东西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生活非常简单，跟学生吃一样的饭，一个月的伙食费200多元就够了，又不去洗澡、跳舞、开支很少。
    目前，洋思中学还离开我，因为原校离县城远。学生家长、参观不方便，之紧靠化工开发区，有污染，不利于学校的继续发展。因此，学校争取并得到市政府批准，在泰兴市新城区，新市政府的南边，已征地200多亩，动工建设更加漂亮的洋思中学，计划暑期建成，2005年秋学期在这里招生。正月初，我儿子、女儿知道我爱人腿关节要开刀，多次打电话叫我立即退休，不要再干下去，一是为了保重两位老人的身体；二是建校困难大，政策性特别强，弄不好吃力不讨好，要犯错误。他们叫我把市长、局长的电话号码给他们，他们要问领导为什么要叫这么大年龄的人挑这个重担。我说是我要干的。他们说：“你太傻了，白手建校，你要求人，人要求你，要一点也不行贿、受贿，难啊！”我含着眼泪，发了大脾气说：“你们太小看我了！你们放心，我肯定会成功，绝不会犯什么错误！”于是，正月初八，我回到学校，一方面忙开学，一方面忙建校，享受着战斗乐趣。我心想，我像吃了豹子胆似的，去干谁也不想干、谁也不敢干的事，真是其乐无穷！
    新校建成后，我会退休回家，那时的洋思中学将会比现在更好。
    学校环境优美、交通方便（距泰兴车站仅300多米）。学校北校门，面对街心广场、市政府、图博中心，学校东是东三环，学校南是南二环，、学校西是美丽的羽惠河。洋思有比我强的校长。现在的副校长、党支部书记秦培元，是全国优秀教师、研究生毕业、精通英语教学，到加拿大进修过，从工作到如今二十多年一直跟着我干，全面素质高，有魄力，有耐心，将来肯定比我强。朱明德副校长，50多岁，和我一起工作25年，经验丰富，脑子活，有主人翁的精神，有全局观念，有决策能力，能独立地工作，他在外交等方面比我胜。现在，我校有六位分校校长（一个年级两个分校，一位校长负责10个班），他们是汤宏程、高正国、刁勇、朱向军、凌俊、曹伟林。这六个分校校长，年龄都在30岁上下，个个都能对外开课，都是教学能手、后起之秀，都能当一个中学校长，都比我30岁时强得多。教师队伍不断优化。现有教师平均年龄27岁，绝大部分本科水平，都能灵活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对外开课。再经过一两年强化培训，个个都能成为名师。洋思中学的管理将更加科学化。继续推行层层承包，明确责任，奖优罚劣，效益将会更高。洋思中学可以办高中，把初中的经验移植到高中，丰富发展洋思经验。
    总之，洋思中学进了新区，她的名字将永远存在。洋思中学越办越好，不仅是中国名校，而且可以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的名校。

洋思的崛起是个“奇迹”。要解读这个奇迹，就不能不说这奇迹的“领衔主演”——蔡林森。当我们把镜头对准蔡林森的时候，一个朴素面睿智的乡村教育家走进我的视野。
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下蔡林森的人生档案吧：
教育理想—一教好每一个学生；人生哲学—一吃苦就是享受；座右铭的——要教师做到的，自已首先做到；口头禅—一怎样干好，就怎样干；管理理念—一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用人标准——让最能能教学的人当教导主任；最爱看的书——《三国演义》；最景幕的人邓小平；最钟情的地方——校园。
                                     校长学：怎么当？

之一：像教徒一祥虔诚
    蔡林森的出身让他吃尽了苦头。
    1942年．他出生在贫穷的“革命家庭。家里兄妹6人，他是老大，后来又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富农家庭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一家人穷困潦倒。那时候，一年四季床上只垫一条草席。没有交通工具，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进城办事、进修或是回家都是安步当车。如今站在我们面前的蔡林森仍然朴实得像一位地道的农民(尽管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示了他们的睿智和深邃)，真像深深秋田野的一株红高梁。长期在洋思蹲点考察的3位中学校长动情地告诉笔者：“蔡校长住在学生宿舍的6楼上，只有一张床，一只盆，毛巾、脚布都有窟窿了。现在就是在我们贫困地区，这样的校长也很难见到。”  
    对于这种艰苦的物质生活，蔡林森却是甘之如饴、情有独钟。不管是晚上睡得多晚，每天凌晨3、4点就醒了，然后学校里的大事、小事以及将要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在他大脑屏幕上轮流过一次“电影”。他5点钟起身轻手轻脚洗过脸，即从6楼一层一层地下来查看每一个宿舍(尽管每层都有一位生活老师)，再把学校的角角巡视一遍。6点钟他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早锻炼。接着是一天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午很少休息。天天如此，几乎没有节假日。他乐此不疲。
    原来他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子里。1994年他借一了一座两层小楼(和邻居相比，仍然显得寒碜)，也只是石灰墙、水泥地，简朴的桌椅，可说是家徒四壁，别无长物。蔡林森的老伴刘巧英是一位朴素的农妇．对目前的生活已经很满意了。她说：“过去家里人口多，婆母死得早，4个妹妹都是我们嫁出去的，自己还有3个孩子，生活才叫苦啊。那时我和公公两人种6亩多田。林森整天忙学的事，难得回家帮一下，只要学校有事，农活再忙丢下就走，公事哪能耽误呢?我只能每晚睡两三个小时——再苦熬过来了。现在这个日子还有什么说的呢。”
     我们又到老屋去看望蔡林森的老父，80多岁了，身板挺结实，至今还能挑百十斤重的担子。他愿意在两间小平房里呆着。房子极其简陋，堆满了农具杂物，下面高低不平的泥地透着一股凉气。老人家笑呵呵地说“还是呆在农村好，人不劳动怎么活啊!”
    跟父亲一样，蔡林森的一句口头禅是：“吃苦就是福!”“每当打了一个胜仗，就是心里最幸福的时候。老是有人问我，‘你都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何必不享享清福，还要这样没日没夜地苦干呢?’我的回答是，‘我现在比身体还好，能为洋思多出一份力也是好的。能多干、能吃苦才是享福啊!”
    对教育，蔡林森真的就像教徒一样虔诚。他总是希望全体洋思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和他一样热爱教育．痴迷教育，要将吃苦当作“享福”。他说：到了洋思就像到了井冈山，虽然要吃苦，但心里永远有一个希望。
    之二：管学校像做文章
    在蔡林森看来，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先想出来，再来的。办学就像写文章一样，从确定主题到布局谋篇到遣词造句，从宏观到微观，每一个细节，思考得越周密越好。一篇好文章不仅是写出来的，还是改出来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真正把洋思办好，蔡林森20年来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是别人难以想得到的。
    管学校不是管自己。蔡林森对自已是绝对管得好的。生活再苦，他能顶得住。个人的正当利益得不到满足，他也无所谓。例如在六七十年代，由于他在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断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嘉奖。可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民转公”轮不到他。一位好心人，曾直截了当地向他点破：老蔡，你不要傻干了，你出身不好。又是外乡人，即使干死了，也转不了正。而蔡林森对此的回答却是加倍的勤奋，拼命地苦干!他教一门，钻一门，精一门，对整个初中教学业务可谓“烂熟于心”，1986年终于转成公办教师。
     但在办学方面受到的制约和阻力实在太多了。洋思只是一所农村联办初中，乡中心校、乡教办……都是它的“婆婆”。蔡林森1982年被任命为校长以后，却成了一个“不安分”的“媳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之下，他整天苦思冥想，真是“心潮逐浪高”。他决心带领大家一起改变洋思的面貌。第一步抓教学质量。他从亲身的实践中早就认识到“应试教育”所搞的那套“满堂灌”、“填鸭式”以及“题海战术”的弊端和危害。那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这些口号，但他意识到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自觉性，明确要求各科教师做到“当堂教、当堂学、当堂巩固”，这就是后来提升为“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改模式的雏形。这一着，首先受到为数不少的任课教师的抵制，一位化学教师当面提出：“蔡校长，兄弟学校每周4节化学课，晚自修还要‘补差’，我校一周只有3节化学课，你还要求我们当堂完成作业，这样做，怎么能完成教学进度？如果明年中考考砸了，你要为我收回名誉！” 蔡林森及时向中心学校校长汇报的自己的教改设想，同样得到了这样的反问：“现在有几家学校能做到当堂完成作业的？”
    但是，蔡林森不为所动。他说：“我认为不该做的事情，你怎么说我也不做；我认为是正确的必须做的事情，任何阻力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如果干错了，可以处分我，撤我的职！”好一个执着的蔡林森。洋思中学第一任校长曾经这样亦庄亦谐、亦毁亦誉地评价过蔡林森“老蔡这个人啊，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揪’（干的意思）的事，他敢‘揪’！”蔡林森硬是把“当堂完成作业”列为学校教改方案，并且作为年终评优、评先的条件。他身先士卒，为别人示范，几位年轻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紧紧跟上，嗳，还别说，这一着还真灵：1984年，无论中考还是教办组织的会考，洋思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就连那位与蔡林森激烈争论的化学老师，从亲身的实践中也尝到了这项改革的甜头。
    从此，洋思的教学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永远结束了完全脱离学生实际的“满堂灌”的关况……1994年《江苏教育报》和《中国教育报》先后发表了《洋思之路》，从此，“洋思”这个名字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全国普教战线的每一个角落，来校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如何抓住机遇进一步发展事业，将洋思这篇文章做大？这正是蔡林森苦苦思索的问题。但是难啊，一是受到经费短缺的严重困扰，二是思想也不解放，老是囿于这样的思维定势：洋思就是要在三流的设备、三流的生源、三流的师资（指学历不高）的基础创造出一流的教学质量。
    直到1998年，学校仍然只有两幢二层教学楼，仅有班级。就在这时，时任泰州市市委书记陈宝田到校视察，他对蔡林森说：“洋思的硬件不能老停留在三流水平，如果有了一流的硬件不是更能保障一流的教学质量吗?”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蔡林森的全身。接着分管教育的黄副市长和教委的邵、朱两位主任也来了，说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大量资金投向洋思，但是第一可以帮助向银行贷款，第二给政策，允许向市内外收一批学生，收取一定的捐资建校费。对蔡林森来说，这无疑一支兴奋剂；对于洋思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支补血剂。
    发展是个硬道理。于是，洋思征用土地，大兴土木，在短短的三年内，校园“旧貌换新颜”。如今，一如蔡林森期盼的那样，洋思不仅做成了一篇“好文章”，还做成了一篇“大文章”。
    之三：越当越感到“心慌”
    洋思从1980年用24000元砌了两排小平房起家，发展到现在占地100多亩，幢幢高楼林立，建筑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从几个班200多名学生“增容”到47个班，2500多名学生，可谓遐迩闻名地泱泱大校，每天都有数百人来校取经，参观总人次已愈20万。如今学校又在城区征地200亩建设新校区，投资又是几千万元。
    然而蔡林森越来越感到“心慌”。记得1994年登载了《洋思之路》的报纸送到学校的那天，全校师生群情振奋，一片欢腾，都认为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洋思的改革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大家稍为冷静了一点以后，蔡林森当晚就召开了教工大会，他感慨万端地说了一番话：“同志们千万不要认为一篇文章发表似乎意味着洋思已经到 ‘顶峰’了。学校的‘顶峰’永远不存在。如果真有什么 ‘顶峰’，那就是衰落的开始。大家都年到看到我们周围的某企业，当年搞得何等红火，但几曾何时，现在不是大幅度滑坡了吗？这样的教训我们可要牢牢地记取啊！”
    第二天清晨，蔡林森赶到当时的教委主任家里，说：“邵主任，您看洋思的结果会如何？”“什么意思？”“我认为洋思最终会落后的，许多学校迟早会超过我们。我只希望洋思发展的势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要减弱——如果洋思在我的手上衰落了，我就是一个罪人。当然事业不是个人的。我们全校师生都希望洋思越办越好，我想请您再去向大家提些新的要求，讲讲在荣誉面前如何不断找差距，永远不停步！”邵主任连连点头称是。
    有一次开会，蔡林森出人意外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人人去楼空”四个大字，老师们都感到茫然。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解释说：现在我们砌了这么多房子，这钱是从家长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装备好了学校就是为了更好地为广大同学服务。这就叫“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但是如果哪一天我们把学校办垮了，教育教学质量下降了，学生就会走光．这就要“人去楼空”，我们也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每一次走访蔡林森，他都不无焦虑地对我们说：当校长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与其说胆子越来越大，不如说胆子越来越小，老是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似乎随时都有灭顶之灾似的。这两年开学的时候，总有几百辆送学生的车子开进校园，好像每一个车轮都压在我的心上，感到隐隐作痛。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笑问。
    “压力大啊!”蔡林森眼里闪着一丝忧愁，说：“我们学校地处偏僻农村，毫无地域优势。要说硬件，比起大城市一些重点中学差距还大得很呢。教师呢，目前也没有几位名教师。人家把孩子送来，就是冲着我校所作出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个承诺来啊，好，各种各样的‘差生’(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称呼)都来了，你真的能‘让每一位家长满意’吗?对这些孩子怎么‘管’，怎么‘教’，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如何落到实处?再说了，这几年来先后进校200多位年轻教师，尽管我们想尽办法对他们强化培训，他们也十分努力，但如何才能使家长真正放心呢?所以我对全体老师说，我们都是长征途中的红军，要过金沙江、大渡河，还要过草地、爬雪山，可不有一点儿麻痹懈怠。

 “那您就没有一点轻松愉快的时候啦?”

“有啊”，蔡林森爽朗地大笑起来，“前年和去年放寒假的时候，都在下大雪，1000多位家长到学校来接孩子。回家过年，个个脸上都是喜笑颜开，看到校长和老师连声说感谢。这就是我最开、最幸福的时候。”